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生活会发言 “十二五”时期，是广东推动科学发展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广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中共广东省委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新起点，把握新形势，提出要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这是广东“十二五”发展的核心任务。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对做好全省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是结合实际落实中央关于“十二五”发展主题主线的根本要求 中央提出，“十二五”发展，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一重要指导思想，深刻把握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新特征的 根本要求，对广东尤其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广东省委认为，把握这一主题主线，落实到广东“十二五”发展，核心就是要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这是因 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发展，广东已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推进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刻不容缓；与此 同时，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容形式更丰富、水准要求更高、权利诉求更强烈，追求体面、尊严和高质量生活已成为全社会的强烈呼声和价值追求，落实以人为 本、增进民生福祉同样任务艰巨、刻不容缓。在这发展转型的关键时候，省委提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顺应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内在要求和全省人 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热切期盼，符合中央关于“十二五”发展“主题主线”的根本要求。抓住这一核心，就突出了广东“十二五”发展的主攻方向，就掌握了推动 广东科学发展的主动权。 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是一个具有丰富科学内涵的有机整体。这其中，转型升级是手段，幸福广东是目的，二者统一于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推进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加快转型升级，就是要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内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 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而夯实物质基础，保证人民群众有更给力的幸福，更长久的幸福。建设幸福广东，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生态环 境，建设宜居城乡，改善社会治安，保障人民权益，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从而强化转型升级的目的依归和价值导向，使转型升级成果更好地 转化成人民群众福祉。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转型升级增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 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过上好日子，增强幸福感。可以说，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既体现了中央要求与广东特色的统一，又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 展、物质发展与人文发展的统一，还体现了发展路径方向与发展价值取向的统一，是一个立足实际、面向未来的科学发展愿景。 需要指出的是，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固然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要做好“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但也绝非高不可攀、遥不可及，而 是全省各个地区经过努力都可以实现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也要防止出现“先污染后治理”现象，就是说要防止先造成了“不幸福”，再去追求“幸福”，而是要 把推进发展与增进福祉统一起来，努力实现与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幸福，这就是发展的目的所在。我们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把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这一 核心任务落实到开展“十二五”发展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通过扎实努力工作，把这一面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可及的幸福生活。 二、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必须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全局的重大关系 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必须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统筹兼顾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第一，处理好发展速度与发展方式的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有一定发展速度作支撑，问题是追求什么样的速度，怎样去追求速度。很明显，按照科 学发展要求，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能搞多快搞多快，而传统模式下的速度我们绝不能再追求。我们清醒认识到，虽然长期以来广东发展速度快，经济总 量大，但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发展质量的提升与发展速度、经济总量的提升之间确实存在较大落差，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核心竞争力不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广东发展的主要矛盾或说矛盾主要方面，是必须更加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过程中，既要不断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又要积极消化过去积累的老矛盾 老问题，可能一段时间发展速度会慢下来。省委“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十二五”期间全省GDP年均增长8%以上，低于我省“十一五”预期目标和实际增长速 度，目的是要强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导向。从长远看，暂时的“稍慢”是为了将来的“更好”和“更快”。只要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过来了，即使一段时间 速度和总量被赶超，我们还可以东山再起，迎头赶上。否则，欲速不达，最终会因为丧失持续竞争力而永远落伍。当然，就广东不同区域来说，由于发展阶段不同， 我们对速度问题并不强求划一。珠三角经济发达，总量相当可观，但传统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其发展宁可速度低一点，也要质量好一点，集中力量促创新、调结 构、转方式。粤东西北经济欠发达，总量小实力弱，在坚持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老路的前提下，要加快发展，做大产业规模，做强经济实力。总之，要坚持 “好”字优先，“快”在其中，争取又好又快。也就是说，坚持“好”字优先，不是不要“快”，而是要有质量的“快”。要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转变，努 力实现“十二五”发展目标，为更长时期又好又快发展打基础，增创广东科学发展新优势。 第二，处理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硬实力与软实力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广东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 硬实力日益强大，软实力长足发展，但我们也清醒看到，软实力不强始终是制约广东进一步发展的软肋。比如，在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等方面，广东与国内先进 省市区还有相当差距；在法制环境、营商环境等方面，广东与世界发达地区还有更大差距；在改革激情、创新意识、进取精神等方面，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也有明显 差距。我们要正视差距，明确方向，切实克服“重硬轻软”倾向，在不断壮大硬实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增强软实力，大力推进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优化 法治环境、人文环境，强化改革创新精神，以软实力的增强促进硬实力的提升，增创广东综合实力新优势。 第三，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关系。经济增长为民生福祉提供物质基础，而增进民生福祉则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在这个问题上，要进一 步深化认识，强化自觉。不能认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改善民生是软任务；也不能认为二者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抓经济就难以顾民生，搞民生会影响抓经济； 更不能认为这些年来民生改善够多了，群众也该知足满足了。必须看到，与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的地位相比，广东民生社会事业发展还有相当差距，经济社会发展 不协调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问题比较多，人民群众呼声和诉求也比较集中和强烈。还要看到，改善民生是一个综合性、动态性发展过程。过去 讲改善民生，主要是吃饱穿暖有住所有钱花，现在则重点是要提高生活质量。而且群众还有积极参与社会，表达利益诉求等新的要求。更要看到，改善民生与经济增 长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的。改善民生，首先要增加就业、增加收入，这将会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稳定性，促进形成内外需协同拉动 经济增长格局，这恰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同时，改善民生，还要发展文化，健全法制，完善社会管理，这些无疑是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条件。当前，我省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集中凸显，其中相当部分集中在民生社会领域，如果我们长期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就难以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我们 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长治久安也将失去根基。因此，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把民生福祉摆上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围绕增进民生福祉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着力促进居民增收，完善社会保障，增强社会安全感，建设宜居城乡，维护公平正义，畅通诉求表达渠道，让人民安居乐业，共建共享幸福广东。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从根本上夯实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基础和社会长治久安的群众基础，增创广东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新优势。 第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当今公共治理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对于处在经济社会深刻转型的广东来说，正确处理这一关系尤其重要。总的来 说，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有效形式，但也有缺陷。政府可以矫正市场失灵，但也绝非万能。只有适时适度发挥好市场与政府 “两只手”的互补作用，才能有效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各级政府快手重拳迅速遏制经济下滑势头，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我们千万不要 因此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产生“误读”。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充分证明， 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下去并深入推进，绝不能因为政府宏观调控积极有效而对政府的角色定位作出误判。要进一步发挥广东市 场发育比较成熟的优势，在完善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上下更大功夫，消除市场壁垒，保护合法产权，健全信用体系，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 活力和创造力，增创广东市场经济新优势。 第五，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我国也是广东发展的基本经验。要始终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 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全面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新的形势下，广东要担负起探索科学发展新 路的重任，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就必须更加坚定地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继续走在改革开放最前列。要进一步增强改革的勇气、胆识、智慧和 操作能力，注重整体设计、重点突破，鼓励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围绕消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学习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经验，着力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推进社会民生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国际化营商制度体系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新突破，率先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增创广东体制机 制新优势。 三、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要集中力量推进重点工作取得突破 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我们提出“十二五”时期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自主创新战略、人才强省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和 谐共享战略等六大战略，并研究制定幸福广东指标体系，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显著进展、社会软实力显著提升、民生福祉显著改善、科学发展体制机制日 益完善这“三个显著一个完善”目标。为此，我们强调要善于抓主要矛盾，集中力量突破重点，带动工作全局。 一是创新驱动。这是广东加快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如果未来五年不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广东核心竞争力就无法提升，发展就不可能有新的出路。要 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全国自主创新示范省，走出创新驱动发展新路子。为此，要着力完善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加强产学研合作，强化 关键技术攻关，推进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 二是转型发展。这是广东加快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其关键是要在产业转型升级上取得根本突破。要坚持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 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新兴产业增量扩张与传统产业存量提升“两手并举”，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与此同时，要促进内外需协调发展，着力扩内需拓外需，促进消 费持续稳定增长，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切实改善环境质量，增强发展可持续性。 三是区域协调。这是长期制约广东发展的最大短板，能否补齐这一短板，关系到能否实现全面转型升级、建成幸福广东，“十二五”必须取得突破性进 展。要按照“五个一体化”要求，扎实推进并确保基本实现珠三角经济一体化，构建带动全省发展的强大引擎。推进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还要携手港澳，共同打造亚 太最具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与此同时，要全力推动粤东西北跨越发展，实现粤东西北发展全面提速，努力使区域发展差距呈现拐点式转变。为此， 我们提出要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财政体制、干部体制等方面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举措，争取五年取得显著进展。 四是统筹城乡。这是广东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必须着力破解的难题。要树立以城镇带动区域发展的理念，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强化科学规划，优 化城镇布局，提高城镇化质量，以城市转型升级发展带动产业和区域转型升级，建设宜居城乡。要着力发挥广东农业优势，建设现代农业强省，全面发展农村社会事 业，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和农民生活质量。要完善城乡统筹制度建设，全方位推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健全统筹城乡的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制度，逐步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五是改善民生。这是加快转型升级的根本依归，也是建设幸福广东的主体工程，是应对转型期矛盾凸显的治本之策。要树立民生导向的社会发展理念，把 民生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促进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着力健全公共财政保障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现代社会管理体 系，加快文化、教育、卫生、人口计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六是民主法治。这是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根本保障。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积极探索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形式新 途径，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支持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民主、公正、高效、权威的良好法治环境。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探索保障人民群众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有效方式，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 务。要落实《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2011—2015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着力构建法治政府。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制观念，提升全民 法律素质。 七是深化改革。这是广东赢得科学发展新优势的关键。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率先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 体制机制。要围绕市场化方向推进经济领域改革，设立一批改革试点地区，重点推进资本市场、土地市场、价格体系、国有企业等方面改革，创造与国际接轨的营商 环境。要推进法治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要加快推进社会管理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体制改革，探 索建立基本社会政策体系。 八是扩大开放。这是广东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要坚持面向世界、服务全国，在对外开放上迈出更大步伐，加快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 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深入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全方位加强开放合作，深化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经贸合作，积极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大力开辟新兴市 场，着力培育广东本土跨国公司。把粤港澳合作作为扩大开放的战略重点，全面深化和拓展合作领域和内容，共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巩固和深化对台经贸合 作，促进提升在粤台资企业。落实国家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加强国内经贸合作，提高服务全国的能力和水平。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贯彻落实“十二五”发展的主题主线，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就必将推动广东率先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真正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创造更加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新生活。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管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乡镇是政权的基础、改革的前沿、发展的重点和稳定的关键，其职能作用发挥如何，直接影响民心向背和党的事业兴衰。解放思想、转变职能，创造乡镇工作新机遇当前基层形势正呈现出三个重大变化：一是过去以“取”为特征的基层分配关系已经逐渐向“予”转变；二是过去以“混”为特征的干群关系正在逐渐向“和”转变；三是过去以“补”为特征的城乡关系开始逐渐向“哺”转变。我们将根据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及时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加强乡镇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正确定位、紧扣重点，谋求乡镇工作新突破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处于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的中间，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上级政府和部门的各项工作都要通过乡镇这级来实施完成。转变职能后，当前工作的重点是紧紧围绕上级部门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新型乡镇。改革创新、科学施政，赢取乡镇工作新跨越一、在队伍上致力激励约束，完善基层干部管理新方式，走负重奋进之路。一是用考评与目标管理加压力。建立健全机关干职工个人效能考评体系和政府目标管理责任体系，强化各部门协调配合意识，提高干部执行力，确保政令畅通，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二是用评分与保障手段强基层。积极探索村、社区“两委”干部工作目标责任制管理新模式，推行村、社区干部工资保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三保”机制，解决基层干部后顾之忧。三是用培训与锻炼方式优素质。加大对乡镇干部“充电”、“输血”力度，使之不断掌握新知识，增长新本领。四是用选拔与交流机制造平台。推行干部选拔“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制，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动态交流模式。五是用问责与监督措施保本色。组织干部经常学习《问责办法》，在问责查处上做到“既打雷、又下雨”，加强乡镇干部的纪律监督、审计监督和群众监督。二、在主体上全力创造优势，探索培育新型农民新办法，走全民创业之路。建设新农村和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农民是主体，也是内动力，只有提升农民素质，调动全民创业激情，才是抓住了乡镇工作的“牛鼻子”。为此，一要创造人文优势，增强农民的人格魅力。要狠抓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民家庭和美、邻里和睦、人际和谐。二是创造技能优势，增强农民的适应能力。采取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外出取经、典型观摩、现身讲述等途径，引导农民学得会、用得上、能致富。三要创造产业优势，增强农民的致富能力。大力发展主导产业，培育一镇一品、一村一品，并把农民组织起来，变分散经营为规模经营。四要创造管理优势，增强农民的自治能力。尊重好、保护好、引导好、调动好农民的民主权利，让农民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中增强参政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大局意识。三、在管理上倾力保障服务，开创农村社会事业新局面，走和谐发展之路。围绕关注民生，抓好以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村低保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建设，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居、困有所助。围绕倾听民意，建立一年一次大走访的工作机制，组织镇、村（社区）干部分点包干，入户走访，深入了解群众疾苦，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切实解决群众困难。围绕解决民忧，建立乡镇政务中心，推进“一站式”便民服务，推行办点干部下村领办、代办、协办、督办制。围绕温暖民心，突出教育和谐，深入开展留守儿童关爱活动，推行留守儿童“代理家长制”；突出计生和谐，深入开展诚信计生和生殖健康优质服务，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确保计划生育率。围绕促进民安，落实人防技防物防设施，创建安全文明乡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 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 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它的丰富性、 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引起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关 注。 虽然中国改革的成功已经得到了举世公认， 但是对于如何解释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和未 来的走向问题，国内外经济学家却众说纷纭，认识相距甚远。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和经 验进行认真的总结，无疑将会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产生积极的作用。 一、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中国改革的实践说明，通过逐步和局部的制度调整，积少成多，由量变到质变，不仅有 可能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变， 而且有可能在转变过程中保持经济体制的相对有效性， 从而 在实现体制变革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 但这一经验是否具 有普遍意义， 是否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原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变革和发展战略具有参考价值， 既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也需要进行认真的实践总结。 这里只是从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 些具体的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做法来认识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摸着石头过河” （一）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 改革之初，人们只知道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不行，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但究竟什么样的 体制行，需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以及先改什么后改什么等，人们并不清楚。正是在这样的 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要求人们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大 胆试、大胆闯，对了坚持，错了改正。现在回过头来看，“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成为贯穿于 整个中国改革过程的重要思想，也构成了中国渐进改革的最重要特征。 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首先，需要“过河”是明确的，坚定的。建国以来 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 尽管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曾经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但已经不能 适应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其次，过河的最终目的也是明确 的，坚定的。那就是要通过探索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 富民强国。但要过的河有多宽，有多深，彼岸是个什么样子，则是不清楚的。换句话说，虽 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明确的， 但究竟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特点、 能够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 经济体制模式，人们或者是不清楚的，或者存在严重的认识分歧，因而也就不可能清楚改革 所面临的任务、风险和艰巨性。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即从中国不同时 期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出发，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和检验标准，不断消除体制中 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目标和改革措施。同时，根据发展 阶段和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对过去提出的改革目标和措施进行调整，并 提出新的目标和措施。 有人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始终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我认为这种说法低估了中国 改革领导者的思想境界。 从中国改革的实际过程来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因为中国改革的实 际过程总体上是一个逐步用市场体制代替计划体制的过程。 但这样的概括只看到了问题的表 象，而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从更深的层次看，中国改革始终坚持的，并非是市场的或计划 的取向，或者某种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的体 制调整，不断消除经济旧体制中制约生产力提高的因素，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促 进经济发展， “三个有利于” 换句话说， 实现 。 只要能够解决中国不同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 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国的改革者既不会刻意放弃计划或行政手段， 也不会盲目采用 市场或经济手段。在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看来，不论是计划还是市场，甚至不论是计划经 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过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改革的实 际过程之所以呈现出市场化的取向， 并非是确立或坚持了市场化的目标使然， 而是针对中国 现实问题，结合中国实际，在不断探索合适的解决方案中所做出的选择。认识到这一点是十 分重要的， 因为正是由于坚持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或先验的目标模式 出发－－选择改革目标和改革举措， 渐进改革才在不断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和不断促进中国生 产力发展中逐步使得整体体制不断趋于完善， 最终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 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同时，还需看到，“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体制模式的必然选择， 也是克服阻力、争取时间、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的明智之举。目标的渐进性首先反映了人们 认识水平的提高过程。 如果在人们认识水平没有达到时提出过高的目标， 不仅会遇到较大的 阻力，而且会面临很大的执行困难。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别说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提出商品 经济，也会面临很大的阻力和引发激烈的争论，因此 1979 年开始改革时只是提出一个比较 笼统的改革目标：“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随着实践的进展和认识的深化，改革 的目标也呈现不断深化和提高。 1982 年提出的 从 “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到 1984 ， 年提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后来对其经济运行模式的进一步表述：“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直到 1992 年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改革的目标。贯穿始终的一 个特点，就是根据中国实际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断解放生产力，而具体要建成怎样的 经济体制， 或者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和内容， 则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丰富和发展。 （二）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 这是中国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回顾 30 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率先从农村开始进行 改革，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最合理的改革选择，对于保障改革的整体成功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首先，农村面临的问题最为突出，最为迫切。改革之初，中国面临严重的物资短缺，其 中最为严重的就是粮食和食品的短缺。因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解决食品 短缺，成为当时的头等大事。虽然导致粮食和食品短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长期实行农业 集体经营， 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是最为根本的原因。 因此， 要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必须改变农业的集体经营方式，探索适合中国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的经营方式。其次，农村 经济相对独立。相对于城市经济而言，农村经济相对独立，与其他领域的联系相对简单，因 此改革从农村开始不涉及复杂的配套改革或关系调整。 再次， 农村是计划经济相对比较薄弱 的环节。与前苏联不同，中国农村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彻底的。中国既没有集体农庄，农民 也不是农业工人，农户始终保留少量自留地，农贸市场也一直存在。因此，改革从农村开始 相对比较容易。最后，农村经济关系相对简单，改革措施容易形成。实际上，农村改革的主 要举措，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非是改革决策者的发明，而是来自于安徽农民的实践。 改革措施只是简单承认了过去被认为是非法的农民自发实行的做法为合法， 并在全国各地普 遍推行。 正由于以上原因，农村改革不仅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进展顺利，而且成效显著。 从 1982 年年初中央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到户合法， 1983 年底， 至 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户就达到 95%以上。随着包产到户的实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 1984 年，全国粮食产量就达到了历 史最好水平，基本解决了粮食短缺的问题。 农村改革成功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对整体改革有多个方面的推动作用。 首先， 鼓舞了 士气， 增强了信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快速推广和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使得广大群众切 身感受到了旧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 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巨大的发展 潜力，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壮大了改革的力量。其次，粮 食短缺问题的基本解决为整体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最基本条件。 吃饭问题是任何国家、 任何社 会和任何发展阶段的头等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其他方面的事情无从谈起，甚至社会 政治的稳定也很难维持，更遑论改革开放。再次，农业生产率提高所释放的劳动力和产生的 价值剩余，不仅促进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也为“中国制造”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条件。家 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增产积极性， 更增大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各种种植养殖专业户、为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的专业户、为农村建 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专业户，以及从事运输、加工制造的专业户等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成为中国乡镇企业兴起的发端和雏形。 同时， 农业价值剩余的增加以及源源不断的廉价剩余 劳动力，成为中国加工业获得比较优势并迅猛发展的最主要的条件。最后，为其他领域改革 提供了示范和经验。 由于农村承包制的成功经验， 使得承包制成为后来几年城市和工业领域 改革的主要思路。 虽然由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相比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承包制本身所固有 的缺陷， 承包制不可能作为城市经济改革的最终模式， 但在当时情况下承包制的推行对于冲 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对工业生产增长等所发挥的促进作用等还是值得肯定的。 （三）以增量和局部改革带动全局改革 这实际上是中国渐进改革最主要也是最为直观的特征。 这种改革思路可以说贯穿了中国 改革的全部过程。按照这种改革思路，当一项改革举措一下子难以全面铺开时，往往采取两 种渐进的推进方式：一是增量改革，即改革政策首先针对经济增量实施，而针对经济存量的 政策保持不变。二是局部改革，即改革政策首先在局部地区实施，而针对其他地区政策保持 不变。 价格改革是典型的增量改革模式。1984 年，为全面启动城市经济改革，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俗称“扩权十条”），规定国有企业 超计划生产的产品可以自销，并在国家定价上下 20%的浮动范围内自主决定价格。这项政策 导致了价格的双轨制，即同一种产品既有国家计划价格，又有计划外市场价格。随着企业生 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超计划部分在生产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而计划部分在总产出中的比 重则越来越小。 发展到一定时候， 完全取消计划价格， 实现价格的并轨就变得相对容易了。 增量改革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1986 年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实 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为了减少改革阻力，规定劳动合同只适用于国有企业新招用的职 工，而不适用于老职工，即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随着老职工不断减少和新职 工不断增多，发展到一定时候实行用工制度的并轨也就成为比较自然的事了。实际上，至 20 世纪 90 年代， 劳动合同就逐步推广到各类企业的全体职工， 实行了 “全员劳动合同制” 。 局部改革是渐进改革的另一种方式。 即当一项改革影响重大， 一下子很难在全国范围内 普遍实施时，往往首先在部分地区进行实施和试验。 （四）大力促进非国有制经济超前发展 大力促进非国有制经济超前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是任何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进行改革时都会面临的最主要和最艰巨 的任务，中国也不例外。在改革初期，当大规模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时，中 国采取了在积极探索改革路径和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的同时， 大力鼓励和扶持非国 有制企业的发展的策略。 非国有制经济包括私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及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非国有制 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历程中的一大特色。 1978 年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 工业总产出中国有经济的比重高达 78%，集体经济大约是 22%，私有制经济微乎其微，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而截至到 2006 年底，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总产出当中，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占比重已经减少到 7%，而包括私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各种类 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内的非国有制企业的产出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 3%。 鼓励和扶持非 国有制经济超前发展的政策对于整个改革的成功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 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代表着新生经济力量的壮大。 由于非国有制企业主要是 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按照市场需求发展起来的， 因此， 与旧的计划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国 有企业相比， 它们与市场具有天然的联系， 具有更强的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 其发展和壮大，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新生的市场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从而为整个经济注入了新的活 力。 其次，非国有制经济的超前发展，降低了推进国有制经济改革的难度与风险，使得有关 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决策更加容易。 当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过高， 整个国民经 济过多依赖国有经济时，国有企业改革就带有很强的敏感性。因为一旦改革发生失误，就不 仅会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也会对人民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就需要慎之又慎。 但当非国有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且在国民经济中 占有较大的比重时， 整个国民经济对国有经济的依赖程度就会减轻， 改革决策的难度也会相 应减轻。因为即使改革不成功，它至少不会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许多 在改革初期很难想象的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举措， 在非国有制经济发展壮大之后， 都变得可 以接受。 第三， 非国有制经济的超前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国有经济竞争对手和改革示范者 的作用，从而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当处于垄断地位时，国有企业感受不到竞争压力，也 就感受不到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这时对其进行改革难度很大。 随着非国有制企业的发展 和壮大， 越来越成为国有企业在市场、 原料、 人才、 资金等诸多方面强大的竞争对手。 这时， 国有企业如果不改革， 就不仅是个效率问题， 而是个面临被市场淘汰和能否继续生存的问题。 这种压力不仅是广大国有企业职工必须面对的，也是国有企业负责人必须要面对的。因此， 正是这种来自于非国有制企业的激烈竞争和来自于市场的生存压力， 推动着国有企业不断改 善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最后，非国有制企业的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势必会 导致职工的下岗分流，这时如果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会导致大量的失业，产生严重的民 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正好吸收了国有企业改革中所释放出的“富余劳 动力”，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 （五）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在推进国内改革的同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是中国改革的另 一个成功经验。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几乎是与改革政策同时展开的。早在 1979 年，中央政 府就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四个经济特区。1984 年，又决定对 14 个沿海城市实施开放政策，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吸 引外资，加快发展。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拓展和完善，目前已经形成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 放格局，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发展成为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系。 开放政策对于中国改革的成功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它扩展了人们视野，巩 固了改革基础， 使得改革不可逆转。 当国门打开之后， 人们通过各种途径 （出国访问、 留学、 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媒体以及商品贸易等等） 开始了解国外。 人们切身感受到在经济发展与 生活水平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 意识到中国落后的程度和加快发展的迫切性， 从 而使得通过改革加快发展成为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国门打得越开，人们对国外了解越多， 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感受也就越强烈，最终使得改革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 其次， 开放为改革提供了最便捷和最有效的知识和信息途径。 正如前文所述， 改革初期， 虽然在改革的必要性、 紧迫性方面有着广泛的共识和社会基础， 但对于究竟改什么、 如何改， 特别是有哪些措施可供改革决策者比较和选择，人们却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 “学习和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为了制定改革战略和政策，一批批学者和官员前 往国外考察学习，一批批图书资料被译成中文。从中国改革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学习和借 鉴国外先进经验成为中国改革者最为重要的一个改革思路。每当一项改革不知如何开展时， 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 “看看国外是怎么做的” 每当重大改革需要实施而对后果难以把握时， ； 人们也总会想到“看看国外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当然，中国的改革者始终清 楚，学习借鉴不是照搬照抄，无论一项措施在国外是多么的成功，被采纳时都会根据中国的 实际进行评估、分析和做出必要的调整。 最后， 对外开放为国内改革的推进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 这也许是对外开放政策对改革 的最大贡献。改革开放早期，开放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建立特区和吸引外资， 加快发展步伐。而要成功引来外资，就必须为外资企业的设立和运营创造条件，使得它们不 仅愿意来，而且留得住，能发展，从而需要对国内管理架构、审批制度、激励政策等进行改 革。同样，对外开放政策要求中国更多参与到全球竞争中去，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 自身发展。而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国外企业、政府打交道，就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行事， 就必须改革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与国际惯例、规则相矛盾或相冲突的内容。的确，在中 国改革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由于涉及到对不同主体利益关系的调整，总会遇到这样那样 的改革阻力。 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不断加强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与交流， 对于克服这 些阻力、推进改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加入 WTO，表面看主要收 获可能是贸易条件的改善和贸易机会的增多， 而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国内的改革提 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量。当然，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始终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开放支持 和促进了改革， 而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又反过来对进一步的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 并为之 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二、中国改革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从 30 多年所走过的历程来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出比苏东等国家的激进式改革更 大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并在实践中产生了更佳的社会效果。但在这些特征当中，也包含了其 所必然产生的矛盾，毋庸置疑，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任何事物 都存在矛盾，都是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 不断解决新出现的矛盾，事物才能前进。改革是波澜壮阔、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前人没有 留下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前进。改革 30 年来，中国在经 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却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中受各 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改革和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 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 （二）不同程度地受新自由主义干扰 。 （三）没有注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生态环境恶化 没有注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
咱河南编办的兄弟们苦啊，建议从乡镇机构改革入手，从98年就开始改，都改了13年了，还是有东西可以写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 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 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它的丰富性、 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引起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关 注。 虽然中国改革的成功已经得到了举世公认， 但是对于如何解释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和未 来的走向问题，国内外经济学家却众说纷纭，认识相距甚远。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和经 验进行认真的总结，无疑将会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产生积极的作用。 一、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中国改革的实践说明，通过逐步和局部的制度调整，积少成多，由量变到质变，不仅有 可能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变， 而且有可能在转变过程中保持经济体制的相对有效性， 从而 在实现体制变革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 但这一经验是否具 有普遍意义， 是否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原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变革和发展战略具有参考价值， 既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也需要进行认真的实践总结。 这里只是从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 些具体的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做法来认识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摸着石头过河” （一）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 改革之初，人们只知道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不行，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但究竟什么样的 体制行，需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以及先改什么后改什么等，人们并不清楚。正是在这样的 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要求人们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大 胆试、大胆闯，对了坚持，错了改正。现在回过头来看，“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成为贯穿于 整个中国改革过程的重要思想，也构成了中国渐进改革的最重要特征。 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首先，需要“过河”是明确的，坚定的。建国以来 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 尽管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曾经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但已经不能 适应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其次，过河的最终目的也是明确 的，坚定的。那就是要通过探索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 富民强国。但要过的河有多宽，有多深，彼岸是个什么样子，则是不清楚的。换句话说，虽 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明确的， 但究竟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特点、 能够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 经济体制模式，人们或者是不清楚的，或者存在严重的认识分歧，因而也就不可能清楚改革 所面临的任务、风险和艰巨性。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即从中国不同时 期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出发，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和检验标准，不断消除体制中 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目标和改革措施。同时，根据发展 阶段和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对过去提出的改革目标和措施进行调整，并 提出新的目标和措施。 有人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始终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我认为这种说法低估了中国 改革领导者的思想境界。 从中国改革的实际过程来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因为中国改革的实 际过程总体上是一个逐步用市场体制代替计划体制的过程。 但这样的概括只看到了问题的表 象，而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从更深的层次看，中国改革始终坚持的，并非是市场的或计划 的取向，或者某种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的体 制调整，不断消除经济旧体制中制约生产力提高的因素，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促 进经济发展， “三个有利于” 换句话说， 实现 。 只要能够解决中国不同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 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国的改革者既不会刻意放弃计划或行政手段， 也不会盲目采用 市场或经济手段。在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看来，不论是计划还是市场，甚至不论是计划经 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过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改革的实 际过程之所以呈现出市场化的取向， 并非是确立或坚持了市场化的目标使然， 而是针对中国 现实问题，结合中国实际，在不断探索合适的解决方案中所做出的选择。认识到这一点是十 分重要的， 因为正是由于坚持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或先验的目标模式 出发－－选择改革目标和改革举措， 渐进改革才在不断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和不断促进中国生 产力发展中逐步使得整体体制不断趋于完善， 最终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 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同时，还需看到，“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体制模式的必然选择， 也是克服阻力、争取时间、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的明智之举。目标的渐进性首先反映了人们 认识水平的提高过程。 如果在人们认识水平没有达到时提出过高的目标， 不仅会遇到较大的 阻力，而且会面临很大的执行困难。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别说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提出商品 经济，也会面临很大的阻力和引发激烈的争论，因此 1979 年开始改革时只是提出一个比较 笼统的改革目标：“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随着实践的进展和认识的深化，改革 的目标也呈现不断深化和提高。 1982 年提出的 从 “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到 1984 ， 年提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后来对其经济运行模式的进一步表述：“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直到 1992 年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改革的目标。贯穿始终的一 个特点，就是根据中国实际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断解放生产力，而具体要建成怎样的 经济体制， 或者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和内容， 则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丰富和发展。 （二）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 这是中国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回顾 30 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率先从农村开始进行 改革，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最合理的改革选择，对于保障改革的整体成功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首先，农村面临的问题最为突出，最为迫切。改革之初，中国面临严重的物资短缺，其 中最为严重的就是粮食和食品的短缺。因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解决食品 短缺，成为当时的头等大事。虽然导致粮食和食品短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长期实行农业 集体经营， 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是最为根本的原因。 因此， 要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必须改变农业的集体经营方式，探索适合中国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的经营方式。其次，农村 经济相对独立。相对于城市经济而言，农村经济相对独立，与其他领域的联系相对简单，因 此改革从农村开始不涉及复杂的配套改革或关系调整。 再次， 农村是计划经济相对比较薄弱 的环节。与前苏联不同，中国农村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彻底的。中国既没有集体农庄，农民 也不是农业工人，农户始终保留少量自留地，农贸市场也一直存在。因此，改革从农村开始 相对比较容易。最后，农村经济关系相对简单，改革措施容易形成。实际上，农村改革的主 要举措，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非是改革决策者的发明，而是来自于安徽农民的实践。 改革措施只是简单承认了过去被认为是非法的农民自发实行的做法为合法， 并在全国各地普 遍推行。 正由于以上原因，农村改革不仅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进展顺利，而且成效显著。 从 1982 年年初中央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到户合法， 1983 年底， 至 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户就达到 95%以上。随着包产到户的实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 1984 年，全国粮食产量就达到了历 史最好水平，基本解决了粮食短缺的问题。 农村改革成功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对整体改革有多个方面的推动作用。 首先， 鼓舞了 士气， 增强了信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快速推广和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使得广大群众切 身感受到了旧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 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巨大的发展 潜力，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壮大了改革的力量。其次，粮 食短缺问题的基本解决为整体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最基本条件。 吃饭问题是任何国家、 任何社 会和任何发展阶段的头等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其他方面的事情无从谈起，甚至社会 政治的稳定也很难维持，更遑论改革开放。再次，农业生产率提高所释放的劳动力和产生的 价值剩余，不仅促进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也为“中国制造”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条件。家 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增产积极性， 更增大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各种种植养殖专业户、为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的专业户、为农村建 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专业户，以及从事运输、加工制造的专业户等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成为中国乡镇企业兴起的发端和雏形。 同时， 农业价值剩余的增加以及源源不断的廉价剩余 劳动力，成为中国加工业获得比较优势并迅猛发展的最主要的条件。最后，为其他领域改革 提供了示范和经验。 由于农村承包制的成功经验， 使得承包制成为后来几年城市和工业领域 改革的主要思路。 虽然由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相比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承包制本身所固有 的缺陷， 承包制不可能作为城市经济改革的最终模式， 但在当时情况下承包制的推行对于冲 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对工业生产增长等所发挥的促进作用等还是值得肯定的。 （三）以增量和局部改革带动全局改革 这实际上是中国渐进改革最主要也是最为直观的特征。 这种改革思路可以说贯穿了中国 改革的全部过程。按照这种改革思路，当一项改革举措一下子难以全面铺开时，往往采取两 种渐进的推进方式：一是增量改革，即改革政策首先针对经济增量实施，而针对经济存量的 政策保持不变。二是局部改革，即改革政策首先在局部地区实施，而针对其他地区政策保持 不变。 价格改革是典型的增量改革模式。1984 年，为全面启动城市经济改革，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俗称“扩权十条”），规定国有企业 超计划生产的产品可以自销，并在国家定价上下 20%的浮动范围内自主决定价格。这项政策 导致了价格的双轨制，即同一种产品既有国家计划价格，又有计划外市场价格。随着企业生 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超计划部分在生产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而计划部分在总产出中的比 重则越来越小。 发展到一定时候， 完全取消计划价格， 实现价格的并轨就变得相对容易了。 增量改革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1986 年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实 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为了减少改革阻力，规定劳动合同只适用于国有企业新招用的职 工，而不适用于老职工，即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随着老职工不断减少和新职 工不断增多，发展到一定时候实行用工制度的并轨也就成为比较自然的事了。实际上，至 20 世纪 90 年代， 劳动合同就逐步推广到各类企业的全体职工， 实行了 “全员劳动合同制” 。 局部改革是渐进改革的另一种方式。 即当一项改革影响重大， 一下子很难在全国范围内 普遍实施时，往往首先在部分地区进行实施和试验。 （四）大力促进非国有制经济超前发展 大力促进非国有制经济超前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是任何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进行改革时都会面临的最主要和最艰巨 的任务，中国也不例外。在改革初期，当大规模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时，中 国采取了在积极探索改革路径和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的同时， 大力鼓励和扶持非国 有制企业的发展的策略。 非国有制经济包括私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及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非国有制 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历程中的一大特色。 1978 年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 工业总产出中国有经济的比重高达 78%，集体经济大约是 22%，私有制经济微乎其微，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而截至到 2006 年底，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总产出当中，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占比重已经减少到 7%，而包括私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各种类 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内的非国有制企业的产出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 3%。 鼓励和扶持非 国有制经济超前发展的政策对于整个改革的成功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 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代表着新生经济力量的壮大。 由于非国有制企业主要是 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按照市场需求发展起来的， 因此， 与旧的计划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国 有企业相比， 它们与市场具有天然的联系， 具有更强的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 其发展和壮大，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新生的市场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从而为整个经济注入了新的活 力。 其次，非国有制经济的超前发展，降低了推进国有制经济改革的难度与风险，使得有关 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决策更加容易。 当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过高， 整个国民经 济过多依赖国有经济时，国有企业改革就带有很强的敏感性。因为一旦改革发生失误，就不 仅会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也会对人民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就需要慎之又慎。 但当非国有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且在国民经济中 占有较大的比重时， 整个国民经济对国有经济的依赖程度就会减轻， 改革决策的难度也会相 应减轻。因为即使改革不成功，它至少不会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许多 在改革初期很难想象的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举措， 在非国有制经济发展壮大之后， 都变得可 以接受。 第三， 非国有制经济的超前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国有经济竞争对手和改革示范者 的作用，从而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当处于垄断地位时，国有企业感受不到竞争压力，也 就感受不到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这时对其进行改革难度很大。 随着非国有制企业的发展 和壮大， 越来越成为国有企业在市场、 原料、 人才、 资金等诸多方面强大的竞争对手。 这时， 国有企业如果不改革， 就不仅是个效率问题， 而是个面临被市场淘汰和能否继续生存的问题。 这种压力不仅是广大国有企业职工必须面对的，也是国有企业负责人必须要面对的。因此， 正是这种来自于非国有制企业的激烈竞争和来自于市场的生存压力， 推动着国有企业不断改 善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最后，非国有制企业的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势必会 导致职工的下岗分流，这时如果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会导致大量的失业，产生严重的民 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正好吸收了国有企业改革中所释放出的“富余劳 动力”，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 （五）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在推进国内改革的同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是中国改革的另 一个成功经验。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几乎是与改革政策同时展开的。早在 1979 年，中央政 府就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四个经济特区。1984 年，又决定对 14 个沿海城市实施开放政策，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吸 引外资，加快发展。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拓展和完善，目前已经形成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 放格局，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发展成为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系。 开放政策对于中国改革的成功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它扩展了人们视野，巩 固了改革基础， 使得改革不可逆转。 当国门打开之后， 人们通过各种途径 （出国访问、 留学、 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媒体以及商品贸易等等） 开始了解国外。 人们切身感受到在经济发展与 生活水平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 意识到中国落后的程度和加快发展的迫切性， 从 而使得通过改革加快发展成为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国门打得越开，人们对国外了解越多， 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感受也就越强烈，最终使得改革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 其次， 开放为改革提供了最便捷和最有效的知识和信息途径。 正如前文所述， 改革初期， 虽然在改革的必要性、 紧迫性方面有着广泛的共识和社会基础， 但对于究竟改什么、 如何改， 特别是有哪些措施可供改革决策者比较和选择，人们却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 “学习和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为了制定改革战略和政策，一批批学者和官员前 往国外考察学习，一批批图书资料被译成中文。从中国改革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学习和借 鉴国外先进经验成为中国改革者最为重要的一个改革思路。每当一项改革不知如何开展时， 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 “看看国外是怎么做的” 每当重大改革需要实施而对后果难以把握时， ； 人们也总会想到“看看国外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当然，中国的改革者始终清 楚，学习借鉴不是照搬照抄，无论一项措施在国外是多么的成功，被采纳时都会根据中国的 实际进行评估、分析和做出必要的调整。 最后， 对外开放为国内改革的推进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 这也许是对外开放政策对改革 的最大贡献。改革开放早期，开放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建立特区和吸引外资， 加快发展步伐。而要成功引来外资，就必须为外资企业的设立和运营创造条件，使得它们不 仅愿意来，而且留得住，能发展，从而需要对国内管理架构、审批制度、激励政策等进行改 革。同样，对外开放政策要求中国更多参与到全球竞争中去，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 自身发展。而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国外企业、政府打交道，就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行事， 就必须改革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与国际惯例、规则相矛盾或相冲突的内容。的确，在中 国改革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由于涉及到对不同主体利益关系的调整，总会遇到这样那样 的改革阻力。 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不断加强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与交流， 对于克服这 些阻力、推进改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加入 WTO，表面看主要收 获可能是贸易条件的改善和贸易机会的增多， 而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国内的改革提 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量。当然，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始终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开放支持 和促进了改革， 而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又反过来对进一步的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 并为之 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二、中国改革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从 30 多年所走过的历程来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出比苏东等国家的激进式改革更 大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并在实践中产生了更佳的社会效果。但在这些特征当中，也包含了其 所必然产生的矛盾，毋庸置疑，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任何事物 都存在矛盾，都是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 不断解决新出现的矛盾，事物才能前进。改革是波澜壮阔、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前人没有 留下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前进。改革 30 年来，中国在经 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却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中受各 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改革和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 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 （二）不同程度地受新自由主义干扰 。 （三）没有注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生态环境恶化 没有注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
总结30 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归纳出导致“中国奇迹”的关键要素，对于更好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党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这一转折使得人们原有的、落后的排斥的计划经济观念得以转变，使得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体的地位得以确立，使得经济发展的体制和制度得以创新和发展，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良好的环境。首先，改革开放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有的是由发展不充分带来的，主要是通过加快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来逐步加以解决；有的是由体制机制不完善带来的，主要是通过深化改革，消除各制约性体制性因素解决。 无论是解决发展还是体制问题都是依靠深化改革来提供强大动力的。其次，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外在推动力。一方面高度发达的国际市场经济关系和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成为国内改革经济体制、强化竞争机制的外在推动力，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开放型经济同国际市场接轨后，为各类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提供国际标准，还为国内加快建立相应的各类市场提供外部推力。此外，对外开放开拓了国际市场，为引进外资、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了平台，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奠定基础。 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改革30 年来，我国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这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提供了思想认识基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必须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求必须对落后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使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过程中，在认识方面，我们先后经历了“ 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认识层面上的提升。其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提供了环境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政府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要求政府不断探索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路子、新模式，这些都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改革30 年来，我国在农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探索出了很多新的经验和方法，同时政府对经济改革的支持和服务也越来越到位，为经济体制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坚持多元化改革的思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单一领域的改革， 而是多个领域的多个方面的改革。在改革前两个阶段实际上有两条主线：一是通过所有制方面的改革，调整了所有制结构。在总的结构上，从过去的单一公有制经济结构逐渐改变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二是通过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变，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准备了体制基础。 对计划体制、投资体制、财政体制、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都进行了以引进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在深化改革阶段（改革的后两个阶段）主要是围绕所有制结构完善、国有企业改革深化、行政管理的完善、市场体系的完善以及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等问题展开。可见，在改革的各个阶段都是从多个方面进行改革，而不是单一的一个方面的改革。 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模式。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从改革时序安排的渐进性。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公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二是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渐进性。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另外，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三是改革步骤的渐进性。中国的改革是分步进行的，集中于制度革新，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产权进行改革，通过保留剩余的方式激励农民；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更多地采取了试验的形式，允许部分地区或部门率先改革，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或全行业扩展，例如经济特区的建立；初始条件对于改革方式的选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采取了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避免出现大的冲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概括来讲，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是最小化政策贯彻执行的成本，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最小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阻力，逐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以试点方式逐步推动改革。 坚持体制和制度创新的改革主线。改革开放30 年，通过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扫清了发展障碍。首先，在改革初期，通过体制建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的格局，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开辟了空间：一是在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内部引进市场机制，初步建立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体制基础；二是以扩大地方自主权为内容的投资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宏观体制基础。其次，1992 年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由市场化取向改革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转变，在改革内容上也开始逐步由体制改革转向制度创新。主要包括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微观基础的转型以及以配套改革为内容的宏观制度的创新等。其中，总体配套改革方面的制度创新涵盖财政、税收、外汇、金融、投资、外贸以及流通体制等各个方面。第三， 进入21 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在原来的制度创新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各项制度，进一步推进所有制结构的完善、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市场体系的完善等。 坚持把促进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的原则。我国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改革的目的是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此，在改革初始，我国就确定了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的基本原则。在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30 年成功改革的实践印证了坚持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离开了改革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的连续30 年的高速发展，离开发展社会的稳定就失去了载体，离开了稳定改革与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因此，三者相辅相承，共同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新的经济改革要求《意见》提出了8个方面39项年度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一是持续简政放权，加快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和商事制度改革，加快投融资、价格、统一市场等改革，逐步形成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新模式。二是深化企业改革，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深化电力等重点行业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活力。三是落实财税改革总体方案，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实行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力争全面完成营改增，研究推进资源税、个人所得税、环境保护税等改革。四是推进金融改革，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五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农业农村和科技体制等改革，推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六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健全促进外贸转型升级的体制和政策，改革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加快完善互利共赢的国际产能合作体制机制，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沿边开发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七是深化民生保障相关改革，健全保基本、兜底线的体制机制。深化教育、医药卫生、文化以及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等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领域改革。八是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促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加强顶层设计并开展相关试点，扎实推进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改革，落实国有林场林区改革，用制度保障生态文明。《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问题意识、攻坚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务实高效的改革推进机制，建立落实责任制，强化督促评估，充分发挥试点的先行先试作用，做好改革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工作落实，确保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开放如何促进我国的发展？改革开放对于我国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和发展，使国民经济有很大提高
一，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改革开放，我国不知还要在封闭半封闭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下徘徊多久。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时代旗帜，是中国人民最为自信和自豪的伟大创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呼唤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民群众期待进一步深化改革。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迫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实现新的全面提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实现全面提升，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涉及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创新，涉及城乡区域发展格局的完善，涉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构建，涉及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这些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完成。三，解决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继续保持健康良好的发展势头，迫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当前，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问题等。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和旺盛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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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 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 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它的丰富性、 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引起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关 注。 虽然中国改革的成功已经得到了举世公认， 但是对于如何解释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和未 来的走向问题，国内外经济学家却众说纷纭，认识相距甚远。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和经 验进行认真的总结，无疑将会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产生积极的作用。 一、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中国改革的实践说明，通过逐步和局部的制度调整，积少成多，由量变到质变，不仅有 可能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变， 而且有可能在转变过程中保持经济体制的相对有效性， 从而 在实现体制变革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 但这一经验是否具 有普遍意义， 是否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原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变革和发展战略具有参考价值， 既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也需要进行认真的实践总结。 这里只是从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 些具体的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做法来认识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摸着石头过河” （一）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 改革之初，人们只知道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不行，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但究竟什么样的 体制行，需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以及先改什么后改什么等，人们并不清楚。正是在这样的 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要求人们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大 胆试、大胆闯，对了坚持，错了改正。现在回过头来看，“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成为贯穿于 整个中国改革过程的重要思想，也构成了中国渐进改革的最重要特征。 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首先，需要“过河”是明确的，坚定的。建国以来 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 尽管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曾经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但已经不能 适应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其次，过河的最终目的也是明确 的，坚定的。那就是要通过探索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 富民强国。但要过的河有多宽，有多深，彼岸是个什么样子，则是不清楚的。换句话说，虽 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明确的， 但究竟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特点、 能够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 经济体制模式，人们或者是不清楚的，或者存在严重的认识分歧，因而也就不可能清楚改革 所面临的任务、风险和艰巨性。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即从中国不同时 期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出发，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和检验标准，不断消除体制中 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目标和改革措施。同时，根据发展 阶段和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对过去提出的改革目标和措施进行调整，并 提出新的目标和措施。 有人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始终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我认为这种说法低估了中国 改革领导者的思想境界。 从中国改革的实际过程来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因为中国改革的实 际过程总体上是一个逐步用市场体制代替计划体制的过程。 但这样的概括只看到了问题的表 象，而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从更深的层次看，中国改革始终坚持的，并非是市场的或计划 的取向，或者某种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的体 制调整，不断消除经济旧体制中制约生产力提高的因素，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促 进经济发展， “三个有利于” 换句话说， 实现 。 只要能够解决中国不同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 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国的改革者既不会刻意放弃计划或行政手段， 也不会盲目采用 市场或经济手段。在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看来，不论是计划还是市场，甚至不论是计划经 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过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改革的实 际过程之所以呈现出市场化的取向， 并非是确立或坚持了市场化的目标使然， 而是针对中国 现实问题，结合中国实际，在不断探索合适的解决方案中所做出的选择。认识到这一点是十 分重要的， 因为正是由于坚持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或先验的目标模式 出发－－选择改革目标和改革举措， 渐进改革才在不断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和不断促进中国生 产力发展中逐步使得整体体制不断趋于完善， 最终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 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同时，还需看到，“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体制模式的必然选择， 也是克服阻力、争取时间、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的明智之举。目标的渐进性首先反映了人们 认识水平的提高过程。 如果在人们认识水平没有达到时提出过高的目标， 不仅会遇到较大的 阻力，而且会面临很大的执行困难。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别说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提出商品 经济，也会面临很大的阻力和引发激烈的争论，因此 1979 年开始改革时只是提出一个比较 笼统的改革目标：“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随着实践的进展和认识的深化，改革 的目标也呈现不断深化和提高。 1982 年提出的 从 “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到 1984 ， 年提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后来对其经济运行模式的进一步表述：“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直到 1992 年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改革的目标。贯穿始终的一 个特点，就是根据中国实际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断解放生产力，而具体要建成怎样的 经济体制， 或者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和内容， 则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丰富和发展。 （二）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 这是中国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回顾 30 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率先从农村开始进行 改革，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最合理的改革选择，对于保障改革的整体成功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首先，农村面临的问题最为突出，最为迫切。改革之初，中国面临严重的物资短缺，其 中最为严重的就是粮食和食品的短缺。因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解决食品 短缺，成为当时的头等大事。虽然导致粮食和食品短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长期实行农业 集体经营， 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是最为根本的原因。 因此， 要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必须改变农业的集体经营方式，探索适合中国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的经营方式。其次，农村 经济相对独立。相对于城市经济而言，农村经济相对独立，与其他领域的联系相对简单，因 此改革从农村开始不涉及复杂的配套改革或关系调整。 再次， 农村是计划经济相对比较薄弱 的环节。与前苏联不同，中国农村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彻底的。中国既没有集体农庄，农民 也不是农业工人，农户始终保留少量自留地，农贸市场也一直存在。因此，改革从农村开始 相对比较容易。最后，农村经济关系相对简单，改革措施容易形成。实际上，农村改革的主 要举措，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非是改革决策者的发明，而是来自于安徽农民的实践。 改革措施只是简单承认了过去被认为是非法的农民自发实行的做法为合法， 并在全国各地普 遍推行。 正由于以上原因，农村改革不仅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进展顺利，而且成效显著。 从 1982 年年初中央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到户合法， 1983 年底， 至 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户就达到 95%以上。随着包产到户的实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 1984 年，全国粮食产量就达到了历 史最好水平，基本解决了粮食短缺的问题。 农村改革成功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对整体改革有多个方面的推动作用。 首先， 鼓舞了 士气， 增强了信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快速推广和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使得广大群众切 身感受到了旧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 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巨大的发展 潜力，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壮大了改革的力量。其次，粮 食短缺问题的基本解决为整体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最基本条件。 吃饭问题是任何国家、 任何社 会和任何发展阶段的头等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其他方面的事情无从谈起，甚至社会 政治的稳定也很难维持，更遑论改革开放。再次，农业生产率提高所释放的劳动力和产生的 价值剩余，不仅促进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也为“中国制造”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条件。家 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增产积极性， 更增大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各种种植养殖专业户、为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的专业户、为农村建 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专业户，以及从事运输、加工制造的专业户等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成为中国乡镇企业兴起的发端和雏形。 同时， 农业价值剩余的增加以及源源不断的廉价剩余 劳动力，成为中国加工业获得比较优势并迅猛发展的最主要的条件。最后，为其他领域改革 提供了示范和经验。 由于农村承包制的成功经验， 使得承包制成为后来几年城市和工业领域 改革的主要思路。 虽然由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相比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承包制本身所固有 的缺陷， 承包制不可能作为城市经济改革的最终模式， 但在当时情况下承包制的推行对于冲 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对工业生产增长等所发挥的促进作用等还是值得肯定的。 （三）以增量和局部改革带动全局改革 这实际上是中国渐进改革最主要也是最为直观的特征。 这种改革思路可以说贯穿了中国 改革的全部过程。按照这种改革思路，当一项改革举措一下子难以全面铺开时，往往采取两 种渐进的推进方式：一是增量改革，即改革政策首先针对经济增量实施，而针对经济存量的 政策保持不变。二是局部改革，即改革政策首先在局部地区实施，而针对其他地区政策保持 不变。 价格改革是典型的增量改革模式。1984 年，为全面启动城市经济改革，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俗称“扩权十条”），规定国有企业 超计划生产的产品可以自销，并在国家定价上下 20%的浮动范围内自主决定价格。这项政策 导致了价格的双轨制，即同一种产品既有国家计划价格，又有计划外市场价格。随着企业生 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超计划部分在生产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而计划部分在总产出中的比 重则越来越小。 发展到一定时候， 完全取消计划价格， 实现价格的并轨就变得相对容易了。 增量改革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1986 年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实 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为了减少改革阻力，规定劳动合同只适用于国有企业新招用的职 工，而不适用于老职工，即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随着老职工不断减少和新职 工不断增多，发展到一定时候实行用工制度的并轨也就成为比较自然的事了。实际上，至 20 世纪 90 年代， 劳动合同就逐步推广到各类企业的全体职工， 实行了 “全员劳动合同制” 。 局部改革是渐进改革的另一种方式。 即当一项改革影响重大， 一下子很难在全国范围内 普遍实施时，往往首先在部分地区进行实施和试验。 （四）大力促进非国有制经济超前发展 大力促进非国有制经济超前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是任何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进行改革时都会面临的最主要和最艰巨 的任务，中国也不例外。在改革初期，当大规模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时，中 国采取了在积极探索改革路径和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的同时， 大力鼓励和扶持非国 有制企业的发展的策略。 非国有制经济包括私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及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非国有制 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历程中的一大特色。 1978 年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 工业总产出中国有经济的比重高达 78%，集体经济大约是 22%，私有制经济微乎其微，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而截至到 2006 年底，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总产出当中，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占比重已经减少到 7%，而包括私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各种类 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内的非国有制企业的产出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 3%。 鼓励和扶持非 国有制经济超前发展的政策对于整个改革的成功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 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代表着新生经济力量的壮大。 由于非国有制企业主要是 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按照市场需求发展起来的， 因此， 与旧的计划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国 有企业相比， 它们与市场具有天然的联系， 具有更强的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 其发展和壮大，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新生的市场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从而为整个经济注入了新的活 力。 其次，非国有制经济的超前发展，降低了推进国有制经济改革的难度与风险，使得有关 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决策更加容易。 当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过高， 整个国民经 济过多依赖国有经济时，国有企业改革就带有很强的敏感性。因为一旦改革发生失误，就不 仅会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也会对人民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就需要慎之又慎。 但当非国有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且在国民经济中 占有较大的比重时， 整个国民经济对国有经济的依赖程度就会减轻， 改革决策的难度也会相 应减轻。因为即使改革不成功，它至少不会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许多 在改革初期很难想象的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举措， 在非国有制经济发展壮大之后， 都变得可 以接受。 第三， 非国有制经济的超前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国有经济竞争对手和改革示范者 的作用，从而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当处于垄断地位时，国有企业感受不到竞争压力，也 就感受不到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这时对其进行改革难度很大。 随着非国有制企业的发展 和壮大， 越来越成为国有企业在市场、 原料、 人才、 资金等诸多方面强大的竞争对手。 这时， 国有企业如果不改革， 就不仅是个效率问题， 而是个面临被市场淘汰和能否继续生存的问题。 这种压力不仅是广大国有企业职工必须面对的，也是国有企业负责人必须要面对的。因此， 正是这种来自于非国有制企业的激烈竞争和来自于市场的生存压力， 推动着国有企业不断改 善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最后，非国有制企业的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势必会 导致职工的下岗分流，这时如果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会导致大量的失业，产生严重的民 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正好吸收了国有企业改革中所释放出的“富余劳 动力”，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 （五）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在推进国内改革的同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是中国改革的另 一个成功经验。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几乎是与改革政策同时展开的。早在 1979 年，中央政 府就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四个经济特区。1984 年，又决定对 14 个沿海城市实施开放政策，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吸 引外资，加快发展。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拓展和完善，目前已经形成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 放格局，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发展成为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系。 开放政策对于中国改革的成功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它扩展了人们视野，巩 固了改革基础， 使得改革不可逆转。 当国门打开之后， 人们通过各种途径 （出国访问、 留学、 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媒体以及商品贸易等等） 开始了解国外。 人们切身感受到在经济发展与 生活水平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 意识到中国落后的程度和加快发展的迫切性， 从 而使得通过改革加快发展成为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国门打得越开，人们对国外了解越多， 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感受也就越强烈，最终使得改革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 其次， 开放为改革提供了最便捷和最有效的知识和信息途径。 正如前文所述， 改革初期， 虽然在改革的必要性、 紧迫性方面有着广泛的共识和社会基础， 但对于究竟改什么、 如何改， 特别是有哪些措施可供改革决策者比较和选择，人们却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 “学习和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为了制定改革战略和政策，一批批学者和官员前 往国外考察学习，一批批图书资料被译成中文。从中国改革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学习和借 鉴国外先进经验成为中国改革者最为重要的一个改革思路。每当一项改革不知如何开展时， 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 “看看国外是怎么做的” 每当重大改革需要实施而对后果难以把握时， ； 人们也总会想到“看看国外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当然，中国的改革者始终清 楚，学习借鉴不是照搬照抄，无论一项措施在国外是多么的成功，被采纳时都会根据中国的 实际进行评估、分析和做出必要的调整。 最后， 对外开放为国内改革的推进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 这也许是对外开放政策对改革 的最大贡献。改革开放早期，开放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建立特区和吸引外资， 加快发展步伐。而要成功引来外资，就必须为外资企业的设立和运营创造条件，使得它们不 仅愿意来，而且留得住，能发展，从而需要对国内管理架构、审批制度、激励政策等进行改 革。同样，对外开放政策要求中国更多参与到全球竞争中去，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 自身发展。而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国外企业、政府打交道，就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行事， 就必须改革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与国际惯例、规则相矛盾或相冲突的内容。的确，在中 国改革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由于涉及到对不同主体利益关系的调整，总会遇到这样那样 的改革阻力。 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不断加强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与交流， 对于克服这 些阻力、推进改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加入 WTO，表面看主要收 获可能是贸易条件的改善和贸易机会的增多， 而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国内的改革提 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量。当然，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始终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开放支持 和促进了改革， 而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又反过来对进一步的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 并为之 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二、中国改革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从 30 多年所走过的历程来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出比苏东等国家的激进式改革更 大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并在实践中产生了更佳的社会效果。但在这些特征当中，也包含了其 所必然产生的矛盾，毋庸置疑，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任何事物 都存在矛盾，都是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 不断解决新出现的矛盾，事物才能前进。改革是波澜壮阔、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前人没有 留下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前进。改革 30 年来，中国在经 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却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中受各 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改革和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 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 （二）不同程度地受新自由主义干扰 。 （三）没有注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生态环境恶化 没有注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