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教人向善。促进和谐。只是教育方法不同。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完全没关系，两者之间的观念基本上完全相反。我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中庸、包容，是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崇尚谦逊内敛、不争。基督教是一种极度排外、好斗的文化，讲究教义差几个字就能拼个你死我活，打个三十年战争、十字军东征之类的，或者搞点针对其他信仰/无信仰者的大屠杀，都是基督教新欢做的事情。基督教崇尚的是说一套做一套、草菅人命、倒行逆施。
宗教是一切世俗伦理道德的基础和发展，是一种信仰和实践的体系，通过这一体系，一些人对其感受到的神圣之物，通常还包括超自然的东西，进行阐释并做出反应。在既存社会中，宗教是构成整个社会系统的重要制度性组织之一，它不同于政治、法律制度，也不同于各种经济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等。“宗教的兴趣似乎在于追求某种比较朦胧的和不可捉摸的东西，而人们对这种东西的体验真实性却是十分不明确的。”[1]当然不可否认，宗教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在当今世界60亿总人口中，信奉各种宗教的人有44亿2千多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79%，其中基督教徒18亿多，伊斯兰教徒10亿，印度教徒7亿，佛教教徒3亿。[3]这些数据显示了宗教在当今人类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在人类社会里，宗教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原始社会到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宗教一直渗透在地球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并给它们以深刻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在我国现有的五大宗教中，惟有道教是在我国形成的本土宗教，佛教传入我国时间较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佛道两教教义思想相融合，形成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并在现阶段的中国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伊斯兰教则与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主要流行在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等十个少数民族中，并与这些民族文化相结合而形成自己的特点。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兴起最晚的宗教。它比佛教晚一千余年，比基督教晚六百余年，可是不久便迅速发展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以后，不仅在中国扎了根，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了穆斯林人数较多、对中国社会影响较大的一个宗教，对我国十个少数民族的思想信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的宗教。因此，我们不可忽视伊斯兰教在当今世界和在我国历史上所占有的位置。中国伊斯兰教在漫长的生存、发展过程中，虽然烙上了汉民族的特点，但最基本的方面却没有变化，如：“六大信仰”、“五项功课”、主要饮食禁忌等，尤其是在宗教仪式上的保留和沿袭更是体现了宗教对教徒的心理内化和行为规范的功能，它能够给教徒提供支持和安慰；为教徒的存在赋予意义和目的；提供给教徒一种认同感；使教徒超越日常的现实生活，并且使教徒在生命周期的关键阶段能够顺利过渡。天主教和基督教基本上是伴随着近代帝国主义的侵入而发展起来，虽然传入中国后也不同程度地实行了本土化，但相比之下，总还带有较浓厚的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文化特点。五大宗教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发展历史，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所以流传的地区和影响的人群也各不相同。这五大宗教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意识和宗教组织，一直作为一部分人民群众的个人内心需求存在着。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自然基础、认识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从总体讲，从长远看，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特别是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的突破，人们对客观世界乃至生命本质的认识愈来愈深刻，从而对宗教本质的认识也会愈来愈深化。但是，沿着这个总趋向发展的进程是漫长、曲折、复杂的。当遇到社会剧烈的发展变化，又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宗教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还会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反过来使其3认识论基础得到新的滋养。宗教是最普遍存在的人类设置之一，展现着人类情况的一些基本方面。目前在一些社会中，“宗教设置既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力量，又是实现社会变迁的手段。”[4]宗教对于社会的作用或功能历来都是社会学家尤其是宗教社会学家们所探讨和研究的核心所在。宗教从产生到现在，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也起了阻碍作用，如何处理和平衡这二者的关系，也是宗教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在现阶段中国，宗教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如何来处理好宗教与社会的相互适应，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和发展，正是吾之所思。笔者之所以选择从宗教的社会整合和内心需求功能作为视角来探讨宗教在现阶段存在的原因，就是：（1）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是宗教社会功能中最为重要、最为突出的功能之一，它是宗教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是宗教能够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2）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家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出现了社会的异化、个人信仰及理念的失落、个人内心世界的迷茫，由此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对宗教的需求。（3）面对现阶段中国，我们应该看到宗教在现阶段存在的原因及其复杂性，并依此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如何主动地对待宗教，二者相协调而谐和的发展途径。二理论综述：西方社会学的宗教理论宗教社会学是宗教学与社会学两者之间的交叉性学科，是一门年轻的
一：天人之际与灵肉分离的宗教态度 人类宗教的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从非理性的巫术与迷信向成熟的不排斥的理性宗教文明演变的过程，在非理性化的宗教中，神秘的巫术和不为人知的力量起着主导作用，理性化之后的宗教则拜托了这中神秘的力量，即宗教形式与世俗理论相结合，着重强调人为的可控制的因素。由于不同的文化在进行这个过程时选择了不同的尺度，使得宗教发展的方向和轨迹也有所不同，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气质，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中国文化体现出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具有人本的价值尺度，而西方文化则表现出了一种对超越的彼岸世界的向往，在价值上是以神为本。中西宗教文化的分途始于人类由原始信仰走向文明宗教的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轴心时代”的理论，在西方国家，轴心时代的意识是与远古的神话时代相对立的，是要以理性反对神话，就宗教理论而言，在轴心时代，原始宗教的诸神开始消失，宗教逐步的伦理化，原始宗教演变成为人文宗教。在中国，同时也经历了一场思想大繁荣，但并没有向西方一样因为意识到自身的有限而转向超越的无限，理性的发展也就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一元的超越神。所以中国在轴心时代的理性化是人文实践的理性化，这是一种人本化的转向。中国文化的这种基本气质，集中体现于儒家思想，儒家所考虑到是如何做人，即所谓修身的哲理与实践。在西方，人们把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寄托于上帝，寄托于超越世间的精神欢乐，反而把现实人生视为一种痛苦，作为基督教信仰核心的“被钉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这种极端克己、牺牲显示追求与上帝同在的宗教精神的最好象征。这种宗教精神对西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多元与一元不同的宗教信仰 由于中国人对待宗教信仰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超越精神，因此在对待宗教和神灵的态度上也缺少西方文化的那种固执一端的宗派意识，因而他们对待各种不同宗教态度也较为宽容。由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世的关注也使得中国宗教的超越意识一直没有被激发出来，在表象上就呈现出信仰的多元化倾向。在西方，宗教观念的流变表现为一个从多神信仰向一神崇拜的发展过程，一元的基督教上帝观取代了罗马帝国的多神观念，造成了深刻和广泛的后果，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以此为转折点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西方社会甚至于政治经济体制全盘转型，影响极其深远。 西方的宗教文化发展源远流长，但其大规模对西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开始于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兴起之时，取得重大发展于罗马帝国时期，中世纪得到发展的极致，而宗教改革政教分离之后其对世俗事务影响虽有明显下降但仍然具有占据重要地位。纵观西方宗教发展的千年历史，不难得出其鲜明的超世俗主义特征的结论。《圣经》中对天堂和地狱的描绘、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说法的提出；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宗教只关注人的精神事务”的主张，都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明。对比中国的宗教文化，则显然呈现出世俗主义的倾向。儒家的经典文献中大量充斥着世俗主义的教导，如“未知生、焉知死”、“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君子理想”等，都是强调个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所作所为，而不形而上的对宇宙起源、生死等问题进行论述。儒教的世俗主义倾向亦为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著作之一《儒教与道教》早有论述。道教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自我境界的升华、个人厌世主义等特征，显然其教义与儒教相比要更接近于超世俗主义的标准。但在儒教在中国宗教文化中取得统治地位后，且在中国宗教服从世俗政府的体制下，道教亦不得不以世俗主义的精神对其自身进行修正。所以在随后的道教发展历史中，道教更多的演化成带有占卜算命谶纬性质的特点。佛教自从东汉传入中土以来，在带有明显世俗主义特点的中国宗教文化下，亦很难让其超世俗主义的特点得到中土文化的认同。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佛教文化一直受到儒家文化的抵制、而其所取得的某些成就也大多是建立在吸收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不难看出，佛教的超世俗主义的特征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的影响是有限的。明朝末年西方基督教曾一度在中国传播，但因为基督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存在巨大差别，因此很难得到认同。而在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虽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但其成就仍然是在用儒家文化对基督教义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取得的。在洪秀全所设计的教义中，其 超世俗性与西方基督教义相较仍有较大差距。当下中国，宣传的宗教观主流是无神论，所以世俗主义等关于宗教的概念亦无从谈起。如今在中国，除了部分教徒之外，大多数人都是不信教者，其世俗主义倾向不言而喻。基督教的原罪之说让人不断地忏悔以得到上帝的原谅，造就了西方人动态的心灵，惊醒的文化精神。因为基督教将人置于神与魔、灵与肉的不断冲突中，使人无法静静地消受生命，人必须超越这有限的现世生活，向来世的天国奋斗，所以人不可能安于现状。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的审美人生观就是以张大个性为前提的，推崇生命的进化，高扬主体的意志力，强调个体的战斗精神。通过个人信念与努力，积极取得上帝的青睐来拯救自己。这种靠个人信念，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的理论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 三：逍遥与拯救不同的宗教体验 身处不同宗教文化的个体在心理和情感等方面有着不同的体验，这涉及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在强调现世人伦的中国文化当中，不同的宗教信仰体系都十分注重人的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追求知性知天、穷神达化得境界，从而达到现实人生的最大快乐，这种追求乐感的文化与西方的最感文化形成了鲜明地对比。在中国文化当中，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宗教情绪和宗教经验，表现出不同的心里体验。但总体来说，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禅宗，都表现出一种对于现实人生的关注和对自然生命的执着。禅宗是明净和澄清的宗教体验，而道教更注重人世间的欢乐，道教讲求以生为乐、以长寿为大乐、以不死成仙为极乐，与佛教的禁欲苦修相比，道教主张人通过“炼丹”就可以达到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目的。爱是基督教最大的律法，上帝之爱是基督教信仰生活的基本信条，基督徒借此有了爱感，通过爱感来承担现世生活的不幸和苦难，期待上帝之爱的呵护，这种爱感和罪感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信仰体验，一边是上帝的“救”，一边是人类自身的“赎”，“爱”成为中间的纽带，这种“爱感”使基督教信徒们从沉重的“罪感”当中解脱出来，这种独特的宗教体验使得基督教被称为“爱的宗教”。 4：积极作用与消极的作用 在西方宗教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它是一个人们生活所离不开的精神支柱，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并贯穿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上帝是外在的，超自然地存在，人们带着虔诚的心向上帝求教。在中国文化中，自然、天道和人道始终是合为一体的，和谐的传统观念理论侵入人心，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人文主义色彩更较浓厚。中国文化注重的是内在世界，崇尚宁静淡雅，西方文化注重外在世界，崇尚有为与进取，是有其宗教文化的历史渊源。宗教是文化的灵魂，文化是宗教的形式。 受感性认识的影响，中国的宗教具有一种相对性、相容性和多元性，它可以和其它宗教并存，教义都比较开放，宗教领袖们也都具有一种阔大的胸襟，宽容的精神。中国人的这种感性包容精神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身体化倾向，注重感官的满足，注重生命的享受。认定肉体为自我之本源，肯定感性的生命过程为实在的现实。儒教的现实伦理，道教的养生与长生，佛教的“顿悟”感兴趣的都是现世的生活，是不脱离肉体感性的生活，它的永恒观是肉体的、现世和世俗的。彰显了中国文化的重世俗、重肉体、重感性生命的精神特征。 相对于中国宗教的相对性和相容性，西方的宗教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基督教神学以为，上帝的神性不可言传，超越一切概念。上帝作为宇宙第一推动力的自然神论，上帝乃事物发展进化的过程神论，上帝为宇宙和谐，秩序，规律的创造者和维持者的宇宙神论，上帝是绝对另一体的超越神论。尤其在欧洲的中世纪，教权高于一切，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最高准绳。同时基督教重视灵魂而蔑视肉体，体现了远离世俗，远离感性的特征。这种远离感性生命，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也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思维。
“世俗化”概念的界定“世俗化”一词最早用于宗教战争结束，表示原来被教会控制的领域或财产发生转移。不同学者对于“世俗化”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有学者将世俗化理解为人从宗教和神的庇护中解放出来，也指人的注意力从来世转向此世［1］;有学者认为世俗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2］。席纳尔在《经验研究中的世俗化概念》一文中认为“世俗化”具有六种含义:第一，表示宗教的衰退，指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失去社会意义;第二，表示宗教团体的价值取向从彼世向此世的变化，即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适合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第三，表示宗教与社会的分离，宗教失去其公共性与社会职能，变成纯私人的事务;第四，表示信仰和行为的转变，即世俗化过程中各种主义发挥了过去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职能，扮演了宗教代理人的角色;第五，表示世界渐渐摆脱神圣特征，即社会的超自然成分减少、神秘性减退;第六，表示“神圣”社会向“世俗”社会的变化，即就是宗教“昔日神圣的价值被祛除魅力的过程”［3］。综合上述“世俗化”的理解可以看出，宗教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变化，即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逐渐摆脱宗教的羁绊，社会制度日益理性化;二是宗教本身的变化，即宗教不断调节自身以适应社会向世俗的变化。
完全没关系，两者之间的观念基本上完全相反。我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中庸、包容，是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崇尚谦逊内敛、不争。基督教是一种极度排外、好斗的文化，讲究教义差几个字就能拼个你死我活，打个三十年战争、十字军东征之类的，或者搞点针对其他信仰/无信仰者的大屠杀，都是基督教新欢做的事情。基督教崇尚的是说一套做一套、草菅人命、倒行逆施。
论文主要讲究的是把论点的论据摆清楚道理讲明白就可以了。
没什么太大关系，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之一是人人平等，中国传统文化阶级性太重，层层压迫。基督教主张互帮互助以及救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部分是独善其身，
哎，信上帝不是要让人远离传统文化啊。清明什么的，可以去记念故人，献上鲜花什么的，只要不违十诫就行。至于吟读古典诗词，那也是个人的兴趣所至。
看待一种文化，不是看他的形式是什么，而要看她给人们带来什么各种传统节日是人们对生活不同的期待学习新事物岂可忘本忘了本就是畜牲，禽兽不如。。。信仰什么都不会清净的
完全没关系，两者之间的观念基本上完全相反。我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中庸、包容，是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崇尚谦逊内敛、不争。基督教是一种极度排外、好斗的文化，讲究教义差几个字就能拼个你死我活，打个三十年战争、十字军东征之类的，或者搞点针对其他信仰/无信仰者的大屠杀，都是基督教新欢做的事情。基督教崇尚的是说一套做一套、草菅人命、倒行逆施。
没什么太大关系，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之一是人人平等，中国传统文化阶级性太重，层层压迫。基督教主张互帮互助以及救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部分是独善其身，
首先，我想谈谈这个毕业论文设计的目的及意义。选择“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探析”这个论题，既是我的兴趣使然，也算是偶然引发。一直以来，我对中西文交流史这一部分比较感兴趣，我觉得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碰撞会刺激和推动文明的进步。在我选择论文题目时，偶然看到董丛林先生的一本专着《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引起我对晚明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关注，决定选择“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探析”这个论题。
最终的趋向是一致的，都是教人向善。只是走的道路不同
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太大关系，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之一是人人平等，中国传统文化阶级性太重，层层压迫。基督教主张互帮互助以及救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部分是独善其身，
没什么关系
拜上帝会 洪秀全 基督教 民间信仰有的学者认为，拜上帝会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实际上，这种说法夸大了拜上帝会的基督教色彩。 中国明朝时期，传教士东来。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发现纯正的基督教教义在中国推广起来极为困难。他们不但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作神的福音的传播者，相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他们被妖魔化，传教事业举步维艰。一批传教士有鉴于此，他们开始穿儒服，习儒学，以“洋儒”自居，并援引儒家经典来传播基督教的教义。他们在坚持基督教教义精髓的前提下向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汲取有用的文化资源。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具有了区别于本土基督教的中国特色。这时，我们可以将基督教的这种状况称之为中国化了的基督教。从这种观点出发，拜上帝会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还是仅仅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民间宗教?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毫无疑问，拜上帝会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就我的认识，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是将其估计大了的。我倾向于认为拜上帝会是一个镀上了一层基督教薄膜的地地道道的中国民间宗教。 洪秀全作为拜上帝会的灵魂人物，他的思想在拜上帝会中举足轻重。为了说明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我们选取洪秀全为标本。考察洪秀全的早期经历，我们发现他与基督教的接触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间接的，即他在赶考过程中得到了一本《劝世良言》并在后来对此书加以研读;第二次是直接的，既他于1847年春到广州的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意欲学习基督教，呆了约四个月。 洪秀全在得到《劝世良言》后并没有加以认真研读，只是在略翻之后就束之高阁了。后来他的中表李某偶然于其藏书中抽出《劝世良言》，问洪秀全其书内容。洪秀全答以不大知得。可见，洪秀全在对《劝世良言》的真正内容是不太感兴趣的。相反，从洪秀全后来的思想来看: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儒生，洪秀全完全是从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现实需求来解读这本书的。洪秀全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将《劝世良言》解构了。所以，就洪秀全所理解的基督教而言，它已经不是基督教了，它仅是一个借用了某些基督教概念名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民间信仰)的大杂烩。洪秀全与冯云山在赐谷村分手后，冯云山到了紫荆山区传道。拜上帝会就是以冯云山在紫荆山发展的成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冯云山的思想直接来源于洪秀全。因此之故，早期的拜上帝会也不可能是一个中国化了的基督教组织。 1847年，洪秀全到广州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罗孝全在1852年曾著文说:“全初来我处时，曾写就一文，详述其得获《劝世良言》一书之经过及其得病情形与病中所见之异象，一一详述:又谓梦中所见者与书中所言两相证实。在述其异梦时，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以彼对圣经之知识无多也。彼请求受洗礼，但在未得吾人满意于其合格之先，彼已往广西去矣。”川在罗孝全看来，洪秀全对《劝世良言》的理解和对基督教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后来洪仁开对洪秀全异梦的描述更被洋兄弟直斥为“迷信”。洪秀全在罗孝全处未能得到洗礼，有人认为是暗害所致。但更重要的是如罗孝全所言，洪秀全“对圣经之知识无多”，不能算是“合格”的基督徒。既然洪秀全连一个合格的基督徒都算不上，将基督教中国化的巨大任务洪秀全是无论如何完不成的。从洪秀全的早年经历来看，他倒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儒教徒。因而，创立一个中国历代民间教派似的教团组织与理论体系对于洪秀全而言是完全能够胜任的。洪秀全与他的前辈们的区别，可能仅仅是用他那肤浅的基督教知识对他所创立的拜上帝会进行了一翻涂脂抹粉似的装饰。 以上，是我们对拜上帝会与基督教间关系的总的认识。有的学者从思想方面提出，洪秀全的革命理论与基督教早期教义有暗合之处。他们认为拜上帝会的教义与革命作用、洪秀全本人的作用和著作、整个太平军的英勇斗争精神等等表现出接受了早期基督教的革命教义，并且与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飞成为所谓的太平基督教。实际上这只是臆测之词，不足为凭。 中国历史上以宗教来发动农民革命的事例数不胜数，其思想资源也是极为丰富的，从洪秀全、拜上帝会、太平天国的思想与实践看，它是中国农民革命历史发展中合乎逻辑的产物。罗孝全曾说，洪秀全在叙述其异梦时，令他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事实上，考察洪秀全所述异梦的种种情形，我们不难发现:此种意见的得出来源于当时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虽然从古至今没有享有过官方认可的宗教自由的权利而受到礼遇。但是它却从来没有失去它固有的自发、自然、自在的本色。它从它的无法遏止的流传趋势，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本土文化的沃壤之中，广泛地影响和支配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着异常突出的位置。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民间信仰对于他们的影响无疑是极为突出的。我们认为，拜上帝会的宗教思想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民间信仰。拜上帝会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民间宗教组织。
其实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教人向善。促进和谐。只是教育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