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好，但有点难投
《历代黄河流域铁冶点的地理布局及其演变》，《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3期；《隋唐长安龙首渠流路新探》，《人文杂志》1985年3期；《不赞成开运河的设想》，《人民日报》1985年11月21日；《西安上古时代的人口地理》，《研究生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郑伯克段疑不在鄢》，《人文杂志》1986年4期；《唐贞观十三年政区考辨——兼与贺次君先生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2期；《元明清时代四川盆地的农业田垦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4期；《隋唐长安的水利》，《唐史论丛》第4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概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3期；《唐贞观十三年政区考辨(续)——儒、淳二州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4期；《唐宋川东盛产药子之谜》，《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4期；《历史时期四川手工业原料作物的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1期；《明清四川地亩数的评价及其它》，《中国史研究》1990年1期；《历史时期四川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3期；《宋代中央官学机构考述》，《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3辑(1991年)；《都江水利工程的历史演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4期；《宋代宫廷教育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巴蜀先民的分布与农业的起源》，《四川文物》，1993年3期；《秦汉时代四川的农业开发》，第一作者，《西南师大学报》，1993年3期；《党项发祥地——唐初“河曲十六州”研究》，《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宋大礼五使系年》，《宋代文化研究》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论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的若干特点与规律》，《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1期；《“河曲十六州”交通与地望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2期；《宋朝地方教育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成都平原的南北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1期《论成都平原的大小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3期《重话史迪威公路》，第一作者，《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5年8期；《宋朝官方医药卫生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5辑，巴蜀书社1995年；《〈成都平原的南北江〉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1期；《成都平原的中江与前后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2期；《论三峡移民的外迁川西南》，第一作者，《现代企业导刊》1996年3期；《论岷山得名与羌、夷的关系》，《民族研究》1996年3期；《宋朝官方天文历法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6辑，四川大学1996年；《三峡移民与川西南开发的新思路》，第一作者，《长江论坛》1997年1期；《“积石雪山十一州”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1期；《“岷江西山九州”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2期；《宋朝官方宗教机构考述(上)》，《宋代文化研究》第7辑，巴蜀书社1998年；《唐弱水西山羁縻州及保宁都护府考》，《中国史研究》1999年4期；《一部精密的文化机器——宋朝文化机构述论》，《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5期；《宋朝官方宗教机构考述(下)》，《宋代文化研究》第8辑，巴蜀书社1999年；《宋朝官方艺术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8辑，巴蜀书社1999年；《试论宋朝的羁縻州管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1期；《宋代泸属羁縻部族及其社会文化再探》，《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3期；《试解岩州失踪之谜——唐五代岭南道岩州、常乐州地理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3期；《唐宋雅州边外羁縻州部族探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4期；《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6期；《宋朝官方图书机构考述(上)》，《宋代文化研究》第9辑，巴蜀书社2000年8月版；《唐宋泸属东部羁縻州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2期；《历史时期四川大牲畜养殖的地理差异》，《中国农史》2001年2期；《数载追随悲立雪，不堪重忆曲江头——悼念吾师筱苏先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2期；《贵琼人的来源与迁徙初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3期；《〈历代地理指掌图〉作者之争及我见》，《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3期；《唐五代岭南道岩州、常乐州钩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3期；《唐宋集群羁縻州之典型——雅属羁縻州》，《中国史研究》2001年3期；《论四川盆地内、外江名称的演变》，《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宋朝官方图书机构考述(下)》，《宋代文化研究》第10辑，线装书局2001年9月；《唐宋雅州边外羁縻州部族探考》，《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10月；《唐代黎属羁縻州研究》，《历史地理》第1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沈括〈守令图〉与荣县〈守令图〉关系探原》，《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3期；《历史时期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中国农史》2002年3期；《川西北羌族探源——唐宋岷江西山羁縻州部族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4期；《宋〈蜀川胜概图〉岷江上游地名考释》，《宋代文化研究》第11辑，线装书局2002年；《唐代弱水西山羁縻州部族探考》，《中国藏学》2002年3期；《唐代南宁州羁縻都督府建置沿革考》，《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9月；《唐宋岷江西山羁縻州部族探考》，《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巴蜀书社2002年10月；《唐代姚州都督府建置沿革再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唐朝南宁州都督府建置沿革新考》，《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四川历史上农业土地资源利用与水土流失》，《中国农史》2003年3期；《宋〈蜀川胜概图〉成都平原地名考释》，《宋代文化研究》第12辑，线装书局2003年6月；《〈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作者及版本考》，《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大唐天竺使之铭>之文献学研识》，《中国藏学》2004年3期；《唐代巂属羁縻州及其部族研究》，《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隋唐长安水利设施的地理复原研究》，《暨南史学》第3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宋<蜀川概览图>成都平原地名考释>》，《中国古都研究十九——文明起源与城市发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的价值与缺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1期；《唐代监察道功能演变过程的考察》，《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唐代岭南东道行政区划沿革》，《暨南史学》第4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飞地行政区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实践的探讨》，《江汉论坛》2006年1期；《唐代南宁州都督府属州交通与地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2期；《唐代河西九曲羁縻州及相关问题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唐代京畿道行政区划沿革史》，《史念海教授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唐弱水西山羁縻州及保宁都护府考》，《川大史学·历史地理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唐代前期都督府为州一级行政机构吗？——对〈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的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4期；《蒟酱(蒌叶)的历史与开发》,《中国农史》2007年1期；《〈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研究二题》，《九州》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3月；《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6月；《1560：让世界知道澳门——澳门始见于西方地图年代考》（第一作者），《澳门历史研究》第6期，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07年12月；《唐代金沙乌蒙地区羁縻州交通与地望研究》，《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唐代淮南道行政区划沿革》（第一作者），《暨南史学》第5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由虚到实：唐宋以来川云贵交界区犬牙相入区格局的形成》（第一作者），《江汉论坛》2008年1期；《蒟酱名实考辩》，《传统农业与乡村社会研究》，[台]万人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2月；《唐朝山南东道行政区划沿革史》，《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三秦出版社2008年4月；《1560：让世界知道澳门——澳门始见于西方地图年代考》（第一作者），《文化杂志》中文版第68期（2008年秋季刊），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赵佗陵墓新考》（第一作者），《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5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11月；《明清文献舆图所载澳门周边岛屿名实演变研究》（第一作者），《澳门历史研究》第7期，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08年12月；《唐代青蛉周近地区羁縻州县研究》，《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成都平原‘滇池’说”商榷——从古地理学、考古学角度》（第一作者），《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1期；《唐代滇池秦臧地区羁縻州县研究》（第一作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1期；《唐代洱河兰沧地区羁縻州交通与地望研究》，（台湾）《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7期（交通史专号），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9年4月；《唐代马湖南广地区羁縻州研究》，《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唐代西南乌蛮等族羁縻州相关问题之检讨》（第一作者），《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5期；《明清香山县属珠江口南部诸岛名称的演变》（第一作者），（澳门）《文化杂志》第72期，2009年秋季版；《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第一作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4期；《唐朝岭南道容管地区行政区划沿革》（第一作者），《暨南史学》第六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试析良溪成为千年古村的原因》（第一作者），《话说良溪——良溪古村历史文化论》，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12月；《渠犁、阇甄、妫塞：唐中期新置西域羁縻都督府探考》（第一作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期；石刻资料与西南民族史地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一作者），2010年4期；从明清老万山地名迁徙看澳门海防因素，（澳门）《文化杂志》第76期（第一作者），2010年秋季版；125．《百年沧桑：试论1849～1949年间澳门半岛填海工程与街道建设的关系》（第一作者），《澳门历史研究》第九期，2010年11月；126．《1560：让世界知道澳门——澳门始见于西方地图年代考》，《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127．《近代澳门华人华商地名研究》（第一作者），《卢九家族与华人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2010年12月128．《明玉珍大夏国在土家族地区的行政建置》（第一作者），《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1期；129．《唐宋泸属西部羁縻州县研究》（第一作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1期；《历史上中国花生种植的区域特点与商业流通》（第一作者），《中国农史》2011年1期；《明清东莞、新安县属珠江口东南部诸岛名实研究》（第一作者），《明清珠江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132．《隋唐之际北方割据政权政区简论》（第一作者），《历史地理》第2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133．《道光〈新会县志·图说〉姓氏分布研究》（第一作者），《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明清广东东江流域森林变迁及其成因》(第一作者)，《江汉论坛》，2011年8期；135．《从宋元五姓番、八番罗甸地域分布演变看元初边疆民族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第一作者），《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6期136．《近代澳门半岛北部的城市扩张与道路建设》（第一作者），《澳门历史研究》第10期，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11年11月；137．《明清珠江口东岸海防部署中的巡检司》（第一作者），《明清海防研究》第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138．《唐朝岭南道桂管地区行政区划沿革》（第一作者），《暨南史学》第七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关于编纂澳门历史地图集的初步构想》，《澳门学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140．《唐代桂管羁縻州建置沿革论纲》，《历史·环境与边疆————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明清文献舆图所载香港南部诸岛地名名实与演变研究》（第一作者），《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6月；142．《近代澳门半岛北部的市域扩张与道路建设》(第一作者)，《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3期；《安南属明时期政区地名变动初探》（第一作者），《东南亚研究》2012年4期；144．《沙梨头地名说根由》（第一作者），《澳门》第89期，澳门特行政区新闻局，2012年9月；145．《林茂塘历尽沧桑百馀载》（第一作者），《澳门》第89期，澳门特行政区新闻局，2012年9月；146．《从历史地理角度看政区边界与流域边界的整合——以山西为例》（第一作者），《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学术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2年10月；147．《永远的怀念——追忆与念海师在一起的日子》，《想念史念海》，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148．《论米仓道的系统问题及其历史地位》，《四川文物》2012年6期；《置在中南半岛的唐朝行政区——安南都护府及其正州县建置沿革考述》，《海洋史研究》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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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西文Sinology，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 研究对象 从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 学科历史 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 400 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 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 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 。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 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 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 ，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 4 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 成果的 基础上，19世纪初出 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 ，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 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 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 。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 、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 春秋左传 》、《 易经 》、《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 繁荣期（20世纪） 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 海外汉学： 世界汉学概况：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 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这种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和文学。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 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重发展本国的汉学研究。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 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1） 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2） 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3） 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 汉学与汉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 ②汉代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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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西文Sinology，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 研究对象 从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 学科历史 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 400 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 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 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 。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 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 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 ，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 4 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 成果的 基础上，19世纪初出 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 ，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 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 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 。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 、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 春秋左传 》、《 易经 》、《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 繁荣期（20世纪） 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 海外汉学： 世界汉学概况：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 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这种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和文学。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 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重发展本国的汉学研究。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 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1） 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2） 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3） 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 汉学与汉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 ②汉代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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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汉唐边疆史研究，侧重于民族关系、管理机构、边疆政权以及疆域理论等方面，主要科研著作有：1、《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独著，14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1999年再版。2、《中国少数民族禁忌》，合著，7万字，载《中国文化杂说》第5卷，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3、《斑驳陆离的婚俗》，独著，10万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世界民族知识丛书》，副主编，10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论丛》，合著，10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6、《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与文化丛书》，副主编，10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7、《都护制度研究》，独著，26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8、《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研究续论》，合著，10万字，国家重点“东北工程”项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9、《20世纪西部开发史》，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10、《汉唐藩属体制研究》，独著，49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11、《〈三国史记 高句丽本纪〉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优秀博士论文，2009年6月。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简列如下：1、《西汉西域屯田与使者校尉考辨》，《西北史地》1989年第3期。2、《略论西汉时期陈汤经营西域》，《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3、《高句骊的祭祀礼仪》，《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3期。4、《西汉西域都护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5、《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西北史地》1991年第2期。6、《准噶尔汗国的西部扩张》，《民族译丛》1991年第5期。7、《述论王莽的民族政策》，《民族研究》 1992年第1期。8、《东汉度辽将军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9、《非洲坦伯马人以住居为舞台的葬礼》，《民族译从》1992年第4期。10、《两汉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制度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11、《西汉前期和亲政策新论》，《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12、《唐朝派往回纥的使者述论》，《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13、《唐朝派往突厥的使者述论》，《北方文物》 1994年第4期。14、《东汉王朝使匈奴中郎将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 。15、《高丽与唐王朝互使述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1期。16、《唐王朝与西突厥互使述论》，《民族研究》1995年第5期。17、《东汉王朝护羌校尉考述》，《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18、《唐王朝与新罗互使述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2期。19、《由使者来往看唐王朝与薛延陀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20、《吐谷浑与隋唐王朝互使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21、《从高句骊县到安东都护府——高句骊和中央王朝的关系述论》，《民族研究》 1998年第3期。22、《东夷校尉考述》，《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3期。23、《使者与汉文化的传播——以唐代为例》，载于《汉族地域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24、《使者与唐朝边疆民族管理体制》，《民族研究》 2000 年第 1 期。25、《“用夏变夷”与刘敬的和亲建议》，《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26、《唐代使者来往礼仪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2期。27、《历代王朝北疆经略及与北疆民族关系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28、《唐代单于都护府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29、《唐代安东都护府的几个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第3期。30、《从校尉到都护：唐代东北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转变》，《中国东北边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31、 《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32、《唐代安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004年第2期。33、《关于高句丽侯驺的几个问题》，《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5期。34、《刘渊政权的出现与北方民族主动认同“中国”的开始——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35、《简论曹操对乌桓的征讨及意义》，《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36、《西汉时期藩属体制的建立和维系》，《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37、《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东北史地》2006年第4期。38、《高句丽与东汉王朝战事杂考——以〈三国史记 高句丽本纪〉的记载为中心》，《东北史地》2007年第1期。39、《“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40、《关于藩属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对中国古代疆域理论发展的理论阐释》，《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4期。41、《〈三国史记 高句丽本纪〉史料价值辨析——以高句丽和中原王朝关系的记载为中心》，《东北史地》2008年第2期。42、《边吏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以两汉为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43、《由解明之死看高句丽五部的形成与变迁——以桂娄部为中心》，《东北史地》 2009年第3期。44、《浅议元朝的“四等人”政策》，《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45、《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46、《简论曹魏的鲜卑政策》，《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5期。47、《多民族国家疆域研究的历程及其特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李大龙教授承担多项国家重大研究项目，其中对汉唐边疆史、高句丽历史、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在学界有较大影响。
专著：《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论文：《佤族<司岗里>神话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载何明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6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一部不应被忽略的佤族研究著作——读<滇西边区考察记>》，载那金华主编《中国佤族“司岗里”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气候、资源与信仰——白族的传统知识与气候变迁》，载《学术探索》2009年第2期。《现代民族学·文献研究方法》，载瞿明安主编《现代民族学（下卷）》第一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白族生计模式变迁——云南省大理市挖色镇高兴村》，载张跃、何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民族出版社，2009年1月。《当代中国的饮食人类学》，载瞿明安主编《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南诏时期洱海地区的白蛮语地名考释》，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白语地名考索》，载林超民主编《民族学评论》第二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世纪生态环境史——中国民族村寨生态专题研究》（第二作者，与李继群合作），载张跃主编《中国民族村寨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双语对白族命名的影响》（第一作者，与王锋合作），载《民族语文》2003年第5期。《方国瑜和南诏大理史研究》，载《学术探索》2003年第5期。《试论云南民族史研究与民族语言学的结合》，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南诏大理时期洱海地区的白蛮语考释》，载林超民主编《新凤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集史料之大成 树文化之丰碑――云南史料丛刊简介》，载《西南古籍研究》2001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南诏官制考》，载林超民主编《民族学通报》第一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