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身之宝』论语里讲的道理很多，常读论语能使我们的心胸开阔，乐观旷达。它能引导人一心向善，严格自律，热爱学习和生活，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在这个道德观混乱的社会显得尤其重要！二，『道理灵活』论语是一部道理大作，是儒家智慧的结晶。通常人们以为儒家思想很迂腐，其实不然，只有读过的人才知道，它是非常灵活的。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讲的“以德抱怨”并非孔子讲的，孔子强调“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还说“以德抱怨，何以报德”呢？论语讲述的东西并非死板的，大家都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说明了论语不是“自以为是”的！在我看来，论语对待任何事物最灵活的一句是“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意思是“君子对待天下的事物，没有什么一定可以的，也没有什么一定不能的，只要符合道义就行了”三，『文学价值』论语是传承两千年的经典，语言生动，文辞精炼，对提高素养有很好的帮助。四，『哲学思想』论语不仅仅是道德和文学方面有成就，它讲述的道理很富有哲理性！五，『治国理念』传言宋代开国宰相赵普在学习论语之后大叹：半部论语治天下！先不管这句话的真假，但是论语当中讲的为政思想大部分是符合封建社会的，即使在今天有很多为政道理都是很实用的！汉武帝便是开创以儒家思想治国的先河。六，『文人推崇』无论在哪个时代，论语的魅力都是不可忽略的，备受文人推崇，对其钟爱有加的有董仲舒、赵普、程颢、朱熹、陆九渊、于丹七，『国际盛行』在中国或许很多人都用“打到孔家店”来说论语没有可学习的价值，但是在国家上的地位却是相当高的。前几年看到报纸上说论语是入选国际大学生最受欢迎书籍的前100强。
孔子顶礼膜拜的人物就是周公。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他所要复的礼即为周礼。周礼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周礼的核心是宗法制，/html/lunli
找一本《弟子规》有的书上面又解释，你可以根据内容加一些自己的看法！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弟子规》后面都有十二孝的图和故事，你去书店看看吧，如果嫌太麻烦了，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然啦，想要做的好还是要有麻烦的过程嘛！加油！
兴办私学，因材施教，温故而知新的求学态度，要谦虚好学，有知之为知之的老老实实的态度
孔子的教育思想用八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作为春秋末期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教育上，孔子倡导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倡导根据每个人特点的不同因材施教，同时也提倡严谨的治学态度。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什么 作为中国历史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教育理念至今让后人受益无穷。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管是对为人师者来说，还是对于孜孜不倦的求学者来说，都是值得去学习的一种态度。孔子认为，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对待教育和学习都应该有严谨的态度，不能够松懈。同时，孔子还提倡，不管一个人是何等的身份地位，不管这个人是贫穷还是富贵，不管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都可以跟大家一样，平等的接受教育。这就是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而且孔子本身在教育他的弟子的时候，也会将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身体力行在实践之中。毕竟每个人的天赋不同，性格不同，也间接影响了他们在学习上的成就跟进度也各不相同，所以孔子会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特点去教授给他们知识。选自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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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汉族。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逝世后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还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中国十大思想家之一，有“万世师表”之称。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 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晚年与年轻女子颜氏生下孔子。由于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怀下孔子，又因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故起名为丘，字仲尼（仲为第二的意思，叔梁纥的长子为孟皮，孟为第一的意思）。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种种原因，孔子在政治上没有过大的作为，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可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其中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即农历八月廿七~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汉族，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先祖为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贵族。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世界最著名的文学名人之一。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孟子名轲，字子舆，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孔子逝世以后儒学曾有很多演变：《韩非子·显学》说“儒分为八”；秦火以后，儒家典籍损失严重，然而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还不算少，可惜后来又大多散佚；晚清疑古思潮的冲击，仅存的一些典籍又遭到怀疑否定，于是“早期儒家的传流脉络归于暗昧”[1] ，特别是孔孟之间似若一片空白。其实，孔子是公元前6世纪后半到5世纪初年的人（-551年— -479年）。其门人即七十子，下延至5世纪前半，如曾子（-505年— -436年）。其再传即七十子弟子，是在5世纪中晚，如子思（-483年---402年）。孟子与七十子弟子又隔一世，是在4世纪中晚，如子上（子思之子）-429年— -383年。孟子是-390— -305年人。汉代人多误认孟子是子思亲授弟子，是不对的。《史记》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是对的[2]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指出：《韩非子·显学》所谓“儒分为八”，“并不是并世的八个支派，而是辈分不同的八位学者，各有趋向。”[1] 不仅如此，韩非子根本没有涉及孔门的易学一派。思想传承孔子“老而好易”，为易作传（《易传》），用李学勤先生的话说就是：“孔子晚年对《周易》十分爱好，而且自己撰成了《易传》（至少其中一部分）。” 孟子对孔子的易学思想不仅继承而且有所发展。“孔子好《易》之前所讲的‘人道’，是没有会通天地之道的礼义说教。《易传》所讲‘人道’，是指会通了天地人三才之后所体悟的人道。”[4] 孔子在其易经哲学中创立了仁、义范畴。孔子讲仁、孟子讲义。仁义是一对矛盾，义是对仁的节制。这是孟子大骂墨子”兼爱【泛爱（仁）】的理论依据。此其一；孟子的“性善论”来自于《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论断。孟子与易学的渊源，杭辛斋有独到认识，他说“孟子继孔子之后，七篇之首，即揭明仁义大旨，而归体于性善及经正。孔子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及继善成性之嫡系也。安见孟子之不知《易》哉！”[5] 此其二；“思孟学派”对孔子的易学思想又有发明。《易经》号称帝王之学。《易经》解决了大易的问题医国，《黄帝内经》解决了大易的医病问题，是思孟学派的“德性论五行”学说，解决了大易的医人问题。马王堆帛书《五行》和郭店简竹书《五行》的面世，正好补上了孔孟之间缺失的理论链环。这个链环就是荀子大骂的“按往旧造说”、“僻伪而无类”、“闭约而无解”的德性论五行思想。思孟学派比照元素论五行，将德性论五行概括为仁、义、礼、智、信。义和智都是对仁和礼的节度。“圣”端就是指会通天道、地道的本事。“思孟学派这种将数术引入儒门的努力，高扬‘人道’主义旗帜的表现，是企图把儒家的道德条目加以自然哲学和生命哲学化的明证。其理论勇气是巨大的，对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甚至说其对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影响都是深刻的。自此，易学真正走上了医国、医人、医病的光辉历程。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其间隐含着终始交替意蕴。由此看来，应是思孟学派开’五德始终说‘之先河。” 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孔子《易经》革命思想的发展。民可以革去惨无人道、怙恶不逡的帝王之命。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是洛克“自然权利”思想的理论基础。“洛克关于‘自然权利’的理论是孟子‘革命权利’理论的变种。”
1、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 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最起码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一是孔子有没有思想体系？二是如何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的构成是怎样的？三是用那些材料来证明或“复原”这个思想体系？首先应该说明，我们现在常说的“思想体系”或“学说体系”是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认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其思想必然是成体系的，研究他的思想，重要的就是完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体系。然而事实上对哲学家、思想家本人来说，他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体系建构的，在很大程度上说，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是后来研究者进行“复原”或“重构”的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来说，尤其存在这样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学术界的研究习惯，我们仍然可以认定孔子各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前提下，来相对地理解他的思想观点。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体系的构成，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形成多种说法：如以仁为中心说，以礼为中心说，以中庸为中心说，以仁义为中心说，以仁义礼的统一为核心说等等。特别流行的是仁核心说和礼核心说。两说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绝对对立。仁核心说排斥礼，礼核心排斥仁。我认为，这种“中心说”、“核心说”从大的方面讲都是习惯了孔子以后二千年大一统政治体制及其相应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也是当代社会既定思维模式定向制约的结果，是迫切需要摆脱的；从小的方面讲，人们往往容易抓住一个概念、范畴当作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而忽视它的整体性，自然互相矛盾。 另外，西方学者由于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把握不够，对孔子思想评价多有误解，最典型的就是黑格尔。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①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细节的把握。另外，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对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道路却缺乏同情的理解，也许潜意识中还有日尔曼人所惯有的那种偏见和傲慢。 今天，对孔子思想体系要深入、全面地把握，集中探讨其核心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笔者无意消解中心，也不想另立中心，只是想实实在在地对孔子整个思想进行深入其内的细心研习以后，再出乎其外，不带任何思想偏见和既定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构成，并尽力展示其原状，以实事求是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西周乃至上古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以平治天下为已任，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对他来说是奢侈的，他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样，如果要说他有什么思想体系的话，那也是他在不自觉的、开放的思维方式中构建了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与历史现实水乳交融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而且最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等等。我们今天的研究可以从不同方面了解和“复原”这个思想体系。 2、孔子思想学说的集大成性质 要探讨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孔子展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关于这方面古来人们都有认识，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声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朱注：“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金，钟属；声，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终，终之也。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盖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也，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戴震亦释此句云：“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条）《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人欲比较伯夷、伊尹与孔子，孟子直截了当地答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八还载：当有问朱熹何谓“集大成”。朱熹回答说：“孔子无所不该，无所不备，非特兼三子之所长而已。但与三子比并说时，亦皆兼其所长。” 张载对孟子的话有深刻的理解，“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正蒙·大易篇》） 《释氏稽古略》说明孔子的集大成是集古代圣王遗教的大成：“圣人生于鲁，集大成于古帝王之教也，甚矣！” 王夫之尝谓，“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见《读通鉴论》卷三) 刘师培说：“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① 王国维论孔子的集大成云：“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② 综上所述，古今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学术上集大成的认识主要有这么几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样的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通过所谓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来比喻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的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礼”。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校正等级秩序，达到贵贱有序。这体现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例如，我们现在提倡要“尊重他人”、“五讲四美”、“精神文明”等等，如果不把它和长久影响中国社会的伦理思想体系联系起来，那怎么能让它有个根基呢？“尊重他人”（“爱他人”）这样的道德观念正是和儒家的“仁学”相联系的。如果我们抛弃了孔子的“仁学”理论，天天批判“仁政”，鼓吹“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提倡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你能真止地“尊重他人”吗？你能真正地爱护别人吗？所以任何对人们的社会规范的具体要求它都必须有—套伦理学理论作支撑，而这套伦理学理论又是内传统积累而成的。 这里不能全面的讨沦儒家的伦理问题，它无疑有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容“爱人”思想无论如何是我们今天仍应继承和发挥的。照我看，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是基于“亲亲”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音，人也，亲亲为大。” 《论语。学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爱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是爱人的基础，但是“为仁”不是仅止在“亲亲”上，而必须“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曰仁，—日克已复礼，大下归仁。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认为，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常有误。（我自已过去的解释也不正确。）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往往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列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合孔子的思想。 所谓“克己复礼”是说，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仁”。 “仁”是人作人的内在品质，“克己”是要靠人对自身内在品质（即“爱人”的品德）的自觉：“礼”是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规范，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遵守礼仪规范必须是自觉的才有意义，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哉！”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认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内在自觉性。有了“求仁”的内在自觉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并实践于日用伦常之中，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伦理体系中的终极理念，“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践于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极高明”是分不开的。哪怕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观念的“认同”，也是和某种伦理体系的终极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仁”和“人”（人道）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去充分讨论“仁”与“天”（天道）的关系，那么孟子在后一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说：“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人心本仁，与“天心”本是相通的。对此朱烹说得更明白，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己矣。” 此则从“天心”本“仁”，而说“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与“天心”实是相贯通的，因此儒家的伦理学说实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学之上，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儒家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有其特殊的伦理意义，而贡献于人类社会。 但是，如果我们把曾经支持中国两千多年有关作人的道理的“仁学”（“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作为反动思想批判掉了，那么我们的社会如何不混乱，如何还能不发生“精神危机”呢？从这里看，对待传统的伦理思想，我们只能继承它、发展它，使之适合现今社会生活之要求，决不能抛弃它，而另外建立与之对立的“斗争哲学”。当然，在我们继承“传统”的同时，不仅应使“传统”得到发展与更新，要“日日新，又日新”（这也是中国的传统），而且还应充分吸收一切适应我们社会发展要求的其他民族的伦理美德。
孔子的思想主张有“仁”和“礼”。 “仁”即“仁者爱人”,“礼”就是要“克己复礼”。 仁者，人二也。指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即为仁。 仁者，易也。凡事不能光想着自己，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考虑，做事为人为己，即为仁。 儒家重仁，仁者，爱人也。简言之，能爱人即为仁。 礼者，示人以曲也。己弯腰则人高，对他人即为有礼。因此敬人即为礼。 古之礼，示人如弯曲的谷物也。只有结满谷物的谷穗才会弯下头，礼之精要在于曲。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 “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 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 德治”或“ 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 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影响：其思想主张被后世君王所推崇,汉武更是罢黜百家,历代文人几乎全部学习儒学,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 人物介绍：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1]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属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出生地鲁国陬邑（今属山东省曲阜市）。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论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孔子（前551 - 前 479） 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均以民为体」。儒学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与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一大部分人近两千年。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出身于没落的宋国贵族家庭，刻苦好学。曾从事「儒」（贵族丧事赞礼者）的职业，中年时开办私学。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经十三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论语》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纪录。 孔子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的创始人，但这是不正确的。孔子及少谈论神，拒绝讨论来世，避免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他对人生的关系深刻了解，他的学说并不是他所创立的，严格来说，他只是及中华文化思想的大成者。他是一位重视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的现世哲学家。 孔子把「仁」和「义」视为道德的最高原则，他规范着高尚者的行为。「仁」在有些时候可以解释为「爱」，但我们最好将他理解为对人类的关心。「礼」是道德，礼节，规矩，传统等观点的总和。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虽然当时的统治者没有采纳孔子的学说，然而在他死后，儒家成为显学。但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儒家学说遭到贬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他采用法家的建议，下令「焚书坑儒」。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然而，秦始皇的努力并不成功，在秦朝灭亡前夕，儒生们又开始宣讲儒家学说。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中国科举制度，始于汉朝。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学生们对孔子礼教的理解程度。由于科举制度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由汉朝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孔子的四书五经中打转。知识分子穷一生精力从事研究他的学说，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子。大大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四书五经》成了学校的教科书，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熟记。古代哲人的教条，深深地植跟于人民的心中。由于这种儒学的熏陶，中国逐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追求智识崇尚智慧的狂热，以及稳健的文化。中国虽经常遭受侵略，旦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绕，而且还能同化异族。但是，儒学并不是万能灵药。他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剂有效的灵药，能使他们的王朝尽量避免混乱和衰落的来临。但是，对于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是个阻碍，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人无法动弹，而造成一套用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的限制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劲。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致显得过分的严肃。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的受到桎梏。他使妇女一味服从，贬低了自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这一著名口号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五四”那批代表人物都是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更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以来在文化领域就开始了一种过激主义的“左”的倾向，似乎解放以后严重泛滥的“左”倾思潮，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这使我有些不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外历史上多次启蒙运动采取尊古、复古的形式有所不同，是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的。因为从旧的思想、道德、文化中，不仅很难找到改革的基点或旗号，而且日益显示严重的障碍。而选定“孔家店”这个突破口，无疑有利于冲破旧的以封建政治、伦理秩序为核心的文化格局。然而，另一方面，那些代表人物并不是“全盘反传统”的，从胡适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孔子和朱熹都怀有敬意。又如当时对旧文化作激烈批判的另一位人物钱玄同，他曾一度主张废除汉字，但他在坚决反对学术、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时，又十分向往中国古人所幻想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宽阔而自由的世界。对于孔子本人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他们主要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利用儒家经典来箝制人的思想与个性。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个性解放。“五四”运动并没有造成什么“文化断裂”或“思想危机”，而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一，『修身之宝』论语里讲的道理很多，常读论语能使我们的心胸开阔，乐观旷达。它能引导人一心向善，严格自律，热爱学习和生活，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在这个道德观混乱的社会显得尤其重要！二，『道理灵活』论语是一部道理大作，是儒家智慧的结晶。通常人们以为儒家思想很迂腐，其实不然，只有读过的人才知道，它是非常灵活的。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讲的“以德抱怨”并非孔子讲的，孔子强调“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还说“以德抱怨，何以报德”呢？论语讲述的东西并非死板的，大家都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说明了论语不是“自以为是”的！在我看来，论语对待任何事物最灵活的一句是“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意思是“君子对待天下的事物，没有什么一定可以的，也没有什么一定不能的，只要符合道义就行了”三，『文学价值』论语是传承两千年的经典，语言生动，文辞精炼，对提高素养有很好的帮助。四，『哲学思想』论语不仅仅是道德和文学方面有成就，它讲述的道理很富有哲理性！五，『治国理念』传言宋代开国宰相赵普在学习论语之后大叹：半部论语治天下！先不管这句话的真假，但是论语当中讲的为政思想大部分是符合封建社会的，即使在今天有很多为政道理都是很实用的！汉武帝便是开创以儒家思想治国的先河。六，『文人推崇』无论在哪个时代，论语的魅力都是不可忽略的，备受文人推崇，对其钟爱有加的有董仲舒、赵普、程颢、朱熹、陆九渊、于丹七，『国际盛行』在中国或许很多人都用“打到孔家店”来说论语没有可学习的价值，但是在国家上的地位却是相当高的。前几年看到报纸上说论语是入选国际大学生最受欢迎书籍的前100强。
论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孔子（前551 - 前 479） 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均以民为体」。儒学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与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一大部分人近两千年。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出身于没落的宋国贵族家庭，刻苦好学。曾从事「儒」（贵族丧事赞礼者）的职业，中年时开办私学。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经十三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论语》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纪录。 孔子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的创始人，但这是不正确的。孔子及少谈论神，拒绝讨论来世，避免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他对人生的关系深刻了解，他的学说并不是他所创立的，严格来说，他只是及中华文化思想的大成者。他是一位重视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的现世哲学家。 孔子把「仁」和「义」视为道德的最高原则，他规范着高尚者的行为。「仁」在有些时候可以解释为「爱」，但我们最好将他理解为对人类的关心。「礼」是道德，礼节，规矩，传统等观点的总和。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虽然当时的统治者没有采纳孔子的学说，然而在他死后，儒家成为显学。但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儒家学说遭到贬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他采用法家的建议，下令「焚书坑儒」。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然而，秦始皇的努力并不成功，在秦朝灭亡前夕，儒生们又开始宣讲儒家学说。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中国科举制度，始于汉朝。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学生们对孔子礼教的理解程度。由于科举制度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由汉朝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孔子的四书五经中打转。知识分子穷一生精力从事研究他的学说，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子。大大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四书五经》成了学校的教科书，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熟记。古代哲人的教条，深深地植跟于人民的心中。由于这种儒学的熏陶，中国逐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追求智识崇尚智慧的狂热，以及稳健的文化。中国虽经常遭受侵略，旦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绕，而且还能同化异族。但是，儒学并不是万能灵药。他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剂有效的灵药，能使他们的王朝尽量避免混乱和衰落的来临。但是，对于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是个阻碍，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人无法动弹，而造成一套用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的限制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劲。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致显得过分的严肃。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的受到桎梏。他使妇女一味服从，贬低了自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这一著名口号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五四”那批代表人物都是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更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以来在文化领域就开始了一种过激主义的“左”的倾向，似乎解放以后严重泛滥的“左”倾思潮，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这使我有些不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外历史上多次启蒙运动采取尊古、复古的形式有所不同，是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的。因为从旧的思想、道德、文化中，不仅很难找到改革的基点或旗号，而且日益显示严重的障碍。而选定“孔家店”这个突破口，无疑有利于冲破旧的以封建政治、伦理秩序为核心的文化格局。然而，另一方面，那些代表人物并不是“全盘反传统”的，从胡适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孔子和朱熹都怀有敬意。又如当时对旧文化作激烈批判的另一位人物钱玄同，他曾一度主张废除汉字，但他在坚决反对学术、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时，又十分向往中国古人所幻想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宽阔而自由的世界。对于孔子本人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他们主要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利用儒家经典来箝制人的思想与个性。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个性解放。“五四”运动并没有造成什么“文化断裂”或“思想危机”，而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礼”。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校正等级秩序，达到贵贱有序。这体现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例如，我们现在提倡要“尊重他人”、“五讲四美”、“精神文明”等等，如果不把它和长久影响中国社会的伦理思想体系联系起来，那怎么能让它有个根基呢？“尊重他人”（“爱他人”）这样的道德观念正是和儒家的“仁学”相联系的。如果我们抛弃了孔子的“仁学”理论，天天批判“仁政”，鼓吹“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提倡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你能真止地“尊重他人”吗？你能真正地爱护别人吗？所以任何对人们的社会规范的具体要求它都必须有—套伦理学理论作支撑，而这套伦理学理论又是内传统积累而成的。 这里不能全面的讨沦儒家的伦理问题，它无疑有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容“爱人”思想无论如何是我们今天仍应继承和发挥的。照我看，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是基于“亲亲”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音，人也，亲亲为大。” 《论语。学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爱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是爱人的基础，但是“为仁”不是仅止在“亲亲”上，而必须“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曰仁，—日克已复礼，大下归仁。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认为，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常有误。（我自已过去的解释也不正确。）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往往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列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合孔子的思想。 所谓“克己复礼”是说，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仁”。 “仁”是人作人的内在品质，“克己”是要靠人对自身内在品质（即“爱人”的品德）的自觉：“礼”是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规范，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遵守礼仪规范必须是自觉的才有意义，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哉！”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认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内在自觉性。有了“求仁”的内在自觉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并实践于日用伦常之中，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伦理体系中的终极理念，“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践于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极高明”是分不开的。哪怕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观念的“认同”，也是和某种伦理体系的终极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仁”和“人”（人道）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去充分讨论“仁”与“天”（天道）的关系，那么孟子在后一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说：“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人心本仁，与“天心”本是相通的。对此朱烹说得更明白，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己矣。” 此则从“天心”本“仁”，而说“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与“天心”实是相贯通的，因此儒家的伦理学说实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学之上，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儒家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有其特殊的伦理意义，而贡献于人类社会。 但是，如果我们把曾经支持中国两千多年有关作人的道理的“仁学”（“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作为反动思想批判掉了，那么我们的社会如何不混乱，如何还能不发生“精神危机”呢？从这里看，对待传统的伦理思想，我们只能继承它、发展它，使之适合现今社会生活之要求，决不能抛弃它，而另外建立与之对立的“斗争哲学”。当然，在我们继承“传统”的同时，不仅应使“传统”得到发展与更新，要“日日新，又日新”（这也是中国的传统），而且还应充分吸收一切适应我们社会发展要求的其他民族的伦理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