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古文尚书研究现状的区别

清华简第三辑整理报告2013年1月4日清华大学举行“清华简”第三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的成果发布会。该报告收入失传两千多年，被古代文献称之为《说命》三篇的《傅说之命》三篇。由于内容和此前的《尚书》中《说命》篇完全不同，更加印证了《尚书》系后人伪作。2008年7月，清华大学接受校友捐赠，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总数约为2500枚。经专家鉴定，“清华简”的内容全部都是古书，其中有许多经、史一类的文献，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为了更好地保护、整理和研究这批竹简，清华大学专门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担任中心主任。“清华简”第一辑和第二辑整理报告分别已于2010年和2011年年底出版。在本辑公布的清华简中，《傅说之命》三篇非常值得关注，它就是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说命》三篇，记述的内容是商王武丁获得贤臣傅说，并让他努力辅佐自己治理国家等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篇简文的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完全不同，这种情况在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中已经出现，它再一次证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确系后人伪作。另外，两篇西周时期的佚诗也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其中作于西周初年的《周公之琴舞》为周公及周成王所作，是一组十分珍贵重要的乐诗，堪与备受学者重视的《大武》乐章相比，其内容与周公还政、成王嗣位有关。作于西周晚期的《芮良夫毖》反映了西周后期政治腐败、外患严重的严峻局面，对重新研究这段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集，它是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朱熹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尚书的保存和流传过程也颇为曲折。秦时焚书，尚书被烧毁。汉初原秦朝博士伏生传《尚书》29篇，因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故被称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末期，从孔子旧居的墙壁里发现了用蝌蚪文写成的《尚书》，被称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孔子后代孔安国整理流传，除却和今文相同的29篇，又多出16篇。据专家考证，“今文和古文既同是古文，而又均译成今文，它们的不同，不过是词句的略异，等于后世书籍的异本或别本。” 后来由于经历战乱，今文、古文《尚书》都散失了，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上《古文尚书》，其中有33篇与《今文尚书》大致相同，又多出25篇，从南宋一直到明清，很多学者都质疑梅氏尚书的真实性，最终经过阎若璩等人的考证，确定梅本所多出的25篇，为魏晋时期的伪作，被称为《伪古文尚书》。但是保存在伪孔本中的原已失散了的今文二十九篇，就成了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