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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道家思想的共同点(一)儒家道家思想的价值体现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儒家在进行礼乐文化的重建过程中,为铸造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老子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儒家和道家的共同追求 对大道的追求是儒家和道家的共同目标,儒家和道家都怀着天下为公的理想,都期待着建立一个保障人们健康全面发展的政治制度。 二、儒家道家思想的不同点 (一)儒家道家的代表人物及思想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论语》等。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道德经》等。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政治渺小艺术永恒,儒家讲究礼仪 尊孔孟之道,道家讲求修身养性,有朴素唯物主义。(二)儒家道家思想的政治效应 中国汉代以后的统治者所选择的是儒家,而不是老子的学说。汉武帝从汉初崇尚黄老之术转向独尊儒术,一定有其迫不得已的考虑。对他这种被现实政治的具体问题纠缠着的统治者来说,道家的理论与现实距离太大,而儒家理论与现实社会政治过程的差距较小,可操作性比较强。道德经的深刻博大反而阻碍了其推广应用,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时机成熟之后,等到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出现之后,它才能一展身手。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只能被束之高阁。在大道与现实差距很大而人们又无法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儒家学说作为一种不彻底的学说反而更加适用,它可以在不改变现有政治经济过程的情况下,追求人的精神解放,包括佛教也是如此,置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于不顾,一厢情愿地追求开悟。正是由于儒学与佛教在理论上没有深入到人性与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的有机联系,因而能够与私有制兼容,所以便能够被统治者接纳,被奉为国教,实际地发挥着引导人心的作用,维系着道统的延续。 (三)儒家道家的“有”“无”思想 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指出,绝对的逻辑起点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即不加任何规定性的纯有,然而当这个“有”纯而又纯,以至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时候,它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另一个逻辑环节——“无”。如果我们用这对范畴来理解中国文化,那么儒家的建构目标便是“有”,道家的解构目的则是“无”。同黑格尔观点相同的是,儒家的“有”在前,道家的“无”在后,二者的逻辑关系是不可易位的,否则,道家的解构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同黑格尔观点不同的是,儒家的“有”并不是由于缺乏规定性而自觉地转化为“无”的,相反的,它恰恰是由于过多的规定性而需要用“无”来加以消解,以实现一种历史性的回归。

《10 儒家代表与儒家经典【完结】》百度网盘免费下载链接: 提取码: xmvk 儒家和道家思想比较1、孔老比较:孔子孟子是儒家的宗师和代表,老子庄子是道家的宗师和代表。孔孟作为 儒家的圣贤,给后世树立了道德(在伦理意义上)大师的形象,具有完善的道德人格,以救世安民为己任,富于理想,谆谆教人,死而后已。老庄作为道家的至人,给后世树立了智慧大师(老子)和艺术大师(庄子)的形象,具有高度的悟性相思维能力,以宁静淡泊为操守,冷淡世情,向往自得,其于外物,顺乎自然而已。2、人性论比较:儒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看到了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性,道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生理与心理属性,觉察到虚伪而繁烦的宗法伦理对人性的桎梏相对个性的摧残,皆有所得,亦皆有所偏。3、人生论比较: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图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透外物面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一和谐宁静的社会,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之情为最高目标,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4、治国论比较:儒家强调有为,道家主张无为。【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道”是道家这一思想文化体系的最高范畴,为所有的道家学者所推崇。5、思想核心方面比较儒家讲求“三纲五常”,其思想的核心归纳为“重仁尚礼”,而道家则讲求“无为而治”,其思想的核心则为道法自然,儒家尚仁,强调仁者爱人,必须克己复礼,以对人的尊重和具备同情心作为“仁”之核心标准,而以对自己的克制和约束提高道德水平作为其达到标准之必须手段。‍儒家道家思想的共同点1、儒家道家思想的价值体现2、儒家和道家的共同追求3、对大道的追求是儒家和道家的共同目标,儒家和道家都怀着天下为公的理想,都期待着建立一个保障人们健康全面发展的政治制度。4、本质上:儒家思想主旨是仁义,舍生取义,以仁孝治国 道家思想主旨是自然和谐,道法自然,以无为治国。

儒家的核心就是一个字“仁”,他永远影响着一代代人,如果不是当初的批林批孔,现在任然是儒家为主导思想;不错,在现代社会,儒家文化确实不如从前,但是现在的国学热会使儒家重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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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城市四周全是山梁土峁。山上石多土薄,不宜耕作,农业人口远比不上黄土高原腹地稠密,更不要说和拥挤不堪的中部平原相比了。因为事农者甚微,加之此地又不缺乏燃料,这些山山峁峁竟然长起了茂密的柴草,甚至还有一些树木梢林,显得比黄土高原其它地方更有风光。每当入秋之时,有些山上红叶如火,花团锦簇般夺人眼目…… 山梁土峁间,由于地层深处挖掘过甚而形成空洞,地表时有下陷,令人触目惊心的大裂缝往往撕破了几架山梁,甚至大冒顶造成整座大山崩塌陷落,引起周围里氏三级左右的地震。大山以北一二百华里处就是黄河,它带着成千上万吨泥沙沉重地喘息着淌向东方…… 城市在这条狭长的山沟里只能摆下一条主街。那商店铺面,楼房街舍,就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街道,沿着铁路两侧,沿着那条平时流量不大的七水河,鳞次栉比,层层叠叠,密集如蜂房蚁巢,由南到北铺排了足有十华里长。 火车站位于城市中心。一幢长方形的候车室涂成黄色,在这座沾灰染黑的城市里显得富丽堂皇。除过南郊军民两用的飞机场,火车站不大的广场也许是市内最为开阔的地方了。 火车从这里向南,穿越绿色的中部平原,五六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省城。而向西,向东,向北,都有公路伸出,一直可以通往邻近几个省份。这个火车站每天上下午分别和省城对开两趟快慢客车,其余就全都是运煤车了。 从陇海铁路岔出来的这条支线,它的最后一节铁轨并没有在这个车站终止。这钢铁阶梯又在这里岔出两股,一路爬坡穿洞,沿途串起了东西两面二十多个矿区。 外地人提起铜城,都知道这是个出煤的地方,因此想象这城市大概到处都堆满了煤。其实,铜城边上只有一两个产量很小的煤矿,其余的大矿都在东西两面那些山沟里。 当你沿着铁路支线拐进这些山沟,便会知道那里有着多么庞大的世界。这些相距只有十来里路的煤矿,每个矿区都有上万名工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几乎都超过了一个山区县城的规模。密集的人口,密集的房屋,高耸的井架,隆隆的机声,喧嚣的声浪,简直使人难以置信这些小小的山沟山湾,怎么能承载了如此大的负荷?《穆斯林的葬礼》 作者:霍达一个穆斯林的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在政治、宗教的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展现了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充满矛盾的现实垂涎。作品清新流畅、质朴无华,以细腻的笔触探测人的心灵,读后荡气回肠,留下深沉的思索。《挪威的森林》 作者:村上春树一本风靡全亚洲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曾高居日本文学史上的“超级畅销书”。这当然要被算成是村上春树的代表作。许多人认识这位日本人就是从这本书开始。全书以回忆为线索,表达了青少年面对青春期的孤独困惑以及面对成长的无奈、无聊。村上通过年轻人在社会压力下无法摆脱的生存痛苦,第一次明明白白地强调了他在以后书中不断反复强调的主题:生命的悲哀与无力感。这是一部伤感,又有痛苦,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小说主人公渡边展开他同两个女孩间的爱情纠葛。渡边的第一个恋人直子原是他高中要好同学木月的女友,后来木月自杀了。一年后渡边同直子不期而遇并开始交往。此时的直子已变得娴静腼腆,美丽晶莹的眸子里不时掠过一丝难以捕捉的阴翳。两人只是日复一日地在落叶飘零的东京街头漫无目标地或前或后或并肩行走不止。直子20岁生日的晚上两人发生了性关系,不料第二天直子便不知去向。几个月后直子来信说她住进一家远在深山里的精神疗养院。渡边前去探望时发现直子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丰腴与娇美。晚间两人虽同处一室,但渡边约束了自己,分手前表示永远等待直子。返校不久,由于一次偶然相遇,渡边开始与低年级的绿子交往。绿子同内向的直子截然相反,“简直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这期间,渡边内心十分苦闷彷徨。一方面念念不忘直子缠绵的病情与柔情,一方面又难以抗拒绿子大胆的表白和迷人的活力。不久传来直子自杀的噩耗,渡边失魂魄地四处徒步旅行。最后,在直子同房病友玲子的鼓励下,开始摸索此后的人生。我本人认为,内容错综复杂,不仔细看,容易弄不明白《基督山伯爵》 作者:大仲马《基督山伯爵》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代表作。法老号大副唐泰斯受船长委托,为拿破仑党人送了一封信,遭到两个卑鄙小人和法官的陷害,被打入死牢。狱友法里亚神甫向他传授了各种知识,并在临终前把埋于基督山岛上的一批宝藏的秘密告诉了他。唐泰斯越狱后找到了宝藏,成为巨富。从此化名基督山伯爵,经过精心策划,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仇人。本书充满浪漫的传奇色彩,章章奇特新颖,引人入胜。故事性很强, 很耐读!《教父》 作者:马里奥·普佐这是是1969年美国出版的长篇小说,是美国出版史上的头号畅销书,曾连续70周排名畅销榜,37年销量达2000万册。早在七十年代初已拍成电影,发行世界各国,受到普遍欢迎,据小说改编的三部电影有两部获奥斯卡奖。《教父》的故事提供了某种根植于美国人心中的可怕的愉悦因素,使读者近距离观察到一个令人震颤的黑暗而暴力的非法阶层,献给读者一场凶险生活方式的飨宴。 黑帮故事的经典~!6《苏菲的世界》 作者:乔斯坦·贾德风靡全球、超级畅销的哲学奇书全世界最易读懂的哲学书一本关于哲学史的小说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之一1994年获"德国青少年文学奖"与"最优秀作品奖"《苏菲的世界》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名哲学导师向一个叫苏菲的女孩传授哲学知识的经过,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由前苏格拉底时代到萨特,以及亚里士多德、笛卡儿、黑格尔等人的思想都通过作者生动的笔触跃然纸上,并配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加以解释,引人入胜。评论家认为,对于那些从未读过哲学课程的人而言,此书是最为合适的入门书,而对于那些以往读过一些哲学而已忘得一干二净的人士,也可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麦田里的守望者》 作者: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塞林格唯一的一部长篇,虽然只有十几万字,它却在美国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1951年,这部小说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主人公的经历和思想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共鸣,受到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模仿主人公霍尔顿的装束打扮,讲“霍尔顿式”的语言,因为这部小说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反映了他们的理想、苦闷和愿望。经过30多年来时间的考验,证明它不愧为美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经典小说”之一。现在大多数中学和高等学校已把它列为必读的课外读物,正如有的评论家说的那样,它“几乎大大地影响了好几代美国青年”。《万历十五年》 作者:黄仁宇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本书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万历十五年》由黄仁宇先生于1976年在美国所著,在国内直到近些年才引起大众的注意。其实这一年大明王朝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但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元辅张居正已去世五年,海瑞在这一年也故去了,一代名将戚继光也在年底殁了,时年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了:始建宫室,布教令于部中,禁暴乱,戢盗窃,立法制……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美的历程》 作者:李泽厚《美的历程》从宏观鸟瞰角度对中国数千年的艺术、文学作了概括描述和美学把握。其中提出了诸如原始远古艺术的“龙飞凤舞”,殷周青铜器艺术的“狞厉的美”,先秦理性的“儒道互补”,楚辞、汉赋、汉画像石之“浪漫主义”,“人的觉醒”的魏晋风度,六朝、唐、宋佛像雕塑、宋之山水绘画以及诗、词、曲各具审美的三品类,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由浪漫而感伤而现实之变迁等等重要观念,多发前人之所未发,此书于一九八一年初版,多次再版理印达几十万册。已有英文、德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译本问世。这篇文章真的很好。《围城》 作者:钱钟书《围城》是中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作者钱钟书1910—,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就凭这部唯一的长篇小说,钱钟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小说大师级人物。本书自四十年代末出版以来,有多少人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深深长叹,为它久久思索。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冲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包围。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的快乐与哀愁。钱钟书的深入骨髓的洞见,通达超脱的生存智慧足以让读者品评再三。。《活着》 作者:余华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 在我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自来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分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那句老话: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作者:余华《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1995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故事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小说讲述了许三观靠着卖血渡过了人生的一个个难关,战胜了命运强加给他的惊涛骇浪,而当他老了,知道自己的血再也没有人要时,精神却崩溃了法国《读书》杂志在评论《许三观卖血记》时说道:这是一部精妙绝伦的小说,是朴实简洁和内涵意蕴深远的完美结合余华目前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爱情故事,从文学风格上说,这将是一部与《许三观卖血记》迥然不同的作品,这部小说将于明年初完成 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长度的迷恋,一条道路,一条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个绵延不绝的回忆,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一个人的一生这一切尤如盘起来的一捆绳子,被叙述慢慢拉出去,拉到了路的尽头 在这里,作者有时候会无所事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发现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音,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它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于是,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他努力这样去做,在叙述的时候,他试图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事实也是如此,当这本书完成之后,他发现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 书中的人物经常自己开口说话,有时候会让作者吓一跳,当那些恰如其分又十分美妙的话在虚构的嘴里脱口而出时,作者会突然自卑起来,心里暗想:"我可说不出这样的话"然而,当他成为一位真正的读者,当他阅读别人的作品时,他又时常暗自得意:"我也说过这样的话" 这似乎就是文学的乐趣,我们需要它的影响,来纠正我们的思想和态度有趣的是,当众多伟大的作品影响着一位作者时,他会发现自己虚构的人物也正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他 这本书其实是一首很长的民歌,它的节奏是回忆的速度,旋律温和地跳跃着,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作者在这里虚构的只是两个人的历史,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记忆 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写作和阅读其实都是在敲响回忆之门,或者说都是为了再活一次《牛虻》 作者:伏尼契牛虻:为信仰赴死如散步他,牛虻——一个为了自己的革命信仰,甘愿被命运折磨的人。他深爱过两个人——父亲蒙坦里尼和高洁的女人琼玛,但后来的他一生都没有再给机会让他们来爱他。他的内既是慷慨动人的革命书籍,又是高雅纯正的文学名著,本书充满深刻描写人情人性的艺术感染力。在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土地最宽的前苏联,《牛虻》拥有着无数的、几代人的崇拜者。 主人公牛虻,是上流社会的叛逆。年轻时经历过几番刻骨铭心的感情苦难。他曾因无知而铸成大错。他最热爱的姑娘,给予他惨痛的心灵伤害;他尊敬的生父,却是凶残的政敌!然而他义无反顾地追真理,抛弃了爱情与生命――为意大利的独立与自由。牛虻,成为青年人心中“坚强”的化身! 小说围绕牛虻,恋人琼玛以及性格复杂的蒙泰尼里主教展开,线条简明而又写得波澜起伏、惊心动魄,显示了作者激越的感情世界和浓厚的艺术功力。《呼啸山庄》 作者: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奇特的小说”,是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毕生的唯一力作。弃儿希刺克厉夫被“呼啸山庄”的主人恩萧收养,恩萧的女儿凯瑟琳与他从小友爱,产生了炽烈的爱情。而庄主的儿子辛德雷却仇恨他,老恩萧死后,把他降为奴仆,百般凌辱。凯瑟琳为了得到“画眉山庄”主人林顿的财产资助希刺克厉夫而嫁给了林顿。希刺克厉夫得知后愤然出走。几年后,希刺克厉夫致富归来,使辛德雷倾家荡产,并诱林顿之妹与他成婚,恣意虐待。凯瑟琳终因不能同希刺克厉夫结合而凄然病逝。《尘埃落定》 作者:阿来《尘埃落定》是青年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该小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四川阿坝地区,当地的藏族人民被十八家土族统治着,麦其土司便是其中之一。《尘埃落定》讲述的是康巴藏族的故事,这当然是一个很民族化的题材。因为作家的族别,他的生活经历,这个看似独特的题材的选择其实是一种必然,但小说并不囿不于民族题材,小说中涉及到的权力、英雄、宗教、信用、仇杀、爱情等话题都具有现代意义。这使《尘埃落定》在题材上不仅有特殊性,更具有普遍意义。《尘埃落定》写的是历史,但历史也是一种现实,而这种现实得到更为充分的表达,它的面貌会更加文阔,更加深远。同一种空间,也就是具有演绎多种故事的可能。关于这段历史,阿来说“史是写出了它的一种状态,或者说是我对它某一方面的理解。”《拿破仑全传》 作者:刘乐土1804年,在一个盛大无比的典礼中,拿破仑?波拿巴为自己加冕,成为法国的皇帝。他的法语带着浓厚的科西嘉口音,看起来好像不大适宜做法国的领导人。可是他却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 他是一个军事天才,铁蹄踏遍了整个欧洲大陆和埃及……1815年,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滑铁卢战役里使他一败涂地。拿破仑被放逐到南大西洋的一个英国的小岛上,6年之后与世长辞。 拿破仑还是一位既爱江山,也爱美人的大丈夫。其一生风流情债无数……他猎取美女芳心的招法,与他天才的军事才干一样出类拔萃…… 本书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公正、最生动、最细腻展示拿破仑军旅生涯和情感世界的著作!《破碎的四月》 作者:卡达莱乔戈的哥哥被仇家杀死,从那一刻起,乔戈的生活便离他而去。根据统治阿尔巴尼亚北部高原地区的卡努法典:如果一个人被杀死,他的家人必须为他报仇。乔戈无法摆脱宿命,三月十七日,他成功地射杀了那个凶手。在被死者家属追杀之前,他被允许了三十天的休战协定,于是他的四月破碎成了两部分:在四月十七日之前,是“白色”的,安全的;之后便是“黑色”白,亡命的。与乔戈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来自都市,对高原文化充满向往。新娘迪安娜对被死亡威胁着的乔戈一见钟情,与此同时,乔戈也想在四月转成黑色之前再次邂逅迪安娜。当人一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陷入一场追杀或者杀人的宿命中,生命只能如破碎的四月般短暂和仓煌。《破碎的四月》以简洁、诗一般的笔调讲述了一个人一个月的故事,却反映了一个民族几百年的固扰和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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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初传时的三教关系 三教关系,应以三教皆具而形成关系为标志,所以完整意义上的三教关系,理应从佛教初传开始算起。 佛教:佛教的传入,现在学界已大体确定为东汉初年(汉明帝永平年中)。在汉代佛教刚传入时,大家都看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这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道家思想密切相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理解佛教,便把它当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具体表现,则是把佛陀看作神仙,可以飞行变化,把佛教追求的最终境界“涅盘”,等同于老子的“无为”,而对“轮回”转生,则理解为灵魂不死。灵魂不死,这原本不是佛教的思想,可在当时,人们就是这样去理解轮回,认为只有灵魂不死,才有轮回转世。这反映了佛教初传时的真实状况,同时也牵涉到与儒家、道家、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融合与贯通,在佛教初传之时,这层关系已经表现了出来。 这还可从《弁子理惑论》中见其端倪,此文是现留存下来最早反映佛教在中士初传状况的一篇文章,作者回述自己从学习儒道而最终转而锐志于佛法,并遭到世人的种种责难,于是他根据自己对佛教的理解,一一作了回答。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则是儒家、道家、尤其是道教对佛教的不同看法,以及佛教对中土予其的不同评价所做出的回应。日本人撰写有关三教的书,都把《弁子理惑论》定为中国三教关系的开端。 儒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儒家对佛教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以攻击与排斥为主。这也可以看作是上千年三教关系中,正统儒家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哪怕是到宋明理学,正统的儒家对佛教的思想大加吸收,但在其表面上,居儒学中主导地位的,仍是对佛教的拒绝与排斥。当然,这也不排除另有一些儒家学者,因受佛教较深的影响,会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三教融合、三教一体的思想。但在儒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总是对佛教加以排斥与批评。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对佛教出家、修行方式的批评,因为这与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君孝亲的伦理精神相互违背,所以一开始就被儒家认为违理背德。佛教的出家人,作为方外之人,抛家舍亲,看上去即不忠又不孝。 在后来的发展中,儒家又与道家、道教站在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上来反对与排斥佛教。从《弁子理惑论》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相关的资料。儒家一向以华厦正统自居,自先秦始,儒学中就有所谓的华夷之辨,其中涉及中原文化与狄夷文化之间的关系。到佛教传入之后,这华夷之辨的问题就更加突显了出来。 道教:在佛教初传时期,道教对佛教的态度看起来并不明显,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较少。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形成,在学界,过去认为两者时间差不多,都大约在东汉末年。现在学界认为佛教的初传入可以提前到东汉初年,也有人认为道教的形成,若以《太平经》为标志,当形成于两汉之际。《太平经》中,包含有对“不孝父母,不娶妻无后、乞食”的批评。但这是否就是对佛教的批评?实难轻下定论。 从现有的资料上看,佛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宗教,而道教在初创阶段,是很需要向佛教学习借鉴的。至于外来的佛教,想在中华大地上生根,也有一种需要寻求同道的愿望。洪老师认为,尽管《老子化胡经》是佛道之争的产物,但它所利用的“老子化胡说”,其说初起时,却可能有调和佛道的意味。这一论点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佛道相争,至少得到佛道的发展都具有相当规模、并为其宗教利益不得不争时才可能发生,而它们初起时,是不太可能争得起来的。 儒佛关系:在儒家排斥佛教,而道教对佛教的态度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之后,对儒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根据现有的资料看,佛教对儒家则基本上是以调和与妥协为主,甚至采取积极迎合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贯穿着后来历史上儒佛关系的全过程。即便是后来宋明理学在学佛的时候同时又大力辟佛,佛教也还是基本上不改其对儒家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只有在某些时候,佛教势力壮大了,佛教内部有一些高僧,对儒家思想提出批评,甚至认为佛教的思想高于儒家。但这也只在隋唐五代佛教鼎盛的那一阵子,宋之后这种调子就很少了。更多强调的是各自有各自不同的领域,提倡大家一起共存互荣。 这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本根,是被统治者所确定的文化主体,也一直是中国封建文化所需要的,外来的佛教,当然要力图让自己与儒教相妥协;其二,从佛教角度而言,由于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佛教的思想并没有与儒学思想构成相互矛盾敌对之处,而且佛教也一直是种和平忍让的宗教。 调和妥协的方法和途径表现在很多地方。例如译经,佛教在译经时会把一些不符合儒家伦理的东西给去除掉,甚至有的地方还对经文做出相应的改变。另外,对那些来自于儒家对佛教服饰制度、出家制度的批评,佛教也从多方面做出了回应,比方说,佛教强调了自己所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所以,要从大的方面上看,而不要只在形式上过于苛求,所谓“苟有大德,不拘于小”。另外,佛教也强调了方外之人与世俗之人的区别,出家人为了求道而摆脱世俗,这本身对世俗就是一个榜样,不应再用世俗的伦理道德去苟求于他。关于“夷夏之辨”,在《弁子理惑论》及《弘明集》中可以看到,有一些回应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如:尧舜禹这些圣人,未必出自中原,而且也地域划分的相对性,所谓中原,所谓夷夏,本来都是相对的。 佛道关系:佛教对道教的态度,学术界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对道教有一个利用的过程,但也有对其某些主张的批判。利用者,则主要体现在其初传时,对一些东西未必分得很细,道教作为道术之一,而佛教自己也被世人理解为道术,佛教并不就把道教当作一个重要的批评对象。 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佛教传入以后,就开始有一种把道教与道家做出区分的趋向。老庄道家的哲学,其对无为境界的追求,其对逍遥境界的追求,可以用来格义比附于佛教,所以可引道家为同道。但同时又对道教所采取的某些主张加以批评,比如对道教一些特有的修炼方式,在《弁子理惑论》中可以看到,它不仅对道教的辟谷等等道术进行了批评,而且对所谓神仙不死之术加以否定。弁子说自己也读过道家诸经,修过道术,拜过师父,以求长生不死,结果拜的师父三个,各自号称700岁、500岁、300岁,拜了不到三年,他们全死掉了,所以这不可信,自己最后改学了佛法。 现在我们说《弁子理惑论》这本书的出现,可能在东汉末年,也可能在三国初年,这虽有争议,却至少表明,在东汉末年或是三国初年那一时期,佛教对道教的辟谷与长生之术就有了批评。当然这与佛教自身的理论有关,佛教讲诸法无常、因缘聚合、成住败灭,而道教徒偏要讲长生不死、与道合一。这一方面虽是理论上的探讨,却也牵涉到彼此修行方法的不同。 三教一致论: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弁子理惑论》中出现了最早的“三教一致”的观点。由此可见,三教一致论,最迟在三国初年已经被提出。根据现有的资料,最早的三教一致论出现在《弁子理惑论》中,可见是由佛教徒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提出来的。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同样是讲三教一致,它却可以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提出,也可以为了不同的目的。比如,这里最早由佛教徒提出的,他主要是为了与儒道缓和关系,希望佛教在中土得以立足。而后来,一些儒生也提出三教融合论与三教一致论,他们强调的,则是对佛家的东西要善加吸收,而不要简单排斥,在这过程中,他们更多的还是为了张显自己本家的学说和本家的学问。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都主张了三教一致和三教融合,就认为他们都是一样的。 关于三教一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比方说,他们都强调三教圣人没什么不同,成圣、成仙、成佛,根本上都是一致的。另外,三教在思想上、理论上也是可以会通的,他们在强调三教一致时,往往还会利用中国语言中“道”这个概念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可变性。所以儒家、佛教、道教他们往往会讲,佛道,是佛之道,道教,说的本来就是道,而儒道,则是孔孟儒家之道,他们都可以把思想在“道”这一基点上统一起来。这正好反映了“道”这个概念,本身容量很大。 最早提出的三教一致论,主要是强调其有利于社会教化,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并有利于封建宗法制的巩固和加强。这种三教合一的观念,后来在儒家、佛教、道教三家内部,就不断有人这样提出。这也为三教后来在隋唐时期的鼎足而立,奠定了思想的基础,并为后来不断有人提出完善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开启先河。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关系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三教各自的地位都比较巩固和壮大,所以三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就进一步激化,这构成了这一时期三教关系的突出特色。三教关系一再引起争论,所以关于三教关系的讨论,在当时就已经比较激烈了。三教一词并非现在才有,它在南朝时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三教之“教”,并不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代表宗教之“教”,其原初语义,实质所指的是一种教化、教义与教说,而三教,指的就是儒佛道三家。 儒佛道三教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这是三教关系全面展开的时期,也是三教争论全面展开、三教融合全面加深的时期。这个时期三教争论和融合的头绪也特别地多,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广,出现的论著也非常多。许多重大的事件,特别是帝王直接参与并组织的专门讨论三教关系的活动也特别之多。而且,在这一时期帝王的三教政策还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帝王的三教政策有很多的浮动、变化,这都跟当时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佛教:这个时期的佛教,通过与魏晋玄学的交融,而全面进入了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不仅跻身于中国哲学思想领域,而且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随之而来的,则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道两家的冲突也就不断地加深与激化。佛教随着势力的壮大和某些帝王的崇信,造成这个时期佛教与儒道的争论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信仰,有时还牵涉到政治与经济上的诸多问题。 从政治上看,中国社会由统一走向了分裂,南北出现了很多割据的政权。这些割据政权出于自己政治统治的需要,对儒佛道就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宗教文化政策。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北方不少少数民族的统治,其本身与汉族就有一种异族统治文化与汉族宗教文化差异的成分。比方说,作为外来统治者,他要来统治汉民族,就要利用汉民族传统的文化与宗教,所以往往到最后会选择儒家。但也有另一种情况的出现,比方说作为中国佛教第一次被官方认可的时代:后赵的石勒、石虎时代,作为统治者,他是异族的,是少数民族,他当时表态自己为什么支持佛教,因为有人排佛,认为佛是戎神,他则回答说:我自己就是胡人,当然信胡神,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个时期,出了很多对佛教加以支持和利用的统治者,比如东晋时期一直到宋齐梁陈各个朝代,帝王大部份都非常崇信佛教。其时,宋文帝的一句话足以道出其底蕴,他说道:如果举国之士,全来信佛,人人为善,那么国家就可以安享太平,而他则可以舒服安逸地坐稳他的帝座。这句话说明,帝王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佛教确实有它特殊的教化功能。而帝王,也往往是从这一个角度,看到了佛教的作用,并因而推崇佛教。 到了梁代,梁武帝更是对佛教推崇有加,他曾经作《舍道归佛文》,并三次舍身入佛,他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以佛化治国。他对佛教确实做出了很多事情,佛教界历代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护法的皇帝。关于梁武帝,历朝历代的评价都不一样。批评他的人,觉得他迷信佛教,最后连国家都丢掉了,信佛误国。但也有人认为,梁代立国,梁武帝即使不信佛教,而信了儒教、道教,他也会把国家丢掉,他的灭亡有它必然的因素,不能说就因为佛教。但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在对待三教关系,有其独到见地,对儒佛道三家也都有研究。作为皇帝,他注过很多儒家经典,也参加过佛经的译经活动,还会亲自登台讲经说法。 这个时期有两次重大的灭佛事件,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的灭佛(公元446年),另一次是北周周武帝的灭佛(公元574及577年),两次都有它们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同时也与佛道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有道士在里面活动,也都有帝王个人的好恶。但灭佛之后不久,佛教又迅速得以恢复并大规模发展,这也说明宗教的发展,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所以对待宗教问题,不能简单地以行政的手段来进行处理,一个皇帝以个人的好恶毁寺灭佛,但换了一个皇帝,佛教却又迅速得以复兴。 儒学:从思想上看,两汉神学化的经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衰落了。这时期突出的文化特征是:玄学盛行,佛教发展,道教成熟。前代儒学独尊、经学盛行,则让位于这种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局面。这也使得一些统治者、思想家、和文人学士对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资源产生不同的思考,得出不同的判断,做出不同的取舍。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儒佛道三教的关系,已与汉代大不一样,儒学独尊的局面,让位于儒佛道三教并存共进的局面。虽然三家彼此存在着争论,但还是在矛盾冲突中共同存在,共同发展。 在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情况下,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如何看待这个时期儒学的社会地位?汉武帝以来,儒学一直是封建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官方化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导。但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间,儒家却找不到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大儒,找不到一个大的儒家学派,也找不到几部儒家重要的代表性著作。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个时期的儒学? 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在这一时期,是佛教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也有人认为,仍然应认为是儒学占主导地位。但实际上,从它实际发挥作用的角度来讲,儒学仍然被认为是文化正统,具有正宗的地位,是官方思想唯一的意识形态。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是儒学的基本思想,居其核心的基本内容,是它对封建伦理名教的重视,而这些东西,是最适合封建社会需要的,也是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真正的有力工具,这些东西,由于当时社会宗法性的结构并没有改变,所以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实际上还在默默地依着惯性,发挥着它的主导作用;其二,我们还可以看到,儒学始终是国学,它始终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佛教与道教,尽管在社会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进入国家教育领域及机构。就是在社会上,一般人所尊奉的社会道德规范,也仍然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主,这就可以看出,在当时,儒家还是起着实际上的主导作用。 在这个过程当中,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也在探讨着儒家、佛家、道家三家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它们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所以这时期的帝王政策经常会有变动,一会儿有人崇佛,一会儿有人崇道。到了北周的时候,周武帝(三武一宗)在总结了以往统治者的经验与教训以后,则明确表示了回到以儒学为主的统治态度,强调儒佛道三教要以儒学为主。所以经历了以前众多帝王左右摇摆之后,他最后明确宣布:三教当以儒为先,以道为次,以佛为末。 现在学界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与思想家对儒家正统地位的重新认定,而这也为隋唐时期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奠定了基础。当然,这种选择,有它的社会必然性,这已不是哪一个帝王、或是思想家、哲学家个人的好恶,而是对整个社会发展,对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所做出的一个选择。 道教:这时的道教,则成功地由原来民间化的道教,向上层化、贵族化、神仙化的道教转化,甚至从民间转向了官方。比较而言,作为儒家,从汉武帝以来,就一直是一种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而道教完成其由民间向官方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纳入了官方意识形态之中,成为统治的辅助工具,其突出的如北魏太武帝对道教的利用,以及他对南、北天师道的改革。 这个时期,统治者对道教,往往采取的是限制与重视并重的政策。道教从民间起家,最初与民间起义往往有牵扯不断的联系,所以统治者大多采取禁止的态度。但是在民间流传的东西要禁止是很难的,往往禁而不止,还会死灰复燃,所以最后干脆就改变为扶植利用的方式,拉拢一部分人,并促使它改造自身而走上上层贵族化的道路。统治者对道教的利用,大大促进了这个时期道教的改造与发展。 当然,这个时期道教与封建王权也有矛盾冲突,就有一些统治者因崇信佛教而贬低道教。比如北魏孝明帝,就是崇佛抑道的典型代表。另外还有一些统治者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与道教发生矛盾,排斥道教,比如北齐时的文宣帝,在沙汰佛教时,也沙汰了道教。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的道教及其改革,由于它比较自觉地迎合帝王政治统治的需要,拥护王权,同时它又始终以儒家为自己的同盟军,以中华文化的传承自居,这样既能够排斥佛教,又能够得到帝王的认同。当然,道教的势力从总体上看,却不如佛教,所以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来说,对王权政治,以及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并没有构成很严重的危胁。故而总体上,道教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压制与打击。 佛道关系:这个时期,佛道冲突,是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现象,但与此同时我们应注意到,佛道之间强调融合的观点也有不少。比如上面提到的道士张融,他有一部作品《门律》,是一部类似于家训式的著作,里面专门有一章,其标题就是《通源二道》,论证佛与道的一致性。另外南宋时有一道士写了《正一论》,也主要宣扬佛与道的一致,其中论证,佛道都为了求那根本的“一”,就是“道”,后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才分出了所谓的三教。 讲到佛道之争,我们得注意到,虽然这个时期佛教、道教的势力都增加了,但道教的力量却会相对薄一点,然而它却依有一种传统宗教、传统文化的优势,所以也就对佛教毫不忍让,展开的冲突与矛盾显得比较多。这个时期有几本佛道之争重要的著作,其一是宋末道士顾欢所作的《夷夏论》,从夷夏之辨的角度来讨论佛道关系,一方面他似乎在调和两家,称佛者道也,道者佛也,佛道可以同源同道,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华夏民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儒道对之最为适合,而佛教则更适合夷狄之帮,因为夷狄之人比较野蛮粗俗,所以佛教讲的天堂、地狱可以威胁他们,而我们是礼仪之帮,所以我们有儒有道就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南齐末年的道士,假托张融之名,作了一个《三破论》,对佛教批评得相当尖锐,认为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修身、齐家、治国三个方面,对外来的佛教展开全面的批评。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于佛教徒对这三破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值得注意的是刘勰的《灭惑论》,对其中逐条进行批评,有些批评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比如人们说梁武帝信了佛教,国家就破国了,他说佛教传入之前也有很多国家灭亡了,所以不能把国家灭亡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佛教,同样佛教传入以后,也有一些朝代是很兴盛的,所以不能只举灭亡的朝代而不举兴盛的朝代。 这个时期佛教徒对道教的攻击,有两点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一是继续把道家与道教作了区分,利用道家来攻击道教。这个时期就有人明确提出,现代的道士,开始于张陵,乃是鬼道,不关老子。把道家与道教区分的同时,就对老庄之道加以肯定,而把道教斥为鬼道、鬼法、妖法。这一点,在三教关系中非常重要,因为这正好又从反面促使道教在这个时期的自我改造,促使其从理论上完善自己,剔除那一些粗俗的成份。这体现出了历史的辩证法,从反面对它的批判与攻击,却反而正面促使了它自身的改革、完善、与发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佛教徒对道教的攻击,往往给道教带上一顶帽子,叫做:“挟道作乱”,指责道教常常组织叛逆。而历史上道教自民间而起,道教也确实多次被民间起义所利用,这情况一直到东晋时期还有,这样就被佛教徒拿来作为攻击道教的话柄。批评道教“犯上作乱”,这本身包含有想利用政治力量来限制或者打击道教的倾向和要求。所以我们说,这个时期的佛道之争,往往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宗教冲突,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政治斗争的倾向。只是在客观上,这也有助于道教剔除它的原始性,剔除它与民间起义相结合的民间性,并促使它加快完成贵族化、上层化的过程。 这就体现出冲突与促进之间的矛盾,促进之后,又会在更高程度上展开新的冲突。这也折射出儒佛道三教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确实是交互进行,相互促进的。 儒佛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儒佛之争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范缜等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佛教展开的全面批评。范缜《神灭论》的提出是有一相当大的历史背景的,当时不少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对外来的佛教,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伦理纲常、哲学思想等等诸多方面,都展开不少批评。其中有些批评还有说理的成份,有些批评则纯属谩骂,比如:随心所欲地解释佛,说佛是什么,佛者戾也,释种不行忠孝仁义,贪诈甚者号为佛。这就不是一般的讨论,而是一种恶意谩骂。 在这个时期,儒佛之争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除“神灭神不灭”之争外,还有因果报应之争、佛法与名教之辨、夷夏之辨,这些都是当时讨论比较激烈的问题。这些讨论,从现有的资料上看,理论上的讨论在南方展开得比较多,而采取比较多的谩骂及实践上的打击,则在北方比较多。北方好武功,理论上的讨论比较少,而东晋之后学风南移,文化学术也以南方为兴盛。同样一些讨论,如南方会讨论“沙门敬不敬王者”,而北方则一味地崇敬帝王,甚至称帝王就是当世的如来,拜帝王如拜佛。这里就表现出了南北的差别。 三教一致论:上面讲到帝王的政治文化政策,对儒佛道三教的发展及其关系的演变,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儒佛道三教能够并存,并能够从不同角度得到帝王的一些支持和扶植,所以三家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三教一致论也有了新的进展。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自身中,都有一些代表人物站出来呼吁三教一致。佛教徒中,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晋宋之际的宗炳,其在《明佛论(神不灭论)》中强调,儒佛道三教的圣人都是劝人为善的。道教徒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比如南齐时的张融,专门对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作出论述,认为三教根本上是一致的,之所以出现差别,是出于人们对它们的不同看法而已。历史上留下一个说法,据说张融临死时,左手拿着一部孝经和老子,右手拿着一部《小品》与《法华经》,表示他至死,仍然坚持三教一致与三教并重。儒家中间也有一些代表人物,站起来呼吁三教是一致的,比如东晋时的孙绰,他在《喻道论》中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帝王中主张三教一致论,最有名的则如梁武帝,他提倡“三教同源说”,不过,其中却有一种把儒与道说成来源于佛教的倾向。他在舍身入佛的《文诏》中,把释伽牟尼与孔子、老子说成是师徒关系,认为孔子、老子都是释伽佛的弟子,所以他曾经把佛教比作天上的月亮,而把儒和道则比作天上的星星。进一步研究我们也发现,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很可能来源于当时的一部伪经:《清静法性经》,此经现已亡迭,但北周时期道安所写的《二教论》曾经引述其论,里面讲到佛陀派了三个弟子到东土来传法,而孔子、老子都是他派来的弟子。梁武帝之说可能受此影响。另外,现在随着研究,大家也都倾向于认为,这其实是一种佛道之争的产物,因为当时道教也曾经提出过三教同源说,认为儒佛道都同源于道教。比如西晋王浮所著的《老子化胡经》,里面提出,孔子问礼于老子,而老子又西行出关化胡,为佛陀之师,所以老子是孔子、佛陀之师。由此可见,同是三教同源之说,也有各自站在各自立场,抬高自己的现象。 另外,在这个时期,在强调三教一致的同时,我们注?参考资料:

儒家思想是中国自汉以来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要求,以此它一直作为官方哲学居于领导地位。  儒家最早产生于春秋末年,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个思想流派。因此我们一般所称的“儒释道三教”的“儒教”主要是指儒家思想教化而言的,决不能把儒家也看成是宗教。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它创自古代印度,西汉末、东汉初开始传入中国内地。  道教则是中国土地上自生的宗教,它正式创始于东汉末年,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神仙方术思想,乃至上古时代的民间巫术等。道教追求长生不死成神仙,佛教企求无生永灭、超脱生死入涅盘。  儒家讲的是入世主义,宣扬治平之道,即所谓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道两教那样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与佛道两教在根本理论上就发生了冲突。佛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现实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谛学说,主张勘破红尘,超脱尘世,出家修行,落发为僧,这就与儒家所宣扬的伦理纲常、忠孝之道,直接发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与排斥,佛教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与儒家之间的斗争。儒道之间虽说也存在着根本理论上的矛盾,但道教毕竟是我国土生的宗教,它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因此在道教教义中早就开始容纳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从而大大地调和了儒道两者之间的思想冲突,以此在我国思想史上,儒道之间虽说有斗争,但远不如儒佛之间斗争那样激烈。  当然儒家与佛道两教除了有矛盾之外,又有着互相影响、互相吸取、取长补短、共同发挥社会作用的一致的方面。儒家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秩序的主要工具,佛道两教则是其有力的助手与补充。前者从积极的入世主义出发来建设、治理和巩固封建社会;后者则从消极的出世主义出发来缓解社会的矛盾,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它们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共同维护着古老的中华帝国。这就决定了它们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的深刻的社会基础。  道教大力吸收了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作为自己的教义教规。佛教则尽量把自己的教义说成是不违背儒家思想,同时也步着道教的后尘,吸取儒家的名教学说,以便使自己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融合、相调和。而儒家学说过去一向偏重于政治伦理的说教,缺乏深邃的哲学思想。在这方面,佛道两教,尤其是佛教,具有着丰富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因此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地吸取了它们中对自己有用的哲学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宋明时期的理学,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所以我们常把理学视作为“三教合流”的产物,这确是有理由的。  从历史上来考察,在思想领域里,儒佛斗争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而展开:  佛教的出世主义与儒家的纲常名教之争  佛教讲出家修行,这就与儒家名教忠君孝父之道发生了矛盾。早在佛教初传的汉代,据《理惑论》所记:“问曰:‘《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这类的指责是从儒家孝道出发的,认为佛教落发出家绝弃后嗣违背儒家孝道。  至于佛教宣扬出家修行脱离尘世,不再致礼王者的思想,则直接与儒家的忠君之道冲突,以至在东晋时代儒佛之间引起了一场沙门应不应致敬王者的大辩论。当时庾冰、桓玄等人,力主沙门应敬王者,应遵守儒家的礼教。高僧慧远为了维护佛教的尊严与教义,则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以回答桓玄等人对佛教的挑战。慧远认为佛教有在家与出家之别:“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因此不应致敬王者。然而慧远认为这并不违背儒家的忠孝之道,“如令一夫全德(即指一个人获得正果),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所以说佛教虽“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佛教与儒家之间的夷夏之争  儒家思想是中土华夏民族自己的思想,而佛教是外来宗教,因此儒家学派指责佛教为夷狄之教,只适合于夷狄地区,而不适合于中土华夏。这一争论最早也发端于汉代。《理惑论》记载说:“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由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即指佛教),不已惑乎?”这就是儒学家用夷夏之分来诘难佛教的,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教,决不能“用夷变夏”。  而后刘宋朝的何承天,在反对佛教的斗争中,也援用了这一说法。他说:“中国之人,率性清和,含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国之徒,受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科之戒。”(《弘明集》卷三《达性论》)这是从人性论角度,以中国与外国的民性不一,来阐说夷夏之教,即佛教与儒家教化的不同的。  直至唐朝,韩愈仍然坚持着儒佛之间有着夷夏之大防,认为华夏人相信佛教是“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原道》)。在这点上,道教与儒家一样,也攻击佛教为夷狄之教。对于儒家和道教在这方面的攻击,佛教则以孔老即佛,佛即孔老,虽有夷夏之别而其实道一的思想来反驳之。  佛教的宗教哲学与儒家世俗哲学之争  佛教宣扬三世因果报应说和神不灭论等神学思想,以及一切皆空,心生万法等宗教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儒家则重视现实世界,不讲来世及三世因果报应,认为现实世界不是空幻的。  在南北朝时期,儒佛之间曾经爆发了一场神灭与神不灭,以及有无三世因果报应的大辩论。何承天、范缜等人主张“形毙神谢”、“形质神用”,无有三世因果报应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与当时的佛教信徒宗炳、梁武帝等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论战,最后以范缜《神灭论》获得理论上的辉煌胜利而告终。  在隋唐时期,我国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产生了众多的佛教宗派,各个宗派先后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完整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些哲学思想归结起来无非就是宣扬“一切皆空”、“万法唯识”、“心生万法”等等。然而这些哲学命题,都是中国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因此人们对它们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隋唐时期的儒学家们都没有能起来批判这些佛教思想,只是到了宋明时期儒学家才开始起来抨击佛教哲学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张载、王夫之等人。其中尤以张载最为突出。他从元气本体论思想出发,指出:“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正蒙•太和》)虚无即是气存在状态,有无、隐显、神化、性命皆是一气之聚散出入,决没有脱离气而存在的虚空。以此他批评道家“有生于无”的思想是“不识有无混一之常”;批评佛教(“浮屠”)把万象(万物)当作虚空中的幻相,就是陷入以山河大地为主观幻觉的毛病。在这里张载对佛道二教的批评是深刻的,切中要害的。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儒家与佛、道之间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问题:  佛、道两教对儒家思想的吸取与融合  佛、道两教融合儒家思想以充实自己的教义,主要表现在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吸取上。比如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刚从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社会对佛教了解不多,佛教信徒们往往好用中国固有的思想,如黄老学、玄学和儒家的思想来解释佛教。如对佛教的涅盘寂静和一切皆空的思想,好用黄老学与玄学的无为说和贵无说加以解释。面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则用儒家的“福善祸淫”的思想来解释;对佛教的神不灭论,用儒家典籍中的鬼神说来解释等等。佛教信徒这种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佛教的做法,是佛教初传时期佛儒融合的一种表现。  自隋唐开始直至宋明时期,佛教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建立起自己的宗派,因此自隋唐始,佛教徒也就不再用儒家的思想牵强附会地来解释佛教,而是更多地吸取儒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来充实我国佛教的思想内容。如隋朝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谈到“善根发相”时说:“今略明善根发相有二种不同:一、外善根发相。所谓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尊长、供养三宝,及诸听学等善根开发。此是外事。……二、内善根发相。所谓诸禅定法门善根开发,……。”这就把孝顺父母、尊长等儒家伦理与佛家的布施、持戒、供养三宝等同起来,一齐看成是善根的“外发相”(外部表现),从而把儒家思想纳入了佛家教义。  到了宋明时期,随着佛学理论的逐渐衰弱,佛教思想中则更多地引进了儒家的思想。当时不论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学说,还是忠道孝道,乃至中庸之道,几乎无一不被吸收进佛教思想之中。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出世主义的佛教确实要以入世主义的儒家“三纲”为基础,离开了封建主义的三纲,佛教也就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流传。  儒家对佛、道两教思想的吸取与融合  儒家对佛、道两教,尤其是佛教的态度,在历史上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一般来说,在佛教初传时期,主要是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对佛教大多是采取排斥、反对的态度。之后,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人们对佛教的思想有了较深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儒学家们逐步地改变了以前的态度,除继续指责佛教出家落发舍弃君父的出世主义思想之外,又开始对佛教思想,主要是它的哲学思想(心性之学)加以吸收,以充实与发展儒家的宇宙本体论哲学。  在历史上较早提出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儒学家,是隋朝的王通。他提出了“三教归一”说,认为周公孔子之教是最高最好的教化,但当时的儒家已经衰弱,产生了弊端,而佛教又是外来的宗教,不适于中国的需要,老庄道教所宣扬的“至德之世”,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融合三教为一教。但王通对如何实现“三教归一”,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做法。其实三教是不可能归成一教的,它们三者各有自己的互相对立的思想。我们一般所说的“三教合一”,也只是指三教互相吸取、取长补短而已,决不是指要取消三教合为一教。  到唐朝,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明确地指出了佛教的思想有与儒家思想相一致的地方,是不应加以指责的,柳宗元说:“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道异。”(《送僧浩初序》)以此说明自己所以“好佛”的原因。这就为后来儒学家出入佛教,大量地吸取佛教思想开了先河。  而后的儒学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不少都是出入佛教的。他们对佛教的态度,除仍然坚持反对出世主义外,往往又都不同程度地吸取其哲学思想。例如程朱理学曾吸取了佛教华严宗的理事无碍相融说。《二程遗书》记载说:“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曰:‘只为释氏要周遍,一言以蔽之,不过万理归于一理也。’又问:‘未知所以破它处。’曰:‘亦未得道他不是。’”(《遗书》卷十八)理事无碍与事事无碍,就是万理归于一理,一理而万理。这就与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思想的提出不无关系,所以程颐肯定了佛教华严宗的这些哲学命题。正由于宋明理学大量地吸取了佛教的思想,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自己哲学宇宙论学说,建立了新儒学哲学体系。  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不仅吸取了佛教的思想,而且也还吸取了道教的思想。例如曾被朱熹推崇为道学(即理学)开创者的周数颐哲学,就是继承与发展五代宋初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思想而来。周敦颐改造了《无极图》,写出了《太极图说》一书,阐发了无极、太极、性命、主静等学说。所有这些思想,为而后的二程朱熹所继承与发展,建立起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宋明理学中的程朱理学较多地吸取了道教的思想,而陆王心学则较多地吸取了佛教禅宗的思想。就整个宋明理学而言,乃是儒佛道三者合流的产物。(文/ 许抗生)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余英时)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_QA 提取码:58hy书名: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作者:余英时豆瓣评分:6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份:2012-4页数:420内容简介:《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讲述的是儒学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儒家秩序开始解体了,儒学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了。这是20世纪中国儒学出现严重危机的根源所在。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在现代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效用。所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以求论旨明晰。作者简介:余英时(1930-),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3年-1975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制造儒家:中国传统与全球文明》百度网盘pdf最新全集下载:链接: -lqu1jg?pwd=6rqm 提取码: 6rqm简介:本书利用大量的材料和深刻的分析,检视了16、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开启的对于“儒”“孔夫子”等概念和形象的建构过程,以及晚清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下,章炳麟、胡适等学者对于“儒”的再发明。作者认为,“在历史长河中,精神价值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正是在耶稣会士搭建的中西方交流中,西方人现在所熟知的“孔夫子”形象被建构了出来。这种建构夹杂了对于理想“他者”的想象和误读,并在启蒙时代对西方的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耶稣会士们借由“儒”这一概念进行的中文写作,又或多或少与胡适等近代知识分子对于“儒”的再发明相暗合。所谓“儒”的传统正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们进行发明创造(也就是本书强调的“制造”)的结果,而这些“制造”又赋予传统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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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网中,这个刊物更新到2012年就停了月刊,一直到现在没有更新

文学与人生杂志摘抄好句子人活在天地之间,一半属天,一半属地。举目头上三尺是天,脚下一步是地。人却都是在病痛来是那一瞬间,才知道天知道地,活明白了自己,其他身体好的时候,不管天高地厚,经常生活糊涂的。健康的游戏,不在于手里拿到一副好牌,而在于甩掉多余、没用的牌。人只有不仅仅是作为人是活体存在的时候,才是完美和强健的。世界上没有任何欢乐不伴随忧虑,没有任何平和不连着纠纷,没有任何爱情不埋下猜忌,没有任何安宁不隐伏恐惧,没有任何光明不留下阴影,没有任何满足不带有缺陷。生之河流,走向一样,水岸不同:有的上下起伏、中间拐弯;有的左平右狭、前窄后宽;有的起伏跌宕、先急后缓;有的始终柔弱、缓步悠长;有的先清后浊、中途变身;有的风雨裂岸、遭障转向;有的水若涩,有的水酸甜,还有的有情殇,有的有财殇,只是没有从头到尾都平直、都通畅、都达顺的。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与世界接触的身体有六种器官,经常反作用:口手足在控制下,人却往往控制不了,口去读书的学会说脏话,手去助人的却害了人,脚本想往上走却往下爬;眼耳鼻人都控制不了,不愿看到的事情也得看,不愿听到的声音也得听,不愿闻到的气味也得闻,人却能活在对它们的严肃控制之中。想活得随意些,就只能活得平凡些;想活得辉煌些,就只能活得痛苦些;想活得长久些。就只能活得简单些。没有实上上活法,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任何人都有三个自己:骨子里的、表现出来的和别人眼睛里的。第一个最难,第二个最假,第三个最累的。人的思想决定人的身体,人的内心决定人各有其味。生活里有三个问题令人关注:一是吸引人吗?二是令人愉快吗?三是知道自己的所在位置吗?能经常想第一个问题的是女人,能经常想第三个问题的是男人,盲目徘徊在第二个问题的,男女一样多。世上很多人都适用这句话:远看像什么似的海更大,近看什么都不是。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大的是人心,人活着只有冥悟出心眼,即心灵的眼睛,才能看到肉体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生存这一事实本身就和“强”字分不开,活着就意味着“健”在。生命就是一种力量,它时刻都在征服着周围的一切,包括自身的菌、病、欲、兽。只有向前看才能生活,只有向后看才懂生活。光往上看,发飘;光朝下瞅,腿沉;不往上看,不往下看,又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人生最不好把握的就是视力。人的伟大和光荣的杰作就是知道如何恰如其分地生活。确切的人生是:保持一种适宜状态,不要被字累,最好永远是好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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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季羡林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路遥 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钱钟书 人的一生要经历太多的生离死别,那些突如其来的离别往往将人伤得措手不及。 人生何处不相逢,但有些转身,真的就是一生,从此后会无期,永不相见。白落梅 人生是一趟巡礼的旅程。人的一生有多么苦难。然而,我们在这人生的大海里,藉神的使者、爱的天使获得慰藉。但可别忘记,神透过人生那些平凡的事物,教你更高深的事物。梵高 你不能要求拥有一个没有风暴的人生海洋,因为痛苦和磨难是人生的一部分。一个没有风暴的海洋,那不是海,是泥塘。毕淑敏 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罗曼·罗兰 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你要了解生存与生活的不同吗?动物生存,而人则生活。雨果 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梭罗 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就是年岁活得最长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卢梭 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生活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潜海沟,它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形。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韩寒 年轻时并不知道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但一直清楚地知道我不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些能预知的,经过权衡算计的世俗生活对我毫无吸引力,我要的不是成功,而是看到生命的奇迹。廖一梅 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体验呼唤未来的生活,有一种对生活的无限热情和渴望。陈忠实 其实任何一个人离开我们的生活,生活始终都还在继续。没有人必须为我们停留。我们也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想清楚了。不会有任何怨言。安妮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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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儒 学 网 当前位置:首页 >> 栏目 >> 孔孟之道:儒家文化总论 传统文化复兴下的虚像与实像 / 王锟 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 / 刘明武关于儒学的现代转化问题——评现代新儒家的儒学转化观 / 陈寒鸣“中国儒学文化”讲辞 / 柯小刚儒学智慧的开显与社会及其文化的双重反思 /[新加坡]李诗锦大陆当代儒学巡礼 / 牟钟鉴儒学意蕴新析 / 张立文绝地天通:从生活感悟到形上建构 / 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 / 黄玉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 韩德强儒学何在?儒学何为?——试论儒学的现存状态和未来命运 / 刘东超中华文化之人文意识的真知 / [新加坡]李诗锦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 / 邓曦泽中国哲学前沿报告(2002):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 贾红莲仁学 儒学:论孔孟区分于五经和宋明的必要 / 李幼蒸反专制: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上篇)(中篇)(下篇)/ 韩星论“我海他川”的言说方式——中国哲学言说方式之反思 / 邓曦泽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 / 楼宇烈先秦儒学的开展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 / 杨庆中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 彭永捷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 彭永捷“经典诠释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笔谈 / 倪梁康 陈少明 陈立胜略论孔子的文化生存与传承意识 / 徐克谦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 / 梁治平读张祥龙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 陈嘉映听的哲学——以“圣”“智”为线索 / 张丰乾何为儒家之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杜维明著、彭国翔译 道不同,相与为谋 —— 评《原道》 / 张耀南 儒家文化传统的内在结构 / 黄光国 关于“儒学三期说”之辨正——就教于李泽厚先生 / 黎汉基 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 / 杨光京儒家思想与现代世界“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寻求 / 江日新“中国哲学”能成立吗?/ 黄玉顺儒家制度化的形成和基本结构——对于儒家的一种新的解释方式 / 干春松 儒学·新儒学·价值形而上学 —— 黄克剑先生访谈录 儒学历史命运论纲——从19、20世纪看21世纪 / 袁伟时 评当代儒学中的原教旨主义 / 刘清平儒学的理论体系与发展前景 / 杜维明 无根的仁爱——论孔孟儒学的深度悖论 / 刘清平 传统:具体而又普遍 / 丁为祥中国优秀传统与廉政文化 / 盛邦和有关儒学的自觉自识——兼评对儒学的误会与非议 / 郭齐勇 在“境界”与“权利”的错落处 / 黄克剑 继承“五四”,发展儒学 / 杜维明 我所理解的儒学 / 蒋庆 中国本土思想中的情感与真实——对葛瑞汉和汉森的回应 / 徐冰 老子思想与儒道互补 / 白奚 新儒家的天命 / 张树业 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定位及命运 / 高予远 中国哲学正本清源论要 / 鞠曦 孔子的思想体系 / 韩星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时观 / 张祥龙世纪的困惑——中西哲学对“本体”的思考 / 叶秀山现象学的构成观与中国古代思想 / 张祥龙儒学的理论体系与发展前景 / 杜维明中国哲学当前的核心和周边问题 / 成中英解悟与超越——蒙培元先生答客问 / 蒙培元 笔答 赵汝明 整理论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前轴心时代的史影与传统 / 姜广辉哈佛说儒 / 郭齐勇“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方法和向度学术座谈会”1月4日在京召开论《周易》与中国文化轴心期大转型 / 黄玉顺近五年来大陆儒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 郭齐勇 中国传统文化的品格 / 李德顺汉学西渐说--中国人的价值与中国人的出路 / 曾江涛人是情感的存在——儒家哲学再阐释 / 蒙培元儒的起源 / 徐山传统与道统——儒家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 / 朱人求中国思想与历史哲学 / 周剑铭儒学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郭齐勇先生访谈录 / 郭齐勇 王达三儒学的世界性与世界性的儒学 / 林桂榛“天下”宇宙观的衍变及其哲学意蕴 / 刘军平中西文化视域中 Being 的双重含义 / 邓晓芒为什么是思想史 ——“中国哲学”问题再思 / 葛兆光关于“中国哲学”的若干问题浅议 / 陈来论儒学既是哲学又是道德宗教 / 赵吉惠中国哲学前沿报告(2001):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 / 干春松波士顿学者论儒家(7)正统之外的正统——Philip J Ivanhoe / 方朝晖波士顿学者论儒家(6)《论语》、希腊哲学与现代文明(续)——David RSchiller / 方朝晖波士顿学者论儒家(5)《论语》、希腊哲学与现代文明——David RSchiller / 方朝晖波士顿学者论儒家(4)变换时空看儒家——Peter K Bol / 方朝晖波士顿学者论儒家(3)耶酥和孔子在此相遇——R Neville, J Berthrong,PM John和M Ing / 方朝晖波士顿学者论儒家(2)杜维明论儒学复兴的几件事 / 方朝晖波士顿学者论儒家(1)杜维明论儒家的跨文化发展 / 方朝晖 中国哲学应对人类进步有更大贡献——蒙培元教授访谈录 / 余治平中国思想与现象学还原 / 周剑铭人文进化学提要 / 陇菲寻读《原道》整十年 / 耿心 重建第一实体——在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的历时解读 / 黄玉顺人道主义与仁道主义,民主主义与民贵主义 / 李之鼎中国人的心灵和思想 / 杨光京 蒋庆、史罗——阳明精舍对谈实录 心灵境界:中国哲学的超越阐释 / 黄玉顺 逾淮之橘:“中国人文(道)主义”/ 李之鼎 徽州:儒教圣地——兼论汉以后儒学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宗教 / 张其成 《史记》与中国文明 / 陈强 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 郭沂 儒墨之辨 / 黄克剑 “大共同体本位”与中国传统社会 / 秦晖《国学举要——儒卷》序 / 蒙培元 任文利再论孔孟儒学滋生腐败的负面效应——兼答郭齐勇、杨泽波、丁为祥诸先生 / 刘清平 儒家“无为”说——从郭店楚简谈开去 / 叶坦中国哲学和符号学 / 李幼蒸 论孔孟德治观的负面内涵——兼析孟子描述的舜的腐败案例 / 刘清平 儒学的生存论视域——读蒙培元先生《情感与理性》所思 / 黄玉顺 儒家哲学与情感问题 ——《情感与理性》自序 / 蒙培元 后儒家论纲:颠覆传统儒家,弘扬儒家传统 / 刘清平 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思想史的写法之一 / 葛兆光 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 / 赖永海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 张祥龙 儒学·儒教·孔教 / 韩星 人文主义宗教与宗教人文主义 / 郭沂中国方式与中国观——几位德国思想家的中国观分析 / 张志扬易学与人文 / 杨庆中儒学的人文精神 / 张立文儒家文化的开放性 / 张立文论儒学既是哲学又是道德宗教 / 赵吉惠中国哲学——独行于“危”、“微”途中的智慧 / 高予远仁学:中国灵魂的温柔枷锁 / 李之鼎汉语“是”的形而上之谜——“是”为什么发展为判断词?/ 萧娅曼“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 郑家栋The Times of Heaven in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 / Zhang Xianglong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 / 杜维明

前言上编儒家文明总论第一章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上古文明和三代文明一、严重的自然环境挑战二、上古文明三、三代文明第二章宗法封建等级制和礼乐文化的衰落儒学的产生和在先秦的发展一、宗法封建等级制度的瓦解和礼坏乐崩二、士阶层的形成和百家争鸣三、孔子和儒学的产生四、孟子对儒学的捍卫和发展五、苟子对儒学的发展六、《易传》、《中庸》的天道观和先秦儒学的完成第三章中国文明的重建儒家文明的形成一、不为统治者重视的“显学”二、焚书坑儒儒学的一次严重挫折三、汉初政治家对秦灭亡原因的反思和儒家对自身的反思四、独尊儒术儒家政治思想向统治者政治观念的转化五、士阶层的“儒”化六、儒学向广大民众的灌输七、在中国文明重建中儒学的决定性结构作用第四章前期儒家文明汉唐文明一、今文经学及经学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影响二、今文经学的神学化及与谶纬合流三、古文经学和对神学思潮的批判四、玄学的兴起和援道入儒五、佛、道二教的兴盛和儒家对佛教的批判六、以儒学为主导,以佛、道为辅翼的文化格局之形成七、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第五章后期儒家文明宋元明清文明一、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积贫”、“积弱”二、政治经济改革的失败和北宋后期的思想转向三、三纲五常的天理化和程朱理学四、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之确立及其对儒家文明的影响五、阳明心学及其思想解放作用六、基督教的传人和儒家文明对西方科学的受容七、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第六章儒家文明的基本特点一、天论、天人之学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二、人学和人际关系特点三、“内在超越”与对宗教的批判和容纳中编儒家文明各领域第七章政治一、温和的君主专制政体二、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三、官僚制和文官政治四、官吏的选举举荐和科举五、《春秋》决狱和法律的儒家化六、人治主义政治七、王朝更迭和不变之道第八章经济一、重农主义和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二、“制民之产”和“限民名田三、地呈庄园经济和小农经济四、手工业和商业五、城市和市民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反抗君主专制统治的斗争第九章教育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教育的普及二、学校制度三、教育内容和方法四、教育的目的第十章文学艺术一、真善美统一的审美观念二、文学三、音乐四、绘画五、建筑第十一章伦理风俗一、天理良心道德的超越性根据二、后天的道德修养三、三纲五常和道德规范四、孝悌观念和家庭伦理五、忠君爱国观念六、成仁取义和气节七、礼俗二第十二章宗教信仰一、尊天敬祖观念和坛庙祭祀制度二、神化和祭祀异常人物三、民间的万物有灵论观念和破淫祀四、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第十三章科学技术一、儒学文明形成前的中国科学技术成就二、儒家的自然观和科技思想三、一度辉煌的中国科学技术四、儒家文明晚期科技发展相对缓慢及其原因下编儒家文明的衰微第十四章后期儒家文明发展的停滞和相对落后一、十四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二、儒家文明的停滞三、停滞的原因四、鸦片战争儒家文明相对落后的暴露五、保持儒家文明原样只引进科技之尝试的失败第十五章整合社会的失败一、康、梁变法儒家权威的最后资源二、洪宪帝制传统权威的滥用三、乡村建设现代儒家的尝试及其失败第十六章教育理想的失落一、教育理念的转变与科举制的废除二、传统书院的现代命运第十七章孔子和儒家的近代命运一、从太平天国到五四运动二、命运多舛的儒家传统结语批判与继承

儒家的核心就是一个字“仁”,他永远影响着一代代人,如果不是当初的批林批孔,现在任然是儒家为主导思想;不错,在现代社会,儒家文化确实不如从前,但是现在的国学热会使儒家重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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