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的祖先》（马健雄）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 提取码：8dwk书名：再造的祖先作者：马健雄豆瓣评分：5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2012-12页数：256内容简介：1950年代，在建构合法性和稳定边疆的内外需求下，国家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中缅边界上的「倮黑族」被改称为「拉祜族」。然而，被改变的不只是名字，其族群的身份和历史也被重新改写：世代生活在西南边疆并一直与汉人抗争的「倮匪」，被替换成一个虚构的，从青海而来且与汉人友好共处的「拉祜族」。拉祜身份替换的例子独特且意味深长，其背後是知识在国家权力的笼罩下层层扭曲的过程：为配合国家的民族识别工作，历史学者建立了一套中国民族史论述，确定了汉族的先进性及民族大团结的基调；拉祜族的知识精英依据这套论述，主动为族群塑造了一个符合国家需求的身份；而这种被再造的身份，在知识的多向流动中进入了拉祜村民的日常生活，逐渐替代了族群真正的身份和历史。作者经过十五年连续的田野调查，结合全面的史料梳理，剥离出在边疆政治格局变化与国家主体性建立的背景下，「拉祜族」被边缘化和重构的过程。同时，通过挖掘「倮黑」在与汉人和官军的对抗中兴起、迁徙的历史，作者试图为这个族群找回原本的信仰和身份 。「希望这本书的读者们在瞭解了那些尘封在官修史书背後的人们、他们的历史和命运之後，或许能够呼出一声叹息。直到今天，南栅佛房的废墟仍然静静地躺在森林中，没有人将它与仍旧生活在这里的人民联系在一起。」 ——马健雄作者简介：马健雄，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助理教授。长期在滇缅边疆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兴趣与范围主要集中在族群理论、亲属制度、宗教运动、西南边疆史、中国西南与东南亚高地的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等方面。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稳定，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是个新课题。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深层结构因素，它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及价值取向，对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政治稳定既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要前提，又是其主要价值目标。在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都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如何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这是一个有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以云南为个案。云南是中国多民族的缩影。千百年来，云南各民族的先民们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各民族之间分合交叠，相互吸纳，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以及各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尽管历史上有过长期的政治地理变迁，但各民族为开拓和保卫西南边疆，为祖国拥有一个云岭以南的稳定的政治疆域作出了积极贡献。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反压迫、反侵略斗争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有着光荣的政治传统。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云南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消除了阶级压迫剥削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为保持祖国南疆长期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新贡献。 一、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因素和特点 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形成于本民族的历史以及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现状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就要对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历史进程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需要指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不可能直接去考察每个时代人们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心理取向，也不可能从统计的概率中作出推断。我们只能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的政治制度和民族的状况等来分析蕴涵其中的政治文化。可见，这里所说的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是广义政治文化。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具有多结构多层次多因素的动态进程。从中华民族整体看，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自各民族政治体系纳入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起，经过长期的民族分化融合已具有“一脉多传”的特点。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关系。然而，由于各民族特有的政治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习俗、文化传统、心理素质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又都有两个层次的政治认同：一是认同于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特征的本民族共同体；二是认同于中华民族主导政治文化。从纵切面看，早在秦汉时期，云南就是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方。由于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压迫的政策，各少数民族或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缓慢的分化融合后，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都存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程度不平衡的状态十分突出。多半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有的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相对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政治社会化也因受经济、文化、宗教、地缘等诸多因素制约，进程很缓慢且极不平衡。云南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民族问题，常常对全国治乱安危的大局产生重要影响。从横切面看，由于特殊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一个民族分布于不同地区而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立体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及相应的政治文化特点。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跨境而居，边民通婚互市，民族关系及内外关系交织在一起，这些都构成民族文化及其心理素质中的复杂因素，对政治文化发展乃至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为便于分析，我们且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来加以说明： 第一，政治地理。我们这里借用政治地理学的某些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构成民族的地理要素--“共同地域”--对民族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与社会进步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差异。每个民族都在一定的政治地域上生产生活，与其他民族相互交往，创造并传承着用于维持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方式和政治文化。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不可能挣脱“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系链条。民族的状况、分布特点和在时代中的地位往往根植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天然物性之中”。作为高原山区省份的云南，在4万平方公里面积中94%是山地，平坝及河谷只占6%。 全省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分三大阶梯：德钦、中甸一带为最高一级阶梯，滇中高原为第二阶梯，南部及东南和西南部为第三阶梯（注：高志国主编《当代中国的云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8页。）。 海拔最高为6740米，最底为4米，平均每公里递降6米。 这种梯级立体地貌形成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立体分布特点。大致说来，居住于内地坝子和边疆河谷的主要有白、回、壮、纳西、傣等9个民族； 居住于半山区的有哈尼、瑶、拉祜、佤等8个民族；居住于滇西北高原和高山区的有苗、 栗粟、藏、普米、怒、独龙等6个民族；有13 个民族跨境而居（注：高志国主编《当代中国的云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21页。）。全省没有一个县、市是单一民族居住区。在大杂居中，各少数民族又形成自己的小聚居区，多半是一族一村（寨），尤其是居住在高山区和半山区的兄弟民族，高山横亘，江河阻隔，交通困难，各民族间难得沟通，各自保持着自己的语言、风俗和文化。早在汉武帝时期，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分异就开始形成。这种由于地域分异造成的民族历史状况的差异，一方面形成了如今一制（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多式（多层次多样化）的政治文化及民族文化，而作为民族深层次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大多以民族文化的样式表现出来，使之带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另一方面用“中心--边缘”的观点来看，处于边缘地区的社会仅由于其边缘地位而注定远离经济、政治文化和时代生活的中心。显然，“边缘”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综合反映，但不可否认，地理因素既是云南蕴藏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的载体，又是长期以来使其处于分散封闭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民族的差异，根本的是政治地理作用其中的民族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差异。 第二，政治制度。所谓制度一般而言是指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组织形式及行为模式。狭义上讲政治制度就是政权的组织形式，属于正式制度安排的范畴。如前所说，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凝固形态。少数民族政治文化首先是对包括社会组织形式在内的制度的心理价值取向。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实现了全国政治上的统一， 含云南在内的西南夷地区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员。从秦王朝在云南境内设置郡县制度始，历代封建王朝都在少数民族地区设官置吏，建立由中央王朝控制的组织机构。由于边疆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其在各地建立的组织机构有不同的形式，但在前期大都是推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到元朝又把以往“以土官治土民”的制度发展为土司制度；明朝逐步推行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的“改土设流”制度，清王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改土归流”，而部分边境地区仍保留着土司制度，或形成土流并存的局面。这些制度既是历代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策略，又是管辖治理少数民族的政权组织形式，它体现的是大一统的集权型政治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年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仍存在前资本主义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反映到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方面除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特质外，还存在着以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领主制或封建地主制相应的一些政治文化特征，如均平本位的政治文化、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权利本位的政治文化及封闭保守、依附仆从的心理。新中国的诞生铲除了阶级压迫和剥削，为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自由、平等奠定了制度基础，而程度不同地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各少数民族则分别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社会制度的跨越不等于生产力的跨越，几千年来积淀于民族心理层面的价值意识与行为习惯所展示出来的某些政治文化特征也不会随之消失。这是我们认识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时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宗教习俗。上面讲的是正式制度安排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影响，此外，非正式制度（即信仰、习俗、规范等）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可以说要了解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特性，不了解他们的宗教习俗终不过是雾里看花，难见其真。宗教是人类历史上古老而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在面对不可知的自然的或社会的异己力量的处境中产生的特殊的认识方式和活动方式。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发展。在上古时代宗教与政治或政治文化有着广泛而紧密的联系，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我国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到殷商时代统治者自称天命而王，政令皆假神意而出，周代开始“以德配天”，神权政治随之被削弱，然而，教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并未走下历史舞台（注：见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1、689页。）。如任继愈先生所说：“它实际上是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的。”宗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特点，至今还在社会和人生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大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一些民族群众信仰原始宗教。信教的情况也较为复杂，有一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的，又有同一民族信仰几种宗教的，还有几个民族共同信仰一种宗教；从宗教种类看既有现代宗教，又有原始宗教。从历史上看，宗教存在的时间长，群众分布广，影响渗透深。从现实看，许多宗教活动已经世俗化，与民族的传统习俗和社会生活规范融合在一起，有的还与民族教育相结合，成为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云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的一个实际内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对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既有正面的、积极的，又有负面的、消极的两重性。在社会主义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团体积极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爱教的热情，这对边疆的稳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一般说来，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具有宏扬正义、扬善惩恶、扶贫济世的蕴涵。在社会生活中，它规劝人们克制欲望，与自然和他人保持和谐。这些宗教特有的精神信仰、道德伦理等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道德基础，维持社会稳定是其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另一方面，宗教的神灵崇拜、信仰至上、对物质财富的鄙视、对生活方式的禁欲会对社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宗教信仰具有排他性及边疆地区部分信教群众存在的外向心理，往往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渊薮。 总而观之，云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一是封闭性。生活在高山区和半山区的少数民族大都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封闭的自然生境中，村寨中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其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等较少与外界交流，政治生活与都市相比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封闭与保守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政治文化免不了带有保守性。这以小农经济的自我封闭模式，价值取向的单一、内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多样性。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是每一个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方式的反映。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都是一种亚文化，是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表征之一。因此，云南作为中国多民族的缩影其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必然具有多样性。我们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时也应该注意政治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和开发。三是低层次性。政治文化产生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所呈现的立体分布，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然而整体上说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以此相应，政治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以及人们的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程度等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四是质朴性。质朴深厚的政治情感和爱国主义的政治传统，是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中最具凝聚力和稳定性的心理取向。云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所具有的上述特性正随着市场经济的变革而发生着某种程度的异变。 二、社会变迁中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挑战 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变革，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多方面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社会必然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然而，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经济和文化问题上，表现为民族意识增强，他们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缩小差距，消除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的落后性而产生的权利享受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个时期社会变迁中的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行为等也是围绕着经济和文化问题而展开的。集中性、复杂性、不稳定性是其不同于别的时期的重要特征。在温饱没有完全解决的民族地区，生存与发展自然是最大的政治，对这个政治的态度、情感、心理价值取向就是少数民族一定时期的政治文化的反映。事实上，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历来跟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离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纯粹的政治文化是不存在的。如果围绕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矛盾及问题处理得不好，差距超过一定的阀值，就会引起社会群体强烈的价值取向的政治表达，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尤其是变革进入攻坚阶段后，原有的体制和规范已被打破，而新的体制和规范尚处在构建中，价值观念中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碰撞加深了社会的无序状态，加之社会变迁中一些难以完全避免的负面影响的存在等，都会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新的挑战。变革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跳跃性与经济文化落后性的矛盾。随着民族压迫和剥削制度的铲除，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性跳跃，政治上的解放为各民族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创造了制度前提。但是，旧社会民族压迫遗留下来的边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落后性（即文盲半文盲的人口比重高，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占据重要地位），使他们在社会发展中与内地存在很大差距，进而在权利享受上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阻碍了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权利享受。这就是说，在民主政治时代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也会导致权力关系及权利享受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根除经济文化的落后性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制约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解决。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各种差距正在拉大，而少数民族迫切要求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意识却日益增强。这是变革中社会的一个政治后果，是社会动员加快的表现。它有利于提升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信念，并内化为民族发展和进步的驱动力。但是，如果差距拉大增加了不平等的势头超过一定的度（即社会群体对他们的权利及利益的认识与承受力之间的临界值），那么民族意识增强和动员中快的另一个政治后果就可能激起社会群体强烈的政治行为来争取自身的利益，要求改变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变革社会中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平等问题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 第二，民族意识增强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完善的矛盾。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项民主政治制度。它在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云南有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 是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民族区域自治在云南的建立和发展，既取得了成就和经验，又有过曲折和教训。1980年，邓小平同志针对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目标。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从此，民族区域自治有了法律的保障。但由于缺乏国家层次上的实施细则，在执法中存在衔接，甚至相抵触的部门规章和政策，加之执法监督不配套，使得自治权的行使难于完全落实。不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权益的事时有发生。这种状况已被随市场经济开放竞争效应而增强的民族意识所感悟。它表现为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包括生存与发展、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角色在内的民族权利和利益的关注。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的推进强化了不同地区或民族之间的利益分割，而分割促进了竞争，也当然地增加了矛盾和摩擦。这种矛盾和摩擦的一个根由就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中出现的事关民族权利、利益的实际问题认识和研究得不深、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思路不多、制度和文化建设滞后，不少地方贫穷落后的面貌长期没有根本改观。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少数民族对区域自治的冷漠。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 人民出版社，第167页。）。因此，尊重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 加强制度建设，加快经济文化发展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 第三，少数民族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或迟或早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后发型的国家和民族迈向现代化的进程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社会政治的不稳定。不稳定成了一种常态。这是由于变革社会中伴随着巨大的利益调整和赶超发展的特点，把始发型现代化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遇到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到一个历史时期来解决，从而使传统社会处在一种复杂多变的矛盾冲突的剧变状态。正是这种不稳定既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使我们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自己。一般说来，现代化的过程是将现代性因素引入到传统社会中，以促使传统社会的解体和生成新的现代性因素，而传统社会的习俗、信仰、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它们所形成的传统势力是极其顽固的，这势必产生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冲突。如前所说，少数民族传统政治文化来自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云南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高山区和半山区，还处在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从封闭保守的社会向开放竞争的社会转变的进程中，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是靠外部现代因素引入而拉动的。所谓外部现代因素主要指以先进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现代市场经济所涵盖的物质的和精神文化的各种要素。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现代因素的引入所引发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的非民主的价值取向与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冲突。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于平等，以公正为前提的平等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后进民族中，“平等”的价值取向确实有着深远的存在根基，但它是由自然经济和匮乏经济决定的分配意识，是传统政治文化均平本位的表现。在今天这种缺乏公正的平等仍有深刻的影响，往往表现为损有余而补不足，阻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因循守旧的习俗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重效率、竞争的冲突。由于商品观念淡薄，缺乏竞争意识，习惯于封闭保守的自然环境，安逸于“吃饱肚子，有酒喝，有衣穿”或者“小富而安”的理想生活。这在重效率、竞争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丧失了往日的宁静，往往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怀有恐惧感。小生产造成的依附仆从心理与政治参与的冲突。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长期的小生产和封建专制造成的是依附仆从心理而缺乏民主政治传统，公民政治素质也偏低。这在文盲半文盲比重较高的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更为深重和复杂。经济的贫穷，文化的贫困限制了他们政治参与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即使精英层面的政治参与也受到渠道、机制、体制的限制而难收实效。从经验方面讲，过于贫穷的人往往无心过问政治，由于长期的贫困使他们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盲从的一面（云南省到1998年还有三、四百万的贫困人口，其中大多分布于少数民族地区），但无论保守，还是盲从，都有悖于参与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甚至还会出现大量的非制度参与破坏社会政治稳定。 总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中，市场经济的大潮必然要对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产生强烈的冲击，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并深刻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但是，我们是在现有传统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云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有着光荣的政治传统，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发扬光大它也是我们推进改革发展，保持政治稳定所必须努力去做的工作。
不到长城非好汉 不到黄河心不死 漓江山水甲天下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华山自古一条道 十里温塘河，九曲十八弯 不到文殊院，不见黄山面 南岳山的香，回龙山的烛 东北三件宝,人参、貂皮、鹿茸角 东北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怕不辣,湖南人辣不怕 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落雨当过冬 四川恐龙多，自贡是个窝 四川没川，山西没山 好吃不过茶泡饭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现状是形态各异的，这既有内在制度结构差异的原因，又有外在的社会交往情况、自然条件不同等原因。总体上看，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很难肩负起民族地区发展的重任，单一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也是难于解决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严重不足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的。云南省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云南省民族旅游开发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思考及对云南特色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路径及意义的考察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注意问题的理解都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也是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该课题组按原计划完成了公开发表三篇论文及一个研究报告的任务，就研究计划中提出的“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文化差异与文化产业”及“乡村文化业发展的道路”等三个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并公开发表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的三篇学术论文：（1）“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cssci来源期刊）2007年第6期；作者：马翀炜。（2）“‘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载《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作者：孙信茹。（3）“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cssci来源期刊）第6辑。作者：马翀炜、孙美璆、李德建。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该课题认为，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能够在近年来获得较快的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基于此，要真正理解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问题就有必要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一文认为：追求自由的旅游与现代社会建构的强调控制以及牟利的旅游业之间的冲突是民族旅游中具有根本性的矛盾,民族文化符号在现代旅游中的重新编码是民族文化产生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民族文化产品进入主流文化消费系统的意义则在于通过交往而使不同文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文化价值的相互承认。改变现实交往活动中的不合理性的可能路径在于文化拥有者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参与旅游业的行为能力,并参与到交往制度的修改与制定中。《“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一文以独具特色的“云南十八怪”文化现象及围绕“云南十八怪”进行的民族文化产品开发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十八怪”是外地人贬抑云南地方性文化的形象表达。近二十年来，“云南十八怪”以商品符号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云南十八怪”所包含的文化意蕴随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云南十八怪”文化符号效应经历的有轰动到平淡的变化过程中可以发现，地方性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有可能通过积极的参与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及主流经济活动的机会。而这些地方性文化以及以这些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民族文化产品要改变其边缘性的地位，就必须努力使这些地方性文化逐步成为主流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结构性要素。《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一文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的研究入手，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得出如下认识：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现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在依托旅游业发展、开拓市场的过程中，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化逐步探索出了如下几种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品转化；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优美的自然景观结合开发；传统民族艺术品转化为文化产品；传统的民居的开发利用等。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村民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而且使社区的组织结构得到了改善。乡村文化产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报告《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在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介绍。认为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绩。到目前为止，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是旅游业发展带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是对这一个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其次，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探索出了多样化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在走过了村民自发性参与、政府倡导发展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发展的20年的乡村文化业发展历程后，乡村文化产业已经探索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产品的转化。云南少数民族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因其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审美文化特色，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其实用功能逐步被审美功能所取代而开始转化为旅游工艺品；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利用特有的民族民俗风情，依托优美的自然景观开发乡村旅游；对传统民族艺术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引导这些艺术品走向市场是一些地区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方法；利用传统文化古镇、民居发展文化旅游业也是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第三，在乡村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渠道，培养乡土人才；第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第五，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改善了有形和无形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云南省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态势，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也还存在投入不足，基础较为薄弱，规模不大，单打独斗，人才不够，缺乏管理经验以及精品不多，后劲不足等诸多问题。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一是 以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二是进一步找准乡村文化产业定位；三是加强乡村人才培养，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四是充分认识市场规律，整合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要素； 五是 采用政府授牌的方式，打造乡村文化产品品牌；六是延长产业链，联动产业资源，形成产业集群；七是以“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使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更多的动力来源。该课题研究从理论上对民族旅游、民族文化产业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对民族传统文化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进行了研究。并且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调查研究，研究基本呈现了云南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该成果对于扩大文化产业研究的领域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十分丰富，传统文化正在以形态各异的方式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是需要大量的实地考察的。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经费和更多的人力投入是不可缺的。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只能留待今后完成。
1、，《苗学研究》（一），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2、《苗语中的汉语借词要规范化》，《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3、《谈谈汉语文的苗文翻译》，《民族工作》，1990年第2-3期合刊。4、《从江县地名谈》，《黔东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5、《苗语生态与苗文字的统一》，《黔东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6、《苗语状词在汉译苗中的运用》，《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7、《反切表意文字的初步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该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第5期。8、《反切表意文字是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新一代理想文字》，1993年第1期。该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第6期。9、《苗族传统集市在当代市场中的价值》，《贵州省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第8集，1993年12月。10、《数词与苗歌》，《苗语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11、《古驿苗寨话烧灵》，《苗学研究》（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2、《苗语地名的文化内涵发微》，《苗学研究》（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3、《对当代原始农业的再认识》，《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获贵州省第三次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四等奖14、《民族教育困境的实质》，《怀化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15、《<苗语古音构拟>补正：以甲定点为例》，《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该文被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and Cultures收录。16、《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实质及其操作释解》，《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该文转载于《高校文摘》，1999年第3期。17、《关于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思考》，《民族教育》，2001年第3期。18、《苗族交鱼纹图案象征意义剖析》，《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19、《云南丘北县冬瓜寨苗族服饰纹样制作工艺调查》，尹绍亭主编《田野调查报告》（中、老、泰、越苗族/蒙人服饰制作传统技艺传承国际研习班），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文化重构犹如凤凰涅槃：论传统文化利用的难点及化解手段》，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历史民族学多学科整合研究规范的初步探索》，《思想战线》，2002年第1期。转载《高校文摘》2002年第2期。22、《历史民族志研究方法探讨：以〈百苗图〉整理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23、《历史人类学与相关学科对话》，周大鸣主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4、《从〈百苗图〉所载婚俗看婚姻自由》，周大鸣主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5、《启动族际制衡是落实退耕还牧政策的关键》，《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26、《论文化适应的双重性与调适取向的多样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27．《古今“杨黄”异同考》，《贵州世居民族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28、《论婚姻理论歧义性之由来》，《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29、《婚姻的理论建构与遮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77页—88页。30、《人类学理论的批判、反思与自觉》，《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1、《民族调查通论》，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40余万字），独著。2、《〈百苗图〉疏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30余万字)，独著。3、《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28万字），合著。 1、《贵州省岑巩县注溪乡岑王村老屋基喜傩神调查报告》，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1995-10-00，30万字，合著。2、《贵州省晴隆县中营镇新光村硝硐苗族庆坛调查报告》，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1996-06-00，40万字，合著。3、《贵州省黎平县永从乡侗族九龙村寨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8万字，主编及作者。 1、非经济因素对民族教育的制约作用分析，鉴定验收合格，1994-07-05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持人。2、经济转型条件下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体制的模式研究，鉴定验收合格1997-12-19贵州省教委 主持人。3、武陵山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与多元文化互动研究，湖南省社科联1999-2000，主持人。4、《百苗图》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001年，批准号：01BMZ007，李汉林主持，本人为主要参与者之一。5、全国民族村调查：侗族调查，2003年—2004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云南大学211工程建设，子项目组组长。6、苗族调查基地，2004年—200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云南大学211工程建设，子项目组组长。7、晚清以来地方文化资源与乡村权力运作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2006年，批准号:06BMC026,主持人。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衡量。 1．思路要独特。思路决定出路，思路决定行动，思路决定效果。看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或者一个人的工作是否有特色、有创新，经验是否值得总结、值得推广，不能仅仅看“好点子”、“好主意”，更应看其是否有好的工作思路。思路有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创造性。思路要能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大政方针和主要精神，是上级意图的延伸和深化，它充分体现大政方针的精神实质，但不是依葫芦画瓢，照本宣科，照搬照转，也不是简单图解和机械执行上级要求。好的思路应该是在全面贯彻中有独到见解，在认真执行中有探索创新。如果思路是上级要求的全面翻版，全盘复制，则毫无“典型”可言，更无“经验”可谈。当然，思路也不能背离上级要求，另搞一套，那样就成“反面典型”了。二是针对性。思路要能切实解决本地本单位急需解决的问题，打开工作局面，改变被动或落后状况，开辟完成任务和实现奋斗目标的有效途径。不着边际、中听不中用的思路不可以作为“典型”。三是普遍性。思路不仅要有独到见解，有创新，有实用性，而且要有普遍意义，可以指导面上工作，是做好同类工作、化解同类难题的好对策、好办法。具体的范文模板链接：-m-ovV3uqHM2WJGl2LL2A?pwd=aep7 提取码: aep7
胡写
一般由标题、主送机关、正文和落款四部分组成。1、标题：标题情况报告的标题一般采用完整式的公文标题，既由发文机关、事由、文种构成，如《某市贸易局关于百货大楼重大火灾事故的报告》。有的报告省略发文机关，即由事由和文种构成，如《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情况报告》，但一定要在落款时标明发文机关名称。2、主送机关：大多数情况报告的主送机关只有一个，即直接上级机关，一般用上级机关的简称。如果需要同时报送其他上级机关时，以抄报方式处理。3、正文：正文情况报告正文是情况报告的核心内容，一般由报告的缘由、报告事项、报告结语组成。情况报告缘由部分通常交代起因或基本情况，常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等惯用语承启下文。情况报告事项部分是情况报告的主体部分。一般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结构顺序为：基本情况问题及原因办法及措施。有的情况报告也可以将“情况”及“分析”结合起来写。4、落款：落款处通常只是一句上行公文的习惯用语,也可作为报告正文的一个组成部分。如：“特此报告”。注意事项1、工作汇报前要充分占有材料。2、一定要实事求是，成绩不夸大，缺点不缩小，更不能弄虚作假。3、条理要清楚。汇报是写给人看的，条理不清，人们就看不下去，即使看了也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达不到汇报的目的。4、要剪裁得体，详略适宜。5、工作汇报的具体写作，可先议论，然后由专人写出初稿，再行讨论、修改。最好由主要负责人执笔，或亲自主持讨论、起草、修改。
写作思路：经验交流材料是一个非常考验功底的工作项，要在上级要求的主题下，在有限的篇幅内（一般是三号字体正反页2页纸），将本单位最有特色的亮点进行全方位罗列，同时，还要考虑谋篇布局和美化修辞。正文：一、文章格式传统的经验交流有其常规的套路，一般是首先介绍一下该项工作的总体成果，这个一定要宏观，相关成绩要突出（比如：2016年，我们实现拆迁户数××，拆迁面积××，构建了拆迁数据库，建立了党支部书记挂牌督办钉子户。。。。等措施，确保了城区建设不落死角不掉计划）；其次介绍一下相关的特色工作，按照并列的关系把相关的工作按段罗列（，一般的格式是积极构建领导结对联系点制度，确保征迁工作深度开展；有效实施包保责任制，推动责任落实纵向到底……；最后是一段表决心的话，比如2017年，我们将……确保……实现……的目标。二、内容写作经验交流不同于普通的公文函件，普通函件讲究的是开宗明义、简洁达意，经验交流一般是当众读的，它的用处就决定了稿子必须有调动气氛、营造情绪、引人入胜。因此平时的文风是不耐读的。建议你以排比的段落结构，为什么目的+做了什么+取得什么效果，罗列段落内的工作句子，把文章给整一整。尽量读起来铿锵有力。三、具体做法文章写好后，要多读多改，尤其是发言稿，一定要读出声，写和读是不一样的。最后建议多读《人民日报》第七版以及社会新闻版，能够很快提升在这方面的能力。
你的提问不完整啊，你说的历史考试时什么方面的呢，是高考还是毕业考，是全国统一考试还是上海北京一类的高考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稳定，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是个新课题。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深层结构因素，它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及价值取向，对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政治稳定既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要前提，又是其主要价值目标。在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都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如何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这是一个有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以云南为个案。云南是中国多民族的缩影。千百年来，云南各民族的先民们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各民族之间分合交叠，相互吸纳，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以及各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尽管历史上有过长期的政治地理变迁，但各民族为开拓和保卫西南边疆，为祖国拥有一个云岭以南的稳定的政治疆域作出了积极贡献。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反压迫、反侵略斗争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有着光荣的政治传统。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云南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消除了阶级压迫剥削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为保持祖国南疆长期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新贡献。 一、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因素和特点 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形成于本民族的历史以及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现状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就要对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历史进程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需要指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不可能直接去考察每个时代人们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心理取向，也不可能从统计的概率中作出推断。我们只能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的政治制度和民族的状况等来分析蕴涵其中的政治文化。可见，这里所说的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是广义政治文化。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具有多结构多层次多因素的动态进程。从中华民族整体看，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自各民族政治体系纳入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起，经过长期的民族分化融合已具有“一脉多传”的特点。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关系。然而，由于各民族特有的政治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习俗、文化传统、心理素质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又都有两个层次的政治认同：一是认同于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特征的本民族共同体；二是认同于中华民族主导政治文化。从纵切面看，早在秦汉时期，云南就是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方。由于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压迫的政策，各少数民族或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缓慢的分化融合后，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都存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程度不平衡的状态十分突出。多半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有的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相对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政治社会化也因受经济、文化、宗教、地缘等诸多因素制约，进程很缓慢且极不平衡。云南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民族问题，常常对全国治乱安危的大局产生重要影响。从横切面看，由于特殊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一个民族分布于不同地区而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立体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及相应的政治文化特点。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跨境而居，边民通婚互市，民族关系及内外关系交织在一起，这些都构成民族文化及其心理素质中的复杂因素，对政治文化发展乃至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为便于分析，我们且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来加以说明： 第一，政治地理。我们这里借用政治地理学的某些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构成民族的地理要素--“共同地域”--对民族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与社会进步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差异。每个民族都在一定的政治地域上生产生活，与其他民族相互交往，创造并传承着用于维持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方式和政治文化。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不可能挣脱“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系链条。民族的状况、分布特点和在时代中的地位往往根植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天然物性之中”。作为高原山区省份的云南，在4万平方公里面积中94%是山地，平坝及河谷只占6%。 全省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分三大阶梯：德钦、中甸一带为最高一级阶梯，滇中高原为第二阶梯，南部及东南和西南部为第三阶梯（注：高志国主编《当代中国的云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8页。）。 海拔最高为6740米，最底为4米，平均每公里递降6米。 这种梯级立体地貌形成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立体分布特点。大致说来，居住于内地坝子和边疆河谷的主要有白、回、壮、纳西、傣等9个民族； 居住于半山区的有哈尼、瑶、拉祜、佤等8个民族；居住于滇西北高原和高山区的有苗、 栗粟、藏、普米、怒、独龙等6个民族；有13 个民族跨境而居（注：高志国主编《当代中国的云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21页。）。全省没有一个县、市是单一民族居住区。在大杂居中，各少数民族又形成自己的小聚居区，多半是一族一村（寨），尤其是居住在高山区和半山区的兄弟民族，高山横亘，江河阻隔，交通困难，各民族间难得沟通，各自保持着自己的语言、风俗和文化。早在汉武帝时期，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分异就开始形成。这种由于地域分异造成的民族历史状况的差异，一方面形成了如今一制（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多式（多层次多样化）的政治文化及民族文化，而作为民族深层次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大多以民族文化的样式表现出来，使之带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另一方面用“中心--边缘”的观点来看，处于边缘地区的社会仅由于其边缘地位而注定远离经济、政治文化和时代生活的中心。显然，“边缘”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综合反映，但不可否认，地理因素既是云南蕴藏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的载体，又是长期以来使其处于分散封闭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民族的差异，根本的是政治地理作用其中的民族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差异。 第二，政治制度。所谓制度一般而言是指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组织形式及行为模式。狭义上讲政治制度就是政权的组织形式，属于正式制度安排的范畴。如前所说，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凝固形态。少数民族政治文化首先是对包括社会组织形式在内的制度的心理价值取向。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实现了全国政治上的统一， 含云南在内的西南夷地区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员。从秦王朝在云南境内设置郡县制度始，历代封建王朝都在少数民族地区设官置吏，建立由中央王朝控制的组织机构。由于边疆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其在各地建立的组织机构有不同的形式，但在前期大都是推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到元朝又把以往“以土官治土民”的制度发展为土司制度；明朝逐步推行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的“改土设流”制度，清王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改土归流”，而部分边境地区仍保留着土司制度，或形成土流并存的局面。这些制度既是历代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策略，又是管辖治理少数民族的政权组织形式，它体现的是大一统的集权型政治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年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仍存在前资本主义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反映到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方面除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特质外，还存在着以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领主制或封建地主制相应的一些政治文化特征，如均平本位的政治文化、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权利本位的政治文化及封闭保守、依附仆从的心理。新中国的诞生铲除了阶级压迫和剥削，为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自由、平等奠定了制度基础，而程度不同地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各少数民族则分别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社会制度的跨越不等于生产力的跨越，几千年来积淀于民族心理层面的价值意识与行为习惯所展示出来的某些政治文化特征也不会随之消失。这是我们认识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时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宗教习俗。上面讲的是正式制度安排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影响，此外，非正式制度（即信仰、习俗、规范等）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可以说要了解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特性，不了解他们的宗教习俗终不过是雾里看花，难见其真。宗教是人类历史上古老而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在面对不可知的自然的或社会的异己力量的处境中产生的特殊的认识方式和活动方式。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发展。在上古时代宗教与政治或政治文化有着广泛而紧密的联系，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我国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到殷商时代统治者自称天命而王，政令皆假神意而出，周代开始“以德配天”，神权政治随之被削弱，然而，教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并未走下历史舞台（注：见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1、689页。）。如任继愈先生所说：“它实际上是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的。”宗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特点，至今还在社会和人生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大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一些民族群众信仰原始宗教。信教的情况也较为复杂，有一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的，又有同一民族信仰几种宗教的，还有几个民族共同信仰一种宗教；从宗教种类看既有现代宗教，又有原始宗教。从历史上看，宗教存在的时间长，群众分布广，影响渗透深。从现实看，许多宗教活动已经世俗化，与民族的传统习俗和社会生活规范融合在一起，有的还与民族教育相结合，成为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云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的一个实际内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对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既有正面的、积极的，又有负面的、消极的两重性。在社会主义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团体积极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爱教的热情，这对边疆的稳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一般说来，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具有宏扬正义、扬善惩恶、扶贫济世的蕴涵。在社会生活中，它规劝人们克制欲望，与自然和他人保持和谐。这些宗教特有的精神信仰、道德伦理等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道德基础，维持社会稳定是其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另一方面，宗教的神灵崇拜、信仰至上、对物质财富的鄙视、对生活方式的禁欲会对社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宗教信仰具有排他性及边疆地区部分信教群众存在的外向心理，往往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渊薮。 总而观之，云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一是封闭性。生活在高山区和半山区的少数民族大都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封闭的自然生境中，村寨中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其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等较少与外界交流，政治生活与都市相比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封闭与保守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政治文化免不了带有保守性。这以小农经济的自我封闭模式，价值取向的单一、内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多样性。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是每一个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方式的反映。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都是一种亚文化，是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表征之一。因此，云南作为中国多民族的缩影其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必然具有多样性。我们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时也应该注意政治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和开发。三是低层次性。政治文化产生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所呈现的立体分布，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然而整体上说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以此相应，政治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以及人们的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程度等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四是质朴性。质朴深厚的政治情感和爱国主义的政治传统，是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中最具凝聚力和稳定性的心理取向。云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所具有的上述特性正随着市场经济的变革而发生着某种程度的异变。 二、社会变迁中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挑战 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变革，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多方面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社会必然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然而，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经济和文化问题上，表现为民族意识增强，他们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缩小差距，消除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的落后性而产生的权利享受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个时期社会变迁中的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行为等也是围绕着经济和文化问题而展开的。集中性、复杂性、不稳定性是其不同于别的时期的重要特征。在温饱没有完全解决的民族地区，生存与发展自然是最大的政治，对这个政治的态度、情感、心理价值取向就是少数民族一定时期的政治文化的反映。事实上，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历来跟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离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纯粹的政治文化是不存在的。如果围绕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矛盾及问题处理得不好，差距超过一定的阀值，就会引起社会群体强烈的价值取向的政治表达，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尤其是变革进入攻坚阶段后，原有的体制和规范已被打破，而新的体制和规范尚处在构建中，价值观念中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碰撞加深了社会的无序状态，加之社会变迁中一些难以完全避免的负面影响的存在等，都会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新的挑战。变革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跳跃性与经济文化落后性的矛盾。随着民族压迫和剥削制度的铲除，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性跳跃，政治上的解放为各民族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创造了制度前提。但是，旧社会民族压迫遗留下来的边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落后性（即文盲半文盲的人口比重高，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占据重要地位），使他们在社会发展中与内地存在很大差距，进而在权利享受上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阻碍了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权利享受。这就是说，在民主政治时代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也会导致权力关系及权利享受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根除经济文化的落后性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制约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解决。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各种差距正在拉大，而少数民族迫切要求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意识却日益增强。这是变革中社会的一个政治后果，是社会动员加快的表现。它有利于提升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信念，并内化为民族发展和进步的驱动力。但是，如果差距拉大增加了不平等的势头超过一定的度（即社会群体对他们的权利及利益的认识与承受力之间的临界值），那么民族意识增强和动员中快的另一个政治后果就可能激起社会群体强烈的政治行为来争取自身的利益，要求改变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变革社会中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平等问题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 第二，民族意识增强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完善的矛盾。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项民主政治制度。它在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云南有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 是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民族区域自治在云南的建立和发展，既取得了成就和经验，又有过曲折和教训。1980年，邓小平同志针对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目标。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从此，民族区域自治有了法律的保障。但由于缺乏国家层次上的实施细则，在执法中存在衔接，甚至相抵触的部门规章和政策，加之执法监督不配套，使得自治权的行使难于完全落实。不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权益的事时有发生。这种状况已被随市场经济开放竞争效应而增强的民族意识所感悟。它表现为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包括生存与发展、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角色在内的民族权利和利益的关注。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的推进强化了不同地区或民族之间的利益分割，而分割促进了竞争，也当然地增加了矛盾和摩擦。这种矛盾和摩擦的一个根由就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中出现的事关民族权利、利益的实际问题认识和研究得不深、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思路不多、制度和文化建设滞后，不少地方贫穷落后的面貌长期没有根本改观。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少数民族对区域自治的冷漠。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 人民出版社，第167页。）。因此，尊重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 加强制度建设，加快经济文化发展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 第三，少数民族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或迟或早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后发型的国家和民族迈向现代化的进程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社会政治的不稳定。不稳定成了一种常态。这是由于变革社会中伴随着巨大的利益调整和赶超发展的特点，把始发型现代化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遇到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到一个历史时期来解决，从而使传统社会处在一种复杂多变的矛盾冲突的剧变状态。正是这种不稳定既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使我们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自己。一般说来，现代化的过程是将现代性因素引入到传统社会中，以促使传统社会的解体和生成新的现代性因素，而传统社会的习俗、信仰、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它们所形成的传统势力是极其顽固的，这势必产生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冲突。如前所说，少数民族传统政治文化来自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云南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高山区和半山区，还处在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从封闭保守的社会向开放竞争的社会转变的进程中，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是靠外部现代因素引入而拉动的。所谓外部现代因素主要指以先进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现代市场经济所涵盖的物质的和精神文化的各种要素。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现代因素的引入所引发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的非民主的价值取向与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冲突。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于平等，以公正为前提的平等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后进民族中，“平等”的价值取向确实有着深远的存在根基，但它是由自然经济和匮乏经济决定的分配意识，是传统政治文化均平本位的表现。在今天这种缺乏公正的平等仍有深刻的影响，往往表现为损有余而补不足，阻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因循守旧的习俗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重效率、竞争的冲突。由于商品观念淡薄，缺乏竞争意识，习惯于封闭保守的自然环境，安逸于“吃饱肚子，有酒喝，有衣穿”或者“小富而安”的理想生活。这在重效率、竞争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丧失了往日的宁静，往往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怀有恐惧感。小生产造成的依附仆从心理与政治参与的冲突。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长期的小生产和封建专制造成的是依附仆从心理而缺乏民主政治传统，公民政治素质也偏低。这在文盲半文盲比重较高的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更为深重和复杂。经济的贫穷，文化的贫困限制了他们政治参与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即使精英层面的政治参与也受到渠道、机制、体制的限制而难收实效。从经验方面讲，过于贫穷的人往往无心过问政治，由于长期的贫困使他们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盲从的一面（云南省到1998年还有三、四百万的贫困人口，其中大多分布于少数民族地区），但无论保守，还是盲从，都有悖于参与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甚至还会出现大量的非制度参与破坏社会政治稳定。 总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中，市场经济的大潮必然要对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产生强烈的冲击，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并深刻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但是，我们是在现有传统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云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有着光荣的政治传统，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发扬光大它也是我们推进改革发展，保持政治稳定所必须努力去做的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简称中南民大，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学校占地1550余亩，校舍面积100万余平米，馆藏图书697余万册，为中国“少数民族骨干计划”资格高校、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湖北省“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是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民族学专业性集刊，创刊于2003年。2008年3月，经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评审并报教育部批准，被确定为全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来源（CSSCI）辑刊的86种之一
（1956-1978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边疆工作委员会专门起草报告，正式向云南省委请示建立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机构，经云南省委批准，1956年8月8日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时任云南省边委书记的孙雨亭兼任所长，时任省边委第三副书记、省委秘书长的侯方岳任常务副所长。研究人员有范义田、张凤歧、李文初、杨毓骧、杨毓才、王均、黄超凤、傅素裴、徐志远、高滋生等。1958年省委任命云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贾敦芳为所长，侯方岳为副所长。1962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与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合并。“文革”时中辍。 在中央访问团访问云南及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之后，收集了一些材料，但以往调查面有限，侧重点不同，可资利用的资料有限。党和政府急需较为详细的民族调查资料，以进一步研究各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问题，为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提供依据。于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作为一项极为重大的任务与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任务最初规定为，在4-7年内基本弄清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并尽可能地搜集社会历史发展的资料和深入了解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对各民族各方面情况作系统的研究。按计划，在1956年起的七年内，有计划地派遣调查组，完成全国所有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调查；1958年完成各少数民族概况的编写；在此基础上，编纂各民族的民族志，到1962年完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全部工作。云南调查组分为六个调查分组：西双版纳傣族组、德宏傣族组、耿马傣族组、景颇族组（附阿昌族）、佤族组（附德昂族、布朗族）、傈僳族组，同时派出七个小组赴各地搜集资料。然后再组织力量开展对白族、彝族、普米族、纳西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调查工作。自1956——1958年，调查组编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和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到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六个佤族村寨进行调查，分析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形态；对独龙族的调查材料被认为“对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有很重要的意义”，怒族、傈僳等民族的调查材料“为研究原始社会如何过渡到阶级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壮、苗、布依、傣等民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分析了其各自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特点。结合田野调查，为更好地保存各少数民族社会改革前的资料，开始组织拍摄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等内容的科学纪录影片。通过第一阶段的调查，搜集到被视为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方面最主要、最典型的一些材料，为以后一个时期内许多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58年8月，第二阶段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开始。在第二阶段的调查中，要求调查提纲与简史、简志的编写大纲基本统一。由于任务较紧，将更深入、全面的调查放在一边，而把力量集中在编写“民族问题三种丛书”上。“民族问题三种丛书”积累了大量资料，成为以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1960年冬以后，尽管还有一些补充调查，但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人员的主要注意力已经转向“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同时，随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的来临，经费上也出现了困难，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从总体上来说，即1964年基本告一段落。回顾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应当肯定调查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参与人数之多，调查地区之广，撰写资料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根据这次调查和文献研究，编辑出版了包括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三套丛书，形成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使人们更加了解了少数民族的状况。 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结束后，一些学者转入书斋中的研究工作，同时也进行一些个人的零星田野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联合组织的《彝族简史》编写组，于1960年写出《彝族简史》初稿，1961年5月，《彝族简史》初稿送交四川成都讨论会讨论。1963年马曜、缪莺和的《从西双版纳看西周》分三期在《学术研究》上发表，比较深入地对西双版纳傣族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进行研究。在社会历史调查中发现的有些现象，成为这一时期一些民族学家注意的焦点。宋恩常等人在云南宁蒗县调查时发现的母系制材料（宋恩常：《纳西族的母系家庭》，载《民族团结》1962年8期）披露后，受到民族学研究者的重视。1962年冬至1963年春，严汝娴、刘尧汉、詹承绪、宋兆麟、王承权、周裕栋到泸沽湖周边永宁盆地的母系制遗迹进行了考察，并为找到了论证典型的母系氏族的生产生活和婚姻形态的新例证而感到欣慰。在缩短战线和精简队伍的情况下，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继续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补充调查，到1966年夏，才被迫停止。1973年秋，受中共云南省委的委托，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马曜、汪宁生、王宏道、王叔武、易问耕、夏光甫、江应梁、尤中、邹启宇等人开始编写一部云南民族历史，即《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975年古代史部分交稿写成，分送省委领导及有关单位领导审阅。《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于1977年6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零星的调查也时而进行，如1976年夏，中央民族学院的张公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邵望平、云南的汪宁生等同赴西双版纳对傣族的历法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素以对云南少数民族田野调查见长的宋恩常“文革”前就做了许多调查，“文革”中大部分时间用于看书，“文革”结束后整理并出版了许多以前的调查报告。 （1979-1984年）1978年，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关于恢复重建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指示，开始筹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消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1979年1月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恢复。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民委领导，云南民族学院主管，由副院长董子健担任所长，王叔武、汪宁生、魏德明任副所长。当时研究人员主要有宋恩常、王宏道、张凤歧、易问耕、王均、许鸿宝等人。1980年至1984年，又调入蔡家麒、高立士、杨德鋆、朱德普、傅于尧、杨均、刀世勋、王敬骝、刘光智、李和林、李子泉、和志祥、赵嘉文、王筑生、雷宏安、田敬国、邹世恒等人，并吸收从大专院校毕业的部分年轻人来所从事科研工作。1984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划归云南民族学院单独领导，设有民族学、民族史、语言、艺术、教育、考古、宗教、经济八个研究室。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继承了50年代以来的工作基础，继续保持以云南各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点。中国民族学会于1980年10月成立，马曜教授担任副会长。此后在昆明、西宁、南宁、北京、四川乐山、吉林延吉、云南景洪等地分别召开了学术讨论会，黄惠焜也担任过副会长。本所汪宁生、宋恩常、蔡家麒、和少英等均是会员。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在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建立，主要人员有宋恩常、董绍禹和雷宏安，由宋恩常兼任站长。主要开展云南少数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的宗教文化的调查和研究，不定期以简报形式向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汇报有关科研情况。198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撤销，与本所宗教研究室合并。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谢剑博士访问云南，在我所王均的陪同下访问调查了昆明东郊的彝族撒梅人，事后，谢剑博士写成《昆明东部的撒梅人》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82年5月至9月，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结合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规划”的任务，派出由蔡家麒、杨毓骧、赵嘉文、和志祥组成的调查组，前往怒江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族聚居地区，杨毓骧、和志祥又沿怒江上行，历经艰苦险危，到达西藏的察瓦龙、松岭和察隅等地，对独龙族、藏族、珞巴族和僜人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习俗、宗教、语言等进行了实地考察。这是本所1979年恢复之后组织的第一次集体性调查，调查之后，由蔡家麒、杨毓骧分别整理出《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滇藏高原考察报告》等。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恢复后，为集中反映本所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扩大本所的社会影响，创办编辑了以下几种刊物：《民族学报》于1981年经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批准而创办，并于1981、1982、1983年以年刊形式出版公开发行了三期。该刊发表了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及本所部分专家的学术论文，《民族学报》的出版发行，在国内民族学界影响巨大，赠与国外同行也引起广泛关注。《民族学报》与中国社科院的《民族研究》属当时国内最早的民族学研究期刊。《民族调查研究》和《民族研究译丛》、《民族考古译丛》均为本所内部刊物。《民族考古译丛》1981—1983年共编了3期；《民族研究译丛》从1981年—1989年共编辑11期。《民族调查研究》从1983年下半年编辑第一期起，直至1998年被迫停刊，共编辑出版了49期，刊发了所内外大批的民族类研究文章，在社会上具有较好的影响。 （1985-1995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云南省民族研究所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少数民族》等辞书的撰写和编写。参加了《中国各民族原始资料集成》等项目、著作的撰写。开展了以下重要的集体性学术调查活动。 1979年1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规划会议，并成立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的整理研究和“民族问题三套丛书”的修订出版工作停顿下来，原来参加调查和编写的人员，有的遭迫害，有的已经改行，资料书刊大多散失，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此，拟继续编辑、修订、出版《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编辑、修订、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办公室即云南省编辑组设于民族研究所，由宋恩常、朱德普、高立士等人具体负责参与有关工作。从1980——1989年，先后编辑、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云南简史》以及2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语言简志丛书，出版了云南8个民族自治州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出版了涉及25个少数民族和有关尚未认定族别的族群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数十部。还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文物》、《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等资料文集。1989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对丛书的编写、出版工作进行了总结，标志着此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由中国民族学会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全国民族学讲习班于1985年4月至6月在本所举行。这是继1983年在武汉举办首次全国民族学讲习班后再次举办，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22种民族的60多名学员参加了这次讲习班。担任这次讲习班教学任务的有中国民族学会会长秋浦以及林耀华、金天明、陈永龄、吴从众、李一夫、黄淑娉、何耀华、杜玉亭、李昆声、尤中、马曜、王叔武、宋恩常、黄惠焜、王敬骝、杨德鋆、蔡家麒、王筑生等专家教授。开设了《民族学》、《世界民族学概论》、《世界民族志》、《中国民族志·中国民族学概论》、《民族理论问题研究》、《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民族艺术》、《云南各族古代文化研究》、《民族学田野调查理论与方法》等共27门专题课程。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还以办讲习班形式，开展民族学人才的培训工作。1984年11月至12月，举办了“云南省第一期民族调查研究讲习班”，招收的学员都是云南省各地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开设了民族学概论和侧重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课程。 、《典靖市民族志》的调研撰写1988年—1992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为完成曲靖地、市民族志的撰写组成两个调查组，傅于尧、鲁刚、雷宏安、刘刚、马世雯等人完成《曲靖市民族志》，傅于尧、雷宏安、蔡家麒、高立士、金少萍、张桥贵、白兴发、朱德普等人完成《曲靖地区民族志》。《曲靖地区民族志》于1996年7月由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 1984年，日本女学者横山广子到云南调查，由王均陪同，访问了昆明郊区彝族、路南石林的彝族撒尼人和大理的白族。1985年3月2日—9月，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山本英治（社会学）、福田一郎（民族植物学）、森山昭郎（政治学）、马场优子（文化人类学）组成的学术访问团应邀访问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在此次学术交流中，中日双方作了如下报告：王叔武《云南少数民族概况》、王筑生《少数民族经济》、田敬国《少数民族与云南的植物》、宋恩常《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蔡家麒《中国民族学的动向》、杨德鋆《少数民族的艺术》，福田一郎《尼泊尔的植物与民族》、山本英治《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着重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例》、森山昭郎《日本的中国研究动向》、马场优子《阿伊努族的生活与问题》等报告。根据中国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王叔武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云南研究会代表山本英治于1985年3月8日在昆明签订的《关于学术交流的协议》，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王叔武、副所长王敬骝、助教刘刚以及云南民族学院副院长黄惠焜等一行4人，应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校长隅谷三喜男先生和该校云南研究会代表山本英治教授的邀请，于1986年1月15日至27日去日本进行学术访问。王叔武所长等去到了日本的东京、京都、大阪，参观访问了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学、北方语言研究所、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东京历史博物馆、藤井斋成会有邻馆、NHK（日本国家广播电视台）东京总部和京都放送局、大阪放送局，会见了日本社会学关系者、日中留学协会有关人员，与有关单位和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此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与国外交往不断。1990—1991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接待了来访的美、日、德、泰等国和台湾及其他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十余批，先后举办了两次国际交流学术报告会和一次国际学术交流座谈会，即1991年初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petermetoaif 教授主讲《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变化和成就》，1991年6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Freddamon教授主讲《区域模式的研究和库拉交易圈》，1990年7月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福田一郎、毛里和子教授举行中日合作考察“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学术座谈会。1992年，本所王均、刘光智等参加云南民族学院学术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民族研究所的中青年学者在民族文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社会学、民族心理学、民族经济学、影视民族学、民族学系现代化、民族教育学、民族宗教、民族语言、跨境民族研究等学术领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这些新学科的开辟崛起，很好地推动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使本所成为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