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注，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当代国际关系期刊
1、来稿要求论点明确、数据可靠、逻辑严密、文字精炼，每篇论文必须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单位所在地及邮政编码、摘要和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一般为导师）简介（包括姓名、性别、职称、出生年月、所获学位、目前主要从事的工作和研究方向），在文稿的首页地脚处注明论文属何项目、何基金（编号）资助，没有的不注明。2、论文摘要尽量写成报道性文摘，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4方面内容（100字左右），应具有独立性与自含性，关键词选择贴近文义的规范性单词或组合词（3～5个）。3、文稿篇幅（含图表）一般不超过5000字，一个版面2500字内。文中量和单位的使用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最新标准。外文字符必须分清大、小写，正、斜体，黑、白体，上下角标应区别明显。4、文中的图、表应有自明性。图片不超过2幅，图像要清晰，层次要分明。5、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采用顺序编码制，请按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所引文献必须是作者直接阅读参考过的、最主要的、公开出版文献。未公开发表的、且很有必要引用的，请采用脚注方式标明，参考文献不少于3条。6、来稿勿一稿多投。收到稿件之后，5个工作日内审稿，电子邮件回复作者。重点稿件将送同行专家审阅。如果10日内没有收到拟用稿通知（特别需要者可寄送纸质录用通知），则请与本部联系确认。7、来稿文责自负。所有作者应对稿件内容和署名无异议，稿件内容不得抄袭或重复发表。对来稿有权作技术性和文字性修改，杂志一个版面2500字，二个版面5000字左右。作者需要安排版面数，出刊日期，是否加急等情况，请在邮件投稿时作特别说明。8、请作者自留备份稿，本部不退稿。9、论文一经发表，赠送当期样刊1-2册，需快递的联系本部。10、请在文稿后面注明稿件联系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详细联系地址、电话（包括手机）、邮编等信息，以便联系有关事宜。
再看; 再检查; 审查; 观察; 复习; 回顾
PUBLICATIONS 英文 (In English)： Yang, X (forthcoming) Modelling ellipsis in EFL classroom In Yan Fang & Jonathan Webster (), Developing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ory and A London: E Yang, X A Reinterpretation of ‘Register’ Studies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4: 136- Yang, X A dynamic perspective in stylistic Essays in Stylistics (1): 324- Yang, X Modelling Text as Process: A Dynamic Approach to EFL Classroom D London & New York: C Yang, Xueyan (co-contributor) New Age Chinese-English D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 Yang, X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Punctuation Marks in E-C T Translation Quaterly, 25: 46- Yang, X On Meaning and P In Guozhang Xu (), ELT in China, 278-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 中文 (In Chinese)： 杨雪燕，2012，会话省略的功能研究，《中国外语》（5）：55－61。 杨雪燕，2012，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话语分析，《外语教学》（2）：31－36。 杨雪燕、解敏，2012，外语教师课堂提问的互动性分析，《当代外语研究》（3）：142－148。 杨雪燕，2012，浅谈外语教师的课堂互动能力，《北外英文学刊》（2011）：1－16。 杨雪燕，2011，“省略”再认识，载张绍杰（主编）《语言学研究新视野：理论与实践》，100－116。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杨雪燕，2010，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再认识，《中国外语》（6）：39－46。 杨雪燕，2010，系统功能语言学之路，载黄国文（主编）《系统功能语言学群言集》，191－198。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杨雪燕，2010，省略句在外语课堂对话中的衔接功能，《北外英文学刊》（2009）：9－16。 杨雪燕，2009，由语法体现的动态人际意义，《外语教学与研究》（4）：272－278。 杨雪燕，2009，外语课堂上交换的五种信息类型，《外语教学》（1）：58－62。 杨雪燕，2007，外语教师课堂提问策略的话语分析，《中国外语》（1）：50－56。 杨雪燕，2007，篇类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层次性，《外语教学》（1）：27－31。 杨雪燕，2006，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增刊）：18－21。 常竹亭、杨雪燕，2006，英文报刊中讣闻的文体特征，《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增刊）：70－75。 杨雪燕，2006，认识韩礼德的“语言建筑”，《语言学研究》（4）：58－68。 杨雪燕，2005，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与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增刊）：29－34。 杨雪燕，2004，国际政治新闻英语的文体特征，《外语研究》（3）：31－37。 杨雪燕，2003，“语篇”概念与翻译教学，《中国翻译》（5）：59－64。 杨雪燕，2003，外语教师课堂策略研究：状况与意义，《外语教学与研究》（1）：54－61。【获第一届中国英语教学优秀论文三等奖】 杨雪燕，2003，西方有关外语课堂过程研究综述，《外语教学》（1）：57－62。 杨雪燕，2003，外语课堂互动中的‘教’与‘学’，载杨福昌(主编)《学术前沿与学科发展——2002年外交学院科学周论文集》，371－38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杨雪燕、张娟，2003，美国大报上的中国形象，《外交学院学报》（1）：41－48。 杨雪燕，2002，外语教师课堂策略研究的必要性，载杨福昌(主编)《2001年外交学院科学周论文集》，367－37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杨雪燕，2001，社论英语的文体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5）：367－373。 杨雪燕，2001，英语泛指词的特点以及理解难点，《外语教学》（3）：19－23。 杨雪燕，2000，文体学与外语教学，《外交学院学报》（4）：79－85。 杨雪燕，1993，试论英语教学中的释义手段，《外交学院学报》（3）：65－69。 杨雪燕，1993，可变语言能力模式与监查模式的比较，《外语教学与研究》（1）：17－21。 杨雪燕，1991，话语分析与戏剧语言文体学，《外语教学与研究》（2）：17－22。 杨雪燕，1989，试论戏剧在语言文体学中的地位，《外国语》（1）：67－70。
徐树铮是北洋军阀中的皖系名将，他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将才，从小就被誉为“神童”，21岁投奔袁世凯，从此开始了传奇人生。徐树铮曾是段祺瑞的第一谋士，主张“武力统一”的方针，后来在西北筹边时，他以武力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将外蒙古成功航新纳入中央的版图中，这也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贡献。然而，因为徐树铮曾暗杀陆建章，陆建章是冯玉祥的舅父，冯玉祥对徐树铮恨之入骨，后命张之江暗杀了徐树铮，时年46岁。徐树铮一生中有过四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儿子夭折，只有长子徐审义和三子徐审交建康地活了下来。那么，徐树铮死后，徐审义和徐审交过得怎么样？首先说一下徐审义，他是徐树铮的长子，于1901年出生于安徽省萧县，从小便跟在徐树铮身边。徐树铮死后，徐审义悲痛欲绝，他想要为父亲报仇，却无能为力。后来，徐审义只能认命，徐树铮生前写过不少文章，很多都流落民间，徐审义便开始到处收集父亲的遗作，还制作了一个文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徐审义还是没能找到徐树铮写给沈定兰的一篇文章，这也是唯一一篇没有收录进徐树铮文集的文章。当时，也有人说是徐审义故意不收录这篇文章，因为沈定兰不是他的生母，他担心母亲看过之后会生气。建国之后，徐审义留在了大陆，后于1968年病逝于苏州，享年67岁。然后是徐审交，作为徐树铮的第三子，他的成就比哥哥徐审义要高上不少。与徐审义不一样，徐审交曾经进入过政坛，他曾担任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参事、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在国民党中有着一定的地位。后来，徐审交改名为徐道邻，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便是“借文”事件。话说在1934年，《外交评论》杂志上曾发表了一篇名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文章，此文一经刊登，就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热议。这篇文章的署名赫然就是“徐道邻”，一时之间，徐道邻也成为了名人。事实上，徐道邻并未写过这篇文章，写这篇文章的另有其人，有人说是蒋介石所写，目的是为了让日本不要轻举妄动。传言蒋介石鞋好文章之后，曾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但是又觉得不妥，于是便署名“徐道邻”发表，所谓“徐道邻”，乃是“徐徐的与邻邦道来”的意思。不过，让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内还真有人叫徐道邻，徐道邻也由此声名鹊起，可以说是火得莫名其妙。建国前夕，徐道邻跟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后来当过一段时间台湾大学教授。徐道邻厌恶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久后便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定居，后于1973年病逝于美国，享年57岁。
《注定一战》（(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 提取码：vrjb 书名：注定一战作者：(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译者：陈定定豆瓣评分：6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年份：2019-1-1页数：380内容简介：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美国长久以来拥有的全球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历史，对理解当下中美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修昔底德在书中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艾利森将此定义为“修昔底德陷阱”。 本书聚焦崛起中的中国对于美国及全球秩序的影响这一问题，对历史上16个崛起国与守成国进行全球竞争的案例和战争场景进行分析，指出中美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作者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结构性压力，在现今中国和美国都提出让各自的国家“再次伟大”的时代背景下，两国妥善处理在关键领域的利益分歧，可避免灾难性战争的发生。同时，作者在书中还为中美如何避免发生战争冲突提供了12个具有借鉴意义的方法。作者简介：格雷厄姆·艾利森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美国著名国际政治问题研究专家。他曾担任助理国防部长，并为从里根到奥巴马的每一位总统的国防部长提供咨询服务。 著有《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 《核恐怖主义：可预防的终极灾害》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等书。两次获得美国国防部公共服务特别奖章，这是非军事人员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译者：陈定定：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21世纪丝绸之路研究院副院长，著名社会智库海国图智研究院创始人兼院长，曾任国际研究学会（ISA）亚太区副会长（2014-2018年），现兼任德国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美国霍普金斯大学SAIS学院客座研究员，著名国际问题英文杂志《外交官》的专栏作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和国际公众舆论等。傅强：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访问学者（2010-2011年）；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安全话语分析和中美关系等，曾在《外交评论》 《国外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多篇论文，出版《巅峰过后：西奥多·罗斯福》 《大战略的政治经济学》等译著，曾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和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资助。
都是相对应的，大学教师发论文最低也要发国家级的，中国科教创新导刊，还有时代教育，有些杂志就不收中小学的文章。大学学后关键是评什么，学校要求发什么级别的期刊。
今日关注，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当代国际关系期刊
打所在的中国大使馆
政治，经济，文化
外交关系有多种形式，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可以分为大使级、公使级和代办级三种。 大使级外交关系最高级别的外交关系。大使，全称为“特命全权大使”，是最高一级的外交使节，享有比其他两个等级（公使、代办）的外交使节更高的礼遇，有权请求驻在国元首接见，与驻地国高级官员谈判。 公使，全称为“特命全权公使”。公使为外交使节的第二等级，但实质地位、职务以及所享受的外交特权与豁免与大使相同。有些国家在大使馆中设有公使，此类公使与特命全权公使不同，是使馆中仅次于大使一级的外交官司。 代办级外交关系是使馆馆长因故缺位时，由代办担任驻该国的最高代表。代办的担任者一般是作为首席官馆员的政务参赞。参赞作为外交官的一种，其外交地位仅次于大使、公使。有些国家的参赞还分为公使衔参赞、参赞、或一等参赞、二等参赞。
1972年， 尼克松总统访华， 这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20世纪70年代末， 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 抓住机遇， 促成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
应该就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 原著：宋鸿兵 《货币战争》第六章：（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 “他们会说IMF 非常傲慢。他们会说IMF 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IMF 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们会说IMF 的经济‘疗法’经常使问题更加恶化–使（经济发展）缓慢恶化为不景气，从不景气恶化为衰退。他们说的不错。我从1996 年到（2000 年）9 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IMF 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15]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和IMF 的2000 年年会前一周发表了这一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其实，开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而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萨摩斯对斯蒂格利茨厌倦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强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动用“赶走”(Removal)的极端形式来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于2001 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他对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评价和见解当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这些问题”正是这两家金融机构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阴谋论”的观点，同样的，在世界银行和IMF 工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工作人员，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方面的人员，也不认同他们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阴谋”。事实上，从操作层面（OperationLevel）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和严谨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每一种算法都有科学分析，每一个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说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阴谋”，那确实是冤枉了，换任何人用同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都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这正是高手设计的高明之处！细节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谋”出在政策层面（Policy Level）上。经典战例就是，波兰和前苏联的经济转型效果大相径庭。 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Anno Ruding)，一同炮制了“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 “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些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3 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 结果在波兰“振荡疗法”实施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和国际银行家在金钱上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在大笔金钱的“输血”下，波兰的“振荡疗法”大见成效。 等到“北极熊”被经济“大夫”们放上手术台上，一阵开膛破肚之后，美国的援助和国际银行家们原本答应好的金融“输血”，却嘎然而止，病人的下场可想而知。难怪萨克斯教授大呼“冤枉”，明明被波兰案例验证过的成功“手术”却出了意外，“北极熊”病人竟然一命呜呼了。 其实，波兰“振荡疗法”的成功原本就是一个套儿，这种“政策层面”上的阴谋，就不是萨克斯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层面”上所能理解的了。 在布雷顿体系设计之初，这两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为的是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国际银行家废除金本位的理想分为三大步骤来实现，罗斯福在1933 年废除了传统的金本位体系后，黄金与美元的直接兑换关系（GoldStandard）被黄金间接兑换（GoldExchangeStandard）所取代，完成了废除黄金的第一步。在国际流通市场中，外国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而布雷顿体系更进了一步，用美元兑换（DollarExchangeStandard）取代了黄金被黄金间接兑换，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只有外国中央银行才能拿美元兑换黄金，黄金进一步被挤出了货币流通领域，自此，废除黄金完成了第二步。 IMF 和世界银行都是由美国实际控制，IMF 是欧洲人坐头把交椅，为了防止局面失控，美国财政部设计了在诸多重大议题上，必须达到赞成票85％以上才能实施的条款，从而相当于赋予了美国财政部（17％投票权）一票否决权。而在世界银行，由于是美国财政部挑选行长，在完全掌握人事权的情况下，只有很少的情况下才设置85％赞成票的门槛，以便提高“效率”。这就是玩“政策设计”和仅局限于“操作流程”二者之间层次的落差。 布雷顿体系的总设计师凯恩斯还构思出一个更“精彩”的概念：“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来构筑未来的世界货币框架，“特别提款权”就是所谓的“纸黄金”，以弥补美国由于长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黄金实物短缺。这可是人类历史上一项空前的“发明”，人为地规定某种“纸币”永不“贬值”，等同于黄金，但永远不能兑换成黄金。这个概念在1969 年美国发生严重的黄金支付危机时被“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没能挽救美元与黄金兑换关系的国际承诺的崩溃。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后，“特别提款权”又被重新定义与“一篮子”货币汇率挂钩。至今，这一凯恩斯40年代就构想出来的“世界货币”也没能发挥太大用场。 当1971 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黄金与美元关系后，IMF 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使命其实就已经终结了，不过国际银行家很快就为它们找到了新的定位：“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银行和IMF 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了IMF 要求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签署多达111 项秘密条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国的核心资产：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信、石油、银行等；受援国必须采取具有极端破坏性的经济措施；在瑞士银行里为受援国的政治家开设银行账户，秘密支付数十亿美元作为回报。如果这些受援国政治家拒绝这些条件，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将休想借到紧急贷款。 ■■■■■这就是为什麽国际银行家最近对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贷款愤怒异常的原因，中国为这些走投无路的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 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在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睛瞪大了”，那将是数十亿美元的巨款！当1995 年历史上最大的贿赂发生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时，“美国财政部认为这好极了，因为我们需要叶利钦当选。我们不在乎这是否是一场腐败的选举。我们希望钱涌到叶利钦那里。” 斯蒂格利茨并非是一名阴谋论者，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当他看到由于空前的腐败造成俄罗斯经济产出几乎下降一半，全国陷入严重衰退时，作为经济学家，良知和正义感使他对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卑劣伎俩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从理论上讲，资本自由化意味着资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实际情况是，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在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IMF 伸手救援的条件包括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只会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 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半死不活的受灾国被IMF 拖到这步田地时，IMF 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1998 年印尼由于IMF 削减了食物和燃料的补贴，爆发了大规模暴动。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而这一切早就被国际银行家们掐算好了，用他们的术语，这叫做“社会动荡”（Social Unrest）。而这种“社会动荡”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资金像受惊的鸟儿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国际银行家的血盆大口。 当埃塞俄比亚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在危机中接受世界银行和IMF 的援助时，却被迫将这些援助款项存到她在美国财政部的账户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与此同时却不得不向国际银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来救济饥肠辘辘的人民。当新总统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动用世界银行和IMF 的援助款来救灾时，斯蒂格利茨却只能拒绝他的要求。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残酷考验，斯蒂格利茨显然不能承受这样的折磨。 第四副药：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斯蒂格利茨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IMF、世界银行和WTO 都是一个机构外的不同牌子而已。IMF对市场开放的苛刻条件甚至超过了官方的WTO。[16] 2004 年出版的《经济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则从实践者的角度为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加上了精彩的脚注。 该书的作者约翰伯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国际银行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不宣而战的秘密金融战争的始末。作为当事人，作者于60 年代末被美国最大的间谍机构NSA（国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经过一些列的测试之后，作者被认为是非常合适的“经济刺客”的人选。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国际知名的工程公司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派往世界各国，去进行“经济刺客”的工作，一旦作者计划败露，由于完全没有官方背景，当事国只能归罪于私人公司的贪婪。作者的工作就是游说发展中国家向世界银行大量举债，债务要远远高于实际需求，以确定债务必将出现无法偿还的情况。为了让当政者尝到甜头，数亿美元的金钱贿赂随时现金支付。当债务无法清偿时，世界银行和IMF 代表国际银行家去索要“所欠的鲜血淋漓的那一磅肉”，条件就是出让国家重要资产，供水系统、天然气、电力、交通、通讯等产业。 如果“经济刺客”的工作不见效，则派出中央情报局的“豺狗”（Jackal）去刺杀国家领导人，如果“豺狗”也失败了，最后就是动用军事机器发动战争。 1971 年，作者被派往印尼，成功地完成了“经济刺客”的任务，导致印尼严重负债。后来作者又前往沙特，亲自操盘了“石油美元回流美国”（Recycling of Petrodollar）的计划，为基辛格后来成功游说沙特,离间OPEC组织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作者又前往伊朗、巴拿马、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屡立奇功。当2001 年911 事件让作者痛楚地感觉到美国遭世人痛恨正是由于像他这样一批“经济刺客”的出色工作时，作者终于决心说出真相。纽约各大出版社竟无人敢出版他的自传，原因就是书中的内容太具有爆炸性。他写书的事很快在“圈子里”传开了，一家国际著名公司以高薪聘请他“坐冷板凳”，条件就是不要发表该书，这算是一种“合法”的贿赂。当2004 年，作者顶着风险和压力出版该书后，几乎一夜之间，该书就成为美国最畅销的小说。之所以选择小说形式，也是出于不得已，出版社担心如果以纪实体出现的话，难免招惹无妄之灾。[17] 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 我们最好自下而上地来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厦”，而不是相反。终结国家主权（的工作），可以用一点一点进行蚕食的办法，这会比老办法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18] 里查德加纳《外交事务》杂志，1974年4月1992 年7 月16 日，当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接受竞选总统提名后，发表了一番并无新意的有关团结、理想、人民和国家之类的高调。但是在演讲结尾，克林顿突然提到了他在乔治城大学读书时代的恩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对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影响相提并论[19]。克林顿在随后的总统生涯里反复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么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麽主张让克林顿如此刻骨铭心呢？ ■■■■原来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组织的权威，他认为这些秘密组织决定性地影响了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换句话说，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阴谋论”大师。 奎格雷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布鲁金斯智库、美国国防部、海军部任职，并与众多中央情报局的高官过从甚密。作为“圈内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触最高机密的文献和秘密档案，他对英美极少数统治精英对全世界命运安排的“理想”并不反感，只是对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持有保留态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涩深奥，所以并没有遭到“主流”学者的围剿，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长达20 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触过大量绝密文献，美国史学界没有第二个人有机会重复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鲜有挑战者，只要他的学说不危及同时代的当权者，精英圈子也没有必要动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美国外交协会（CFR），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显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纵世界局势的核心组织。拥有3600 名会员的外交协会相当于美国的“中央党校”，加入该协会就等于迈进美国政界的大门，成为未来世界政策的制定者。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加上了欧洲的精英分子，而拥有325 名会员的三边委员会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的精英分子。美国外交协会的重量极成员往往也是其它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中的精英们包括叱诧世界风云的重量级人物：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JP 摩根国际委员会的戴维·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英国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总统政府内任美国国防部长后来又任世界银行总裁的麦克纳马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前总统（和欧洲宪法的主要制订者）德斯坦、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有就是一代宗师凯恩斯。国际银行家正是这些组织幕后的大老板，罗斯切尔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届彼尔德伯格会议。1962 年和1973 年在瑞典度假圣地萨尔特舍巴登的会议由沃伯格家族主办。 正在读大学的克林顿听了恩师的指点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头地，个人奋斗注定会失败，必须进入权力核心的圈子才能达到“好风凭借力，任我上青云”的境界。 果然，克林顿先后加入了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还是“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这是一个专门培养未来“世界政府”重要“干部”的培训班。克林顿在1989 年加入外交协会，1991年，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又出现在当年在德国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20]，要知道美国有众多的大州州长削尖脑门儿想要参加这个“超级精英聚会”，果然仅1年之后，名不见经传的偏远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竟然击败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当选总统，难怪克林顿对恩师的教诲念念不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 “如果那些年我们就向公众开放，我们就不可能为世界制定发展计划。不过，世界越来越复杂，并准备向世界政府迈进。由知识精英和世界银行家组成的超国家主权实体肯定好过过去数世纪实践的国家自决。”[21] 戴维·洛克菲勒1991 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名字取自荷兰一家旅馆，由荷兰的伯恩哈德亲王（Prince Bernhard）于1954 年一手创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版”，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媒体巨擎和著名学者所组成。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由罗斯切尔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捡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同时又是美国外交协会、朝圣协会（Pilgrims Society）、圆桌协会（Round Table）、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联合机构的策源地，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22] 该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神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总部设在荷兰西部的莱顿市（Leiden），甚至还有电话号码。 但没有网站。少数独立侦探，如英国的东尼·戈斯林（Tony Gosling）或美国的詹姆斯·塔克（James Tucker）要费尽心机才能获得有关彼尔德伯格会议位址和议程的消息,塔克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30 年。塔克出版了一本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书。历史学家皮埃尔·维勒马雷斯特（Pierrede Villemarest）和记者威廉·沃尔福（William Wolf）已经联合出版了《拒不让公众了解的事实和纪事》（Facts and Chronicles Denied to the Public），其中卷1 和卷2 讲述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秘密发展史。比利时社会学家吉尤因斯（Geoffrey Geuens）所著的一本书有一章也是专门讲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达维格农（Etienne Davignon）坚持说“这不是资本家操纵世界的阴谋”。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加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近30 年的蒂埃里·蒙布利亚尔（Thierryde Montbrial）说这只不过是个“俱乐部”而已。例如，彼尔德伯格2002 年会议的正式新闻稿说，“俱乐部的唯一活动是举行年会。会上不提出任何决议，也不进行投票，不发表任何政策声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个“灵活、非正式的小型国际论坛。与会者在论坛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增进彼此了解。” 英国经济学家威尔·赫顿（Will Hutton）说，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这个说法相当接近事实。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稍后会成为8 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 媒体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面前总是温顺得像沉默的羔羊。2005 年，《金融时报》以典型的手法抢先报道，对沸沸扬扬的阴谋论淡化处理。 ■■■■■事实上，任何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俱乐部的人都会被嘲笑成阴谋论者。英国议员或美国决策者等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 参考资料：_html~type=v5_one&label=rela_nextarticle 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吧~ 不过我没看完
应该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吧~ 不过我没看完
一个智囊机构，相当于古代的军师委员会。里面全是军师。
应该是日本官方智库刊物，不对外，而且有极强的右翼色彩。
关于“一带一路”的内涵“一带一路”的内涵深刻丰富，专家们从不同视角作了解读，普遍赞誉 “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理念。国内专家普遍认为，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特别是“一带一路”将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区域连接起来，有利于各区域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建立和健全亚洲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使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迈上新台阶。有专家表示，虽然目前“一带一路”主要内容仍在研究之中，但应优先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等方面达成共识。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陈玉荣等提出，“一带一路”应分阶段实施，近期目标重点是道路、能源管线、电信、港口等基础设施“共建”和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中期目标可在条件成熟国家和地区朝自由贸易区迈进，打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与中亚国家建立自贸区，将非洲东海岸和拉美地区环太平洋国家纳入合作机制；远期目标是建成覆盖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拉美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群，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国外智库和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高度关注，大多从中国崛起的角度解读其内涵。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帕拉西奥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古丝绸之路成为文明沟通桥梁的代名词，不冲突不对抗的独立外交政策是新丝绸之路的精华所在。开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萨利赫认为，“一带一路”构想与“中国梦”的理念相辅相成。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丝绸之路既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也是当代中国文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自信和复兴的有效方法，是大国崛起所依托的时代精神。他还提出，丝绸之路的核心是贸易，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是经济贸易。缅甸资深媒体人吴温丁认为，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提出了“一带一路”设想，这也是为了解决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问题。但是，也有部分国外学者质疑“一带一路”深层的地缘政治动机。俄罗斯学者、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卢贾宁认为，该构想试图重新划分太平洋到欧洲的经济版图，是遏制美国并将其赶到大西洋的有效武器，是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美元架构的起始平台。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副主编蒂耶齐刊文称，该构想是“珍珠链”在新的名义下继续发展壮大，使美国、印度等国家的战略家感到担忧。国内有专家认为，需要对“一带一路”的内涵作更加全面清晰的阐释。但是，也有专家认为，“一带一路”内涵博大精深，本身就是理论创新和探索，需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丰富深化，不宜过早限定其内涵边界。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操作思路——争取民心，夯实合作基础国内专家建议，要多渠道、多层次培养对华友好力量。利用援外资金和资源，加大官员培训、教育交流、文化交流、资助研究等保障力度，注重做人的工作，培养“知华派”、“友华派”。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侨务工作者还建议，要发挥好海外华人华侨的作用，采取亲情加经济的方式，涵养侨务资源，重点做新生代华人工作，使之成为促进经贸往来的“催化剂”，化解疑虑的“粘合剂”。对于海外华人的作用，国外专家的看法值得关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黄育川2014年4月25日刊于 《外交学者》网站的文章指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项挑战是，在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时候要争取更大范围的群体，而不光是依赖东南亚华人，这势必意味着所有重大行动或正式接触都必须在政府间共同利益的保护伞下进行，因为这把保护伞有助于打消顾虑。可以鼓励在企业或个人层面与海外华人展开非正式接触和私人接触。专家们还强调，“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各异，民族宗教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各国人民利益诉求不一，要针对千差万别的情况，做深入细致的舆论工作，争取民心。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成汉平等认为，当前我国在东南亚国家面临的舆论环境较差，与发展良好的经贸关系形成巨大的反差，其原因除领海主权争议外还有贸易不平衡、越南等国的小国心态和西方背景非政府组织的舆论操纵等多重因素。——人文先行，带动经济合作一是大力推进文化教育交流。国外专家普遍强调文化交流、青年交流、学者交流和民间交流的重要性。吉尔吉斯斯坦文化、信息和旅游部原部长苏尔丹拉耶夫认为，没有人文合作的发展，很难实现经济合作的进步，希望通过人文桥梁，促进丝绸之路国家间合作的复兴。德国专家建议与有关国家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共同挖掘历史文化遗产，加强文化认同感。同时建议借鉴波罗的海国家民间组织推动城市间人文交流，从而推动政府间合作的经验，从软性的外交中获得持续不断的政治动力，通过软实力外交，消除硬实力的顾虑。二是共同发展旅游业。中外专家一致认为，旅游业是促进经济合作和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产业。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认为旅游合作能让双方百姓更多了解对方国家，消除偏见和误解，同时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有力推动经贸发展。有旅行社负责人建议，旅游合作的深度开展，要以资源、客源、市场和利益共享为目标，积极推动市场相互开放，共同建立旅游便利化机制。三是多方合作，搭建交流合作的综合平台。希腊教育部原部长季亚曼托普鲁等提议设立“丝路文化之都”项目，每年由一个沿线国家组织文化活动，涵盖文化科技展览经济合作，并进行定期评估，用标准化方式推行，市场化运作，建立人文交流长效机制，淡化“文化输出”痕迹。欧洲一些国家，如希腊、西班牙等国都表示了主办这类交流活动的浓厚兴趣，可考虑与这些国家合作举办。——立足产业分工大布局，促进互联互通、贸易联通、货币流通一是对接对方需求，加强产业合作。许多专家建议通过产业合作帮助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以企业为载体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促进产业链对接整合，提高区域经济深度融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叶海林认为，中越可以继续推进农业贸易和农业生产领域合作，帮助越南发展临海型初级重工业，可通过成立中越产业对接投资促进机构的方式促进合作。青岛对外友协原会长赵雪芳建议借鉴青岛橡胶谷公司在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建立橡胶产业集群，搭建产业平台的成功做法，与东盟国家打好“橡胶牌”。二是建设产业园区，促进互联互通。许多专家指出，目前互联互通的主要问题是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联而不通、通而不畅。东南亚柬缅越等国港口基础设施滞后，通关便利化程度较低，通而不畅制约经贸往来。我国多家港口企业负责人建议，利用我国港口企业技术资金优势，“组团”投资港口建设并建设配套产业园，保证港口货源。郑永年也建议，我国与丝绸之路沿边沿岸国家开展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合作中，要与工业园区建设结合，这些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基础设施，更需要经济平台。这既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不会被其他国家视为战略上的威胁，可调动合作的积极性。三是提升便利化水平，促进贸易投资。专家们建议，政府应大力推动与 “一带一路”国家签署地区多边投资保护协定，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开放合作领域。为双、多边投资项目提供共同的法律保护和争议解决依据。提升通关效率，降低商品流通成本。加快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进程，创造更加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中国—东盟自贸区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表示，我国对东南亚国家投资虽不断增长，但累计投资仅300多亿美元，在该地区的国际投资力量中明显偏弱；而欧盟达2000亿美元，美国达1600亿美元，日本为1000多亿美元。今后如何根据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需求，保质保量完成投资目标，扭转我国在国际投资格局上的弱势，是经贸合作面临的重要挑战。——依托实体经济，带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研究员李建军等专家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我国有良好的经贸合作条件和合作基础，是人民币迈向区域化进而实现国际化的第一“实验田”。恰逢美欧金融危机引发东南亚对美元风险的警觉，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人民币“南下”正迎来窗口期。袁堂军等专家认为，人民币“南下”需依托实体经济，通过树立我国在亚洲产业分工中的枢纽地位，推动贸易结构平衡。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把握的几个策略——深化互信，妥善应对外界关切专家们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障碍和不确定因素主要是来自美国、俄罗斯和沿线有关国家的疑虑。减少疑虑、建立互信至关重要。可考虑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善用恰当话语体系，阐释倡议内涵。国内专家普遍认为，要突出“一带一路”和平、包容、共赢的发展理念；强调政治上相互信任尊重，经济上平等互利共赢；“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经济扩张”，也不是“中国一家独大”，更不是谋求海洋霸权，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和势力范围。郑永年认为，丝绸之路可以帮助确立中国和平崛起的话语权。他认为，国内有些研究和话语经常把经济活动战略化，用战略甚至是军事战略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对外经贸策略，用“西南战略大通道”、“桥头堡”、“西进”等概念，给地方政府或者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人为添上战略色彩，把本来可以成为软力量的东西转化成硬力量了。日本在二战中就曾用过类似话语，让亚洲国家非常敏感。印度对 “西南战略大通道”很警觉，担忧中国会损害印度国家利益。东盟国家对“桥头堡”也很警觉，认为这个概念包含过多的军事因素。俄罗斯则对中国的“西进”非常担忧。从历史看，丝绸之路的核心是经贸，其性质是和平的。他建议不要把丝绸之路的话语“战略化”。曾任驻哈萨克斯坦、古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大使的姚培生也表示，应强调中国不搞单边主义，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避免使用“西进”、“崛起”等带有单边色彩的概念引起外界疑虑。第二，兼容并蓄，对接现有区域合作机制。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俄罗斯是最具影响力的大国。目前，俄主导的机制有关税同盟、欧亚经济委员会、跨西伯利亚运输委员会等。中亚地区影响较大的合作机制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年启动的“综合研究丝绸之路——对话之路”项目；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以及“北南走廊”计划。欧盟前驻华大使安博指出，俄罗斯对前苏联国家持有“主权有限论”，会对中国的进入保持警惕。中国若强调在 “一带一路”中与俄罗斯合作共赢，应会得到俄的支持。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美国以及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主导的多、双边机制的竞争，加之南海领海主权争端，情况更为复杂。美国基辛格协会副会长雷默在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陆海丝绸之路专题研讨会”上建议，陆海丝绸之路构想应加强与现有地区机制的衔接，找到各机制的互通性，协调配合，相互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向阳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合作方式的多元化和合作对象的开放性两大特征。其兼容并蓄的优势，可以实现与现有区域机制的对接。第三，扩大与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多位专家建议，我国应与沿线各国当地企业、西方企业以及相关国际机构合作开发，通过构建多方利益共同体，减少外界阻力和疑虑，降低政治风险，提高合作的可持续性。如应善用多边金融机构，联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共同为大型项目提供融资。我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应采取开放式的合作模式，形成多边协作的金融平台。郑永年认为，丝绸之路的开放理念要体现在操作层面，首先要向合作国开放，让当地社会和老百姓分享发展成果；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让有能力的外国公司都能参与到这个大构想中来，共同把这个构想做好。——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模式的转变，创新合作模式，真正实现互利互惠。复旦大学教授赵华胜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传统模式是输出廉价消费品，获取能源矿产资源。这种模式的潜力接近用尽，也越来越不受欢迎。“一带一路”旨在打造我国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以推销廉价商品和获取矿产资源为目标的模式也与之相悖。以新模式取代旧模式并不是停止输出消费品和放弃开发海外矿产资源，而是通过增加新的内容，改变合作的形式和内涵。新型合作模式应以推动“一带一路”沿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为要义，这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共同利益的真正契合点。新型合作不仅符合对方国家的利益和需求，还将提升中国经济存在的形式，从以商品存在为主进入到实体经济，同时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形象，提高我国的政治地位。“一带一路”建设只有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诉求作出回应，才会为这些国家所真正接受。姚培生也认为，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过去一个时期，中国商人惯用的经商模式并非互利共赢，使这些国家对“丝绸之路”的根本目标保持警惕。哈萨克斯坦也已表示不愿仅作为中国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希望通过合作实现产业升级。越南对中越间公路建设一再拖延也有对其经济安全的担忧。——形成国内合力，突出企业主体作用国内专家普遍建议，要合理界定和发挥我国政府、企业及智库等非官方组织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合力。建议政府做好对外政策沟通协调，营造良好合作环境，对内强化统筹协调，如设立“一带一路”建设部际协调机制和有关省市参加的地区发展协调机制，内外结合，统筹兼顾，既发挥各部门各地区的积极性，又要避免“一哄而上”和恶性竞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认为，国内地方政府“一哄而上”和企业畏难观象并存。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更不积极，这就需要政府层面加大统筹和协调服务的力度。专家们提出，要树立企业贸易投资合作主体的地位，引导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降低一些国家的疑虑，但同时要引导企业按照市场规则守法诚信经营，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姚培生认为，过去十几年，我国企业在快速推进“走出去”过程中过于粗放，在一些国家留下负面印象。在吉尔吉斯斯坦，部分企业利用当地法律漏洞和混乱社会局势牟取暴利，抢占市场，频频发生与当地居民的纠纷，影响恶劣，对中国企业今后的进入带来困难。因此，在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政府和行业组织有效教育引导企业和员工树立良好企业和公民形象尤为重要。专家们建议，在企业境外投资过程中，要更多与社会组织合作。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阿明认为，东南亚很多国家的精英都受过西方教育，认可非政府组织，我国也可培育包括智库在内的此类组织，为企业提供投资评估咨询，尤其是如何权衡经济利益与社会公益，帮助树立良好的企业和国家形象。专家们也提出，目前，我国各类研究机构和高校在周边国家研究方面力量相对薄弱，急需增强有关研究力量，深化“一带一路”国家国别研究，与有关国家智库构建合作网络，加大援外培训、学术交流、政策研究、人才培养力度，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智力和人才支撑。
打个屁，等个10年可以局势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