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木有悬赏分···就是不写，就是不写，咬我啊，咬我啊！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 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 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 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 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 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 《论 语》 8 5 13 《孟 子》 4 9 13 《荀 子》 40 9 49 《韩非子》 50 22 72 合 计 102 45 147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 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 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 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 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 三、 看是否读破。 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 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 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 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 引言 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 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 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 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 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 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 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 (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 (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庄子·徐无鬼》) 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 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 (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 (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 (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 (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 (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 (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 (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 (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 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 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 (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 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 (11)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 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 (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 (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 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 (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 (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 (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 (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 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 (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 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 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二班的表示写到吐血
你是一班还是二班的？
全球通史 世界历史 还有图文天下 语文语法方面的书有古代文言文全解
文革时期王力先生在著书方面很少了，因为一身兼好多职六十年代写《先秦古韵拟侧问题》、《略论语言的形式美》，七十年代写《黄侃古音学述评》、《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1900－1986年）字了一，广西博白人。 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年贫寒辍学，在家自学。1924年赴上海求学，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务委员等职。 王力先生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多世纪，他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四十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语言学家中是极其突出的。王力先生的语言学研究始终是与教学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语言学专门人材，为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力先生在法国留学期间，翻译出版二十余种法国小说、剧本；抗战期间，写了大量的散文，被誉为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之一。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王力撰写了上千万字的学术论著，其中专著四十多部，论文二百多篇。他的研究工作既继承了我国古代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又充分吸收了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语言学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研究涉及汉语语言学的理论、语言、语法、词汇、语言史、语言学史以及汉语方言、汉语诗律学等各个领域，其重点研究成就都具有开创的意义，带动了学科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国内外产生了突出影响。王力先生的治学具有突出特点。 第一，将传统的“小学”（语文学）和现代语言科学相结合。王力运用先进的语言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语文学。或科学地诠释旧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例如他的《中国音韵学》（后改名为《汉语音韵学》）、《字史》、《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或深入探讨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结构系统、民族特点及其历史发展的演变规律，例如他三十年代写的《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国文法中的系词》，四十年代写的《汉越语研究》、《新训诂学》、《中国现代语法》、五十年代写的《汉语史稿》、《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汉语实词的分类》，六十年代写的《先秦古韵拟侧问题》、《略论语言的形式美》，七十年代写的《黄侃古音学述评》、《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八十年代写的《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等。 第二，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王力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五十余年，先后开设过二十多门课程。他写出来的讲义，就是他的科研成果。所以常常是一上完课，他的讲稿就可以送出版社出版，多是高水平的专著。例如：《汉语音韵学》、《中国语文概论》（后改名《汉语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以及他主编的《古代汉语》等。第三，创新与求实相结合。在科学研究中，王力开创了不少新的汉语言学科体系（如上文所列举的），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例如《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大量的语料，系统地考察了汉语“名句”句法结构的特点和系词的产生及发展过程，指出古汉语名句的主语与表明语之间不用系词。这不仅正确揭示了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语言学家首次真正摆脱西洋语法的束缚，历史地、求实地研究汉语自身特点而取得的重大成果。又如古韵研究上，他提出的“脂、微分部”说，“古韵十一类二十九（或三十）部系统”，“上古每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先秦声调分舒促两大类，各又细分为长短”的学说，也都是根据丰富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而得出的独到的见解。他强调说，“墨守师说，学术就没有发展了。”正是由于王力具有这种求实的学风，才能不断创新。 第四，渊博与专深相结合。王力的学问博大精深，为学界所公认。他不仅是杰出的语言学家，是著名的翻译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翻译、出版过法国纪德、小仲马、嘉禾、左拉、都德、波特莱尔等作家的小说、剧本、诗歌以及《莫里哀全集》共二十余种；他早年还撰写了《罗马文学》、《希腊文学》；他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基本上收集在《龙虫并雕斋诗集》、《王力诗论》与《龙虫并雕斋琐语》里。后者多次重版，在港台也一再翻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把他和梁实秋、钱钟书推崇为抗战时期三大学者散文家。 王力作为语言学大师，不仅注重专业的学术研究，在语言科学诸多领域勤于开创，写出了许多高水平的论著，取得丰硕的成果，非常关注语言文字学的普及与应用。学术著作1 古代汉语(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64年 2 诗词格律(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77年 3 语法和语法教学(介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张志公主编]/[王力等编写])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6年 4 广州话浅说(王力著)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年 5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王力著) 文化教育出版社 1951年 6 诗词格律概要(王力著) 北京出版社 1979年 7 楚辞韵读(王力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8 诗经韵读(王力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9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王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10 汉语诗律学(王力著) 新知识出版社 1958年 11 汉语音韵(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80年 12 龙虫并雕斋诗集(王力著) 北京出版社 1984年 13 汉语诗律学(王力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年 14 古代汉语(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81年 15 诗词格律十讲(王力著) 北京出版社 1964年 16 中国音韵学(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1936年 17 王力诗论(张谷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 18 中国语文讲话(王力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4年 19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54年 20 中国语法理论(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54年 21 康熙字典音读订误(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88年 22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著)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 23 汉族的共同语和标准音(王力等著) 中华书局 1956年 24 中国语法理论(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1951年 25 龙虫并雕斋文集(王力) 中华 1980年 26 汉语讲话(王力) 文化教育 1955年 27 汉语史稿(王力) 科学 1957年 28 汉语史稿(王力) 中华书局 1980年 29 汉语史稿(王力) 中华书局 1980年 30 汉语史稿(王力) 中华书局 1980年 31 汉语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王力) 中华书局 1956年 32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 商务 1985年 33 王力文集(语言理论,中国语言学,古汉语概论,语法理)(王力) 山东教育 1990年 34 王力文集(文字,字典,词汇,文学语言,语文教学,古)(王力) 山东教育 1990年 35 王力文集(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王力) 山东教育 1990年 36 王力文集(中古音等韵及其他)(王力) 山东教育 1991年 37 王力文集(浙江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王力) 山东教育 1990年 38 诗词格律() 39 诗词格律(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62年 40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1950年 41 汉语浅谈(王力著) 北京出版社 1964年 42 诗词格律(王力著) 中华书局 2000年 43 诗词格律十讲(王力著) 北京出版社 1978年 44 爱(奢辣尔第著/王了一译) 商务印书馆 1934年 45 半上流社会(小仲马著/王力译) 商务印书馆 1931年 46 少女的梦(畦德著/王了一译) 开明书店 1931年 47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 中华书局 1999 年 48 中国语言学史(王力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6年 49 词类(王力著) 新知识出版社 1957 50 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王力) 中国科学院 1955年 51 中国语文讲话(王力著) 开明书店 1950年 52 汉语史论文集(王力著) 科学出版社 1958年 53 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王力著) 文化教育出版社 1955年 54 王力古汉语字典(王力主编) 中华书局 2000年 55 王力语言学论文集(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2000年 56 中国语文概论(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1939年当然，步痕旅游网想法：fgdg
毕业论文题目现代汉语语音研究汉语新词语研究汉语外来词语研究汉语字母词研究汉语媒体语言特点研究汉语修辞研究汉语多音字研究汉语复活词研究当代汉语科技词语研究现代汉语成语变化研究当代汉语词语语音形式的发展变化汉语惯用语研究当代汉语新谚语研究当代汉语青年流行语研究现代汉语同音误用研究谈谈副词“终于”的用法论正极意义和负极意义语用正误与语频统计因果关系与转折关系的上位义比较给病句一个理由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符号文化符号“道”和“道”族词汇的研究（说明：本题中的“道”也可换成“气”、“心”、“性”、“理”、“天”、“命”、“神”等字，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当前我国社会称谓的使用问题“女士、先生、小姐、太太”使用情况调查“同志”的尴尬文学语言研究汉语语气词研究书名和社会文化心理店名和中国文化（说明：本题中的“店名”也可换成“人名”、“姓氏”、“地名”、“菜名”、“品牌名称”等等词语，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鬼神名称和宗教文化命名和艺术世界——谈小说《西游记》的人物、地点命名在艺术建构中的作用成语和中国文化（说明：本题中的“成语”也可换成“歇后语”、“惯用语”、“俗语”等词，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汉语动物名称研究汉语植物名称研究新时期小说语言粗鄙化现象研究“X吧”类新生店名研究说“秀”（英show）汉语象声词研究泛义动词“整”与“搞”的比较研究汉语感叹词研究东北方言动词“造”的研究东北方言语气助词“呗”的研究东北方言后缀“——巴”的研究新时期以来新生句法现象研究话语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字词误读研究、字词误用研究汉字形体演变及识记研究褒义词考查分析同义词辨析与运用贬义词考查分析汉英词语对比研究（包括对外汉语教学）成语运用研究、习语运用研究新闻语言研究广告用语研究法律、商贸语言研究社交用语研究、文艺用语研究（小品、歌词等）词类区分研究语境与语言表达研究新辞格研究或辞格发展研究语境对词义（句子结构）的影响有特点的句法结构考察分析现代汉语语法汉语应答句研究标题语法研究标题语用研究标题语义研究东北官话地点方言研究东北官话语音研究东北官话词汇研究东北官话语法研究东北官话语用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研究现代汉语修辞研究现代汉语主谓谓语句研究现代汉语补语研究程度副词与状态形容词的组合研究程度副词与特殊的动词性结构组合研究“副＋名”的社会运用考察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分析动词和名词的句法语义关系研究现代汉语歧义问题研究歧义现象和语境研究现代汉语形容词重叠式研究现代汉语程度副词重叠式研究成语和中国文化（说明：本题中的“成语”也可换成“歇后语”、“惯用语”、“俗语”等词，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 当代作家语言研究（包括词汇、语法、修辞） 报刊语言研究 节目主持人语言特点考察 少儿节目语言特点考察 流行歌曲中的若干语言现象 法律语言研究 辩论、演讲语言的特点 对外汉语教材的对比研究 留学生汉语习得的语误研究 汉语各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研究 现代汉语插入语的个案或宏观研究 现代汉语委婉语的个案或宏观研究 汉语口语中的话语标记研究（如：对了、嗯、好、得了、回头、然后、我说等） 代词“人”、“人家”使用情况考察 句末语气词使用状况调查 谈“俗话” 汉外对比研究（如：亲属称谓、外来词、具体语法现象） 状语的类型与状语的位置（是否可以前置） 《现代汉语词典》收词情况分类考察 夫妻互称的历时、共时研究交际语言的若干问题研究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俄罗斯留学生汉语声调学习研究韩国留学生汉语单字音学习研究歧义格式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哈尔滨方言单字音研究歧义结构的语音分化研究黑龙江方言语音研究“都”字歧义句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哈尔滨方言声调研究实验语音学对外汉语单字音教学研究语音史研究语音的规范与发展毕业论文题目《审音表》与《现代汉语词典》定音比较研究第二语言教学流派研究对外汉语教学技巧研究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对外汉语语法教学对外汉语汉字教学语言文化教学策略与方法汉语中介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对外汉语教材分析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听力训练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口语训练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技巧关于中国文化教学问题的宏观讨论语言课的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对外汉语口语课堂教学任务型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情景教学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对外汉语中的俗语教学交互式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对外汉语教师的职业角色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近义词辨析惯用语与对外汉语教学对外汉语中的成语教学对外汉语写作教学对外汉语形容词教学对外汉语虚词教学程度副词的对外汉语教学祈使句的对外汉语教学疑问句的对外汉语教学感叹句的对外汉语教学
一：汉字发展史概况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始终没有间断过的传承下来，也只有我们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中华文明也是最独特的文明。 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一说，这是因为最早的文字来源就是图画，书与画好比是兄弟，同根生，有很多内在的联系。汉字的起源就是原始的图画，原始人在生活中用来表达自己的“图画”形式。慢慢的从原始图画变成了一种“表意符号”。 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表意符号”演变成了比较定型的“甲骨文”。这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上和乌龟的龟板上的文字，从殷墟中发现的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以来，中东人都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只有中国现代人能读懂一些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这些龟板上的文字，最先是用来起占卜吉凶的作用，古代的人认为把有关于疾病、梦境、狩猎、天时等一些疑问刻在龟板上，然后用火来来烤烙这些龟板和动物的骨头，其产生的裂缝，占卜者可以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和走向来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这就是“甲骨文”现代汉字的祖先。至今为止发现的“甲骨文”有五千多种。而可以解读的有一千多个。 到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大量使用，而被刻在青铜的钟鼎和石鼓上的文字即——“大篆”。亦有钟鼎文和石鼓文之称。相传是周宣王时期太史所创写。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内存有十个周代的石鼓，上刻有十首四言诗文。因为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文字也不尽相同。一直到了秦朝。秦始皇一统中国。才把文字统一起来。 秦朝时期，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其功绩显著的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斯。李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然后进行删繁就简美化加工后，这种统一后的文字被称为——“小篆”，亦称为“秦篆”。这个时候的文字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象形文字的痕迹了。 秦朝时期的“小篆”书写过于规范，书写起来速度很慢，于是民间就出现了许多的简便字体。这种字体的特点是变“小篆”的原为方。改“小篆”的曲为直，并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被称之为——“秦隶”。 到了汉朝，隶书十分盛行，“秦隶”并没有完全摆脱“小篆”的结构特点，基本上是方形，而“汉隶”就完全发挥了毛笔的特点，出现了“蚕头燕尾”的波折之笔，书写起来轻松自如。西汉时期流行的这种隶书。称之为——“汉隶”。 汉朝流行“汉隶”的同时，“楷书”正在萌芽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已经很盛行，晋代的王羲之，王献父子是楷书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吸取了篆书圆转笔画，也保留了隶书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蚕头燕尾”。使汉字的结构大体的固定了下来。当时被称之为——“真书”，后人因为以这种字体作为学习书法的楷模，即改称之为——“楷书”。 在唐朝时期，“楷书”尤为盛行，盛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书法家都是当时的佼佼者，他们的书法作品至今仍被人们学习作为范例。 由于楷书的工整，为了书写快捷的需要，和书者为了抒发自己的的胸臆，寄情于笔端的创造，产生了一种流动顺畅，一气呵成，极具有韵律和艺术感染力的字体——“草书”。 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就是“行书”，行书没有楷书那样规范严肃，也没有草书那样奔放和难以识别，而是优雅欢畅的运笔，字体书写灵活贯通。也是最受大众喜欢最常用的一种字体。还不懂字体的时候，本人小时候就被要求练习行书。 到了宋朝，中华四大伟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被发明，“宋体字”也应此产生。最早产生于北宋，是有楷书变化而来。有肥体和瘦体之分，可无论肥瘦，都是横细竖粗，方方正正。显得古朴端庄。 “仿宋体”也是模仿“宋体”而产生一种字体，这种字体的出现至今也不过七、八十年，但是发展十分迅速。是人们最喜欢使用的一种规范字体，在印刷品还有各种不同场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与此同时，“黑体”也诞生了，这种字体醒目大方，笔迹全部一样粗细，结构醒目严密，笔划粗壮有力，撇捺等笔画不尖，使人易于阅读。由于其醒目的特点，常用于标题，导语，标志等等。丰富了汉字的表现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种字体纷纷诞生，综艺体、整块体、浮云体、变体等等。这是祖国文化繁荣的具体表现，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汉字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刘又辛教授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字发展史纲要"，其最终成果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汉字发展史纲要》，这项成果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的观点。 1、关于汉字发展史的三个阶段 在汉字发展史上，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分期是以汉字字体变化为标准，即以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为标准划分为四个阶段。这项成果提出，字体变化不是汉字发展中的本质变化，不能说明汉字的历史发展规律，而应从汉字的构造方法的变化来说明汉字的本质变化。这项成果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汉字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即第一阶段是图画文字阶段。商代以前的文字应该属于这个阶段。第二阶段是以表形文字为基础，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表音文字阶段。从甲骨文到秦代的文字都属于这个阶段。第三阶段是以形声字为主体，还保留了一些表形字和表音字的形音文字阶段，从秦汉到现代汉字都属于这个阶段。 2、关于汉字的优缺点 现在世界上比较通行的文字有两种：一是用几十个字母记录词语语音的表音文字；二是兼表音和表形的汉字。这两类文字体系，都各有优点和缺点，不能说哪种文字绝对好，哪种文字绝对不好。欧洲的一些学者认为，表音字是最进步的文字，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这种偏见被国内的一些学者所接受，他们在书刊上谈到汉字时，很少说到汉字的优点，这是片面的。 汉字的优点。汉字的最大优点，是他的超方言性。中国是地域广阔、方言复杂的国家。在古代不可能做到语言规范化，就是现在推广普通话，也还不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是汉字却是全国通行的书面语言交际工具。语言不同，以笔代口写出字来，却完全一样。如果是文字拼音化，就会出现广东文、闽南文、上海文、北京文等，妨碍人们思想交流。汉字的另一优点，是它的有理性。文字是一种符号体系，它可分为有理性文字和无理性文字两大类。所谓无理性，是指纯表音文字，如假借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等，这种文字纯系一种符号，与要表达的事物没有直接联系。所谓有理性文字如汉字，它除了表示词的读音，还是代表事物形类的标志。如"水"字，是从象形文字水的形状演变而来的。它有表形和表音两个作用。再如"汪"、"洋"两字，用"水"表示类属，用"王"、"羊"表示读音，叫做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这种形声兼顾的特点，便于识别和记忆。 汉字在表音方面的缺点。汉字表形字中，有一小部分长期被当作假借字使用，这是汉字中的表音字。由于它的数目不大，且多为常用字，可以不谈。在这里，只讲形声字的表音功能。形声字的声符大都是可以单独使用的表形字，用以当作表音的声符，不如字母表音准确。汉字在表音功能方面有不少缺点，而主要是以下三点：a,形声字的声符不能区分声调的差异，同一个声符往往表示不同的调如"胡"字是阳平字，但"糊涂"的"糊"读阳平，"糊弄"的"糊"读去声。b,形声字的声符，往往因语言的变易，而丧失或减弱了表音功能。如"尚"读"shang"的第四声，但以"尚"为声符的"倘"、"躺"读"tang"的第三声，"党"读"dang"的第三声，"徜"、"常"读"chang"的第二声，"敞"读"chang"的第三声。c,汉字的一字多读的重音现象。如"参"字，在"参加"、"参观"等词中读"can"的第一声，在"人参"一词中读"shen"的第一声，在"参差不齐"一词中读"cen"的第一声，共有三个重音。 3、关于汉字的简化问题 汉字是从图画文字演变发展而来的，若画成其物，笔画就多。从汉字发展史来看，简省笔画一直是汉字演变的明显倾向。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又扩大了简化字的范围和字数，这是两千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汉字改革。经过四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在普及教育和书写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从另一方面看，简化字也并非全无可议之处。如"邓"、"欢"、"难"、"树"、"戏"、"对"等字，其部件"又"，代替了"登"等声韵不同的声符，有些草书楷化的写法同楷书的结构不同，有些同音代替字也有可斟酌之处。但文字的规范一经确定，就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各行其是，放任自流。汉字是中国优秀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待汉字也要像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样，一是要继承传统而不能割断传统，二是要改革，按照汉字本身的发展规律进行改革，使之成为更好的交际工具。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使得学习汉语汉字的人越来越多。在各国教汉语的教师中，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大陆，在教汉字时自然就会出现繁简两套教法。对这两套教法是否统一，或如何统一，有待海峡两岸及海外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共同讨论解决。 4、关于汉字不能走拼音文字的道路 1958年国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它的作用是作为推广普通话的工具，以及给汉字注音。目前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还有扩大的可能。如小学生在写作文时，遇到不会写的汉字，可以用拼音写这个字，书刊中的难字僻字可以加上拼音，在引用外国的人名、地名时，有人主张用拼音方案拼译等。可以预测，这套方案将会同汉字一样长期生存下去。但曾有人认为，人类语言的书面符号都应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文字一概视为落后文字。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偏见。汉字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之一，它不但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载体，而且在现在，仍然是全国人民以及国外炎黄子孙的共同交际工具。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外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汉字的优越性，这个文字体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重新走拼音文字的道路。 5、关于汉字的教学问题 按照汉字的教学方法教学汉字，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陈腐的"六书"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方法）必须改革。这项成果根据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并在唐兰先生"三书"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表形、借音、形声这个"新三书"说。它包括了"六书"中的合理部分，淘汰了"转注"。表形字包括"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借音字就是假借。改称借音字或表音字，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假借中还有一种借形字，无中生有，徒乱人意。在唐兰先生的"三书"中，把假借字排除在外，把用表形法造的字勉强分为象形和象意两类，都不妥当。"新三书"中，既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纠正了前辈的不足之处。掌握"新三书"的划分标准，对于汉字教学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今年八十九岁高龄的刘又辛先生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日记中写到："这本书终于写成，算是了却了五六十年来的一点心愿。······这部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因为有了一点资助，这部书才得以完稿。我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交了这份答卷，希望我们没有白白耗费了人民的这点宝贵资金。"著名语言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马学良先生说："这部《汉字发展史纲要》是（刘又辛）积多年对汉字研究的成果，与其传人方有国合著公之于世的，不但理清古今汉字的本质与发展规律，且从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汉字改革的方向和汉字教学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是一部研究汉字史和文字改革的务实的论著。"
二班的表示写到吐血
一班表示超市鸭梨降价，寝室鸭梨又多又大·····
额，木有悬赏分···就是不写，就是不写，咬我啊，咬我啊！
1997年末商务印书馆召开一个座谈会，我有幸与会，并在会上斗胆提出了编纂《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著指要》的设想。不想一两个月后，张万起先生和毛永波先生即亲来南开，不但采纳了我的建议，而且约我编选一部《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文精选》。我当时毫未含糊就接受下来了，而实际操作起来，却无时不有芒刺在背、如履薄冰之感。现代汉语词汇学虽只百年历史，学者们发表出来的论文却有数千篇之多，有真知灼见者俯拾即是。要想在有限的篇幅内将各个研究方面的有代表性的论文精选出来，殊非易事，总不免顾此失彼，有遗珠之恨。但是既然应承下了编选此书的任务，只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去做。经过近一年的反复甄选，终于编出了现在这样一部书稿。它很可能不会得到所有方家的认可，甚至免不了会受到一些指摘，但是我敢说它是出以公心、破除门户之见的一个成品。如果说编选这样一部书的目的是要反映近百年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方方面面的有代表性的成果，我想这一目的是基本上达到了的。 限于篇幅，本书只收论文50篇。未能收入本书的论文和专书，以论著指要和题目索引的方式收进《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著指要》一书中，读者可以参阅。编选本书和《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著指要》，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我又将学者们的著述重新学习了一遍。由于学识浅薄，挂一漏万或评价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谨此再一次请求读者和方家谅察，并请赐教。 周 荐 2001年1月20日 南开 该书是“二十世纪现代汉语研究资料丛书”之一种，由作者从百年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数千篇论文之中精选出50篇汇集而成，按词汇理论、词的内部形式和造词法、词义、新词语、熟语、词汇规范和词典分为六个部分，基本上囊括了当前汉语词汇研究的所有重点领域，代表了一个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最高水平。
OK ,简单，我帮忙。
提供一些简单好写的古代汉语论文的选题，供参考。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许慎六书说论评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形声字起源试论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主谓间“之”字探源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 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 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 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 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 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 《论 语》 8 5 13 《孟 子》 4 9 13 《荀 子》 40 9 49 《韩非子》 50 22 72 合 计 102 45 147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 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 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 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 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 三、 看是否读破。 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 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 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 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 引言 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 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 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 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 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 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 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 (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 (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庄子·徐无鬼》) 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 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 (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 (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 (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 (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 (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 (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 (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 (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 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 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 (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 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 (11)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 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 (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 (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 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 (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 (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 (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 (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 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 (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 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 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