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学论文

张鸿雁，男，1954年生于辽宁省西丰县。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1985年到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先秦史博士学位，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在辽宁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长期以来主要研究城市发展史、春秋战略城市经济史、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发展战略、中西文化比较、城市管理、企业策划与企业战略运作、企业营销管等方面的研究。多学校的工作经历，在教学上所涉范围较广，曾开设的课程有：城市发展史、中国古代史、城市经济史、城市社会学、东方学、国情学、史学理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城市管理学、经济思想史、先秦史、社区理论、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企业策划与企业发展战略、CIS导入与企业差异化经营、企业危机处理、区域市场营销管理等。在《史学理论》、《城市问题》、《历史研究》、《南方经济》、《民族研究》、《哲学与文化》（台湾）、《南京大学学报》、《中国软科学》、《光明日报》、《学术月刊》、《中国史研究》等几十家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00余篇，出版各种学术专著11部。在学术研究之余，先后为30多家企业进行企业形象和企业营销管理策划，并成功地救活过濒临倒闭的企业。张鸿雁：中国十大策划专家、著名品牌营销策划领军专家。

城市社区建设具有社会性、地域性、自治性、依存性和群众性等基本特性：　　　　1、社会性。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社会中各种复杂的关系和种种问题都会通过社区反映出来。马克思曾说，“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①，“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真正的天性”②。 社区是一定的地域界限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空间范围内的表现。因此，社区建设首先表现为人际关系建设。众所周知，传统社会或乡村社区与现代社会或城市社区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表现为紧密或亲密，后者表现为疏远或冷漠造成这一区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人际交往的间接化，而人际交往的间接化又是由两个相互联系的因素引起：一是居住方式的相对封闭化，即住宅的高层化和别墅化使每一家庭的生活空间日趋独立或封闭，居民之间直接见面的机会因而减少；二是传播媒介的日益多样化，即电话、书信、网络等个人传媒和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和多样化使居民花费在与媒体打交道的时间增多，而花费在串门走户的时间减少。由此可见，社区人际关系建设实质上是社区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建设，这种建设在操作层面上就是为居民提供直接交往的场所和机会。在有限政府理念的指导下，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从而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建设是社会性广泛参与的行动。　　　　2、地域性。社区是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地域界限或聚集场所，它具有地域要素，是一个地域性概念。美国社会学家EW伯吉斯（Ernest Burgess）特别强调社区的地域性含义，他在一篇题为《邻里工作可否有个科学基础？》的论文中写道：“‘社区’一词，已为社会学家们广泛使用，邻里工作者们，以及其他一些人也常常使用这个词，但他们所指的含义却彼此相差甚远。无论研究哪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有必要首先明确概念，弄清楚有关概念之间的区别所在。在这个学科的文献中，现在有一种倾向越来越明显，即强调社区的地理环境。”因为社区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它同时含有“社会一人类生活的共同体”的涵义。社区地域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民俗、语言、法律、生活等特性。历史上重要事件留下的文化遗产以及地域、人文等特征，也会给域形成一定的氛围。一个地区的社区建设总是与这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特有的人文历史相联系的，因而带有显著的地域性特点。社区建设的地域性主要表现为：（1）从内容上看，社区建设主要是根据本社区成员的需求和愿望，解决本社区问题，为本社区成员提供多样化服务。（2）从主体上看，社区建设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主要是本社区内的居民、单位和群体、组织。（3）从活动范围上看，社区建设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本社区之内，并在一定程度上受本社区地理环境条件的制约。由此决定了社区建设地域性特征。　　　　3、自治性。自治源自于希腊语，意指“自我治理或自我做主的状态”。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解释，“自治是指某个人或集体管理其自身事务，并且单独对其行为和命运负责的一种状态”④。自治一词相对应的词是“他治”。“他治意味着自我或者我们的生活处于受他人的控制而不自主”④。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一个团体可能是：a)自治的或他治的，b)自主的或不自主的。自治意味着不像他治那样，由外人制订团体的章程，而是由团体的成员按其本质制订章程(而且不管它是如何进行的)。自主意味着，领导人和团体的行政班子依照团体自己的制度任命，而不像不自主的团体由外人任命的那样(不管任命是如何进行的)①。　　　　严格意义上讲，按照社区原则，城市的基层社区组织是自治组织，是群众自我管理的组织、自我服务的组织。社区建设中的各类群众性组织本身具有天然的“民间色彩”，它的属性是“自”，即自主和自治。自治性是社区的本质特征和价值所在。社区组织的产生是来自社区内居民的选举，其职能总体上说是为社区内居民群众服务的，它的全部工作对象是社区内的居民和驻区单位。因此，基层社区组织不是行政组织，不是一级政权，而是一个基层的、社会的服务组织，它的根本性质是自治，是一种依法自治的群众性组织(一些城市把居委会干部当作公务员对待，采取委派制显然是一种误解，当然，街道办事处除外)。社区自治集中体现在社区成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特别是对区域性的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管理上。社区自治是一种管理成本较低的体制创新，是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②。社区自治，并不意味着社区范围内的问题都留给社区来解决。比如，社区范围内的公共安全，正如其他地域层面的公共安全一样，这首先就是属于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当然，在政府供给的同时，社区也可以通过自组织的形式(比如老人巡逻队)补充供给。自组织的社区不仅仅是一种状态，更是一个过程。自治性是社区的本质特征和价值所在。　　　　4、依存性。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区不是纯粹的自然地理区，而是社会空间与地理空间的有机统一，是一个人文区位。因此，社区概念强调的不仅仅是人们在地域上的统一，它更强调的是生活在共同地域之上的人们的彼此交往和归属感。社会学家普遍认为，社区归属感(community attachment)是影响社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所谓社区归属感是指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既有对自己社区身份的确认，也带有个体的感情色彩，主要包括对社区的投入、喜爱和依恋等情感③。城市社区一般是人为的产物。居民们大多数是以业缘关系代替血缘、姻缘关系，这也是城市社区区别于农村的最大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讲，城市社区中居民丧失了农村社区“人和”的最大价值，城市杜区居民信奉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左邻右舍不相识。城市社区服务、社区建设正是针对如此现象应运而生。纵观社区的一切活动是建立并维持在相互依存和互意的基础上的，这种互惠和相互依存是自愿的，理性的，如果个人和集团不再需要他人，如果从互惠和合作中什么也得不到，社区就不会出现和维持。“现代化、工业化从根本上说不会削弱人们的社区意识和归属感，恰恰相反，构成社区质量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环境、教育、能源等因素的状况及其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区意识和归属感”④社区的魅力就在于其初级群体的情感因素，在于非理性、非组织化、非正式的人际关系，这样的社区和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社区精神或社区意识才能对居民构成持久的吸引力。社区建设的根本目标是通过社区建设活动推动和促进社区居民共同意识的形成，增加居民对社区建设的认同感和对自己社区的归属感，从而达到“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境界。　　　　5、群众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社区建设的主体是群众，社区建设的成败决定于群众广泛参与。社区建设的群众基础是指支持社区工作、参与社区活动、关心社区事务的社区群体。这个社区群体是以居住为基础，组织为纽带，活动为载体凝聚起来的。社区的群众基础是社区建设的力量源泉，是推动社区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决定社区建设进程的重要因素。从社区建设的对象看，不是指社区内的某一群体或几个群体，而是指社区内的所有群众。由此决定社区建设具有明显的群众性。“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扩大。”①随着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就业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居民群众对社区的归属感越来越强，对生活质量和社区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社区建设需要根据群众不同层次需求，坚持以人为本，心系群众、服务群众。“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能否做到以群众利益为根本，是社区建设成败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