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祖国在我心中”。现在，中国的科技发达了，我们人人都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但你们知道吗？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很被别人瞧不起的国家，它没有伟大的科学成就，科技也得不到发展。然而，一些留学知识分子的回国，使中国的命运得到了根本的转折，正是他们，挺直了中国的脊梁。 邓稼先就是这些留学生之一，当时他听说中国的科技状况，放弃了博士学位，决心回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中国的儿女，是炎黄的子孙！ 他回到中国，参加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邓稼先不怕困难，经常带领工作人员到前线工作。他亲自到黄沙满天的戈壁取样本，还冒着被辐射到的危险监制原子弹。终于，在他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了！随后，邓稼先又以惊人的速度研制成功了氢弹、东方红卫星。邓小平爷爷提到邓稼先，说：“两弹是他的勋章，中国为他骄傲！” 这些知识分子中，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人废寝忘食地工作在第一线。他们这么刻苦努力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呢？ 中国有那么美丽的河山，那么悠久的历史，那么灿烂的文化，他们就是为了不让祖国受到外国人的侮辱和嘲笑。 故宫、长城，哪个不是规模宏大、气势辉煌？ 泰山、黄山，哪个不是风景秀丽、雄伟壮观？ 造纸、火药，哪个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当鲜红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们都会想起那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正是这句话，成为了他们的动力——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行么？
老师，同学，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叫XXX，来自那大中心学校。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珍惜资源，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 我们的地球是一个蓝色的水球，为水所覆盖；但其中大部分是咸水，无法直接饮用，我们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并不多。有人比喻说，在地球这个大水缸里，可以用的水只有一汤勺。目前，世界上有半数以上的国家约15亿人口面临淡水不足，其中29个国家的5亿人口完全生活在缺水状态中。“水贵如油”这四个字是个比喻，但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却成了无可辩驳的现实。 早在1977年联合国就召开水会议，向全世界发出严正警告：水不久将成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危机，继石油危机之后的下一个危机便是水。把水看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代已经过去，把水当成宝贵资源的时代已经到来。我国人均占有量仅居世界第84位，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我国有300个城市缺水，近50个城市严重缺水，18个沿海城市中14个缺水。中国也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水危机，并且有不少地方出现过水荒。请听听这些数字：1988年夏天，武汉市居民强行开启50个消防栓，取水使用。1989年，曾有“八水绕长安”之誉的西安市，断水面积达27平方公里，根据相关部分的水资源报告，水资源相对丰富的云南省昆明市地下水水位正在以年均水位降幅11米～31米的速度下降。这一个个可怕的事实，这一个个惊人的数字，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可是在我们身边，却还存在着各种浪费资源的现象，有一次我们学校的几个大哥哥，打开了供同学们洗手用的水龙头，用水打水仗，水龙头的水正哗哗地往下流，看到这，我赶紧上前把水龙头关上，可是，几个哥哥都一把把我推开，说：“关你什么事，走开！”。据我的观察，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发生类似的现象：大白天，办公室的灯开着；在较为凉快的秋天，空调、风扇在转着；公用水龙头的水也时常滴着。这些现象什么时候才能消失呢？难道要等到水资源缺乏、枯竭的时候我们才回过头来谈节约吗？ “节约用水”并不是限制人用水，更不是不让用水。其实，节约水是让人合理地用水，高效率地用水。节约用水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人人有珍惜资源、纠正他人浪费水之义务。那种认为“只要我交了水费，就可以随意挥霍，浪费水是我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的观点是错误的，那种认为“水只有7角钱，很便宜，多用一点无关紧要”的观点更是有害的。节约用水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我国《水法》指出，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世界各国也都规定，水是公共财产。因此，人人都应当具有公水意识。电资源也是十分珍贵的，凝聚着许多人的辛勤劳动。人人都应爱护水，节约用水，反对污染水，浪费水。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俭持家，勤俭立校，这是一种公德，也是一种美德。 同学们，叔叔阿姨们让我们行动起来吧，让我们珍惜资源，为共建一个节约型社会而努力。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同学们： 当你们看着可爱的动画片，玩着迷人的电脑游戏，坐上快速的列车，接听着越洋电话的时候，……你可曾意识到科学的力量，科学不仅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翻开20世纪的壮丽篇章，我们发现人类在这百年中不仅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更创造了无数科学奇迹。19世纪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凡尔纳的虚构，当时让人不可思议，他所幻想的登月旅行、飞机、远射程炮等，在20世纪都一一成为现实。在21世纪的今天，高科技更是无处不在。 作为跨世纪的一代，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去适应新世纪，担起新世纪的重担呢？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科学不只为尖端技术服务，也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就需要正处于青少年时代的我们热爱科学，学习科学。参加科技“五小”比赛、阅读科技书籍，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精密的机器人，不用燃料的汽车，虚拟的足球赛，高科技信息的传送等等，一个个生动有趣的现象，激起了我探索科学的愿望。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科学，传播文明，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更要创造新生活，如今，科技产品的更新换代不断加快，可视电视、电脑上网、心脏起搏器，已经不算新鲜了。从1901年发明的真空吸尘器，到人造地球卫星、载人宇宙飞船，科技在不同领域里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电子产业、通讯技术的日益普及，纳米技术、超导材料的广泛应用，不久的一天，也许就在你的餐桌上，会出现像太空青椒、人造牛排等生物工程食品。学习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为了成为科学家，也是为了能适应生活，更为了能成为新世纪的主人，担起新世纪，为国家建设，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同学们，我们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学习科学，让我们从小做起。我们要努力学好各种文化课，因为这是一切学习的基础；同时，对各种适合我们小学生看的科普书籍、报刊，最好在课余多阅读一些；还应该积极动手搞各种科学小实验、小制作，写科学小论文等，培养对科学的兴趣。长此下去，我们一定能够热爱科学，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 人类的智慧是无限的，无论是美国的挑战者号爆炸，还是全球计算机病毒的升级，从来都不能阻止人类的科技进步。“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这句脍炙人口的格言不知激励了多少渴求知识的人。如今，让我们也用它来勉励自己，做一个热爱科学的新一代，担起新世纪的重任，为我们祖国的明天，谱写出更加辉煌的诗篇
多年以前，作为我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外援助”这个“关键词”频频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对于上点岁数的中国人来说，“外援”一词并不生疏。但是，有关我国“外援”的具体情况及统计数据，恐怕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随着外交档案不断解密，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在近日向公众开放的、至1960年底的外交档案中，记者发现含有“对外援助”字样的标题竟有200多个。 1 蒙古国最早请求支援劳动力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 “越南请求中国援助大米事”，“关于老挝要求我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关于也门要求援助事”，“几内亚高官要求我经济援助等谈话记录”，“印尼要求我援建纺织厂事及印尼工业部长为此拟访华事”……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 向中国要钱要粮要物或援建工厂的要求，不少是国家元首亲口提出的，他们或找我驻外大使，或直接专门致函我国领导人，还有的以国家政府或外交部给我国发照会的方式，商谈和办理“援外”事务；在当时我国外交部和外贸部等政府部门、驻相关国家大使馆的工作中，这一项占有不小的分量和重要地位。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周恩来总理记住了对蒙古国的这一承诺。1954年11月，乌兰夫副总理率中共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临行前，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电告何英大使：“通知蒙方此次代表团去蒙，除参加蒙党代大会外，并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劳动力方面有何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的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电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我们当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1个月后，蒙古国向我驻蒙使馆提交了总计12250名工人的清单，包括粗细木匠、泥瓦匠、制砖瓦、烧石灰、谷物蔬菜树木花卉种植、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桶匠、捕鱼等近40个工种，蒙方同时要求工人自带工具。 对此，外交部给使馆的回电中颇显为难：“此次蒙古所提出的工人种类繁多，要求去蒙的时间又急，并且所涉及的问题甚广……进行动员是有困难的。”“又如去渔工，蒙方有无渔船、渔工？”后来，根据中方建议，双方就此组团商谈。1955年4月底，相关部门在东北三省开始了赴蒙工人的组织工作。当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越南向我国提出援助的时间也很早。在标明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的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一千五百吨至二千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显然，在此之前，我国已支援过越南粮食了。 2 援越物资表里有葡萄干和酒 记者粗略统计，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我国帮助蒙古国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修桥造路，解决燕麦种子，供应木材，修复古庙等，援建纺织厂的设备国内提供不了，我们就用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货物表里，有30000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80根皮带、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这其中的30000吨大米，是在议定书签订之前5个月，越南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绝密函中提出的，当时中共中央回电：“虽然国内大米供应也较紧张，但为着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国家，同意照拨。”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享用葡萄干和高档酒。 在柬埔寨，我们除了援建水泥、纺织、木板、造纸、钢铁等各种厂子外，还帮他们建艺术学校、电台，勘探铁矿煤矿。 1955年9月30日，在援越的越池桥修建工地，因水流湍急，运送钢缆的船倾斜进水，29岁的中国工长、共产党员陈国平为救船上“6名越南同志”掉入水中，第一个为我国的援外事业献出了生命。为报告国内这一不幸事件及善后，使馆先后发回3个篇幅很长的电报。 非洲国家是从1958年底才开始陆续与我国建交的，对他们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我们援建他们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帮助他们找水打井。粮食是这些国家最希望从我国得到的东西，1959年到1960年，我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国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此时，新中国政府面对的是多年战争后民国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国力有限，但我国人民仍节衣缩食，克服重重困难，一一满足各国的要求。而且，我们的援助从不附带任何条件。 3 受援国家的要求往往过大、过多、过急 虽说是我国提供外援，我们给人家东西，但与受援国就外援的谈判并不容易，执行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1955年2月16日，中蒙双方为中国援助蒙古劳动力问题开始谈判。“至4月7日正式签字，共进行了14次会谈。”为什么要谈判这么多次？原来，蒙方提出，中国去的工人“希携家属来蒙，居留期间愈长愈好”，工期“不少于五年”，与蒙古员工同工同酬，而且“所得工资都用在蒙古，不寄回国内”。我谈判代表团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谈判中我们的许多意见都经过多次解释才被接受，如我们提出工人的工期为三年，派遣中国干部带队及在蒙古成立工人事务处，准许工人兑回工资百分之三十的现款养家及把余款存入蒙古银行，列入非贸易账户汇款等问题，均经过多次反复磋商。” 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只发生在对个别国家的援助中。1960年的一份档案中说：“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受援国家提出要求我国帮助建设的不少项目，往往超出他们国内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他们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往往过大、过多、过急。同时，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能力也有一定限度。” 由于受援国的要求往往过急，“以致有些项目的建成时间和设备交付时间规定得比较紧迫，给执行协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958年底，一份总结外援工作的档案列举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援蒙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由于原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设备制造工作无法如期完成，推迟半年才完工”，“据估计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要贵。”按协议，1958年我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目前优质钢缺乏，不能尽早满足朝方要求”。 因此，当时外贸部等一些部门提出：“对兄弟国家提供援助……是为了帮助和推动他们自力更生，促进他们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外援要“贯彻执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方针，做到因地制宜，中小为主，多快好省”。 4 11年外援总额：28亿元人民币 “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我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28亿元人民币，其中援助兄弟国家39亿元(无偿援助79亿元，贷款60亿元)，援助民族主义国家89亿元(无偿援助38亿元，贷款51亿元)。在援助总额中，用于提供成套设备的为86亿元，其中对兄弟国家62亿元；对民族主义国家2470万元。” 这是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的统计数据。他的发言稿题为“几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上面标有“绝密材料会后收回”8个字。46年后，这个发言稿加上了印有档号的封面，向公众亮相。在当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中，28亿元的外援总额占有多大比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亿元的1/10。 当时，我们的“兄弟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及越南、朝鲜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据外交档案记载，在欧洲的“兄弟国家”中，11年间我国仅少量援助过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因此，援助“兄弟国家”的39亿元款项，绝大部分由越南、蒙古、朝鲜三个国家分享。而接受我们援助的“民族主义国家”，则主要是柬埔寨、也门、尼泊尔、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 李强还介绍，我国对外提供成套设备的援助从1955年开始，“到1960年6月底，按照我国同九个国家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援外的成套项目为182项，其中对‘兄弟国家’165项(朝鲜8项，越南100项，蒙古53项，阿尔巴尼亚3项，捷克1项)。”在其余援助“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17项中，刚与我国建交两年的柬埔寨得到了8项。“共派出工程技术人员7558人次，建筑工人25566人次。……共接受和培养了外国实习生2864名。” 5 中国还积极参与了人道主义援助 翻阅半个世纪前的援外档案，我们不能不想到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直到1960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仅38个，其中10个还是1958年7月以后才建交的。新中国爱好和平，希望创造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希望不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少档案都提到：“认真做好外援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外援’扩大了我国的影响，对发展我国同各国的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国还积极参与了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一次次救援款物的办理经过，也都详细记载在了外交档案中。如1952年5月，日本北海道札榥郡一个主妇会致毛主席信，说当地发生严重地震和海啸，居民受灾严重请求援助，中国红十字会立即电汇过去2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1955年7月，在联合国驻阿富汗的技术援助专家名单中，就有我国两位养蚕专家和他们的夫人。1957年7月伊朗地震，我国也迅速提供了救济。 1952年，印度发生灾荒，我国先后以红十字会、全国总工会等4个群众团体的名义，两次各捐款20亿人民币。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中央，我国援助印度5亿元人民币，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廿亿人民币”，相关部门最后定为15亿元。与当时美国给印度捐1万美元、200万磅奶粉，英国捐500英镑，南非捐100镑相比，我们援助的15亿元也是不少的。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告诉19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据李光耀估计，20世纪80年代中国援了10亿美元。 1、援助阿尔巴尼亚： 中国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 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中国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独裁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 2、越南： 对于越南，中国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 另外，中国还援助了枪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 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3、朝鲜： 为朝鲜，中国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庆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6月11日的文章说：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 4、“非洲兄弟”： 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毛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单是10年的艰苦施工。同胞兄弟有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
粮库柜居民民房在多少米为标准？
《中国粮食经济》杂志—创刊于1988年，现为国家粮食局的机关刊物，又是中国粮食经济学会会刊，是全国粮食系统唯一一份国家级粮食经济类期刊。
对不起不知道 去邮局查查。
《中国粮食经济》杂志—创刊于1988年，现为国家粮食局的机关刊物，又是中国粮食经济学会会刊，是全国粮食系统唯一一份国家级粮食经济类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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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条件：思想基础：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批先进分子“以俄为师”，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组织基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是陈独秀在上海建立的。外部条件：共产国际的帮助。 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1921年7月23日 地点上海（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 内容：（1）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用无产阶级的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实现共产主义。（2）党的中心工作室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3）成立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不断向前发展，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援助和避免走资本主义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即：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中共“一大”13位代表 1、毛泽东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2、董必武 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1975年4月2日，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3、何叔衡 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4、邓恩铭 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5、陈潭秋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6、李汉俊 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7、李达 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8、陈公博 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9、周佛海 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 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10、张国焘 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11、刘仁静 出身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中学时代到武昌博文书院就读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民主意识和外文知识。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接近，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他的这些观点与另一位代表毛泽东有许多相同之处。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12、包惠僧 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汇报会议情况的代表。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 王尽美――英年病逝感撼后人13、王尽美 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博文正文 王十月中篇小说《少年行》细评作者:王十月 2009-09-11 11:01 星期五 晴 在网络上遇到这篇评论,转存于此并谢作者 王十月中篇小说《少年行》细评 “常”与“变”：激荡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世界 (转自Aliwen的博客) 发表于《特区文学》2007年第5期的中篇小说《少年行》（作者王十月）同时被选登在《小说月报》2007年第12期，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受到现代化进程影响的湖南一个叫烟村的小乡村里有五个青年，他们由于大体上相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机缘聚在了一起，开始了他们五个人的寻梦与追求理想的过程，经过一系列事件五个青年的追求理想之旅最终均受阻，且有两人已经惨死于自己的家乡，作者力图深刻地把握在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下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常”与“变”及产生的阵痛，并对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乡村社会的多个问题做出了独特的判断与思考。 一、城与乡 《少年行》开篇点出了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一九九零年五月五日，根据故事发生的场景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将这一时间看成一个过程更为合适。那时，中国社会历经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整体上处于一个转型期，改革开放作为治国的重要方略和具体政策已经显示出其正确性（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国家整体上出现突破性发展是其表征），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实践中获益匪浅，尤其是大城市和东部更得到了前未竟有的发展。这些发展正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中国的乡村社会，与此相伴的是横亘千古的乡村家园开始迎接现代化的成果，并承担着一种全新的、带有现代大都市想象与实践的思想观念侵入其中时所遭受的阵痛。 在这一大背景下，作者首先对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新型城与乡的关系作出了判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乡村经济虽较以往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远未达到城市的水平，中国亦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扩大化之旅，农村经济除了几个模范窗口外大都长期处于低迷甚至凋敝状态。经济的差距反映在人的生活上便是城市的现代化以享乐（此处并无贬义）、休闲、消费为特征的生活方式，而农村却仍固守着千年来的耕读传家的生活理想，农民们期盼着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典范的生活状态。此时，乡村仍然是一个相对于城市的区域，但是二者的差距却被作家进一步放入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1]城乡经济发展在建国后三十年间差距并不明显，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这种分化不仅造成了差距，而且这一不断扩大的差距引起了中国乡村社会与都市的对立、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对立，最终指向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少年行》恰在这个意义上对城与乡的关系做出了独特而又深刻的判断。 “西狗小学毕业后退学了，在家里种了几年地。他不喜欢种地，他的父母让他去学瓦匠，可是西狗不喜欢当瓦匠，他说当瓦匠没有出息。”“西狗的梦想是当歌星。它可以算得上是烟村最早的追星族了。有一段时间，他的偶像是小虎队里的乖乖虎苏有朋，他的房间里贴满了小虎队的照片，他还让刘小手帮他做了个苏有朋的发型。”西狗作为无业者（时其正小学毕业，事实上在城市中由于义务教育的推广与普及，同龄孩子们正在上学）正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取向与选择。于是在现代化进程刚刚推进到农村时，当泥瓦匠与追星族当歌星这两种严重不相容的追求遭遇的时候，西狗与父辈们的冲突便开始了，他们各执一端。这一冲突反映的是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中年轻一代的选择与价值取向，泥瓦匠的生活是延续父辈的生活理想，是乡土中国传统生存方式的延续，是乡土中国农耕传统的“常”，而追星族当歌星是当时城市青年均曾有过的追求，是现代中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与当时改革开放潮流暗合时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引起的激荡在思想观念与文化心理层面的反映。这种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城与乡的关系并不具对等性，《少年行》中所引出的城与乡的关系完全是“城”作为强势经济体与文化体对乡村普通民众从思想观念层面产生影响，乡村中国在这一激荡中，它固有的“常”也开始松动，并萌动了某种“变”。乡村内部以青年为主的新一代农民不再盲目认同父辈的生活理想，能很快地从观念上脱离乡土中国的束缚并走向对城市的全方位认可与痴迷。 在面对现代大都市对乡土中国产生极大影响的同时，乡土中国并没有形成应有之势给予回击，它反以其千年不变的恒常在不动声息地承载着这一切并进行了被动的自我维护与修复。农村经济尽管衰落，但并未到崩溃状态，农民尽管很穷，但他们仍然坚守着中国古老的耕读传家的生活理想，农村以承担一切苦难的姿态总是在默默无息但又坚韧地存在着。赵大伟从“不良青年”群体中退出并心甘情愿地顺从且适应父辈们的意愿，坚持不懈地延续着父辈们的生活理想同时也尽享着乡土中国带给他的似乎是浑然天成的宁静与乡土家园的那份幸福，他的在现代乡土中国萌发的理想，终于在从“发廊”返回到“家”的这个过程中消失了。古老的乡土中国自有一种面对任何外来冲击的定力，生存于其间的乡土中国子民更是一代又一代坚守着自己的乡村家园，坚守着自己的生存信念和那份最纯真的“地之子”的理想。 现代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生的激荡延续到农村，具有强势经济和先进文化与思想观念的大都市对农村的影响极其深远，乡村生活的庸常与大都市异样的繁华之间的反差尤为甚，但乡土中国在这一“变”之中却仍然顽强地固守着它的“常”。“世变缘常”，当乡土中国的子民游走在“变”与“常”之间，并力求突破“常”实现更大的“变”时，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二、小人物及其命运“重奏” “文学关注的是这个文化空间如何决定人们的命运、性格以及体验生命的特征。”[2]于是《少年行》中的乡村已经不是泥泞的山路和冰冷的水田，不是沉甸甸的担子和残破的茅屋，乡村此时成为一个思念和思索的美学对象，一种故事、一种抒情、甚至一种神话，作家在关注城对乡影响的同时，更在积极而又深入地观察着生存于其间的人，中国乡村这一受地缘规制的空间是如何对人们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成了作家创作始终的思索。 《少年行》中主人公分别是：“我”（王红兵）、西狗、赵大伟、四毛、刘小手，作品堪称五人小史，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乡村五个无业青年聚在一起做着和民间传统生存理想相悖的事。他们在自己的乡村没有地位，但他们却是不约而同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现代大都市生活方式的影响，又都在一定时期内向这种生活方式作出了靠拢的努力，可这些努力“总被雨打风吹去”，甚为徒劳。作为身处乡村社会无任何影响力的小人物，“命运”对于他们而言总是意味着一种主宰与支配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下，小人物的生命都显得那么脆弱与无意义，而且无所依凭。首先来看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土中国的这一例惨剧。四毛“其实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青年”，从一开始“四毛经常对我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他的心里向往着英雄，向往着做一番大事业，可是那时的农村，并不像作家们笔下描写的，是田园牧歌样的生活，农村的气氛是死寂的，是没有生机的，是让人窒息的。我们真的没有出路，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未来——娶妻生子，耕田种地，然后像我们的父辈一样老去。可是我们不甘心这样，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又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尽管理想之旅充满着无尽的迷茫，但作为一个有志青年，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并藉此得以安慰，他始终坚信“冬天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可他的理想不久后便被“强暴”了，四毛成了“鸭司令”，然后被父亲一次又一次的虐打。理想丧失之后，四毛的英雄情结却并未终结，“四毛开始对人们说他是司令，四毛渐渐地就有了一个鸭司令的外号。四毛和他的鸭子们，果真有了很深的感情，我们这些兄弟，还有他残暴的父亲，我们这些被称之为人的动物，渐渐地退出了他的思维，在他的世界里只有鸭子。那些鸭子是他的士兵，他是指挥着那群鸭子的司令官。”在这里，他的生命得到了另一种成全，但又是何其残忍，他成了“英雄”，可“英雄”死了，他的死近乎一种悲壮。中国乡土传统中的父子宗法伦理之情被颠覆了，并让位于一种人与物之间的变态的情感。中国宗法社会与乡村民间并不能为个体理想的实现提供一个多面的舞台，但“英雄”亦并非全需走上这个舞台，而可以以任何个体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理想之旅、“英雄”之旅。于是命运对四毛而言有如一个滚动了千年的车轮至此呈现出一种“恶”的惯性继续从他身上碾过，他的命运在乡村社会的“常”中走向虚无，最后直至躯体的灰飞烟灭。四毛最终守住了一种绝望之绝望，在这个意义上，死是一种诀别的成全，他的死有更为壮阔的心路历程，这种壮阔是个体最决绝的反抗与指归。死在这个意义上有了另一种美学上的价值，有了另类的小人物心灵史上的意义。 中国的乡土社会以无限的承载能力不仅仅在制造一个个生死场，同时千年来它仍以其经久不息的惯性在现代中国倔强地存在着，乡土中国的子民们仍在坚强地延续着父辈们的理想，他们是“小人物”甚至是“灰色人物”，但他们有着自己对乡土中国“常”的理解：一个人选择了植物式的生活方式平静地生活了下来，看上去似乎满含了屈辱，而事实上他的这种植物式生存却既是对于“命运”的退让与屈从，反过来又显示着一种退亦为进的生命力，没有理想与激情，他们依旧幸福，他们的生命透着如植物一样枯荣代谢的平凡生命自身所独具的一份宁静与庄严。《少年行》中赵大伟的生命历程经历了从“不良青年”退回到传统的“地之子”，他的生命中没有理想与激情，只有新婚生活的平静与农耕生活得安淡，他在对于理想的抛弃与对命运的退让、屈从中，透射出了中国乡土社会横亘千年的生命力。乡土中国的农民们平凡庸常而又卑微地活着，他们在守“常”中亦自有一种封闭自足的庄严与淡漠的凝重，但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并非没有意义！中国乡土社会直至今日仍能稳定，“三农”问题虽加剧但并未引起社会的动荡，他们功不可没!他们的这种放弃理想、回归乡土的抉择并不是人物的自甘堕落，反而恰恰意味着人在“命运”压迫之下并未堕落，他们庄重地、负责地、体面而周全地活下去，成为中国乡土社会的最后亦最有力的核心支撑。 作家在借对人物命运加以思虑所要表达的是他自己的思考。作家以一种糅合了讽刺与悲悯这两种相互背离的感情态度的语调来表现一个更替时代所造成的人间世事的迅速更迭和人世悲欢的无常，人的生命在无常中走失，在一种坚守中陨落而且近乎某种悲壮。民间乡土社会在应对现代化进程时的一种有力的坚守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民间也在这一对立中得以延续。在这个史诗性的意义上，身处乡土中国的“小人物”及其命运动态式展示具有了某种美学价值。 三、现代性的批判走向民间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是对中国乡村从经济到思想观念上的一次深刻启蒙，是20世纪中国社会第二次启蒙，意义非凡，但同时又由于影响进程的极度不平衡性，其影响到农村极其有限。作者以一种反观的姿态审视这种发展过程及其对乡土中国农民产生的从经济到思想观念的嬗变时始终坚持着批判性视域与姿态。先来看三个关键词的出处： 尊严！这个词从只读过小学的西狗嘴里说了出来，让我更加对西狗嘴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当时几乎热泪盈眶。西狗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可是四毛的父亲才不管什么尊严不尊严，他说，老子教育儿子管你卵事，你少管闲事，死一边去，别人怕你西狗老子可不怕。 那天晚上，西狗对刘小说，你这小手理发店听起来太土了，要改一个名字。刘小手说，改什么名字好？西狗说，就叫深圳发廊吧。刘小手说，叫深圳发廊好吗？我们这里可是在烟村，我们这里的人谁也没有去过深圳。西狗说，你他妈真蠢哟，没有去过才更有吸引力嘛。那时，我们已开始听到过一些关于深圳的传说，那个遥远的南方城市，在我们少年的心头是如何神秘，深圳成了我们这群懵懂少年心中的梦想。在我们的意识里，深圳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地方，那里遍地黄金，只要我们去到那里，就会梦想成真。刘小手觉得西狗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果断地将“刘小手理发店”几个字用白石灰抹去，又弄了一桶红油漆，让我写上“深圳发廊”四个大字。 那时我还没有确切的偶像，西狗的偶像就是我的偶像。西狗的偶像一会儿是迟志强，一会儿是小虎队，一会儿又是四大杀手。迟志强和小虎队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了，而四大杀手却离我们很近。我这里所说的四大杀手不是武侠小说里的人，而是我们那里的几个不良青年，那时，我们那里的不良青年都有外号，比如我们烟村有五鬼十三妖，我、西狗、刘小手、四毛、赵大伟，我们就是那五鬼。而在这些不良青年里面，最负盛名的就是四大杀手。 三个词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关于“尊严”。乡土中国是以封闭、庸常为特征的，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们共同遵守着已确立的宗法伦理秩序，这种秩序严格地尊崇长幼顺序、强弱之序，以个体让渡自己的权力共同实现集体权力对个体权利的超越为前提，是通过集体对单个个体的管制与支配发生作用的。而现代民主、个体等思想一经冲入乡土中国，这种半宗法体系便首当其冲，“尊严”一词的使用本身是一个符号，作者借用这一符号对宗法文化体系的杀人本质猛力一击，是对乡土中国的恒常的否定性评价。作为对乡村批判依据的“尊严”一词恰是现代社会及现代性的要求，是现代化进程中都市文明的显现特征之一，于是“尊严”一词成为用现代性及都市文明来批判乡土中国“恶”的一把匕首与投枪。 其次，关于“深圳发廊”和“不良青年”。 “深圳发廊”仍然涉及到当中国乡土社会及其所处之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之中，由于受到先进经济域的各种意识的影响，作为仍处于闭塞与落后之状态的乡土中国子民对之保有的一种迷恋与向往。这里，“深圳发廊”只是作为一个符号显现了那时乡村中年轻一代对现代化成果的认可与向往，但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现代化大潮在对封闭的农村造成冲击的同时，乡土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立刻提供一个可以让醒悟过来的有志青年成才与创业的“舞台”，也即乡村半宗法体系的平衡性被打破之后一种新的秩序尚未确立，而旧有体系自身不足以维护其完整性时，“不良青年”应运而生。“不良青年”群体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具有其独特性，不同于20年代的阿Q、赌徒吉顺等（他们并不足以对他人造成危害），而80年代乡村中的“不良青年”则对社会正常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其产生伊始便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惯常秩序，他人正常生活秩序及人身安全等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且这种影响直接危及社会发展。作家在这个层面上对中国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乡村及小城镇做出了精微而又极为准确的“史”的考察，并历史地批判了改革开放及现代化进程在乡村中的推进所引起的不良后果，但仅仅是对这一进程的具体过程所暴露出的问题做出批判性质疑，作家并不是否定改革开放本身，这在过去的文本中很难见到。 最后，关于“吃人”。鲁迅《狂人日记》中说“中国有四千年吃人的历史”，而实际上这个历史从来都没有中止。《少年行》中让读者感受最强烈的无疑是四毛的死，前面已经论述，这里不再赘述，需指出的是四毛的死发生在改革开放及现代化进程推向农村之际并产生实际影响的时候。作家并不全部否定乡土中国农民已有的生活方式，但对于他们“吃人”一事是持极力的批判态度，十五年后再反思此事“我一直对四毛心怀尊敬，他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可惜的是生活没有给他一个舞台。”乡土中国以集体之力来合谋杀人，这个人生惨剧是由于个体理想遭遇宗法社会秩序、社会与个人不相容时由社会造成，而父亲却被推至这个冲突的风口浪尖上，父亲成为社会压迫个体的代言人，这便是文本写出的另一种残忍，又是极富戏剧性的一页。作者在此思考的是乡土中国本身惯常的残忍，当这种残忍亦成为一种“常”时，一旦遭遇“变”时，便尽显其杀人本质。 作者在对八、九十年代乡土中国社会做出深刻的比较与观照之后，站在批判性的立场对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的方方面面均做出出了批判，且有些是以往文学从未关注过的，更为可贵的是对改革开放在中国的推进及其影响做出了审慎而又中肯的反思与批判。 四、乡土中国的文学想象及其嬗变 《少年行》透射出了与这个“伟大”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求或者说时代精神不甚相称的特点，文本之中并无多少歌颂性内容可言。虽写农村与农民，但却有着久已远去的那种尖刻与深沉，与改革开放浪潮并不呈呼应关系，也不是《马桥词典》、《白鹿原》等九十年代出现并被称为经典之作的民间立场及批判性，也与当下“三农”问题题材热有着很大的距离，该作主题自身自有其模糊性。是已有的乡土文学观念所不能解释的并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向，它重构了乡土文学想象的空间，达到了对乡土中国理解的高度与深度。下面我将着重论述乡土文学精神在20世纪中国至此发生的转向与回归。 在“五·四”乡土小说创作中“鲁迅是站在‘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来书写乡土的，其全部乡土小说都渗透着对‘乡下人’那种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与文化变革的精神状态的真诚而强烈的痛心和批判态度。”[3]由于鲁迅既是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五·四”先驱者，同时又是与中国农民有着深厚血肉联系的“地之子”，于是他一方面有着改造农业社会国民劣根性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也在深切地同情并关注着乡土中国农民的悲与哀，因此“鲁迅的乡土小说呈现为两种形态：其一是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虽然不完全排斥情感内容但更具有积极主动批判意识的充满着理性之光的形上之作；其二是以《故乡》、《祝福》为代表的虽然不缺乏理性的烛光但更显消极被动批判意识的充满着情感形式的形下之作。”[3]理性之光能使作家带着批判性的视角更深刻地把握乡土中国的现状，其后的20年代北京乡土作家群和上海乡土作家群的创作基本上倾向于《故乡》、《社戏》式的内涵，那种“地之子”的乡愁以人道主义的情感方式悄悄冲淡甚至消解了批判的锋芒而大体上呈现出一种消极的悲戚和一唱三咏的哀叹声。而此后中国乡土近百年小说的发展仍未取得突破性发展，理性精神不足。《少年行》也写乡村“不良青年”火拼，父亲逼死儿子，封闭的乡村中在“变”中的“恶”，且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能更好地发挥作为一种批判性思考的“武器”积极地对乡土中国之丑陋与“吃人”进行批判，尽管由于篇幅有限，作家观察点也并非达到全景式，但确实是向理性批判之旅迈了一大步，是对上世纪鲁迅开辟的乡土理性批判精神的延续与复归。 乡土文明其重要的一方面便是书写工业文明进击下的传统文明逐渐淡出历史走向边缘的过程。上世纪20年代末沈从文开始书写其“湘西世界”，他的乡土小说也写湘西部落社会在外来政治、经济压迫下的崩溃，也写农民生活的挣扎，如《丈夫》、《菜园》、《长河》中写农民悲剧。在中华民族整体衰颓异常的时候，沈从文的意义是开掘出了“五·四”启蒙文学遗忘了的除了恶之外的另一种乡村景观和一种美，这种美可以再造民族新鲜的血液，可以使老态龙钟的中华民族重新焕发活力，重铸民族之魂。那时，在“启蒙的文学”要求下，乡土浪漫是被边缘化了的，更不用说存在于湘西边地世界的浪漫的田园牧歌，可沈从文却用“梦”与“真”来构筑一个超阶级的“神话世界”，完成作者梦幻中美丽形象的文学显现。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和四十年代的汪曾祺在城与乡的对照中选择乡土世界来对抗都市文明与工业文明，而《少年行》中，乡土中国亦处于新一轮的由于现代化大都市文明侵入乡村时乡村被边缘化的过程，乡村在这一对抗过程中并不是软弱无力的，而是有着极其深远的民间传统底蕴并长期对农村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一对抗并不是作者借乡村世界追寻一种“梦”与“真”，守望一种美丽的神话，显现作为民族之魂的田园牧歌，而是暴露乡村及其传统的恶魔性因素，“我”十五年后以冷峻的神情、痛彻的心灵沉思这一往事，同时这一往事和其乡村记忆作为一种批判对象而达到了书写乡土中国的另一种高度。 作家的创作似乎与20世纪卓有影响的小说流派有些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却以记忆与重构的方式再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化进程推向农村时引起的激荡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农村及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的真实现状，并对此做出了深刻的批判。 《少年行》仅仅是一部中篇小说，不可能全景式地反映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的农村发生对乡土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及现状，但其毕竟为我们提供了观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土中国久已离失的那面批判性“镜子”。作家以独特的视角叙写与思考了某些乡土文学的主题并对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以史为鉴，可以见兴替”，更以批判性的立场提供了当下中国农村改革及“三农”问题解决过程的某些警醒。小说具体内容阅读请见中文网
我国正处于通货膨胀阶段。我国经济正在以较高速度增长。我们吴军老院长说与过去相比，物价上涨主要体现在住房等大型资产上，食品有稍微上涨，服装价格下降（囧。。。其实我觉得也是在上涨……但也许院长把质量也考虑进去了，嗯）中央在稳定物价方面一直在小打小闹，没有强有力的手段与及时的政策。
珍惜粮食的意义议论文历史一粒粮食，从春播到夏长，再到秋收，都浸透了农民叔叔的汗水。为了尊重农民叔叔的劳动成果，我们必须珍惜食物。节约食物的重要性"节俭是道德的统一“奢侈是最大的罪恶”，严格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国粮食供应一直处于紧平衡状态。近年来，粮食收成逐年增加，但中国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现状并未发生变化。节约粮食对党和人民具有战略意义。”放眼前贤的国家和家庭，勤俭成才，破除奢靡，“反对铺张浪费，厉行节约，事关我们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要持之以恒地守住节约粮食的重点。继承传统美德。“一粥一餐不好想”，节约粮食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延续了5000年。党员干部要有“中华民族的创先争优”意识和行为榜样。党员干部要认真审视自己从“我要节俭”到“我要节俭”的转变，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反对铺张浪费，严格节约粮食”的氛围中，发挥好推动者和执行者的作用。牢牢把握民生。中国需要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0%的人口。虽然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历史上的“十六连丰收”，但人口多、土地贫瘠的现状并没有完全改变。此外，粮食消费增速快于粮食生产增速，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必须始终绷紧。粮食生产和消费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党员干部要树立粮食安全危机意识。只有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他们的工作才能更有保障。
“锄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大家一定耳熟能详，从此我便知道了粮食的来之不易，我们要节约粮食。因为我们从小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农民伯伯一年到头在田里干活，流了许多汗水，才浇灌出我们离不开的粮食。他们多么辛苦，我们怎么能不珍惜粮食呢？ 俗话说：勤能补拙，省能补贫；精打细算，油盐不断。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见到浪费粮食的现象。以前我总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浪费，认为浪费这一点点算不了什么。所以吃东西常常挑三拣四，吃不完就随手扔掉。可是自从我在电视里看到了很多难民因饥饿瘦骨嶙峋、饥不择食，最终饿死在街头那惨不忍睹的情景时，我才突然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地幸福：有爸爸妈妈的疼爱，有房子住，上学放学都有家长接送……正是因为生活条件太好了，所以我们养成了不节约粮食的坏毛病，每次吃饭我都掉许多饭粒，吃不上的就不吃了，爸爸妈妈批评我时，我还找许多借口狡辩。我感到惭愧，我真是太不应该了！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我要节约每一粒粮食，再也不浪费了。 也许有人说：“这是小题大做，不就是点粮食吗？”是的，虽然扔掉的粮食不多，可是扔掉的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个不爱惜粮食的人，也会不爱惜其他的一切，到头来只能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要那干什么吗
第一点，粮食安全重要性可以从这几方面谈：社会稳定、国家战略安全、国家的自主性，等，适当展开即可第二点，威胁粮食安全因素：价格因素（谷贱伤农），市场因素，粮食质量因素，外来粮食品种的入侵，转基因粮食的种植，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自然灾害的影响，城市化建设，耕地减少，农村劳动力外流等第三点，策略我们可以从政府，企业， 个人两个角度谈，政府主要是宏观调控，鼓励种粮，补贴，企业自主研发粮食种子，开发新技术，个人珍惜粮食，增强粮食安全意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