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弊端 作为一种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制度而言，科举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弊端。 钳制文人思想，打击压制人才 如前文所述，科举取仕迫使读书人虚耗毕生精力于死板的考试内容上，毫不关心国家政治经济大事，造成了当时大多数文人的不学无术。而封建统治者正是利用了科举制的这一弊端来钳制文人的思想，使考中者对朝廷忠心耿耿，不中者默默无闻地苦读经书。 轻视自然科学，导致中国落后 正是由于前文所述的封建专制对于“异端”文化的不能容忍，近而打击，压制人才的做法，从另一个角度讲，即统治者对于人才选拔的“唯一”标准，迫使读书人将埋头苦读以求中第作为终身的唯一目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毒害了一代文人。商人的地位低下及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落后即是明证。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说：“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世界近代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与社会经济生活相隔离，对科学技术采取粗暴贬斥态度的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长期实行，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科举制的积极作用 “存在即合理”。科举制之所以历经多次停废磨难，却被历代君主所采用来选官取仕,并最终存在了1300多年,必然有其科学性和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总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公平公正，唯才是举 科举制自隋唐建立，历经各朝各代的改革，至清代时已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考试制度：“糊名”，“誊录”，“锁院制”等制度有效地约束了考生的作弊行为；“别头”考试则把考官的亲属交给吏部的考官去负责考试；清代为抑制“缙绅之家多占中额，有妨寒峻进身之路”，又有了“官生卷”，“民生卷”之分。这对各省乡试中有权势者的行贿作弊是一种有效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有才干的清寒人家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科举取仕这一制度本身，就其公正性而言，与世袭制相比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科举制的实施促成了学校的出现。从汉代建立的太学到宋代的“三舍法”取仕，四大书院及明清时的乡村社学和义学，这些教育场所培养了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同时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儒家思想紧密相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儒家思想会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正如余秋雨所言：“科举以诗赋文章做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的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 笼络人才，巩固统治 将科举制用来笼络人才维护其统治，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是满清统治者。清朝建立之初，为补充全国所需文官的短缺，清统治者吸取金元两代“以汉法治汉”的经验教训，沿袭明朝的科举制度，以科举选拔汉人文士入仕。虽然当时的统治者知道用僵化的八古文很难取得真才实学之士，可是他们更知道用此法可以牵制士人思想,减少异端，选拔为朝廷效忠的文士有利于对广大汉族民众进行有效的统治。清沿明制行科举正是统治者高明的表现,同时也说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科举依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人事制度。 加速民族融合，国家统一 在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的时期，科举制也被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这在无形之中，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力，汉文化在各民族中得到了广泛传播。由此而带来的民族间的融合也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唐代之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明显高于北方，反映在科举上就是南北中试者人数相差悬殊。为照顾各地区利益，按“分地而取”的原则，统治者在科举制中实行“南北卷”。此举不但改善了朝廷中文官队伍结构的状况，而且照顾了各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利益，使各地发展差距不至于过大，从一定意义上也有利于国家统一。 对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启示 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在《国人的“现代化”情节》中认为：“传统具有一切文化的根本属性：一方面他是刚性的，强悍的，它指导和规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在进化的过程中它又是可塑的，远比生理机制更易变更。因此人类的观念和制度的进化不必像狗熊掰棒子一样，获得一个就必须仍掉另一个。一切观念皆可共存(除了不允许异端存在的极端主义)，一切制度皆可转化，粗鲁地摧毁只能导致文化虚无，积极的转化才是走向现代化的真谛。”结合当前我国的人才开发与管理机制，可得出以下启示。 发挥人才的创造性 马洛斯提出的Y理论把人看作是“自我实现的人”。对人的管理应舍弃“苛求”而就“怀柔”管理。该理论认为，外来的控制与惩罚并非为使人工作的唯一方法，人具有自我指导，自我控制的愿望，因而管理必须尊重个人意志。封建统治者把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进行严格控制，大部分官吏除了唯命是从外，在其位上很少有做出实际工作的，而像明清等朝代初年的统治者对前代的人才采用“怀柔”政策，使其帮助管理刚刚打下的天下，都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因此企业要想留住人才，使其心甘情愿的为企业服务，就应该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空间，通过各种激励而非“控制与惩罚”措施来实现企业对人力资源的管理。 封建制度对于各类人才的压制，对中国近代史的落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当前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应该大力开发各类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准确评估各类人才的能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交流环境，使他们能放心大胆地发挥聪明才智。而企业管理者要具有宽广胸襟，耐心听取直言不讳者的忠肯意见。惟有如此，各类人才才不会被各种条条框框束缚，企业也就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选用人才。 加速人力资源的流动 科举制可以使一介草民进入主流社会，即它给人们提供一条在社会各阶层中流动的通道。正是这条通道的存在把读书人无形地维系其中。因此，科举考试承担的社会任务并不仅限于选拔官员，它还是稳定社会结构的一根“杠杆”。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就要允许人们在各个社会阶层中流动，并提供相应的通道。库克曲线和可兹曲线证明，人才流动的周期一般在4-5年，一个人在一个工作岗位最佳的创新时间为5-5年，之后工作状态明显下降，如果不进行合理的人力资源流动，人力资源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有关部门应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活动的前提下，对人力资源做适当调整。以期实现人力资源效用最大化。 优化组织结构 人力资源系统优化原理认为，当系统各部分以有效合理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时，系统整体就会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即“1+1>2”。因此，如果一个企业的各类机构臃肿，职能不分，组织老化，甚至各部门之间互相扯皮，互相不信任，就会造成企业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只有精简掉企业的庸员，科学合理地对各类机构进行重组，各部门成员之间分工明确，合理，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真正做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化，才能使企业的整体效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企业才能成为一个高效统一的整体。 参考文献： 李树中国科举史话[M]济南：齐鲁书社，2004 郭齐家中国古代考试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C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绝对正确,错了我自杀
A扩大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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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隋唐文化一）高超的建筑水平 隋唐的建筑已达到相当成熟阶段。建筑规模宏大，气魄雄浑，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尤其在桥梁工程方面，有突出成就 1．隋朝李春设计建造赵州桥——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 赵州桥，原名安济桥，是隋朝杰出的工匠李春设计并主持修建的石拱桥。坐落在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洨河上。赵县古时曾称作赵州，所以安济桥又叫赵州桥。赵州桥设计非常科学，由五拱构成。中间的大拱跨度37．45米，大拱两端各有两个小拱，它既可减轻大拱及桥基的负载，又可分洪和节省建筑材料。同时，小拱对石桥本身也增添了美观、玲珑和生动的姿态。赵州桥坚固耐用，桥面平缓，有利于交通。赵州桥至今基本上保持原貌，车马仍可通行。距今约1400年，在漫长的时间里，历经洪水、地震、风化，至今仍然坚固的屹立着。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出现无疑是由于设计的巧妙。 宋人杜德源有诗赞颂安济桥“驾石飞梁尽一虹，苍龙惊蜇背磨空”；元代刘百熙有诗赞“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 明代诗人祝万祉赞美安济桥“百尺高虹横水面，一弯新月出云霄”，实不过誉。 近代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说赵州桥的结构“所取的方式，对于工程力学方面竟有非常的了解，及极经济极聪明的控制。……真可惊异地表现出一种极近代化的进步的工程精神”。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将赵州桥遴选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 赵州桥成为桥梁建筑史上难得一现的秀美风景，已被国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每年都吸引无数国内外旅客观光旅游。 2．唐都长安和大明宫含元殿 它东西约九千七百多米，南北长约八千六百多米，是今天西安旧城面积的十倍。长安城规模庞大，“长安百万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长安城市、坊分开，东西对称，城内街道、住宅规划得有如棋盘，全城街道整齐宽直，树木成行，两边有排水设施；这些都是我国城市建筑史上的新创造。 大明宫位于长安城东北的龙首原上，居高临下，唐太宗时开始修建。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皇帝每年元旦、冬至举行大朝会，以及阅兵、献俘等主要仪式，都是在此殿举行，其性质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面积也基本相当。 雄伟的含元殿建筑群，充分显示了一千三百年前我国建筑工匠和设计师们的杰出的创造才能。 （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1．隋唐发明雕版印刷术 印刷术发明前，人们用手抄书，这既费时耗力，又易出错。到隋唐时人们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什么是雕版印刷术呢？ 2．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 唐朝雕版印刷的原本，多已失散。现在所看到的《金刚经》，长约488厘米。卷首为佛像画，后为经文。画着释迦牟尼对弟子们说法的神话故事，四周环绕的天神也在静听，大家神色肃穆。画面精美，线条流畅，字体整齐，浑朴厚重，着墨均匀，刀法纯熟，是优美的版画艺术。 即这部《金刚经》是一个叫王玠的人在成通九年即公元868年为他父母祈福消灾而刻印的佛教经书。这样，这部《金刚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 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金刚经》，但在近代被外国殖民者掠走。 “1900年，丝绸道路上的敦煌千佛洞在整修洞窟时，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复窟，里面堆满了古写本和古画。这个自公元366年开窟，共有洞窟469座的千佛洞，每座都充满了自北魏至元代一千多年间画家和雕塑家们留下的艺术杰作。这座文物艺术宝库的发现，很快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注意。1907年，替英国工作的匈牙利人马克·斯坦因风闻此事后，马上带着中国翻译蒋孝琬，跑到千沸洞来。他千方百计诱千佛洞住持王道士，拣选了24箱古写本，5箱古画和丝绣品，计1万余件，全部运抵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而他为这些希世奇珍只付给王道人500两银子和交了130镑税金。1914年，斯坦因又从这里走5大箱手稿，计有600多卷佛经。其中公元868年的木刻本《金刚经》，是印刷史上极为罕见的瑰宝。斯坦因是一个极为贪婪的所谓“汉学家”，他对我国西域文物进行了三次扫荡，历时16年，盗走了足以装满一个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和文书。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最辉煌的时期。唐代遗留下来的诗歌将近五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遗留下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其中著名诗人人数也大大超过了战国到南北朝所有著名诗人的总和。 唐代诗歌一般来说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①初唐诗坛的佼佼者是陈子昂。唐朝建立之初，占据诗坛的依然是南朝那种轻浮绮靡的宫体诗，直至唐高宗年间，生活遭遇、思想感情与宫廷诗人不同的陈子昂，力排梁陈“逶颓靡”的诗风，以复古为号召，主张作诗要有“风骨”，他创作的《登幽州台歌》对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②盛唐时期是一个诗星璀璨的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诗坛上名家辈出，流派众多，诗体大备。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描写了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虽然有时流露出佛老消极思想和政治上失意的情绪，但在艺术上却很有成就。他们的诗使晋宋以来形成的田园、山水诗更加丰富，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此时可以让学生回忆初中已学过的王维诗的特点。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的诗既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边塞军人无畏的气概、乐观的精神、思乡的情怀和将士苦乐的差异等，为唐诗增添了新鲜壮丽的色彩。盛唐时期成就最高的当属李白、杜甫。李白蔑视权贵，愤世嫉俗，向往光明，追求自由；他的诗气势磅礴，热情奔放，想像丰富，手法夸张，意境深远，具有突出的浪漫主义风格，有“诗仙”之称，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蜀道难》《望庐山瀑布》等都是千古绝唱。教师还可向学生朗诵李白的《赠孟浩然》，体会李白诗的风格。杜甫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圣”之称。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乱前后由盛转衰的时代，一生贫困失意，颠沛流离，因而他的诗揭露了统治阶级政治昏庸、生活腐朽，反映了下层人民在战乱前后的悲惨境遇，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怀。他的诗风深沉浓郁，跌宕有致；语言上的功力非常深厚，“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突出的作品有《三吏》《三别》等。 ③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原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完全取代了那种昂扬乐观的情调，在中唐时期成为主流。中唐诗人白居易等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沿着“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在艺术上追求浅显平易的诗风。白居易的讽喻诗《新乐府》50首等就是这类诗的代表。 ④进入晚唐时期，封建统治岌岌可危，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国势的衰微，诗歌的风貌又为之一变。杜牧和李商隐是活跃于晚唐前期的两位成就较高的诗人。杜牧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以意为主”，反对单纯追求“文采辞句”，现实性较强。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但一直关心政治，咏史诗在其诗中占的比重较大。这两位诗人的咏史诗都反映了走向衰落的唐朝现实，但也都流露出个人失意的颓丧情绪。在艺术上，杜牧追求“高绝”，不满“奇丽”；李商隐则形成深情婉曲、典丽精工的独特风格，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陈子昂 陈子昂(约659—700)唐代文学家，字伯玉，梓州(今属四川)人。少年时家庭富裕，慷慨任侠，成年后发愤读书。曾两次从军西北，熟悉边塞风光和军中生活。陈子昂的诗，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过巨大影响。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是他随军北征契丹时所作。他在军中参谋军事，屡有建议，都不被采纳，怀才不遇，失意无聊，作此歌以表达深沉的忧愤。幽州台即蓟北楼，相传是战国燕昭王所筑。古人，历史上的卓越人物；来者，能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后生。这首诗的意思是，一个人站在幽州台上，想着天地宇宙的古往今来，无穷无尽，再想到自己的孤独、壮志不得施展，不禁流下泪来。 孟浩然 孟浩然(约689—约740)，唐朝诗人。襄阳(今属湖北)人。早年隐居，四十岁游长安，应试不第。与王维齐名，并称“王孟”。其诗清淡，长于写景，多反映隐居生活。有《孟浩然集》。 王维 王维(?—761)，唐代诗人、画家。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王维存诗近400首。以优美的山水、田园诗闻名。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赞美王维的诗画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雪溪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高适 高适(706—765)，唐朝诗人。字达夫，渤海(今属河北)人。少贫寒，失意。后任节度使，熟悉军旅生活，作边塞诗著名。与岑参齐名，并称“高岑”，诗风也相近，气势豪迈。 岑参 岑参(约715—770)，唐代诗人。中年时曾两次出塞，满怀报国壮志，想在戎马中开拓前程，虽未能得志，却使他的诗作题材空前开阔，风格大变。雄奇瑰丽的色彩，悲壮豪迈的风格，成为他边塞诗的基本色调。他的边塞诗既写军中生涯，又写大自然多变的景色。《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全诗如下：“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著。瀚海栏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石窟艺术 石窟寺原指在大山间开凿出来的寺庙和僧舍，是宗教徒顶礼膜拜的神圣殿堂。随着宗教的广泛传播，石窟寺逐渐成为宗教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而发展成为融合建筑、雕塑、壁画、装饰等艺术的综合体。我国石窟寺在世界佛教文化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以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精湛传神的技巧呈现出十六国以来佛教艺术发展清晰完整的脉络。古印度的佛教和佛教艺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越过帕米尔高原，沿着天山南麓进入玉门关而到达敦煌。随后，佛教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崇佛的盛况也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石窟艺术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石窟艺术主要有彩塑、雕塑、壁画、装饰等。敦煌莫高窟由于集中了大量的石窟艺术珍品而被誉为“艺术宝库”。它丰富的唐代遗存，也为人们展示了一部唐代石窟艺术的编年史。敦煌的隋代佛像体现了北朝雕塑向唐代过渡的特色，而唐代佛塑则具有汉民族的特色，造像温和、慈祥、庄严、丰满。敦煌壁画构图严密，色彩富丽，形象生动，反映了大唐帝国的繁荣强盛和勃勃生机。 展子虔和《游春图》 隋朝画家展子虔，历北齐、北周，在隋朝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他擅画人马、山水、台阁。相传他画人物描法细致，画马立者有走动之势，卧者呈起跃之状，写山川远近有咫尺千里之气概。曾在洛阳、长安、江都等地寺院绘佛教壁画。代表作《游春图》，描写贵族游春的情景，是现存最古的卷轴山水画(也有人认为它不是真迹，而是后人的复制品)。这幅画上有宋徽宗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它动人地描绘了明媚春光下，游人在山水中纵情游乐的神态。湖波粼粼，山青柳绿。山上有骑马的游人，水中有乘船的妇女，瀑布前面有桥。人物虽小如豆点，而动态一一可指。这幅画表现了画家对祖国河山和明媚春光的热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画中人与山的比例适当，远近关系处理合适(两晋南北朝时的山水画往往“人大于山”，表现手法上还不成熟)。这说明隋朝的山水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萧翼赚兰亭图》 《萧翼赚兰亭图》为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画。萧翼，唐太宗时西台御史。唐太宗特别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听说老僧辩才收藏了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于是令萧翼前往取之。萧翼用计得到《兰亭序》，“意气扬扬，有全璧之喜”(《能改斋漫录·辩误》)，而老僧辩才则“张颐失色，有遗元珠之色”(《能改斋漫录》)。此画即反映了萧翼得《兰亭序》时的情景，他与辩才截然相反的表情惟妙惟肖。不过后人对此画是否为阎立本的真迹争论较多。 欧阳询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工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并称为唐初三大书法家。他初学王羲之书，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自成面目，人称“欧体”。他的书法，以楷书为最佳。他的用笔，方圆兼备而劲险峭拔。由于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构都有十分严格的程式，最便于初学。直到今天，欧体楷书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等。 虞世南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他继承了王羲之的书法传统。他曾由智永(王羲之七代孙)传授笔法，声誉在欧阳询之上。他的字笔圆而体方，外柔而内刚，锋芒内敛而气宇轩昂，是唐初三大书法家之一。传说唐太宗以虞世南为师，常觉“戈”字难写。有一天，太宗写“戬”字的“晋”，令世南填“戈”，写成后，叫魏征鉴赏，魏征说，惟“戈”法逼真。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说明唐太宗对虞书的推重。 褚遂良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中书令。后受太宗遗诏辅政，高宗即位后，任吏部尚书、左仆射、知政事。封河南郡公。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被贬职而死。他工书法，是唐初三大书法家之一。他的书法学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对魏征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魏征推荐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即王羲之)体。”太宗立即召褚为侍书。唐太宗把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让他鉴定真伪，他一一分辨，无一误断，可见他是真懂王羲之书法的。《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北宋米芾《续书评》说：“虽临王帖，全是褚法”，在继承中独具个性，对后代书风影响很大。碑刻有《孟法师碑》、《房玄龄碑》、《大雁塔圣教序》等。 唐初三大书法家 指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人。但也有“唐初四大书法家”之说。则此三人外，更加上薛稷。薛稷是魏征的外甥。书法学虞世南、褚遂良。是褚的高足。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可见他学褚能得形神。 张旭 张旭，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金吾长史。他的书法得之于王羲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完全继承虞、欧笔法，而草书则是书法上的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大诗人杜甫《饮中八仙歌》里写他“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由此可以想见他寄情点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时如醉如痴的狂态。相传他往往在大醉后呼喊狂走，然后落笔，故称“张颠”。但他的草书貌似颠狂而其实不颠。《宣和书谱》说：“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是也。”他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个性，而在书法上有了创新。他是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有着强烈的盛唐气象。 怀素 怀素(725—785)，字藏真，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长沙人。他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以善“狂草”出名。相传怀素勤于练字，秃笔成，又广植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因名其所居为“绿天庵”。好饮酒，兴到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虽多变化，而法度俱备。他是唐代继张旭之后的又一草书家。他“以狂继颠”，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很大。墨迹有《自叙帖》、《苦笋帖》、《千字文》等。 九部乐、十部乐 九部乐和十部乐，都是隋唐宴乐。宴乐在周朝时原不同于庙堂典礼所用的雅乐，一般指来自于民间的音乐。隋唐时期，宴乐在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发展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外来音乐成分而成九部乐、十部乐，为朝廷的庆典及宫廷的娱乐、宴饮服务。隋开皇初制定的九部乐分别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到杨广时改国伎为西凉伎，并把清乐排列在首位，还增加了康国伎和疏勒伎，共九部乐。唐初的九部乐有所变动。唐太宗统一高昌后又加“高昌伎”而成十部乐。这种宫廷乐舞的演奏，以其规模大小又可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它们一般为宫廷的保留节目，如《秦王破阵乐》，就用以歌颂统治者的功绩，并显示国家的强大。 《秦王破阵乐》 《秦王破阵乐》即《秦王破阵舞》，又名《七德舞》，是唐代最著名的宫廷乐舞之一，为歌颂唐太宗李世民而作。李世民为秦王时，征伐四方，即已流传于军中，即帝位后，由吕才协音律，魏征等制歌辞。633年李世民亲制《破阵舞图》，命吕才依图教乐工120人披甲执戟而舞。舞队摆出各种阵势，“发扬蹈厉，声韵慷慨”(《旧唐书·音乐志》)，伴奏音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舞蹈不仅具有浓厚的战阵气息，还有一种威慑力，令观者“凛然震竦”。宣扬皇帝的武舞，既是颂功，又是示威。《破阵乐》不愧为武舞中的成功之作。 《霓裳羽衣曲》 即《霓裳羽衣舞》。唐代著名宫廷乐舞。相传最早由西凉节度使所献，后经唐玄宗润色并制歌词，改用此名。《霓裳羽衣曲》描写唐玄宗响往神仙而去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所以，无论其舞、其乐、其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白居易有《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诗，对此曲的结构和舞姿作了细致的描绘：全曲分散序、中序、曲破三部分。散序为器乐演奏，不舞不歌；中序始有拍，且歌且舞；曲破为全曲高潮，繁音急节，声调铿锵，结束时转慢，舞而不歌。白居易称赞此舞的精美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霓裳羽衣”流传数百年之久，为我国古代音乐舞蹈史上影响较大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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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由胜转衰的原因是因为横征暴敛，至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有很多安史之乱，是其中一个
要想写隋唐人的日常生活论文，首先就得了解隋唐人的生活方式，习惯，风俗一类的，通过某一方面展开论述，主要可以论述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方面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合理在哪里，不合理又在哪里，谈自己的看法，其实小论文挺难写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不能写错，不然就没有说服力了！3000字也不算少啦！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民族大融合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乐舞文化在当时成为盛极一时的主要社会娱乐形式，这种文化不仅在宫廷极度奢华繁复，而且在民间也是遍地开花，雅俗共赏，成就了中华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璀璨奇葩。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她的多样性，据《新唐书》卷二十二载，周、隋以来，“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可见，正是四方之乐的大规模传入和她们与中原乐舞的融合才形成了唐代乐舞的繁荣景象。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的特色还表现在他的普遍性，虽然这些乐舞形式多来自于少数民族和民间艺人，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极力推动和精心研究，她是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艺术境界的。据史料记载，一代暴君隋炀帝虽然治国无方，但在乐舞文化上却是颇有造诣，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一代圣祖唐太宗也在融会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基础上编创了宏大的唐代大型乐舞《秦王破阵曲》，而名曲《霓裳羽衣》也是唐代宫廷统治者编创的传世佳作，在唐代的宫廷舞台上，无论是唐明皇、武则天还是扬贵妃都是精通乐舞的高手，在当时的王室和贵族阶层，乐舞文化已经成了必修课。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蓬勃的发展起来，这种乐舞文化萌生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民间，又经过宫廷乐舞艺术家的提炼发展，重新传入民间，形成了博大的乐舞文化宝库。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对周边地区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隋唐五代时期，乐舞文化不仅作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活动，还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韩国派遣的谴唐使都曾专门学习过中国的乐舞文化，并在本国传播发展。而乐舞文化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为雕刻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鲜活的文艺素材，使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也变得更加的生动多彩，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乐舞艺术被隋唐五代的各族艺术家以传神的笔触描绘勾勒在宣纸上、岩壁中、墓穴里，甚至轻薄柔软的绢纱上。可以说乐舞文化带动了整个隋唐五代时期文化艺术的大发展，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总而言之：“盛唐之音的美名，其强大的推动力，离不开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汇入和演绎。在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和多元发展的唐代，乐舞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胡夷乐舞”的艺术营养的浇灌。可以说唐代乐舞的兴盛，是在一种互融互补、共生共荣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隋唐统治者的推崇与染指，没有从宫廷到民间众多乐舞艺人的继承与创新，没有“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竟纷泊”①的审美时尚，没有宏大的民族胸怀以及积极的学习精神和创新态度，不但没有“盛唐之音”传天下的美名，恐怕“胡戎之伎”也不会走入中原百姓家，为人们带来新鲜的美感，推动社会艺术文化的新发展。
隋唐时期和其他的朝代由盛转衰的原因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到了这个朝代后期之后君主昏溃无能，造成民不聊生，所以才会由盛转衰。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且从谏如流，知人善任。唐太宗的儿子李治，在位的时候，唐朝的版图最大。唐宣宗史称小太宗，开创中兴之治。
纠正题主的说法，不能说“唐朝中国面积有多大”，只能说“唐朝时期疆域有多大”。唐朝也分为不同时期，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截取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的疆域作为唐朝历史疆域的代表。这三年情况各有不同：1、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这一时期唐朝疆域达到历史上的最大值，西北到中亚的河中地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及咸海东南岸，西南到今天云南省和越南北纬15°以北地区，东北到今吉林省南部同时还包括今朝鲜全境和韩国全罗南道以北地区，北方名义上通过安北都护府羁縻今蒙古高原地区甚至最北到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这一时期唐朝疆域大约有1100万～1200平方公里左右。2、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这一年唐朝名义上通过建立渤海都督府羁縻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国政权，另外西南乌蛮（彝族祖先）建立的南诏国政权也接受了唐朝“云南王”的封爵。因此这一年唐朝疆域西北到今帕米尔高原和巴尔喀什湖，东北到今俄罗斯外兴安岭以南地区（但不包括库页岛），西南到今滇西南西双版纳州一带，北部已退缩到唐长城（今内蒙古南部地区）以内。疆域面积大约有700万～800万平方公里左右。3、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这一年唐朝已经完全丧失了西域（今中亚）和陇右地区（今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大部分地区），华北地区处于藩镇割据局面但名义上还是唐朝疆域的一部分，北方回纥、黠戛斯、渤海、契丹、库莫奚和西南南诏均不再接受唐朝羁縻。所以这一时期唐朝名义疆域大约300万平方公里，实际控制地区已不足100万平方公里。参考文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根据边城玫女的《中国历代疆域面积考》，唐朝极盛国土面积达1237万平方公里。领土范围唐朝的疆域在极盛时期东起朝鲜半岛，南抵越南顺化一带，西达中亚咸海以及呼罗珊地区， 北包贝加尔湖至叶尼塞河下流一带。唐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很多，为有效管理突厥、回鹘、铁勒、室韦、契丹、靺鞨、等各民族，分别设立了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以及大量隶属于六大都护府的都督府和羁縻州。但安史之乱后数十年间，由于大量河陇边兵参与平乱导致边防空虚，吐蕃趁势进逼，并占领河陇及湟水地区，而河套地区则仍由天德军与振武军管辖。直到晚唐大中至咸通年间沙州人张议潮起兵收复河陇地区，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并趁吐蕃内乱，于咸通七年击溃吐蕃，使其分裂为一百多个部落。
因为任何妃子侍寝皇帝的时间是有限的，到了时间妃子必须要离开皇帝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