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是核心了。核心4年一审。他是中文核心期刊(2000)中文核心期刊(1992)认可度还是相当高的。《新建筑》主管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主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国内刊号：42-1155/TU国际刊号：1000-395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断强化选题策划意识、市场意识，着力培育核心竞争力。全体同仁精诚团结，开拓进取，把出版工作同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紧密结合，形成了人大出版社鲜明的出版特色和巨大的品牌价值，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出版领域的排头兵。2007年，人大出版社出版图书2000余种,发行码洋6亿多元。经过长期的积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发展成为具有图书、期刊、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物等多媒体兼营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实事求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规划自己的图书结构时，也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自身发展战略，简单地说就是始终坚持实施精品战略，围绕三类精品做好工作。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工作重点就是要继续组织好、出版好三类精品图书。精品服务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被教育部确定为我国文科教材出版中心，教材出版是人民大学出版社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教材建设与出版工作。过去，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许多精品教材受到全社会的欢迎，发行量达到几百万册甚至上千万册。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民大学出版社启动了以“21世纪系列教材”为主体的教材编写与出版宏伟工程，承担了90余种国家级教材的编写与出版任务。人民大学出版社就是要努力使我们所出版的教材成为内容权威、理念超前、形式多样和贴近学生实际、为学生所欢迎的精品教材。服务发展出版学术典籍，推出精品力作，引领学术发展，是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根本任务之一。多年来，我社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传统道德》、《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中国人民大学年度研究报告系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古代治国要论》、《清史编年》、《世界美术全集》等一大批重要的学术著作，组织出版了《经济科学文库》、《管理科学文库》、《法律科学文库》、《新生代学人文丛》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丛书”、“当代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等一批学术系列著作，这些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些年来，我社共有300多种图书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类奖项，在高校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出版中名列榜首，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今后若干年我们将出版更多的学术研究成果，努力做好若干学术文库、研究丛书的出版。隆重出版的李瑞环同志的重要著作《学哲学用哲学》，就是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我们希望我们出版的图书对促进我国的学术研究、文化积累、法制建设和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三）引进世界精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人民大学出版社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翻译和出版国外优秀的教材和图书，逐步形成了若干套重要的学术译丛：一是以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科学译丛”，这套译丛的出版被我国经济学家认为是掀起了中国汉译经济学的第二次浪潮，引领了中国翻译经济学名著的潮流。二是以罗宾斯的《管理学》为代表的“工商管理经典译丛”，这套译丛中的许多图书都被国内各大院校商学院选作教材或参考教材，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管理学的研究和发展。三是“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已经陆续出版，这套译丛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公共管理和行政制度改革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四是“当代世界学术名著译丛”，这是人民大学出版社重点引进的世界学术精品，出版10余种，包括阿维纳什迪克西克的《策略思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等世界公认的学术名著。五是“哈佛商学院案例精选集”、“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和美国EMBA精要系列。此外，还有如“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新闻与传播学译丛”、“金融学前沿译丛”等。人民大学出版社还与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联袂推出了“哈佛商学网课”，该课程是哈佛商学院教授专家长期教学、研究成果的结晶，特别适合于商学院、企业培训、机构培训和个人自学。人民大学出版社还积极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先后与有关单位共同邀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蒙代尔等数十位国外一流学者来华讲学。与时俱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贺耀敏社长提到：大学出版社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观念比较保守。长期以来，大学出版社并投有很好地树立起产业发展的观念，一直是把出版社作为校办企业来对待，是学校的附属单位。因此对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要有一个转变观念和深刻变革的过程。改革的目标是要使大学出版社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思路和战略，使其真正面对市场来经营和发展。由于改革比较滞后，所以其他国有企业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及做法，在大学出版社实行起来还有很多障碍。从大学出版社本身来讲，它长期处在一个相对隔绝的、垄断的市场和利益相对稳定的系统中，市场化程度比较低，专业门槛比较高，这使出版社内部的管理体制、机制没有与市场接轨。又由于大学出版社教材的平均利润比较高，加之面对的改革风险比较大，所以改革的内在需求不是很紧迫，导致大学出版社改革的进程相对滞后。其次是体制比较落后。大学出版社在许多方面还有浓厚的原事业单位的色彩，从根本上还无从谈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好在大学出版社人员素质整体上相对高一些，自律性比较强。但依靠道德约束，不在体制上解决问题，出版社长期发展也会受到制约。第三是机制相对不活。大学出版社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问题没有解决，实际上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所以在收入分配等方面与社会上的出版社有很大差距。还需说明的是，因为大学出版社处在大学的人文环境中，大学被视为社会公正和良心的代表，这种环境使它对经营结果的评价与市场评价不尽一样。所以许多大学出版社的内部机制，仍然是“三铁”横行。有鉴于此，大学出版社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和突破，必须转变观念，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着实下一番功夫。雷厉风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走在了改革的前列，不但享受到了所得税免征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进一步规范；推动了市场化运作机制，进一步提升了竞争能力；确立了未来的发展模式，发展的方向更加明晰。在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中，与先行改制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样，其余18家高校出版社在享受改革带来的优惠政策和资源支持的同时，其运行体制和机制也正发生着静悄悄的裂变。 首批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于2007年初正式启动。2007年4月，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的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积极推进了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正在积极稳妥、扎实有效地推进，首批19家高校出版社，经过近一年的改制实践，虽然改革进度不一，但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改革成效明显。这一实践对整个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并正在形成示范和带动作用。远见卓识这次危机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双向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总体上负面影响要大于正面影响，乐观派的观点依据不足，悲观派也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持。这次危机将以纸质出版物为主要载体的现代出版方式的局限充分暴露，传统出版接近走向尽头；下一步新闻出版必将加速向以数字网络为主要载体的后现代出版模式过渡：纸质出版所代表的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数字网络出版所代表的是信息化的生产方式。新闻出版本质上是信息内容服务业，它已经成为信息产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主体传播方式更加能够体现新闻出版业的本质要求，出版转型将会进一步加快。新闻出版业的真正危机不在于金融风暴，而在于技术创新，尤其是数字传播技术的创新，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打破了生产关系，预示着一场大的变革。之前所形成的新闻出版体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反映，已经走到了尽头；当前新闻出版业转企改制是适应这种新的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改革的成败将决定中国新闻出版业是否能够持续健康发展。与生产方式变革相适应，我们必须改变以品种数量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方式，代之以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才兴业为主要内容的增长方式，使其真正发挥创意产业龙头的作用。要实现新的生产关系的跨越，必须加快兼并重组的步伐，改变靠自身线性增长的裂变模式，通过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形式，充分运用资本市场的力量做强做大，以适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要通过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把新闻出版业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的重要手段，作为促进整个社会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进入新的世纪，展望中国大学出版改革与发展的前景与趋势，我们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与以往相比，今天的出版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但是，挑战总是和机遇并存，可以说，挑战就是机遇，挑战就是动力。在出版业改革的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作为国内出版界改革的排头兵，未来的人大出版社将承袭过去在改革创新方面的领先姿态和稳健作风，积极蕴酿和推动人大社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提出的建设“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为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借此东风，人大出版社确立了自己的发展目标：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建成多种媒体互动、产学研一体化的国际化现代出版集团。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发展是始终不变的方向。“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要有新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大“两个开发”即选题开发和市场开发的力度，抓好“三种精品”即教材精品、学术精品和大众精品的出版，加强“四项管理”即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e化管理，最终实现由“五个一流”即一流的出版物、一流的经营规模、一流的工作、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人才构筑起的发展格局。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两个开发”是构建新格局的重要两翼。在“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的宗旨下，选题策划工作将继续坚持“面向大教育，追求高品位”，进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选题开发：适应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需要，以教材精品建设为核心，以高校本科教材为主体，向研究生教材、高职高专教材等上下两头扩展；以文科教材为主体，向理工科类教材扩展；以纸质出版物为主，向电子音像、多媒体甚至网络出版扩展，利用高科技手段，提高教学和出版物的现代化水平；以自主开发教材为主体，以区域开发教材、引进版教材为补充。突出原创性和文化传承功能，开发学术著作精品，以几套大型文库为基础，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寻找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选题，并和学校重点科研基地的建设密切配合，使人大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出版继续保持优势，扩大规模，同时以“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为重点，系统引进国外学术名著和前沿性学术著作。适应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学习型社会的需要，开发适应一般读者、干部培训和企业培训要求的大众精品，为提高全民族的国民素质作贡献。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加大市场开发的力度，建立与现代出版企业相适应的市场营销体制和运行模式，是另一重头。未来的市场营销工作，将要进一步调整、完善市场营销各部门的结构和职能，更新营销部门的人员结构，从而建立起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机构，将市场营销工作推向全面，占有与现代出版企业地位相匹配的市场份额。要保证国内市场渠道规范畅通，并开拓国外市场，实现网络条件下的营销管理。通过“以信息定市场，用宣传带营销”，树立品牌营销概念，把进行区域开发和对教材进行多层次开发、配套开发、二次开发作为未来发展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市场营销各项职能的规范、协调运作，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市场营销体制和运行模式，保障未来人大社的发展速度。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网站建设与网络化经营是一块具有领先、创新意义的重要阵地。信息技术是21世纪的先进生产力，信息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当今世界的面貌，也改变着传统出版的概念。以出版经营为主阵地，同时向高科技的信息产业进军，是人大社在走向主业突出、多种媒体互动、产学研一体化的国际化现代出版集团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由人大社承建的“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和“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都是对新型的知识产业和信息产业领域的一种尝试，是巨大的资源，也是人大社未来新的增长点。未来的发展战略中，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的建设，要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团结全国百家出版社，力争把它建成更加适应现代市场竞争要求的全国高校教材网上发行中心；要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建成国内外最有影响的、内容丰富权威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网站，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最便捷、高效的信息服务。对这两家网站未来的建设目标是通过资本运作，使其朝上市公司方向发展。人大出版社将以建设“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和“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为契机，发展网络出版、网络发行，在高科技的知识产业、信息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创办一流期刊，是走向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道路上坚实的一步。建一流的出版社，要有一流的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都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术刊物。在今后的发展方向上，三家期刊将进一步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服务，致力于培养一流人才和一流学术带头人，为扩大中国人民大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发挥作用，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在未来的发展中，三家期刊将更加突出特点，明确定位，面向全国，培育品牌，扩大影响。加大宣传和营销的力度，强化经营意识，挖掘市场潜力，扩大刊物的发行量。未来的期刊建设，将在政治意识、学术品位、经营理念、版式设计、编辑手段的现代化方面得以整体提升。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科学化管理是人大出版社搭建新格局的重要基础。现代出版企业必须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在未来的发展中，通过继续强化“四项管理”即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e化管理，彻底实现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和管理制度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独特的企业文化将呈现一幅和谐美好的画卷。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出版行业中，要成功实现发展战略，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求发展、同心同德谋进步，是最重要的人力保障。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就要依靠强大的向心力把员工凝聚成创业型团队。在实施“凝聚力工程”，建设有人大出版社特色的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人大出版社正在逐步构建起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内涵：尊重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重视业绩优于资历，肯定能力优于学历。提倡脚踏实地、敬业爱岗，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为自己的工作要求。建设学习型团队，张扬创新精神，培养“社损我损，社荣我荣”的感情心态。在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的历程中，人大社将成为全体员工“快乐工作”的美好家园。去者已逝，来者可追。过去的人大社人谱写了辉煌而厚重的交响乐章，那是所有人大社人共同的记忆与骄傲；如今的人大社人正在新的时代潮头奋进，肩负历史的使命，心系时代的责任，以更开阔深远的视野、激情四溢的情怀、脚踏实地的步伐，谱写人大出版社新的光荣与梦想，奔向更加光辉灿烂的前程！经历了35年的风雨历程，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跨入了20世纪90年代。与国家的发展从此进入快车道一样，人大出版社也从这时起迈开了坚定有力、蓬勃发展的步伐。这一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新修本草》《吴普本草》 《汤头歌诀》《温热论》 《金匮要略》《内经知要》《济阴纲目》《神农本草经》《脉经》 《删补名医方论》 《温病条辨》《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中藏经》《刘涓子鬼遗方》《医林改错》《濒湖脉学》 《难经》 《褚氏遗书》《医学源流论》 《伤寒杂病论》 《黄帝内经》
胡文辉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羊城晚报》，业余研究学术。著有《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最是文人》、《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洛城论学集》等。胡文辉的“正经”职业，其实是报社编辑。1989年，从中山大学肄业后，他进入《羊城晚报》，干记者、编辑，直到今天。从事学术研究，最初对胡文辉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兴趣，一种发现并解决新问题的乐趣。在学院之外做学术，在中国不乏其人，但能做到像胡文辉这样系统，并不多见。胡文辉有自己的学术策略，他从文献学入手，解决了“野生”状态下学术规范培育的问题；之后又将触角延伸到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逐渐开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身处学院的研究者，以学术为生，是因为大学繁琐的考核程序，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对比起来，胡文辉的“野生”学术状态，似乎显得要纯粹许多。这也使得他的学术研究要随性许多，不会有太大的使命感，也不会有做“硬砖头”的强迫症。实际上，在学术之余，胡文辉还花了大量时间写各类闲谈文章和打油诗，这都属于他“有名”的兴趣之一。学东西主要靠自己摸索别人或许是读硕士，读博士，老师把他带进门，我则是靠自己慢慢摸索。南都：到中山大学上学，你当初就想念中文这个专业吗？胡文辉：中文系是自己报的。高中时，我就对文学比较感兴趣。喜欢古典诗词、对联，也喜欢看小说。进大学后开始喜欢新诗，参加过中大的诗社，大约到大二、大三就开始对历史文化类的东西有了兴趣。毕业时，因为英文没过关，最后没拿到毕业证，毕业后本来还有一次补考机会，也不愿意去了。(最近听说，教育部从来没有要求大学生要过英文四六级，只是各地大学的土政策，那我算不算无辜被剥夺了毕业证呢？)南都：曾听中大黄天骥老师说，你在大学时就属于那种很不听话的学生。胡文辉：我是经常不去上课的。中文系的好处，就是课程好对付，只要考试前温习一下，考试就能过。当然有时要补考，有一次我好像累积有六七门不及格，系里通知了家里，父母全来了。平时学东西主要靠自己摸索，在图书馆自己找书看。有些老师不错，但恐怕谈不上对我有多少影响。对我后来有影响的，恐怕是陈炜湛先生的古文字课了，记得我交的作业自己都觉得有点扯，但陈先生倒是挺鼓励我的。南都：如何摸索？胡文辉：别人或许是读硕士，读博士，老师把他带进门，我则是靠自己慢慢摸索。整个过程学下来，到现在，我觉得兴趣最重要。我最早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上古，尤其是神话学方面，包括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记得当时选修过人类学系的民族学史课程。后来在《点将录》里也比较重视这方面的人物，换了别人，我想根本不会选入他们。)人类学方法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可以用现在边疆民族的材料来解释上古的历史文化，但它在材料的年代方面不是很严谨。所以，大学毕业后，我慢慢转向了“古史辩”的路子。“古史辩”的特点，就是你首先得确定史料的年代，确定前后的源流，这样才能开始相关的研究。南都：像你这样靠自己摸索做学问，早期有没有一个学术规范化的过程？胡文辉：文献学，还有古文字学、语言学，都是非常成熟的学科，已经做了一百多年，而且跟中国的传统学术也能接续，所以它的积累非常深，根本不需要特别强调规范问题。你研究上古，自然就不能不规范。相对来说，近现代方面，或西方的东西，当时的规范就不那么严密了，所以后来才要强调规范。但这个问题对于上古领域本来就不成为问题。现在回头再看，我写的真正符合所谓学术规范(学院派规范)的文章，反而是在早期，主要集中在《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这本书中，之后这类文章就没怎么写了。南都：对于文献学，要自学，难度应该挺大吧？现在很多学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可能三年下来，都是在细读某一本经典。胡文辉：难不难，主要看个人吧。但我始终认为，现在这个时代，除了有些自然科学需要做实验，从知识流通的方式来说，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自学，尤其是文史哲。具体到读书的方法，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长期只细读一本，但我肯定不会这样。我觉得不管多么重要的书，再经典，对于个人来说始终还是工具，你得把它视为工具，不能太过迷信。南都：你最开始研究上古，具体如何进行呢？胡文辉：研究上古，当然需要对文献有基本的掌握。我对《山海经》、《周易》读得最熟，其他的基本文献当然也是要看的。先秦的典籍毕竟不多，大体应当都涉猎过。上古研究的特点，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搅在一起的，没有一个整体的知识背景是不行的，你各方面都得知道门径，文献、目录、校勘是基本的，其他各方面的学科知识都得了解，比如人类学、民俗学、文学，还有科学史，尤其是天文学之类，知识交叉得非常厉害，不可能靠单一的路子就能解决问题的。我比较重视社会学的思路。很多现象不单单是中国才有，若有一点比较的视野，思路就会不一样。过去研究思想问题，多数人都太习惯思想史的方法，比如，刘小枫有个观点，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跟儒学有相似的地方。但如果你跳出中国，去看俄国，你怎么解释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呢，难道他们也有一个相当于儒学的东西吗？学界有不少观点都是这样，你一旦跳出来看，你可能发现它们非常荒谬。南都：这样做的话，应该需要很宽的阅读范围，能兼顾吗？胡文辉：当时有个好处，就是书没那么多，现在书实在太多了，如果我是现在刚毕业或者刚读研究生的人，那我恐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我那时的视野也没有现在开阔，还可以做到各个领域的东西都摸一摸。现在要读的书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很多书根本没法细看，很多时候只是翻翻我最需要参考的个别地方。现在是你想不做一个专业的人比较难。当然我也不是一开始就铺那么大的摊子。比较早的时候，上古以后的东西我就很少看，像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我甚至只买上册。我的经验，是跟着问题走，直到现在也是。某段时间，对某个问题有了兴趣，这个问题可能会超出了自己原来的知识范围、学科范围，那我就会去补课，尽可能把知识的盲点和漏洞补上。学院之外的学术研究者工作以后，我对研究的兴趣始终还在，而且也自负。南都：你从中大肄业之后，对于自己日后会在学院之外做学术，有明确的意识吗？胡文辉：当时我想去广州市一个研究所，但硬件不够，没能去成，靠着走后门分配到《羊城晚报》。虽然条件比不上学校，但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文化单位。当时高校的收入也不好，所以也并不急着进去，到了后来，发现渐渐高校也开始有利可图，想进也难了。工作以后，我对研究的兴趣始终还在，而且也自负，不会考虑难不难、坚持不坚持的问题，有兴趣就自己做。我在大三时写过一篇使用西南彝族材料的文章，虽然方法不对，但有位研究彝族的老先生比较重视，发表在他主持的一本内部刊物上；另外，我的毕业论文《〈封神演义〉的阐教和截教考》，通过《封神演义》来研究明代的道教，指导老师是吴国钦先生，虽然他给我的分数不算很高，却把文章推荐到广州的《学术研究》，当时刘斯翰先生就接受了。能在期刊上发表文章，当时对我的鼓励还是很大的。南都：那段时间你的研究是不是主要集中在上古文献方面，最后汇总成了《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胡文辉：那只是表面。那些文章都属于比较新的材料，而且问题比较小，多数属于考据问题，一来写起来牵涉没那么多，相对容易写，同时别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当时有很多所谓的学术权威，是因为做翻译西学的工作，他引进了某个西方理论，在当时就有了话语权。像我这种背景，不可能提出一套理论让人家接受你。先做考证的东西，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策略。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年轻人，如果一开始你就写一些思想性的文章，别人是很难接受你的，但考证的东西就好一些。除了《封神》那篇，我第一篇自己投稿的文章，是投到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当时《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算是影响最大的两个文献专业杂志，但壁垒森严，方法也比较传统，一般投稿很难接受(我应当投过稿)。《中国文化》当时是新杂志，作风比较开放，像我这样的身份也被接受了。文章谈的是《论语》中的一个解释问题，观点算是有点出格的，但毕竟是考证，所以别人接受起来也就比较容易。南都：当时希望自己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是不是还有某种不自信？胡文辉：年轻时希望得到学界承认，这种心理是很正常的，我想每个人都会这样吧。学术上的自信当然也是慢慢积累出来的。看书多了，自己了解越多，最重要的是发现的问题越多，就会逐渐觉得以前的名家也有很多问题。我在1990年代，除了专栏文章，在学术上主要就是《早期方术》里的东西。这本书对我是一个基础，它达到了学术上的要求和规范(我暗地觉得，有了这本书就足够做个教授了)。如果没有这本书和《陈寅恪诗笺释》，我恐怕就不会写《点将录》了，你要有了一个基础，有真正的学术体验，才适合写《点将录》这样的书。《点将录》里谈到现在很多做学术史的人，看起来好像很权威、很知名，但实际却从未研究过古典的东西，他们研究的都是近现代的东西。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只看过那些学者的论文，但你自己并没有真正做过那些学者研究的东西，没有做过考证，那怎么评论别人的考证？你得自己有这个经验才好。当然，不可能有人每个领域都研究过，但我研究过上古，有考据学的经验，有了这个经验再去评论人家就容易多了。事实上，传统文史是相通的，只要你真正进入过某个领域，你有了这样的经验，其他领域也可以触类旁通。研究陈寅恪的缘由最初只是发现了个别问题，后来发现问题稍多，正好三联版的诗集出来了，就仔细校读了一遍，才发现值得通盘地做。南都：《早期方术》出版之后，你并没有继续研究上古。2008年，你出版了《陈寅恪诗笺释》，相当于做起了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胡文辉：这个同我发现的问题有关。如果我觉得有新的见解时，就写几篇，后来没有更多的新材料，或者也没发现更多的新问题，那就暂时放下了。对学院专家而言，不管有没有新问题，他都有可能会长期集中在那个领域，即便没有太多的新观点，也还是能写出论文来。但我不需要这样做，有新的东西，我才会写，我兴趣比较多，这里没有新东西，其他地方总会有的。1990年代，其实也是做考据的同时，我就比较关注对现代当代的知识分子研究，尤其是谢泳先生的研究。更重要的，陈寅恪的诗本身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我选择题目，不会不做那些浅显、简单的问题，在陈寅恪的诗中，有很多东西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甚至余英时先生，他也只做了晚年的一部分，留下了很多空白。我最初只是发现了个别问题，后来发现问题稍多，正好三联版的诗集出来了，就仔细校读了一遍，才发现值得通盘地做。南都：《陈寅恪诗笺释》应该算是你用力最大的一本书了吧，它的篇幅这么大。胡文辉：篇幅大，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大部头，关键还是要看它作为问题有多大，还要看你解决了多少问题。实际上，陈寅恪也有很多诗是没什么好笺释的，没有太多内涵，但我还是需要全部做出来。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联系了很多东西。首先它解决了很多陈寅恪诗本身的问题。另外我也联系了很多同时代人的材料。这样它的意义就不单是为了说明陈寅恪，也是为了说明同一代人，他们共通的心灵世界。因为里面很多话题很多事件，不但他一个人面对的，而是他们那一代人都面对的。当然，他的诗也有限制，很多事情他也不见得都写成了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项工作可以说是挖掘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些片段。总的来说，不能说这个工作是太大的题目，在大的范围看，这仍然只是小题目。南都：学术对你而言就是某种爱好，写像《陈寅恪诗笺释》这样的书，对你也不会有太多实际利益。你现在回头看，自己做了这么多年，该如何来描述你的初衷？胡文辉：我认识一些研究古文字的老先生，因为领域窄，问题太冷门，不可能有多少人看他们的文章。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能坐冷板凳，真正不求实际利益的。我研究陈寅恪，总结现代学术史，可以说沾了很多学术“红人”的光。像陈寅恪诗这本书虽然比较繁琐，真正看的人不是很多，但因为陈寅恪那么热，有兴趣的人很多，所以多少还是会知道这本书。所以，相对那些老先生来说，我已经幸运很多了，不管自己有意无意，至少题目还是比较热门的。南都：你很多学术性质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的比较多。毕竟报纸是大众读物，加上编辑约稿，这些会不会都影响到你对题目的选择呢？胡文辉：从根本上来说，影响不大。但还是会有压力，毕竟作者和编辑之间，可以说是互相关照，他们也是关照我。如果我是在学院里，可能写随笔类的文章会少一些，会多写像论文的东西。不过现在这样也不要紧，如果是有新发现的题目，迟早也会写出来，只是不必这么急，我会先把适合在报纸上发表的话题写出来。《洛城论学集》里很多文章就属于这种性质的，那些问题相对来说适合大众一点，报纸上也适合一点。实际上，很多学院派也喜欢在报纸上发文章，特别像《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它们能够容纳一些比较专业的文章，虽然实际上读者不多，但可以使整张报纸显得更丰富，也更有层次。报纸的容量大，可以通过其他内容平衡这些专业的东西。相对来说，出版社出书，是出一个人的书，反而更容易屈服于市场压力。评点学术史我当然也有我的局限，只是我敢说，换了别人来说，局限会比我更大，偏见会比我更多。南都：《现代学林点将录》似乎就是这样一本书？胡文辉：《点将录》最初就是编辑的想法，是王来雨的提议。加上我对点将录这种体裁也比较感兴趣。不少人觉得它很生硬，但如果你对近代旧体诗比较熟悉的话，会知道汪辟疆、钱仲联都写过点将录，在那个领域是一种影响很大的评点方式。所以，对我而言，用它来评点学术史是再正常不过了。这就像是玩网络游戏的人，可能会用网络游戏人物来套现实里的人物，别人也许觉得莫名其妙，但玩游戏的人就会觉得很正常。无论如此，这都只是一种形式，这其实并不重要，它更大的作用是一种自我限定。一本学术史，究竟写多少人合适？你写两百人也行，也五十个人也行，我觉得按点将录这种限定，一百来人，比较适合，也更好处理一些。应该说，我是比较适合这种体裁，里面既包括了一些八卦的内容，同时也有一首旧体诗，换作别人，大约不会像我这样做，也可以说做不到。如果没有这种包装，可能出来就没有这么有趣了。南都：你用点将录这种方式大张旗鼓地点评学术史，有没有受到过主流学界的批评？胡文辉：我觉得没有真正像样的批评。当然不主流的批评有很多。究竟该选哪些人物，在网上有些争论。毕竟每个人的视野都有局限，我当然也有我的局限，只是我敢说，换了别人来说，局限会比我更大，偏见会比我更多。比如，里面涉及上古的人比较多，人类学的比较多，这跟我的知识背景有关。有些人我实在不熟悉，比如宿白，有网上的朋友觉得应当用宿白代替邹衡。但我对现代考古学史还算是熟悉的，邹做夏商周考古，对我而言，他的贡献是无人能及的，在他跟宿白之间，对我来说选择是不需要考虑。其次就是排行，我觉得跟人选一样，每个人对这些学者的评价都不一样，你不可能强求对每个人的评价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根本不现实。你至少要对书里一半的领域和人物都有所了解，才好来批评我。南都：你会把《点将录》归纳到你的学术著作这一块吗？胡文辉：属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吧，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学术著作，里面也基本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重要问题。不过我对这些人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整体看法的。换作某些专业的人，他对某一领域某一人物，书读得比我多比我细，那样的人肯定很多，但他未必总结得就比我好，有时你还得能有一个整体的视野来判断这个人的位置，不仅要考虑他做的专业，还要考虑整个学术史的背景。我关注的领域是比较杂的。这些领域，我不见得能深入多少，可能只是知道一些皮毛的，但知道一些皮毛也是很重要的。各个领域的皮毛都知道一点，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整体视野。至少各个领域哪些人比较重要，我大体心里有数。当然，对里面很多人，我也没法写得更详细了，对有些人，写出巨著也不难，但对有些人，我也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了。要写长一点的评传我肯定是不行的。南都：你在《点将录》里也谈到不少对学院派的批评。胡文辉：在《点将录》中对研究学术史的人有几句评判。我还写过一篇名为《为业余汉学喝彩》的文章，也谈到这个问题。学院派确实有它的长处，它比较规范，相对来说也比较可靠，平均水平比较高。但学院派也有他们的问题，研究问题时很难跳出原有的框架，而业余选手则不那么受框架的束缚。对业余的人而言，搞不好的话，那就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但如果搞得好，有时不仅能在话题上，在方法上都可能突破原有的框架。有些人可能会很强调学院与业余的差别，但我觉得关键的不是学院还是业余，关键的就是你做得好不好。学术界就相当于是一个认证体系。这个认证体系，是属于大学和研究所的，你在体系之外做研究，在获得承认方面来说，确实会吃亏。如果你是学院训练出的，符合它的规范，即使你写的东西少一点，也没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但你依旧能够当教授。因为你是从这个体系出来的，人家毕竟更容易信任他。至于体系之外的人，情况肯定就困难多了。南都：学术之外，你的正职是报纸编辑，如何安排读书和做研究的时间？胡文辉：每个人肯定都想自己的时间越多越好了，不管你是不是做学问。做学问的时间当然越多越好了。但不管在学校或者什么地方现在都一样，都有其他的事情，在学校里也要上课、带研究生、博士，也要花很多时间的。可能现在没有什么地方能够百分之百做学问的。我近年写作都是利用周末，时间比较长，一般睡到中午，从下午开始。一般几千字的文章我一两天内能解决，但长的话，还是得有点意志力才行，像写《陈寅恪诗笺释》，我都忘了是怎么写出来的，不是一两天的事，现在让我写话，也有精力的问题。写东西一定是要勉强自己，不会说很轻松的。南都：现在读书的习惯是怎么样的？胡文辉：有些书，你对这本书所涉及的领域比较熟悉，有时候只是它增加了一点东西，你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看得多了也就不难了。或者说有时候你的判断不见得准，但是也没那么多时间去细读。现在，我只看我最感兴趣的、最需要参考的部分，有一个取舍问题。
沽名钓誉不会长久，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我认为，因为有一些缺点就把于丹蒙曼说成是文化小丑，是言语过于偏激。她们并非沽名钓誉，只是人无完人而已。人人都是有缺点的，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贤都不可能避免。于丹墨子就曾经在《墨子·非儒》书中批评孔子的一次虚假。孔子周游列国因缺乏路费被困于陈蔡之间时，见到能吃的东西不管好坏都得吃。但刚回到鲁国境内，鲁哀公立刻宴请了他。这时他却只吃那些最好的菜，一般的菜根本就不看一眼，在鲁哀公面前故意摆出一副绅士的样子。所以说，即使是圣贤也会有缺点的。于丹和蒙曼都是取得了很高成就的文化学者。于丹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06年和2007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中，由于丹主讲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她的著作《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在国内非常畅销，而且在日本、韩国、英国、法国、越南等国家以20多种文字出版发行。于丹蒙曼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2007年开始五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主讲武则天、太平公主、长恨歌、大隋风云、唐玄宗和杨贵妃等节目，收到观众的大量好评。他还出版了十多本历史类书籍。就是这两位卓有成就的文化学者和作家，却因为几个小事就被批评为文化小丑，实在是过于偏激。于丹被抨击的原因是，于丹后来在一次受邀在英国参加文化活动时，因为嫌弃待遇不好，要求更换了三次房间，还对助理大发脾气。还有一次是2012年参加北京大学昆曲讲座时，对昆曲很有研究的于丹代表观众向昆曲演员表示感谢。但有四五个观众却以为他是个昆曲的外行，在台下起哄，于丹只好走下了台。蒙曼被批评的原因是，她作为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的文化嘉宾，在解读古诗《悯农》、《春夜喜雨》等时产生了一些偏差。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中描写的烈日下的农民辛勤地除草，解释成是春日农民在播种等。有些相关专家认为，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和蒙曼对古诗词的解释有很多偏差或者比较肤浅，这也仅仅是不同的专家对同一个典籍有不同的理解而已。蒙曼也有些人认为，于丹在嘴上讲着仁义礼智信，但在国外却有如此的表现，说明她为人虚伪。但实际上，于丹在生活中的仁义礼智信方面的行为确实是有不少的，只是她身上仍然有一些缺点。而这只是人无完人而已，就此就把一位学者说成文化小丑，实在是过于偏激。对蒙曼也是只因为有一些专家认为她对诗词的解说有一些偏差或者比较肤浅，就被说成是文化小丑，也并不客观。评价一个人贵在全面地分析观察。如果仅凭几个事就作出结论，往往就是草率了。
具有很高名气的文化偶像有很多，但能够真正内敛自己的本性，做到自己的本职的文化偶像少之又少。说起文化偶像，大家应该第一个想起的是高晓松。于丹于1965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己的父亲也是红极一时的国学大师。也许是在自己父亲的熏陶下，于丹对于文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功夫不负有心人，于丹在自己高考结束以后，成功的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继续探索国学的奥秘。一年又一年，时间来到了于丹30岁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她起步比别的小孩更早。于丹在30岁如此年轻的情况下，成为了北京大学的讲师。曾几何时，于丹借助于《百家讲坛》平台，完美地实现了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变现的可能。试想过去的学术象牙塔就是冷板凳，又有多少人愿意问津。电视和网络的双重平台，把她从之前的默默无闻，直接推上了前台。然而成也平台，败也平台。一旦被推上万人瞩目之处，身处聚光灯下，不但自己的一言一行被全部看到，还会因为镁光灯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于丹本身就因为聚光灯的效应，将自己真实的一面暴露了出来。最终，也彻底败在了真实面前。作为曾风光无限的一名国学大师，于丹却慢慢的背负着众多的质疑，甚至在2012年受邀参加北大的昆曲讲座之时，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她竟然被一众北大学子轰下了台！这样的事情发生，无疑是给于丹的事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那么北大学子为何会将国学大师轰下台呢？其实，这跟于丹之前的行为有关。在人们的印象之中，于丹是一位谦和有礼、满腹经纶的才女，是为读书人所敬仰的对象。然而在2009年之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伦敦事件，却在一时间将于丹推上了风口浪尖，让人们心中对她的形象完全颠覆了。文化讲究传承，但是几千年来，传播平台的限制，使得文化以及真理，始终掌控在少数人的手里。文化对于大众和草根相当遥远，即便生活处处都蕴含着文化的真理，可惜诠释的权力始终掌控在有文化的人手里。正因为如此，在传播平台扩展之后，才有了一股解读文化的热潮。所谓解读文化本身，就是因为文化本身的局限性，限制了它广远传播的趋势。于丹最初的走红，就是从解读《论语》开始的。因为文言和白话之间的这种隔阂和断代，导致大多人对于传统经典的认知是一片空白，而一个"解读人"的存在，正好起到了桥梁的连接作用。在演讲的过程中，北大的学子发现，于丹其实对于《论语》的理解真的非常的浅。而整个讲座的中心并不是她这本书，讲的更多的是一些鸡汤故事，这让许多北大学子非常的不满意。让观众们感觉到这位国学大师在打自己的脸。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愤怒，更让人感觉到的是可惜。明明都是红极一时的国学大师，为何会搞出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因为名利让他们红了眼，让他们无法更加专注于国学本身，变得浮躁起来。这是导致许多问题的原因，但他们却浑然不知。
相比之下， 蒙曼比于丹水平要高得多。于丹的专业是现代传媒 ， 而蒙曼是文史学科的科班出身。于丹没有扎实的文科根底，但在语言的‘’游走‘’上下过一番功夫。细听她的讲解，大部分是废话和赘话，对于没有文化基础的人，可能会觉得于丹讲得字正腔圆、阴阳顿挫，那架势、那风范，能把一般讲师，盖过几条街。但不了多少有点文学根基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正儿八经、华丽的胡说八道！反观蒙曼老师的讲课 ，清新自然亲切可信，给人感觉有一种亲和力， 绝对没有卖弄、哗众取宠的意味。而且论述的幽默风趣，其旁征博引 、引经据典，不用多讲， 大家都会觉得蒙曼是一位学富五车，充满书卷气的学者。听她的课，如沐春风，让人心情愉悦。看看于丹的拿腔拿调，就能体会到蒙曼的学风可贵。蒙曼是老师倒是真的，是做学问的人。前一段看蒙曼的职称是副教授，更加感觉她是一个有真学问，不沽名钓誉的人。为人师表不需要浓妆艳抹，不需要名饰名包，传道授业解惑即是良师。于丹相比较而言更像个演员，胸有点墨就忘乎所以，拿耍大牌当个性，恰似被一群弱智观众惯坏了的蹩脚演员。于丹又像一个厨师，收来食材加工一下卖给大众。类似的厨师很多，智商高的做西餐，像高晓松；有真知灼见的做佛跳墙，如梁宏达。而于丹充其量会做个汉堡，绝对到不了披萨的水平。蒙曼从百家讲坛到中国诗词大会，表现不俗。赢得多数观众的喝彩！蒙曼尽管学富五车，但很谦逊低调。余以为评价一位学者，首先看他的讲话是不是有根有据，是不是见解独到，且能指导别人，能代领人走出某团迷雾，其它的都是表象。
胡文辉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羊城晚报》，业余研究学术。著有《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最是文人》、《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洛城论学集》等。胡文辉的“正经”职业，其实是报社编辑。1989年，从中山大学肄业后，他进入《羊城晚报》，干记者、编辑，直到今天。从事学术研究，最初对胡文辉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兴趣，一种发现并解决新问题的乐趣。在学院之外做学术，在中国不乏其人，但能做到像胡文辉这样系统，并不多见。胡文辉有自己的学术策略，他从文献学入手，解决了“野生”状态下学术规范培育的问题；之后又将触角延伸到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逐渐开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身处学院的研究者，以学术为生，是因为大学繁琐的考核程序，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对比起来，胡文辉的“野生”学术状态，似乎显得要纯粹许多。这也使得他的学术研究要随性许多，不会有太大的使命感，也不会有做“硬砖头”的强迫症。实际上，在学术之余，胡文辉还花了大量时间写各类闲谈文章和打油诗，这都属于他“有名”的兴趣之一。学东西主要靠自己摸索别人或许是读硕士，读博士，老师把他带进门，我则是靠自己慢慢摸索。南都：到中山大学上学，你当初就想念中文这个专业吗？胡文辉：中文系是自己报的。高中时，我就对文学比较感兴趣。喜欢古典诗词、对联，也喜欢看小说。进大学后开始喜欢新诗，参加过中大的诗社，大约到大二、大三就开始对历史文化类的东西有了兴趣。毕业时，因为英文没过关，最后没拿到毕业证，毕业后本来还有一次补考机会，也不愿意去了。(最近听说，教育部从来没有要求大学生要过英文四六级，只是各地大学的土政策，那我算不算无辜被剥夺了毕业证呢？)南都：曾听中大黄天骥老师说，你在大学时就属于那种很不听话的学生。胡文辉：我是经常不去上课的。中文系的好处，就是课程好对付，只要考试前温习一下，考试就能过。当然有时要补考，有一次我好像累积有六七门不及格，系里通知了家里，父母全来了。平时学东西主要靠自己摸索，在图书馆自己找书看。有些老师不错，但恐怕谈不上对我有多少影响。对我后来有影响的，恐怕是陈炜湛先生的古文字课了，记得我交的作业自己都觉得有点扯，但陈先生倒是挺鼓励我的。南都：如何摸索？胡文辉：别人或许是读硕士，读博士，老师把他带进门，我则是靠自己慢慢摸索。整个过程学下来，到现在，我觉得兴趣最重要。我最早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上古，尤其是神话学方面，包括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记得当时选修过人类学系的民族学史课程。后来在《点将录》里也比较重视这方面的人物，换了别人，我想根本不会选入他们。)人类学方法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可以用现在边疆民族的材料来解释上古的历史文化，但它在材料的年代方面不是很严谨。所以，大学毕业后，我慢慢转向了“古史辩”的路子。“古史辩”的特点，就是你首先得确定史料的年代，确定前后的源流，这样才能开始相关的研究。南都：像你这样靠自己摸索做学问，早期有没有一个学术规范化的过程？胡文辉：文献学，还有古文字学、语言学，都是非常成熟的学科，已经做了一百多年，而且跟中国的传统学术也能接续，所以它的积累非常深，根本不需要特别强调规范问题。你研究上古，自然就不能不规范。相对来说，近现代方面，或西方的东西，当时的规范就不那么严密了，所以后来才要强调规范。但这个问题对于上古领域本来就不成为问题。现在回头再看，我写的真正符合所谓学术规范(学院派规范)的文章，反而是在早期，主要集中在《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这本书中，之后这类文章就没怎么写了。南都：对于文献学，要自学，难度应该挺大吧？现在很多学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可能三年下来，都是在细读某一本经典。胡文辉：难不难，主要看个人吧。但我始终认为，现在这个时代，除了有些自然科学需要做实验，从知识流通的方式来说，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自学，尤其是文史哲。具体到读书的方法，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长期只细读一本，但我肯定不会这样。我觉得不管多么重要的书，再经典，对于个人来说始终还是工具，你得把它视为工具，不能太过迷信。南都：你最开始研究上古，具体如何进行呢？胡文辉：研究上古，当然需要对文献有基本的掌握。我对《山海经》、《周易》读得最熟，其他的基本文献当然也是要看的。先秦的典籍毕竟不多，大体应当都涉猎过。上古研究的特点，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搅在一起的，没有一个整体的知识背景是不行的，你各方面都得知道门径，文献、目录、校勘是基本的，其他各方面的学科知识都得了解，比如人类学、民俗学、文学，还有科学史，尤其是天文学之类，知识交叉得非常厉害，不可能靠单一的路子就能解决问题的。我比较重视社会学的思路。很多现象不单单是中国才有，若有一点比较的视野，思路就会不一样。过去研究思想问题，多数人都太习惯思想史的方法，比如，刘小枫有个观点，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跟儒学有相似的地方。但如果你跳出中国，去看俄国，你怎么解释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呢，难道他们也有一个相当于儒学的东西吗？学界有不少观点都是这样，你一旦跳出来看，你可能发现它们非常荒谬。南都：这样做的话，应该需要很宽的阅读范围，能兼顾吗？胡文辉：当时有个好处，就是书没那么多，现在书实在太多了，如果我是现在刚毕业或者刚读研究生的人，那我恐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我那时的视野也没有现在开阔，还可以做到各个领域的东西都摸一摸。现在要读的书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很多书根本没法细看，很多时候只是翻翻我最需要参考的个别地方。现在是你想不做一个专业的人比较难。当然我也不是一开始就铺那么大的摊子。比较早的时候，上古以后的东西我就很少看，像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我甚至只买上册。我的经验，是跟着问题走，直到现在也是。某段时间，对某个问题有了兴趣，这个问题可能会超出了自己原来的知识范围、学科范围，那我就会去补课，尽可能把知识的盲点和漏洞补上。学院之外的学术研究者工作以后，我对研究的兴趣始终还在，而且也自负。南都：你从中大肄业之后，对于自己日后会在学院之外做学术，有明确的意识吗？胡文辉：当时我想去广州市一个研究所，但硬件不够，没能去成，靠着走后门分配到《羊城晚报》。虽然条件比不上学校，但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文化单位。当时高校的收入也不好，所以也并不急着进去，到了后来，发现渐渐高校也开始有利可图，想进也难了。工作以后，我对研究的兴趣始终还在，而且也自负，不会考虑难不难、坚持不坚持的问题，有兴趣就自己做。我在大三时写过一篇使用西南彝族材料的文章，虽然方法不对，但有位研究彝族的老先生比较重视，发表在他主持的一本内部刊物上；另外，我的毕业论文《〈封神演义〉的阐教和截教考》，通过《封神演义》来研究明代的道教，指导老师是吴国钦先生，虽然他给我的分数不算很高，却把文章推荐到广州的《学术研究》，当时刘斯翰先生就接受了。能在期刊上发表文章，当时对我的鼓励还是很大的。南都：那段时间你的研究是不是主要集中在上古文献方面，最后汇总成了《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胡文辉：那只是表面。那些文章都属于比较新的材料，而且问题比较小，多数属于考据问题，一来写起来牵涉没那么多，相对容易写，同时别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当时有很多所谓的学术权威，是因为做翻译西学的工作，他引进了某个西方理论，在当时就有了话语权。像我这种背景，不可能提出一套理论让人家接受你。先做考证的东西，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策略。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年轻人，如果一开始你就写一些思想性的文章，别人是很难接受你的，但考证的东西就好一些。除了《封神》那篇，我第一篇自己投稿的文章，是投到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当时《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算是影响最大的两个文献专业杂志，但壁垒森严，方法也比较传统，一般投稿很难接受(我应当投过稿)。《中国文化》当时是新杂志，作风比较开放，像我这样的身份也被接受了。文章谈的是《论语》中的一个解释问题，观点算是有点出格的，但毕竟是考证，所以别人接受起来也就比较容易。南都：当时希望自己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是不是还有某种不自信？胡文辉：年轻时希望得到学界承认，这种心理是很正常的，我想每个人都会这样吧。学术上的自信当然也是慢慢积累出来的。看书多了，自己了解越多，最重要的是发现的问题越多，就会逐渐觉得以前的名家也有很多问题。我在1990年代，除了专栏文章，在学术上主要就是《早期方术》里的东西。这本书对我是一个基础，它达到了学术上的要求和规范(我暗地觉得，有了这本书就足够做个教授了)。如果没有这本书和《陈寅恪诗笺释》，我恐怕就不会写《点将录》了，你要有了一个基础，有真正的学术体验，才适合写《点将录》这样的书。《点将录》里谈到现在很多做学术史的人，看起来好像很权威、很知名，但实际却从未研究过古典的东西，他们研究的都是近现代的东西。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只看过那些学者的论文，但你自己并没有真正做过那些学者研究的东西，没有做过考证，那怎么评论别人的考证？你得自己有这个经验才好。当然，不可能有人每个领域都研究过，但我研究过上古，有考据学的经验，有了这个经验再去评论人家就容易多了。事实上，传统文史是相通的，只要你真正进入过某个领域，你有了这样的经验，其他领域也可以触类旁通。研究陈寅恪的缘由最初只是发现了个别问题，后来发现问题稍多，正好三联版的诗集出来了，就仔细校读了一遍，才发现值得通盘地做。南都：《早期方术》出版之后，你并没有继续研究上古。2008年，你出版了《陈寅恪诗笺释》，相当于做起了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胡文辉：这个同我发现的问题有关。如果我觉得有新的见解时，就写几篇，后来没有更多的新材料，或者也没发现更多的新问题，那就暂时放下了。对学院专家而言，不管有没有新问题，他都有可能会长期集中在那个领域，即便没有太多的新观点，也还是能写出论文来。但我不需要这样做，有新的东西，我才会写，我兴趣比较多，这里没有新东西，其他地方总会有的。1990年代，其实也是做考据的同时，我就比较关注对现代当代的知识分子研究，尤其是谢泳先生的研究。更重要的，陈寅恪的诗本身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我选择题目，不会不做那些浅显、简单的问题，在陈寅恪的诗中，有很多东西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甚至余英时先生，他也只做了晚年的一部分，留下了很多空白。我最初只是发现了个别问题，后来发现问题稍多，正好三联版的诗集出来了，就仔细校读了一遍，才发现值得通盘地做。南都：《陈寅恪诗笺释》应该算是你用力最大的一本书了吧，它的篇幅这么大。胡文辉：篇幅大，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大部头，关键还是要看它作为问题有多大，还要看你解决了多少问题。实际上，陈寅恪也有很多诗是没什么好笺释的，没有太多内涵，但我还是需要全部做出来。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联系了很多东西。首先它解决了很多陈寅恪诗本身的问题。另外我也联系了很多同时代人的材料。这样它的意义就不单是为了说明陈寅恪，也是为了说明同一代人，他们共通的心灵世界。因为里面很多话题很多事件，不但他一个人面对的，而是他们那一代人都面对的。当然，他的诗也有限制，很多事情他也不见得都写成了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项工作可以说是挖掘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些片段。总的来说，不能说这个工作是太大的题目，在大的范围看，这仍然只是小题目。南都：学术对你而言就是某种爱好，写像《陈寅恪诗笺释》这样的书，对你也不会有太多实际利益。你现在回头看，自己做了这么多年，该如何来描述你的初衷？胡文辉：我认识一些研究古文字的老先生，因为领域窄，问题太冷门，不可能有多少人看他们的文章。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能坐冷板凳，真正不求实际利益的。我研究陈寅恪，总结现代学术史，可以说沾了很多学术“红人”的光。像陈寅恪诗这本书虽然比较繁琐，真正看的人不是很多，但因为陈寅恪那么热，有兴趣的人很多，所以多少还是会知道这本书。所以，相对那些老先生来说，我已经幸运很多了，不管自己有意无意，至少题目还是比较热门的。南都：你很多学术性质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的比较多。毕竟报纸是大众读物，加上编辑约稿，这些会不会都影响到你对题目的选择呢？胡文辉：从根本上来说，影响不大。但还是会有压力，毕竟作者和编辑之间，可以说是互相关照，他们也是关照我。如果我是在学院里，可能写随笔类的文章会少一些，会多写像论文的东西。不过现在这样也不要紧，如果是有新发现的题目，迟早也会写出来，只是不必这么急，我会先把适合在报纸上发表的话题写出来。《洛城论学集》里很多文章就属于这种性质的，那些问题相对来说适合大众一点，报纸上也适合一点。实际上，很多学院派也喜欢在报纸上发文章，特别像《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它们能够容纳一些比较专业的文章，虽然实际上读者不多，但可以使整张报纸显得更丰富，也更有层次。报纸的容量大，可以通过其他内容平衡这些专业的东西。相对来说，出版社出书，是出一个人的书，反而更容易屈服于市场压力。评点学术史我当然也有我的局限，只是我敢说，换了别人来说，局限会比我更大，偏见会比我更多。南都：《现代学林点将录》似乎就是这样一本书？胡文辉：《点将录》最初就是编辑的想法，是王来雨的提议。加上我对点将录这种体裁也比较感兴趣。不少人觉得它很生硬，但如果你对近代旧体诗比较熟悉的话，会知道汪辟疆、钱仲联都写过点将录，在那个领域是一种影响很大的评点方式。所以，对我而言，用它来评点学术史是再正常不过了。这就像是玩网络游戏的人，可能会用网络游戏人物来套现实里的人物，别人也许觉得莫名其妙，但玩游戏的人就会觉得很正常。无论如此，这都只是一种形式，这其实并不重要，它更大的作用是一种自我限定。一本学术史，究竟写多少人合适？你写两百人也行，也五十个人也行，我觉得按点将录这种限定，一百来人，比较适合，也更好处理一些。应该说，我是比较适合这种体裁，里面既包括了一些八卦的内容，同时也有一首旧体诗，换作别人，大约不会像我这样做，也可以说做不到。如果没有这种包装，可能出来就没有这么有趣了。南都：你用点将录这种方式大张旗鼓地点评学术史，有没有受到过主流学界的批评？胡文辉：我觉得没有真正像样的批评。当然不主流的批评有很多。究竟该选哪些人物，在网上有些争论。毕竟每个人的视野都有局限，我当然也有我的局限，只是我敢说，换了别人来说，局限会比我更大，偏见会比我更多。比如，里面涉及上古的人比较多，人类学的比较多，这跟我的知识背景有关。有些人我实在不熟悉，比如宿白，有网上的朋友觉得应当用宿白代替邹衡。但我对现代考古学史还算是熟悉的，邹做夏商周考古，对我而言，他的贡献是无人能及的，在他跟宿白之间，对我来说选择是不需要考虑。其次就是排行，我觉得跟人选一样，每个人对这些学者的评价都不一样，你不可能强求对每个人的评价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根本不现实。你至少要对书里一半的领域和人物都有所了解，才好来批评我。南都：你会把《点将录》归纳到你的学术著作这一块吗？胡文辉：属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吧，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学术著作，里面也基本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重要问题。不过我对这些人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整体看法的。换作某些专业的人，他对某一领域某一人物，书读得比我多比我细，那样的人肯定很多，但他未必总结得就比我好，有时你还得能有一个整体的视野来判断这个人的位置，不仅要考虑他做的专业，还要考虑整个学术史的背景。我关注的领域是比较杂的。这些领域，我不见得能深入多少，可能只是知道一些皮毛的，但知道一些皮毛也是很重要的。各个领域的皮毛都知道一点，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整体视野。至少各个领域哪些人比较重要，我大体心里有数。当然，对里面很多人，我也没法写得更详细了，对有些人，写出巨著也不难，但对有些人，我也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了。要写长一点的评传我肯定是不行的。南都：你在《点将录》里也谈到不少对学院派的批评。胡文辉：在《点将录》中对研究学术史的人有几句评判。我还写过一篇名为《为业余汉学喝彩》的文章，也谈到这个问题。学院派确实有它的长处，它比较规范，相对来说也比较可靠，平均水平比较高。但学院派也有他们的问题，研究问题时很难跳出原有的框架，而业余选手则不那么受框架的束缚。对业余的人而言，搞不好的话，那就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但如果搞得好，有时不仅能在话题上，在方法上都可能突破原有的框架。有些人可能会很强调学院与业余的差别，但我觉得关键的不是学院还是业余，关键的就是你做得好不好。学术界就相当于是一个认证体系。这个认证体系，是属于大学和研究所的，你在体系之外做研究，在获得承认方面来说，确实会吃亏。如果你是学院训练出的，符合它的规范，即使你写的东西少一点，也没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但你依旧能够当教授。因为你是从这个体系出来的，人家毕竟更容易信任他。至于体系之外的人，情况肯定就困难多了。南都：学术之外，你的正职是报纸编辑，如何安排读书和做研究的时间？胡文辉：每个人肯定都想自己的时间越多越好了，不管你是不是做学问。做学问的时间当然越多越好了。但不管在学校或者什么地方现在都一样，都有其他的事情，在学校里也要上课、带研究生、博士，也要花很多时间的。可能现在没有什么地方能够百分之百做学问的。我近年写作都是利用周末，时间比较长，一般睡到中午，从下午开始。一般几千字的文章我一两天内能解决，但长的话，还是得有点意志力才行，像写《陈寅恪诗笺释》，我都忘了是怎么写出来的，不是一两天的事，现在让我写话，也有精力的问题。写东西一定是要勉强自己，不会说很轻松的。南都：现在读书的习惯是怎么样的？胡文辉：有些书，你对这本书所涉及的领域比较熟悉，有时候只是它增加了一点东西，你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看得多了也就不难了。或者说有时候你的判断不见得准，但是也没那么多时间去细读。现在，我只看我最感兴趣的、最需要参考的部分，有一个取舍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断强化选题策划意识、市场意识，着力培育核心竞争力。全体同仁精诚团结，开拓进取，把出版工作同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紧密结合，形成了人大出版社鲜明的出版特色和巨大的品牌价值，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出版领域的排头兵。2007年，人大出版社出版图书2000余种,发行码洋6亿多元。经过长期的积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发展成为具有图书、期刊、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物等多媒体兼营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实事求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规划自己的图书结构时，也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自身发展战略，简单地说就是始终坚持实施精品战略，围绕三类精品做好工作。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工作重点就是要继续组织好、出版好三类精品图书。精品服务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被教育部确定为我国文科教材出版中心，教材出版是人民大学出版社最基本、最基础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教材建设与出版工作。过去，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许多精品教材受到全社会的欢迎，发行量达到几百万册甚至上千万册。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民大学出版社启动了以“21世纪系列教材”为主体的教材编写与出版宏伟工程，承担了90余种国家级教材的编写与出版任务。人民大学出版社就是要努力使我们所出版的教材成为内容权威、理念超前、形式多样和贴近学生实际、为学生所欢迎的精品教材。服务发展出版学术典籍，推出精品力作，引领学术发展，是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根本任务之一。多年来，我社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传统道德》、《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中国人民大学年度研究报告系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古代治国要论》、《清史编年》、《世界美术全集》等一大批重要的学术著作，组织出版了《经济科学文库》、《管理科学文库》、《法律科学文库》、《新生代学人文丛》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丛书”、“当代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等一批学术系列著作，这些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些年来，我社共有300多种图书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类奖项，在高校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出版中名列榜首，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今后若干年我们将出版更多的学术研究成果，努力做好若干学术文库、研究丛书的出版。隆重出版的李瑞环同志的重要著作《学哲学用哲学》，就是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我们希望我们出版的图书对促进我国的学术研究、文化积累、法制建设和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三）引进世界精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人民大学出版社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翻译和出版国外优秀的教材和图书，逐步形成了若干套重要的学术译丛：一是以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科学译丛”，这套译丛的出版被我国经济学家认为是掀起了中国汉译经济学的第二次浪潮，引领了中国翻译经济学名著的潮流。二是以罗宾斯的《管理学》为代表的“工商管理经典译丛”，这套译丛中的许多图书都被国内各大院校商学院选作教材或参考教材，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管理学的研究和发展。三是“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已经陆续出版，这套译丛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公共管理和行政制度改革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四是“当代世界学术名著译丛”，这是人民大学出版社重点引进的世界学术精品，出版10余种，包括阿维纳什迪克西克的《策略思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等世界公认的学术名著。五是“哈佛商学院案例精选集”、“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和美国EMBA精要系列。此外，还有如“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新闻与传播学译丛”、“金融学前沿译丛”等。人民大学出版社还与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联袂推出了“哈佛商学网课”，该课程是哈佛商学院教授专家长期教学、研究成果的结晶，特别适合于商学院、企业培训、机构培训和个人自学。人民大学出版社还积极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先后与有关单位共同邀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蒙代尔等数十位国外一流学者来华讲学。与时俱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贺耀敏社长提到：大学出版社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观念比较保守。长期以来，大学出版社并投有很好地树立起产业发展的观念，一直是把出版社作为校办企业来对待，是学校的附属单位。因此对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要有一个转变观念和深刻变革的过程。改革的目标是要使大学出版社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思路和战略，使其真正面对市场来经营和发展。由于改革比较滞后，所以其他国有企业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及做法，在大学出版社实行起来还有很多障碍。从大学出版社本身来讲，它长期处在一个相对隔绝的、垄断的市场和利益相对稳定的系统中，市场化程度比较低，专业门槛比较高，这使出版社内部的管理体制、机制没有与市场接轨。又由于大学出版社教材的平均利润比较高，加之面对的改革风险比较大，所以改革的内在需求不是很紧迫，导致大学出版社改革的进程相对滞后。其次是体制比较落后。大学出版社在许多方面还有浓厚的原事业单位的色彩，从根本上还无从谈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好在大学出版社人员素质整体上相对高一些，自律性比较强。但依靠道德约束，不在体制上解决问题，出版社长期发展也会受到制约。第三是机制相对不活。大学出版社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问题没有解决，实际上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所以在收入分配等方面与社会上的出版社有很大差距。还需说明的是，因为大学出版社处在大学的人文环境中，大学被视为社会公正和良心的代表，这种环境使它对经营结果的评价与市场评价不尽一样。所以许多大学出版社的内部机制，仍然是“三铁”横行。有鉴于此，大学出版社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和突破，必须转变观念，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着实下一番功夫。雷厉风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走在了改革的前列，不但享受到了所得税免征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进一步规范；推动了市场化运作机制，进一步提升了竞争能力；确立了未来的发展模式，发展的方向更加明晰。在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中，与先行改制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样，其余18家高校出版社在享受改革带来的优惠政策和资源支持的同时，其运行体制和机制也正发生着静悄悄的裂变。 首批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于2007年初正式启动。2007年4月，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的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积极推进了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正在积极稳妥、扎实有效地推进，首批19家高校出版社，经过近一年的改制实践，虽然改革进度不一，但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改革成效明显。这一实践对整个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并正在形成示范和带动作用。远见卓识这次危机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双向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总体上负面影响要大于正面影响，乐观派的观点依据不足，悲观派也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持。这次危机将以纸质出版物为主要载体的现代出版方式的局限充分暴露，传统出版接近走向尽头；下一步新闻出版必将加速向以数字网络为主要载体的后现代出版模式过渡：纸质出版所代表的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数字网络出版所代表的是信息化的生产方式。新闻出版本质上是信息内容服务业，它已经成为信息产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主体传播方式更加能够体现新闻出版业的本质要求，出版转型将会进一步加快。新闻出版业的真正危机不在于金融风暴，而在于技术创新，尤其是数字传播技术的创新，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打破了生产关系，预示着一场大的变革。之前所形成的新闻出版体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反映，已经走到了尽头；当前新闻出版业转企改制是适应这种新的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改革的成败将决定中国新闻出版业是否能够持续健康发展。与生产方式变革相适应，我们必须改变以品种数量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方式，代之以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才兴业为主要内容的增长方式，使其真正发挥创意产业龙头的作用。要实现新的生产关系的跨越，必须加快兼并重组的步伐，改变靠自身线性增长的裂变模式，通过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形式，充分运用资本市场的力量做强做大，以适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要通过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把新闻出版业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的重要手段，作为促进整个社会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进入新的世纪，展望中国大学出版改革与发展的前景与趋势，我们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与以往相比，今天的出版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但是，挑战总是和机遇并存，可以说，挑战就是机遇，挑战就是动力。在出版业改革的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作为国内出版界改革的排头兵，未来的人大出版社将承袭过去在改革创新方面的领先姿态和稳健作风，积极蕴酿和推动人大社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提出的建设“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为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借此东风，人大出版社确立了自己的发展目标：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建成多种媒体互动、产学研一体化的国际化现代出版集团。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发展是始终不变的方向。“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要有新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大“两个开发”即选题开发和市场开发的力度，抓好“三种精品”即教材精品、学术精品和大众精品的出版，加强“四项管理”即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e化管理，最终实现由“五个一流”即一流的出版物、一流的经营规模、一流的工作、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人才构筑起的发展格局。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两个开发”是构建新格局的重要两翼。在“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的宗旨下，选题策划工作将继续坚持“面向大教育，追求高品位”，进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选题开发：适应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需要，以教材精品建设为核心，以高校本科教材为主体，向研究生教材、高职高专教材等上下两头扩展；以文科教材为主体，向理工科类教材扩展；以纸质出版物为主，向电子音像、多媒体甚至网络出版扩展，利用高科技手段，提高教学和出版物的现代化水平；以自主开发教材为主体，以区域开发教材、引进版教材为补充。突出原创性和文化传承功能，开发学术著作精品，以几套大型文库为基础，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寻找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选题，并和学校重点科研基地的建设密切配合，使人大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出版继续保持优势，扩大规模，同时以“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为重点，系统引进国外学术名著和前沿性学术著作。适应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学习型社会的需要，开发适应一般读者、干部培训和企业培训要求的大众精品，为提高全民族的国民素质作贡献。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加大市场开发的力度，建立与现代出版企业相适应的市场营销体制和运行模式，是另一重头。未来的市场营销工作，将要进一步调整、完善市场营销各部门的结构和职能，更新营销部门的人员结构，从而建立起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机构，将市场营销工作推向全面，占有与现代出版企业地位相匹配的市场份额。要保证国内市场渠道规范畅通，并开拓国外市场，实现网络条件下的营销管理。通过“以信息定市场，用宣传带营销”，树立品牌营销概念，把进行区域开发和对教材进行多层次开发、配套开发、二次开发作为未来发展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市场营销各项职能的规范、协调运作，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市场营销体制和运行模式，保障未来人大社的发展速度。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网站建设与网络化经营是一块具有领先、创新意义的重要阵地。信息技术是21世纪的先进生产力，信息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当今世界的面貌，也改变着传统出版的概念。以出版经营为主阵地，同时向高科技的信息产业进军，是人大社在走向主业突出、多种媒体互动、产学研一体化的国际化现代出版集团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由人大社承建的“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和“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都是对新型的知识产业和信息产业领域的一种尝试，是巨大的资源，也是人大社未来新的增长点。未来的发展战略中，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的建设，要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团结全国百家出版社，力争把它建成更加适应现代市场竞争要求的全国高校教材网上发行中心；要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建成国内外最有影响的、内容丰富权威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网站，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最便捷、高效的信息服务。对这两家网站未来的建设目标是通过资本运作，使其朝上市公司方向发展。人大出版社将以建设“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和“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为契机，发展网络出版、网络发行，在高科技的知识产业、信息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创办一流期刊，是走向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道路上坚实的一步。建一流的出版社，要有一流的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都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术刊物。在今后的发展方向上，三家期刊将进一步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服务，致力于培养一流人才和一流学术带头人，为扩大中国人民大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发挥作用，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在未来的发展中，三家期刊将更加突出特点，明确定位，面向全国，培育品牌，扩大影响。加大宣传和营销的力度，强化经营意识，挖掘市场潜力，扩大刊物的发行量。未来的期刊建设，将在政治意识、学术品位、经营理念、版式设计、编辑手段的现代化方面得以整体提升。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科学化管理是人大出版社搭建新格局的重要基础。现代出版企业必须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在未来的发展中，通过继续强化“四项管理”即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e化管理，彻底实现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和管理制度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在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图景中，独特的企业文化将呈现一幅和谐美好的画卷。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出版行业中，要成功实现发展战略，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求发展、同心同德谋进步，是最重要的人力保障。人大出版社的未来，就要依靠强大的向心力把员工凝聚成创业型团队。在实施“凝聚力工程”，建设有人大出版社特色的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人大出版社正在逐步构建起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内涵：尊重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重视业绩优于资历，肯定能力优于学历。提倡脚踏实地、敬业爱岗，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为自己的工作要求。建设学习型团队，张扬创新精神，培养“社损我损，社荣我荣”的感情心态。在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的历程中，人大社将成为全体员工“快乐工作”的美好家园。去者已逝，来者可追。过去的人大社人谱写了辉煌而厚重的交响乐章，那是所有人大社人共同的记忆与骄傲；如今的人大社人正在新的时代潮头奋进，肩负历史的使命，心系时代的责任，以更开阔深远的视野、激情四溢的情怀、脚踏实地的步伐，谱写人大出版社新的光荣与梦想，奔向更加光辉灿烂的前程！经历了35年的风雨历程，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跨入了20世纪90年代。与国家的发展从此进入快车道一样，人大出版社也从这时起迈开了坚定有力、蓬勃发展的步伐。这一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黄帝内经素问 本草纲目 神农本草经 黄帝内经太素 濒湖脉学 雷公炮炙 脉经 药性赋 医学三字经 高注金匮要 千金翼方 医门法律 褚氏遗书 冷庐医话 寿世保元 本草品汇精要 苏沈良方 妇人大全良方 药性四百味歌括 针灸甲乙经 温病条辨 儒门事亲 备急千金要方 外台秘要 医心方 妇科问答 济阴纲目 广嗣纪要 幼幼新书 幼幼集成 外科证治全书 仙传外科集验书 外科集验方 外科心法要诀 跌打损伤回生集 正骨心法要旨 银海精微 吴鞠通医案 未刻本叶氏医案 古今医案按 沈氏医案 医学原理 医医小草 古今名医汇粹
1、 虽然还是Beta版，但个人已觉得现在已经是很好很强大了，Google学术搜索滤掉了普通搜索结果中大量的垃圾信息，排列出文章的不同版本以及被其它文章的引用次数。略显不足的是，它搜索出来的结果没有按照权威度（譬如影响因子、引用次数）依次排列，在中国搜索出来的，前几页可能大部分为中文的一些期刊的文章。 2、 Scirus 是目前互联网上最全面、综合性最强的科技文献搜索引擎之一，由Elsevier科学出版社开发，用于搜索期刊和专利，效果很不错！Scirus覆盖的学科 范围包括：农业与生物学，天文学，生物科学，化学与化工，计算机科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经济、金融与管理科学，工程、能源与技术，环境科学，语言学，法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数学，医学，神经系统科学，药理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与行为科学，社会学等。 3、 -/ BASE是德国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大学图书馆开发的一个多学科的学术搜索引擎，提供对全球异构学术资源的集成检索服务。它整合了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目录和大约160 个开放资源（超过200 万个文档）的数据。 4、 Vascoda是一个交叉学科门户网站的原型，它注重特定主题的聚合，集成了图书馆的收藏、文献数据库和附加的学术内容。 5、 与google比较了一下发现，能搜索到一些google搜索不到的好东东 。它界面简洁，功能强大，速度快，YAHOO、网易都采用了它的搜索技术。各位可以一试。 6、 Google 在同一水平的搜索引擎。是A推出的，Web result部分是基于Google的，所以保证和Google在同一水平，另外增加了Amazon的在书本内搜索的功能和个性化功能：主要是可以记录你 的搜索历史。现在还是Beta，不过试用后感觉很好，向大家推荐一试 ，不过缺憾是现在书本内搜索没有中文内容。 7、 严 格意义上讲不是搜索引擎，是连接搜索引擎和网络用户的信息立交桥。新一代的搜索引擎应运而生，Ixquick meta－search正是目前最具光芒的新星。但是对于大多数国内用户来说，Ixquick还很陌生。Ixquick众多独特的功能我不一一介绍了，只 介绍我们最关心的，搜索数据库密码。 使用方法：先进入Ixquick，以“Proquest”数据库为例。填入Proquest Username Password History Online后点击search，看看出来的结果，第一页中第6个，proquest的username和password赫然在目，别急，再看第4个结 果“HB Thompson Subscription Online Databases”，即 ， 进入 后发现这是一个密码页，选择Magazines & Journals栏，就有 EBSCO、Electric Library Elementary、Electric Library Elementary、ProQuest Platinum (in school)、ProQuest Platinum (remote)等众多数据库的密码，都有uesrname和password，随便试一下EBSCO，OK，成功登陆。 8、 cmu的作品，对搜索的内容进行分类，这样可以有效地做出选择，比较有特色。可实现分类检索，检索速度也很好，如EBSCO 密码几分钟就可找一大堆 User ID: mountain Password: ridge 这个密码可以试试。 9、 一个检索免费paper的好工具。 进入网页以后，可以看到他有三个功能，driectory web article ，其中article对我们很有帮助，你可以尝试输入你要找的文章，会有很多发现的！ 10、 感觉不是很好用，内容也不是太多，主要靠用户添加网址，提供信息的搜索引擎，搜索功能也比较差，输入常见的关键词，往往找不到相匹配的内容。 11、 现点击后或跳转到 ，在此搜索引擎里可以搜索到超过千万种化学品信息或相应的供应商，与Chemblink有点相似，但提供的化学品理化信息没有Chemblink详细，与其不同的是该搜索引擎可提供化学品结构式搜索（主页上有在线绘制化学结构式的搜索框）。 12、 OJOSE (Online JournalSearch Engine，在线期刊搜索引擎)是一个强大的免费科学搜索引擎，通过OJOSE，你能查找、下载或购买到近60个数据库的资源。但是感觉操作比较复杂。 13、 一个关于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搜索引擎。 14、 -de/ 专家个人主页搜索引擎 15、 为 了给读者用户提供一个方便快捷的查阅国外各类期刊文献的综合网络平台，中图公司组织开发了cnpLINKer（cnpiec LINK service）在线数据库检索系统，并正式开通运行。cnpLINKer即“中图链接服务”，目前主要提供约3600种国外期刊的目次和文摘的查询检 索、电子全文链接及期刊国内馆藏查询功能并时时与国外出版社保持数据内容的一致性和最新性 点评：只提供了外文检索的功能，但是无法得到全文。个人认为不是很理想。 16、 百度国学目前能提供上起先秦、下至清末历代文化典籍的检索和阅读。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部。 17、 NFOMIN是由加州大学、维克森林大学、加州国立大学、底特律大学等大学图书管理员建立的学术搜索引擎。它主要为大学职员、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在线学术资源记得采纳啊
相比之下， 蒙曼比于丹水平要高得多。于丹的专业是现代传媒 ， 而蒙曼是文史学科的科班出身。于丹没有扎实的文科根底，但在语言的‘’游走‘’上下过一番功夫。细听她的讲解，大部分是废话和赘话，对于没有文化基础的人，可能会觉得于丹讲得字正腔圆、阴阳顿挫，那架势、那风范，能把一般讲师，盖过几条街。但不了多少有点文学根基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正儿八经、华丽的胡说八道！反观蒙曼老师的讲课 ，清新自然亲切可信，给人感觉有一种亲和力， 绝对没有卖弄、哗众取宠的意味。而且论述的幽默风趣，其旁征博引 、引经据典，不用多讲， 大家都会觉得蒙曼是一位学富五车，充满书卷气的学者。听她的课，如沐春风，让人心情愉悦。看看于丹的拿腔拿调，就能体会到蒙曼的学风可贵。蒙曼是老师倒是真的，是做学问的人。前一段看蒙曼的职称是副教授，更加感觉她是一个有真学问，不沽名钓誉的人。为人师表不需要浓妆艳抹，不需要名饰名包，传道授业解惑即是良师。于丹相比较而言更像个演员，胸有点墨就忘乎所以，拿耍大牌当个性，恰似被一群弱智观众惯坏了的蹩脚演员。于丹又像一个厨师，收来食材加工一下卖给大众。类似的厨师很多，智商高的做西餐，像高晓松；有真知灼见的做佛跳墙，如梁宏达。而于丹充其量会做个汉堡，绝对到不了披萨的水平。蒙曼从百家讲坛到中国诗词大会，表现不俗。赢得多数观众的喝彩！蒙曼尽管学富五车，但很谦逊低调。余以为评价一位学者，首先看他的讲话是不是有根有据，是不是见解独到，且能指导别人，能代领人走出某团迷雾，其它的都是表象。
再同意不过了。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在登临讲坛之前，于丹、康震、郦波、蒙曼等人似乎过于自信，在《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上的风光与尴尬，其背后所凸显的其实是他们知识结构的缺陷，知识储备的不足。而在这背后潜伏更深的原因，则是我们的文学与教育普遍存在的浮躁，尤其是当代高校知识分子的浮躁。黯然下来的“学术明星”于丹，基本作别荧屏，回归高校课堂本位，此后蒙曼、康震、郦波等“学术明星”在“中国诗词大会”上闪亮登场。但很快网上就开始议论纷纷。先是吐槽康震等评委诗词水平较差，之后又认为郦波的自创“集句”不入流。有人为康震等辩解，说人家是教授又不是诗人，大会是背诗又不是作诗，何必苛求评委的诗词水平。殊不知历代著名诗论家皆擅诗。不擅诗而研究诗，高谈阔论，终难免隔靴搔痒之讥。《中国诗词大会》对诗词的普及会起到毋庸置疑的正面引导效果。但令网友不满意的是，节目组邀请的评委康震、郦波等人，却是完全不会写诗词的外行。在节目里，郦波玩的“集句”，康震作的“诗”，均招致内行人的指摘。实话说，现在古典文学最大的弊病，在于研究者对于创作是外行，主要是研究诗词文化、很多更是研究“对文化的研究”。郦波和康震都在节目现场作了一首“诗”，郦波集苏轼诗词：“人间有味是清欢，照水红蕖细细香。长恨此身非吾有，此心安处是吾乡。”康震的自作诗：“大江东去流日月，古韵新妍竞芳菲。雄鸡高歌天地广，一代风流唱春晖。”两者都是完全未入流的作品，与其文学教授的身份极不相称。自有格律以来，古往今来的绝句，第一句不是仄声字结尾，都是要押韵的。作为诗词大会的评委，这样的常识没有，令人遗憾,此为其一。其二，二十八个字，除了必须重复的，比如“细细香”，还出现了两个“是”，两个“吾”，两个“此”，哪个诗人词人这么干过？除非是特别有意为之。诗词是一门讲究凝炼的艺术。其三，平仄出了问题。“长恨此身非吾有”的平仄不对。原文是“长恨此身非我有”。吾字是平声，我字是仄声。苏轼的平仄没错，郦波搞错了。其四，“欢”字没押韵。押韵的两个字，一个字是“香”，一个字是“乡”，两个读音一模一样，没有变化，极其死板。其五，这首诗所集的四句，没有关联性。尤其是第二句，在整首诗里完全不知所云。其实不止康震、郦波、蒙曼等学者，很多教授著作等身，研究对象从李白杜甫到李商隐李清照，再到杨慎和纳兰性德，但写不来一首符合格律的诗词来。尤其是在央视舞台上，面对众多的诗词爱好者与观众，作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康震、郦波，多次出错，误导观众。现在许多高校的教师，知识结构、知识储备是不理想、不到位、不扎实的。做美术学院院长的，只“懂”美术理论，不会绘画，不如现今一个三流画家；当文学博导的，写不来诗歌、小说甚至散文，不如民国时代一名国文中学教师。这些所谓权威、大咖，早在念大学、硕博时，就懂得将发表论文和学位、职称挂钩，于是“旁征博引”“转益多师”，唯独看不见他们的真知灼见，摸不着他们的真心诚意。“剪刀一剪，浆糊一粘，大名一签，长长一篇。”许多所谓学术论文就是这样被炮制出来，从而催生出大量“学术垃圾”。看看如今那些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时引文、注释、参阅的资料篇幅比正文还要长，感觉如此才有“学术含量”，才是“无一字无来路”。评论家孟繁华说：“现在的学院派批评确实出现了严重问题，批评文体的僵化，使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孟繁华所说的学院派，很大部分是在高校从事文学教学与理论评论的教师。我也接触过一些大学文学院的教师，他们谈起他人的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可以说得唾沫横飞、头头是道，可是你让他们写一篇文学作品，哪怕是几行小诗、一个微型小说，他们立马黔驴技穷、噤若寒蝉！看看曾为教师的鲁迅、胡适、叶圣陶、沈从文那一拨文化人，哪怕是名不起眼的中小学教师，都能挥毫泼墨，写作各种作品。这决不是厚古薄今，实在情形就是如此。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一直主张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梅贻琦在清华有两句名言，多年来一直为人传诵，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句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如果说过去的大学是屈从于政治压力，现今的大学则是倾倒于金钱的魔力。不少教授学者将学术当成了一种牟利的资本，而非传道受业解惑的根本。“学者明星化”与“明星学者化”如果失去道德约束，必然是事与愿违。追溯中国近现代治文学的教授、学者大都学贯中西，既精通理论，也擅长创作，比如鲁迅、胡适、钱钟书等人，不仅有博大精深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有辉煌骄人的文学创作业绩。相较之下，当代的大学教授学者们，往往急功近利，甚至只为拿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同时，不少大学里的学者、教授，知识面偏狭，专业分工过细，大抵成了“独臂将军”，这些人往往讲起课来纵横捭阖、引经据典、神采飞扬，但你叫他（她）写一首诗、填一阙词，写一篇小说或者一篇散文，立马束手束脚，找地缝钻之前仍不忘理直气壮地为自家进行“无罪辩护”：“我是搞理论研究的，何必要写作品？”其实，并非要现在的学者教授都成为鲁迅、胡适、钱钟书那样的文化人，但是作为教古诗词的博导、教授，并被央视邀请来做古典诗词评委的文学翘楚而言，总得会做一首不说多么优秀、但还说得过去的诗词吧？总不能只会纸上谈兵而怯于“现身说法”吧？如此这般，这些“学术明星”又如何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现在不是核心了。核心4年一审。他是中文核心期刊(2000)中文核心期刊(1992)认可度还是相当高的。《新建筑》主管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主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国内刊号：42-1155/TU国际刊号：1000-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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