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经济杂志社员工刘博文简历

林毅夫 经济学家 林毅夫 姓名：林毅夫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52年10月15日 职称：教授 职务：主任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个人简历： 林毅夫，男，生于1952年10月15日，籍贯：台湾，宜兰。曾是第7、8、9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历：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78。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 工作简历：1987-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国内外兼职： 厦门大学兼职教授2001- 复旦大学兼职教授2000- 浙江大学兼职教授1999-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1995-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客座副教授,1990-93。 美国杜克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1994。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兼职教授,1990-96。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2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1-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2001-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五”规划审议会常务理事会成员,2000- 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2000； 中国科学技术部第二届国家软科学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9-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2000-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 中国农业部第三届软科学委员会委员，1999- 中国农经学会常委理事,副秘书长, 1992- 世界银行顾问,1987-90,1993-。 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顾问组成员,1995-。 国际农业科研组织技术顾问组成员,1996-。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太平洋农业政策网络领导小组成员,1993-。 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常设领导小组成员,1993-。 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和环境项目领导小组成员,1994-96。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委理事, 1994-。 东亚经济学会理事(国外), 1995- 国际经济学会第11届世界大会(突尼斯)筹备组成员,1995。 国际经济学会东亚经济发展东京圆桌会议筹备组成员,1996。 东、新、澳17国中央银行培训班课程主任,1996。 香港研究拨款委员会专家,1995-。 农业经济(英文,国际农业经济学会会刊)副主编,1995-。 以下海外英文学术杂志编委: 亚洲个案研究(新加坡)， 汉城经济学杂志(韩国)， 太平洋经济评论(美国)， 中国经济评论(美国)， 亚洲太平洋经济文献(澳大利亚), 香港企业管理杂志(香港)。 以下中文学术杂志编委: 经济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荣誉: 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北京大学第七届科研著作奖一等奖，2000。 “技术变迁与收入在农户间的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杂志》1999年度最佳论文奖。1999年6月第43卷第2期。 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9年。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1998-1999。 国际小麦和玉米研究所（绿色革命发源地）1998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 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1997年约翰克劳夫爵士奖(每两年从各国农业经济学家中选出一位给奖)。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获1998年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 《中国的奇迹》获1996年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获1996年北京大学第五届科研著作一等奖。 美国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 《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获1993年孙冶方奖（国内经济学最高奖）。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成就的专家津贴。 个人小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科学和工程名人录》、《国际名人辞典》、《国际年度名人》等。 主要作品： 《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出版社，1993年。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文简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日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6；韩文版，汉城白山书社，1996年；法文版，巴黎Economica出版社，1998；越文版，胡志明市，西贡时报出版社，1998。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文简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日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8；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印2000年。

博文正文 王十月中篇小说《少年行》细评作者:王十月 2009-09-11 11:01 星期五 晴　　在网络上遇到这篇评论,转存于此并谢作者　　　　王十月中篇小说《少年行》细评 　　“常”与“变”：激荡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世界　　　　(转自Aliwen的博客)　　 　　　　 发表于《特区文学》2007年第5期的中篇小说《少年行》（作者王十月）同时被选登在《小说月报》2007年第12期，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受到现代化进程影响的湖南一个叫烟村的小乡村里有五个青年，他们由于大体上相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机缘聚在了一起，开始了他们五个人的寻梦与追求理想的过程，经过一系列事件五个青年的追求理想之旅最终均受阻，且有两人已经惨死于自己的家乡，作者力图深刻地把握在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下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常”与“变”及产生的阵痛，并对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乡村社会的多个问题做出了独特的判断与思考。　　　　一、城与乡　　　　《少年行》开篇点出了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一九九零年五月五日，根据故事发生的场景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将这一时间看成一个过程更为合适。那时，中国社会历经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整体上处于一个转型期，改革开放作为治国的重要方略和具体政策已经显示出其正确性（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国家整体上出现突破性发展是其表征），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实践中获益匪浅，尤其是大城市和东部更得到了前未竟有的发展。这些发展正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中国的乡村社会，与此相伴的是横亘千古的乡村家园开始迎接现代化的成果，并承担着一种全新的、带有现代大都市想象与实践的思想观念侵入其中时所遭受的阵痛。　　　　在这一大背景下，作者首先对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新型城与乡的关系作出了判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乡村经济虽较以往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远未达到城市的水平，中国亦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扩大化之旅，农村经济除了几个模范窗口外大都长期处于低迷甚至凋敝状态。经济的差距反映在人的生活上便是城市的现代化以享乐（此处并无贬义）、休闲、消费为特征的生活方式，而农村却仍固守着千年来的耕读传家的生活理想，农民们期盼着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典范的生活状态。此时，乡村仍然是一个相对于城市的区域，但是二者的差距却被作家进一步放入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1]城乡经济发展在建国后三十年间差距并不明显，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这种分化不仅造成了差距，而且这一不断扩大的差距引起了中国乡村社会与都市的对立、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对立，最终指向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少年行》恰在这个意义上对城与乡的关系做出了独特而又深刻的判断。　　　　“西狗小学毕业后退学了，在家里种了几年地。他不喜欢种地，他的父母让他去学瓦匠，可是西狗不喜欢当瓦匠，他说当瓦匠没有出息。”“西狗的梦想是当歌星。它可以算得上是烟村最早的追星族了。有一段时间，他的偶像是小虎队里的乖乖虎苏有朋，他的房间里贴满了小虎队的照片，他还让刘小手帮他做了个苏有朋的发型。”西狗作为无业者（时其正小学毕业，事实上在城市中由于义务教育的推广与普及，同龄孩子们正在上学）正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取向与选择。于是在现代化进程刚刚推进到农村时，当泥瓦匠与追星族当歌星这两种严重不相容的追求遭遇的时候，西狗与父辈们的冲突便开始了，他们各执一端。这一冲突反映的是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中年轻一代的选择与价值取向，泥瓦匠的生活是延续父辈的生活理想，是乡土中国传统生存方式的延续，是乡土中国农耕传统的“常”，而追星族当歌星是当时城市青年均曾有过的追求，是现代中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与当时改革开放潮流暗合时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引起的激荡在思想观念与文化心理层面的反映。这种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城与乡的关系并不具对等性，《少年行》中所引出的城与乡的关系完全是“城”作为强势经济体与文化体对乡村普通民众从思想观念层面产生影响，乡村中国在这一激荡中，它固有的“常”也开始松动，并萌动了某种“变”。乡村内部以青年为主的新一代农民不再盲目认同父辈的生活理想，能很快地从观念上脱离乡土中国的束缚并走向对城市的全方位认可与痴迷。　　　　在面对现代大都市对乡土中国产生极大影响的同时，乡土中国并没有形成应有之势给予回击，它反以其千年不变的恒常在不动声息地承载着这一切并进行了被动的自我维护与修复。农村经济尽管衰落，但并未到崩溃状态，农民尽管很穷，但他们仍然坚守着中国古老的耕读传家的生活理想，农村以承担一切苦难的姿态总是在默默无息但又坚韧地存在着。赵大伟从“不良青年”群体中退出并心甘情愿地顺从且适应父辈们的意愿，坚持不懈地延续着父辈们的生活理想同时也尽享着乡土中国带给他的似乎是浑然天成的宁静与乡土家园的那份幸福，他的在现代乡土中国萌发的理想，终于在从“发廊”返回到“家”的这个过程中消失了。古老的乡土中国自有一种面对任何外来冲击的定力，生存于其间的乡土中国子民更是一代又一代坚守着自己的乡村家园，坚守着自己的生存信念和那份最纯真的“地之子”的理想。　　　　现代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生的激荡延续到农村，具有强势经济和先进文化与思想观念的大都市对农村的影响极其深远，乡村生活的庸常与大都市异样的繁华之间的反差尤为甚，但乡土中国在这一“变”之中却仍然顽强地固守着它的“常”。“世变缘常”，当乡土中国的子民游走在“变”与“常”之间，并力求突破“常”实现更大的“变”时，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二、小人物及其命运“重奏”　　　　“文学关注的是这个文化空间如何决定人们的命运、性格以及体验生命的特征。”[2]于是《少年行》中的乡村已经不是泥泞的山路和冰冷的水田，不是沉甸甸的担子和残破的茅屋，乡村此时成为一个思念和思索的美学对象，一种故事、一种抒情、甚至一种神话，作家在关注城对乡影响的同时，更在积极而又深入地观察着生存于其间的人，中国乡村这一受地缘规制的空间是如何对人们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成了作家创作始终的思索。　　　　《少年行》中主人公分别是：“我”（王红兵）、西狗、赵大伟、四毛、刘小手，作品堪称五人小史，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乡村五个无业青年聚在一起做着和民间传统生存理想相悖的事。他们在自己的乡村没有地位，但他们却是不约而同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现代大都市生活方式的影响，又都在一定时期内向这种生活方式作出了靠拢的努力，可这些努力“总被雨打风吹去”，甚为徒劳。作为身处乡村社会无任何影响力的小人物，“命运”对于他们而言总是意味着一种主宰与支配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下，小人物的生命都显得那么脆弱与无意义，而且无所依凭。首先来看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土中国的这一例惨剧。四毛“其实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青年”，从一开始“四毛经常对我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他的心里向往着英雄，向往着做一番大事业，可是那时的农村，并不像作家们笔下描写的，是田园牧歌样的生活，农村的气氛是死寂的，是没有生机的，是让人窒息的。我们真的没有出路，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未来——娶妻生子，耕田种地，然后像我们的父辈一样老去。可是我们不甘心这样，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又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尽管理想之旅充满着无尽的迷茫，但作为一个有志青年，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并藉此得以安慰，他始终坚信“冬天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可他的理想不久后便被“强暴”了，四毛成了“鸭司令”，然后被父亲一次又一次的虐打。理想丧失之后，四毛的英雄情结却并未终结，“四毛开始对人们说他是司令，四毛渐渐地就有了一个鸭司令的外号。四毛和他的鸭子们，果真有了很深的感情，我们这些兄弟，还有他残暴的父亲，我们这些被称之为人的动物，渐渐地退出了他的思维，在他的世界里只有鸭子。那些鸭子是他的士兵，他是指挥着那群鸭子的司令官。”在这里，他的生命得到了另一种成全，但又是何其残忍，他成了“英雄”，可“英雄”死了，他的死近乎一种悲壮。中国乡土传统中的父子宗法伦理之情被颠覆了，并让位于一种人与物之间的变态的情感。中国宗法社会与乡村民间并不能为个体理想的实现提供一个多面的舞台，但“英雄”亦并非全需走上这个舞台，而可以以任何个体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理想之旅、“英雄”之旅。于是命运对四毛而言有如一个滚动了千年的车轮至此呈现出一种“恶”的惯性继续从他身上碾过，他的命运在乡村社会的“常”中走向虚无，最后直至躯体的灰飞烟灭。四毛最终守住了一种绝望之绝望，在这个意义上，死是一种诀别的成全，他的死有更为壮阔的心路历程，这种壮阔是个体最决绝的反抗与指归。死在这个意义上有了另一种美学上的价值，有了另类的小人物心灵史上的意义。　　　　中国的乡土社会以无限的承载能力不仅仅在制造一个个生死场，同时千年来它仍以其经久不息的惯性在现代中国倔强地存在着，乡土中国的子民们仍在坚强地延续着父辈们的理想，他们是“小人物”甚至是“灰色人物”，但他们有着自己对乡土中国“常”的理解：一个人选择了植物式的生活方式平静地生活了下来，看上去似乎满含了屈辱，而事实上他的这种植物式生存却既是对于“命运”的退让与屈从，反过来又显示着一种退亦为进的生命力，没有理想与激情，他们依旧幸福，他们的生命透着如植物一样枯荣代谢的平凡生命自身所独具的一份宁静与庄严。《少年行》中赵大伟的生命历程经历了从“不良青年”退回到传统的“地之子”，他的生命中没有理想与激情，只有新婚生活的平静与农耕生活得安淡，他在对于理想的抛弃与对命运的退让、屈从中，透射出了中国乡土社会横亘千年的生命力。乡土中国的农民们平凡庸常而又卑微地活着，他们在守“常”中亦自有一种封闭自足的庄严与淡漠的凝重，但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并非没有意义！中国乡土社会直至今日仍能稳定，“三农”问题虽加剧但并未引起社会的动荡，他们功不可没!他们的这种放弃理想、回归乡土的抉择并不是人物的自甘堕落，反而恰恰意味着人在“命运”压迫之下并未堕落，他们庄重地、负责地、体面而周全地活下去，成为中国乡土社会的最后亦最有力的核心支撑。　　　　作家在借对人物命运加以思虑所要表达的是他自己的思考。作家以一种糅合了讽刺与悲悯这两种相互背离的感情态度的语调来表现一个更替时代所造成的人间世事的迅速更迭和人世悲欢的无常，人的生命在无常中走失，在一种坚守中陨落而且近乎某种悲壮。民间乡土社会在应对现代化进程时的一种有力的坚守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民间也在这一对立中得以延续。在这个史诗性的意义上，身处乡土中国的“小人物”及其命运动态式展示具有了某种美学价值。　　　　三、现代性的批判走向民间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是对中国乡村从经济到思想观念上的一次深刻启蒙，是20世纪中国社会第二次启蒙，意义非凡，但同时又由于影响进程的极度不平衡性，其影响到农村极其有限。作者以一种反观的姿态审视这种发展过程及其对乡土中国农民产生的从经济到思想观念的嬗变时始终坚持着批判性视域与姿态。先来看三个关键词的出处：　　　　 　　　　尊严！这个词从只读过小学的西狗嘴里说了出来，让我更加对西狗嘴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当时几乎热泪盈眶。西狗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可是四毛的父亲才不管什么尊严不尊严，他说，老子教育儿子管你卵事，你少管闲事，死一边去，别人怕你西狗老子可不怕。　　　　那天晚上，西狗对刘小说，你这小手理发店听起来太土了，要改一个名字。刘小手说，改什么名字好？西狗说，就叫深圳发廊吧。刘小手说，叫深圳发廊好吗？我们这里可是在烟村，我们这里的人谁也没有去过深圳。西狗说，你他妈真蠢哟，没有去过才更有吸引力嘛。那时，我们已开始听到过一些关于深圳的传说，那个遥远的南方城市，在我们少年的心头是如何神秘，深圳成了我们这群懵懂少年心中的梦想。在我们的意识里，深圳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地方，那里遍地黄金，只要我们去到那里，就会梦想成真。刘小手觉得西狗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果断地将“刘小手理发店”几个字用白石灰抹去，又弄了一桶红油漆，让我写上“深圳发廊”四个大字。　　　　那时我还没有确切的偶像，西狗的偶像就是我的偶像。西狗的偶像一会儿是迟志强，一会儿是小虎队，一会儿又是四大杀手。迟志强和小虎队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了，而四大杀手却离我们很近。我这里所说的四大杀手不是武侠小说里的人，而是我们那里的几个不良青年，那时，我们那里的不良青年都有外号，比如我们烟村有五鬼十三妖，我、西狗、刘小手、四毛、赵大伟，我们就是那五鬼。而在这些不良青年里面，最负盛名的就是四大杀手。　　　　 　　　　三个词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关于“尊严”。乡土中国是以封闭、庸常为特征的，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们共同遵守着已确立的宗法伦理秩序，这种秩序严格地尊崇长幼顺序、强弱之序，以个体让渡自己的权力共同实现集体权力对个体权利的超越为前提，是通过集体对单个个体的管制与支配发生作用的。而现代民主、个体等思想一经冲入乡土中国，这种半宗法体系便首当其冲，“尊严”一词的使用本身是一个符号，作者借用这一符号对宗法文化体系的杀人本质猛力一击，是对乡土中国的恒常的否定性评价。作为对乡村批判依据的“尊严”一词恰是现代社会及现代性的要求，是现代化进程中都市文明的显现特征之一，于是“尊严”一词成为用现代性及都市文明来批判乡土中国“恶”的一把匕首与投枪。　　　　其次，关于“深圳发廊”和“不良青年”。 “深圳发廊”仍然涉及到当中国乡土社会及其所处之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之中，由于受到先进经济域的各种意识的影响，作为仍处于闭塞与落后之状态的乡土中国子民对之保有的一种迷恋与向往。这里，“深圳发廊”只是作为一个符号显现了那时乡村中年轻一代对现代化成果的认可与向往，但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现代化大潮在对封闭的农村造成冲击的同时，乡土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立刻提供一个可以让醒悟过来的有志青年成才与创业的“舞台”，也即乡村半宗法体系的平衡性被打破之后一种新的秩序尚未确立，而旧有体系自身不足以维护其完整性时，“不良青年”应运而生。“不良青年”群体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具有其独特性，不同于20年代的阿Q、赌徒吉顺等（他们并不足以对他人造成危害），而80年代乡村中的“不良青年”则对社会正常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其产生伊始便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惯常秩序，他人正常生活秩序及人身安全等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且这种影响直接危及社会发展。作家在这个层面上对中国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乡村及小城镇做出了精微而又极为准确的“史”的考察，并历史地批判了改革开放及现代化进程在乡村中的推进所引起的不良后果，但仅仅是对这一进程的具体过程所暴露出的问题做出批判性质疑，作家并不是否定改革开放本身，这在过去的文本中很难见到。　　　　最后，关于“吃人”。鲁迅《狂人日记》中说“中国有四千年吃人的历史”，而实际上这个历史从来都没有中止。《少年行》中让读者感受最强烈的无疑是四毛的死，前面已经论述，这里不再赘述，需指出的是四毛的死发生在改革开放及现代化进程推向农村之际并产生实际影响的时候。作家并不全部否定乡土中国农民已有的生活方式，但对于他们“吃人”一事是持极力的批判态度，十五年后再反思此事“我一直对四毛心怀尊敬，他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可惜的是生活没有给他一个舞台。”乡土中国以集体之力来合谋杀人，这个人生惨剧是由于个体理想遭遇宗法社会秩序、社会与个人不相容时由社会造成，而父亲却被推至这个冲突的风口浪尖上，父亲成为社会压迫个体的代言人，这便是文本写出的另一种残忍，又是极富戏剧性的一页。作者在此思考的是乡土中国本身惯常的残忍，当这种残忍亦成为一种“常”时，一旦遭遇“变”时，便尽显其杀人本质。　　　　作者在对八、九十年代乡土中国社会做出深刻的比较与观照之后，站在批判性的立场对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的方方面面均做出出了批判，且有些是以往文学从未关注过的，更为可贵的是对改革开放在中国的推进及其影响做出了审慎而又中肯的反思与批判。　　　　四、乡土中国的文学想象及其嬗变　　　　《少年行》透射出了与这个“伟大”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求或者说时代精神不甚相称的特点，文本之中并无多少歌颂性内容可言。虽写农村与农民，但却有着久已远去的那种尖刻与深沉，与改革开放浪潮并不呈呼应关系，也不是《马桥词典》、《白鹿原》等九十年代出现并被称为经典之作的民间立场及批判性，也与当下“三农”问题题材热有着很大的距离，该作主题自身自有其模糊性。是已有的乡土文学观念所不能解释的并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向，它重构了乡土文学想象的空间，达到了对乡土中国理解的高度与深度。下面我将着重论述乡土文学精神在20世纪中国至此发生的转向与回归。　　　　在“五·四”乡土小说创作中“鲁迅是站在‘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来书写乡土的，其全部乡土小说都渗透着对‘乡下人’那种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与文化变革的精神状态的真诚而强烈的痛心和批判态度。”[3]由于鲁迅既是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五·四”先驱者，同时又是与中国农民有着深厚血肉联系的“地之子”，于是他一方面有着改造农业社会国民劣根性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也在深切地同情并关注着乡土中国农民的悲与哀，因此“鲁迅的乡土小说呈现为两种形态：其一是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虽然不完全排斥情感内容但更具有积极主动批判意识的充满着理性之光的形上之作；其二是以《故乡》、《祝福》为代表的虽然不缺乏理性的烛光但更显消极被动批判意识的充满着情感形式的形下之作。”[3]理性之光能使作家带着批判性的视角更深刻地把握乡土中国的现状，其后的20年代北京乡土作家群和上海乡土作家群的创作基本上倾向于《故乡》、《社戏》式的内涵，那种“地之子”的乡愁以人道主义的情感方式悄悄冲淡甚至消解了批判的锋芒而大体上呈现出一种消极的悲戚和一唱三咏的哀叹声。而此后中国乡土近百年小说的发展仍未取得突破性发展，理性精神不足。《少年行》也写乡村“不良青年”火拼，父亲逼死儿子，封闭的乡村中在“变”中的“恶”，且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能更好地发挥作为一种批判性思考的“武器”积极地对乡土中国之丑陋与“吃人”进行批判，尽管由于篇幅有限，作家观察点也并非达到全景式，但确实是向理性批判之旅迈了一大步，是对上世纪鲁迅开辟的乡土理性批判精神的延续与复归。　　　　乡土文明其重要的一方面便是书写工业文明进击下的传统文明逐渐淡出历史走向边缘的过程。上世纪20年代末沈从文开始书写其“湘西世界”，他的乡土小说也写湘西部落社会在外来政治、经济压迫下的崩溃，也写农民生活的挣扎，如《丈夫》、《菜园》、《长河》中写农民悲剧。在中华民族整体衰颓异常的时候，沈从文的意义是开掘出了“五·四”启蒙文学遗忘了的除了恶之外的另一种乡村景观和一种美，这种美可以再造民族新鲜的血液，可以使老态龙钟的中华民族重新焕发活力，重铸民族之魂。那时，在“启蒙的文学”要求下，乡土浪漫是被边缘化了的，更不用说存在于湘西边地世界的浪漫的田园牧歌，可沈从文却用“梦”与“真”来构筑一个超阶级的“神话世界”，完成作者梦幻中美丽形象的文学显现。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和四十年代的汪曾祺在城与乡的对照中选择乡土世界来对抗都市文明与工业文明，而《少年行》中，乡土中国亦处于新一轮的由于现代化大都市文明侵入乡村时乡村被边缘化的过程，乡村在这一对抗过程中并不是软弱无力的，而是有着极其深远的民间传统底蕴并长期对农村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一对抗并不是作者借乡村世界追寻一种“梦”与“真”，守望一种美丽的神话，显现作为民族之魂的田园牧歌，而是暴露乡村及其传统的恶魔性因素，“我”十五年后以冷峻的神情、痛彻的心灵沉思这一往事，同时这一往事和其乡村记忆作为一种批判对象而达到了书写乡土中国的另一种高度。　　　　作家的创作似乎与20世纪卓有影响的小说流派有些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却以记忆与重构的方式再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化进程推向农村时引起的激荡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农村及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的真实现状，并对此做出了深刻的批判。　　　　《少年行》仅仅是一部中篇小说，不可能全景式地反映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的农村发生对乡土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及现状，但其毕竟为我们提供了观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土中国久已离失的那面批判性“镜子”。作家以独特的视角叙写与思考了某些乡土文学的主题并对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以史为鉴，可以见兴替”，更以批判性的立场提供了当下中国农村改革及“三农”问题解决过程的某些警醒。小说具体内容阅读请见中文网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条件：思想基础：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批先进分子“以俄为师”，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组织基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是陈独秀在上海建立的。外部条件：共产国际的帮助。                                                                                                                       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1921年7月23日                                                                                                        地点上海（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                                                                                         内容：（1）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用无产阶级的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实现共产主义。（2）党的中心工作室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3）成立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不断向前发展，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援助和避免走资本主义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即：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中共“一大”13位代表   1、毛泽东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2、董必武　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1975年4月2日，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3、何叔衡　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4、邓恩铭　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5、陈潭秋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6、李汉俊　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7、李达　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8、陈公博　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9、周佛海　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　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10、张国焘　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11、刘仁静　出身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中学时代到武昌博文书院就读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民主意识和外文知识。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接近，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他的这些观点与另一位代表毛泽东有许多相同之处。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12、包惠僧　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汇报会议情况的代表。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 王尽美――英年病逝感撼后人13、王尽美　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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