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富、完备、连续和系统见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出土文献的鉴别、择善，我们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古代历史，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
我国古代文bai献典籍的保存和流传，即du单本的图书、零zhi散的著述，往往容易散失亡佚，而凡是dao编纂或汇刻为一部大书的，则比较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我国古代的许多文献是通过汇入、编入丛书和类书等途径保存下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史书、方志、笔记、别集、杂著、诗赋。文献出现于文字产生之后，当时，记言记事有的刻在龟甲兽骨上，有的刻在铜器上，也有的刻在石头上。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书籍中主要的胚胎形式，主要有“青铜书”和石头书。在纸出现之前。在纸出现之前，文献载体主要有简策、帛书、版牍。纸出现以后，出现了写本纸书与印本纸书。写本纸书的形态主要有三种：(1)卷轴式，东汉至唐通行。(2)经折装(也称梵夹装)，即把长卷正反折叠，使之成为方形的书本形式前后用硬纸保护。(3)旋风装，即把长卷折成经折装，再用纸把首末页相连，可以循环翻阅不致失散。印本纸书是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出现的一种全新质态的书籍形式。雕版印刷术对于书籍形态的更新说来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不但极大地提高了书籍的发行量，更主要地是极大提高了书籍形态的质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印本纸书形态始于唐代中后期，中经宋代的普及与完善，至明清时终于达到了我国古代书籍形态的最高水准。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没有固定说法，但可以确定并不是孔子
《尚书》是先秦诸子所作。《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传统《尚书》（又称《今文尚书》）由伏生传下来。传说为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西汉学者伏生口述的二十八篇《尚书》为今文《尚书》，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的另一部《尚书》，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以及伪《古文尚书》25篇。《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2018年11月，清华大学战国竹简研究成果发布，其中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扩展资料：一、内容《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目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9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较《今文尚书》多16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25篇）。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二、特点《尚书》 主要记录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书》的文字诘屈艰深，晦涩难懂，但它标志着史官记事散文的进步：第一，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声气口吻；第二，有些篇章注重语言的形象化以及语言表达的意趣；第三，有些篇章注重对场面的具体描写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尚书
我当代当中的很多的现代汉语研究生很有价值的我们把这些价值放到我们的古代文学当中去的话就能看出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集，它是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朱熹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尚书的保存和流传过程也颇为曲折。秦时焚书，尚书被烧毁。汉初原秦朝博士伏生传《尚书》29篇，因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故被称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末期，从孔子旧居的墙壁里发现了用蝌蚪文写成的《尚书》，被称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孔子后代孔安国整理流传，除却和今文相同的29篇，又多出16篇。据专家考证，“今文和古文既同是古文，而又均译成今文，它们的不同，不过是词句的略异，等于后世书籍的异本或别本。” 后来由于经历战乱，今文、古文《尚书》都散失了，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上《古文尚书》，其中有33篇与《今文尚书》大致相同，又多出25篇，从南宋一直到明清，很多学者都质疑梅氏尚书的真实性，最终经过阎若璩等人的考证，确定梅本所多出的25篇，为魏晋时期的伪作，被称为《伪古文尚书》。但是保存在伪孔本中的原已失散了的今文二十九篇，就成了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富、完备、连续和系统见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出土文献的鉴别、择善，我们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古代历史，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
没有固定说法，但可以确定并不是孔子
《尚书》是由谁编纂的呢？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编纂的。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礼、乐废，《诗》、《书》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面，还为《尚书》写了序。司马迁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因此，《尚书》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
《尚书》是先秦诸子所作。《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传统《尚书》（又称《今文尚书》）由伏生传下来。传说为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西汉学者伏生口述的二十八篇《尚书》为今文《尚书》，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的另一部《尚书》，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以及伪《古文尚书》25篇。《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2018年11月，清华大学战国竹简研究成果发布，其中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扩展资料：一、内容《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目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9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较《今文尚书》多16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25篇）。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二、特点《尚书》 主要记录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书》的文字诘屈艰深，晦涩难懂，但它标志着史官记事散文的进步：第一，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声气口吻；第二，有些篇章注重语言的形象化以及语言表达的意趣；第三，有些篇章注重对场面的具体描写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