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末商务印书馆召开一个座谈会，我有幸与会，并在会上斗胆提出了编纂《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著指要》的设想。不想一两个月后，张万起先生和毛永波先生即亲来南开，不但采纳了我的建议，而且约我编选一部《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文精选》。我当时毫未含糊就接受下来了，而实际操作起来，却无时不有芒刺在背、如履薄冰之感。现代汉语词汇学虽只百年历史，学者们发表出来的论文却有数千篇之多，有真知灼见者俯拾即是。要想在有限的篇幅内将各个研究方面的有代表性的论文精选出来，殊非易事，总不免顾此失彼，有遗珠之恨。但是既然应承下了编选此书的任务，只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去做。经过近一年的反复甄选，终于编出了现在这样一部书稿。它很可能不会得到所有方家的认可，甚至免不了会受到一些指摘，但是我敢说它是出以公心、破除门户之见的一个成品。如果说编选这样一部书的目的是要反映近百年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方方面面的有代表性的成果，我想这一目的是基本上达到了的。 限于篇幅，本书只收论文50篇。未能收入本书的论文和专书，以论著指要和题目索引的方式收进《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著指要》一书中，读者可以参阅。编选本书和《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著指要》，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我又将学者们的著述重新学习了一遍。由于学识浅薄，挂一漏万或评价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谨此再一次请求读者和方家谅察，并请赐教。 周 荐 2001年1月20日 南开 该书是“二十世纪现代汉语研究资料丛书”之一种，由作者从百年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数千篇论文之中精选出50篇汇集而成，按词汇理论、词的内部形式和造词法、词义、新词语、熟语、词汇规范和词典分为六个部分，基本上囊括了当前汉语词汇研究的所有重点领域，代表了一个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最高水平。
OK ,简单，我帮忙。
额，木有悬赏分···就是不写，就是不写，咬我啊，咬我啊！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 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 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 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 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 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 《论 语》 8 5 13 《孟 子》 4 9 13 《荀 子》 40 9 49 《韩非子》 50 22 72 合 计 102 45 147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 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 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 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 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 三、 看是否读破。 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 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 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 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 引言 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 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 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 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 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 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 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 (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 (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庄子·徐无鬼》) 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 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 (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 (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 (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 (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 (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 (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 (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 (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 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 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 (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 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 (11)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 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 (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 (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 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 (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 (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 (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 (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 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 (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 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 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二班的表示写到吐血
你是一班还是二班的？
学术堂整理二十个好写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 1、以《墨子》为例分析古代汉语中的"所"字结构 2、《马氏文通》中韵律影响句法现象研究 3、"道"的文化阐释 4、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的类型及规律--以《论语》为例 5、关于古代汉语绪论的几个问题 6、主观化与古代汉语"N所V"结构的双重身份 7、从拉丁语到古汉语--汉译《几何原本》卷一"界说"的翻译分析 8、诗语、框架与海外经验--张斯桂《使东诗录》浅论 9、评王力《古代汉语》常用词的编排 10、当代文学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11、《世说新语》中程度补语的句法和词性研究 12、浅析第三人称代词在汉魏以来的发展 13、成语、俗语--学习文言文的新途径 14、浅析《马氏文通》对"先置"现象的研究 15、浅谈汉语言文学的全球化发展 16、如何培养我校学生阅读古诗文的兴趣 17、古代汉语"远+N"和"N+远"构式的语义与句法历时对比研究 18、《论语》同义词辨析 19、古诗文吟诵的历史传统与规则要领 20、古代汉语字间关系考察--以"薄"与"迫""箔""簿"三字关系为例
不晓得你刷来干嘛，无聊！
提供一些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题目，供参考。一）、语言学方面：1、“对立原则和 ΧΧ 方言的音位”2、“互补原则和 ΧΧ 方言的音位”3、说汉语的音节4、说同音词5、说同义词6、说汉语的词类划分7、汉语的联合式构词法（偏正式，述补式也可以，任选一种）8、递归性和汉语的句法结构9、虚字和汉语的语法形式10、汉语的借词二）、现代汉语方面：1、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研究（某一方面的问题）2、普通话语音研究（某一方面）3、ΧΧ作家（或 ΧΧ作品）语言研究4、网络汉语研究5、句式（或句型）研究（选择某些有特点的句式）6、现代汉语虚词研究（选择某些虚词）7、现代汉语词义研究（选择某类词）8、词典适意研究9、方言研究（某一方言某一方面的问题）10、语文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三）、汉语的优点和缺点：1、汉字和汉文化2、现代汉字学的研究内容3、限制和减少汉字字数4、部件研究5、坚持汉字简化的方向6、如何整理异体字7、如何整理异性词8、规范汉字的研究9、汉字的前途10、“修辞与语境”浅谈11、“修辞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之我见12、我对“修辞主体的修养”的认识13、我对“在社会的大课堂里学习修辞”的体会14、谈词语运用要做到“准确朴实”15、谈词语的“巧妙配合”16、谈“成语的活用”17、谈“叠用句”18、谈“四音节语音段落”19、谈“比喻”四）、古代汉语方面：1、对汉字性质的认识2、学习音韵学的心得综述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4、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它关系）的看法5、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6、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篇幅不宜过大）7、古代汉语“之”（三）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8、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9、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10、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五）、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1、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2、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3、论曹禺《雷雨》的戏剧艺术4、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5、论穆旦的诗6、论钱钟书《围城》7、论贾平凹的散文8、论王蒙小说语言艺术9、论余华的小说10、论20世纪80—90年代对赵树理的再评价11、评“样板戏”对李玉和，杨子荣，阿庆嫂三个人物的塑造12、舒婷诗作简析13、汪曾祺小说对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创造的意义14、评王安忆的《长恨歌》15、评铁凝的《玫瑰门》16、从女性写作角度评陈染的创作17、论王朔的《动物凶猛》18、论韩东的诗歌写作19、鲁迅小说中的“黑色家族”简论20、茅盾笔下的上海都市图景—读《子夜》21、《无常》、《女吊》（鲁迅），《水里的东西》（周作人），《放猖》（废名）比较论《日出》中的次要人物（黄升三、福生）在戏剧结构中的作用。或《茶馆》人物论22、《我与地坛》文本细读23、艾青笔下的土地与太阳24、分析王安忆（或莫言、余华、铁凝）的一篇新创作的小说25、我读海子的诗26、重读寻根小说27、老舍与北京城（或“张爱玲与上海”、“王安忆与上海”、“汪曾祺笔下的昆明”、28、“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赵树理与山西”等）六）、中国古代文学方面：1、论《诗经》的赋、比、兴艺术2、论《诗经》的音乐性及其美学意义3、论《诗经》的婚恋诗4、论《诗经》中的妇女形象5、论《诗经》中的战争诗6、论《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7、论《诗经》的讽刺艺术8、孔子与《诗经》9、《诗经》作品研究（具体作品可任选）10、《诗经》与楚辞（词）比较论11、楚文化与楚辞12、屈原的爱国主义与浪漫主义13、论屈原的人格美14、论《离骚》的艺术构思15、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比较16、略论《九歌》的艺术成就17、屈原作品研究（具体篇章可任选）18、陶渊明的田园诗（可侧重内容，也可侧重艺术特色）19、王孟山水田园诗（可分别写王、孟，也可分写山水、田园）20、中唐山水田园诗（可选某一、二个作家，也可以比较研究）21、李白山水诗研究22、送别诗中意象研究（可集中写某一种，如美酒等）23、杜甫咏史怀古诗研究24、刘禹锡咏史怀古诗25、唐人咏物诗研究（可选择某一种，或某二、三中对比研究）26、宋人咏物词（诗）研究（可选不同词家咏同一物对比研究，如咏梅等）27、唐人送别诗研究（可选几家，或若干首对比研究）28、《琵琶行》29、关汉卿的杂剧创作30、关汉卿、马致远之比较31、《西厢记》32、《西厢记》、《牡丹亭》之比较33、汪道昆之短剧34、徐渭（谓）的《四声猿》35、汤显祖36、孟称舜37、沈自徵（徽）之剧作38、论唐传奇中的爱情小说39、试谈《三言》、《二拍》的时代特色40、谈《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塑造41、论《水浒》的人物（任务）描写（亦可选择某一个人物，如论武松，论宋江，论李逵等）42、试谈《西游记》的艺术特色（或试论孙悟空形象）43、论西门庆形象的典型意义44、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45、论《聊斋志异》中花妖狐魅（魁）形象的艺术特色46、论王熙凤形象47、论《红楼梦》的细节描写48、论《红楼梦》整体反映生活的特色七）、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方面：1、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2、《尤利西斯》中的“内心独白”技巧3、现代主义小说中的神话模式4、论存在主义作品中的荒谬感5、论罗格—格里耶小说中的“物化”6、《百年孤独》中对“魔幻”技巧的运用7、论《百年孤独》的叙事艺术8、论黑色幽默的杂糅手法9、博尔赫斯小说的玄学色彩10、论《日瓦格医生》中俄罗斯精神八）、中国古代文论方面：1、“诗言志”与“诗缘情”辨析2、先秦儒家文论研究3、先秦道家文艺观研究4、“发愤（奋）著书”说综论5、“文学自觉”说新探6、六朝人物品藻与文论之关系7、《文心雕龙》与《诗品》比较谈8、意境理论的确立和发展9、李渔戏曲理论研究10、金圣叹小说理论研究九）、西方文论方面：1、柏拉图“艺术模仿自然”解密2、柏拉图美学思想的特征3、论（译）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4、贺拉斯《诗艺》与亚里士多德《诗学》比较5、布瓦洛《诗的艺术》再评述6、狄德罗“美在关系”说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说比较7、对莱辛《拉奥孔》的现代阐释8、康德美学思想与现代艺术9、译黑格尔的艺术发展观10、论黑格尔的自然美和艺术美11、论泰纳的文艺思想12、别林斯基与形象思维论13、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特征14、从叔本华到尼采15、现代主义与自我表现16、精神分析学和艺术学17、评卢卡契与布莱希特的论战18、詹姆逊论后现代主义十）、比较文学方面：1、李白咏（泳）月诗与法国波特莱尔所作咏月诗（见《巴黎的忧郁》、《恶之花》）的比较研究2、林纾译文一种与后来译文的比较研究3、从赛珍珠的小说《大地》看西方人对中国农民的误读4、王国维对西方文化的吸取和研究5、钱钟书论“通感”6、从《春江花月夜》看诗歌、音乐、舞蹈的关系7、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到“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看中西文学形式交流的可能十一）、美学方面：1、劳动与“自然人化”的美学意义2、论“审美关系是美的核心”3、美感特征简析4、论审美想象5、论悲剧与崇高6、论艺术的美学意义7、当代大众传媒和审美消费主义（注意）对传统艺术门类（诸如文学）的挑战8、论审美鉴赏的创造型9、论“审美具有解放人的性质”10、中国古代美学特色简析
全球通史 世界历史 还有图文天下 语文语法方面的书有古代文言文全解
文革时期王力先生在著书方面很少了，因为一身兼好多职六十年代写《先秦古韵拟侧问题》、《略论语言的形式美》，七十年代写《黄侃古音学述评》、《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1900－1986年）字了一，广西博白人。 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年贫寒辍学，在家自学。1924年赴上海求学，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务委员等职。 王力先生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多世纪，他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四十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语言学家中是极其突出的。王力先生的语言学研究始终是与教学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语言学专门人材，为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力先生在法国留学期间，翻译出版二十余种法国小说、剧本；抗战期间，写了大量的散文，被誉为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之一。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王力撰写了上千万字的学术论著，其中专著四十多部，论文二百多篇。他的研究工作既继承了我国古代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又充分吸收了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语言学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研究涉及汉语语言学的理论、语言、语法、词汇、语言史、语言学史以及汉语方言、汉语诗律学等各个领域，其重点研究成就都具有开创的意义，带动了学科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国内外产生了突出影响。王力先生的治学具有突出特点。 第一，将传统的“小学”（语文学）和现代语言科学相结合。王力运用先进的语言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语文学。或科学地诠释旧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例如他的《中国音韵学》（后改名为《汉语音韵学》）、《字史》、《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或深入探讨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结构系统、民族特点及其历史发展的演变规律，例如他三十年代写的《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国文法中的系词》，四十年代写的《汉越语研究》、《新训诂学》、《中国现代语法》、五十年代写的《汉语史稿》、《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汉语实词的分类》，六十年代写的《先秦古韵拟侧问题》、《略论语言的形式美》，七十年代写的《黄侃古音学述评》、《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八十年代写的《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等。 第二，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王力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五十余年，先后开设过二十多门课程。他写出来的讲义，就是他的科研成果。所以常常是一上完课，他的讲稿就可以送出版社出版，多是高水平的专著。例如：《汉语音韵学》、《中国语文概论》（后改名《汉语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以及他主编的《古代汉语》等。第三，创新与求实相结合。在科学研究中，王力开创了不少新的汉语言学科体系（如上文所列举的），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例如《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大量的语料，系统地考察了汉语“名句”句法结构的特点和系词的产生及发展过程，指出古汉语名句的主语与表明语之间不用系词。这不仅正确揭示了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语言学家首次真正摆脱西洋语法的束缚，历史地、求实地研究汉语自身特点而取得的重大成果。又如古韵研究上，他提出的“脂、微分部”说，“古韵十一类二十九（或三十）部系统”，“上古每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先秦声调分舒促两大类，各又细分为长短”的学说，也都是根据丰富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而得出的独到的见解。他强调说，“墨守师说，学术就没有发展了。”正是由于王力具有这种求实的学风，才能不断创新。 第四，渊博与专深相结合。王力的学问博大精深，为学界所公认。他不仅是杰出的语言学家，是著名的翻译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翻译、出版过法国纪德、小仲马、嘉禾、左拉、都德、波特莱尔等作家的小说、剧本、诗歌以及《莫里哀全集》共二十余种；他早年还撰写了《罗马文学》、《希腊文学》；他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基本上收集在《龙虫并雕斋诗集》、《王力诗论》与《龙虫并雕斋琐语》里。后者多次重版，在港台也一再翻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把他和梁实秋、钱钟书推崇为抗战时期三大学者散文家。 王力作为语言学大师，不仅注重专业的学术研究，在语言科学诸多领域勤于开创，写出了许多高水平的论著，取得丰硕的成果，非常关注语言文字学的普及与应用。学术著作1 古代汉语(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64年 2 诗词格律(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77年 3 语法和语法教学(介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张志公主编]/[王力等编写])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6年 4 广州话浅说(王力著)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年 5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王力著) 文化教育出版社 1951年 6 诗词格律概要(王力著) 北京出版社 1979年 7 楚辞韵读(王力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8 诗经韵读(王力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9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王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10 汉语诗律学(王力著) 新知识出版社 1958年 11 汉语音韵(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80年 12 龙虫并雕斋诗集(王力著) 北京出版社 1984年 13 汉语诗律学(王力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年 14 古代汉语(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81年 15 诗词格律十讲(王力著) 北京出版社 1964年 16 中国音韵学(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1936年 17 王力诗论(张谷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 18 中国语文讲话(王力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4年 19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54年 20 中国语法理论(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54年 21 康熙字典音读订误(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88年 22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著)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 23 汉族的共同语和标准音(王力等著) 中华书局 1956年 24 中国语法理论(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1951年 25 龙虫并雕斋文集(王力) 中华 1980年 26 汉语讲话(王力) 文化教育 1955年 27 汉语史稿(王力) 科学 1957年 28 汉语史稿(王力) 中华书局 1980年 29 汉语史稿(王力) 中华书局 1980年 30 汉语史稿(王力) 中华书局 1980年 31 汉语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王力) 中华书局 1956年 32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 商务 1985年 33 王力文集(语言理论,中国语言学,古汉语概论,语法理)(王力) 山东教育 1990年 34 王力文集(文字,字典,词汇,文学语言,语文教学,古)(王力) 山东教育 1990年 35 王力文集(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王力) 山东教育 1990年 36 王力文集(中古音等韵及其他)(王力) 山东教育 1991年 37 王力文集(浙江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王力) 山东教育 1990年 38 诗词格律() 39 诗词格律(王力著) 中华书局 1962年 40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1950年 41 汉语浅谈(王力著) 北京出版社 1964年 42 诗词格律(王力著) 中华书局 2000年 43 诗词格律十讲(王力著) 北京出版社 1978年 44 爱(奢辣尔第著/王了一译) 商务印书馆 1934年 45 半上流社会(小仲马著/王力译) 商务印书馆 1931年 46 少女的梦(畦德著/王了一译) 开明书店 1931年 47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 中华书局 1999 年 48 中国语言学史(王力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6年 49 词类(王力著) 新知识出版社 1957 50 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王力) 中国科学院 1955年 51 中国语文讲话(王力著) 开明书店 1950年 52 汉语史论文集(王力著) 科学出版社 1958年 53 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王力著) 文化教育出版社 1955年 54 王力古汉语字典(王力主编) 中华书局 2000年 55 王力语言学论文集(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2000年 56 中国语文概论(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1939年当然，步痕旅游网想法：fgdg
毕业论文题目现代汉语语音研究汉语新词语研究汉语外来词语研究汉语字母词研究汉语媒体语言特点研究汉语修辞研究汉语多音字研究汉语复活词研究当代汉语科技词语研究现代汉语成语变化研究当代汉语词语语音形式的发展变化汉语惯用语研究当代汉语新谚语研究当代汉语青年流行语研究现代汉语同音误用研究谈谈副词“终于”的用法论正极意义和负极意义语用正误与语频统计因果关系与转折关系的上位义比较给病句一个理由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符号文化符号“道”和“道”族词汇的研究（说明：本题中的“道”也可换成“气”、“心”、“性”、“理”、“天”、“命”、“神”等字，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当前我国社会称谓的使用问题“女士、先生、小姐、太太”使用情况调查“同志”的尴尬文学语言研究汉语语气词研究书名和社会文化心理店名和中国文化（说明：本题中的“店名”也可换成“人名”、“姓氏”、“地名”、“菜名”、“品牌名称”等等词语，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鬼神名称和宗教文化命名和艺术世界——谈小说《西游记》的人物、地点命名在艺术建构中的作用成语和中国文化（说明：本题中的“成语”也可换成“歇后语”、“惯用语”、“俗语”等词，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汉语动物名称研究汉语植物名称研究新时期小说语言粗鄙化现象研究“X吧”类新生店名研究说“秀”（英show）汉语象声词研究泛义动词“整”与“搞”的比较研究汉语感叹词研究东北方言动词“造”的研究东北方言语气助词“呗”的研究东北方言后缀“——巴”的研究新时期以来新生句法现象研究话语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字词误读研究、字词误用研究汉字形体演变及识记研究褒义词考查分析同义词辨析与运用贬义词考查分析汉英词语对比研究（包括对外汉语教学）成语运用研究、习语运用研究新闻语言研究广告用语研究法律、商贸语言研究社交用语研究、文艺用语研究（小品、歌词等）词类区分研究语境与语言表达研究新辞格研究或辞格发展研究语境对词义（句子结构）的影响有特点的句法结构考察分析现代汉语语法汉语应答句研究标题语法研究标题语用研究标题语义研究东北官话地点方言研究东北官话语音研究东北官话词汇研究东北官话语法研究东北官话语用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研究现代汉语修辞研究现代汉语主谓谓语句研究现代汉语补语研究程度副词与状态形容词的组合研究程度副词与特殊的动词性结构组合研究“副＋名”的社会运用考察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分析动词和名词的句法语义关系研究现代汉语歧义问题研究歧义现象和语境研究现代汉语形容词重叠式研究现代汉语程度副词重叠式研究成语和中国文化（说明：本题中的“成语”也可换成“歇后语”、“惯用语”、“俗语”等词，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 当代作家语言研究（包括词汇、语法、修辞） 报刊语言研究 节目主持人语言特点考察 少儿节目语言特点考察 流行歌曲中的若干语言现象 法律语言研究 辩论、演讲语言的特点 对外汉语教材的对比研究 留学生汉语习得的语误研究 汉语各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研究 现代汉语插入语的个案或宏观研究 现代汉语委婉语的个案或宏观研究 汉语口语中的话语标记研究（如：对了、嗯、好、得了、回头、然后、我说等） 代词“人”、“人家”使用情况考察 句末语气词使用状况调查 谈“俗话” 汉外对比研究（如：亲属称谓、外来词、具体语法现象） 状语的类型与状语的位置（是否可以前置） 《现代汉语词典》收词情况分类考察 夫妻互称的历时、共时研究交际语言的若干问题研究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俄罗斯留学生汉语声调学习研究韩国留学生汉语单字音学习研究歧义格式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哈尔滨方言单字音研究歧义结构的语音分化研究黑龙江方言语音研究“都”字歧义句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哈尔滨方言声调研究实验语音学对外汉语单字音教学研究语音史研究语音的规范与发展毕业论文题目《审音表》与《现代汉语词典》定音比较研究第二语言教学流派研究对外汉语教学技巧研究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对外汉语语法教学对外汉语汉字教学语言文化教学策略与方法汉语中介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对外汉语教材分析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听力训练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口语训练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技巧关于中国文化教学问题的宏观讨论语言课的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对外汉语口语课堂教学任务型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情景教学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对外汉语中的俗语教学交互式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对外汉语教师的职业角色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近义词辨析惯用语与对外汉语教学对外汉语中的成语教学对外汉语写作教学对外汉语形容词教学对外汉语虚词教学程度副词的对外汉语教学祈使句的对外汉语教学疑问句的对外汉语教学感叹句的对外汉语教学
提供一些简单好写的古代汉语论文的选题，供参考。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许慎六书说论评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形声字起源试论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主谓间“之”字探源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 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 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 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 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 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 《论 语》 8 5 13 《孟 子》 4 9 13 《荀 子》 40 9 49 《韩非子》 50 22 72 合 计 102 45 147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 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 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 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 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 三、 看是否读破。 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 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 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 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 引言 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 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 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 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 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 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 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 (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 (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庄子·徐无鬼》) 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 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 (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 (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 (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 (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 (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 (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 (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 (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 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 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 (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 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 (11)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 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 (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 (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 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 (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 (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 (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 (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 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 (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 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 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