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的冷冻计划，人体冷后可以在未来复活吗
引用人民网的报道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吧：“近年来，我国在石墨烯领域所发表的论文和申请的专利在数量上都已领先世界，但是真正原创性、突破性的成果非常少，研究水平绝非世界第一。”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科院院士刘忠范坦露对我国石墨烯领域研究现状的担忧。 2004年，石墨烯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两位科学家首次获得，是至今发现的厚度最薄的材料，而且它拥有非常好的导电导热性能和力学强度。因为其巨大的潜在应用前景，短短十年来，石墨烯已成为各国科学界炙手可热的新材料。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搞石墨烯研究的队伍最庞大，参与的企业最多，炒得最火最热。”刘忠范说。2008年，他带领团队开始着手石墨烯的研究，目前团队已拥有相当规模。 然而，刘忠范认为，国内的石墨烯研究存在太多急功近利的行为。“很多都是短平快的粗放型研究和概念的炒作，市场也非常无序，多数企业是为了炒作石墨烯而一拥而上的小作坊式的企业，没有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基础来支撑真正的石墨烯产业化研究。”刘忠范说。 国外石墨烯产业则往往聚焦长远发展布局。例如从2013年开始，为了推动石墨烯的产业化，韩国政府把40余家科研机构和6家企业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石墨烯联盟。欧盟也启动了石墨烯旗舰计划，英国则在石墨烯诞生地的曼彻斯特大学成立了国家石墨烯研究院和工程创新中心。同时，IBM、三星、拜耳、波音公司等大型企业已认识到石墨烯的重要性，在扎扎实实地投入，有足够的实力真正推进产业化进程。 与此相对，“产业虚火过旺”，这是对国内石墨烯研究的评价。在他看来，我国的石墨烯研究仍处在低端、粗放的发展阶段。既有的研发工作大多停留在动力电池、超级电容器、涂料等短平快的技术方面，这样的公司有成百上千家，多是小打小闹行为，很难形成气候。“即使石墨烯能够作为一种新材料引发革命，也没有大龙头牵引企业引领研究未来发展，因此，未来中国市场极有可能被国外企业占领。”。 他认为，这恰恰反映出我国的科研文化环境和文化土壤问题，即普遍的急功近利心态，“一窝蜂而上的结果必定是一窝蜂而下”。集成电路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上世纪60年代，我国集成电路研究的火热程度不亚于如今的石墨烯；而201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已达到2865亿美元，约合8万亿元人民币，远超石油成为第一大进口商品。 “整合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从国家层面来说，关于石墨烯研究和产业布局目前尚无统一规划，还处于各个部门各自为政、重复投入严重的状态。 指出，当务之急，政府应该搭好产学研研发平台，重点布局，重点攻关，避免重复投入和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一方面，要加强真正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另一方面，高度重视面向产业化的关键技术和工程化研究。
冷冻细胞、器官或者个体，目前的技术其实很难达到，只能达到冷冻细胞并成功复苏。对于不同细胞来讲，需要的冷冻液也不同，所以直接用现有的冷冻液冷冻器官和个体是不可能复苏成活的，毕竟一个器官就有很多种细胞构成。没有合适的冷冻液，那么细胞或器官或个体中的水分子在低温下很容易形成冰晶，对细胞造成破坏，那么就会造成细胞的死亡，所以目前人冷冻后不能复活。
现在科技还没达到那种程度，取点身体组织可能克隆出来，这个问题得等两百年后才知道了
未来战争：用大数据夺取制信息权信息战打的就是信息流的战争。从整个信息流的转换来看，谁控制了最真实的信息流，谁就控制了这场战争的主导权。夺取制信息权已经成为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先决条件，是未来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随着信息化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数据时代”。每天，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传感器、移动设备、社交网络和在线交易平台生成上百万兆字节的数据。美国奥巴马政府甚至将大数据称为“未来的新石油”，谁掌控了数据流谁就将主宰未来世界。众所周知，军事领域一直都是人类最先进科技的实验室，大数据无疑将给未来战争形态带来巨大的改变。大数据“大”在哪儿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对大数据的定义是：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datasets）。中科院计算机所研究员王伟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大数据的“大”，理所当然，首先指的是数据体量空前巨大，远远超出传统计算机处理数据量的级别。当前伴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互联网的高速普及，信息数据量已由TB（1TB=1024GB）级升至PB（1PB=1024TB）、EB（1EB=1024PB）、ZB（1ZB=1024EB）级，并仍在呈爆炸式地增长。据悉，全球在2010 年正式进入ZB 时代，2012 年全球数据量达到2ZB，预计到2020年，全球将总共拥有35ZB 的数据量。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些数据的规模。如果把35ZB 的数据全部刻录到容量为9GB 的光盘上，其叠加的高度将达到233 万公里，相当于在地球与月球之间往返三次。其次，王伟平表示，“大”也体现在处理的数据类型多样化，远远超出传统数据格式和分析工具能处理的范畴。以往数据大都以二维结构呈现，但随着互联网、多媒体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视频、音频、图片、邮件、HTML、RFID、GPS 和传感器等产生的非结构化数据，每年都以 60%的速度增长。预计，非结构化数据将占数据总量的80%以上。此外，他认为大数据还要求数据处理的实时性。大数据的数据流往往为高速实时数据流，而且往往需要快速、持续的实时处理，能在第一时间抓住重要事件发生的信息。如果从军事领域看，指挥控制系统、天基支持系统、信息处理系统，各种侦察、监视、探测系统的信息量越来越大，大数据在指挥机构中的管理也变得空前重要和复杂。如何对海量战场数据进行存储与深度分析，如何判别数据的真实性，数据来源的可靠性，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性，是未来战争双方面临的问题。信息化战争对大数据的要求军事理论界普遍认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信息化战争开始崛起。它是一种通过使用信息化战争武器影响敌方信息与信息系统，保护己方信息与信息系统，从而取得战场信息优势的作战样式。它本质上是通过信息作战手段，以“信息流”控制“能量流”和“物质流”，剥夺敌方的信息优势、保持己方的信息优势，从而夺取战场制信息权。军事评论员宋忠平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传统的信息战包括了网络攻防战，常规作战中的干扰与反干扰，还有刑侦系统下的侦测与反侦测等内容。“信息战打的就是信息流的战争。从整个信息流的转换来看，谁控制了最真实的信息流，谁就控制了这场战争的主导权。”宋忠平说，“夺取制信息权已经成为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先决条件，是未来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但他也表示，传统信息战在处理信息以及数据方面遭遇到了各种挑战。首先是传统信息通道有限，无法一次获取大量信息。同时，不仅仅是数据量大幅增加，数据形式包括了战场感知数据、影像、视频情报等各种类型，仅仅依靠现有信息技术，不能及时高效地分析和处理这些数据。据报道，伊拉克战争爆发当日，美军驻卡塔尔和科威特前进指挥所由于无法处理保障机构提供的海量数据，不得不关闭设备，从而造成指挥所与部分突击方向的通信联系几乎中断。此外，宋忠平指出，传统信息系统的数据分享能力比较弱。“传统战争是一种离线状态下的作战方式，上级给下级分配任务，并在离线状态下执行，最后向上级汇报一个战果。而且命令一般只能管一个军一个师，因为他们往往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这也导致了相关部门往往各自为营，影响协同作战的效率。”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息化战争对大数据传输、存储、分析产生了特殊的要求。首先是数据处理的实时性要求。信息化战争中产生的海量数据最终要汇集到各级指挥中心和处理中心，这些数据源源不断地从各种传感器、情报机构以及信息中心传输汇聚到一起，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实时处理。宋忠平认为，战场所有信息哪怕是一个单兵的信息都需要通过大数据传到指挥控制中心，以了解前线情况，特殊状况下甚至可以对某个单兵的装备下达命令。因为，他可能正处在最有利的地形，可以获取最大的优势。其次是数据融合。宋忠平提出，通过使数据链的连路拉短，以前需要四至五级的管理才能下达命令，未来可能只需要三级管理完成，这样才能有助于一体化作战，而不是各个军兵种单独作战，随时随地调整作战指挥。此外，在他看来，大数据时代，信息防御难度尤其加大，对于数据安全要求更高。一般而言，信息化战争对数据传输的信息安全要求主要体现在解决防窃听、抗干扰和防止虚假信息欺的问题上。未来恐怕需要一套新的防御机制，以确保信息安全。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化战争中，各国军事体系的对抗将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各种军事信息系统、软件和数据，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为正确的决策、指挥和控制提供正确的信息。而使信息实现快速合理分发的前提，是要有对数据的统一调度和管理，让最即时的战场信息传递到最迫切需要的部门。随着战场数据量的增大，高效存储与分析海量数据，从数据中发掘敌我态势的变化，预测出最合理的作战方案，使海量数据更好地为信息化战争服务是军事大数据处理的目标。军事数据挖掘面临挑战不过，王伟平指出，大数据时代面临的一大挑战是信息的价值密度低。无论是分析人员还是智能系统都需要“大海捞针”，从海量数据中找到有用信息。“这也充分体现了数据挖掘的重要性。”他强调。数据挖掘是一个在海量数据中利用各种分析工具发现模型与数据间关系的过程，它可以帮助决策者寻找数据间潜在的某种关联，通过发现被隐藏的、被忽略的因素，就能够在数据存储和管理过程中，挖掘出重要的情报信息，作为决策和行动的依据。据宋忠平透露，在“9·11”事件发生前，情报研判人员是掌握了大量数据的，但却忽视了其中有价值的情报。因此，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国防部高级项目研究在次年的技术年会上，阐述了如何在统一集成的数据库中应用数据挖掘技术。所谓新的数据资源就是“交易空间”。如果恐怖分子要计划、执行一次恐怖活动，他们必定会在信息空间留下某种“数据脚印”。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交易”。这种交易的数据记录，可以是通讯、财务、教育、医疗，也可以是旅行、交通、出入境、房屋等等其他一切数据记录。美国正是在“交易”空间中应用数据挖掘技术，从而发现和追踪恐怖分子的。据了解，2002年，阿富汗境内的大毒枭准备为基地组织等恐怖分子提供资金时，美军的情报分析人员正是通过数据挖掘，把作战方案库里的数据与有关基地组织情况库里的资金数据进行实时、自主关联，从而指导美军先敌一步采取行动。那么，如何从技术上提升数据挖掘的能力。王伟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入口处对数据质量进行把控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数据准备是数据挖掘的重要前提，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数据挖掘的效率和精准度。“如果质量参差不齐的数据统统进入通道，便很难再对质量不高的数据进行处理，他们将对有用信息造成严重的干扰。”简言之，在数据准备阶段，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其次，选出需要分析的数据，缩小处理范围。而在数据预处理阶段，包括了消除重复数据、消除噪声、遗漏数据处理、数据类型转换等，目的是把数据处理成适合于数据挖掘的形式，并在数据选择的基础上对挖掘数据作进一步的约简减少内存资源和处理时间，使挖掘更有效。未来战争形态将发生改变奥巴马政府于2012年3月29日发布了《大数据研发倡议》（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Initiative），将大数据研发提升为国家政策。而美军大数据项目正是美国国家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美国国防部及其下属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现有的大数据项目共有10个，其中，数据到决策、网络内部威胁、影像检索与分析、X-数据项目等是具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数据到决策项目，主要指的是通过各种新途径充分利用海量数据，整合感知、认知和决策保障系统，以创造一种真正自主的系统，使之可以自主机动作业并作出决策；网络内部威胁项目目的是通过采用新式网络威胁判断技术，提高探知网络刺探活动的精度、频度和速度，从而及早暴露和防范对手的破坏活动，并提升己方的网络安全水平；影像检索与分析项目一旦取得成功，分析人员将能从海量视频库中快速、精确地检索特定的视频内容，由此便能充分、高效地挖掘影像中隐藏的有用信息； X-数据项目主要是通过开发大容量数据分析所需的可扩展算法， 以便处理分布式数据存储库中的不规则数据。通过开发高效的人机互动设备和可视用户界面技术，以便在多样化任务中更好、更快地执行操作。有了大数据项目的实施和实现，未来战争可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宋忠平认为，大数据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是预测，把数据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未来战争的指挥决策能力可以产生很大的飞跃。他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举例，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战前利用改进的民间兵棋，对战争进程、结果及伤亡人数进行了推演，推演结果与战争的实际结果基本一致。而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军利用计算机兵棋系统进行演习，推演“打击伊拉克”作战预案。随后美军现实中进攻伊拉克并取得胜利的行动，也和兵棋推演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至此，作战模拟已经从人工模式转变为计算机模式。“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战前的模拟推演，从武器使用、战争打法到指挥手段，都可以清晰地显现，作为战时决策的依据。”宋忠平说，“一旦发现作战计划有问题，可以及时调整，以确保实战伤亡最小并取得胜利。”其次，数据的融合有望打破军种之间的壁垒。大数据可以解决军队跨军种、跨部门协作的问题，真正实现一体化作战。除此之外，宋忠平认为，大数据可以改变未来的战争形态。美军尤其追求大数据支撑的拥有自主能力的无人作战平台。例如，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无人侦查机“全球鹰”，能连续监视运动目标，准确识别地面的各种飞机、导弹和车辆的类型，甚至能清晰分辨出汽车轮胎的齿轮。宋忠平指出，无人机能否做到实时地对图像进行传输非常关键。目前，美国正使用新一代极高频的通讯卫星作为大数据平台的支撑。未来，无人机甚至有可能摆脱人的控制实现完全的自主行动。美军试验型无人战斗机X-47B就是这一代表，它已经可以在完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动在航母上完成起降并执行作战任务。“全球鹰”无人机延伸阅读从数据到决策信息系统的信息处理速度、目标态势获取时间、决策周期以及快速响应时间决定着军事行动的成败。在大数据背景下，加快战场信息流转，缩短“从传感器到射手”的周期，实现“发现即摧毁”的作战目标，成为信息系统建设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数据到决策项目”成为了美军大数据项目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目前，美陆军已经提高了对海量信息的融合处理能力，正在建设的智能化作战决策支持系统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美陆军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2012年底，美国陆军开始在全球全面部署经过作战验证的情报系统。12月14日，“陆军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D6A）获得批准，并由国防采办执行委员会（DAE）负责实施。此前，D6A只是作为一种快速反应能力，成功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目前D6A已获批用于陆军所有部队，并已部署到所有旅级单位。“快速反应能力”是指一种可以快速部署，以满足最直接、最迫切需要的系统，比如作战环境，但它不一定获得了全面部署的批准。D6A用于整个陆军以及它与联邦情报机构和盟军之间的任务、处理、开发和传播情报，取代了9种不同类型的旧系统，成为陆军现代化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D6A可以帮助用户共享应用程序、文本文件、图表、照片、地图等等。与旧系统相比，D6A在2012～2017年可节约3亿美元。而在整个寿命周期中（2012～2034年），D6A可节约大约12亿美元。“泰坦”认证网络战术信息技术“泰坦”认证网络战术信息技术（Tact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Assured Networks， TITAN）的功能类似于网络搜索引擎应用软件，指挥官用于在战术作战中心监控接收到的信息和发布更新后的指令。“泰坦”可根据具体任务需求过滤信息，清理指挥官的计算机屏幕（桌面），提供与地形图、图片和文本链接的简明指令模板，以形成通用作战图。“泰坦”还提供了对未来指挥所（CPOF）和21世纪部队旅及旅以下作战指挥／蓝军跟踪（FBCB2-BFT）系统的支持，可融合来自其他领域的关键数据。智能式网络中心移动指挥控制软件智能式网络中心移动指挥控制软件（Command and Control Mobile Intelligent Net-Centric Software）是一种手持式任务指挥系统，可接收和发布己方和敌军部队的位置信息，综合来自战术无人值守地面传感器等各类传感器和雷达探测系统的信息，从而实现对敌军进展的实时监控和对薄弱区域的防护。作战人员伴侣人工智能软件作战人员伴侣（Warfighter Associate）人工智能软件，可自动搜寻各类文本交谈工具，探测士兵之间有关敏感目标的对话信息，提前将其反馈给未来指挥所的通用作战图，例如当某部队的士兵发现地雷场后，通常会在各类信息系统上人工输入相关信息，该软件能够自动提取地雷场的网格坐标，将其自动输入未来指挥所系统，提前15～20分钟，在通用作战图上生成相关信息，否则该信息会延迟或被淹没。在人工智能技术、作战理论与战术知识数据库的驱动下，“作战人员伴侣”能完成清理未来指挥所显示屏、突出重要信息、提供警告和建议等辅助用户决策和执行正确的行动方案的功能。
大数据产业:未开放的农业之花当前，大数据已快速发展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成为了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农业农村是大数据生产和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农业农村大数据已成为现代农业新型资源要素。在当下全球科技、经济发展格局下，数据已经成为了一种生产力和竞争力。当前，大数据已快速发展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成为了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农业农村是大数据生产和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农业农村大数据已成为现代农业新型资源要素。近年来，农业大数据可谓炙手可热。但相比于其他行业，农业农村大数据的采集、发布和应用仍面临着种种亟待化解的困境。我国农业大数据尚未形成涉及面广泛的农业大数据尤为庞大和复杂，可谓是最大的大数据。根据农业的特点和农业全产业链切分，农业大数据可分为农业环境与资源大数据、农业生产大数据、农业市场大数据和农业管理大数据等。而从行业来看，农业的大数据则可分为成种植业、农资及养殖业等不同的行业，其中还可再细分成不同的品种和产品。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李道亮曾在今年5月举办的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上指出，农业大数据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物联网、生物信息数据、资源环境数据、农业统计数据。而从应用来看，农业大数据主要在五个方面：第一是基础研究，第二是农业智能生产，第三是农产品市场行情预测与物流，第四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五是农业资源整合共享与服务平台。李道亮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我国的大数据概括来说有两大类，一类是微观的，主要来自企业；另一类是宏观的，来自政府部门。随着大数据的战略资源地位越来越凸显，不少农业领域企业纷纷布局深耕大数据，甚至由此转型。孟山都公司中国总裁在今年上半年就透露，孟山都近几年的战略方向是数据科学在农业上的应用。2014年，大北农集团提出“智慧大北农”战略，推出“三网一通”，据了解，其在全国分布了上万名业务员，记录猪场生产情况、搜集客户信息，以不断更新数据。但李道亮也表示，无论是从政府层面来看，还是从企业层面来看，目前中国的农业大数据“还没有形成”。“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李道亮告诉记者，这是长期形成的局面，短时间内很难改变。“这与我们过去不重视积累有关，也与我们的科研机制、政府部门的工作体制有关”。2013年，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时任司长张合成曾撰文指出，我国在数据采集、发布、应用等方面与决策需要存在较大差距，数据采集和发布还处于初级阶段，亟须从体制层面进行改革。根源在于缺乏完整数据体系“现在国内农业企业在有意识地涉足大数据，但能兼顾做全产业链的企业屈指可数。”山东卓创资询集团畜牧业产业群经理李霞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介绍，以畜牧业产业群为例，做全产业链的大数据意味着要从饲料原料的供需入手，到养殖、流通环节，再到下游屠宰加工环节，环环相扣，实现数据间的引用和佐证。“很多企业做的大数据大都是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李霞告诉记者。在李道亮看来，目前做大数据最“热”的是在企业，打造大数据平台，既可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利于掌握数据话语权。“只有行业里的大企业才能真正形成和掌握大数据”。在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论坛上，李道亮总结了我国大数据面临的问题：农业大数据缺乏，大数据模型缺乏长期的积累，大数据缺乏与行业产业的结合，大数据缺乏必要的规范。李道亮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由于条块管理等原因，各部门间数据不共享，造成了农业大数据的缺乏。“现在从政府层面来说，事实上就是在着力打破这种局面，实现资源共享，有了资源共享，才能形成大数据，才能再分析大数据。”说到数据的积累，李霞也表示，“数据采集的工作量是非常庞大的，需要不断甄别、筛选、更新，长时间积累形成的数据才是有价值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中国的市场行业尤其是农业领域对大数据的分析需求和使用远不及国外。“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扎实的、高精确度的、完整的数据体系。”人才缺口亟待补上约半个月前，农业部印发了《全产业链农业信息分析预警第二批试点方案》，旨在通过试点，组建全产业链农业信息分析预警团队，形成分析反应快速、信息内容全面、预测判断准确的工作格局。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在农业信息采集和分析方面的人员“缺口很大”，且“并不专业”。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的明均仁指出，当前农业信息人才队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专业型农业信息人才严重缺乏，农业信息人才队伍结构失衡，农业信息活动工作流程不规范，农业信息人才薪酬管理体系不健全等。而李霞则用“断层”来形容当前相关领域的人才现状。“行业内有领衔的专家学者和国家级的信息预警分析师，”她解释道，“但是，再往下走就没有了。”在身处农业信息采集分析一线多年的李霞看来，做信息采集和分析应该“接地气”，真正通过实地考察，了解相关的行业和产业，“相信从方法上，信息采集分析人员肯定是熟知的，但是做这项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对行业的了解，在领域内积累的资源。”李霞说。此外，李霞认为，还需要形成好的组织架构和采集流程，“简单说，就是怎么采集、什么时间更新、怎么检查监督，这都需要一连串配套。”明均仁建议，将农业信息化人才培养纳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培养体系，构建农业信息人才多元培养体系。山东农业大学农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宋长青曾撰文指出，要根据农业大数据发展和现代农业应用需求，制定农业大数据技术和应用人才培养计划，建立多学科融合的协同创新团队。
简介：中国科学报社成立于1959年1月，是中国科学院所属唯一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新闻媒体单位，具有主办报纸和期刊的特许出版权和发行权、记者和记者站的管理权、广告经营权和新闻类网站的主办权等。
中国人民大学把《中国社会科学报》归为核心期刊。还有《人民日报》理论版文章也算。
《中国社会科知学报》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学道术类报纸，在很多学校算做一类核心期刊之列。这要看具体学校的规定，受篇幅影响，每篇文章一般不超过3000字。该报纸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受到很多答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报刊职能《中国社会科学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扎根学术、服务中国、面向未来，坚持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国际性、悦读性的有机统一，倾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精良的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瞩目热点、难点、焦点和前沿问题；坚持理论创新，鼓励学者在坚持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新方法，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观点。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坦诚、平等、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支持和扶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注重对国内外社会思潮、学术动态的分析和评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弘扬优良的学风和文风，强调实事求是，鼓励严谨治学，提倡深入浅出，注重由博返约。
中国科学报社成立于1959年1月，是中国科学院所属唯一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新闻媒体单位，具有主办报纸和期刊的特许出版权和发行权、记者和记者站的管理权、广告经营权和新闻类网站的主办权等 。目前，中国科学报社拥有两报（《中国科学报》、《网络报》），两网（科学网、中国科学院官网），两刊（《科学新闻》、《科学新生活》）等媒体，并根据事业发展需要组建了影视中心和“创新中国”论坛组委会。同时，中国科学报社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记者站，在国内近百所著名高校建立了大学工作站。《中国科学报》是1959年1月1日由郭沫若倡导创办。1999年1月1日更名为《科学时报》，2011年8月恢复《中国科学报》报名。目前，《中国科学报》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一周六刊，每刊八版，彩色印刷，面向全国发行。科学网，改版上线于2007年1月18日，是以“构建全球华人科学社区”为目标，以网络社区为基础，致力于全方位服务华人科学与高等教育界，全球领先的中文科学类网站。目前，经过近5年的发展，科学网在全球网站中排名10000名以内，在中国网站中排名1000名以内，年均页面流量超过3亿次，实名注册用户60万，专家库规模30多万，在中文类科技网站中稳居第一。中国科学报社对外积极开展国际交流，通过与国际科技新闻界的频繁交往，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主流科技媒体合作。在国际上除与Science、Nature等最有名望的科学杂志保持了长期密切合作外，还与Elsevier、Thomson Reuters等著名出版商达成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与盖茨基金会、英国驻华大使馆等诸多国际机构、驻华使领馆建立了广泛合作。近年来，中国科学报社还通过不断支持员工出国进修培训等方式，积极探索新的国际交流模式。中国科学报社以“打造中国第一科学传媒”为目标，按照科学传播规律和全媒体发展要求，构建科学传播的全媒体平台，以做大做强科学网、架构错位发展的媒体形态为重点突破口，全面提升报社的发展水平，确立报社在中国传媒业中的应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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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罐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这里“远古居民”是一个统称词，这一节主要是称呼我国境内生活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的先民。《新华词典》释“远古”为“极远的古代”。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统称我国原始社会为“远古时代”，而在第一章里又将从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到山顶洞人的我国旧石器时代的先民称为“我们的远古祖先”。也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古人类称为“早期人类”。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一书中说：“早期人类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至少已经生存了上百万年。他们创造了辉煌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书写了中国史前史上最古老的篇章。”课文中的称呼，综合了各位学者的说法。元谋人的发现元谋人发现于1965年5月，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当时定名为“元谋直立人”。随元谋人出土的石器共七件，人工痕迹清楚。经考古学家断定，石器是元谋人打制而成的。在元谋人化石地层中还发现大量炭屑，后来还发现了两小块烧骨。考古学家研究，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遗迹。中国地质科学院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元谋人生活在距今170±10万年。 北京人的发现 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西南48公里的周口店龙骨山，是一个很大的洞穴堆积。最早是在1921年开始发现的，正式发掘工作从1927年开始。1929年周口店的发掘工作由我国青年考古工作者裴文中独立主持，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1935年至1937年，周口店发掘工作由我国考古学家贾兰坡主持，又先后发现了三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抗日战争时期，北京人遗址发掘工作被迫停止。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在遗址里又发现一件比较完整的北京人下颌骨。1966年在裴文中主持发掘下，再次发现北京人一块额骨、一块枕骨和一枚牙齿。这些遗骨化石和1934年至1936年所发现的第5号头骨正好合并成一个近乎完整的头盖骨，说明这两次发现的几块头骨原属一个人体。北京人的发现在世界考古界有重大意义。此前，虽已有德国尼安德特人和海德堡人，以及印尼爪哇人的发现，但一直未被世界公认。北京人的丰富发现内容尤其是众多石器和用火遗迹的发现，使远古确有直立人存在得到肯定，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所以世界考古界认为：“北京人挽救了爪哇人。” 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出土人类化石、石制品和用火遗址最丰富的遗址 从1921年开始，至今北京人遗址共发现头盖骨6个，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以及其他遗骨化石，共属于四十多个人体。周口店遗址经过十多年的发掘，仅第1地点就共发现人工石制品十万件以上，其中石器一万七千多件。北京人的堆积中，发现紫荆木炭、灰烬层，烧过的土块、石块、骨头和朴树子等。这些发现证明北京人已经用火，这些灰烬和烧过的东西一堆一堆地限定在一定地区，说明他们已具有一定控制和管理火的能力。 北京人生活的距今年代 北京人生活的距今年代，50年来的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曾有三种不同的写法，最初定为距今二十多万年，后来一度改为距今四五十万年，近年来又改为更加确切的距今七十万至二十万年。这是因为科学日益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逐渐应用在测定旧石器时代考古地层和实物上。据《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一书介绍，近年来用于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的新的科学技术包括：古地磁断代、放射性碳素断代、树木年轮断代和铀系法断代等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科学家通过上述一些现代科学技术，得知北京人生活的年代为距今七十万年至二十三万年，亦即北京人在周口店一带延续生活了四五十万年。我国是世界上发现远古人类遗址最多的国家 根据《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一书统计，仅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即有七十多处。而整个旧石器时代，据《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蓬勃开展。据不完全统计，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约有三四百处”，包括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和自治区的近百个县市。其中重要的有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辽宁金牛山人、广东马坝人、安徽和县人、江苏南京人和西藏苏热遗址、左镇人等。 山顶洞人的发现 山顶洞人是1933年发掘北京人洞穴时意外发现的，因为位于龙骨山上部山顶，又是一个洞穴，故名山顶洞，洞中出土的人类化石便叫做山顶洞人。山顶洞出土的遗物有：完整的头骨3个，头骨碎片、下颌骨、体骨和一些零星的牙齿。生产工具中有石器25件，制作都较粗糙，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根据碳－14方法的测定，山顶洞人的生活时代为距今18000年。但另一数据为距今一万年左右。所以精确地说，应为距今18300～10500年。 山顶洞人己掌握磨制和钻孔技术 在山顶洞人遗址，发现了一件大约是作为矛头用的鹿角，表面不仅经过刮磨，而且截去了枝叉，制作很精致。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件骨针。针长82毫米，有火柴棍那样粗，针耳微弯，刮磨得很光滑，一头是锋利的尖，一头是用极为尖利的器物挖成的针孔。此外，还出土了一批穿孔的兽牙，穿孔的海蚶壳，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等装饰品。这些遗物说明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制和钻孔技术。《中国原始社会史》指出：“特别是钻孔和磨制技术，是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工艺成就，反映了新的生产水平。如骨针表面经磨削，针身光圆，针尖眼似用尖状器物刮挖成的。其他的骨、石饰品，都经过钻制而成，都是从两面对钻而成的，对钻的砾石、石珠的孔位两边极为准确。这充分反映了人们的钻孔技术的成就。” 山顶洞人能走到很远的地方 《中国史稿》第一册认为，山顶洞人的海蚶壳，产于离周口店180公里以外的渤海湾，这说明“他们活动的地区相当大，活动能力相当强”。也有学者认为，山顶洞人用作装饰染色的赤铁矿，产地也很远，为距周口店有150公里的宣化。 谁是我国境内最早的人类 在新课本里，我们根据考古学界一致公认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做了这样的表述：“元谋人生活在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是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人类。”但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对我国境内究竟还有没有更早的人类活动，考古学方面已有更多的进展和若干新发现。其中可能更早于元谋人的有两处：一是重庆巫山龙骨坡的巫山人，另一是山西芮城县的西侯度文化。一些学者认为：巫山人应为距今240万～180万年的古人类，考古学家黄万波说：“遗址地层经古地磁、ESR和氨基酸等方法测定的年代距今240万～180万年。它代表了中华大地上迄今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和最原始的文化”（《龙骨坡史前文化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旧石器时代考古》一书也指出：“尽管对巫山的发现尚有不同看法，但这处古老的洞穴堆积确实值得重视。生物地层学的研究与年代测定结果都说明其时代为早更新世之初。如果能找到更多的可靠证据，则会把人类在东亚地区活动的历史上溯到距今200万年左右”（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关于巫山人的考古成果，根据各方面报导，目前已确定发现古人类化石2件，一个下颌骨上的两颗老年人牙齿，另一个少女的齿化石；另外还有人工石制品约20件，同期古生物化石120余种。巫山人的发现受到我国考古学和古人类学权威贾兰坡的特别重视，他曾指出：“巫山文化的发现，为人类起源于南亚大陆增加了可信的成分。”认为这对人类起源非洲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关于西侯度文化，《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一书有专篇论述，它指出：“据古地磁断代测定，西侯度文化的年代为距今180万年，是华北地区最早的文化遗存……西侯度文化的发现，不仅提早了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历史，也提早了人类用火的历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西侯度遗址共出土石制品32件，并有烧骨痕迹，证明这里曾活动过既会制造石器又会用火的古人类。可惜未发现古人类化石。 究竟谁是我国境内最早的居民，目前学术界尚未有一致意见。我们等待着有更多的考古成果问世。 图画说明 半坡的鱼纹陶盆 第一单元开始一页右上角的陶盆，是1953年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鱼纹盆。盆高17厘米，口径31．5厘米。半坡彩陶盆不仅是生活用具，也是一种原始的工艺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鱼纹是半坡遗址彩陶中最突出的纹饰，有单体、复体、张口、闭口的区别。画面上的鱼圆眼、闭嘴、扬鳍，好像是在水中游动，神态非常活泼，反映了半坡氏族与捕鱼生活的密切关系。半坡的彩陶艺术，在原始艺术中占有显著地位。 古猿头像 恩格斯将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动物称之为“正在形成中的人”，古猿就是这种正在形成中的人。古猿的早期代表为腊玛古猿，大约生存于距今1300万～800万年。当时，由于森林面积减少，古猿经常到地上觅食，逐渐习惯于用两脚直立行走，并能使用天然石块、木棒等工具，手脚开始分工。经过数十万年的劳动，古猿的手脚更加灵活了，特别是能够制造工具，才最终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变成了“完全形成的人”。 北京人头部复原像 这是古人类学家吴汝康、王存义于1959年根据发掘出来的北京人骨骼化石，合作研究塑造的一个北京人中年妇女的头像。头像的面部相对比较短，前额低平，眼眶上有两个互相连接的粗大眉骨，像房檐一样搭在双眼上。她的颧骨很高，鼻子宽扁，嘴巴前伸，头盖骨比现代人厚，脑容量比现代人小。整个头部，还保留着某些猿类的特征。这个复原头像，现陈列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京人用火追逐野兽 人类诞生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火的功能，如火可以驱赶野兽，火为人类带来温暖，火烧烤后的食物比生食易嚼味美等等，于是人类便开始使用火、控制火。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北京人的洞穴中，保留了极为丰富的用火遗迹，其中最厚的灰烬层可达四米。灰烬中有很多石头、骨头和朴树子等。说明当时北京人不仅懂得了使用火，而且很可能已经掌握了保存火种的技术。北京人用火追逐野兽图，就是根据北京人遗迹的发掘绘出的想象画。当时北京人过着群居生活，他们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在一起狩猎。画面描绘他们高举火把，手持木棒或石器追赶一头肿骨鹿，那时候北京人就是这样艰苦地生活着。 北京人生活时期的部分动物 当北京人生活在周口店附近的时候，那一带的气候比现在温和湿润。当时的地形，北边是高高的群山，连接着北京的西山，西边和西南是婉蜒起伏的山丘。山上山下长满了各种树木和丰茂的野草。凶猛的剑齿虎和狼、熊等野兽，聚生于森林中，出没于山野间，威胁着北京人的安全。当时剑齿虎的形态和大小同现代的虎近似，上犬齿扁平，有的前后有锯齿，利如短剑。剑齿虎捕捉食物时，口张得很大，非常凶猛。北京人因为常常同猛兽搏斗，而丧失生命。他们成群地出去打猎，主要是猎取肿骨鹿、梅花鹿、野羊和野马等。 山顶洞人头部复原像 山顶洞人接近于现代人，他们的体质、容貌已经基本脱离了猿人的原始特征。其头骨已经具有现代人的形状，前额高起，眉骨趋向薄平，口喙后退，下额明显，脑壳变薄，脑量增长到与现代人平均量一致，是最早的现代人。山顶洞人头部复原像，是考古学家根据山顶洞出土的老年男性头骨化石复制的，现存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山顶洞人的生活 这是依据有关山顶洞人发掘成果绘制的一幅想象画，反映一个氏族中的男女老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情景。画面右边有一妇女手持骨针用兽皮缝制衣服，他们不再赤身露体了。画面中间一人用火烧烤食物，表明山顶洞人已经学会了人工取火，这比过去只会保存天然火种又前进了一步。画面上方一人身背野兔和一条大鱼，左手还提着一只猎物，说明山顶洞人除了狩猎野兽和采集果实以外，还以鱼类等水生动物作为食物。画面左边一位老人左手持尖状器，右手拿一圆形贝壳，好像在教他身旁的人如何钻孔。画面最下方的小孩子，身上戴着项链，他正在用心地将一些带孔的小石子、兽骨、海蚶壳等穿连在一起，反映山顶洞人已懂得爱美。整个画面，人物分工明确，人人平等，他们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过着丰富多彩的氏族生活。
新石器时代因为:历史上以所使用的石器来作为石器时代划分标准,普遍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使用打制石器的为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已经普遍使用磨制石器,因此为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山顶洞人的石器数量很少,总共25件,都不具代表性。砍斫器只有3件,用砂岩砾石打制而成。刮削器都是用燧石或脉石英石片制成的，其中一件凹刃刮削器制作较精致。两极石片（或称两端刃器）多为脉石英，两端有石屑剥落的痕迹。这种石片在北京人遗址中发现很多，山顶洞人沿用了同样的方法制作工具。骨角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骨针，针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针身微弯，刮磨得很光滑，针孔是用小而细锐的尖状器挖成的，它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缝纫工具。还有1件赤鹿角，枝叉被截去,表面经过刮磨，尖头残缺。有人推测可能是做矛头使用的。
石器时代，因为他们使用的石器已经是磨制的了。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年发现，1933～1934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裴文中主持进行发掘。与人类化石一起，出土了石器、骨角器和穿孔饰物，并发现了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末，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距今约3万年。山顶洞人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的作用，按母系血统确立亲属关系。 中国北京郊外周口店龙骨山猿人洞中曾发现多具北京猿人化石，但在山的最顶端石钟乳洞，即山顶洞中，1933年有新人阶段的化石人骨出土。称此为山顶洞人。地质年代相当于欧洲旧石器晚期。至少为7个人体的人骨，年龄范围自新生儿至老年。其中三个头骨保存良好。根据魏敦瑞（FWeidenreich）的主张，其中男性老人与欧洲克罗马农人相似，成年女性头骨A是美拉尼西亚人，成年女性B与爱斯基摩人相似。魏敦瑞从这一事实出发，认为远古时代人的个体差异较之今日的人种差异为大，这是由于各地方的人经过选择，而产生了今日人种的变异。现在一般多不接受这种说法，认为山顶洞人是未分化的蒙古系人种（黄色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