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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它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向人们展示了一道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史记》对我国后代传记文学以及小说、戏剧等的创作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鲁迅曾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的成就首先就是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司马迁写《史记》的史料来源非常多。 B第一个，从他父亲司马谈开始就作太史令，这就获得很多书面记载。第二个，我们说过他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很多重要的古战场、治水遗迹、名人故里他都亲自去过。这样他既不轻信书面的资料，也不轻信传言，而是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加以判断。所以经过近几十年来我们对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明《史记》是完全可信的。 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请发消息给我,并附上问题的连接,谢谢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在中华大地上,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资源风水、民俗风情习惯、政治经济情况,孕育了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诸如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湖湘文化、蜀文化、巴文化、徽文化、赣文化、闽文化……。而“地域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学术理论界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会者认为,欲研究“地域文化”,首先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界定。有学者提出,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
就写司马迁写的史记中有就行了(省略号有1977个,正好三千字)!!!!
《甲骨文所见商代的服饰》，《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新解》，《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 《论先秦时期官工贾的社会身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工商食官”解体说献疑》，《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洪范〉制作年代新探》，《人文杂志》1995年第3期。 《秦圜钱始铸时间考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春秋战国商人资本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大浩〉作者及年代》，《光明日报》1996年7月2日《史林》。 《春秋战国城市发展蠡测》，《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周初东都成周的营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 《论〈召浩〉、〈洛浩〉的制作年代》，《光明日报》1998年3月27日《史林》。 《略论周人的天命思想》，《孔子研究》》1998年第2期。 《关于鲁燕齐始封年代的考察》，《大陆杂志》[台湾]第97卷3期，1998年。 《〈康浩〉、〈酒浩〉、〈梓材〉作者辩证》，《孔孟学报》[台湾]76期，1998年。 《浅谈周人的天命思想》，《孔孟月刊》[台湾]第36卷5期，1998年。 《从三监看武王大分封的性质》，《人文杂志》1999年第1期。 《关于〈多土〉、〈多方〉编次问题的探讨》，《齐鲁学刊》1999年第4期。 《杞国的东迁及其他》，载《杞文化与新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高师历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历史教学》2000年第11期。 《关于令方彝的年代问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评月相定点新说及其金文历日断代》，《陕西博物馆馆刊》第八辑，2001年版。 《评月相定点说及其金文历日断代》，载《古文字论集》，《考古与文物丛刊》2001年。 《安州六器与麦氏四器年代考辨》，《管子学刊》2001年第4期。 《黄帝与道学文化》，载《轩辕黄帝与缙云仙都》，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读〈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令簋、禽簋中的“伐楚”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2期。 《关于初吉是否月相的问题》，《中国文化研究》冬之卷，2002年。 《金文“生称谥”新解》，《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从班簋的年代看徐偃王的事迹》，载《蚌埠涂山与华夏文明》，黄山书社2002年版。 《关于弧壁方彝的分期断代问题》（第二作者），《文物》2002年第8期。 《古文字中“莒”字的鉴别问题》，载《莒文化研究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鬼谷子〉著作年代刍议》，《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杨朝明〈周公事迹研究〉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0期。 《蚩尤非东夷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商朝政区蠡测》，载《夏商周文明研究·六——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徐偃王与龙游》，载《姑蔑历史文化论文集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说甲骨文中的蜀国地望》，《殷都学刊》2005年第1期。又载《巴蜀文化与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关于“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有关问题》，载《赵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虞舜文化研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赵文化论集》（崇文书局2006年版）。 《关于炎帝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炎帝文化》，中华书局2005年版。 《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夏朝的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从阪泉之战看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载《炎帝与民族复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论夏朝国家形式及其统一的意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2期。 《说<禹贡>九州与五服》，载《中原文化与汉民族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论<禹贡>梁州相关诸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又载《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4卷），巴蜀书社2008年版。 《论大禹治水广为流传的缘由》，载《禹城与大禹文化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 《关于春秋时代晋县的性质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从陶寺文化看尧舜部落联合体的性质》，《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3期。 《<古文尚书·说命>真伪与傅说身份辨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又载《中华傅圣文化研究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说甲骨文中的“巴方”—兼论巴非姬姓》，《殷都学刊》2010年第3期。 《莒国亡年辨》，《管子学刊》2010年第5期。 《论<春秋事语>与<左传>的关系》，《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左传〉“德乃降”辨析》，《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版。 《子贡与儒商精神》，《子贡与中华儒商文明》，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夏朝夷夏关系新说》，《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又载《嬴秦始源》（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清华简<金縢>有关历史问题考论》，《古籍整理学刊》2012年第2期。 《清华简<尹诰>与晚书<咸有一德>辨伪》，《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14期全文转载。 《夏商时期方国地位下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2日历史学版。 《论商朝统一贵族国家的建立》，《汤风濩韵》（全国首届商汤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奚仲作车与中国马车的起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从清华简<金滕>看周公与<鸱鸮>的关系》,《理论与现代化》2013年第3期。 《从清华简<说命>看古书的反思》,《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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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一些学者则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认为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今一切文化遗产。经过再三研究、反复探讨，多数与会专家学者认同“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扩展资料中国三大地域文化包括：敦煌学、藏学、徽学。1、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义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7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藏学又称藏学、西藏学。是研究中国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中国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系统开展藏学研究。50年代初集中中国许多高校和研究机关的藏学专家赴西藏对藏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宗教哲学、音乐戏剧、建筑雕塑等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考察，获得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藏学研究大步发展。中国设立了中央及地方各级藏学研究机构50多个，创办了《西藏研究》、《中国藏学》、《中国西藏》、《雪域文化》、《西藏佛教》、《西藏社会发展研究》、《西藏艺术研究》等30余种藏学学术期刊。和外国藏学研究比较，中国藏学研究有其突出优势和特点。实地考察、实物研究和口头流传资料的收集，藏、蒙、汉多民族学者的携手合作研究等是国内藏学研究的有利条件。因而，国内藏学不限于文献资料的研究，也不限于对藏族作“史”的研究。对青藏高原考古、西藏的现实与发展、藏族风情习俗、藏医科技等课题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3、徽州学简称徽学，现代意义上的徽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它是指以徽州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徽学作为“学”，它是一种能正确地、合理地呈现客观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的系统知识的学问、学理和学说。徽学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30年代，此后的研究经过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20世纪30年代到建国前为初步接触有关史料、少数个人研究阶段。（2）、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为研究逐步展开阶段。建国后，学术界对徽学研究又有发展，研究人员多了起来，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但这一阶段在1966－1976年间形成绝响。（3）、从文革结束至1993年为徽学学科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徽学逐步引起全国学术界的重视，并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史料不断得到整理搜集，研究由浅入深，并逐步形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1993年全国首届徽学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标志着徽学开始走向全国。（4）、1994年至今为徽学的蓬勃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先后召开了四次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使徽学成为国内外学者共同襄举的学术事业。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今一切文化遗产。在我国，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地域文化要宏扬，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但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能以欺消费者的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扩展资料：地域文化的特点：1、方言文化中国的方言数不清楚，尤其是南方（因为多山区交通闭塞不便利，所以方言较多）方言能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部分意思只有方言才能表达清楚中国的文字虽然是统一的，但是方言一直是不统一的。2、饮食文化山珍海味可以运输，而民间的日常饮食则不同。如西藏的酥油茶 à 主要是取材于当地，或是运输到当地，当地的老百姓吃得起经常吃的。3、民间信仰宗教意识比较淡薄是中国人的习惯，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但是各地都有很强烈的民间信仰。除了一般的大宗教外，一般人的信仰有很强的地域性。4、民间建筑寺庙、宝塔、衙门= 公共建筑 = 讲究排场与等级，不能反映地方实际民居必须要符合当地的实际（建筑材料等）一些地方住窑洞，是地理条件决定的。5、环境不同特别是在（古代）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地理差异大、物质基础差异大、生活习惯差异大中国南北的文化差异很大，自然条件不同，所以中国被分为很多不同的区域。6、移民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移动很多，流动人口对当地文化不一定有归属感，而移民则不同，会有所接纳。移民接纳或者改变当地的文化。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华夏先民南下，将中原文化扩展到全国。7、区划影响中央集权之前，分封割据是主流。西周分封71个诸侯国，因为当时的交流不便利，中央无法直接管理地方。8、民族分布各民族在迁移时都会带去文化，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因此也会有所改变。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影响。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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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兹不赘言。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考察。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 ，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 。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契丹情况亦然），女真（满族）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很难将元朝汉化迟滞的责任归咎于忽必烈等某个帝王，它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中原文化艺术学院始建于2010年，河南重点建设艺术院校位于郑州新区中牟产业园区内，现占地面积980亩。学院将以文学、工学、管理学三个学科门类为支撑，设置文化艺术管理学院、人文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戏剧学院、戏曲学院、舞蹈学院、广播影视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动画艺术学院、文化传播技术学院、艺术职业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等13个学院，在校生规模将达1万人。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中原文化艺术学院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一所具有培养本科生、研究生能力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类大学。二本。不知道有没有变动。听说有些专业挺好。不过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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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一般指的是黄河流域中的山西南部，河南，陕西南部以及现在的河北的部分，其文化也有很多种类，给你个网址，自我感觉有点偏，你可以再加点自己的想法和见
《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初论》，《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怀柔远人：国史〈明实录〉对西域“回回”记载的价值取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明清实录对武当山记载的差异》，《南都学坛》2015年第2期。《〈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4日第15版。《〈清实录〉修纂中的汉化现象论析》，《华中国学》第三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311—324页。《论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与延展——兼论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发展模式》，《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历史与社会（文摘）》2014年第4期转载；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1期转载。《王士祯家族历史撰述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明代皇室子弟教育初论》，《长白学刊》2014年第4期。《中国宫廷的游戏与娱乐》，《紫禁城》2014年第2期。《〈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翁心存日记〉所见〈清宣宗实录〉版本考》，《文献》2013年11月第6期。《论国学的学格》，《光明日报》2013年8月26日第15版“国学版”。《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与谢盛合作），《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宋实录〉河南作者群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清实录〉的文献价值与文本解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3年第10期转载。《试论〈清实录〉在整饬吏治中的指导性作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试论儒学思想在史学实践中的贯彻》，《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5期。《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又《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2年第8期转载。《实录体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特殊贡献》，《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皇帝实录》，《人文论丛》20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试述〈明实录〉对武当山的记载及其价值》，《江汉论坛》2011年第12期；又收入《故宫·武当山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王朝与天下之辨：明末清初“新民本”对君主私天下本质的揭露》，《明史研究论丛》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从〈清实录〉看海南的航海与海盗问题》（与谢盛合作），《新东方》2011年第3期。《欲乐还忧：崇祯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6期。《化神奇为腐朽——明熹宗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5期。《追回失去的快乐——明神宗后期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4期。《没有快乐的童年——明神宗早期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3期。《压抑后的“井喷”——明穆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2期。《修醮宴安求长生——明世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1期。《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从历史与新闻的关系看史学的传播和普及》，《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与影响述论》，载《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永宣时代解读》，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又载《永宣时代及其影响——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论儒学与史学的关系——以儒学对实录体史书编纂的影响为例》，载《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新探》，《华中学术》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清实录〉世传版本考》，《明清论丛》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1年第1期转载。《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下）》，《紫禁城》2010年第9期。《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上）》，《紫禁城》2010年第8期。《突破围城（下）——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7期。《突破围城（上）——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6期。《滑向逸游：明宪宗与明孝宗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5期。《儒家伦理与皇帝私欲的冲突与折衷——明英宗与明代宗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0年第4期。《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明宣宗骄奢荒唐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3期。《新年共乐逢亨运，多寿惟惭祝眇躬——明宣德年间的宫廷节庆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2期。《红叶舞丹霜后落，青山如画马前看——明宣宗的效游和巡游》，《紫禁城》2010年第1期。《明实录所见登州的对外往来》，《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9年。《明代宫廷修书仪制考述》，《故宫学刊》总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朝回足清暇，抚景情更怡：明宣宗的宫廷游乐活动》，《紫禁城》2009年第12期。《闲暇琴书足自娱，每从周孔溯唐虞：宣宗的宫廷文艺娱乐》，《紫禁城》2009年第11期。《天理与人欲的动态平衡：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紫禁城》2009年第10期。《从心所欲不逾距：明成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9期。《围城里的陶醉：明太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8期。《〈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叠与分野》，《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9年第7期转载。《皇史宬尊藏〈清实录〉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论儒臣与宦官对明代皇帝娱乐的影响及较量》，《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清实录宫藏版本考》，《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湾），第40期，2008年。《利玛窦“送礼”初探》，（澳门）《文化杂志》2008年春季刊。《〈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长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从英法德意俄美汉译国名的演变看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认知过程》，载《语义的文化变迁》第145~17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五代实录修纂考》，《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唐五代实录修纂机构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6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让中华文明的特色更鲜明》，《社会科学报》（上海）2007年5月17日。《实录修撰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朱熹修纂〈宋高宗实录〉考论》，《朱子学刊》2006年第1辑（总第16辑），黄山书社2006年。《司马迁所创纪传体对实录体的影响》，《史记论丛》第三集《逐鹿中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从唐实录体裁看实录体的特征与地位》，《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宋钦宗实录〉的修纂与价值》，《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4期。《明代西器东传探研》，《兰州大学学报》2006第1期。《〈唐太宗实录〉的修纂及历史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1期。《明实录职官校正》，《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4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大明志书〉修纂及特点考论》，《明清安徽典籍研究》，黄山书社2005年。《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5年第9期转载。《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长江大学学报》2005年1期。《明至清中叶长江流域的西器东传》，《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谶谣：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社会学家茶座》总第7辑，2004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家建立新型君臣关系的尝试》，《历史文献论集》，崇文书局2003年。《试论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江汉论坛》2003年10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4年2期。《西器东传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2003年8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6期转载。《试析章学诚妇女观及对其史学观的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史学史研究》2003年3期。《〈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国民性改造运动”与中国民族旅游性格的重塑》，《人文论丛》200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试论直书与曲笔对明实录价值的影响》，《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明代起居注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修纂的影响——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与摩擦》，《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0年8期转载。《张舜徽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国学研究》，《求索》2001年第6期。《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以〈明实录〉的禁藏与流传为线索》，《学术月刊》2000年5期。《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旅游学刊》2000年3期。《明实录修纂程序述要》，《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1期。《略论中国传统旅游的人文精神》，《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明实录修纂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18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传统旅游的伦理特征》，《旅游学刊》1999年第4期。《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二翼》，《学术月刊》1999年3期。《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修纂考述》，《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明实录研究述略》，《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试论〈洪芳洲公文集〉的史料价值》，《洪芳洲研究论集》，台湾洪芳洲研究会1998年。《从宋明家庭经济的经营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8年第3期。《从明代城市功能的转变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初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1月专辑。《朱元璋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7年5期。《明实录体裁与体例研究》，《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会通思想及其历史回声》，《船山学刊》1997年1期。《明实录的版本与收藏》，《文献》1997年1期。《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7年第3期转载。《明实录主题思想及民族史料价值》，《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4期。《试论〈殷虚书契考释〉的方法和价值》，《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六辑）1995年10月。《大戴礼记经文校正》，《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从朱元璋的正统观看他对元蒙的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明实录人名校勘补遗》，《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燕山出版社1993年。《朱元璋偶像崇拜与政策走向》，《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谣谚与古代教育及科举》，《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2期。《史记人民性悖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3年第1期转载。《明实录地名校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明实录人名校勘》，《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燕山出版社1991年。《大戴礼记校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中华书局，1991年6月。《钱大昕史学思想钩沉》，《嘉定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又收入《钱大昕研究》论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0年第5期转载。《司马迁与郑樵的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史记不朽之迷——史记成功原因新探》，《古籍整理》1990年2期。《时代中心的史学》，《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89年第10期转载。《苏颂与史学》（与张三夕合作），《古籍整理》1988年第3期；后收入《苏颂研究文集》，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大戴礼记校正二十则》，《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不是211也不是985，中原文化艺术学院是在河南艺术职业学院基础上，整合中原工学院广播影视学院教育资源建设的一所公办独立本科艺术学院。是不是一本不知道，每个专业不一样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兹不赘言。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考察。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 ，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 。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契丹情况亦然），女真（满族）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很难将元朝汉化迟滞的责任归咎于忽必烈等某个帝王，它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中原文化艺术学院始建于2010年，河南重点建设艺术院校位于郑州新区中牟产业园区内，现占地面积980亩。学院将以文学、工学、管理学三个学科门类为支撑，设置文化艺术管理学院、人文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戏剧学院、戏曲学院、舞蹈学院、广播影视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动画艺术学院、文化传播技术学院、艺术职业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等13个学院，在校生规模将达1万人。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中原文化艺术学院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一所具有培养本科生、研究生能力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类大学。二本。不知道有没有变动。听说有些专业挺好。不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