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从事汉唐边疆史研究，侧重于民族关系、管理机构、边疆政权以及疆域理论等方面，主要科研著作有：1、《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独著，14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1999年再版。2、《中国少数民族禁忌》，合著，7万字，载《中国文化杂说》第5卷，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3、《斑驳陆离的婚俗》，独著，10万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世界民族知识丛书》，副主编，10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论丛》，合著，10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6、《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与文化丛书》，副主编，10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7、《都护制度研究》，独著，26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8、《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研究续论》，合著，10万字，国家重点“东北工程”项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9、《20世纪西部开发史》，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10、《汉唐藩属体制研究》，独著，49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11、《〈三国史记 高句丽本纪〉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优秀博士论文，2009年6月。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简列如下：1、《西汉西域屯田与使者校尉考辨》，《西北史地》1989年第3期。2、《略论西汉时期陈汤经营西域》，《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3、《高句骊的祭祀礼仪》，《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3期。4、《西汉西域都护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5、《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西北史地》1991年第2期。6、《准噶尔汗国的西部扩张》，《民族译丛》1991年第5期。7、《述论王莽的民族政策》，《民族研究》 1992年第1期。8、《东汉度辽将军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9、《非洲坦伯马人以住居为舞台的葬礼》，《民族译从》1992年第4期。10、《两汉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制度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11、《西汉前期和亲政策新论》，《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12、《唐朝派往回纥的使者述论》，《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13、《唐朝派往突厥的使者述论》，《北方文物》 1994年第4期。14、《东汉王朝使匈奴中郎将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 。15、《高丽与唐王朝互使述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1期。16、《唐王朝与西突厥互使述论》，《民族研究》1995年第5期。17、《东汉王朝护羌校尉考述》，《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18、《唐王朝与新罗互使述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2期。19、《由使者来往看唐王朝与薛延陀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20、《吐谷浑与隋唐王朝互使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21、《从高句骊县到安东都护府——高句骊和中央王朝的关系述论》，《民族研究》 1998年第3期。22、《东夷校尉考述》，《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3期。23、《使者与汉文化的传播——以唐代为例》，载于《汉族地域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24、《使者与唐朝边疆民族管理体制》，《民族研究》 2000 年第 1 期。25、《“用夏变夷”与刘敬的和亲建议》，《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26、《唐代使者来往礼仪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2期。27、《历代王朝北疆经略及与北疆民族关系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28、《唐代单于都护府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29、《唐代安东都护府的几个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第3期。30、《从校尉到都护：唐代东北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转变》，《中国东北边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31、 《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32、《唐代安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004年第2期。33、《关于高句丽侯驺的几个问题》，《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5期。34、《刘渊政权的出现与北方民族主动认同“中国”的开始——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35、《简论曹操对乌桓的征讨及意义》，《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36、《西汉时期藩属体制的建立和维系》，《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37、《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东北史地》2006年第4期。38、《高句丽与东汉王朝战事杂考——以〈三国史记 高句丽本纪〉的记载为中心》，《东北史地》2007年第1期。39、《“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40、《关于藩属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对中国古代疆域理论发展的理论阐释》，《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4期。41、《〈三国史记 高句丽本纪〉史料价值辨析——以高句丽和中原王朝关系的记载为中心》，《东北史地》2008年第2期。42、《边吏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以两汉为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43、《由解明之死看高句丽五部的形成与变迁——以桂娄部为中心》，《东北史地》 2009年第3期。44、《浅议元朝的“四等人”政策》，《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45、《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46、《简论曹魏的鲜卑政策》，《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5期。47、《多民族国家疆域研究的历程及其特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李大龙教授承担多项国家重大研究项目，其中对汉唐边疆史、高句丽历史、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在学界有较大影响。
专著：《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论文：《佤族<司岗里>神话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载何明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6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一部不应被忽略的佤族研究著作——读<滇西边区考察记>》，载那金华主编《中国佤族“司岗里”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气候、资源与信仰——白族的传统知识与气候变迁》，载《学术探索》2009年第2期。《现代民族学·文献研究方法》，载瞿明安主编《现代民族学（下卷）》第一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白族生计模式变迁——云南省大理市挖色镇高兴村》，载张跃、何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民族出版社，2009年1月。《当代中国的饮食人类学》，载瞿明安主编《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南诏时期洱海地区的白蛮语地名考释》，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白语地名考索》，载林超民主编《民族学评论》第二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世纪生态环境史——中国民族村寨生态专题研究》（第二作者，与李继群合作），载张跃主编《中国民族村寨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双语对白族命名的影响》（第一作者，与王锋合作），载《民族语文》2003年第5期。《方国瑜和南诏大理史研究》，载《学术探索》2003年第5期。《试论云南民族史研究与民族语言学的结合》，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南诏大理时期洱海地区的白蛮语考释》，载林超民主编《新凤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集史料之大成 树文化之丰碑――云南史料丛刊简介》，载《西南古籍研究》2001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南诏官制考》，载林超民主编《民族学通报》第一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当然有出路啦！我想可能提问者走入了一个思维上的死胡同，就是学历史的就一定要去研究历史，实则不然。在现在这个时代，可以做的工作有太多太多了。比如最近国家提倡学国学，而国学最离不开的就是历史啊！想想看一个国学班，或是国学夏令营里面，怎么可能缺少一个讲历史的老师？而且据我所知，现在搞国学的好多都是大企业家，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创造价值，那么谁会不要你呢？再一个，你说我不喜欢讲课，我有交流障碍，怕见人，那你总可以写文章吧？投稿给一些平台，做签约作者。或者干脆自己建立一个网页或公众号，发布自己的论述，慢慢把自己推广出去了，就有机会了。那这个和考研有什么关系呢？国人重学历，这个我就不细说了，自己体会一下就好。考研能养成一个独立的思维模式。不论你以后做什么，这个思维模式绝对是很有用的。考研的过程中，因为你要逼着你自己不断的学习你会养成很多的习惯，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以后，这会让你受益终身。从某些角度讲，后面两项比第1项更为重要。因为学历只是一张纸，而能力却可以伴随你一生。加油啊！能学习自己喜欢的爱好的同学！
学的考研行行出状元，兴趣是最老的动力
《历代黄河流域铁冶点的地理布局及其演变》，《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3期；《隋唐长安龙首渠流路新探》，《人文杂志》1985年3期；《不赞成开运河的设想》，《人民日报》1985年11月21日；《西安上古时代的人口地理》，《研究生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郑伯克段疑不在鄢》，《人文杂志》1986年4期；《唐贞观十三年政区考辨——兼与贺次君先生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2期；《元明清时代四川盆地的农业田垦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4期；《隋唐长安的水利》，《唐史论丛》第4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概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3期；《唐贞观十三年政区考辨(续)——儒、淳二州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4期；《唐宋川东盛产药子之谜》，《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4期；《历史时期四川手工业原料作物的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1期；《明清四川地亩数的评价及其它》，《中国史研究》1990年1期；《历史时期四川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3期；《宋代中央官学机构考述》，《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3辑(1991年)；《都江水利工程的历史演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4期；《宋代宫廷教育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巴蜀先民的分布与农业的起源》，《四川文物》，1993年3期；《秦汉时代四川的农业开发》，第一作者，《西南师大学报》，1993年3期；《党项发祥地——唐初“河曲十六州”研究》，《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宋大礼五使系年》，《宋代文化研究》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论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的若干特点与规律》，《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1期；《“河曲十六州”交通与地望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2期；《宋朝地方教育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成都平原的南北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1期《论成都平原的大小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3期《重话史迪威公路》，第一作者，《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5年8期；《宋朝官方医药卫生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5辑，巴蜀书社1995年；《〈成都平原的南北江〉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1期；《成都平原的中江与前后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2期；《论三峡移民的外迁川西南》，第一作者，《现代企业导刊》1996年3期；《论岷山得名与羌、夷的关系》，《民族研究》1996年3期；《宋朝官方天文历法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6辑，四川大学1996年；《三峡移民与川西南开发的新思路》，第一作者，《长江论坛》1997年1期；《“积石雪山十一州”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1期；《“岷江西山九州”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2期；《宋朝官方宗教机构考述(上)》，《宋代文化研究》第7辑，巴蜀书社1998年；《唐弱水西山羁縻州及保宁都护府考》，《中国史研究》1999年4期；《一部精密的文化机器——宋朝文化机构述论》，《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5期；《宋朝官方宗教机构考述(下)》，《宋代文化研究》第8辑，巴蜀书社1999年；《宋朝官方艺术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8辑，巴蜀书社1999年；《试论宋朝的羁縻州管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1期；《宋代泸属羁縻部族及其社会文化再探》，《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3期；《试解岩州失踪之谜——唐五代岭南道岩州、常乐州地理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3期；《唐宋雅州边外羁縻州部族探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4期；《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6期；《宋朝官方图书机构考述(上)》，《宋代文化研究》第9辑，巴蜀书社2000年8月版；《唐宋泸属东部羁縻州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2期；《历史时期四川大牲畜养殖的地理差异》，《中国农史》2001年2期；《数载追随悲立雪，不堪重忆曲江头——悼念吾师筱苏先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2期；《贵琼人的来源与迁徙初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3期；《〈历代地理指掌图〉作者之争及我见》，《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3期；《唐五代岭南道岩州、常乐州钩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3期；《唐宋集群羁縻州之典型——雅属羁縻州》，《中国史研究》2001年3期；《论四川盆地内、外江名称的演变》，《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宋朝官方图书机构考述(下)》，《宋代文化研究》第10辑，线装书局2001年9月；《唐宋雅州边外羁縻州部族探考》，《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10月；《唐代黎属羁縻州研究》，《历史地理》第1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沈括〈守令图〉与荣县〈守令图〉关系探原》，《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3期；《历史时期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中国农史》2002年3期；《川西北羌族探源——唐宋岷江西山羁縻州部族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4期；《宋〈蜀川胜概图〉岷江上游地名考释》，《宋代文化研究》第11辑，线装书局2002年；《唐代弱水西山羁縻州部族探考》，《中国藏学》2002年3期；《唐代南宁州羁縻都督府建置沿革考》，《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9月；《唐宋岷江西山羁縻州部族探考》，《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巴蜀书社2002年10月；《唐代姚州都督府建置沿革再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唐朝南宁州都督府建置沿革新考》，《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四川历史上农业土地资源利用与水土流失》，《中国农史》2003年3期；《宋〈蜀川胜概图〉成都平原地名考释》，《宋代文化研究》第12辑，线装书局2003年6月；《〈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作者及版本考》，《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大唐天竺使之铭>之文献学研识》，《中国藏学》2004年3期；《唐代巂属羁縻州及其部族研究》，《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隋唐长安水利设施的地理复原研究》，《暨南史学》第3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宋<蜀川概览图>成都平原地名考释>》，《中国古都研究十九——文明起源与城市发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的价值与缺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1期；《唐代监察道功能演变过程的考察》，《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唐代岭南东道行政区划沿革》，《暨南史学》第4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飞地行政区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实践的探讨》，《江汉论坛》2006年1期；《唐代南宁州都督府属州交通与地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2期；《唐代河西九曲羁縻州及相关问题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唐代京畿道行政区划沿革史》，《史念海教授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唐弱水西山羁縻州及保宁都护府考》，《川大史学·历史地理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唐代前期都督府为州一级行政机构吗？——对〈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的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4期；《蒟酱(蒌叶)的历史与开发》,《中国农史》2007年1期；《〈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研究二题》，《九州》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3月；《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6月；《1560：让世界知道澳门——澳门始见于西方地图年代考》（第一作者），《澳门历史研究》第6期，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07年12月；《唐代金沙乌蒙地区羁縻州交通与地望研究》，《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唐代淮南道行政区划沿革》（第一作者），《暨南史学》第5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由虚到实：唐宋以来川云贵交界区犬牙相入区格局的形成》（第一作者），《江汉论坛》2008年1期；《蒟酱名实考辩》，《传统农业与乡村社会研究》，[台]万人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2月；《唐朝山南东道行政区划沿革史》，《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三秦出版社2008年4月；《1560：让世界知道澳门——澳门始见于西方地图年代考》（第一作者），《文化杂志》中文版第68期（2008年秋季刊），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赵佗陵墓新考》（第一作者），《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5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11月；《明清文献舆图所载澳门周边岛屿名实演变研究》（第一作者），《澳门历史研究》第7期，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08年12月；《唐代青蛉周近地区羁縻州县研究》，《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成都平原‘滇池’说”商榷——从古地理学、考古学角度》（第一作者），《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1期；《唐代滇池秦臧地区羁縻州县研究》（第一作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1期；《唐代洱河兰沧地区羁縻州交通与地望研究》，（台湾）《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7期（交通史专号），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9年4月；《唐代马湖南广地区羁縻州研究》，《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唐代西南乌蛮等族羁縻州相关问题之检讨》（第一作者），《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5期；《明清香山县属珠江口南部诸岛名称的演变》（第一作者），（澳门）《文化杂志》第72期，2009年秋季版；《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第一作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4期；《唐朝岭南道容管地区行政区划沿革》（第一作者），《暨南史学》第六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试析良溪成为千年古村的原因》（第一作者），《话说良溪——良溪古村历史文化论》，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12月；《渠犁、阇甄、妫塞：唐中期新置西域羁縻都督府探考》（第一作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期；石刻资料与西南民族史地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一作者），2010年4期；从明清老万山地名迁徙看澳门海防因素，（澳门）《文化杂志》第76期（第一作者），2010年秋季版；125．《百年沧桑：试论1849～1949年间澳门半岛填海工程与街道建设的关系》（第一作者），《澳门历史研究》第九期，2010年11月；126．《1560：让世界知道澳门——澳门始见于西方地图年代考》，《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127．《近代澳门华人华商地名研究》（第一作者），《卢九家族与华人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2010年12月128．《明玉珍大夏国在土家族地区的行政建置》（第一作者），《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1期；129．《唐宋泸属西部羁縻州县研究》（第一作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1期；《历史上中国花生种植的区域特点与商业流通》（第一作者），《中国农史》2011年1期；《明清东莞、新安县属珠江口东南部诸岛名实研究》（第一作者），《明清珠江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132．《隋唐之际北方割据政权政区简论》（第一作者），《历史地理》第2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133．《道光〈新会县志·图说〉姓氏分布研究》（第一作者），《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明清广东东江流域森林变迁及其成因》(第一作者)，《江汉论坛》，2011年8期；135．《从宋元五姓番、八番罗甸地域分布演变看元初边疆民族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第一作者），《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6期136．《近代澳门半岛北部的城市扩张与道路建设》（第一作者），《澳门历史研究》第10期，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11年11月；137．《明清珠江口东岸海防部署中的巡检司》（第一作者），《明清海防研究》第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138．《唐朝岭南道桂管地区行政区划沿革》（第一作者），《暨南史学》第七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关于编纂澳门历史地图集的初步构想》，《澳门学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140．《唐代桂管羁縻州建置沿革论纲》，《历史·环境与边疆————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明清文献舆图所载香港南部诸岛地名名实与演变研究》（第一作者），《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6月；142．《近代澳门半岛北部的市域扩张与道路建设》(第一作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3期；《安南属明时期政区地名变动初探》（第一作者），《东南亚研究》2012年4期；144．《沙梨头地名说根由》（第一作者），《澳门》第89期，澳门特行政区新闻局，2012年9月；145．《林茂塘历尽沧桑百馀载》（第一作者），《澳门》第89期，澳门特行政区新闻局，2012年9月；146．《从历史地理角度看政区边界与流域边界的整合——以山西为例》（第一作者），《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学术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2年10月；147．《永远的怀念——追忆与念海师在一起的日子》，《想念史念海》，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148．《论米仓道的系统问题及其历史地位》，《四川文物》2012年6期；《置在中南半岛的唐朝行政区——安南都护府及其正州县建置沿革考述》，《海洋史研究》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
汉学，西文Sinology，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 研究对象 从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 学科历史 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 400 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 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 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 。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 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 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 ，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 4 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 成果的 基础上，19世纪初出 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 ，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 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 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 。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 、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 春秋左传 》、《 易经 》、《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 繁荣期（20世纪） 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 海外汉学： 世界汉学概况：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 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这种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和文学。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 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重发展本国的汉学研究。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 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1） 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2） 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3） 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 汉学与汉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 ②汉代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 ~~
你的提问不完整啊，你说的历史考试时什么方面的呢，是高考还是毕业考，是全国统一考试还是上海北京一类的高考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稳定，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是个新课题。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深层结构因素，它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及价值取向，对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政治稳定既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要前提，又是其主要价值目标。在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都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如何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这是一个有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以云南为个案。云南是中国多民族的缩影。千百年来，云南各民族的先民们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各民族之间分合交叠，相互吸纳，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以及各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尽管历史上有过长期的政治地理变迁，但各民族为开拓和保卫西南边疆，为祖国拥有一个云岭以南的稳定的政治疆域作出了积极贡献。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反压迫、反侵略斗争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有着光荣的政治传统。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云南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消除了阶级压迫剥削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为保持祖国南疆长期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新贡献。 一、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因素和特点 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形成于本民族的历史以及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现状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就要对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历史进程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需要指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不可能直接去考察每个时代人们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心理取向，也不可能从统计的概率中作出推断。我们只能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的政治制度和民族的状况等来分析蕴涵其中的政治文化。可见，这里所说的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是广义政治文化。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具有多结构多层次多因素的动态进程。从中华民族整体看，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自各民族政治体系纳入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起，经过长期的民族分化融合已具有“一脉多传”的特点。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关系。然而，由于各民族特有的政治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习俗、文化传统、心理素质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又都有两个层次的政治认同：一是认同于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特征的本民族共同体；二是认同于中华民族主导政治文化。从纵切面看，早在秦汉时期，云南就是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方。由于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压迫的政策，各少数民族或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缓慢的分化融合后，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都存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程度不平衡的状态十分突出。多半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有的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相对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政治社会化也因受经济、文化、宗教、地缘等诸多因素制约，进程很缓慢且极不平衡。云南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民族问题，常常对全国治乱安危的大局产生重要影响。从横切面看，由于特殊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一个民族分布于不同地区而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立体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及相应的政治文化特点。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跨境而居，边民通婚互市，民族关系及内外关系交织在一起，这些都构成民族文化及其心理素质中的复杂因素，对政治文化发展乃至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为便于分析，我们且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来加以说明： 第一，政治地理。我们这里借用政治地理学的某些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构成民族的地理要素--“共同地域”--对民族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与社会进步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差异。每个民族都在一定的政治地域上生产生活，与其他民族相互交往，创造并传承着用于维持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方式和政治文化。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不可能挣脱“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系链条。民族的状况、分布特点和在时代中的地位往往根植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天然物性之中”。作为高原山区省份的云南，在4万平方公里面积中94%是山地，平坝及河谷只占6%。 全省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分三大阶梯：德钦、中甸一带为最高一级阶梯，滇中高原为第二阶梯，南部及东南和西南部为第三阶梯（注：高志国主编《当代中国的云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8页。）。 海拔最高为6740米，最底为4米，平均每公里递降6米。 这种梯级立体地貌形成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立体分布特点。大致说来，居住于内地坝子和边疆河谷的主要有白、回、壮、纳西、傣等9个民族； 居住于半山区的有哈尼、瑶、拉祜、佤等8个民族；居住于滇西北高原和高山区的有苗、 栗粟、藏、普米、怒、独龙等6个民族；有13 个民族跨境而居（注：高志国主编《当代中国的云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21页。）。全省没有一个县、市是单一民族居住区。在大杂居中，各少数民族又形成自己的小聚居区，多半是一族一村（寨），尤其是居住在高山区和半山区的兄弟民族，高山横亘，江河阻隔，交通困难，各民族间难得沟通，各自保持着自己的语言、风俗和文化。早在汉武帝时期，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分异就开始形成。这种由于地域分异造成的民族历史状况的差异，一方面形成了如今一制（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多式（多层次多样化）的政治文化及民族文化，而作为民族深层次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大多以民族文化的样式表现出来，使之带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另一方面用“中心--边缘”的观点来看，处于边缘地区的社会仅由于其边缘地位而注定远离经济、政治文化和时代生活的中心。显然，“边缘”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综合反映，但不可否认，地理因素既是云南蕴藏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的载体，又是长期以来使其处于分散封闭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民族的差异，根本的是政治地理作用其中的民族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差异。 第二，政治制度。所谓制度一般而言是指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组织形式及行为模式。狭义上讲政治制度就是政权的组织形式，属于正式制度安排的范畴。如前所说，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凝固形态。少数民族政治文化首先是对包括社会组织形式在内的制度的心理价值取向。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实现了全国政治上的统一， 含云南在内的西南夷地区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员。从秦王朝在云南境内设置郡县制度始，历代封建王朝都在少数民族地区设官置吏，建立由中央王朝控制的组织机构。由于边疆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其在各地建立的组织机构有不同的形式，但在前期大都是推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到元朝又把以往“以土官治土民”的制度发展为土司制度；明朝逐步推行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的“改土设流”制度，清王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改土归流”，而部分边境地区仍保留着土司制度，或形成土流并存的局面。这些制度既是历代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策略，又是管辖治理少数民族的政权组织形式，它体现的是大一统的集权型政治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年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仍存在前资本主义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反映到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方面除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特质外，还存在着以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领主制或封建地主制相应的一些政治文化特征，如均平本位的政治文化、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权利本位的政治文化及封闭保守、依附仆从的心理。新中国的诞生铲除了阶级压迫和剥削，为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自由、平等奠定了制度基础，而程度不同地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各少数民族则分别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社会制度的跨越不等于生产力的跨越，几千年来积淀于民族心理层面的价值意识与行为习惯所展示出来的某些政治文化特征也不会随之消失。这是我们认识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时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宗教习俗。上面讲的是正式制度安排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影响，此外，非正式制度（即信仰、习俗、规范等）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可以说要了解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特性，不了解他们的宗教习俗终不过是雾里看花，难见其真。宗教是人类历史上古老而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在面对不可知的自然的或社会的异己力量的处境中产生的特殊的认识方式和活动方式。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发展。在上古时代宗教与政治或政治文化有着广泛而紧密的联系，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我国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到殷商时代统治者自称天命而王，政令皆假神意而出，周代开始“以德配天”，神权政治随之被削弱，然而，教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并未走下历史舞台（注：见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1、689页。）。如任继愈先生所说：“它实际上是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的。”宗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特点，至今还在社会和人生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大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一些民族群众信仰原始宗教。信教的情况也较为复杂，有一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的，又有同一民族信仰几种宗教的，还有几个民族共同信仰一种宗教；从宗教种类看既有现代宗教，又有原始宗教。从历史上看，宗教存在的时间长，群众分布广，影响渗透深。从现实看，许多宗教活动已经世俗化，与民族的传统习俗和社会生活规范融合在一起，有的还与民族教育相结合，成为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云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的一个实际内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对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既有正面的、积极的，又有负面的、消极的两重性。在社会主义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团体积极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爱教的热情，这对边疆的稳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一般说来，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具有宏扬正义、扬善惩恶、扶贫济世的蕴涵。在社会生活中，它规劝人们克制欲望，与自然和他人保持和谐。这些宗教特有的精神信仰、道德伦理等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道德基础，维持社会稳定是其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另一方面，宗教的神灵崇拜、信仰至上、对物质财富的鄙视、对生活方式的禁欲会对社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宗教信仰具有排他性及边疆地区部分信教群众存在的外向心理，往往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渊薮。 总而观之，云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一是封闭性。生活在高山区和半山区的少数民族大都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封闭的自然生境中，村寨中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其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等较少与外界交流，政治生活与都市相比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封闭与保守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政治文化免不了带有保守性。这以小农经济的自我封闭模式，价值取向的单一、内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多样性。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是每一个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方式的反映。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都是一种亚文化，是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表征之一。因此，云南作为中国多民族的缩影其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必然具有多样性。我们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时也应该注意政治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和开发。三是低层次性。政治文化产生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所呈现的立体分布，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然而整体上说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以此相应，政治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以及人们的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程度等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四是质朴性。质朴深厚的政治情感和爱国主义的政治传统，是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中最具凝聚力和稳定性的心理取向。云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所具有的上述特性正随着市场经济的变革而发生着某种程度的异变。 二、社会变迁中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挑战 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变革，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多方面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社会必然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然而，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经济和文化问题上，表现为民族意识增强，他们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缩小差距，消除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的落后性而产生的权利享受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个时期社会变迁中的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行为等也是围绕着经济和文化问题而展开的。集中性、复杂性、不稳定性是其不同于别的时期的重要特征。在温饱没有完全解决的民族地区，生存与发展自然是最大的政治，对这个政治的态度、情感、心理价值取向就是少数民族一定时期的政治文化的反映。事实上，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历来跟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离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纯粹的政治文化是不存在的。如果围绕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矛盾及问题处理得不好，差距超过一定的阀值，就会引起社会群体强烈的价值取向的政治表达，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尤其是变革进入攻坚阶段后，原有的体制和规范已被打破，而新的体制和规范尚处在构建中，价值观念中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碰撞加深了社会的无序状态，加之社会变迁中一些难以完全避免的负面影响的存在等，都会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新的挑战。变革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跳跃性与经济文化落后性的矛盾。随着民族压迫和剥削制度的铲除，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性跳跃，政治上的解放为各民族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创造了制度前提。但是，旧社会民族压迫遗留下来的边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落后性（即文盲半文盲的人口比重高，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占据重要地位），使他们在社会发展中与内地存在很大差距，进而在权利享受上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阻碍了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权利享受。这就是说，在民主政治时代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也会导致权力关系及权利享受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根除经济文化的落后性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制约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解决。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各种差距正在拉大，而少数民族迫切要求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意识却日益增强。这是变革中社会的一个政治后果，是社会动员加快的表现。它有利于提升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信念，并内化为民族发展和进步的驱动力。但是，如果差距拉大增加了不平等的势头超过一定的度（即社会群体对他们的权利及利益的认识与承受力之间的临界值），那么民族意识增强和动员中快的另一个政治后果就可能激起社会群体强烈的政治行为来争取自身的利益，要求改变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变革社会中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平等问题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 第二，民族意识增强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完善的矛盾。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项民主政治制度。它在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云南有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 是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民族区域自治在云南的建立和发展，既取得了成就和经验，又有过曲折和教训。1980年，邓小平同志针对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目标。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从此，民族区域自治有了法律的保障。但由于缺乏国家层次上的实施细则，在执法中存在衔接，甚至相抵触的部门规章和政策，加之执法监督不配套，使得自治权的行使难于完全落实。不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权益的事时有发生。这种状况已被随市场经济开放竞争效应而增强的民族意识所感悟。它表现为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包括生存与发展、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角色在内的民族权利和利益的关注。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的推进强化了不同地区或民族之间的利益分割，而分割促进了竞争，也当然地增加了矛盾和摩擦。这种矛盾和摩擦的一个根由就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中出现的事关民族权利、利益的实际问题认识和研究得不深、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思路不多、制度和文化建设滞后，不少地方贫穷落后的面貌长期没有根本改观。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少数民族对区域自治的冷漠。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 人民出版社，第167页。）。因此，尊重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 加强制度建设，加快经济文化发展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 第三，少数民族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或迟或早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后发型的国家和民族迈向现代化的进程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社会政治的不稳定。不稳定成了一种常态。这是由于变革社会中伴随着巨大的利益调整和赶超发展的特点，把始发型现代化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遇到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到一个历史时期来解决，从而使传统社会处在一种复杂多变的矛盾冲突的剧变状态。正是这种不稳定既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使我们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自己。一般说来，现代化的过程是将现代性因素引入到传统社会中，以促使传统社会的解体和生成新的现代性因素，而传统社会的习俗、信仰、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它们所形成的传统势力是极其顽固的，这势必产生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冲突。如前所说，少数民族传统政治文化来自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云南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高山区和半山区，还处在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从封闭保守的社会向开放竞争的社会转变的进程中，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是靠外部现代因素引入而拉动的。所谓外部现代因素主要指以先进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现代市场经济所涵盖的物质的和精神文化的各种要素。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现代因素的引入所引发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的非民主的价值取向与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冲突。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于平等，以公正为前提的平等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后进民族中，“平等”的价值取向确实有着深远的存在根基，但它是由自然经济和匮乏经济决定的分配意识，是传统政治文化均平本位的表现。在今天这种缺乏公正的平等仍有深刻的影响，往往表现为损有余而补不足，阻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因循守旧的习俗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重效率、竞争的冲突。由于商品观念淡薄，缺乏竞争意识，习惯于封闭保守的自然环境，安逸于“吃饱肚子，有酒喝，有衣穿”或者“小富而安”的理想生活。这在重效率、竞争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丧失了往日的宁静，往往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怀有恐惧感。小生产造成的依附仆从心理与政治参与的冲突。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长期的小生产和封建专制造成的是依附仆从心理而缺乏民主政治传统，公民政治素质也偏低。这在文盲半文盲比重较高的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更为深重和复杂。经济的贫穷，文化的贫困限制了他们政治参与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即使精英层面的政治参与也受到渠道、机制、体制的限制而难收实效。从经验方面讲，过于贫穷的人往往无心过问政治，由于长期的贫困使他们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盲从的一面（云南省到1998年还有三、四百万的贫困人口，其中大多分布于少数民族地区），但无论保守，还是盲从，都有悖于参与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甚至还会出现大量的非制度参与破坏社会政治稳定。 总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中，市场经济的大潮必然要对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产生强烈的冲击，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并深刻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但是，我们是在现有传统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云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有着光荣的政治传统，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发扬光大它也是我们推进改革发展，保持政治稳定所必须努力去做的工作。
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 400 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 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 。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 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 ，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 4 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 成果的 基础上，19世纪初出 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 ，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 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 。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 、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 春秋左传 》、《 易经》、《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 繁荣期（20世纪） 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
家里有钱就有出路，没钱，难，喜欢历史和研究历史不是一回事，祝你好运！！！
我都丢给罔站了自己就坐等发，各方面都挺好。
比较好，但有点难投
《历代黄河流域铁冶点的地理布局及其演变》，《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3期；《隋唐长安龙首渠流路新探》，《人文杂志》1985年3期；《不赞成开运河的设想》，《人民日报》1985年11月21日；《西安上古时代的人口地理》，《研究生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郑伯克段疑不在鄢》，《人文杂志》1986年4期；《唐贞观十三年政区考辨——兼与贺次君先生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2期；《元明清时代四川盆地的农业田垦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4期；《隋唐长安的水利》，《唐史论丛》第4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概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3期；《唐贞观十三年政区考辨(续)——儒、淳二州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4期；《唐宋川东盛产药子之谜》，《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4期；《历史时期四川手工业原料作物的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1期；《明清四川地亩数的评价及其它》，《中国史研究》1990年1期；《历史时期四川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3期；《宋代中央官学机构考述》，《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3辑(1991年)；《都江水利工程的历史演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4期；《宋代宫廷教育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巴蜀先民的分布与农业的起源》，《四川文物》，1993年3期；《秦汉时代四川的农业开发》，第一作者，《西南师大学报》，1993年3期；《党项发祥地——唐初“河曲十六州”研究》，《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宋大礼五使系年》，《宋代文化研究》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论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的若干特点与规律》，《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1期；《“河曲十六州”交通与地望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2期；《宋朝地方教育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成都平原的南北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1期《论成都平原的大小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3期《重话史迪威公路》，第一作者，《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5年8期；《宋朝官方医药卫生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5辑，巴蜀书社1995年；《〈成都平原的南北江〉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1期；《成都平原的中江与前后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2期；《论三峡移民的外迁川西南》，第一作者，《现代企业导刊》1996年3期；《论岷山得名与羌、夷的关系》，《民族研究》1996年3期；《宋朝官方天文历法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6辑，四川大学1996年；《三峡移民与川西南开发的新思路》，第一作者，《长江论坛》1997年1期；《“积石雪山十一州”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1期；《“岷江西山九州”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2期；《宋朝官方宗教机构考述(上)》，《宋代文化研究》第7辑，巴蜀书社1998年；《唐弱水西山羁縻州及保宁都护府考》，《中国史研究》1999年4期；《一部精密的文化机器——宋朝文化机构述论》，《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5期；《宋朝官方宗教机构考述(下)》，《宋代文化研究》第8辑，巴蜀书社1999年；《宋朝官方艺术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8辑，巴蜀书社1999年；《试论宋朝的羁縻州管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1期；《宋代泸属羁縻部族及其社会文化再探》，《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3期；《试解岩州失踪之谜——唐五代岭南道岩州、常乐州地理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3期；《唐宋雅州边外羁縻州部族探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4期；《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6期；《宋朝官方图书机构考述(上)》，《宋代文化研究》第9辑，巴蜀书社2000年8月版；《唐宋泸属东部羁縻州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2期；《历史时期四川大牲畜养殖的地理差异》，《中国农史》2001年2期；《数载追随悲立雪，不堪重忆曲江头——悼念吾师筱苏先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2期；《贵琼人的来源与迁徙初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3期；《〈历代地理指掌图〉作者之争及我见》，《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3期；《唐五代岭南道岩州、常乐州钩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3期；《唐宋集群羁縻州之典型——雅属羁縻州》，《中国史研究》2001年3期；《论四川盆地内、外江名称的演变》，《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宋朝官方图书机构考述(下)》，《宋代文化研究》第10辑，线装书局2001年9月；《唐宋雅州边外羁縻州部族探考》，《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10月；《唐代黎属羁縻州研究》，《历史地理》第1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沈括〈守令图〉与荣县〈守令图〉关系探原》，《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3期；《历史时期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中国农史》2002年3期；《川西北羌族探源——唐宋岷江西山羁縻州部族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4期；《宋〈蜀川胜概图〉岷江上游地名考释》，《宋代文化研究》第11辑，线装书局2002年；《唐代弱水西山羁縻州部族探考》，《中国藏学》2002年3期；《唐代南宁州羁縻都督府建置沿革考》，《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9月；《唐宋岷江西山羁縻州部族探考》，《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巴蜀书社2002年10月；《唐代姚州都督府建置沿革再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唐朝南宁州都督府建置沿革新考》，《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四川历史上农业土地资源利用与水土流失》，《中国农史》2003年3期；《宋〈蜀川胜概图〉成都平原地名考释》，《宋代文化研究》第12辑，线装书局2003年6月；《〈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作者及版本考》，《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大唐天竺使之铭>之文献学研识》，《中国藏学》2004年3期；《唐代巂属羁縻州及其部族研究》，《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隋唐长安水利设施的地理复原研究》，《暨南史学》第3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宋<蜀川概览图>成都平原地名考释>》，《中国古都研究十九——文明起源与城市发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的价值与缺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1期；《唐代监察道功能演变过程的考察》，《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唐代岭南东道行政区划沿革》，《暨南史学》第4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飞地行政区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实践的探讨》，《江汉论坛》2006年1期；《唐代南宁州都督府属州交通与地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2期；《唐代河西九曲羁縻州及相关问题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唐代京畿道行政区划沿革史》，《史念海教授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唐弱水西山羁縻州及保宁都护府考》，《川大史学·历史地理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唐代前期都督府为州一级行政机构吗？——对〈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的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4期；《蒟酱(蒌叶)的历史与开发》,《中国农史》2007年1期；《〈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研究二题》，《九州》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3月；《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6月；《1560：让世界知道澳门——澳门始见于西方地图年代考》（第一作者），《澳门历史研究》第6期，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07年12月；《唐代金沙乌蒙地区羁縻州交通与地望研究》，《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唐代淮南道行政区划沿革》（第一作者），《暨南史学》第5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由虚到实：唐宋以来川云贵交界区犬牙相入区格局的形成》（第一作者），《江汉论坛》2008年1期；《蒟酱名实考辩》，《传统农业与乡村社会研究》，[台]万人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2月；《唐朝山南东道行政区划沿革史》，《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三秦出版社2008年4月；《1560：让世界知道澳门——澳门始见于西方地图年代考》（第一作者），《文化杂志》中文版第68期（2008年秋季刊），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赵佗陵墓新考》（第一作者），《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5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11月；《明清文献舆图所载澳门周边岛屿名实演变研究》（第一作者），《澳门历史研究》第7期，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08年12月；《唐代青蛉周近地区羁縻州县研究》，《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成都平原‘滇池’说”商榷——从古地理学、考古学角度》（第一作者），《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1期；《唐代滇池秦臧地区羁縻州县研究》（第一作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1期；《唐代洱河兰沧地区羁縻州交通与地望研究》，（台湾）《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7期（交通史专号），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9年4月；《唐代马湖南广地区羁縻州研究》，《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唐代西南乌蛮等族羁縻州相关问题之检讨》（第一作者），《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5期；《明清香山县属珠江口南部诸岛名称的演变》（第一作者），（澳门）《文化杂志》第72期，2009年秋季版；《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第一作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4期；《唐朝岭南道容管地区行政区划沿革》（第一作者），《暨南史学》第六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试析良溪成为千年古村的原因》（第一作者），《话说良溪——良溪古村历史文化论》，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12月；《渠犁、阇甄、妫塞：唐中期新置西域羁縻都督府探考》（第一作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期；石刻资料与西南民族史地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一作者），2010年4期；从明清老万山地名迁徙看澳门海防因素，（澳门）《文化杂志》第76期（第一作者），2010年秋季版；125．《百年沧桑：试论1849～1949年间澳门半岛填海工程与街道建设的关系》（第一作者），《澳门历史研究》第九期，2010年11月；126．《1560：让世界知道澳门——澳门始见于西方地图年代考》，《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127．《近代澳门华人华商地名研究》（第一作者），《卢九家族与华人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2010年12月128．《明玉珍大夏国在土家族地区的行政建置》（第一作者），《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1期；129．《唐宋泸属西部羁縻州县研究》（第一作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1期；《历史上中国花生种植的区域特点与商业流通》（第一作者），《中国农史》2011年1期；《明清东莞、新安县属珠江口东南部诸岛名实研究》（第一作者），《明清珠江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132．《隋唐之际北方割据政权政区简论》（第一作者），《历史地理》第2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133．《道光〈新会县志·图说〉姓氏分布研究》（第一作者），《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明清广东东江流域森林变迁及其成因》(第一作者)，《江汉论坛》，2011年8期；135．《从宋元五姓番、八番罗甸地域分布演变看元初边疆民族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第一作者），《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6期136．《近代澳门半岛北部的城市扩张与道路建设》（第一作者），《澳门历史研究》第10期，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11年11月；137．《明清珠江口东岸海防部署中的巡检司》（第一作者），《明清海防研究》第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138．《唐朝岭南道桂管地区行政区划沿革》（第一作者），《暨南史学》第七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关于编纂澳门历史地图集的初步构想》，《澳门学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140．《唐代桂管羁縻州建置沿革论纲》，《历史·环境与边疆————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明清文献舆图所载香港南部诸岛地名名实与演变研究》（第一作者），《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6月；142．《近代澳门半岛北部的市域扩张与道路建设》(第一作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3期；《安南属明时期政区地名变动初探》（第一作者），《东南亚研究》2012年4期；144．《沙梨头地名说根由》（第一作者），《澳门》第89期，澳门特行政区新闻局，2012年9月；145．《林茂塘历尽沧桑百馀载》（第一作者），《澳门》第89期，澳门特行政区新闻局，2012年9月；146．《从历史地理角度看政区边界与流域边界的整合——以山西为例》（第一作者），《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学术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2年10月；147．《永远的怀念——追忆与念海师在一起的日子》，《想念史念海》，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148．《论米仓道的系统问题及其历史地位》，《四川文物》2012年6期；《置在中南半岛的唐朝行政区——安南都护府及其正州县建置沿革考述》，《海洋史研究》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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