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行政区划 唐代开创了中国政区史上道和府的建制。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分天下为10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贞观十四年（640年），全国共设360州（府），下辖1557县。开元年间又将山南、江南各分东西，并增置京畿、都畿、黔中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道下设州、府，州、府下再设县，开元末年，全国共有州、府三百二十八座，县一千五百七十三座。 中央官制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荣誉职务）； 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荣誉职务）； 三省：中书省(决策、秘书)中书令、门下省（侍从、谏议）侍中、尚书省(行政)尚书令； 尚书省下辖六部（主官：尚书）：吏部（人事）、户部（户口、财政）、礼部（礼宾）、兵部（国防）、刑部（法院）、工部（工程、水利）； 一台：御史台（监察）； 五署：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循旧制，与六部分工）； 九寺：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与六部分工合作）； 散官：（荣誉职务）。 地方官制 虚设（道）置观察使 州（郡）：刺史（太守）；别驾、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事； 六曹：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 县：县令；县丞、主簿；县尉、录事、佐史。 乡：耆老；五里一乡 里：里正；五保一里 村：村正；一自然村为一村 保：保长；五邻一保 邻：邻长；四家一邻 坊：坊正。城市内无村设坊，坊正和村正同级 军事体制 在军事上，军力强大是唐代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唐朝统一了隋朝末年军阀割据的中国。唐太宗、高宗、武后在位时又远征东西两突厥，灭高昌、收其地为州县，灭高句丽和百济并在白村江战役打败日本援军，又与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民族征战。当时唐朝在亚洲军事制度，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都是这些战绩的基础。唐玄宗时唐朝的势力与来自现在阿拉伯、新兴和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势力在包含昭武九姓国、大小勃律、吐火罗在内的中亚诸国相遇，结果后来唐朝因安史之乱在军事上全面收缩，中国的势力从此退出中亚。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导致华北地区经济萧条。 唐朝的众多著名将领中，除了天策府的李世民、神将薛仁贵、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的将领、郭子仪、李晟及其子李愬、高骈等汉族统帅外﹐异族将领也占据了重要地位：比较重要的有胡人安禄山、史思明、百济人黑齿常之、高句丽人高仙芝、契丹人李光弼、靺鞨人李怀光、突厥突骑施部人哥舒翰、铁勒部的仆固怀恩、浑瑊和阿跌光进等。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导致府兵制改为征兵制和募兵制。安史之乱中，临时代府兵制而起的扩骑并不能抵御与节度使的兵力。唐朝在军事上失势：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回纥、吐蕃、南诏犯边。但在晚唐会昌三年唐军在阴山之巅击溃回鹘乌介可汗及回鹘十三部，安定了北部边境。763年吐蕃军曾经占领长安十五日，但不久就被郭子仪驱逐。此后唐朝与吐蕃在西北地区进行了近百年的拉锯战，咸通七年（866）二月，张议潮表奏朝廷，已令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 北庭、轮台、清镇等城②。同年十月，又令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 败吐蕃军，并斩杀尚恐热，传首京师③。吐蕃余众逃奔秦州，途中遭尚延心袭 击，再败，奏迁于岭南。吐蕃遂衰亡④。河西肃清，使唐廷无西顾之忧。 南诏军一度占领安南。次年春，唐军收复安南。此后，唐与南诏在安南进行了数次交锋，至咸通七年，唐终于将南诏军全部驱逐出去。乾符二年，唐天平节度使高骈在大渡河击败南诏军，擒其酋长数十人。南诏自此不再寇扰西川。南诏在与唐朝的战争中耗尽了国力经此数败后再也不成气候，先于唐朝五年即唐天复二年，南诏灭亡。因为晚唐时期唐武宗和张议潮分别收复了一些失地，使得唐朝灭亡前夕仍然维持了五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 经济 货币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lěi），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juàn）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shī)、绮(qǐ)、缣(jiān)、紬(chōu)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农业 唐朝农业生产工具又有新的进步。曲辕犁就出现在唐朝。还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唐朝前期，仅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达一百六十多项。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绛岩湖、镜湖等。天宝年间，唐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唐朝后期，由于人口南移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手工业 唐朝手工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工部是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直接管理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少府监主管精致手工艺品；将作监主管土木工程的兴建；军器监负责兵器的建造。监下设署、署下设作坊。此外还有铸钱监和冶监等。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不对外销售，只供皇室和衙门消费。工人则分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私营手工业较官营手工业比不发达。唐朝前期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唐后期，南方手工业大幅进步，特别是丝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茶业。 文化 文学 唐三彩唐朝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可算唐诗。自陈子昂和“初唐四杰”起，唐朝著名诗人层出不穷，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岑参、王维，中唐时期的李贺、韩愈、白居易，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杜牧是其中的几个代表。他们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对神话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写，既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亦有沉郁厚重的“诗史”，还有清新脱俗的田园诗。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成就的杰出代表。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律诗和古诗的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诗人，使得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 美术 唐朝的壁画事业特别发达。莫高窟与墓室壁画都是传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艺术同样出众。敦煌、龙门、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时期步入全盛。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和四川乐山大佛都令人赞叹。昭陵六骏、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 唐朝时期，书法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笔力严整，其名作有《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楷书字体柔圆。颜真卿和柳公权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楷书用笔肥厚，内含筋骨，劲健洒脱，其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称颜柳二人书法为“颜筋柳骨”。张旭和怀素则是草书大家。 宗教 唐朝前期的宗教政策比较宽容，中国传统两大宗教——佛教和道教都有较大发展。唐朝以道教为国教，王公贵族皆以道士为荣，并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道教经典开科取士。唐朝初年，高僧玄奘远赴天竺（现在的印度）取经657部，唐朝因此兴建了大雁塔来保存这些佛经。玄奘在翻译佛教经典时期为了符合当时唐朝国情，大量吸收道教术语，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以及中国僧人自身思想体系的逐渐成熟使得中国佛教在此时期得到了稳固的发展，中国佛教的各主要宗派大多在此时期形成或成熟。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和祆教也随着国际交流传入中国。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佛，使得除禅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 科技 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不可多得的医书；868年，中国《金刚经》的印制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通过阿拉伯地区远传到西亚、欧洲。
唐——世界公认的中国封建时期最强盛的一个帝国时代：政治的文治武功——三唱三注；朔方无敌疆域的四海归一——里海咸海巴尔喀什贝加尔全在境内经济的繁荣——稻米流脂、商业兴盛、丝绸之路、交扬两州民族的融合——四邦称臣、成天可汗（当然这不如今天民族政策）国际的威名——遣唐进贡、远播中华（国外华人聚居区人称唐人街）文化的辉煌——灿烂诗坛、书画音乐、壁画石窟、茶道兴起科技大进步——张遂天文、药王医道、雕版印刷、火药发明、皇宫建筑道教为国教；儒科举工具；佛经完备化
节度使权利过大，皇权架空，藩镇割据、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唐朝所实行的节度使制度，到唐代的中后期弊端突显．由于地方拥有过多的政治，军事，经济权利．使得四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在经济上他们脱离中央，盘剥百姓，民怨沸腾．在政治上，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唐帝国出现了尾大不掉的糟糕局面．最后唐帝国就是被曾经担任宜武(治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节度使的朱温所推翻． 唐朝灭亡之后，各地节度使纷纷独立，于是在中国的版图上出现了许多政权，其中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就是所谓的”五代”．后周的世宗柴荣，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他立志要统一中国，在他的治理下后周政权成为了五代十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并开始了统一战争的步伐．但不幸的是柴荣英年早逝，他去世不久，恭帝即位，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于960年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 赵匡胤称帝后，963年平定荆南和湖南，965年灭后蜀，971年灭南汉，975年，灭南唐，俘虏南唐后主李煜，除北汉之外，十国基本统一．
唐代文化基本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发展程度高；二是唐代文化极具开放性；三是唐文化有着明显得向民众靠近、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唐文化体系中，包括文学、宗教与哲学、史学、艺术、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学、百工技艺等方面，基本覆盖了当时世界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文化体系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唐文化的发达程度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地位。当时唐朝的国都、亚洲的文化中心长安城为各国所向往。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对他的穆斯林民众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日本、朝鲜、越南这些与中国或一衣带水、或山川相连的国家更是不断地把唐文化引进自己的国度。扩展资料：唐代前期思想继承魏晋南北朝的儒学，例如孔颖达编著的《五经正义》，五经正义中的思想大多由汉晋大儒完成，尤其是郑玄的功劳最大。唐初与明初比较类似，国家在做的是执行前哲的思想。唐朝中期以后，思想上的重大改进发生，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人的思想创见，承前启后。还有，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思想价值同样不能被忽略，他们不仅仅是诗人。后世所谓经学，严格意义上应该叫做“汉晋唐经学”，后世所谓理学，应该叫做“唐宋明理学”。
唐——世界公认的中国封建时期最强盛的一个帝国时代：政治的文治武功——三唱三注；朔方无敌疆域的四海归一——里海咸海巴尔喀什贝加尔全在境内经济的繁荣——稻米流脂、商业兴盛、丝绸之路、交扬两州民族的融合——四邦称臣、成天可汗（当然这不如今天民族政策）国际的威名——遣唐进贡、远播中华（国外华人聚居区人称唐人街）文化的辉煌——灿烂诗坛、书画音乐、壁画石窟、茶道兴起科技大进步——张遂天文、药王医道、雕版印刷、火药发明、皇宫建筑道教为国教；儒科举工具；佛经完备化
唐代文化基本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发展程度高；二是唐代文化极具开放性；三是唐文化有着明显得向民众靠近、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唐文化体系中，包括文学、宗教与哲学、史学、艺术、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学、百工技艺等方面，基本覆盖了当时世界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文化体系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唐文化的发达程度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地位。当时唐朝的国都、亚洲的文化中心长安城为各国所向往。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对他的穆斯林民众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日本、朝鲜、越南这些与中国或一衣带水、或山川相连的国家更是不断地把唐文化引进自己的国度。扩展资料：唐代前期思想继承魏晋南北朝的儒学，例如孔颖达编著的《五经正义》，五经正义中的思想大多由汉晋大儒完成，尤其是郑玄的功劳最大。唐初与明初比较类似，国家在做的是执行前哲的思想。唐朝中期以后，思想上的重大改进发生，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人的思想创见，承前启后。还有，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思想价值同样不能被忽略，他们不仅仅是诗人。后世所谓经学，严格意义上应该叫做“汉晋唐经学”，后世所谓理学，应该叫做“唐宋明理学”。
唐代社会的特点：唐朝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等特点，在诗、书、画、乐等方面涌现出大量名家，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书法家颜真卿，画圣吴道子，音乐家李龟年等。唐朝接纳各国交流学习，形成开放多元的文化。在唐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文化先进，是历史上中国向周边国家文化与技术的一个大输出时期，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也给五胡十六国以来进居塞内的各个民族提供一个空前的交流融合环境，在过程中亦从外族文明汲取诸多。唐朝的后半叶，处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土地、盐铁、赋税制度的改革标志着社会的缓慢变化，藩镇割据势力的壮大与周边诸民族国家的形成，对此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扩展资料：在唐代官府的文书格式中，“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唐六典》卷1)这意味着，乡在中央政府看来就是最低一层的管理层级。但是“乡”的地位，在唐代也有比较大的变化。武德七年，唐朝律令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资治通鉴》卷190)其中对乡里地位，没有明确说明。《通典》则提到：“大唐百户为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乡，乡置耆老一人。……贞观九年，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卷33)。由此可见唐初延续了汉魏以来的“乡官”之制，里正、耆老或者乡长都算是正式(或比照)的官府成员。唐代中期全国大概有官员18805人(见《通典》卷19)，而天宝元年全国有16829个乡(见《旧唐书》卷9)，假设乡长(不含佐及里正)均纳入正规渠道，官员数量立刻接近翻倍。对于农业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财政体系来说，显然难以承受。当然，早期未必有如此之多的“乡”。但是随着承平日久，到贞观十五年，就不得不废罢“乡长”及属官(佐)，废除了乡官之制。“乡长”及乡的建制虽然废除，但是县以下的地域仍然需要管理，“乡”作为区块名称仍得以继续存在。只不过将管理“乡”的权力转到了轮流值班之五“里正”身上，“当乡何物贵，不过五里官”(《王梵志诗校注》卷2)。“里正”一词也逐渐转变为职务名称。“里正”成为乡领导的称呼的同时，“里”本身却逐渐消失，取代“里”地位的则是村。“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旧唐书》卷48)“村”成为县以下地域里自然聚落的通称性概念，为唐人所熟知。刘再聪曾统计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出现的数百个“村”名，地域分布极为广泛，从今天山东沿海一直到山西五台山沿途均见有村名，而无一处关于经行某“里”的记载(载《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也就是说，唐初的乡里制，在贞观十五年以后就逐渐向乡村制转化。“乡”和“里”都是设计概念，由上至下加以推行，试图把县以下地域的居民纳入一个统一网络当中。但是这种由“五”“百”之类整数所构成充满结构感的设计规划，却很难与乡村居民的居住实情相吻合。由非正式纳入官府序列但又受官府严密掌控的“乡”直接面对自然形成的聚落“村”成为相对合理的选择。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唐代乡村社会的权力网络
太监把持政权，任意废立皇帝。藩镇割据严重，中央权力削弱。虽然有所改进，但收效甚微。吏治不清，最终亡于朱氏。
D ①②③④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这个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艺术取得辉煌的成就，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处于极盛时期。诗歌创作在唐代已成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朝廷的科举制度也由写论文取士改变为诗赋取士。在流传下来的文学典籍《全唐诗》中，就辑录了两千三百多位诗人的近五万首诗歌。 唐代诗歌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 初唐（618年－－712年）时期，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逐渐完成了诗歌声律化过程，奠定了中国诗歌中律诗的形式。使唐代诗歌呈现出自己的面貌。经过他们的努力，诗歌的题材从宫廷的奢靡走向社会的大众生活，风格也从纤柔卑弱转变为明快清新。初唐最杰出的诗人是陈子昂，他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陈子昂的诗歌刚健朴素，为唐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从公元712年到762年称为盛唐，这时期是诗歌最为繁荣，成就最高的时期。盛唐诗歌题材丰富，风格各异，有人歌颂自然，有人向往边塞，有人高歌英雄主义，有人发出失意的叹息。众多的诗人在浪漫的氛围中自由地创作，共同 营造出震撼后世的“盛唐气象”。 盛唐中最著名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岑参以写边塞诗 见长，高适的诗歌较能反映民间的疾苦。真正能代表盛唐诗坛的大诗人当推“诗仙”李白 和“诗圣”杜甫。他们的诗歌对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唐（762年－－827年）诗人中的佼佼者有白居易、元稹和李贺等人。白居易以讽喻诗见长，他在诗歌中讽刺横征暴敛，反对黩武战争，攻击豪门权贵，另外白居易努力使自己的诗歌语言更加通俗、流畅，生动感人，因而也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李贺是一个短命的诗人，只活了二十余年，他生活穷困潦倒，仕途不顺，但他的诗歌想象丰富，立意新奇，构思精巧，用词瑰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较浓厚的唯美倾向、伤感情绪。 公元827年到859年的晚唐时期，是诗人李商隐和杜牧活跃的时代。杜牧的诗歌将清新与冷峻熔为一炉，这非常适合他在诗歌中表达政治抱负和激情。李商隐则以精心的结构，瑰丽的语言，沉郁的风格，体现出自己在仕途上历尽的坎坷，诗歌常流露出伤感的情调。他著名的《无题》诗究竟是爱情之作，还是隐喻政治内容，中国诗歌评论界至今还有争论。
恩，是D没错
考古表示古代遗存中（尤其是原始社会）所观察到的共同体。考古，是通过田野考古的手段获取的考古资料，我们采用的是地面踏勘与试掘相结合的方式。文献，指关于当时社会背景的相关文字记载，主要体现在方志、族谱与墓葬碑文中。
因为昆仑都是黑人，所以说黑昆仑，林邑很穷，所以叫裸林邑，波斯很富有，所以叫富波斯
富波斯就是指波斯国非常的富有。裸林邑，是认为林邑之地比较穷困。
唐朝丝织技巧高,以轻巧高深著称,借接收了波斯的织法跟图案作风。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文明连接在了一起。正是这些丝绸之路，将中国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养蚕丝织技术以及绚丽多彩的丝绸产品、茶叶、瓷器等传送到了世界各地。同时，中外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将中亚的汗血马、葡萄，印度的佛教、音乐，西亚的乐器、天文学，美洲的棉花、烟草等输入中国，东西方文明在交流融合中不断更新、发展。“丝绸之路”的缘起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内地出发，经过中国西北地区，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路交通线路，通过这条路线，各地区，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在古代世界，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故“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丝绸之路历史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上述这条道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比如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当东汉初年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迁，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领了伊吾(今哈密)以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从伊吾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了。南北朝时期， 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的状态，而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长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城，西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合，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人们也叫它作“青海道”。还有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进入中亚地区。这条道路后来也被称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为兴盛。海上丝绸之路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古人还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也是从汉代开始。海洋虽然隔开了各国，但当人们掌握了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以后，它便成为无远不至的通途。从汉代丝绸之路输出的货源来看，蚕丝和丝绸均产于沿海的江南，吴、越和山东齐、鲁一带，这些地方也是自古的盛产蚕丝和造船基地。这些地方既能对外输出提供货源，又能提供海外运输的运载工具。这两者是汉代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从海上经由印度沟通与罗马的贸易交往，到海外去建立贸易关系，积极探寻海外市场和海上交通路线，海上丝绸之路是在汉代开始逐渐形成。唐代（公元618-907年）开始从广州起航的南海航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这条南海丝绸之路在传播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物质和文化的相互传播和影响，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各国都派使节通过海上来和中国通好，以求丝绸和进行其它贸易交换，丝绸作为一种重要的贸易交易品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各国。 通过海上贸易得到利润是当时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唐宋元三代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著名贸易城市广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地设立了专门管理进出口贸易的市舶司或市舶务，对来华进行贸易的海外商人给予尽可能的优惠与支持。丝绸之路成为传播友谊、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 丝绸之路物质文明的外传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是从丝绸之路上的丝绸开始。中国的丝绸制造业在唐代达到高峰，织法与纹饰都比以前更加丰富。明朝的丝织品继承了唐朝以来品种繁多、华丽富贵的传统，其精美绝伦的品质对世界各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精美的中国丝绸一传到西方便使西方人为之倾倒，罗马诗人威吉尔称赞中国丝绸比鲜花还美丽，比蛛丝还织细。随着中国丝绸的不断外传，他们了解了中国的丝绸，也认识了中国。中国丝绸逐渐成为古代国际贸易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价格最高，获利最丰的商品。除了丝绸，中国的瓷器、漆器等，都是西方国家钟爱的具有东方韵味的工艺品。丝绸之路上的外来物质文明今天的中国所常见的一些植物与土产，许多是从外族引入。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批带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葱、胡椒、胡萝卜，还有西瓜等，十有八九是来自西域。汉初以来，到中国的不仅仅有植物，还有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从魏晋到隋唐，随着属于伊朗文化系统的粟特人的大批迁入中国，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也大量传入中国。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中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与艺术随着东西方商业贸易的频繁交流，东西方文明的相互影响也日益增多。在物质文化交流的同时，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成果也绚丽多彩。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末年就传入中国，到了隋唐时期（公元581- 907年），佛教已经得到发展，深入民心，并且由中国的高僧创立了中国化的宗派。今天随处可见的佛寺石窟和名刹寺庙等，都是佛教直接或间接留下的影响和延续。特别是沿着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大多融会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和佛教精神，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层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开始了中华文明吸收外来文化的先河。丝绸之路是横贯亚欧的商业要道，是古代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之路，也是一条东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路，而以沟通当时国际贸易最为突出。《后汉书·西域传》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反映出使者往来不断，商贩不绝于旅的情景。丝绸之路也是古代中国文明作用于世界历史的重要杠杆，是古老的中国走向是世界、接受世界其他地区文明营养的主要通道。中国文化性格的塑造、中国历史的具体形态，都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
夏朝 （约公元前 2070至 约公元前 1600）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标志着中国若干万年的原始社会基本结束，数千年的阶级社会从此开始，他的诞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夏朝总共传了十四代，十七个王，延续近五百年。（夏朝的世系年代无定说，此为一家之说） 夏禹治水有功，被禅位为天子，成为夏王朝的建立者。禹即帝位后，都于阳翟（音「敌」，今河南禹州市），又曾都安邑（今山西安逸）或平阳。他一再会合诸侯，并将中国分为九州（历来说法不一，有禹贡九州、尔雅九州、周礼九州等分别。一般乃指周礼九州，为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定贡赋的制度。 九黎，三苗的侵扰，是远古时代的严重边患。「少昊」、「颛顼」的时候，黎、苗继作乱，尧、舜曾征讨，至大禹时代才将之平服。从此，长江中游平定，黎、苗不再北侵。这是远古对抗南方部族的一长期的艰苦战争。 禹既治平水患，又征服黎苗，功业甚大，因此得到「大禹」的尊称。大禹死后，他的儿子破坏禅让的传统，自立为王，恢复了黄帝王朝初期父子相传的古老制度。从此，王位的传子不传贤，实行世袭制度，开始了古人所说的「家天下」。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进步。 夏启即位后，很能继承大禹的事业，可惜死后，他的儿子「太康」无能，被一位诸侯首领、传说中「嫦娥」的丈夫「后羿」所逐。太康死后后羿立太康的之弟「仲康」为夏王，但实权操纵在后羿之手。仲康死后，其子「相」立，后羿被他的臣子「寒浞（音「浊」zhuoˊ）」所杀，又杀「相」自立。当「相」被杀时「相」的王后「缗（音「民」minˊ）」正在怀孕，逃奔到「有仍」（今山东济零县），生「少康」。「少康」长大后，就收聚夏的残存势力，灭掉「寒浞」，光复夏王朝。史称「少康中兴」。少康之子「杼（音「注」zhuˋ）在位时拥有一支比较强大的武装，彻底肃清了「寒浞」的势力，并征伐东夷，使夏王朝发展到了鼎盛。其后的五代六王，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持续发展。夏王朝的统治，东至东海、西连西河、北及燕山，南逾江淮。当时已经能冶炼较好的青铜，生产了不少的青铜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有了比较进步的阴阳合历和干支记日的方法。第十五代夏王「孔甲」，好方术鬼神、淫乱，引起诸侯的反叛，夏王朝逐渐衰败。「孔甲」再三传到「履癸」（夏桀），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不务修德，奢侈无度，杀人无数，四处用兵，劳民伤财，以致民众反抗，诸侯叛离，终于被「商汤」所灭。 由于流传至今有关夏代的史料十分匮乏，所以历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许多人怀疑。但是《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与该书《殷本纪》中记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因此《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 商朝（1600BC—1046BC） 商代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自太乙（汤）至帝辛（纣），共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后经历了将近六百年。 商族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悠久的部落，为东夷的一支，以玄鸟为图腾。《史记·殷本记》记载：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与《史记》的记载一致。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向奴隶过渡。 契之孙相土在位时，商的势力进一步发展，把附近的许多部落征服或纳在它的控制之下。约公元前16世纪，成汤灭夏建立了商朝。都于毫。汤建商后，吸取夏朝教训，实行“以宽治民”的政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四方征伐，把疆土扩大到西部的氐羌地区，商朝统治逐渐巩固。 据载，从成汤至盘庚，商人“不常厥邑”，曾五次迁都，盘庚迁殷后商王朝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发展，特别是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是商朝最强盛时期，武丁在商代诸王中颇负盛名。 商汤立国后，汲取夏代灭亡的深刻教训，废除了夏桀时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国内部的矛盾比较缓和，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他对四周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记有：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诗·商颂·殷武》也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记载，反映了商王朝在汤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强盛的国家。 商汤和左相以后，在处理政务、稳定政局、发展生产等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仲虺死后，伊尹在政坛上的作用尤其突出，成了商汤时期重要的辅佐，政坛的一位元老。 商汤死后，因其子太丁早死，由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外丙死后，其弟中壬继位；中壬死后，又以太丁之子太甲继位，太甲乃商汤之长孙。据《史记· 殷本纪》记载：“帝太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迎回太甲而授之政。以后，太甲修德遵法，诸侯归服，百姓的生活比较安宁。这个故事，反映了伊尹为贯彻商汤的治国方略、使商王朝长治久安作出了不懈努力。这个故事流传久远，伊尹也获得了“大仁”、“大义”的美名。 商都城的变更 不过，统治阶级贪婪本性，决定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 据文献记载，商代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不过考古学家至今只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四个都邑遗址。这四个遗址的面积都很大，均在三、四百万平方米以上。考古学家已在这四个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遗存，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的一号宫殿，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在洛阳偃师和郑州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城垣。安阳殷墟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王陵区祭祀场。从这些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商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机构，有各种职官、常备的武装（左中右三师），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规等等。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较一致。 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 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这样的重器。武丁之世在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祭天祀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史前时期的考古中曾一再发现这类遗存。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产生对天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中的一种。祖先崇拜又叫灵魂崇拜。它源自对先人怀念，把梦中的情景理解为先人的灵魂作祟而产生。人们祭祀祖先，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开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就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天或上帝这样的至上神。从文献中可以知道商代有“天”这个神，1899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把湮埋了三千余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并让人们识读。甲骨文的发现，使商代的存在无可争议，并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安阳殷墟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社会中发生的许多事情。经过几代人的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商代历史开拓了重要的途径。甲骨文中则有“帝”或“上帝”。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号，鼓动军士和同盟者去执行上帝的意志，奋勇讨伐。但天上的上帝与地上的下帝(商王)是相对的。为了执行上帝的意志，下帝通过巫与上帝沟通。商王在祭祀祖先时，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安阳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场中发现了上千个祭祀坑，武丁时一次使用人牲达数百人。这种情况反映了商王对祖先崇拜的重视，因为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 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王，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四方诸侯也起来反叛。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不思改变，不听忠谏，一味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同时，他穷兵黩武，调集大军征伐东夷，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也使国内兵力空虚。周武王的大军打到商郊牧野，商纣王才组织力量，仓促应战。结果，商王的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为武王的军队开道。帝辛看到大势已去，逃到鹿台，拿出珠玉宝货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 商朝历代国王 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商纣 西周（公元前?—公元前771年）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由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姬发灭商后所建立。建都于宗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部），由于周朝后来将都城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称东周，所以称这一时期的周朝为西周。 综述 西周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朝起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杀为止，共经历11代12王，大约历经275年。公元前770年，申侯和其它一些诸侯立周平王(宜臼)为国王，平王将京都从宗周迁至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历史上称东迁以后的周王朝为东周。 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在陕甘一带活动，后以岐山之南的周原为主要的根据地。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族的力量日益强大。它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把它的都邑从周原迁到今天长安县沣水西岸，建成丰京。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商王帝辛一度将西伯昌(文王)囚于里。周臣用美女、珍宝进献商王，帝辛才放了西伯昌。西伯昌回到国内后，进一步加紧了伐商的准备。此时，商王朝政治腐败，内外矛盾空前尖锐。文王认为伐商条件已成熟，临终前嘱太子发（武王）积极准备伐商。武王即位以后，趁商朝主力征战在外之际，出兵车300乘、士卒5万人、虎贲（冲锋兵）3000人，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许多小国也率兵会合。周武王在牧野誓师，历数商纣之罪。商纣王临时组织奴隶17万与周军对阵，但军士们无心战斗，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攻纣。商纣王仓惶逃遁，在鹿台自焚而死，商朝遂亡。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周王朝时代。 武王克商以后，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又征服了四周的许多小国。但如何牢固控制东方的大片领土，成了武王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他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一个个诸侯国成为对一方土地进行统治的据点，它们对周王室也起到拱卫的作用。武王把商纣之子武庚（禄父）封于商都，借以控制商人；封其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侯，监督武庚；又将周公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召公封于燕。周武王死后，其子继位。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管叔、蔡叔对周公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意在谋取王位。不久，武庚与管、蔡串通一起，并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国发动叛乱。周公调大军东征，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平定了武庚与管、蔡之乱，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东征取得全面胜利，使周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 武王灭商之后，回到镐京，深感镐京与新征服地区相距太远。他意在夏人活动中心的伊洛河地区建立新的都邑。他的这一想法尚未实现，突然病逝。从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中看到，成王即位后，继承了武王之遗志，决定在洛阳附近建一新邑，「宅兹中国」。从这里对新征服地区进行统治，可大大缩短距离。为此，成王曾派召公去洛阳附近「相宅」。不久，洛邑(成周)与武王所建的镐京(宗周)一起，成为西周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为彻底铲除殷遗民的复国梦想，成王时还将殷顽民迁至成周。 由于周公旦在宗周摄政，鲁侯之爵由他的长子伯禽就封。鲁的地望在今天的山东曲阜，已发现鲁城遗址；姜尚所封的齐国，在今山东临淄；召公所封的燕国在今北京房山，也已发现城址和燕侯墓地；武庚叛乱被平息后，该地封给武王之弟康叔，为卫侯，已在河南浚县发现卫国遗址；纣的庶兄微子启未参预武庚叛乱，他作为商族的后裔被封为宋侯，其地在今河南商丘；在卫国的西边，还有个晋国，成王攻灭唐国后，以其地封给他的兄弟唐叔虞，在今山西翼城与曲沃交界处已发现其遗址。这些诸侯国的封地往往形成犄角之势，互有联系、互相制约，因而在早期阶段对政治局面的稳定确曾起到一定的作用。文献中所说「成康之际，四十年刑错不用」，正说明成王平定武庚叛乱后，周王朝出现了一段安定的局面。 周人在经过一系列战争之后，控制的地域南到巴、濮、邓、楚；北到肃慎、燕、亳；东边到达滨海；西边直抵甘、青。其范围比商朝的地域还大。周王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对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制订的刑罚，比商代更系统。常备军的人数比商代还多，在宗周驻有六师，在成周驻有八师。全国的土地与臣民，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周王封给诸侯土地与臣民时，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所封的诸侯国，要定期朝见周王，有保卫王室的义务。他们还要向周王纳贡服役(包括兵役)，如果不纳贡服役，就是侮慢王室，要受到惩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受封者常常擅自割让或交换土地，渐渐将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同时，随着新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私田的数量也在增加。私田的出现，对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起到腐蚀和冲击的作用。 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比商代又有发展。大量使用奴隶生产，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促使各种手工行业得到发展。青铜业生产进一步扩大，除王室控制的青铜作坊外，诸侯国也有自己的青铜作坊。青铜产品的数量更多，用途也更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青铜业的发展，推动了其它行业的兴盛。文字的使用也更广泛，除了在甲骨上契刻文字外，在上万件铜器上都铸刻有铭文，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件。最多的一件铸有499个字，不亚于当时的一篇文献。农业、畜牧、纺织、冶金、建筑、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也有不少新进展。这些成就促使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变化。考古学家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人工冶制的铁器，说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这一发现，表明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又掌握了一种有效的手段。 到了周厉王时，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厉王横征暴敛，虐待百姓，还不让国人谈论国家政事。公元前841年，终于发生国人暴动。厉王逃到彘（今山西霍县），国人推共伯和行天子事。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确切纪年的开始。周宣王继位后，汲取教训，改变政策；为解除戎狄的威胁，还发动了对戎狄的防御战争，取得了胜利。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事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因而号称「中兴」。但是社会中各种矛盾依然存在，整个社会仍处于动荡之中。 历史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商周时期中原已进入青铜时代的繁盛时期，周边的一些地区仍相对落后一些。因此，为财富及利益所驱动，周人与其它国族的战争几乎一直不断。江汉流域是蛮族的根据地。昭王率大军征伐南蛮，遭到蛮族的强烈抵抗，周朝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昭王也死于汉水之中。这是西周早期遭到的一次严重失败，从此失去了对南方各国的控制能力。穆王与宣王也曾南征，均未获得重大战果。东方的夷族也时常侵扰周境，战事不断。噩侯驭方不堪周朝的奴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一直打到成周附近，震惊朝野。周王派西六师、东八师前往作战，仍无力抵御。后靠同姓诸侯的兵力增援，才取得了胜利。西北方的犬戎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外患。穆王时，犬戎的势力逐渐强大，阻碍了周朝与西北各国的往来，穆王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并将一批犬戎部落迁到太原，打通了周与西北各国的道路。以后，犬戎仍屡次侵犯周境。宣王之子幽王，宠爱褒姒，想杀太子宜臼，立褒姒之子伯服做王位继承人。宜臼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申侯勾结犬戎攻打周王，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犬戎乘机掠走大量财宝。西周就此灭亡。宜臼靠诸侯的帮助，登上王位，是为平王，翌年迁都洛邑，从此，历史进入东周时期。
夏商周时期的历史，有这三方面较为突出的特点：1、松散的统一：夏商周王朝中央没有能够对疆域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夏商周的行政区，一般由两个基本区域组成，一是天子直接管理的区域，称作王畿；一是天子通过分封或承认地方诸侯而实行间接统治的区域。当王超强生时，前来朝贡的诸侯就会比较多，就能维持一个比较大的统治区域；而当王朝较为衰弱时，诸侯就会摆脱王朝统辖，甚至威胁弱小诸侯成为自己附属国。分封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诸侯的控制，但由于对王畿外仍然实行间接统治的方式，所以到最后这些诸侯也对王朝形成离心倾向。夏商周这种王畿内外分区治理体制的实行，在交通和通讯条件有很大局限的条件下，为建立较大规模的王朝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对后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2、“神权”十分强大：夏商周通过神权来确定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似乎王的命令并非来源于王权，而是来源于祖先和社稷神，但又必须看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并没有发展成为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另一种权力，神权再强大，也只是统治者“设教”的工具。政治权利以及统治者的现实利益始终处于人神关系的中心位置。事神的目的是教民事君，这种以人的现实利益为中心的事神态度，也是夏商周宗教信仰的重要特征，它对于后来中国社会宗教信仰的发展影响巨大。3、没有打破血缘纽带：夏商周虽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但人们的社会组织关系并没有打破氏族社会延续下来的血缘纽带，相反，由于血缘关系在组织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等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因此在夏商周时期获得较大发展。夏代的政治集团往往以“氏”为称，西周初年，殷商遗民被称作“殷民六族”、“怀姓九总”，而周朝的宗法制就是周人对这种血缘组织关系的创造性发展，宗法制最大限度利用了血缘关系所具有的组织与发动社会力量的能量，这是中国早期政治文明中社会组织特征的集中体现。除此之外，反映了土地国有、村社共耕以及早期劳役地租形式的井田制，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权利等诸多方面实行地域区别的国野制度等，也是夏商周的独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