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假如要的不急的话我能够给你写的。。论文标题固然居于首先映入读者视线的醒目位置，但依然存在标题能否醒目的问题，由于标题所用字句及其所表现的内容能否醒目，其产生的效果是相距甚远的。命题时，若不思索逻辑上有关外延和内涵的恰当运用，则有可能呈现错误，至少是不当。
题名又称题目或标题。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论文题目是一篇论文给出的涉及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必须考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不达意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题目十分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有人描述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话：“论文题目是文章的一半”。对论文题目的要求是：准确得体：简短精炼：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醒目。(二)作者姓名和单位(Authoranddepartment）这一项属于论文署名问题。署名一是为了表明文责自负，二是记录作用的劳动成果，三是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及文献检索(作者索引)。大致分为二种情形，即：单个作者论文和多作者论文。后者按署名顺序列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工作与论文撰写实际贡献最大的列为第一作者，贡献次之的，列为第二作者，余类推。注明作者所在单位同样是为了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三)摘要(Abstract）论文一般应有摘要，有些为了国际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他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①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②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③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④结论或结果的意义。(四)关键词(Keywords）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的叙词。主题词是用来描述文献资料主题和给出检索文献资料的一种新型的情报检索语言词汇，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情报检索计算机化(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主题词是指以概念的特性关系来区分事物，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并且具有组配功能，用以准确显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概念关系的动态性的词或词组。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价值，体现为客观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人文性、决定性与选择性、共时性与历史性、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当吸取马克思这一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当代意义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 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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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价值，体现为客观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人文性、决定性与选择性、共时性与历史性、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当吸取马克思这一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当代意义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 统一。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时间假如要的不急的话我能够给你写的。。论文标题固然居于首先映入读者视线的醒目位置，但依然存在标题能否醒目的问题，由于标题所用字句及其所表现的内容能否醒目，其产生的效果是相距甚远的。命题时，若不思索逻辑上有关外延和内涵的恰当运用，则有可能呈现错误，至少是不当。
保卫《资本论》参考文献（列国志数据库 供交流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该著创立了所谓的“七类文献法”，用于进行指导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构建。Ⅰ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论》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04。《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资本论》第1卷（德文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32卷，人民出版社，19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34、47卷，人民出版社，20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剩余价值学说史》，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4。《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2012。《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0。《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1999。Ⅱ国学《周易》（杨天才等译注），中华书局，2011。《国语译注》（汪济民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老子译注》（罗义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论语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1980。《大学中庸译注》（王文锦），中华书局，2013。《孟子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2012。《杨伯峻〈孟子译注〉商榷》（白平），中华书局，2013。《楚辞译注》（董楚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吕氏春秋译注》（张双棣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61～2014。《史记》（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07。《春秋繁露》（张世亮等译注），中华书局，2012。《全唐诗》（彭定求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唐诗一万首精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圭璋等），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李商隐诗集疏注》（叶葱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李清照全词》（刘瑜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红楼梦》（周书文点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熊十力选集》（景海峰编），吉林出版社，2005。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熊十力：《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熊十力：《原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熊十力：《新唯识论》，商务印书馆，2010。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2006。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Ⅲ历史和思想文化卜正民等：《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古伟瀛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outledge,2001）。金观涛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增订本），法律出版社，2011。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何国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宋鸿兵：《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杨敬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2011。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第1～5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张一兵：《资本主义理解史》第1～6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Ⅳ政治和哲学Anto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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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于江西财经大学，教授[1] 、硕士生导师[6-7] 。涉猎《资本论》[1] 、当代中国经济[1] 、企业理论等多个研究领域与专业方向。[1] 目前从事中国经济学研究。[2] 本着“多路进，狭路退”的治学理念，酝酿了十载，运思了十年[8] ，于2014年底推出学术成果《保卫〈资本论〉》[9] ，副标题：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3] 。其贯串了许光伟教授的前期成果[10-11] ：各个研究路径和类型的学术论文[12] ，贯串其所喜爱之历史和文化。[9] 由于信奉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和而不同”，致力于书写“学术整史”逻辑[13] ，于是演绎出“国学马克思主义[13] + 中国经济学”[14] 的相生相克[15-16] 的经济思维来[14] ，使学术呼吁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话语行动。
资本论读后感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劳动价值论是指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价值论的合理内容，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可高度概括如下：一是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是不同商品进行交换的比例的基础，它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二是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是价值的源泉，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脑力体力的耗费，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但它不是价值的源泉；三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活劳动，即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抽象劳动，物化劳动作为过去劳动的凝结物，在新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商品价值中不包含任何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彻底的一元价值论。二、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必要性(一)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客观历史条件与现时代存在巨大的差别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科学原理都是对特定条件下的特定问题的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于130多年前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而当时的生产方式、劳动形态、商品形式和财富构成等都与当今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分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能脱离对那个特定时代特点的分析，概括地讲，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客观历史条件主要如下。第一，劳动形态主要表现为体力劳动。工业化初期，社会生产主要集中在物质生产领域，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例相对较小，劳动形态主要表现为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的体力劳动。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物质生产领域的体力劳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虽然马克思也涉及到对非物质生产领域(服务贸易行业)的分析，但由于当时这些部门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影响力微乎其微，所以当马克思在谈到服务贸易时说：“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第二，劳动过程的知识含量不高。工业化初期知识、科学、技术不够发达，劳动过程的脑力支出、知识含量不高，简单的、以体力支出为主的、按时间计算的劳动是主要的劳动形式。因此，马克思还不可能对科技创新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独特作用加以系统论述。第三，指挥、管理劳动还不能作为独立的劳动形态。工业化初期，随着产业革命和生产力发展，一边是资产者财富的积累，另一边是无产者贫困的加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创立之初，面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劳动价值论创立的使命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性和被新社会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在当时，指挥、管理主要还是资本家的职能，而资本家行使指挥、管理的职能与剥削目的是结合在一起的，而绝大部分劳动者是被指挥、被管理、被剥削的。因此，马克思就不可能把指挥、管理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独立劳动形态来研究。(二)当代劳动特征的变化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涌现出来，社会劳动出现了许多新特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了新的实践土壤。但是，按照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服务性劳动、科学研究劳动、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经营管理劳动，由于都不直接创造物质产品，都不创造价值。这一原创含义，与现实经济活动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遇到了一系列挑战。第一，服务性劳动。第三产业又被称为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从事的劳动可称为服务性劳动。第三产业问题，是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时为了研究的方便而抽象掉的经济现象。第三产业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迅速发展，则是马克思未曾预料到的经济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已成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据统计，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的一些新兴国家，第三产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已达60%~70%。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已占到GDP的1/3以上，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大大提高，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比重日益增大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向理论界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服务性劳动是否是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是否都创造价值?第二，科学研究劳动。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在进人知识经济、新经济时代更是如此。科研人才的多少和水平的高低、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小、科技对生产的装备应用程度和在经济生活的普及程度，早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科学研究工作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生产经营中通过提高已有产品的生产效率或发明出新的产品，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使全社会的商品价值总量大大增加。如果坚持认为所有科学研究方面的劳动都不创造价值，就会严重压抑和打击这些人员的积极性。第三，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适应，马克思重在研究和论述物质生产劳动。马克思也提过“精神生产力”这一概念，但没有进一步研究和论述。现代经济条件下，人们物质生活的消费得到了较大的满足，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生活上的满足和享受，精神产品的生产部门得到很大发展，也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生产任务，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精神劳动是一种艰辛的、探索性的复杂劳动，它创造了精神产品，而这种精神产品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的僻求。对于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应当把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和探讨。第四，经管管理劳动。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范围扩大，产品日益精细、丰富，就越来越需要科学的组织与管理，经营管理劳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高科技时代，对管理的要求更高，现代经济社会的管理者，必须具备专门化的知识储备。同普通工人的简单劳动相比，管理活动是管理人员从事的复杂劳动，管理劳动不是一般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而是高级的脑力劳动。因此管理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随着社会进步，其创造的价值会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三、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可行性(一)劳动价值论中的经济范畴会随着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同历史上的经济学家，特别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分水岭在于：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是经济现实关系的科学抽象，而随着经济的现实关系的变化，经济范畴也应当相应发生变化。马克思指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经济生活、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都不是“结晶体”，而是一个“变化的机体”。因而，人们认识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变化规律的范畴，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和否定的过程中。有些经济范畴的内涵，会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不断更新其内容和性质，有些经济范畴只说明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现象，随着历史的发展，实质上它已不再适用，这时它只会作为人们认识经济现象的历史痕迹保留下来，而一些新的经济范畴会代替旧的经济范畴。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是立足于商品经济社会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商品经济现实关系的一种理论反映。没有商品经济社会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劳动价值论。我们应该看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是长期的、有阶段性的，这一发展过程必然决定着劳动价值论要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地向前推进。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创新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对商品经济现实关系的一种确切反映，是科学体系发展的必然途径。(二) 马克思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和创新留下了广阔的理论空间马克思有关生产劳动的论述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示，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留下了广阔的理论空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他接着说，“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马克思又同时指出，“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他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上面论述表明：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范畴的内涵也是随其研究问题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生产劳动这一概念的含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在社会化大生产总体劳动中，生产劳动的范围不只是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还包括不一定要自己动手的科研、管理工作等。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种区分本身，……即同劳动独有的特殊性毫无关系，也同劳动的这种特殊性借以体现的特殊使用价值毫无关系。”马克思在考察服务劳动时，曾明确指出，服务是“以劳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在今天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含义也应当有所发展和变化，必须探讨和重新认识服务性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三) 我国学术界的五次争论为劳动价位论的发展和创新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建国以来的五十多年，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大范围讨论有五次，包括涉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规律”和“生产劳动”等劳动价值论基本内容的前三次讨论，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关于“价值创造源泉”问题、世纪之交由“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再掀热潮的后两次讨论。我国经济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五十年间的五次讨论，留给人们的思考和关注是深刻隽永而又经久不息的。总的来说，尽管每次争论的主题不完全相同，但争论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即在遵从科学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跟随时代的变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取得的成就来看，劳动外延的扩大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第三产业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科技人员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企业主的劳动是否也有创造价值的一面，这些问题从马克思的有关社会劳动和管理劳动的二重性的论述中都可以找到支持的证据。而且从逻辑的推演和历史演进的角度，这些劳动成为价值的源泉并不真正构成问题。几十年来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取得的重大进展。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指明了方向，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理论财富，为创新劳动价值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马克思《资本论》是一本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著作。其内容博大精深，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精妙阐述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其观点谈谈我的看法。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篇商品与货币中关于商品的交换过程中谈到：“商品对其所有者而言是是非使用价值的，对其非使用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的交换，从而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价值来实现。可见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之前，必须先作为聚氨酯来实现。”此观点很精确地阐述了交换对与商品的重要性。 首先，从商品的定义出发。我们都知道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由此可见作为商品与其他东西的区别一是交换，而是是劳动产品。其两者共同构成了商品的属性。因为可以用来交换，所以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因为是劳动产品，其中凝聚了人类的无差别劳动，所以商品具有价值。从其属性来讲，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要生产产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被的使用者手里，最后，没有物品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品无用，则其中包含的劳动也没用，也就不形成价值。因此，交换这一过程在这里发挥了很关键性的作用，巧妙的在满足不同使用者的要求同时实现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实现了商品本身的意义。 另一方面，商品交换过程也是创造财富的过程。交换创造财富。正如书中所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而财富的获取是通过堆剩余价值的剥夺。商品因为交换过程而从他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他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受咯。这过程在此是一种社会的物质交换。一种有用的劳动方式的产品代替另一种有用的劳动方式的产品。商品到它使用价值的地方就以商品的交换领域转入消费领域。商品因为有交换因此有了货币，有了在市场的流通。商品的直接流通方式W——G——W,但作为资本货币流通形式却是G——W——G，G——W——G之间是有意义的，因为其中G——W——G’,G’=G+G’’即是于原来的支付的货币额加上了一个增值额。这个增值额超过原价值的余额，称为剩余价值。因此，商品以货币为媒介，通过交换，创造了剩余价值。也就是创造了财富。 由此可见，交换是商品形成和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是商品实现其意义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先根据所读的东西，进行一点概括性阐述。然后根据自己所得所想，得到的启发什么的，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就行。范文：马克思《资本论》是一篇不朽的名著。《资本论》是马克思耗尽毕生心血的结晶。《资本论》把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在一起，是一部系统的、逻辑严密的经济学著作。它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深刻地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揭示了它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及其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规律。它不仅是一部经济学巨著，而且是一部哲学巨著、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巨著，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目的，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关于《资本论》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开篇时指出；“在第一卷，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卷的研究对象。在第二卷中，特别是把流通过程作为再生产过程的媒介来考察的第三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卷的内容，它不能是对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自己的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竟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这是马克思对《资本论》前三卷研究对象、内容和理论结构的概括和说明。
以下是读后感写作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大体上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由读而引出感，这开头部分就好比一条醒目的标语或引子一样，先交待清楚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感想。一般来说，这一部分要求简明扼要、开门见山，千万不要绕圈子、卖关子、遮遮掩掩，而是要用肯定的语气概括地说出感受是什么？简单但明确，不含糊，这样就可以了！不必展开来说。 第二部分，具体谈感受是什么。我们读书看报阅读文章都有一个过程，都需要一段时间，而我们的感受也是在这个过程、这段时间内一点一点产生的，感受由浅到深，感受由心而发、发自内心，因此要自然真实，有感而发，不要无病呻吟，虚假不实，这样才能感人，打动读者。 写法上，可采用夹叙夹议的形式，“叙”就是把感人的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或词句叙述出来，“议”就是抒发自己的感受，要有层次地把自己的感情一步一步地推向顶点，得到升华。 叙述是简述，抓住要点，不要照抄原文，但可以引用原文句子，不过不能太长，否则就有凑字数的嫌疑，再者，这样也影响文章的结构。 第三部分，把感受落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去，联系生活中的事例来谈感受，因为“感”的目的就是要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要不就毫无意义了。具体说来，就是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和文章中感动自己的人或事情做比较与对比，找出差距，找出不足，树立学习的榜样。 第四部分，文章的结尾，要对全文内容做个收尾总结，可以进一步抒发理想或希望与祝愿，把全文的情感升华到顶点。
保卫《资本论》_百度百科 《保卫资本论 》是2014年1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全称《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许光伟著。[1] 作品正式提出“学术保卫”概念，对应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之民族取向和实践化的工作理念。[2] 通过工作涵容中国历史，其达成对世界历史之新理解，是重读和重写“双重意义”之《资本论》理论与方法论著作，高度凸显理论－实践之结合体式。[3] 该著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即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出脱而来的经济理论体系，是用中华语言和中国思维对“经济学”的再说一遍和改造。因此，其不独为政治经济学的“在中国”，亦不是经济学分支或流派的“在中国”，而要求重新检视和阐述已有的理论，对原创性方法进行民族“寻根”。[4] 归根结底，此种研究路径以极高智慧统一了人类生产的“历史”和“逻辑”，清晰说明了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5] 书名：保卫《资本论》[1] 副标题：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保卫资本论》封底文字图册作者：许光伟类别：政治经济学页数：716定价：¥ 00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该著立体图图册出版时间：2014-12-1装帧：平装开本：16开阅读建议：马克思主义研究 政治经济方法论特色：《资本论》 中国 历史———————————————————指导思想：历史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核心：国学马克思主义＋中国经济学写作主旨：古为今用，服务当代。发展路径：古今结合、中西融合的现代经济理论体系。写作特征和理论框架：楔子、四部历史、发生学、中国元素。作者情况：许光伟，当下一位写作风格特立独行的历史经济工作者、研究者。1971年8月生于安徽滁州。经济学研究员。涉猎《资本论》、当代中国经济 以及企业理论等多个研究领域与专业方向。目前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学研究。扉页题词：勋章级的《保卫资本论》图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马克思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列宁凡一国之历史，其对于民族思想之指示，与民族力量之启发，恒于不知不觉之间，隐操大柄。——熊十力1962年第4期《哲学研究》，发表了吴传启同志的《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是辩证的认识方法》。这个标题的提法，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问题是该文开头的这句话：“这种逻辑的认识方法，就是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辩证的认识方法，也就是马克思应用于《资本论》中的基本的逻辑方法……”于是有些青年政治课教师同志，看到这种提法，再把他们从《资本论》中学到的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联系起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的基本方法，不是辩证的方法么？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抽象分析的方法，是否就等于辩证的方法呢？有人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基本的方法；又有人说，抽象分析的方法是基本的方法，是一回事么？究竟哪个对？……。（我）有两个主要论点，其一是说，在《资本论》中，应用的基本方法是辩证方法，不是抽象分析，也不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其他什么方法；即使说，后面这两者比较重要，在《资本论》中也应用得比较广泛，那也不能这样去理解。我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和前一个论点相联系的，那是把辩证方法看为总的方法、基本的方法，其他一切的方法则是从属于辩证方法的，在辩证方法的指导下，对所研究的总的对象的某些方面、某些场合，作着较为具体的处理的。 ——王亚南[2]《保卫资本论》封面 图册作品思想与写作特色/保卫《资本论》 编辑 写在前面（作者自序）[3] 本书历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重要条目，全面检阅这些条目的工作逻辑，以之为“史眼”，管窥诸种经济形态之“得失成败”。此为中国工作用语之方法论著作。——作者寄语似乎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总是一本“看不懂”的书，忝为方法论著作。因为它确实没有通常那些作品惯有的体式（“款式”、“体例”、“形式”、“格式”），不仅书名中缺乏“方法”字眼，而且，内容全不由有关方法论的“知识”所组装。于是乎，该书作者难免要预前题录，权作“画蛇”。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首先，历史和关于真实生活的构境始终是研究的根据，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凡一国之经济落后必导致一国经济思想之长久落后，并非必然之事实，至少是缺乏历史眼光的看法。马克思以19世纪的德国作为比证，说明历史学派不足以和当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匹敌，是就资产阶级内部工作体系而言的。德国社会特殊的发展排除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任何独创的可能。相反的情况出现在东方世界。东方社会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中发掘出了本民族历史的特殊规定，在发展上反超资本主义社会。此为《资本论》在东方思想界的横空出世。《国富论》迟至20世纪初始为国人注意，当其被注意时，《资本论》旋即为国人所注意。其说明当日中国并不欲照搬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相反欲图走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劳工发展道路。《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图册要之，所谓劳工自主，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原是有充足根据的，且不论孙中山《三民主义》称“民生主义”就是中国之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今人复鼓吹劳动主义，或者就是劳动社会主义。从历史发展的实际看，劳工关系涵养于族民关系。中国的漫长古代社会恰是利用的这种关系体式，安排广泛性的社会生产和进行劳动剥削。此处的“族民”，究其实质，乃是对马克思所说依赖关系的人格范畴锁定。中国的族民关系不仅限制了现代意涵劳工概念的成长，更为主要的是限制市民关系作为社会经济主体之成长和规定的独立化。中国社会劳工成长路径是族民→ 市民 · 资本 → 劳工。内蕴的“市民·资本”是工作复合体，指认出中华商品生产体系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有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定。如族民→市民·资本的线索，即是对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特殊主体发展关系的工作刻画。作为预先的交代，该书末章论及的社会要素历史模型不过是说发生在“族民”、“市民”、“资本”、“社会劳工”诸者之间的发展关系的转化，认定它们是一相生相克的历史总体。其母体性质的工作关系皆是由对于劳工自主的发展指向性所构成的。如一种社会要素模型说的是生产要素“所有权条件”的单一类型，是“市民”与族民关系相伴生发展的阶段。而其作为独立的小生产者之人格范畴锁定，乃是专指价值规律的领导范畴，是为“简单商品社会”。所对应之古代产品社会的领导范畴则是“族民”。再就两种社会要素模型而言，其是说市民→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此刻，“所有权条件”已经分化，于生产领域内社会对立化。“资本”专指剩余价值规律之领导范畴。这是一特殊的社会经济规定，可视为独立发展关系上的生产者（大生产者）之物格范畴锁定。三种社会要素模型阐明资本 → 社会主义劳工（人力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从“所有权条件”重新趋向社会一统的角度看，“社会劳工”可视为现代产品社会的工作领导范畴。这是对联合发展关系的一个社会确认，是生产者和劳动者重回社会人格范畴之过程。以上是“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要之，它兼顾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而中国无纯粹之市民社会这一发展特点也写就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独有的逻辑内涵，塑造并继续要求得到不断革新的发展环境。————《资本论》理论部分图册其次，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对中国来讲，这是“知难行易”的转折时代。科学的内容是事实和历史，指向了批判。与紧随那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入而当作完成的舶来品的经济学体系不同，现今所论之“中国经济学”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议题。盖言“新”，特指其是由实践之追溯形成的理论议题。显然，这一含意是特定的，工作批判锁定了经济学成熟时期的发展航向。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居高而思，我们须得承认：迄今为止，人类对自身历史结构的内在了解，全靠《资本论》给其打下基础。一次次的理论对接与实践的接合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一个道理：“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决定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认真消化《资本论》，如在王亚南基础上前进一步，彻底消除“四分主义法式”和“三位一体公式的模本”积淀良久的病疴与沉重影响，创出完全新的理论道路来。华夏一统，是历史、思维、语言、文化养成了的大一统国度。扼要而言：这是以中国人的资格——经济学人的工作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这是遵照中国人阅读之习惯和用语之习惯写就的经济理论鸿篇；这是照顾国人书写历史的习惯、与中国人思维体式契合的方法论巨制；总括起来说，本书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孙文学说》图册最后，回到上面的主题：中西方关系的深化。《资本论》来到中国，委实与东方经济学不断深化之历史步伐同步。这以后，国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华语境中读懂和如何运用好这一伟大著作，尤其恰当领略埋藏其中的深邃性语言。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伴随了思想直接撞击的一次历史阅读，是一次气势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维对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实践是晚近的一个工作外显。在这一历史高地与思想制高点之下，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要保卫《资本论》，问题在于：保卫什么以及如何保卫。中西方在发展关系上的深入交流开显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出场的必要性。是因为：中国经济学不独对中国历史和经济进行理论反映，同时是对于世界历史和经济之全部内容（它们在历史时间上是通透的），从民族工作语言角度采取的一个深刻性书写。例如，中国社会国家的经济细胞是家庭（或家庭式的单位），不独是商品单元，乃是商品和产品，从而具有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两重生长张力。其理论彰显经济形态社会发展总体：所谓的中国经济的内在特质（中国特色），说到底，还在于反映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的“同”与“不同”。从这种意义上说，“走中国人的路，让美国人去说”，绝不是一句毫无内容的虚妄之语。中国经济学具有丰富历史内涵、文化折射力和现实涵容性，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含义上的最为新近的形式，是内容多姿多彩的时代的实践形态、民族创新工作形态。对中国经济学人而言，正确的方式固然是通过历史，在实践交汇中，复经由中华史和世界史的对接来完成这项光荣神圣的伟大任务。如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纽结关系将会得到求解与有效澄清。中国经济学论文集图册经济学书架尚有几本书刊可看“名者言语文字也。言语文字，思之器也；以之穷理，以之喻人，莫能外焉。于是乎有界说之用，亦于是乎有分类之学。”可是如今，在计量和数学的大潮之下，经济学书架之上，所摆放的时新读物之中，尚有几本书刊可供青年学生读看？里面的语言文字和数理逻辑，萎靡不振，又有几位看家解得其中味？如果说《资本论》时下备受人们关注、追捧，那一定是自欺欺人之语。这里可以旋即举出时下误读误解《资本论》的三种态度或工作现象：一是不能准确理解其作为历史之学，二是使批判之学=批评之学，三是将之庸俗化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之学。中西文化研究开拓者严复前者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力提升历史之学为方法之学，而妄自陷入一域之学的历史经验主义；中者的问题在于一味教条地对待批判，工作堕落为单一语义的思想批判；后者的问题则在于把研究话语当行动，以文本尺度历史，结果，既脱离《资本论》文献群，亦塞入了空想者的种种论调，主观通过死的文本藉以制造历史发展上的对立。中国逻辑所求者“方法”也，实质规定乃是语言生产。中国人当中，近代西学先驱严复率先说明了语言生产的此种规定和性质：“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如斐洛逻支之为字学，唆休逻支之为群学，什可逻支之为心学，拜诃逻支之为生学是已……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新学运动巨擘和先驱严复的话至今读来震人耳目。名不正，则言不顺。经济学的语言如果皆由数学生产，经济学隶属于理科或自然学科意义的硬科学，那么其事将不成，其行将不正。中西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严复先生图册但如果据此悲观沉沦，说出一些自绝于《资本论》向前发展的话，那又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看不清人们“逃避”《资本论》的实质所在。一味地“解读”和“捍卫”，使《资本论》的精神早已失去颜色，空留下科学皮囊。一个不懂《道德经》、《史记》和《红楼梦》的中国人，称其“熟谙”《资本论》，如果不是专指对以英国为代表的16～19世纪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发展史的了解这一点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其对于历史作品和科学作品的工作统一性及其结合方式的“高度”无知。对其而言，《资本论》从来就是死的文本。鉴于此种情形，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把本书处理成纯科学作品：按照文献综述的工作体例，或计量经济学的组织程序编排思想，形成“废料进、废料出”投入产出机制。以贯通的方式处置对象，即是设法给读者更多思考空间，而不阻止“二度创作”。这种行文方法看似不规范，实则可算本书的一个极为可取之处。于此，该书在实效上可作为《资本论》之提高读本，以“中级或高级政治经济学”身份作为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导航；写作特点：辩驳式，以回答“疑问”为谋篇布局，以解决“问题”为设计宗旨。这因应了国人的百年遗憾：尽管焚膏继晷，前仆后继，但在探索《资本论》逻辑方面其实并未获得预想的——真正中国化的结果。这或许也并不能全部归结于实践的不成熟性，毕竟，对理论思维和民族工作内涵的双重的重视不足不够，足以掩杀对一切批判工作的正确认识，而执迷于盲目的科学语言王国。相反，在中国语境下重整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工作组成，则需要在历史和实践的基础上真正恢复它的大写化的规定——方法和批判，以睿智的语言生产检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行动，审视之，使之重新达成工作统一性。因此之故：选题基于此历史文化沉积和正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深航期这一伟大发展时刻，以探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暨中国经济学工作逻辑为宗旨和目标。整体借助这一历史洪流，以切近社会主义实践之工作决心，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历史蕴涵和中国工作内容，使之最终成为涵容人类全史之发展的“一块历史整钢”和“一块理论整钢”。思想价值锁定在以切实可行的方式解决思想史与历史本身之工作统一问题，在于对社会主义批判的大力倡导，并不遗余力地践行之，取得初步工作成效。总之，奢望单纯通过文本和马克思交流，此路从来不通！回看和书写历史，乃是为了更好地指示发展，逾越知识盲点和现实盲点。因此，对于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来说，《资本论》的宝贵财富乃是永不停息的前进，在于永远的历史指向性和对于实践的贯通。破除“现代唯识论”世纪资本论图册“吾人看历史，须将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把个人生命与历史生命通于一起，是在一条流里面承续着；又须从实践的观点看历史，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民族的实践过程史。把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是表示：不可把历史推出去，作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一个自然对象看；从实践看历史，是表示：历史根本是人的实践过程所形成的，不是摆在外面的一个既成物，而为我们的‘知性’所要去理解的一个外在体。归于实践，所以区别‘理解’；置身历史，所以区别置身度外。”若认可经济学是一历史科学分支，是由历史学科转化而来，上述话语需要遵守。事的科学源于物的科学，而高于物的科学。这是历史的进路。此种不良的理论倾向性可称之为“现代唯识论”。而我们主张摒除知识论之至上主义主张，求发生学方法和工作逻辑。要之，“事实是，西方现代文明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强烈的二元对立倾向，一再把认识推向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完全信赖‘理性’演绎逻辑，要么完全信赖经验归纳，要么完全依赖形式主义理论，要么完全依赖实证主义经验积累。而那样的（同是科学主义的）倾向则引发了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的反应，走到相反的虚无主义极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同样（如此）。要么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完全信赖客观性，以为事实绝对客观，要么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完全信赖主观性，怀疑所有经验证据。但是，西方本身的实践的历史并不像其理论倾向那么偏激，所体现的是客观与主观的双向互动。”自然科学的低的层级的研究是物的科学，确认物的客观。自然科学高级别的研究是承认事的科学，确认物和事统一的客观规定。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予以混同了，在对象上把物理之物混淆为事理之事，进一步，又在研究对象上把事理之理歪曲为物理之理。在创建中国经济学阶段，到了重提事的科学的时候了。这不过是强调，学术研究要摆脱认识论的意识形态：以为人文社会科学完全可能具有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普适性知识和绝对性理论。例如按照GDP增长知识观察中国历史，古代时期是迟滞不前的。可事实是，“中国以往由特殊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混合统治形态，根本就从本质上、从它内部的相互制约上永远不许由它自身孕育出一个新的社会机能。这个结论是荒谬无稽的。‘迟滞发展’并不可理解为永不前进。中国由秦到清2000余年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尽管还是停滞在同一社会史的阶段上，然而，以秦汉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明清的社会经济生活相比较，我们就容易发现后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向着近代化大大跨进了一步。”《中国经济原论》作者——王亚南先生图册至此，该著作者能够用更扼要的语言，精辟地指出中国工作体式概貌：（1）用老百姓能懂的话说——母子体例。母子相扣，不惟时间，也涵括空间，在理解性上可达及每一位中国人及其工作单位。（2）与马克思的工作成果进行接合——从学科术语方面指认，即历史的思维、语言、方法。历史者，生长也，酿造主体规定——它的生成、生长的无始无终的发展过程（发生学）。（3）按中华大人文学科口径，那就是行动的逻辑——实践的路径和行知的方法。（4）与辩证法成果及其语言体例进行接合——相生相克的系统作用路径或认知方法，是矛盾系统的多方面因素的协同共进。这是对马克思所说的“我的辩证方法”（辩证法）的中国表达（母子和发生学的思维语言，以及行知和相生相克的行动路径）。这种方法即统一之历史科学工作方法（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方法），即是指历史实践方法——批判方法，包括了对历史本身及其生成运动的表达方式和诸般表现形态。毫不夸张地说，此种方式为中华工作系统所特有。“中华科学”从行动语境中生发出来，消除了知识的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形而上性。这亦是消除“辩证法神秘化”之中国历史用语，其在工作取向上去除认识的神秘主义、认识论的至上主义，彻底走历史理解之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工作语境中，在进行发生学研究意义上，这些方法和思维形式仍应归结为实践态的理论与行动之方法。其经历数千年文明演化和养成之后，在现代思维体式熏陶之下，于当代中国重又激活，绽放出瑰丽的、独特性的工作魅力来。中国化的理解与工作体系标识出：该著所充分展示之中华传统方法的历史沉淀，已然和马克思所倡导的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进行了时代性融合，《资本论》已同时成为“中国化的《资本论》”。据之，该书写给那些正在思索着的人，并且人们愿意思考历史，即能够用历史进行思考！从一味着眼于“解读”的文本学路径的毅然走出旨在破除抽象呓语，尤其是关于抽象个体理性的种种说辞；而以历史为一以贯之的工作线索，就在于纽结个体的政治单元与集体的政治单位，以此方式查明社会历史的经济行动。此乃历史为根、马克思主义为本、国情为鉴基础上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需要大写化的理论工作与之对应。要之，全书宣扬以下的书写主题，并在经济领域内认真做好这些工作：回家——国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结合；回历史——回到马克思的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即坚持历史生产认识；回中国——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接合中的生产语言和认识。《史记》图册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具有强大的文化养成性，故而需要从发展的多面性特质上生产科学语言和认识。故而一方面，我们承认现代科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化发展——属于西方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相较而言，中国古代社会属于各学科尚未分化且统一于大人文科学之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又须勇于站在中国历史之甲板，眺看西方科学之海洋。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努力推出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别具一格、工作针对性强的具有浓烈中华文化气息和国际化发展气场之本土性质作品来。是为“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之，以实践化的系统逻辑生成为纽带，全面兑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主旨，以此指导经济形态社会特别是中国经济形态社会之理论建构。该书的最终旨趣毋宁说在于书写历史，工作目的即在于在广大化的路径上揭露经济学的真相，乃还原事实，呼吁行动！该著以这一工作和行动献给中国政治经济学建构！吾道悠悠，文心忡忡。中国人果真能正确地阅读与运用好《资本论》吗？作为一种努力方向，本当知难而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愈进愈阻，愈阻愈进，永无止息。可见，作为该选题上的写作，想做好做精，实为不易。如上交代，“居高而思”约束条件恐怕就是工作体例和内容，所以我们亦不能不就其“特色”做出正面澄清，给出恰当说明。按照王亚南的看法，既有的作为舶来品的经济学如果不加以改造，对民族、国家委实是当作一种文化侵略或思想麻醉的武器，以阻止该国的社会经济改造按照自己民族的意愿进行。因此，尽管科学无国界，“但如果把我们所要求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那又当别论了……在这里所规定的供中国人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实际无非就是一个比较更切实用的政治经济学读本。”凡此种种研究目的，皆为尽最大可能扫除观念之尘雾和行动之障碍而设置。该著铺设的理论架构是“大象无形”的，方法论线索则至为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