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王阳明自己的话就好理解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本来是没有善恶的，意动了就有了善恶，致良知也就是格物，也就是为善去恶，也就是遂意动
我来说说吧，虽说学了些皮毛。致良知只是一种学习方法，首先是不会被统治阶级所抵触的。并且首先提出格物穷理可是封建阶级所推崇的道德典范-朱熹。所以楼上所提出的把统治阶级气死的状况是不存在的。个人认为王学之所以被历代统治者所抵触打压的主要在于：他提出的核心观点- 心学。万事问心。在王学的理论中人人皆可为圣贤。只要每个人掌握了修炼道德，才能的方法，任何的问题都能依照自己内心的感觉得到解决。王学在那个年代，把蒙在封建统治者和所谓圣贤脸上神秘的面纱撕得干干净净。人人只要独立思考，就能成为圣贤。王学一出，经过封建统治者维护的圣贤地位不保，这样的学说自然会被打压。圣贤一旦倒台，统治阶级的皇权天授、各种依附在圣贤经典上愚民政策自然说不通。比如，直到今日还拉出来用的孔夫子，如果孔夫子地位和隔壁的种花大叔一个地位的话，那么他的家天下理论还靠的住么？ 还能忽悠住人么？不过LZ提的问题是王学的弊端，我觉得可以了解下王学的泰州学派。那帮人放荡形骸，无视礼教，主张人性自由。某些方面可以拿过来作为反面典型。不过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弊端在于：要求的门槛过高，每个人内心的观点会依据个人的修养经历有所不同，不是每个人都有阳明先生那样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不是每个人都有阳明先生的全才武功，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阳明先生的菩萨心肠，不是而心学强调一定要依据内心的感觉，所有在看问题上会因人而异。2。阳明先生的所说万事问心，很自然的就将一些其他的思想排斥在外，不能很好的做到兼并其他的成熟的思想体系，或许有些不足。
良知指的是人性，也就是生命的生成理念，它来自万物生存法则，感恩心，一切善都来自感恩心，守住感恩心就是守住人性，良知至善，（人之初性本善）是人性
我理解的思想内涵有三个主要命题，即思想是理性，知识与行为的融合和致良知，而致良知主要讲的是人的思想。
“致良知”：通过实践的修行和时间的砥砺，不断地把自己修养成一个心地善良，言行合乎伦理道德，并一定程度富有“敬天爱人，自利利他”的敬畏、怜悯和博爱之心的人。王守仁，字伯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故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守仁作为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释道，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著有《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大学问》《王文成公全书》等代表作品。后因起兵平定宸濠之乱，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巧避灾祸：宁王之乱平定后，圣驾忽又出巡，奸宦的心意难测，王守仁感到非常忧虑。正好京师有两位宦官来到浙江，王守仁设宴于镇海楼款待他们。酒喝到一半，王守仁把旁人斥退，又移走楼梯，拿出两箱书简，都是两人交往宁王的证据，王守仁全数交给了他们。两个宦官感谢不已。王守仁始终未遭祸害，多得自这两个宦官维护之力。假使此时王守仁持书简来挟制他们，那么仇怨便更深，而祸害也将无穷。
致良知， 我认为这里的良知并不是指什么道德的意思。在这里，王阳明采取了与朱熹相反的道路，他认为一切都应该从他的内心延伸到一切。良知的标准(非评判性)是一种直觉，它总是好的。如果你凭良心行事，这就是你的良心。但是除了第一个想法和第二个想法外，这是人们通过一些福利措施，所以人们也很容易跟随转移。首先想到的是圣人，然后是野兽。所以，即使每个人都有良心，也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良心。 良知不仅仅是道德方面的。在头脑中，它指的是“道”本身，它可以借用一个粗俗的词:根本的真理。道德，除了基本不变的谋杀和纵火，每隔几百年就会发生变化。你是怎么得到你的良知的?50年前的道德标准，和现在的变化很大。为什么外国人在科技方面如此有创造力?没人想到呢?其实很简单，牛顿是很多人都是知识和实践的统一，原因很简单，想到它。当苹果成熟的时候，它们从树上掉下来，无数的人看见它们，他们不需要考虑苹果是否成熟。苹果必须下降。这是“良知”。对良知来说，这就是为什么苹果成熟了?这就是承诺背后的真相。要玩骰子，每个人都知道:连续玩1000个游戏，然后打开一个小的，大约500个回合。这很简单，世界上最愚蠢的球员都知道这一点。因为几率问题，但是有多少人会有良心呢?只有欧洲人从这个基本事实中发明了概率论。
王阳明的思想有三个主要主张，即“思想就是理性”，“知识与行动相结合”和“良知”。头脑是理性，这意味着良心是有天赋的，人性是善的，内心没有理由，内心没有事物，内心没有事物。但是，如果对这一点的理解仅限于良心的恩赐，如果您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圣人，那么很容易将感情视为性和傲慢。知识和行动的统一意味着人的道德实践应该是良知和良知的自然体现。任何不符合良心和良知的行为都应源自自私的欲望。人们应该永远消除自私的欲望。
跟着“第一感觉”走。不虑而知是谓良知，就是第一感觉。你要是“考虑”了，那就不是“第一感觉”了，就不见得是良知了。——任何事物，每个人都会有“第一感觉”，循着这个“第一感觉”，去正物，去寻其理，就是致良知了。——如果是就理论理，寻找到正确的那个理，需要不断运用排除法，找到了那个正确的理，再知行合一，就能掌握了。——王阳明悟道之后，根据心即理，不虑而知是谓良知，总结出一个“简单而且明了”的方法，以“第一感觉”为准，不必再不断排除错误的理，直接就找到那个正确的理，多么方便，多么直接明了。——然而，这个方法说起来没毛病，真正做到，很难很难，几乎不可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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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是中国明代王守仁的心学主旨。语出《孟子·尽心上》 ：“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知行合一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 “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中文名致良知出处《孟子·尽心上》创立者王阳明提出时间明代相关视频8万播放|08:05致良知第一课「人人皆可成圣贤」6万播放|09:35王阳明“致良知”原理，就是人生幸福的密码，真正的高人才会用3万播放|02:26傅佩荣：王阳明讲致良知源自哪里？这两本书念不好，学什么都没用3万播放|11:29王阳明：致良知，去人欲，存天理，才能解开你的心牢疙瘩2万播放|01:18王德峰教授：致良知这三个字概括了王阳明心学的全部学问4万播放|05:15王阳明致良知，从个人到族群终极追求丨历史其实很有趣3万播放|03:41知行合一是要致良知行正道，这样就能够有高质量发展！5万播放|07:31共进塾石家庄致良知学习会4万播放|13:15王阳明：通过“致良知”，每个人都够成圣！2万播放|07:07「责善朋友之道」致良知第三课查看更多快速导航人物介绍致良知解析“良知是虚的，功夫是实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识与实践、功夫与本体融为一体。良知前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要害。这个“一了百了”的功夫又正是活一天有一天新问题的需日新日日新的功夫。把握住良知这个根本，然后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便是他（王阳明）教学生的简易直接的方法。如有人用“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这句圣训来怀疑知行合一的命题，阳明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还是看你心诚志坚否－－人是可以成圣的，就看想不想成了。要真想成就很斗私心一闪念，时时刻刻致良知，用阳明的话说叫“随物而格”。”《王阳明大传》 周月亮著
1、王阳明主要提出的三三思想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2、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根本观点，是用本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王阳明意识到将天理和人心分开是不对的，人虽然有着种种的欲望，但也是合乎情理的，强行用所谓的天理来压制绝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归纳为八个字则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3、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科学知识，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4、致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天理、最善、光明需求。他后来又把“良知”拟人化：良知就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产生天和地，造就了鬼神和上帝，所有一切都由它产生，任何事物都不可与它相比。5、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主要有两层含义：良知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主体；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但主要是指道德心。简言之，良知是从根本上讲是道德自觉，是德性本体。
阳明心学的主要观点有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1，心即理：万事万物都在自己心里，所有的道理不必外求，世界的意义也是由你的内心赋予的，向自己内心求索就可以。2，知行合一：“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道的理一定要与现实发生联系才有意义。知行不能分家，只知道不行动，其实还是不知道。3，致良知：求得内心之理，然后去行动，去体悟，也就算是致良知了。
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进行研究活动和出版研究专著。台湾早年就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活动和出版了近60本研究专著。香港地区有不少学者发表过论文和出版专著，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列为《持廉守正》公务员实务守则，其中“三‘知’策略”之一是“知行合一”。要求公务员在日常工作中做到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推广诚信。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出版的王学研究专著达170多种。在国外，《阳明全集》在16世纪初就传入日本。十六世纪中期中江藤树将阳明学在日本传播，使之兴盛 。后来继续有三轮执斋、大盐中斋、吉田松阴等传播阳明学。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在18世纪中叶就设立阳明学研究中心，出版阳明学刊至今。九洲大学、东京国士馆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等都有专门从事阳明学研究的教授。1971年，日本为纪念王阳明诞生500周年，出版了空前巨著《阳明学大系》12卷，并设立阳明文库。1988年3 月，为了纪念阳明学传播的有功之臣中江藤树，在滋贺县建成中江藤树纪念馆，又接着建阳明园纪念其学说思想对日本社会发展有重要贡献的阳明先生。1997年8月在日本京都举行国际阳明学京都会议，在京都建阳明书院，定期开展讲学和研究活动，研究内容非常丰富。2000年2 月又成立“阳明学研究会”，创办会报《姚江》。日本出版的王学研究专著多达90余种。一些企业、财团及个人还捐资对修文阳明洞、浙江绍兴王阳明墓和余姚瑞云楼进行维修，表达对阳明文化的景仰。阳明学在16世纪初传入朝鲜，17世纪系统翻译出版阳明学书籍。阳明学在朝鲜的传播，成为进步势力的思想武器，对朝鲜实学的产生，对甲申政变和农民运动的掀起，对饰新政治、维新变法及革新起了到开路先锋的积极作用，其主要学者有李啐光、郑齐斗、朴殷植、南彦经等人。韩国于1995年4月成立“阳明学研究会”，定期开展研究活动，并于1997年创办《阳明学》会刊，出版《王阳明哲学研究》、《韩国江华阳明学》、《江华阳明学研究》等书籍。并修整了阳明学者郑齐斗的墓地，修复了江华学派代表李建昌的故居。美国在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均设有阳明学研究机构，并请中国和日本的王学专家指导研究生研究王学。在美国编印的《哲学百科全书》、《美国哲学百科全书》都增设王阳明一项。1965年，美国学会联会中国思想委员会举行了明代思想会议，专题讨论王阳明哲学思想。1972年，美国夏威夷举办王阳明诞生500 周年纪念活动，召开以阳明哲学为主题的东西方哲人会议。英国在1913年就编译王阳明生平及其哲学著作在国内传播，1916年编译的《王阳明哲学》一书，是王阳明著作中最早的英文译本。1960年出版的《大英国百科全书》中列有王阳明一项。法国在1936年就出版王学专著《王阳明道德哲学》一书。英国、法国现在仍有一些学者从事王阳明学术思想研究。除以上国家外，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比利时、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都有学者从事阳明学研究活动，并发表论文和出版研究专著。近六十年来，王阳明学术思想研究在欧美各国逐渐展开，欧美各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逐渐增多。这主要归功于欧美华人学者的努力，老一辈的有如陈荣捷先生，张君劢先生等，当今的如杜维明先生等。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动日渐扩大，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学术气氛日益浓厚，王阳明及王学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并产生更大的影响。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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