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6年1959年1月1日，《科学报》创刊（对开周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科学报”报名。1959年初，《科学报》创刊后不久，即召开了首次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报通讯员大会。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代表院党组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科学报》创刊后的几年内曾反复停刊复刊。到1962年11月12日第二次复刊后去掉了“内部资料”的字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作为中国科学院喉舌的《科学报》也和全国许多报纸一样停办。1966年8月13日，编辑部在当日出版的《科学报》上发表《告读者》：本报自即日起，暂时停止出版。1979～1988年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被迫停刊了12年之久的《科学报》于1979年11月2日复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代表中科院党组，以《春风吹又生》为题撰写了《科学报》复刊词。1979年12月，《科学报》首次采取院内公开招聘，从应聘的30多人中经考试调入5人。到1980年底，形成了由14名专职编采人员组成的基本队伍。1981年1月，《科学报》在北京第一次召开记者会议。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克实代表院党组到会讲话，特别赞赏报社设兼职记者的做法。1982年8月，《科学报》在国内首家刊发本报记者高景泰和宋世绵独家采写的有关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事迹的长篇通讯《献身祖国光学事业的忠诚战士》，在国内引起震动。此后引发各新闻媒体连续报道，引起中央领导关注并批示，蒋筑英成为新时期中年知识分子的一代楷模。1984年1月，《科学报》由复刊后的4开8版小报改回对开大报，每周一期。1984年5月，《科学报》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前夕，编辑部在征得有关中科院分院的同意和支持下，决定在华东、中南、西北、东北地区设记者站。《科学报》1985年开始在国内公开发行，由北京邮局承担国内发行业务，当年征订份数近5万份。1986年4月，《科学报》围绕长江三峡工程开展讨论，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为推进我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调动和发挥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的咨询、参谋作用产生了积极效果。1986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下达[科学报字0447号]文件，要求未建记者站的分院“应积极筹备，尽早建立记者站”。截至1987年底，《科学报》已在中科院各分院和京外直属研究所建立起记者站18个，拥有记者站专职记者23名、兼职记者40名、特约记者28名、通讯员近500名，形成了一支规模较大、有较好素质的通联队伍。1987年1月，《科学报》由周一刊改为周二刊。由主要在国内发行扩展为向国外发行(国外刊号为D995)。《科学报》紧紧依靠中国最大的科学群体——中国科学院这个强大后盾办报，特别强调科技报道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权威性。1987年，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在北京对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的科学家的调查表明，80%的中国科学家认为在中国各家新闻媒介中，《科学报》的科技新闻报道最可信。1988年，科学报社创办国内首家科技新闻业务杂志《科技新闻通讯》，在长春编辑、出版、发行。1989年改由中国科学报社与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合办。1990年移回北京编辑发行，更名《科技新闻与写作》。1989～1998年1989年1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准，《科学报》更名为《中国科学报》。1989年11月23日，报社激光照排筹备工作完成。1990年，《中国科学报》率先开展了科技体制改革探讨的专题讨论，在科技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引起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都作了报道。经经贸部批准，1991年12月12日，中国科学报社在厦门举办海峡两岸科技合作项目洽谈会，国内各部委600余项科技合作项目参加洽谈，引资2200万美元。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科学报》从1993年1月起由周二刊改为周三刊。1993年初，《中国科学报》揭露李富斌剽窃论文事件引发的科界打假报道引起强烈反响。这一报道与随之开展的科学道德专题讨论被两院院士评为1993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科学报·海外版》于1993年7月1开始正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海外版汉字印刷，每月一期对开8版，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主办。其主要读者对象为中国在国外的留学人员、访问学者、华裔科学家及华裔企业家，发行范围涵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在美国就有700多家大学图书馆有该报供读者阅览。1993年下半年，《中国科学报》率先开展“如何看待科技人员上山下海”的讨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报道这一讨论的进展情况，并选播讨论文章。如何看待成果鉴定，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评价体系，科学界对此看法不一致。从1993年11月12日起，《中国科学报》在一版开辟专栏开展关于“成果评审和鉴定”的讨论，首先发表了学部委员何祚庥的文章，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均予播发，新华社也发了通稿。1994年9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发文，向全国推荐订阅《中国科学报》。该文说“《中国科学报》是一份在我国科技界颇有影响的国内外公开发行报纸。它在宣传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报道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和动态、弘扬老科学家治学经验和奉献精神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深受广大科技和教育界读者的欢迎和喜爱”。1994年，《中国科学报》开辟了《维护科学尊严》专栏，先后对邱氏鼠药、水变油、伪气功等进行揭露，起到了较好的导向作用。这年9月，《中国科学报》登报征询读者意见，95%的回信读者对本报的科学性表示满意；82%的读者对本报的导向性表示满意；79%的读者对本报的权威性表示满意。1994年10月开始，为庆祝《中国科学报》创刊35周年，有近百名我国科技部门领导、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大学校长和有关新闻单位的领导题词祝贺和鼓励。1995年6月23日，本报评论员文章《义不容辞地维护科学尊严》(黄安文撰稿，李士修改)荣获1994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1995年10月，《中国科学报》以《我国为何与诺贝尔奖无缘?》为题展开讨论，一些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96年5月，《中国科学报》与美国《科学》杂志建立合作关系，在《中国科学报》开辟的《科学快讯》专栏中将这一世界著名科学杂志上的重要内容及时介绍给中国读者，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欢迎。1996年6月～9月，钱伟长等60余位大学校长向全国联名推荐《中国科学报》。推荐信说：“在我国科技界，有一份在国内颇具影响但尚未被高校师生普遍认识的代表我国科技教育界水平的科技大报——《中国科学报》，她是我们担任校长工作的同志们最喜爱阅读的报纸之一。”1996年秋，美国《科学》杂志专门撰文介绍《中国科学报》反对伪科学的情况，高度评价《中国科学报》在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的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1997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批准对《中国科学报海外版》的属关系进行调整，由中科集团代管调整为隶属中国科学报社。《中国科学报海外版电子版》改为《中国科学报电子版》。1998年1月，《中国科学报》改版，由周三刊变为周四刊(后为周五刊)，由原来每周12块版发展为每周28块版。1998年初，《中国科学报》与英国《自然》杂志建立合作关系。1998年4月，面向北京市民读者、引导市民科学生活的《科技新闻·生活周刊》推出，迅速成为北京报刊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1998年6月29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科学报》从1999年1月1日起更名为《科学时报》(日报，对开8～16版)。《科学时报》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由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办。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创办《网络报》，由中国科学报社和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联合主办。《网络报》首刊暨中国信息化建设论坛1998年7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998年8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科坛文明天地》变更为《科学新闻》杂志，由双月刊变更为周刊(8开64版)。《科学新闻》杂志由中国科学报社和中科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主办。1998年10月，第一届中共中国科学报社党委和纪委成立。1998年10月29日，中国科学院批准中国科学报社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新闻传播中心。更名后的中国科学院新闻传播中心仍是中科院的事业单位，归口管理中科院新闻媒体。
简介：中国科学报社成立于1959年1月，是中国科学院所属唯一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新闻媒体单位，具有主办报纸和期刊的特许出版权和发行权、记者和记者站的管理权、广告经营权和新闻类网站的主办权等。
围棋人机大战让人工智能的话题热度居高不下。每一次新进展的横空出世，都让期待这项技术的人变得更乐观，不过，人们对其影响力的顾虑也在明显上升。越来越多的组织、机构开始研究智能机器衍生的伦理问题。虽然人们无法保证今天的思考、策略完全有效，但在没有作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必然无法将其控制。 一、永恒的恐惧 对于人工智能的忧虑，最早可以追溯到200年前。但这不是对一项技术的反思，而是展示了造物者与被造物之间的内在关系。 “亚当”是英国19世纪女作家玛丽·雪莱笔下作品《弗兰肯斯坦》中的合成生命体，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创造了他。亚当天性善良，渴望感情，渴望受到尊重，但世界并没有像他所期待的那样接纳他，他始终是个异类。 于是，他被迫反抗，作出极端行为，胁迫弗兰肯斯坦为他造一个“夏娃”。弗兰肯斯坦担心“亚当”和“夏娃”会衍生出无数新的怪物，在即将成功时将“夏娃”销毁。“亚当”开始了复仇杀戮，弗兰肯斯坦只能与之决斗。 《弗兰肯斯坦》在多年以后，依然能够成为英美文化的热点。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认为，这是源于人类与被造物之间天然的永恒恐惧与不安。“历史证明，即便同是人类，异族之间想要获得融合，也需付出巨大代价。”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实现越近，恐惧与不安会更深。 不过，科学家一向反对将人工智能过度拟人化，他们认为目前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它们在未来会带来像作品中的灾难性后果。 伦理学家、哲学家则坚持对人工智能的忧虑，至少可以理解为对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江晓原说：“要打消这个担忧，就必须论证‘人工智能不会危害人类’或者‘人工智能的危害是可控的’。” 二、人造机器会不会超越人 对于人工智能的警惕最初的焦点在于“人造的机器会超越人”。库兹韦尔在《奇点临近》中表示，一旦强人工智能实现，它可以很轻易地获得提高，其能力也会增倍，这是机器能力的根本特质。而这种自我强化的智能最终会超过人类智能水平。 世界通用人工智能学会副主席、《通用人工智能》杂志主编、美国天普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副教授王培认为，首先需要理清人工智能的概念。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主流认知是，“人工智能”就是要在计算机上再现“全部的”人类智力功能。 虽然人们不断尝试设计和构建“思维机器”，但是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科学家转而研发只在某个特定问题的解决上可以达到人类水平的计算机系统。 在王培看来，这种研究方向的根本问题是这类系统的能力完全由人设计决定，系统本身基本上没有适应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因此，这类系统不是真正的智能。 一种非主流认识是，“智能”代表着某种理性原则，人类的智能从来不是全知全能，但人类总是能在任意环境中找到最优解。因此，真正的智能的定义可以抽象为“在知识和资源相对不足的条件下的适应能力”。 所谓“适应能力”是指，系统面临的问题是实时发生的，对系统作出反应的时间是有要求的；同时，相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说，系统只有有限的信息加工能力，比如记忆的容量、计算的速度；其次，系统必须是开放的，不对面临的问题内容加以限制。 如此一来，目前人们所了解的人工智能系统都不满足这种能力。但王培认为，这才是更接近公众心目中的人工智能观念，是灵活的、有创造力的。 这类系统是一个自适应系统，元程序设计会赋予其自主应对问题的能力，但是它所面临的每一个问题本身并没有程序可以依靠，而是全凭自己在环境中学习和积累经验。 “无论计算机技术如何发展，尽管真正的人工智能系统会在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能力上超过人类，但由于它没有生物属性，没有和人类完全相同的经验，所以不会在所有方面超越人类。”王培表示，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只是在某些方面和人具有可比性，而非整体超越人类。那么，人与系统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水平。 三、人工智能真的可控吗 人工智能不会全面超过人类不意味着它完全可控。就连库兹韦尔也表示，失控的人工智能在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 王培承认，“智能”往往被当作褒义词，但事实上，真正的智能在拥有灵活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也可能是不稳定、不可靠的。“人工智能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减少人对计算机的控制和干预。因此，智能越高，失控的可能性在理论上就越大，风险也就越大。” 这正好印证了伦理学家的担忧。我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表示，伦理学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希望人工智能机器成为一个“人工道德行动者”，使它们能考虑他人利益，甚至拥有利他主义倾向。 美国机器智能研究院专门研究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该机构奠基人尤德科夫斯基就曾提出了“友好人工智能”的概念，认为“友善”从设计伊始就应当被注入机器的智能系统中。但这个理论很容易被推翻。“一个明显的常识是：人类无法避免自己的一部分后代学坏。”江晓原说。 王培的看法是，一个智能系统的行为同时取决于其先天条件以及后天条件。对于系统设计本身，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人类普世的道德标准编进程序。但由于它拥有自适应能力，人类无法预见其行为的所有后果。 “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仍是被它的经验所约束的，如果在其‘未成年’期对其输入信息控制，以达到社会认可的动机、知识、技能结构和水平，并在其成长过程中进行与机器相关的道德、法律等社会约束，通过终生教育和社会化过程，可以实现像对人一样的管理。” 他认为，这就是平衡自由和道德的手段，然而，这个平衡并不能事先保证。这也说明人工智能一定能成为“人工道德行动者”的证据是不明确的。 四、预防还是行动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科技发展过程中，恐惧新技术的人都会振振有词地说：到此处为止，不要再进步。 然而，由于“智能”天生就无法控制，在邱仁宗看来，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的威胁是一种“存在威胁”，即人类存在本身都成为问题，没有一项其他科技可以与之对等。 “真正带有终极性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为什么需要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真的必不可少吗？”江晓原认为，“没有人工智能或者限制人工智能并不会影响人类生存，它影响的是资本增值。” 这也造成在该问题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原则。预防原则要求，我们不能用试错法来处理生存危机。如果一个行为的后果未知，但是根据科学家判断有极小可能会带来巨大的负面风险，这一行为最好不要进行；行动派则认为，很明显，这就要求科学家在战略中要尽可能提高自信以对抗这种风险。阻止新兴技术带来的好处，可能会增加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 尽管两者无法达成一致，但人工智能研究是人类几千年来在意识层面上自我认识的努力的最新前沿，它将不会停止发展。 “目前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没有成熟到支持应用技术的程度。和所有科学领域一样，把不成熟的研究成果投入实际应用是危险的，尤其是那些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成果，因此它的伦理问题很重要。”王培坦言，作为人工智能的研究者，随时想着自己研究工作的社会后果非常必要。“但人工智能技术的具体伦理规范应当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而逐渐建立，而不可能在研究成果尚未成熟的条件下完善。” 江晓原也表示，在必须发展该技术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抱着慎之又慎的心态。虽然本质上不存在能对抗强人工智能的绝对保护措施，大力增加在发展防御手段上的投入，包括道德标准、法律标准和防御技术本身都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在他看来，当这样一项重大科技应用有可能引发伦理和社会问题时，应对方式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展开积极的对话，而非单向的传播和顺从。
未来战争：用大数据夺取制信息权信息战打的就是信息流的战争。从整个信息流的转换来看，谁控制了最真实的信息流，谁就控制了这场战争的主导权。夺取制信息权已经成为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先决条件，是未来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随着信息化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数据时代”。每天，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传感器、移动设备、社交网络和在线交易平台生成上百万兆字节的数据。美国奥巴马政府甚至将大数据称为“未来的新石油”，谁掌控了数据流谁就将主宰未来世界。众所周知，军事领域一直都是人类最先进科技的实验室，大数据无疑将给未来战争形态带来巨大的改变。大数据“大”在哪儿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对大数据的定义是：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datasets）。中科院计算机所研究员王伟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大数据的“大”，理所当然，首先指的是数据体量空前巨大，远远超出传统计算机处理数据量的级别。当前伴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互联网的高速普及，信息数据量已由TB（1TB=1024GB）级升至PB（1PB=1024TB）、EB（1EB=1024PB）、ZB（1ZB=1024EB）级，并仍在呈爆炸式地增长。据悉，全球在2010 年正式进入ZB 时代，2012 年全球数据量达到2ZB，预计到2020年，全球将总共拥有35ZB 的数据量。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些数据的规模。如果把35ZB 的数据全部刻录到容量为9GB 的光盘上，其叠加的高度将达到233 万公里，相当于在地球与月球之间往返三次。其次，王伟平表示，“大”也体现在处理的数据类型多样化，远远超出传统数据格式和分析工具能处理的范畴。以往数据大都以二维结构呈现，但随着互联网、多媒体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视频、音频、图片、邮件、HTML、RFID、GPS 和传感器等产生的非结构化数据，每年都以 60%的速度增长。预计，非结构化数据将占数据总量的80%以上。此外，他认为大数据还要求数据处理的实时性。大数据的数据流往往为高速实时数据流，而且往往需要快速、持续的实时处理，能在第一时间抓住重要事件发生的信息。如果从军事领域看，指挥控制系统、天基支持系统、信息处理系统，各种侦察、监视、探测系统的信息量越来越大，大数据在指挥机构中的管理也变得空前重要和复杂。如何对海量战场数据进行存储与深度分析，如何判别数据的真实性，数据来源的可靠性，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性，是未来战争双方面临的问题。信息化战争对大数据的要求军事理论界普遍认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信息化战争开始崛起。它是一种通过使用信息化战争武器影响敌方信息与信息系统，保护己方信息与信息系统，从而取得战场信息优势的作战样式。它本质上是通过信息作战手段，以“信息流”控制“能量流”和“物质流”，剥夺敌方的信息优势、保持己方的信息优势，从而夺取战场制信息权。军事评论员宋忠平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传统的信息战包括了网络攻防战，常规作战中的干扰与反干扰，还有刑侦系统下的侦测与反侦测等内容。“信息战打的就是信息流的战争。从整个信息流的转换来看，谁控制了最真实的信息流，谁就控制了这场战争的主导权。”宋忠平说，“夺取制信息权已经成为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先决条件，是未来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但他也表示，传统信息战在处理信息以及数据方面遭遇到了各种挑战。首先是传统信息通道有限，无法一次获取大量信息。同时，不仅仅是数据量大幅增加，数据形式包括了战场感知数据、影像、视频情报等各种类型，仅仅依靠现有信息技术，不能及时高效地分析和处理这些数据。据报道，伊拉克战争爆发当日，美军驻卡塔尔和科威特前进指挥所由于无法处理保障机构提供的海量数据，不得不关闭设备，从而造成指挥所与部分突击方向的通信联系几乎中断。此外，宋忠平指出，传统信息系统的数据分享能力比较弱。“传统战争是一种离线状态下的作战方式，上级给下级分配任务，并在离线状态下执行，最后向上级汇报一个战果。而且命令一般只能管一个军一个师，因为他们往往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这也导致了相关部门往往各自为营，影响协同作战的效率。”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息化战争对大数据传输、存储、分析产生了特殊的要求。首先是数据处理的实时性要求。信息化战争中产生的海量数据最终要汇集到各级指挥中心和处理中心，这些数据源源不断地从各种传感器、情报机构以及信息中心传输汇聚到一起，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实时处理。宋忠平认为，战场所有信息哪怕是一个单兵的信息都需要通过大数据传到指挥控制中心，以了解前线情况，特殊状况下甚至可以对某个单兵的装备下达命令。因为，他可能正处在最有利的地形，可以获取最大的优势。其次是数据融合。宋忠平提出，通过使数据链的连路拉短，以前需要四至五级的管理才能下达命令，未来可能只需要三级管理完成，这样才能有助于一体化作战，而不是各个军兵种单独作战，随时随地调整作战指挥。此外，在他看来，大数据时代，信息防御难度尤其加大，对于数据安全要求更高。一般而言，信息化战争对数据传输的信息安全要求主要体现在解决防窃听、抗干扰和防止虚假信息欺的问题上。未来恐怕需要一套新的防御机制，以确保信息安全。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化战争中，各国军事体系的对抗将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各种军事信息系统、软件和数据，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为正确的决策、指挥和控制提供正确的信息。而使信息实现快速合理分发的前提，是要有对数据的统一调度和管理，让最即时的战场信息传递到最迫切需要的部门。随着战场数据量的增大，高效存储与分析海量数据，从数据中发掘敌我态势的变化，预测出最合理的作战方案，使海量数据更好地为信息化战争服务是军事大数据处理的目标。军事数据挖掘面临挑战不过，王伟平指出，大数据时代面临的一大挑战是信息的价值密度低。无论是分析人员还是智能系统都需要“大海捞针”，从海量数据中找到有用信息。“这也充分体现了数据挖掘的重要性。”他强调。数据挖掘是一个在海量数据中利用各种分析工具发现模型与数据间关系的过程，它可以帮助决策者寻找数据间潜在的某种关联，通过发现被隐藏的、被忽略的因素，就能够在数据存储和管理过程中，挖掘出重要的情报信息，作为决策和行动的依据。据宋忠平透露，在“9·11”事件发生前，情报研判人员是掌握了大量数据的，但却忽视了其中有价值的情报。因此，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国防部高级项目研究在次年的技术年会上，阐述了如何在统一集成的数据库中应用数据挖掘技术。所谓新的数据资源就是“交易空间”。如果恐怖分子要计划、执行一次恐怖活动，他们必定会在信息空间留下某种“数据脚印”。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交易”。这种交易的数据记录，可以是通讯、财务、教育、医疗，也可以是旅行、交通、出入境、房屋等等其他一切数据记录。美国正是在“交易”空间中应用数据挖掘技术，从而发现和追踪恐怖分子的。据了解，2002年，阿富汗境内的大毒枭准备为基地组织等恐怖分子提供资金时，美军的情报分析人员正是通过数据挖掘，把作战方案库里的数据与有关基地组织情况库里的资金数据进行实时、自主关联，从而指导美军先敌一步采取行动。那么，如何从技术上提升数据挖掘的能力。王伟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入口处对数据质量进行把控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数据准备是数据挖掘的重要前提，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数据挖掘的效率和精准度。“如果质量参差不齐的数据统统进入通道，便很难再对质量不高的数据进行处理，他们将对有用信息造成严重的干扰。”简言之，在数据准备阶段，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其次，选出需要分析的数据，缩小处理范围。而在数据预处理阶段，包括了消除重复数据、消除噪声、遗漏数据处理、数据类型转换等，目的是把数据处理成适合于数据挖掘的形式，并在数据选择的基础上对挖掘数据作进一步的约简减少内存资源和处理时间，使挖掘更有效。未来战争形态将发生改变奥巴马政府于2012年3月29日发布了《大数据研发倡议》（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Initiative），将大数据研发提升为国家政策。而美军大数据项目正是美国国家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美国国防部及其下属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现有的大数据项目共有10个，其中，数据到决策、网络内部威胁、影像检索与分析、X-数据项目等是具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数据到决策项目，主要指的是通过各种新途径充分利用海量数据，整合感知、认知和决策保障系统，以创造一种真正自主的系统，使之可以自主机动作业并作出决策；网络内部威胁项目目的是通过采用新式网络威胁判断技术，提高探知网络刺探活动的精度、频度和速度，从而及早暴露和防范对手的破坏活动，并提升己方的网络安全水平；影像检索与分析项目一旦取得成功，分析人员将能从海量视频库中快速、精确地检索特定的视频内容，由此便能充分、高效地挖掘影像中隐藏的有用信息； X-数据项目主要是通过开发大容量数据分析所需的可扩展算法， 以便处理分布式数据存储库中的不规则数据。通过开发高效的人机互动设备和可视用户界面技术，以便在多样化任务中更好、更快地执行操作。有了大数据项目的实施和实现，未来战争可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宋忠平认为，大数据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是预测，把数据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未来战争的指挥决策能力可以产生很大的飞跃。他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举例，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战前利用改进的民间兵棋，对战争进程、结果及伤亡人数进行了推演，推演结果与战争的实际结果基本一致。而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军利用计算机兵棋系统进行演习，推演“打击伊拉克”作战预案。随后美军现实中进攻伊拉克并取得胜利的行动，也和兵棋推演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至此，作战模拟已经从人工模式转变为计算机模式。“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战前的模拟推演，从武器使用、战争打法到指挥手段，都可以清晰地显现，作为战时决策的依据。”宋忠平说，“一旦发现作战计划有问题，可以及时调整，以确保实战伤亡最小并取得胜利。”其次，数据的融合有望打破军种之间的壁垒。大数据可以解决军队跨军种、跨部门协作的问题，真正实现一体化作战。除此之外，宋忠平认为，大数据可以改变未来的战争形态。美军尤其追求大数据支撑的拥有自主能力的无人作战平台。例如，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无人侦查机“全球鹰”，能连续监视运动目标，准确识别地面的各种飞机、导弹和车辆的类型，甚至能清晰分辨出汽车轮胎的齿轮。宋忠平指出，无人机能否做到实时地对图像进行传输非常关键。目前，美国正使用新一代极高频的通讯卫星作为大数据平台的支撑。未来，无人机甚至有可能摆脱人的控制实现完全的自主行动。美军试验型无人战斗机X-47B就是这一代表，它已经可以在完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动在航母上完成起降并执行作战任务。“全球鹰”无人机延伸阅读从数据到决策信息系统的信息处理速度、目标态势获取时间、决策周期以及快速响应时间决定着军事行动的成败。在大数据背景下，加快战场信息流转，缩短“从传感器到射手”的周期，实现“发现即摧毁”的作战目标，成为信息系统建设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数据到决策项目”成为了美军大数据项目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目前，美陆军已经提高了对海量信息的融合处理能力，正在建设的智能化作战决策支持系统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美陆军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2012年底，美国陆军开始在全球全面部署经过作战验证的情报系统。12月14日，“陆军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D6A）获得批准，并由国防采办执行委员会（DAE）负责实施。此前，D6A只是作为一种快速反应能力，成功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目前D6A已获批用于陆军所有部队，并已部署到所有旅级单位。“快速反应能力”是指一种可以快速部署，以满足最直接、最迫切需要的系统，比如作战环境，但它不一定获得了全面部署的批准。D6A用于整个陆军以及它与联邦情报机构和盟军之间的任务、处理、开发和传播情报，取代了9种不同类型的旧系统，成为陆军现代化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D6A可以帮助用户共享应用程序、文本文件、图表、照片、地图等等。与旧系统相比，D6A在2012～2017年可节约3亿美元。而在整个寿命周期中（2012～2034年），D6A可节约大约12亿美元。“泰坦”认证网络战术信息技术“泰坦”认证网络战术信息技术（Tact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Assured Networks， TITAN）的功能类似于网络搜索引擎应用软件，指挥官用于在战术作战中心监控接收到的信息和发布更新后的指令。“泰坦”可根据具体任务需求过滤信息，清理指挥官的计算机屏幕（桌面），提供与地形图、图片和文本链接的简明指令模板，以形成通用作战图。“泰坦”还提供了对未来指挥所（CPOF）和21世纪部队旅及旅以下作战指挥／蓝军跟踪（FBCB2-BFT）系统的支持，可融合来自其他领域的关键数据。智能式网络中心移动指挥控制软件智能式网络中心移动指挥控制软件（Command and Control Mobile Intelligent Net-Centric Software）是一种手持式任务指挥系统，可接收和发布己方和敌军部队的位置信息，综合来自战术无人值守地面传感器等各类传感器和雷达探测系统的信息，从而实现对敌军进展的实时监控和对薄弱区域的防护。作战人员伴侣人工智能软件作战人员伴侣（Warfighter Associate）人工智能软件，可自动搜寻各类文本交谈工具，探测士兵之间有关敏感目标的对话信息，提前将其反馈给未来指挥所的通用作战图，例如当某部队的士兵发现地雷场后，通常会在各类信息系统上人工输入相关信息，该软件能够自动提取地雷场的网格坐标，将其自动输入未来指挥所系统，提前15～20分钟，在通用作战图上生成相关信息，否则该信息会延迟或被淹没。在人工智能技术、作战理论与战术知识数据库的驱动下，“作战人员伴侣”能完成清理未来指挥所显示屏、突出重要信息、提供警告和建议等辅助用户决策和执行正确的行动方案的功能。
大数据产业:未开放的农业之花当前，大数据已快速发展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成为了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农业农村是大数据生产和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农业农村大数据已成为现代农业新型资源要素。在当下全球科技、经济发展格局下，数据已经成为了一种生产力和竞争力。当前，大数据已快速发展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成为了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农业农村是大数据生产和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农业农村大数据已成为现代农业新型资源要素。近年来，农业大数据可谓炙手可热。但相比于其他行业，农业农村大数据的采集、发布和应用仍面临着种种亟待化解的困境。我国农业大数据尚未形成涉及面广泛的农业大数据尤为庞大和复杂，可谓是最大的大数据。根据农业的特点和农业全产业链切分，农业大数据可分为农业环境与资源大数据、农业生产大数据、农业市场大数据和农业管理大数据等。而从行业来看，农业的大数据则可分为成种植业、农资及养殖业等不同的行业，其中还可再细分成不同的品种和产品。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李道亮曾在今年5月举办的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上指出，农业大数据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物联网、生物信息数据、资源环境数据、农业统计数据。而从应用来看，农业大数据主要在五个方面：第一是基础研究，第二是农业智能生产，第三是农产品市场行情预测与物流，第四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五是农业资源整合共享与服务平台。李道亮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我国的大数据概括来说有两大类，一类是微观的，主要来自企业；另一类是宏观的，来自政府部门。随着大数据的战略资源地位越来越凸显，不少农业领域企业纷纷布局深耕大数据，甚至由此转型。孟山都公司中国总裁在今年上半年就透露，孟山都近几年的战略方向是数据科学在农业上的应用。2014年，大北农集团提出“智慧大北农”战略，推出“三网一通”，据了解，其在全国分布了上万名业务员，记录猪场生产情况、搜集客户信息，以不断更新数据。但李道亮也表示，无论是从政府层面来看，还是从企业层面来看，目前中国的农业大数据“还没有形成”。“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李道亮告诉记者，这是长期形成的局面，短时间内很难改变。“这与我们过去不重视积累有关，也与我们的科研机制、政府部门的工作体制有关”。2013年，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时任司长张合成曾撰文指出，我国在数据采集、发布、应用等方面与决策需要存在较大差距，数据采集和发布还处于初级阶段，亟须从体制层面进行改革。根源在于缺乏完整数据体系“现在国内农业企业在有意识地涉足大数据，但能兼顾做全产业链的企业屈指可数。”山东卓创资询集团畜牧业产业群经理李霞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介绍，以畜牧业产业群为例，做全产业链的大数据意味着要从饲料原料的供需入手，到养殖、流通环节，再到下游屠宰加工环节，环环相扣，实现数据间的引用和佐证。“很多企业做的大数据大都是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李霞告诉记者。在李道亮看来，目前做大数据最“热”的是在企业，打造大数据平台，既可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利于掌握数据话语权。“只有行业里的大企业才能真正形成和掌握大数据”。在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论坛上，李道亮总结了我国大数据面临的问题：农业大数据缺乏，大数据模型缺乏长期的积累，大数据缺乏与行业产业的结合，大数据缺乏必要的规范。李道亮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由于条块管理等原因，各部门间数据不共享，造成了农业大数据的缺乏。“现在从政府层面来说，事实上就是在着力打破这种局面，实现资源共享，有了资源共享，才能形成大数据，才能再分析大数据。”说到数据的积累，李霞也表示，“数据采集的工作量是非常庞大的，需要不断甄别、筛选、更新，长时间积累形成的数据才是有价值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中国的市场行业尤其是农业领域对大数据的分析需求和使用远不及国外。“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扎实的、高精确度的、完整的数据体系。”人才缺口亟待补上约半个月前，农业部印发了《全产业链农业信息分析预警第二批试点方案》，旨在通过试点，组建全产业链农业信息分析预警团队，形成分析反应快速、信息内容全面、预测判断准确的工作格局。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在农业信息采集和分析方面的人员“缺口很大”，且“并不专业”。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的明均仁指出，当前农业信息人才队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专业型农业信息人才严重缺乏，农业信息人才队伍结构失衡，农业信息活动工作流程不规范，农业信息人才薪酬管理体系不健全等。而李霞则用“断层”来形容当前相关领域的人才现状。“行业内有领衔的专家学者和国家级的信息预警分析师，”她解释道，“但是，再往下走就没有了。”在身处农业信息采集分析一线多年的李霞看来，做信息采集和分析应该“接地气”，真正通过实地考察，了解相关的行业和产业，“相信从方法上，信息采集分析人员肯定是熟知的，但是做这项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对行业的了解，在领域内积累的资源。”李霞说。此外，李霞认为，还需要形成好的组织架构和采集流程，“简单说，就是怎么采集、什么时间更新、怎么检查监督，这都需要一连串配套。”明均仁建议，将农业信息化人才培养纳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培养体系，构建农业信息人才多元培养体系。山东农业大学农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宋长青曾撰文指出，要根据农业大数据发展和现代农业应用需求，制定农业大数据技术和应用人才培养计划，建立多学科融合的协同创新团队。
简介：中国科学报社成立于1959年1月，是中国科学院所属唯一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新闻媒体单位，具有主办报纸和期刊的特许出版权和发行权、记者和记者站的管理权、广告经营权和新闻类网站的主办权等。
中国人民大学把《中国社会科学报》归为核心期刊。还有《人民日报》理论版文章也算。
《中国社会科知学报》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学道术类报纸，在很多学校算做一类核心期刊之列。这要看具体学校的规定，受篇幅影响，每篇文章一般不超过3000字。该报纸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受到很多答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报刊职能《中国社会科学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扎根学术、服务中国、面向未来，坚持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国际性、悦读性的有机统一，倾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精良的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瞩目热点、难点、焦点和前沿问题；坚持理论创新，鼓励学者在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观点。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坦诚、平等、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支持和扶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注重对国内外社会思潮、学术动态的分析和评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弘扬优良的学风和文风，强调实事求是，鼓励严谨治学，提倡深入浅出，注重由博返约。
中国科学报社成立于1959年1月，是中国科学院所属唯一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新闻媒体单位，具有主办报纸和期刊的特许出版权和发行权、记者和记者站的管理权、广告经营权和新闻类网站的主办权等 。目前，中国科学报社拥有两报（《中国科学报》、《网络报》），两网（科学网、中国科学院官网），两刊（《科学新闻》、《科学新生活》）等媒体，并根据事业发展需要组建了影视中心和“创新中国”论坛组委会。同时，中国科学报社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记者站，在国内近百所著名高校建立了大学工作站。《中国科学报》是1959年1月1日由郭沫若倡导创办。1999年1月1日更名为《科学时报》，2011年8月恢复《中国科学报》报名。目前，《中国科学报》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一周六刊，每刊八版，彩色印刷，面向全国发行。科学网，改版上线于2007年1月18日，是以“构建全球华人科学社区”为目标，以网络社区为基础，致力于全方位服务华人科学与高等教育界，全球领先的中文科学类网站。目前，经过近5年的发展，科学网在全球网站中排名10000名以内，在中国网站中排名1000名以内，年均页面流量超过3亿次，实名注册用户60万，专家库规模30多万，在中文类科技网站中稳居第一。中国科学报社对外积极开展国际交流，通过与国际科技新闻界的频繁交往，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主流科技媒体合作。在国际上除与Science、Nature等最有名望的科学杂志保持了长期密切合作外，还与Elsevier、Thomson Reuters等著名出版商达成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与盖茨基金会、英国驻华大使馆等诸多国际机构、驻华使领馆建立了广泛合作。近年来，中国科学报社还通过不断支持员工出国进修培训等方式，积极探索新的国际交流模式。中国科学报社以“打造中国第一科学传媒”为目标，按照科学传播规律和全媒体发展要求，构建科学传播的全媒体平台，以做大做强科学网、架构错位发展的媒体形态为重点突破口，全面提升报社的发展水平，确立报社在中国传媒业中的应有地位。
你应该是不在新闻单位工作吧？社会人士是不能考的，必须在新闻单位从事采编岗位1年以上的正式职工。单位会替你报名，没有自己报名的。
当然不行，一般没有牛人的推荐，人家又不认识你，9%的概率是，标题都不一定看完全就直接丢垃圾箱。要先搞定一切才能去奋战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省份 北京 地址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联系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64030272
记者证 记者证，在我国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平面媒体的记者证，另一种则是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 这两种证都要经过考试，合格并由相关的新闻机构颁布。 平面媒体的记者证，主要是针对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要获得这个记者证，必须先在相应的单位、机构参加工作，实习期满就可以由所在单位、机构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申请，并参加考前培训，然而参加考试，最终获得记者证。 相比平面媒体的记者证来说，广电行业的编辑记者证更为难以获得。编辑记者证首先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通过考试后获得相应的资格考试合格证。然后在广电行业相关单位、机构实习或者工作满一年以上，由所在单位、机构向省级广电局申请，最后批准。 虽然两个证都是全国通用，具有一样的效力，由于要经过全国统一考试，所以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比国家新闻现版总署的记者证更具有说服力。正因为如此，广电编辑记者证资格考试在近年来受到热捧，相信不久就会同律师证一样更具有权威性。这些证不是直接可以考的，而是有了工作单位以后，由新闻单位负责办理申请，培训，参加考试，最后批准以后才可以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