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给我们留下了十几种专著、百余篇论文的丰富遗产。特别是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对已消亡的外来宗教，如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做过专门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流传写过不少论著；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撰有专书。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宗教史研究人们都称陈垣先生是宗教史专家，这是事实，他几乎是没有一门宗教不研究。除了《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外，他还有《回回教入中国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著作。“古教四考”使陈垣登上史坛，走向世界，也为民国学术史增添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光彩一笔。《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5月写成，曾经多次修改、印行。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总称。过去以为此教资料多在海外，而本国典籍无征。该文则专以汉文史料进行研究，除《元史》外，还利用了地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60多种材料，论证了隐晦七八百年，无人能道的也里可温教。《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11月写成。开封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该教在明清时所立的三篇碑文，对其何时传至中国，说法不同。陈垣用种种方法证明开封犹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汉文典籍对犹太教的记载始见于《元史》，元以前无征。文中还详细考证了该教与回教之异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经文的内容和源流。《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年4月撰。火祆教又名拜火教，唐初传入中国，颇见优礼。唐时外来宗教，除火祆教外，还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种。回教在唐代未盛，记载尚少；其余三教，因都来自波斯，唐宋学者分辨不清，记载每有错误。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等也常把它们混为一谈。此文除叙火祆教的起源、兴衰外，还将典籍上三教混同记载的错误一一指出，予以辩证。《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写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杂而成。陈垣取敦煌摩尼教经卷和其它材料，考明摩尼教始于唐武周长寿二载（694年）传入中国及其历唐、宋、元、明数朝在中国流行的情况。“古教四考”陆续出版后，好评鹊起。加上稍后问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基督教入华史略》等论著，这些以宗教史研究来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是陈垣对民国学术的重大贡献，也是使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推陈出新，与国际汉学界接轨的不可多得的尖端成果。 校勘学研究陈垣在研究历史文献的时候，非常注重于研究目录校勘和工具书的使用。目录学是搞学问的门径，是掌握书目、书的内容、版本以及相关书目的一门学问。一个人要搞学问，必须掌握目录学。陈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就熟读了《四库全书提要》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四库提要》对清朝搞学问的人来说，确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它对每本书都作了介绍，对初学者帮助很大，今天也还要好好利用。张之洞《书目答问》写于光绪元年（1875年），陈先生把这两本书读得很熟、很精，而且也要学生好好去读。陈先生辛亥革命后到了北京，曾花很长时间研究《四库全书》。他写过两本书。一是《四库书名录》，一是《四库撰人录》。他研究《四库》与别人不同，别人只是要看什么书到《四库》中去找，他却是研究《四库全书》收编的书是如何写成的，它有哪些版本。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由于资料特别丰富，头绪也特别多，单靠脑子记不行，必须依靠工具书，学会利用工具书。陈先生对这方面很重视，作出不少成绩。陈先生发表的重要工具书是《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陈先生这两本工具书解决了中国史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陈先生编写这本书，花费很多精力，他后来有二十多年不能正常吃饭，就是因为当时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废寝忘食地算历法搞成了胃病。陈先生还著有《史讳举例》。避讳，是中国历史上的特点，每一朝有每一朝的避讳。陈先生精心研究，总结出几种方法，弄清了在什么情况下是如何避讳的。在该书第八卷中列出了我国历代的避讳表，每一朝避什么，如何避。这是每一个中国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知识。因为中国古书上避讳太多了，不懂它，就不懂校勘学，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也就弄不清。此外，他为了研究元史，还编出元朝六十家文集的目录。这书稿没有印，北京图书馆藏有抄本。他在研究《册府元龟》时，一开始就先作有关《册府元龟》的工具书，然后再动手研究。 文献学研究文献学在陈垣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为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在版本、目录、校勘等领域的著作，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重要参考书目。清朝校勘学家很多，《书目答间》后面就列有校勘学家类目。但清代的校勘学家只是一般地校一校，对一对，只有像王念孙、段玉裁这些人才算得上是比较高明的校勘学家。校勘学到陈垣先生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把校勘学总结出一些经验和规律，写了一部《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书局重印，改名为《校勘学释例》。《元典章》是一部研究元代历史十分重要的著作，它原是用蒙古白话写的，很难懂，《四库全书》没有收人。但它是研究元史不可缺少的一本书，由于它错误很多，而且错得离奇，陈先生就以故宫中发现的元刻《元典章》，再根据其他书籍，来校对流行的沈刻《元典章》，发现错误一万二千多条。他将其中的一千多条加以归纳、整理，找出错误原因，著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他使学校勘的人知道在校勘中可能遇见哪些情况，如何分辨是非。他不是简单罗列若干条，而是附有说明，最后总结出四种方法，加以综合运用。第一种是对校法。陈先生说，对校法一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放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祛，然后再用其他校法。第二种是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搞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吴缜《新唐书纠谬》、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都是用这种方法。惟此法只能发现矛盾，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第三种是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第四种是理校选。“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祛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清代王念孙、段玉裁等人校勘水平较高，用理校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后来发见的原本相同。陈先生总结前人与自己工作的经验，提出这四种方祛，综合运用，基本上解决了校勘学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还写有《四库提要中的周亮工》、《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等书。 元史研究清朝学者研究元史的人很多，多少是看到清朝很像元朝。康熙年间，邵远平著《元史类编》，要把元史重新改编。乾隆间，钱大昕编撰《元史氏族表》与《元史艺文志》，对元史很有研究。鸦片战争前后，魏源编了《元史新编》，以后，搞元史的人很多，直到清末，柯劭忞编著《新元史》，集清一代元史研究之大成。清朝一代研究元史，是先后继续的，到后来更发展到对西北史地的研究。陈垣先生研究元史与前人不同，他着重搜集有关元朝民族的历史与元朝宗教的历史的资料，进行研究，参考了二百多种书，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元朝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陈先生所指的西域人主要是色目人。他研究这些人在元朝进入中国后，如何被汉族同化了的。陈先生撰《元西域人华化考》用力很大，他采用新的方法，集中问题，深入研究，作为旧史学家进行考证工作，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陈先生也肯定了《元史》，认为它保存了原来的材料，没有擅自改动，所以把它作为史料来看还是有用的。当然，研究元史，不能仅靠它，还要利用元朝六十家的文集。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只用史部的书，经部、子部、集部的著作都应加以利用。陈先生著作目录年表第一部著作是《元也里可温教考》，虽然这是研究宗教的，但实际上也是一部元史著作。日本研究元史的学者，对陈先生很钦佩，他们承认《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教考》这两本书日本人是搞不出的。 《励耘书屋丛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第一集《元西域人华化考》八卷《元典章校补》八卷《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第二集《史讳举例》八卷《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吴渔山先生年谱》二卷《释氏疑年录》十二卷《清初僧诤记》三卷《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收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吴渔山生平、汤若望与木陈忞等论著共79篇，包括一些专著的摘录。）《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1995年）《陈垣来往书信集》（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单行本《校勘学释例》（即收入《丛刻》中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中华书局1959年）《释氏疑年录》（中华书局1964年）《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2000年）《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科学出版社1955年，中华书局1962年，198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史讳举例》（科学出版社1958年，中华书局1962年）《明季滇黔佛教考》（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华书局196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纪史学名著丛书”2000年）《通鉴胡注表微》（科学出版社1958年，中华书局196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7年）《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1999年）
4 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吕思勉（27—9），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吕思勉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3 “国宝”—— 陈垣陈垣（12-21），汉族，广东新会人。字援庵，又字圆庵，出身药商家庭。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 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2 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师”—— 钱穆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享年95岁），男，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1 百年博学人才—— 陈寅恪陈寅恪（3—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陈寿《三国志》，班固《汉书》，谈迁《国榷》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制《别录》、《七略》是整理文献郑玄为群经作注，也属整理文献南宋的郑樵《通志·校雠略》现代的话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3)书中认为: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是文献的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和刻印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1982)和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1986)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专著
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生前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张舜徽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博涉四部，在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造诣精深，留下大量论著。他在《八十自叙》中总结说：“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著》；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书，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此仅为就其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而言，已足以彰显先生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他的这些成就，使他成为公认的国学大师，更是华中师范大学不可多得的代表性学者。
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陈寿《三国志》，班固《汉书》，谈迁《国榷》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制《别录》、《七略》是整理文献郑玄为群经作注，也属整理文献南宋的郑樵《通志·校雠略》现代的话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3)书中认为: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是文献的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和刻印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1982)和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1986)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专著
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解缙（永乐大典）、纪昀（四库全书）
古代无国学大师之说一般是近现代才有 国学大师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制《别录》、《七略》是整理文献郑玄为群经作注，也属整理文献南宋的郑樵《通志·校雠略》现代的话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3)书中认为: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是文献的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和刻印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1982)和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1986)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专著
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解缙（永乐大典）、纪昀（四库全书）
秦 淳于越汉 董仲舒 蔡邑唐 萧国丈后来还有个王国维
《史记》和《资治通鋻》分别是中国古代最好的纪传体和编年体通史性作品，而且文笔又是很好的。建议中华书局的繁体竖排点校本，《史记》十册、《资治通鋻》廿册的样子。 此外，如果还想看断代史。纪传体的建议看《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同样建议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点校本）；编年体的建议看《春秋左传》，对学习先秦古文也很有帮助（建议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四册，加上沈玉成的《左传译文》，都是中华书局的）。 其实这些书的阅读量已经不小。如果不是以研究为目的，廿四史读前四史就足够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而《东周列国志》毕竟是演义小说，不是历史文献。
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解缙（永乐大典）、纪昀（四库全书）
在上述长处之外，全书还有不少地方可以启人思绪，引导人们向深处开掘。如学科定义的确定性、研究领域的开放性、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研究目的的多元性以及研究前景的广阔性诸点，便是我们近日拜读此书后，感到还可深人论述的问题。
典章制度69、 分封制：中国奴隶制社会的政权组织形式。西周奴隶制国家建立时，分封贵族到各地为诸候，诸候在封地内享有世袭统治区，对周天子仅有定期朝贡和提供军赋，力役等义务，因面在全国形成分裂割据的场面。后在春秋战国时逐渐被郡县制所代替。儒家维护分封制。70、 郡县制：中国古代继宗法分封制之后出现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由春秋战国至秦汉逐渐新形成。春秋时，秦、晋、楚等国在边地设县，后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战国时，在边郡分设县，逐渐形成了以县统郡的两级制。秦统一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为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部分。71、 爵制：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之一、先秦的爵制，与世袭的宗法、分封等制度互为表里，爵位往往就是权力的标志。秦以后的爵制与先秦的性质有所不同，分赐爵与封爵。爵不具备行政职能，主要用来确定皇帝、功臣世袭的政治名位和经济权利。72、 六部：特指明清中央行政机构中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后由于添新部，六部之名被废。73、 御史台：东汉至元设置的中央监察机构。西汉时史称御史府，长官为御史大夫，后改为大司空。东汉光武帝时改称御史台，又名兰台寺。成为封建国家的监察机关。历代多相沿不改。明初一度设置，后改为都察院。清因之，御史台之名遂废。74、 翰林院：唐代开始设立的各种艺能之士供职的机构。自唐玄宗李隆基选擅长文词的朝臣入居翰林以起草诏制后，演变为草拟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翰林学士。75、 太学：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汉光武帝刘秀兴建。到宋代太学形成比较完整的学制。宋代太学为统治者培养出大批官员和学者，还成为传播理学和各派政治力量竞争角逐的场所，对后代有很大影响。76、国子监：简称“国学”，封建王朝的中央教育机构。276年建国子学，为教育三品以上官僚子弟的贵族学校。以后称国学或太学，隶属太常。北齐始立专署称国子寺。唐代改为国子监。唐国子监辖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学；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的官僚子弟。宋元以后加以合并，仅存国子一学。77、 书院：始于唐代。开元六年（718）设丽正修书院，置学士，掌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河应对。宋代书院为盛，有白鹿、石鼓、应天、岳麓为四大书院。创办者或为私人或为官府。一般选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研习儒家经籍，传播孔孟之道。元代各路、州、府皆设书院。明清多数成为准备科学的场所。清末废除科举，书院改为学校。78、 察举：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丞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始于武帝时。有孝廉、秀才等科，为汉重要出仕途径之一。至唐初，王朝规定参加科目考试者可以自由报名，这样察举制就由一种地方长官推荐制度演变成了中央设科招考的科举制度。79、 征辟：汉代高级官吏任用属员的制度。中央最高行政长官和地方官都可自行征聘僚属，然后向朝廷推荐，与后代大小官吏都由吏部铨选不同。隋统一后，征辟制度消失。80、 明经：汉代出现的选举科目之一，至宋神宗时废。被推举者须明习经文，故以明经为名。81、 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保证世族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220年，曹丕采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选各地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将当地人按才能分别评为九等，政府按等选用。司马懿当政，于各州设大中正，选取原则以“家世”为重。九品中正制成为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至隋废除。82、 进士科：隋以后各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始于隋炀帝。至唐被重视。宋以后其它科目多仅存空名，无足轻重，进士科成为科举制度的唯一科目。83、 科举制：是指官府经过定期举行的科目考试，根据成绩的优劣来选取人才，分别任官的一种制度。它和以前的选举制度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凡普通的读书人均有参加官府考试，从而被选拔作官的机会，这就使封建王朝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先拔官员。我国科举制度的正式产生，一般认为以隋炀帝创置进士科为标科，但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多数情况是有才能的士通过游说、上书、自荐获得官职，也有是根据对国家功劳的大小来选拔，再有是由郡县长官在一年一度的上计时向国君推荐。这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制度。两汉时实行察举和征辟的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隋代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吸收汉代察举制的某些合理因素，采取朝廷公开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吏。这种不问出身门第，无须州郡推荐，由朝廷公开考试选士的制度，才是我国古代科举制真正的开端。唐代继承并发展了隋代设的科举制，使我国古代科举制进入鼎盛时期。唐代科举考试分“常科”和“制科”两种。宋朝在革除唐科举制的弊处之后，建立起一套相当完整和严密的科举制度，实行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元朝科举分乡试、府试和会试。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分开考试，分别登榜。明代分乡试、会试，廷试（即殿试）。清朝的科举制既承明制，又有所发展，具有最完备的形式。包括文科、武科、制科和翻译科。文科和武科都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种；制科由皇帝特诏举行；翻译科分满洲翻译和蒙古翻译。84、 府州县学：明代设于府、州、县的学校。85、 府兵制：中国古代兵制之一，西魏大统年间（535—551）宇文泰所建。共二十四军。86、 募兵制：中国古代兵制之一自唐五代以后，取代征兵制。是宋朝一项传统国策。统治者认为，募兵制可以防止灾年爆发农民起义。兵源枯竭时会强行抓夫，给民间带来很大的骚扰和痛苦。87、 乡兵：由居民自动组织或政府组成的不脱产的武装力量，又称民兵，五代后晋开始征集，镇压过大小起义。88、 秦汉烽燧：秦汉时期边塞观敌报警系统。西汉时已有。89、 厂卫：明朝内廷的侦察机构，厂指东厂、西厂、内行厂，卫指锦衣卫，厂卫是合称。其性质同为特务机构，用刑残酷。90、 锦衣卫：明官署名。原为内廷亲军，皇帝的护卫。洪武十五年（1382）是皇帝的耳目与爪牙。指挥史由皇帝的心腹担任。91、 军机处：官署名，清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雍正七年（1729）设军机房，1732年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任职者无定员，由京王、大学士等充任，俗称军机大臣。其僚属为小军机，分满、汉四班。军机处职掌每日晋见皇帝，商讨处理军国要务，以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负责官员发布指示。92理藩院：清代管理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初掌握蒙古事，后发展至蒙、回、藏、新疆等。93、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晚清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的中央机构，初称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北京条约》后设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的事务。1862。3成立。1900年，北京被八国联军攻占，次年《辛丑条约》签订，依约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列为六部之首。94、 八旗制度：清代满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1601年，努尔哈赤初建黄、白、红、蓝四旗，1615年增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为八旗，下设佐领。满人分隶各佐领，平时生产，战时从征。皇太极时，又编“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以后因人口增加，佐领数也增加，但旗数不变。 八旗制度在建立初期，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个方面的职能，与当时满族社会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入关后，满族统治阶级利用八旗制度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控制，其生产意义缩小。以军事组织而言，八旗军队与绿营兵共同构成清代统治阶级统治全国的工具；以行政机构而言，八旗的衙署与州县系统并存。 直至清末，凡八旗成员称“旗人”，与州、县所属的“民人”以不同形式受清政府统治阶级的奴使。直至辛亥革命后，八旗制度才全部瓦解。
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解缙（永乐大典）、纪昀（四库全书）
古代无国学大师之说一般是近现代才有 国学大师
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生前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张舜徽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博涉四部，在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造诣精深，留下大量论著。他在《八十自叙》中总结说：“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著》；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书，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此仅为就其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而言，已足以彰显先生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他的这些成就，使他成为公认的国学大师，更是华中师范大学不可多得的代表性学者。
秦 淳于越汉 董仲舒 蔡邑唐 萧国丈后来还有个王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