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不知道，青岛日报是从一则消息里“挖”出许振超这个典型的。2003年3月，青岛日报记者辛梅采写了一篇题为《青岛港刷新中国集装箱装卸效率》的消息，其中提到了青岛港许振超的名字，命名集装箱服务名牌为“振超效率”。这则看似“很一般”的消息，却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新闻线索，“为什么要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这个效率呢”，带着这个问题，辛梅第二天又跑到码头采访。据辛梅回忆，“一见面，就感到这个队长与众不同。”也正是在这次采访中，辛梅掌握了许多关于许振超感人事迹的第一手材料，而今天，这些事迹已经家喻户晓。“收获”的喜悦让辛梅带着兴奋跑回报社，当即向报社领导做了汇报。第二天，社领导在例会上明确提出，“这是难得的当代产业工人的典型。”“要举全编辑部之力将它做好，要做成系列。”半个月后，辛梅十易其稿，精心采写出了关于许振超先进事迹的第一篇通讯《振超效率：赶超世界第一》。交稿后，社长谭泽、总编辑蔡晓滨亲自改稿，之后，又将此稿送交市委有关领导亲自审阅，市领导充分肯定了这一典型报道。2003年4月2日，这篇经过反复锤炼的人物通讯在青岛日报头版头题刊发，报社为了处理好这篇报道，做了精心设计，一版配评论，配照片。报道见报，一夜间，青岛人知道了许振超这个名字。对于青岛日报发现了这个先进典型，许多人认为是幸运的、偶然的。而青岛日报社社长谭泽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据谭社长介绍，青岛日报一直注重培养记者的“典型意识”。长期负责海尔、青岛港等大型企业报道的记者辛梅，脑子里就时时绷着“典型意识”这根弦。辛梅也告诉记者，社长谭泽曾经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这里容易出典型，一旦发现，就要抓住不放。” 在青岛港，辛梅俨然成了“名誉职工”。这个跑了6年交通口的女记者，对青岛港已经相当熟悉。这为发现、写好许振超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但是，她并不满足，为了写好许振超，她简直挖空了心思。为了挖细节，她先后20多次在各种天气下，爬上17层楼高的桥吊；为了写好许振超修理张紧液压装置的画面，她越过护栏，一直爬到探到海里的桥吊前大梁上，亲手去实验两个油阀的温度；为了写出桥吊司机工作的单调，她反复计算出了一天一个司机要做近万个重复动作的次数……这些还不算，对于辛梅而言，最难的是怎样从内敛的许振超口中和不善表达的工人口中挖出想要的素材。当时，许振超就像一张白纸，连青岛港自己的港报都没有宣传过许振超，更谈不上有什么相关资料。面对沉默的许振超，她的采访往往很难进行。于是，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她只有从“外围”入手，尽量多地掌握一手资料。那时，她只要听说谁是许振超的好朋友，就缠住人家不放，硬拉着人家讲讲老许的事；她还和许振超的妻子女儿成了好朋友，说起许振超的事，她们一块大笑，一块流泪；一个人和十几个工人座谈，一谈就是大半天；晚上十一二点还“泡”在码头上……就这样，在写完最初的几篇通讯之后，辛梅的采访笔记就有了一尺多厚。而每次写作，她都要从上百个事例和细节中选取最为合适的素材。因为她知道，典型人物容易留给大家“似曾相识”的印象，就是因为记者在对典型人物宣传时容易“为了宣传而写作”、“为了宣传而拔高”。同时，青岛日报从最开始就给这次宣传定了基调：让典型人物可亲、可敬、可信、可学。辛梅也回忆到，“我的目的是要写一个本色的许振超，既要写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许振超，又要写出一个唯一的许振超。”推广典型 追求动态效果从去年4月第一篇通讯见报到现在，青岛日报关于先进典型许振超的报道从没停止过。青岛日报在这次典型报道中突出表现出“不搞一阵风”的报道特点。2003年，青岛日报共发表文章十余篇对许振超的先进事迹进行了跟踪报道，其中包括《一个人和他的团队》、《告诉你一个生动的许振超》等6篇主打通讯。进入2004年，青岛日报仍然对其进行跟踪采访，写出长达1．3万字的通讯《许振超和他的振超效率》，并打破常规，用2/3个一版转1/2个6版的形式进行了一次性刊发。这对于报社而言，是个“破天荒”的举动。最近，许振超已经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先进典型，辛梅又采写了《还是那个许振超》、《不是那个许振超》等一批新的报道，当然，还是用事实说话，写平常事，反映许振超在北京做完事迹报告会后的变化。总之，“典型是动态的。一个成功的报道也应该是动态的，让报道与典型共同成长，这就是我们的追求。”青岛日报的记者们如是说。
笔名阿真，原名王洪荣，女，山东荣成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毕业于曲阜师大中文系。历任济南市文联《泉城文艺》小说编辑，山东省作协《山东文学》《时代文学》杂志小说组组长，《青岛日报》文艺部主任编辑。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女大学生》《鬼屋》《雾中丽人》等；小说集《伤心的海湾》《无色的虹》等；小说《我爱你，孩子》被介绍到国外；短篇小说《我看见了大海》被改编为电视剧，并获得中央电视台星光奖；短篇小说《伞》获1981年山东省大学生优秀作品奖，《唉，青林岗》获1982年《泉城文艺》奖，《沙冢》获1989年山东省泰山文艺奖，中篇小说《无色的虹》获1990年《时代文学》优秀小说奖所著中短篇小说多次受到媒体评介并转裁。近年来，作者致力于悬念小说和推理小说创作。希望对你有用，希望采纳！
亲你是不是想要我心中的红飘带？去百度文库吧亲，里面全都是，百度一下也会有很多。写一些感人励志的吧。【找来的一篇】那一次，我真的被感动了那是一个雨天，我急急忙忙往家走。路上行人很少，我却撞上了一个人，把他撞了个趔趄，他连忙扶住墙才站稳了，幸好没摔着。隔着雨帘我打量着这个人，他干枯的手，瘦瘦的身子，衣服上打着补丁，一双眼睛正木然地望着我——原来是个盲人。我红着脸说：“大爷，我不小心撞了您，对不起。现在，您是要回家吗？我送您。” “好的，谢谢。”他那布满皱纹而憔悴的脸上似乎露出了一丝微笑。我扶着他往前走，忽然，我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差点摔倒，脚趾也碰疼了。我低头一看，原来是块砖头，我正想把它搬开，可是看到砖头太脏，就抱怨道：“是谁把砖头扔在地上，差点把我绊倒？老大爷，小心点，别摔着。”老大爷没有动，他伸出干瘦的手，蹲下来，用手在地上摸了几下，把砖头拾起来，放在墙角，还说： “说不定别人路过这里会摔倒的，我们应该多为别人着想。”然后把沾满泥水的手在墙上抹了一下。我的眼睛湿润了，赶忙掏出自己心爱的手帕擦去了他手上的泥水。我发现，老大爷似乎正用他那被雨水打湿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我脸红了，羞愧得低下了头。是啊！在这通往家的道路上，我是他的向导，而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却是我的向导。“为别人着想”，这正是他指给我的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
刚才翻看今天的青岛日报，上面刊登了关于岛城红飘带的大篇幅新闻报道，包括编辑记者的热情评论，包括一件件感人事迹的再现，包括一个个熟悉不熟悉的名字，心中一下子敞亮了很多、温暖了很多、感动了很多，甚至感到窗外风刮的一阵阵树响都是在为此而摇旗呐喊，初冬的青岛暖意浓浓。 类似于岛城的微尘精神，在“红飘带”之初，要追溯到2006年底。当年，接连发生在我市出租车行业的感人故事传遍岛城内外：驾驶员莫立斌捡到广东客商600多万元的珠宝和现金，何开功捡到日籍客人900万日元，徐雪林捡到市民10万元“救命钱”，均主动归还失主的感人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业内其他出租车纷纷系上象征吉祥的红飘带，以表达对拾金不昧驾驶员们的敬意，社会车辆也纷纷加入，一时间岛城飘满“红飘带”，这成为当年岛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青岛，一直是我们引以为豪的爱心城市，今年9月15日，由于下雨地滑在佛涛路8号附近，60多岁的高老太太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动弹不得，而后十多分钟的时间里，现场十余人无一敢伸援手。正巧穿便装路过的八大关派出所民警蒋荣国毫不犹豫的走上前去准备扶起老人，正在这时却有不少的围观者好心劝阻他：“别，小小被赖上了！”“就是，弄不好就是你的责任了！”蒋警官没有犹豫，只说了句：“不要紧！”就顾不上大家的“好意”弯腰去扶老人，但老人的腿摔伤了，他又跪在地上边扶着边腾出一只手打了 10月8日上午在南京路公交车站，一名老人突然摔倒在地血流满面，在老人的周围已围了很多的人，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突然停在了老人身旁。女司机下车准备救助老人时不少人发出了善意的提醒，但的姐慕春华没有理会，她先是试了一下老人的脉搏，然后跪在地下与老人耳语了几句，紧接着将老人扶了起来。随后，一名高大的中年男子也走上前，蹲在地上形成一个“人肉靠背”，让老人靠在自己身上；一名年轻的姑娘递上了纸巾，出租车上的乘客也加入了救援队伍…… 民警、的姐两人分属不同的行业从事不同的工作，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有一颗热心肠，都勇于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当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连续出现，在很多人心中为了扶还是不扶摔伤的老人而纠结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出了最响亮的回答，“也许这一扶可能惹上麻烦，但是不救我良心上过不去！”慕春华向记者说的非常朴实。 “帮办杨师傅”这个称呼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他就是南方来青岛打工的一名青年，在网上成立了一支义工团队，每逢周末就下社区免费为居民修理水暖电气，还经常组织各种公益活动帮助他人。7年间，他帮助了数以千计的岛城市民，被许多人铭记在心。前期，听涛有幸入选青岛新闻网的十佳网友，在青岛报业集团阳光大厅见到了同样获奖的帮办杨师傅，他当时曾感慨说：“当一个人有足够的爱心去帮助别人时，他得到的回报将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的。”由此，更是深为了解和佩服。 还有“小学文凭”，这位也是听涛在网上熟悉的朋友，他的确是一名开了10年出租车的的哥，不但在出租车上认真践行和宣传着红飘带精神，还每天坚持将自己一天的见闻和感触以“笔记”的方式写下来，近两年时间写下了400多篇“的哥笔记”，引来众多网友“围观”，因为置顶贴文多，还被网友尊称为“置顶王”，可见影响之大。“我把写笔记当做与大家交流的方式，让市民更多地了解出租车行业和我们的工作，能多一些理解和宽容。” “小学文凭”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消除一些误会和偏见，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一个个，一件件，令人感动的事例不胜枚举，这就是青岛，一座充满发展活力的城市，更是一座充满爱心的城市。不仅拥有企业知名品牌，更拥有“微尘”、“红飘带”等爱心品牌。他们都在用行动丰富了我们的城市精神，正像冬天里的一股暖流不胫而走，涌动在我们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涌动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现在的“红飘带”不仅系上了出租车和社会车辆，还系上了客运班车和货车，从青岛飘向北京，继而飘向全国。“红飘带”不仅感动了青岛，也感动和影响了中国。 一座城市，因为有了爱的传递，会变得更加温暖，青岛的初冬因此而暖意浓浓。我们在为之自豪和感动的同时，更建议大家一起行动起来，高擎起自己心中的那一份红飘带，从平凡的小事做起，自觉关爱他人、传递温暖，每天有一个善举、一个微笑，让我们的青岛更温暖、更美丽！！！
许多人都不知道，青岛日报是从一则消息里“挖”出许振超这个典型的。2003年3月，青岛日报记者辛梅采写了一篇题为《青岛港刷新中国集装箱装卸效率》的消息，其中提到了青岛港许振超的名字，命名集装箱服务名牌为“振超效率”。这则看似“很一般”的消息，却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新闻线索，“为什么要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这个效率呢”，带着这个问题，辛梅第二天又跑到码头采访。据辛梅回忆，“一见面，就感到这个队长与众不同。”也正是在这次采访中，辛梅掌握了许多关于许振超感人事迹的第一手材料，而今天，这些事迹已经家喻户晓。“收获”的喜悦让辛梅带着兴奋跑回报社，当即向报社领导做了汇报。第二天，社领导在例会上明确提出，“这是难得的当代产业工人的典型。”“要举全编辑部之力将它做好，要做成系列。”半个月后，辛梅十易其稿，精心采写出了关于许振超先进事迹的第一篇通讯《振超效率：赶超世界第一》。交稿后，社长谭泽、总编辑蔡晓滨亲自改稿，之后，又将此稿送交市委有关领导亲自审阅，市领导充分肯定了这一典型报道。2003年4月2日，这篇经过反复锤炼的人物通讯在青岛日报头版头题刊发，报社为了处理好这篇报道，做了精心设计，一版配评论，配照片。报道见报，一夜间，青岛人知道了许振超这个名字。对于青岛日报发现了这个先进典型，许多人认为是幸运的、偶然的。而青岛日报社社长谭泽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据谭社长介绍，青岛日报一直注重培养记者的“典型意识”。长期负责海尔、青岛港等大型企业报道的记者辛梅，脑子里就时时绷着“典型意识”这根弦。辛梅也告诉记者，社长谭泽曾经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这里容易出典型，一旦发现，就要抓住不放。” 在青岛港，辛梅俨然成了“名誉职工”。这个跑了6年交通口的女记者，对青岛港已经相当熟悉。这为发现、写好许振超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但是，她并不满足，为了写好许振超，她简直挖空了心思。为了挖细节，她先后20多次在各种天气下，爬上17层楼高的桥吊；为了写好许振超修理张紧液压装置的画面，她越过护栏，一直爬到探到海里的桥吊前大梁上，亲手去实验两个油阀的温度；为了写出桥吊司机工作的单调，她反复计算出了一天一个司机要做近万个重复动作的次数……这些还不算，对于辛梅而言，最难的是怎样从内敛的许振超口中和不善表达的工人口中挖出想要的素材。当时，许振超就像一张白纸，连青岛港自己的港报都没有宣传过许振超，更谈不上有什么相关资料。面对沉默的许振超，她的采访往往很难进行。于是，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她只有从“外围”入手，尽量多地掌握一手资料。那时，她只要听说谁是许振超的好朋友，就缠住人家不放，硬拉着人家讲讲老许的事；她还和许振超的妻子女儿成了好朋友，说起许振超的事，她们一块大笑，一块流泪；一个人和十几个工人座谈，一谈就是大半天；晚上十一二点还“泡”在码头上……就这样，在写完最初的几篇通讯之后，辛梅的采访笔记就有了一尺多厚。而每次写作，她都要从上百个事例和细节中选取最为合适的素材。因为她知道，典型人物容易留给大家“似曾相识”的印象，就是因为记者在对典型人物宣传时容易“为了宣传而写作”、“为了宣传而拔高”。同时，青岛日报从最开始就给这次宣传定了基调：让典型人物可亲、可敬、可信、可学。辛梅也回忆到，“我的目的是要写一个本色的许振超，既要写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许振超，又要写出一个唯一的许振超。”推广典型 追求动态效果从去年4月第一篇通讯见报到现在，青岛日报关于先进典型许振超的报道从没停止过。青岛日报在这次典型报道中突出表现出“不搞一阵风”的报道特点。2003年，青岛日报共发表文章十余篇对许振超的先进事迹进行了跟踪报道，其中包括《一个人和他的团队》、《告诉你一个生动的许振超》等6篇主打通讯。进入2004年，青岛日报仍然对其进行跟踪采访，写出长达1．3万字的通讯《许振超和他的振超效率》，并打破常规，用2/3个一版转1/2个6版的形式进行了一次性刊发。这对于报社而言，是个“破天荒”的举动。最近，许振超已经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先进典型，辛梅又采写了《还是那个许振超》、《不是那个许振超》等一批新的报道，当然，还是用事实说话，写平常事，反映许振超在北京做完事迹报告会后的变化。总之，“典型是动态的。一个成功的报道也应该是动态的，让报道与典型共同成长，这就是我们的追求。”青岛日报的记者们如是说。
如果是应试需要的话看一下丁柏铨主编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和人大版的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另外南方周末、南风窗、三联生活周刊也是经典。如果是工作需要的话还是研究一下感兴趣的媒体，尤其是你将要涉及的那个口子的常用报道模式。不知道你是哪种工作性质，每个口子的稿子都有自己固定的模式，其实熟练了之后就是套。
阿真是谁???
现任青岛画报总编辑是王基德。青岛画报编辑部是青岛日报社下属的处级单位，历任总编辑是张秉山、郑建华、龙思训、王基德。
笔名阿真，原名王洪荣，女，山东荣成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毕业于曲阜师大中文系。历任济南市文联《泉城文艺》小说编辑，山东省作协《山东文学》《时代文学》杂志小说组组长，《青岛日报》文艺部主任编辑。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女大学生》《鬼屋》《雾中丽人》等；小说集《伤心的海湾》《无色的虹》等；小说《我爱你，孩子》被介绍到国外；短篇小说《我看见了大海》被改编为电视剧，并获得中央电视台星光奖；短篇小说《伞》获1981年山东省大学生优秀作品奖，《唉，青林岗》获1982年《泉城文艺》奖，《沙冢》获1989年山东省泰山文艺奖，中篇小说《无色的虹》获1990年《时代文学》优秀小说奖所著中短篇小说多次受到媒体评介并转裁。近年来，作者致力于悬念小说和推理小说创作。希望对你有用，希望采纳！
《青岛日报》 是中共青岛市委机关报。1949年12月1日，中共青岛市委作出了关于出版《青岛日报》的决定。12月5日, 驻青岛的胶东区党委奉命迁回莱阳城,《胶东日报》同年12月9日停止在青岛出版而迁回莱阳城。在《胶东日报》迁回之前,中共青岛市委即着手组建青岛日报社。由胶东日报社、新华社胶东分社留下一部分干部、工人,，又陆续从新徐日报社、渤海日报社调来部分干部，并吸收旧报社的部分人员，建成了青岛日报社。当时新华社青岛分社设在青岛日报社,，对内是一个编委会。报社组建时共有干部68名(中共党员55名)，工人50多名。报社实行社长制，设社委会和编委会。吴建任社长兼新华社青岛分社社长,，兼编委会书记，沙洪任副社长兼第一总编辑，兼编委会副书记，于梦尤任第二总编辑。 1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市军管会批示：准予中共青岛市委机关报《青岛日报》在本市出版。12月10日，青岛日报》正式创刊。《青岛日报》创刊号刊有《中共青岛市委关于出版〈青岛日报〉的决定》。《青岛日报》从创刊到1961年2月10日，都是对开四版大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纸张紧张，于同年2月11日改为四开四版小报，直至1982年1月1日恢复对开四版大报。《青岛日报》创刊时为铅印，1990年6月1日改为胶印后，创刊初期使用的旧设备，全部更新。《青岛日报》创刊初期日发行量600份左右，1986年增加到11万份，并于1989年1月开始自办发行。青岛日报社在太平路33号，印刷厂始在中山路6号，1966年6月迁肥城路2号，1988年4月迁太平路33号。
《群力报》1945年2月7日创刊，停刊于1949年11月底。出过旬刊、5日刊、3日刊、日刊，共出刊518期。《群力报》，初创时为8开4版，1948年9月起改为4开4版，最高发行量为5．56万份。创办人为胶东区各救会主任张修己，总编辑为赵铎，继任总编辑有蒋守全（女）、陈晓东、于梦尤。该报初创时为胶东区各界人民抗日救国总会的机关报，1948年1月改为中共胶东区委员会机关报。1949年月，该报迁入青岛出版。青岛市由胶东区辖市改为省辖市后，该报并入《胶东日报》，于1949年12月1日迁至莱阳城出版。《群力报》是一张通俗化的农民报纸：一、文字口语化，读起来上口，群众能听懂。二、稿件短，标题生动。每版发稿十几篇，每篇大都二三百字。三、副刊活跃，既贯串政治教育，也实施文化教育。副刊的漫画多、歌曲多，图文并茂。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时，一幅《小被三尺长》的漫画，形象地揭示出蒋介石兵力不足，必吃败仗的道理，传遍了整个胶东。
辽宁日报社《半岛晨报》编辑部是1998-03-06在辽宁省注册成立的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注册地址位于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春路360号。辽宁日报社《半岛晨报》编辑部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210203E476913816，企业法人程海，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辽宁日报社《半岛晨报》编辑部的经营范围是：主营：《半岛晨报》出版、发行；兼营：利用《半岛晨报》承揽发布国内外报纸广告，代理国内报纸广告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在辽宁省，相近经营范围的公司总注册资本为710万元，主要资本集中在 100-1000万 规模的企业中，共4家。本省范围内，当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属于优秀。通过百度企业信用查看辽宁日报社《半岛晨报》编辑部更多信息和资讯。
都说他的家庭很不一般，有退伍下来的军人，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现在拍过很多电视剧，也参加过综艺，都是不温不火的样子。
袁振英（1894-1979），曾用名震瀛、震英，广东东莞人，先祖袁崇焕。1915年毕业于香港黄仁书院。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19年在菲律宾当教员，并组织全菲律宾华侨工党，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1920年2月回到香港，任香港《晨报》兼广州《新民国报》编辑。其间为声援广东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斗争，参加了“广东游东记者团”，赴日本、朝鲜等地进行宣传活动。1920年8月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月22日，与俞秀松、施存统等八人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1日应陈独秀邀请参与编辑《新青年》，担任“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另外还参与共产党纲领草案的讨论，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教英文。同年底，随陈独秀到广州，任陈独秀和吴廷康的粤语翻译。1921年1月，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今广州广雅中学）校长，力排众议倡导并实行中学男女同校。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该组织成员之一。《新青年》迁至广州后，继续负责该刊“俄罗斯研究”的编辑和撰稿。以“震瀛”为笔名，撰写、翻译了大量文章、译作，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就发表了译作24篇。1921年8月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从此离开了党组织。1924年9月回国后，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曾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武汉中央军校、暨南大学、山东大学、勷勤大学、香港华南汽车工程学校、广东大学、江南汽车工程学校、崇焕中学等学校任职。著有《易卜生社会哲学》、《性的危机》、《近代婚姻与家庭的改造》等著作。1928年初，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广东当局监禁一年多。建国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在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广东省文史馆工作。1979年1月去世。袁振英家乡广东省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对袁振英的研究非常热心。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同志、南京三江学院院长助理郭彬同志、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继锋同志广泛搜集资料，做了很多考证、研究工作，费了很多心血，终于写出了《袁振英传》一书，大致上描述了袁振英一生的经历。由于迄今对袁振英的研究还是空白，没有现成的成果可以利用，所有的材料都要四处去采访、寻找、挖掘，所以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本书的轮廓当然也就显得比较粗疏。但作者们所做的工作毕竟填补了袁振英研究的空白，让我们对袁振英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特别是一大历史的研究。因此，该书的价值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我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分管全国地方党史工作和人物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对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几位作者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祝贺和感谢。希望继续努力，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加强对袁振英生平的研究，还可以加强对他的思想与中共早期思想理论关系的研究，加强对袁振英与其他著名历史人物关系的研究，加强对与袁振英有关的一些党史问题的研究。只要坚持不懈，一定会取得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以袁振英为例，我希望，全国党史部门在继续深化对党史和近现代史主要脉络、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拓展视野，进一步开展和加强对像袁振英这样特殊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我相信，通过这样的研究，一定会发掘出很多很有价值的新材料、新内容、新认识、新天地来。主义者袁振英是一个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颇为特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一生的思想，都矛盾地徘徊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1921年3月，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分道扬镳，袁振英并没有在这个大转变中离开共产党。对此，袁振英作了解释：我和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了共产党小组，又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专栏担任了主编一职，“这就拯救我于无政府主义的泥坑了”。袁振英后来解释，他离开共产党的原因主要是对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不满。1920年7月到1921年8月，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广东，袁振英都与陈独秀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既有师生之渊源，又是社会主义的同志，也是工作上的伙伴，甚至共居一室，朝夕相处。那时袁振英被陈独秀倚为左右手，在广州时，社会上的一些人也视袁振英是“陈独秀的高足”。去法国留学前，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并没有明显的爆发。但在1921年3月以后，他们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到广东以后，袁振英除了做翻译，并没有在党务方面有过明显活跃的表现，他承认：“我自从做了‘省一中’校长以后，因为事忙，便与他完全脱离关系。”不再追随陈独秀，袁振英始终没有后悔，并自傲地说：“我自己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先知之明，不跟陈独秀走，如果跟着他走，那么解放后就得像李季、刘仁静一样，在《人民日报》上一同登悔过书了！”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主要有三点：第一，认为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理论所知不多，不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有事实依据的，陈独秀是在与魏金斯基相处的日子里才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而无政府主义从学理上归属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袁振英从1912年就皈依无政府主义，研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他由于熟悉英文，可以直接看到西方的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对社会主义概念的了解是陈独秀当时无法赶上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之时，有不少理论问题尚未弄清楚，也没有制订正式的党纲。有人提出应该尽快将党纲和政纲搞起来。对此，陈独秀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第二，认为陈独秀私德不俭，品德低下。袁振英回忆：在北京大学时，已经听说陈独秀是个不道德主义者，据同学云：“常见陈独秀往打茶围”，所以蔡校长便要求陈氏参加了最低的一级，即“不嫖”、“不赌”、“不饮”、“不吹”等。我在这个时候便开始觉得陈独秀是一个不道德主义者了。还有一点，就是我后来又发现陈独秀另恋小姨，把妻子置诸脑后，所以弄到儿子延年、乔年等衣食无着，更无法读书，迫得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这又使我觉得陈独秀是一个忍心害理的人”。袁振英认为这些虽然都属于私德，但也是不道德的。第三，认为陈独秀贪财。袁振英说：‘北大’时，……我译了俄国女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Emma goldman)的《结婚与恋爱》(此文是提倡自由恋爱的)一文，登在《新青年》杂志；胡适编辑《新青年》的‘易卜生(挪威著名戏剧家)专号’，又要我作《易卜生传》(平生和著述)。当时《新青年》杂志是由上海群益书局出版，稿费是由该局发给的。但陈独秀把稿费据为己有，不发给我们(解放前伪省府委员兼省立法商学院院长黄文山的稿费也是一样)。这又可以见得陈独秀的为人了。凡是利己损人的人，结果一定众叛亲离，身败名裂，一败涂地，不可挽救，可哀也矣。”在上海活动期间，袁振英发现陈独秀在经济方面作风依旧。多年以后，袁振英仍然愤愤不平地说：“我的薪水只支回一百兀稿费，其他一切任务都是义务的，可是陈独秀还要扣除我每月廿五元膳宿费(一半是宿费)。其实机关的房钱已经由公家付给，陈独秀的扣除谅又是入了私囊。因为陈氏又爱上了小姨，费用越发多了。当时又生了一子一女。他在‘北大’时，已经剥削了我们的稿费，这回的行为也是意中事，不是诬告的。”袁振英因此不愿追随这样的领袖，“我的确知道陈独秀不能做共产党的领袖，也不能做我的领袖，所以我存‘民十’(1921)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便退出了共产党。”他后来甚至说过一句非常过激的话：“老实说，如果我有此权力，我一定杀陈独秀，以免他误党误国。”北大第一怪人1915年9月，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举行，由当时的代理校长、工科学长胡仁原主持。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后，作为英文门教授的辜鸿铭便首先站起来发言了。这是袁振英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发现这位教授“背后拖着小辫子，身上穿了‘乾嘉道’（指清代的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时代）间长袍马褂，头上又戴着陈旧的破帽，脚上又穿着布靴。统统是肮脏的、龙钟的状态。委实令人讨厌和可笑”！与袁振英同时入学的哲学门学生冯友兰也看见辜鸿铭宽袍大袖地端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作为新生一起聆听了他别开生面的即席演说。据冯友兰回忆说，当时辜鸿铭的演说并不带稿子，也没有什么章法，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完全是即兴式的。那次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是骂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上的新鲜事。辜鸿铭语带嘲讽地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饭碗。但是，一定要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饭碗，可跟咱们普通人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实在是大得很哩!那里不仅可能装洋楼，装汽车，还可以装姨太太。”说着，突然又变了一个话题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简直变得越来越不像样子了，真可谓怪事多多。但看啦，现在的人写文章，不但句子不通，就连所用的名词都不通。譬如，就说今天很流行的‘改良’这个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而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这位辜鸿铭被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认为是北京大学第一怪人，他是“英文门”最知名的教授，也正是袁振英的英文教师，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是1917年蔡元培主长北京大学之后才聘任他的。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据现有资料来看，至少在1915年，辜鸿铭便已经是英文门教授。至于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后对辜鸿铭所做的，只是继续续聘而已。共和之后，还留着发辫，这是前清遗老的标志，象征着政治上忠于已经退居紫禁城一隅的大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欧美人知道辜鸿铭，是因为读了他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经典著作。在他们看来，辜鸿铭的独特发辫不止带有政治效忠的色彩，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化身。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百般维护与他英文水准的出类拔萃，这两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便成了令人倍感兴趣而又深为困惑的谜。就像辜鸿铭的北大一位同事所说的,“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美国学者艾恺，在他直接用汉语写作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曾这样评价辜鸿铭：一战之后，“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但国共两党相继执政以后，长期按意识形态与政治标准评判人物，辜鸿铭遂长期被定位成最顽固冬烘的历史人物，而其真实的一面已不为人所知，作为学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的片段回忆让我们窥见这位“辫子教授”更鲜活的真面目。课堂内外：“辫子教授”印象袁振英可以轻松地接近这个看似冬烘的怪物老师。他回忆说：“我在北大，由民国四年至民七到了毕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同他见面。”辜鸿铭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和一般人并不亲近，但与袁振英等几个学生倒来往密切。他曾把自己的许多著作印给学生们。其中代表作便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名为《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书封面的四个字是当过大清王朝外务部大臣的梁敦彦题写的，梁敦彦常在辜鸿铭生活困难的时候资助他。袁振英说这书，“那时定价五元，常存[在]北京外国饭店出售”。袁振英将这本有辜鸿铭签名的书珍藏了许多年，最后却在战乱中遗失了。除了校园里、课堂上的接触，袁振英等还登堂入室，到辜鸿铭在东椿胡同的寓所做客。袁振英回忆说：“他常常请我们到他家里谈天，他的女儿也常常同我们的同学跳舞和打台球。因为他说跳舞是西洋一种很要紧的礼仪，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进退左右的礼仪一般。”也许看到袁振英是广东人，辜鸿铭在交谈中，对近代领风气之先的广东人赞誉有加，“说只有广东人才遗留了中国民族的真性情——节气，刚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当时这一席话听得从小就崇拜袁崇焕、英雄主义情结浓厚的袁振英眉飞色舞。两人聊到兴头上，辜鸿铭甚至常用起粤语骂人的粗话——“丢那妈”。课堂上的辜鸿铭也让袁振英着迷。这位老师常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念着“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等句子。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摇头晃脑地合唱。毕业近二十年的时候，袁振英还回忆道：“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1917年，新派的胡适也到英文门任教，风头盖过了辜鸿铭，但在袁振英所在的班上，辜鸿铭称“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这个印象也得到袁振英同班同学李季的验证。李季翻译出版过《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传》等影响重大的著作。1918年毕业后，胡适曾安排他在北大代英语课，但他对胡适却没有好感，后来更是不断写书批判胡适的思想与学术，却大赞辜鸿铭乃“全中国英文学巨擘”，“为人极严正、刚直、廉洁，不独擅长外国文学，并精研西洋的历史，素为世界有名的学者所推重”。李季对此特别记述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李季认为北大几年间，自己与辜鸿铭“关系最深，得益也最大”。频繁的接触中，袁振英发现辜鸿铭的记忆力特强，在少年时代所学得的诗歌，终身还不忘。袁振英便问其缘由，辜鸿铭就告诉他说：“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这玄而又玄的解释让当时的袁振英听得一头雾水。辫子教授精通国内多种方言与多国语言，特有的语言天才也是最让学生佩服的。袁振英满怀景仰地赞叹道：“他说得很好的广东话、福建话、上海话、北京话，……他又精通英德法各国文言；希腊、拉丁等死语，也可同他人谈话。(当时有一教拉丁文的德国教授，也常常同他说拉丁语)听说他总共懂得九国文字，不过他的著作还有许多译本寄给他，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国文字；又听说他讨了—个日本姨太太，他的日本话也很好！”辜鸿铭的记忆力及语言天分和他的成长环境有极大的关系。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他的父亲辜紫云是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生为混血儿，辜鸿铭自幼就表现出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辜鸿铭虽然热爱并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但他汉语基础并不过硬，这点倒是和在香港求学较久的袁振英有同命相怜之处。袁振英和他们的同学都发现辜鸿铭的一个弱点，就是汉字写得并不纯熟，“辜先生本来不大懂汉文，与严几道一样，大家都是后来学的。不过他在黑板写的中文，常常漏去一撇或一划，很不好。”辜鸿铭的另外一个北大学生罗家伦在回忆中也同样提及这一点。所以，辜鸿铭的英译汉的成就远不如他的汉译英的作品有影响。袁振英举例说：“他平生很喜欢由汉译英，刚刚同他的同乡(闽人)严复和林纾相反。他只有《痴汉骑马歌》一本诗是由英译汉的。”“《痴汉骑马歌》英译汉，译为五言诗，很不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早已绝版了。”外表看似古板的辜鸿铭在不苟言笑的袁振英的眼里是个非常机智慧、风趣、诙谐、幽默的老头。袁振英称辜鸿铭“常常很喜欢说笑活，大概老人家的性情有些类似小孩子吧”。20世纪30年代，袁振英在提倡幽默文字的林语堂所办的杂志《人间世》曾经撰文纪念辜鸿铭，在署名“震瀛”的这篇文章中，袁振英给了辜鸿铭有趣的评价：“辜先生不但是幽默的老前辈，并且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辜鸿铭是公开赞成一夫多妻的，他一个最出名的比喻流传甚广：“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袁振英还列举了辜鸿铭所持的理由：“辜先生主张纳妾的理由，他以为男子到死还可以传种，女子到了四五十岁便失其效用了。并且各种冒险的事情多是男子担任，所以男子死得多，弄到女多男少。并且从生理学来讲，世界的统计，生一百个男孩子，就有—百零五个女孩子，所以女子一定多于男子。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定世界上有许多怨女！”有趣的是，辜鸿铭还身体力行，娶了不止一个老婆，可这位教授平生也最怕老婆。袁振英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证，“辜先生怎样怕老婆，现在举出一个例：北京多叫化子，有一次叫化子又来到门前,他照常例又给了钱，给他的太太便拿饭碗向他的头颅掷去,因为老太婆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如尼采一般”。辜鸿铭也并不隐瞒这些，和袁振英这帮学生谈到这些事的时候，便带着自嘲的口吻“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对辜鸿铭的机智，袁振英举出了许多例子：“—个人问他：‘为什么中国的方言那么多?’他反问：‘为什么欧洲的方言那么多？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实等于全欧洲！’”辜鸿铭的幽默并不只表露在日常生活中，也用来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他用特立独行的行为、戏剧化的效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脑后留着的那根细长的辫子。共和时代依旧拖着辫子，是辜鸿铭留给北京大学校园的古怪印象，他因此被看作顽固的冬烘先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留辫子、穿长袍马褂有段有趣的记载：“在亡清时代，辜氏是一个维新派，不过在宣统逊位的时候，他还是西装剪发，他便马上戴上了假辫子，穿回长衣马褂，叫黄包车夫拉着巡游北京城．结果给警察拉到警区去！这可以见得他的幽默，同时也见得他的反抗社会！”当翻译1920年7月到12月，为陈独秀充当翻译，要担当《新青年》一个新办栏目“俄罗斯研究”的主要编译者，要为《共产党月刊》与《劳动界》撰稿，还要为《上海俄文生活报》提供英文译稿，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担任外国语学社的英语教师。此外，他还曾远往武汉争取另外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恽代英加入共产党组织。1920年底，陈独秀与袁振英从上海来到了广州。他们当时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袁振英对这次回广州，最初的态度并不积极，当时，他正把精力专注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的编辑和文章的译述上。对两人南下的原委，袁振英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民九’（1920）粤军入粤，赶走了莫荣新（桂系）。孙中山先生要我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广雅）校长。我因为上海的工作重要，不肯回来。后来陈炯明又要陈独秀来粤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俄国的同志也要来粤，想解决‘联孙’和‘联陈’的问题。他们都不懂广州话，要我传话，所以便一齐来到广州。”显然袁振英回到广州是要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的校长，并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他的另外一个使命是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袁振英后来也成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广东省第一中学的管理上。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校长。1921年，袁振英在广东省第一中学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后来还有广州执信中学、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湖南岳云中学。继小学和大学后，女子在中等学校终于开始获得了与男子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去法国留学后去法国留学。1924年，袁振英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他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军校教官，与恽代英等共事。袁振英与拔英、擢英兄弟3人，均为留法学生，都曾任大学教授。建国后，袁振英是广东文史馆馆员，1979年去世。1894年7月生于东莞县温塘乡。1915年6月考入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1918年6月，在《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6号“易卜生专号”上发表著作《易卜生传》。1920年7月，在上海遇到陈独秀，帮陈独秀组建共产党组织。同年8月，参加中共发起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充当陈独秀和俄共(布)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的翻译，参与重建广州共产党活动，成为广州共产党组织成员之一。同年8月，公费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读书。1979年1月，因病去世。1952年12月，经周恩来总理的介绍，一个失业两年之久的人来到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一年后，此人被调往广东省文史馆做馆员。馆员的工作虽然清淡，但却是终身制的。从失业到终身都有工作，周总理的这次介绍使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人就是袁振英，袁崇焕的后代，东莞温塘人。周恩来为什么要给袁振英介绍工作?袁振英和周恩来是什么关系?在一份于1955年填写的《广东省文史馆工作人员登记表》中，袁振英写有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法国同学。袁振英的女儿袁昌淑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听我父亲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收到过一份通知，是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书，署名为周恩来。我父亲说他此前和周恩来并不认识。当时他由于很忙，后来就没有参加成立大会。”如果那时周恩来和袁振英并不相识，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要寄一份通知给袁振英呢?关于这一点，袁振英曾对女儿说，他留学前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可能周恩来看过他的文章后记住了他的名字，所以就给他寄了一份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主编“俄罗斯研究”专栏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袁振英究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什么文章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称，袁振英曾在香港读书，英文功底比较扎实，1915年秋天，袁振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学院，是该校唯一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译文和著作的学生，其才能得到陈独秀的赏识，这些都为袁振英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红色文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1920年7月，袁振英来到上海，陈独秀见到他，要求他“帮忙一切”，于是他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并为《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撰稿，担任《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的编辑。《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袁振英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袁振英在这个专栏发表译文24篇，占到这个专栏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二。当时每月袁振英只能拿到100元稿费作为工资，还要扣除膳宿费，生活比较清贫，但他坚持用笔杆宣传马列主义。事实上，《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共发起组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陈立平在《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用》一文中认为，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这个“树旗帜”的专栏上传播马列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换句话说，那时的袁振英，实际上在为中共发起组工作。那么，中共发起组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1958年9月5日，袁振英填写了一份干部登记表。在这张登记表里，袁振英清楚地写着“曾参加共产党小组民九”的字样。民九是指中华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根据史料的记载，袁振英于1920年8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历史表明，它并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全国各地以及国外中共党组织创立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根据陈立平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先后参加中共发起组的人总共16个，袁振英是其中一位，陈独秀是这个小组的书记。1920年冬天，广东省政府聘请陈独秀和袁振英到广东教育界任职，陈独秀借机在广州宣传社会主义和发展共产党组织。当时去广州的还有共产国际的魏金斯基，他和陈独秀一样，都不懂粤语。袁振英和陈独秀既是师生，又一起共过事，而且能讲粤语和英语，所以他就成了陈独秀和魏金斯基身边的传话人，充当他们的翻译。在广州，由于陈独秀和袁振英的这种密切关系，袁振英被当时许多人称为“陈独秀的手足”。自评一生有功无过然而，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两个月，袁振英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此后，他再也没有过组织生活，自动脱离了党组织。从里昂大学博士院毕业后，袁振英就回到国内，主要从事教学、编译和文史研究工作。袁昌淑女士回忆到:“解放后，我父亲失业了，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不得已于1952年给周总理写信。同年12月，我父亲被安排到广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53年调往广东省文史馆。”对于周恩来的帮助，在《袁振英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袁振英曾经说过，周恩来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才会介绍他工作。这些都归结于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和对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关怀，这也是对袁振英参与建党之功的一种补偿。”1979年1月，袁振英因病去世。在生前，他评价自己为“共产主义马前卒”，并说“我的一生对于人民是有功无过的”。
1978年，李晨出生在北京一个军人家庭。他9岁时，妈妈得了支气管囊肿，经常咳血。小李晨看在眼里，既心疼又害怕。有一次，妈妈旧病复发住进医院，因对药物过敏，一度出现了生命危险。在儿子的陪伴和鼓舞下，妈妈最终度过了危险期，身体一天天好转。两年后，11岁的李晨偶然被挑中出演电影《赖宁》和《焦作风景》，得到了1000多元的片酬。这顶他爸爸好几个月的工资了!李晨把这些钱交到老爸手里，爸爸转身就去了王府井，给儿子买了台价格不菲的游戏机。结果李晨却发现，常常是他在做作业，爸爸却拿着游戏机玩得欢!每逢此时，他就会跑到厨房让妈妈“评理”：“爸爸先是不给我买，等我用我自己的钱买了，他却比我玩得还疯，太不公平啦!”话音刚落，家里顿时笑声一片……然而，这份充满欢声笑语的幸福并没能维持太久。因为种种原因，父母在一年后离婚了，李晨被判给妈妈抚养。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之后，李晨心里的落差相当大，加上青春期到来，他变得顽劣不堪，甚至开始和一群小混混在一起打群架。妈妈因此非常自责，妈妈愧疚的泪水让李晨的心一直往下沉。因为疼惜妈妈，李晨与爸爸渐行渐远。在李晨的鼓动下，妈妈渐渐走出离异的阴影，随后也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15岁的李晨对速度和激情的追求有人让他进入摩托车专业队参与训练，但是由于太过危险，为了家人，李晨最终还是选择了演戏：“对我来说，赛车就像初恋，一直淡淡的留在心中，挥之不去，而演戏则像婚姻，一直伴随着我的青春和成长。”李晨出生在北京，不是富二代，具体到其父亲是做什么的，目前无从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