研究杜甫的论文8000字怎么写高中

理解杜甫的59种角度——评向以鲜《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程章灿向以鲜是古典文学教授，也是活跃于当今诗坛的名家，一手写诗，一手治学，左右开弓，两手都有硬工夫，这是相当罕见的。我与以鲜缘分不浅。我们既是同庚，又是同年，还是同行。我们同是出生于1963年，同在1970年至1979年间在乡村接受中小学教育，同于1979年考上大学，同在1983年考上唐宋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虽然分配在不同高校，却同在古籍所工作，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更巧的是，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研究兴趣，比如在南宋诗人刘克庄研究和中国古代石刻文化研究方面，殊途同归，不谋而合。我与以鲜的初次见面迟至2018年，但这些重重叠叠的缘分，使我们一见如故，更感投缘，对他的诗作和学术著作，我也格外关注。说来惭愧，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新诗的爱好者，近年来俗务牵扯，用来读新诗的时间越来越有限，对读过的诗作能够留下印象的也越来越少。但以鲜的诗作是例外，他的《观察西岭雪山的十三种方式》，我一读之后就赞叹不置，至今难忘。这首诗表面上咏的是雪山，实际上咏的是杜甫，把诗中的西岭雪山替换成杜甫，没有丝毫违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不是一篇小小的绝句，古人都已经看出来了：“此‘千秋’‘万里’，是甚气概！”所以，这首小诗经得起反复吟诵，西岭雪山经得起各种观察。以鲜的十三种观察方式，既是站在诗歌的立场之上，也是站在学术的立场之上。诵读着他的这些诗句，我感觉诗人已经幻化成西岭雪山，他的心在飞雪！既然观察西岭雪山都可以有十三种方式，那么，理解杜甫可以有更多种方式，更多种角度，《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为此提供了确证。向以鲜《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为杜甫作传者不乏名家，闻一多、洪业、冯至、萧涤非、朱东润、陈贻焮、莫砺锋等，都是熠熠闪光的名字。其中，闻一多和冯至两位更是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他们为杜甫作传，代表了现代诗人理解古代诗圣的特殊方式。以鲜也是一位当代诗人，其硕士导师王达津教授是闻一多的弟子，论起来以鲜兄就是闻一多的再传弟子，而《盛世的侧影》继承了闻一多冯至以来现代诗人为古代诗圣作传的学术传统，是有渊源的。千家注杜，万家评杜，学统文脉，绵延不绝。这部崭新推出的杜甫评传，随着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一起来到这个世界，为21世纪杜诗学史开创新篇。它全身上下充满创意，它的结构是新颖的，它的题目是新鲜的，它的视角是新辟的，它的文字是新奇的。全书不分章，只由59个小节组成，意在暗合杜甫59岁的一生。评传叙述大致按照杜甫的生平先后排列。每一节都有引人注目的好题目，每个题目都是观察和理解杜甫的好角度。从书名《盛世的侧影》到节名《童年的剑气》《除夕赌徒》《长安诗歌道场》《一只金虾蟆》《第四种告别》《撒娇派》《诗人和艳情》……都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冲动，欲罢而不能。至于文字跳脱灵动，文采飞扬，更是随处可见，真不愧是诗人的手笔。评传以“盛世的侧影”为题，这盛世，当然指的是杜甫所生活的大唐盛世。杜甫所看到的盛世，盛世所映现的杜甫，组合成了这副“盛世的侧影”。用以鲜的说法，一方面，“韦坚用他的才智和丰富的物质文明，为我们展露了大唐盛世的侧影”，另一方面，杜甫用他的才智和卓越的诗歌创作，为我们展露了大唐盛世的侧影。《饮中八仙歌》是杜甫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先师程千帆先生曾经以“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为题，对《饮中八仙歌》作了精彩的分析。以鲜又进一步细读，提出别致的赏析：“杜甫对玄宗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想象。这八位沉醉的人间仙人传（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和焦遂），是杜甫为大唐盛世所描绘的另一幅盛世侧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杜甫都看见过自己的某一个侧影：放纵的侧影，抒情的侧影，失意的侧影，热烈的侧影。这些侧影既是杜甫的，也是大唐盛世的。”给杜甫作传，为诗人画像，杜诗无疑是最好的材料。以鲜与杜甫之间，相隔一千多年，但诗心相通，诗人总是最能理解诗人的。以鲜善于解析杜诗的篇章字句，发掘诗中的典型意象，把握诗人的精湛艺术，以人情物理融合诗艺文理，剖析层累的歧说。没有诗人特有的文学敏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管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那样的长篇巨制，还是《春夜喜雨》《绝句》《登高》那样的短篇，他的解读或洋洋洒洒，或点到即止，每有精彩之笔。例如，他指出，杜甫杰出的长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一首带有青年自传性质的诗作，当然也有自荐的意思”，与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写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异曲同工。又如，在《第四种告别》一节末尾，在叙述“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之后，以鲜写道：“杜甫写了三种人间悲伤的告别场景，将第四种告别赠给诗人自己：向内心的理想和火焰告别。”寥寥数语，曲终奏雅，巧妙点明了“三别”对于杜甫诗歌创作的历史意义。他对杜诗的解读，既有历史把握，又有美学分析，字里行间，总是充满诗意。例如他对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解析，就有优美的想象，散发浓郁的诗意。“天宝十一载（752年）秋天，堪称长安诗歌的秋天。放大到整个中国诗歌史上，这个秋天也是值得人们记住的：杜甫与高适、薛琚、岑参、储光羲等五个盛唐诗人，一同登临了曲江边上著名的慈恩寺塔（大雁塔）——把本来是佛教道场的慈恩寺塔，瞬间变成了长安的诗歌道场。”于是，他把这一节命名为《长安诗歌道场》。他还引用孙英刚的最新成果，阐发此诗的历史美学意义：“这座经历千年风霜、至今矗立在西安的大雁塔，也曾经俯瞰着隋唐长安那座历史上的大都市。它是中国中古时代带有强烈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辉煌文明的见证者，也是佛教在亚洲兴起与传播这一世界脉络的重要地标……它的宗教、思想、文化意涵，以及在整个人类文明起伏演进中的意义，清晰地刻画在历史的记忆里。”很显然，《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也从特别的角度展示了“盛世的侧影”。杜甫草堂以鲜和杜甫一样，都是流寓成都的诗人。在《就在这儿呆到老》一节中，以鲜充满感情地写道：“成都遇见杜甫是成都的幸运，杜甫遇见成都也是杜甫的幸运。”“没有杜甫的成都可能是不完美的；没有成都的杜甫，我们亦将见不到如此丰富，如此温暖而磅礴的诗人。”这是诗歌与城市的相互支撑，人与地的彼此成全。有杜甫在此，有杜甫草堂在此，锦城就是一座诗歌之城。接着，以鲜又十分冷静地用统计数字和理性分析，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论证：“其一，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作中，写于成都及梓阆间的诗作达四百多首，差不多占去杜甫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其中写于成都的诗作就有两百多首；其二，杜甫现存一千四百多首诗作，有一千首多一点都是在杜甫到达成都之后的十年内写出来的，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现象！”总之，不仅可以说“成都是诗人杜甫的福地”，也可以说杜甫是诗城成都的巨星。在这部从头到尾只有59节的评传中，以鲜辟出多达十节的篇幅，来叙述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与创作，包括《入蜀记》《就在这儿呆到老》《诗歌园艺学家》《为成都代言》《双骏双松图》《乌皮几之恋》《懒即真》《撒娇派》《杜甫的舌尖》《口语大师》等，占全书六分之一强，力度不可谓不大。诗圣的福地，诗城的巨星，作为久住成都的诗人和古典文学学者，以鲜兄怎么可能不热爱成都，怎么可能不挚爱诗圣杜甫，怎么可能不写出这本《杜甫评传》呢？一个59岁的诗人，写成另一个59岁的诗人的评传，岂非天意？如果说，在《观察西岭雪山的十三种方式》中，以鲜用十三节的架构，展示了他“观察西岭雪山的十三种方式”，那么，这部长达四十余万字的评传及其五十九节的架构，展示的就是理解杜甫的五十九个角度。散点透视，立体性和体系性即在其中矣！作者简介： 程章灿，现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宾州大学、华盛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编辑 李洁

杜甫（公元712--770），汉族，字子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本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常常感到遗憾，无缘生活在那诗歌鼎盛的唐朝，无缘结识流芳千古的众多名家，我多想与王勃同游腾王阁，共叙“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多想与李白同舟远行，体味“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友谊，但我最倾慕的是一生颠沛流漓，不改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他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他 7岁即开始学诗，自幼好学，“熟精《文选》理”，“读书破万卷”，知识渊博，颇有政治抱负，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公元731年，年仅20岁的杜甫为追求济世报国理想而开始第一次漫游，在吴越（现江苏浙江一带），游览了江南许多秀丽的山川。其《壮游》诗曾写道：“东下姑苏台，已俱浮海航。至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但当时少年气盛，考场得失并未十分在意。第二年，杜甫又开始第二次漫游，这次的地点在齐、赵（今河南、山东、河北）一带。他在《壮游》诗中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青云冈。”从这几句诗中可见，杜甫在齐赵漫游的时候是多么的风流倜傥，春天在丛台上放歌，冬天在青丘旁打猎。其间他还创作了《望岳》、《登兖州城楼》等作品，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俯视一切、慷慨激昂对人生充满憧憬和信心的名句。天宝三载（744），他在洛阳与李白相遇结识，二人一见如故，同游梁、宋，这是杜甫的第三次漫游。此次漫游的同伴还有诗人高适，三人情趣相投，一起登高怀古，饮酒赋诗，郊游狩猎，访古寻幽，不一快哉。直至秋天，三人分手，他怀抱着政治理想来到了京都长安。但是迎接他的是冷漠的社会现实，杜甫在仕途上又一次遭到了挫折，生活也落魄起来。直到天宝十四载十月，困守长安十年后才被任命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正八品下的小官，与杜甫的理想比较，简直有点滑稽。但也只得离开长安，来到寄居在奉先（今陕西蒲城）的妻子身边，一路上他看到饿殍遍野，又见唐玄宗正和杨贵妃在华清宫通宵饮酒作乐，满怀悲愤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完结。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 “三别”。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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