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师职，大校军衔。相当于地方正厅级。
要看是什么国家的军队里。中国的军队 军长是省级，师长是地市级，团长是县处级，营长是乡科级。至于军区和军委的首长级别就不好确定了。
编辑部部长 官大
与集团军军长平级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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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向生（1912年－2002）,祖籍河南省濮阳甘露集，生于河南省济源县，曾用名史铸九。幼年入村塾，近10年。1931年考入济源县初级师范。1932年秋因原大寨“暴动”，学校被勒令停办。1933年春考入开封国学专修馆，1935年毕业。“一二九”前后，即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5月，史向生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任中共济源县委组织部长兼杜八联区委书记，后任县委书记。济源杜八联抗日自卫团建立后任副团长，参加开创建立杜八联根据地，发动和组织第一批抗日武装上阳城山参加八路军。杜八联成为这一带黄河的“河防保垒”。1938年10月，任沁（阳）济（源）温（县）孟（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1939年后任中共山西沁水县委书记、晋 城县委书记和晋（城）沁（水）阳（城）三县工委会书记。1940年5月，史向生调任中共太行区太南地委副书记，后又兼组织部长。1941年调任太行区五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42、1943年两次参加林县南部开辟新区工作，并任豫北工委会委员兼中共林县县委书记。1944年9月，史向生随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队渡过黄河，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恢复建立豫西地方党组织和进行政权建设，吸收培养地方干部，建立与发展地方抗日武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史向生随军南下到中原军区，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干部教导团政委。1946年4月奉中原局命令同其他同志一起带领一千多名伤病员、家属，艰苦地通过蒋管区到达华北解放区。后任中共太岳区四地委常委，并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1947年9月任中共伏牛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8年秋，任中共豫西区党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49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成立，史向生任省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52年又先后调任中共陕州地委、洛阳地委书记。同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农村工作部部长、省人民政府农委主任。1954年9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兼农委主任。1962年8月，调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64年秋到陕西省西乡县李家沟大队参加“四清”工作，任工作组组长。1965年8月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在“文化在革命”中，受到错误批斗。1970年调农林部工作，参与国务院《农村工作六十条》的修改工作。1978年史向生调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党委第一副书记、第二副院长。1979年8月调水利部任副部长、党组成员。1983年离休。
1906年10月25日，许涤新出生于揭阳县的棉湖镇(今属揭西县)的一个小学教师家庭。1920年在故乡兴道小学毕业。1921～1924年就读于揭阳榕江中学，在校时参加新学生社，开始受革命思想影响。毕业后在汕头市普宁旅汕小学任教。1925年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6月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文科预科班，并参与校内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组织领导工作。1927年，许涤新被中山大学开除，7月考上厦门大学，因无钱交学费，回故乡自学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对政治经济学开始产生浓厚兴趣。1928～1932年，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和上海劳动大学，研究《资本论》。1931年冬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任研究部副部长、宣传部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后，主编《社会现象》周刊。同年夏，担任中国文化总同盟秘书，后参加“文总”机关刊物《正路》的编辑工作。7月转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于1933年毕业。5月，经杜国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社联”常委、党团书记，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组织部长，常在《东方杂志》、《新中华》等刊物发表有关经济和国际问题的文章。1935年2月19日晚，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第3次大破坏，许涤新被国民政府逮捕，关进苏州陆军监狱。直至1937年国共合作了《战时中国经济轮廓》、《中国经济的道路》、《现代中国经济教程》等著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组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开展中共在经济界的统战工作。1946年5月，随中共代表团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工委财经委书记。同年秋，中共代表团撤离时，他被派往香港，任中共香港工委财经委书记，香港版《群众》周刊编委，创办香港《经济导报》，并组织了香港工商俱乐部，宣传中共的经济政策。撰写出版了《官僚资本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二卷。还创办了新侨公司、新联公司，以帮助解决驻港经费问题。1948年秋，兼任中共香港工委统战委员会书记，并以方潮声为名，任香港《大公报》副刊《经济生活》主编。1949年4月许涤新从香港到北平。5月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参加接管工作，历任上海市军管会财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工商处长(9月改市工商局，任局长)，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0月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并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以培养财经干部，投入打击投机和平稳市场物价的斗争。1950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1951年10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1952年底调北京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工商局长兼中共党组书记。1955年12月许涤新被中国科学院聘任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8年3月应对外文委邀请，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瑞士、苏联等国。1962年出版了《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1949～1957)》一书。1966～1976年间复读完了《资本论》，写下了45万字的笔记，又编写出《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一书(1979年出版)。1977年7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78年任副院长。1979年2月，许涤新撰写批判文章《论穷过渡》。1979年编著《百年心声》一书。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为汕头大学首任校长(1986年改任名誉校长)，并担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相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1983年4月被聘任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编辑委员会主任和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还先后出版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1986年8月～1987年，许涤新撰写了回忆录《风狂霜峭录》，并为上海党史资料写丁《马思南路的日日夜夜》一文。中共“八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和全国人大第一、三、五、六届代表，全国人大第五、六届常委会委员，曾列席参加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党的十三大开幕大会。1988年2月8日在北京医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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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位“李青山”在历史上也是实有其人的，电视剧主创人员虚构的只是他的名字。《西安事变》剧中的其他主要人物都“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唯独此人被隐去真姓名，这是因为电视剧主创人员们有难言的顾忌：此人在历史上曾是一个中共“叛徒”。这位“李青山”真名黎天才。据网上有关资料称：黎天才“原名李渤海，山东省蓬莱县人。1919年在山东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夏入北京大学读书。1923年由何孟雄、高君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直晋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团北京地委委员，并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后调山东工作。1925年调回北京仍参加铁路总工会工作，编辑《工人周刊》、《铁路年鉴》。同年秋调至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曾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长。1927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9月市委改组，任委员兼秘书处负责人。10月被捕叛变。……”由此可见，黎天才可谓中共老党员，职位也颇不低。关于黎天才的“被捕叛变”，南京青年干部管理学院教师罗建发表于2003年第3期《抗日战争研究》上的《西京兵变与共产党的“叛徒”——西安事变前后的黎天才》一文中有较完整的表述：“1927年夏秋以后，‘左’的组织方针和工作方式给北方党组织造成新的损失，黎天才也于是年秋被张作霖部逮捕。刚入狱黎便遭受双重意外：外面的同志关系不肯搭救他，胡鄂公与杨度等还弃他南下；里面同案的新任市委书记王某很快出卖了他。加之当局动用酷刑，黎天才招认了。因黎天才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市国民运动的报告，1。2万余字，为李大钊赏识，此报告后被北京当局编入李大钊案的所谓‘苏联阴谋文证’中，所以张作霖和杨宇霆识黎为人才，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训部任秘书兼宣传科长，从此他叛向奉系，替东北军效力。张学良继任后黎天才逐渐被重用，直到成为张倚重的心腹谋士。”不管是因“外面的同志关系不肯搭救”的刺激，还是受不得“当局动用酷刑”，反正黎天才没有做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且投入了被称为“最反动军阀”的奉系，“叛徒”的帽子他戴得并不冤枉。
1925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学习，迈出了他近70年革命征途的第一步。那时，黄埔军校云集了周恩来、恽代英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郭化若开始大量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郭化若毅然退出国民党，成为公开的共产党员。由于学习成绩优秀，爱才的蒋介石曾两次下令调郭化若去当参谋秘书，希望能把他拉到国民党那边去。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你郭化若天生是高参的命，不是毛泽东的高参，就可能是蒋介石的高参。”但是，郭化若认为蒋介石迟早是革命的敌人，所以他以“军人应当效命疆场”为托词予以坚决回绝。毕业后郭化若被委任为黄埔军校炮兵第二队代理队长，这是他军事生涯的第一个职务。1926年7月，郭化若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曾任北伐军某部炮兵连连长。战争中，他这个“小小的炮兵连长开始考虑战略、战役问题”，对交战双方的兵力布置、用兵之道潜心钻研，为终成一代军事理论大家奠定根基。1927年9月，在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变节分子纷纷脱党的情况下，郭化若在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附近赶上了南下的南昌起义部队，在朱德领导下艰难转战粤闽赣边境。期间，他对朱德和国民党追剿军周旋的游击战术印象深刻，并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思考。 1927年11月，郭化若赴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留学，直到1928年冬才回国。到了 1944年11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和副司令员徐向前代表中央军委同郭化若谈话，要他担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全面负责该校的组建工作。无疑，郭化若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留学苏联莫斯科炮兵专业，加上他又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中央派他来担任延安炮兵学校的校长，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郭化若在率领大家组建延安炮兵学校的过程中，除了谋划和运筹外，自己还身体力行，经常和大家一起加班加点，深得大家的赞扬和尊。炮兵学校组建工作进展迅速。从接受任务到延安炮兵学校宣布成立，只用了1个月，到完成招生、编队及开课准备工作，只用了3个月。1945年3月15日，延安炮兵学校在南泥湾陶宝峪开课，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在举行，到了8月1日才举办延安炮兵学校的开学典礼仪式，典礼上，朱德、叶剑英、肖劲光等首长出席并讲了话。校长：郭化若：政治委员：邱创成；副校长：匡裕民；教育长：李荫南；政治部主任：刘登瀛；训练部长：张志发；校务部长：朱光。 以及专职炮兵技术教员：郑新潮、沈毅、林千、吴振宇（朝鲜人）、李伟、殷鸿、助理：邵清廉（女）等全体教员，也都参加了开学典礼。1945年2月，延安炮兵学校开始正式编班，加上总部炮兵团的同志，一共编成了10个炮兵学员队，一个工兵科，一个迫击炮教导队。郑新潮、沈毅等教员主要讲述：射击技术、战术运用、火炮操作、侦察指挥、军马马术训练等。1945年3月15日，延安炮兵学校正式开课后，贺龙在听取了郭化若和炮校教员郑新潮、沈毅等对筹建工作的总体综合汇报后，赞扬地说：炮兵学校组建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凝聚着郭化若的心血。同时，也与郑新潮、沈毅等教员们和大家集体的力量是分不开的。1945年4月中旬，郭化若参加党的七大，并带领延安炮兵学校教员、干部到延安晋见毛主席，毛泽东在接见时，并勉励大家要努力学习炮兵专业知识，将来像种子一样到各部队去生根开花结果。由于过度劳累，没等到七大开完，郭化若就病倒了。此后，郭化若另有任用，没有再回到他一手创办的延安炮兵学校。郭化若一直心系炮兵学校，直至1979年9月，75岁的郭化若在北京--军事科学院经常与郑新潮谈起筹建延安炮兵学校的往事，他感慨地说：回顾组建延安炮兵学校是我一生中度过最愉快，最幸福的难忘时光。 1930年初，红4军撤离闽西，郭化若调任红4军军部参谋处处长，在毛泽东、朱德身边负责司令部的参谋工作和战斗文书起草工作。从那时起到1931年9月，他先后担任红1军团指挥部参谋处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中央军委第二局局长等职，一直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做参谋工作，参加了攻打福建上杭、湖南长沙等战斗及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等一系列战役战斗实践。在此过程中，郭化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战术思想。1931年3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在起草第二次反“围剿”通令时，提出了游击战的十项法则，即“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这样就使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更加具体化。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对于“十六字诀”要灵活运用，“这个战术本身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如果进攻之敌并非优势，并且情况已经明了，红军已有准备，则无先退后打之必要，自可代之以‘敌进我打’。驻止之敌也是一样，如果并非优势，情况已明，红军又已准备好，再加敌方尚无坚固工事与严密警戒，自然也应该打他，而不仅限于扰乱他。”此外，郭化若还参与创建了红军第一支工兵队和无线电队。那是1930年9月，在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回师江西途经安源时，毛泽东要郭化若带机关的一些同志深入、矿工中做工作。他发现很多报名参军的工人会爆破，并可以搞到很多炸药，他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朱德作了汇报，毛泽东、朱德立即决定由郭化若负责组建一个工兵队。于是红军第一个工兵队诞生了，它编在直属队，由郭化若负责。随后，在攻打江西吉安的战斗中，这支工兵队初露锋芒，在架设云梯、炸敌碉堡中起了重要作用。年底，龙冈战斗结束后，缴获的无线电台和俘虏送到郭化若所在的参谋处。开始，这些人员都很害怕，连真实姓名都不敢说，郭化若，个个地找他们谈话，宣传党的政策，希望他们留下来为红军服务。经过做工作，王诤等10名人员都愿意加入红军行列。后来，郭化若以这些人员为骨干于1931年5月成立一个无线电队，为其制定了一系列保密措施，建立了红军独特的无线电通讯制度。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开幕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红色中华通讯社时，郭化若取名的《参考消息》创刊号面世，其初衷是给党政军领导“参考”之用，以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天，可以告慰郭化若的是，由他命名的《参考消息》已经成为中国报纸销售量的龙头老大。从1931年9月起，由于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郭化若开始遭到王明路线的排挤和打击，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调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离开了红一方面军。1932年7月，他更被左倾路线领导人解除一切领导职务，转到江西瑞金红军学校任教员。刚到红校，他又在大会上被宣布开除党籍，后来才知道，是被扣上了莫须有的“托派”罪名。但是，当时的红校校长何长工并没有对郭化若冷眼相看，而是把他当做教学骨干。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成立后，郭化若又被任命为红大的总教官，先后教过防空、参谋业务、炮兵设计等课程，后来又专门负责红大高级指挥科的教学，还几次被学员推荐为模范教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红军大学和其他3所红军学校合并组成了红军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负责保护董必武、徐特立等老同志随军北上。由于陈赓的信任和赏识，郭化若出任干部团司令部作战科长。出发时，郭化若脚后跟正患溃疡，走不多远就化脓，直到遵义会议后才稍有好转。但是，身为作战科长，每当别的同志宿营休息时，他却要忙着号房子、写宿营报告、找向导、调查第二天的行军路线，工作量大大超过常人。有人说“长征全靠两条腿”，但由于脚后跟长期溃疡，郭化若深有感触地说过“我只能全靠一颗心”！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同时成立，郭化若担任训练处长。在简陋的条件下，郭化若参与收集、编写教材，制定教育纲要，改革训练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其后，他又历任红军教导师参谋长、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训练处长、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教育长，主要从事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郭化若多次致信毛泽东，汇报自己的工作、身体情况，并表示希望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7年6月4日，毛泽东在百忙中复信慰勉郭化若：“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绩，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与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同年7月，备受鼓舞的郭化若又一次致信毛泽东，提出了《关于部队军事教育的一点意见》，指出应重视军事教材的编写和军事教员的选拔。毛泽东阅后回信，表示以后“仍请你对军事教育作我的顾问”。很显然，郭化若这位高参在毛泽东心目中有相当分量。9月至12月初，在毛泽东亲自安排下，郭化若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第五班学习，同班同学有黄华、陈少敏、罗炳辉、赖传珠等。郭化若既是学员，又当教员：他和罗炳辉两人讲授“游击战争”课程。郭化若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教学活动给校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的高参的确不简单”。1938年7月12日，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郭化若恢复了党籍，背了7年的沉重历史包袱终于卸下来了，干革命的劲更足了。军委一局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作战局，下设作战、情报、机要、管理4个科。郭化若出任此一要职，可见毛泽东对他的器重。除了准确掌握全国各战略区的情况、起草各种作战文电之外，郭化若还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创办与负责主编《八路军军政杂志》，这是八路军办的第一本机关刊物。此外，他还要机要科保存好毛泽东起草的文电稿。1938年夏，国统区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陶汉章的《游击战术纲要》一书，书后附录了4篇短文：林彪的《抗战经验》、刘伯承的《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战术的应用》、萧克的《论平地游击战》和郭化若的《游击战争战术上的基本方针》。从这时起，郭化若开始引起国民党军事部门的注意。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中央军委在延安抗日军政次学开办了第一期参谋训练队，共有学员130余人。为表重视，毛泽东特派郭化若主授“战略学”课程，并对希望他主授“战略学”课的训练班负责人说：“你们放心，郭化若授得不亚于我。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损兵折将，但对中共持久抗战、游击弱敌的建议就是听不进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对国民党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从1937年底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郭化若开始学习、宣传古兵法，主要目的是向国民党军官做宣传，帮助他们认识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必要性。郭化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赤壁之战及其对民族战争的启示》、《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等文章，以古鉴今地指出“团结存、分裂亡”的道理，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1939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又专就研究、宣传《孙子兵法》对郭化若作了具体指示：“要为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要精虑《孙子》中优美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同年底，郭化若写出了约4万多字的《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让他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专门讲演，后又全文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 郭化若此篇军事论文影响甚大。有一次，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在毛泽东住所对郭化若说，“有些国民党军官向我打听写《孙子》文章的郭化若何许人也？和郭沫若是不是兄弟？我答：他是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高参。他和郭沫若先生没有亲戚关系，但他在中国军事理论界的地位应该和郭沫若先生在革命文学上的地位相当。”从此以后，郭化若的名字就与《孙子兵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始终没有停止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而且不断有新作问世。解放战争初期，他就利用战斗间隙，用白话文翻译《孙子兵法》。1957年7月，《新编今译孙子兵法》隆重出版，毛泽东知道后欣喜地说：“古有《孙子》，今有郭子。”1984年9月，郭化若又推出了力作《孙子译注》。1992年4月，当坐落于山东省惠民县城文化区内的孙子故园第一期工程竣工并对外开放时，“一腔孙子情结”的郭化若欣然为坐落在乐安湖北岸孙子文化广场中心的孙子塑像底座正面题词：“兵圣孙武”。此外，郭化若还研究过三国时诸葛亮的军事思想，著有《孔明兵法之一斑》等文。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在延安马列学院开始演讲《论持久战》，听讲的总共不到50人，其中就有郭化若。毛泽东共讲了五六次，用“军事辩证法”分析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之后，郭化若开始深入思考如何阐述毛泽东在演讲中运用的“军事辩证法”思想。1940年8月，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郭化若以自己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等军事著述的深入思考为主线，作了题为《军事辩证法》的报告。1941年春，《八路军军政杂志》以《军事辩证法之一斑》为题发表在该刊第三卷第一、三、四期上。毛泽东阅后大喜，指出：“用唯物辩证法来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1949年12月，上海新群出版社以《军事辩证法》为书名编辑出版。“这部论著是自毛泽东提出‘军事辩证法’的概念之后，最早的一部军事辩证法理论专著”，因此，郭化若被誉为“军队里第一个研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人”。 1941年秋，郭化若奉命离开了军委一局，又回到了军事教育工作岗位上，从事军队院校的教学工作直到抗战结束，历任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延安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教育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在整个抗战期间，郭化若以笔为枪，著述颇丰，除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日本的速胜论为什么必将失败》、《在技术贫乏人力优越条件下的运动战》、《防御战斗》等大量军事论著和《教学法》、《炮兵科军事教育的教授法》等军事教育论文，以及《抗日的步兵战术问答》等多部军事教材。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作为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的著作、文章几乎都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或战备、或战役、或战术层次的阐述”。1946年6月6日，在国民党策划的大规模内战已迫在眉睫之际，郭化若带着妻儿离开了生活、战斗近10年的延安。7月初，辗转几千里到达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他被任命为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张光中，政委傅秋涛）兼人民武装部部长，分管作战、后勤、民兵等方面的工作。鲁南是山东的前沿，在国民党反共内战中首当其冲，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在迎接郭化若时，原新四军名将傅秋涛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八年抗战，你一直都在毛主席身边。现在主席把你这位高参派到鲁南，可见主席对鲁南的关注，这是我们鲁南军民的光荣广到职后，郭化若根据领导民兵工作的体会，提出在民兵中开展立功运动，这对鼓舞民兵队伍士气起了重要作用，被毛泽东称为“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1947年8月，郭化若赶赴华东野战军6纵就任副司令员。到6纵后，郭化若协助王必成打的第一仗是沙土集战役。在兄弟部队协同作战下，最终以全歼敌五十七师、生俘该师中将师长段霖茂而告胜。战役胜利后，王必成不无得意地说：“化若同志，你是主席的高参，委屈你也给我参谋参谋吧!”于是，郭化若毫不客气，对团以上干部指出了部队当时存在的一些不足：通讯联络不畅，未能按原定时间到达预定地点，影响了协同作战；战术技术上墨守成规，遇到鹿砦等障碍物时只会用手清除，既延误时间又增加了伤亡；战术上不善于组织火力掩护突击，进攻队形过于密集，增加了不必要的伤亡等等。王必成等听了，都深受震动，郭化若讲的这些确实是一语中的。会后，大家私下里对郭化若都竖起了大拇指，认为这位郭副司令员果然名不虚传。1948年3月中旬，6纵在粟裕率领下到达黄河北岸，进入相对安定的濮阳地区进行休整。对6纵的整军运动，郭化若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华野有两大问题值得忧虑，一是部队居功骄傲，二是本位主义比较严重。针对这些情况，郭化若在与纵队其他领导共同研究后，决定在部队开展普遍深入的教育，向干部战士指出目前部队存在的这些不良倾向的危害性，同时广泛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8月，王必成、郭化若率领6纵全程参加了豫东战役，这是解放军决胜中原的一次较大规模战役，攻克了中原重镇开封，歼敌1个兵团部、2个整编师师部、4个正规旅。此战胜利，改变了中原战场的战略态势，敌人在中原战场已完全失去了对解放军进行战役性进攻的能力。在整个豫东战役中，6纵先后经历了20余次战斗，战绩不小，但教训很多。郭化若作了题为《从六纵队豫东战役作战看今后战术改进的几个问题》的总结报告，详细总结了大规模平原村落攻坚战的经验，在内容上紧紧扣住了毛泽东刚刚发表的《十大军事原则》，使得这次总结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对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阐发和注释。王必成高兴地说：“有郭化若在，我们六纵才能真正必成啊！”8月，郭化若调到华野4纵担任政委兼党委书记。郭化若到职不久，著名的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陶勇、郭化若率领4纵围歼黄伯韬兵团，干净利落地配合兄弟部队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11月23日，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战役中，陶勇、郭化若统一指挥6纵、1纵、12纵组成东路阻击集团，配合友邻部队坚决阻击徐州南援之敌，随后又协同各兄弟部队合围杜聿明集团，获得了巨大成果。1949年1月，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俘虏了杜聿明本人。当这个黄埔一期的学长被押送到他的师弟——黄埔四期的郭化若面前时，开始还摆出一副骄横高傲、不肯认输的姿态。在听说此人就是毛泽东的军事高参、写《孙子》文章的郭化若后，杜才惶愧不安地低下头来。 1958年春，全军正式开展编写战史工作，南京军区的战史编写工作由郭化若负责。对这项工作，他乐此不疲，用他的话说就是“从南京干到北京”：无论是担任南京军区领导，还是调任军事科学院教育长、副院长，他都认为战史研究是军事学术研究的基石。为此，尽管有十年动乱的纷扰，他仍把自己后半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封了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工作中。1982年初，郭化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对军事科研痴心不改，写下了一大批军史文章。进入新时期后，郭化若老骥伏枥，在担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名誉会长之余，领导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大辞典》等著作，为中国的军史研究开创了先河。与此同时，他整理出版了《新教育教学法》、《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郭化若书法集》、《郭化若诗词墨迹选》、《郭化若回忆录》等著作。 1995年11月26日4时14分，一代红色儒将、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走完了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光辉历程，享年91岁。
国家历史文史精华不建议看杂志，杂志毕竟是一种快餐式的东西，营养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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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上将为我军现行军衔制中陆军最高军衔、军衔条例规定，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一律授予陆军上将军衔。陆军上将还是正大军区职军官的主要军衔。正大军区职包括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后勤部部长、政委、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等。 \r\n 陆军中将是副大军区职军官的主要军衔。副大军区职包括总后勤部副部长、副政委，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及其他副大军区职军官。此外，陆军中将还是正大军区职和正军职军官的辅助军衔。 \r\n 陆军少将为陆军正军职和副军职军官的主要军衔。其中正军职包括集团军军长、政委，省军区和军级警备区司令员、政委及其他正军职军官；副军职包括集团军副军长、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及其他副军职军官。此外，陆军少将还是副大军区职和正师职军官的辅助军衔。 \r\n 陆军大校为陆军正职师军官的主要军衔。此外，它还是陆军副军职军官和副师职（正旅职）军官的辅助军衔 \r\n 陆军上校为陆军副师职（正旅职）军官和正团职（副旅职）军官的主要军衔。 \r\n 陆军中校为陆军副团职军官的主要军衔。此外，它还是陆军正团职（副旅职）军官和正营职军官的辅助军衔 \r\n 陆军少校为陆军正营职军官的主要军衔。此外，它还是陆军副团职军官和副营职军官的辅助军衔。 \r\n 陆军上尉为陆军副营职军正连职军官的主要军衔。此外，它还是陆军副连职军官的辅助军衔 \r\n 陆军中尉为陆军副连职军官的主要军衔。此外，它还是陆军正排职军官的辅助军衔。 \r\n 陆军少尉为陆军正排职军官的主要军衔。此外，它还是陆军副排职军官的辅助军衔。 \r\n 在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我军为配合军队人员的复员专业工作和地方政府干部的匮乏,曾提出过对应级别的政府职务,并不与军衔制挂钩,而是与军队职务挂钩,例如:正团职相当于地方的县处级，正师级相当于地方的地厅级，正军级相当于省部级现在已经不再使用
报社里的总编室主任，级别是中层干部正职。具体是什么职级，要看报社的行政职级。在我国，报社的行政职级分为中央级、省级（含副省级城市）、地市级等等。中央级报社的总编室主任是正厅级；省级报社（含副省级城市报社）的总编室主任是正处级；地市级报社的总编室主任是正科级。报社总编室主任是重要业务岗位。其职责是在总编辑和副总编辑领导下，全面负责本报的编务工作，通常是报社编委会成员。报社的最高领导是社长（通常兼任党委书记），以下分别是总编辑、总经理、副总编辑、各部门主任、副主任、编辑记者、印务及后勤部门职工。
没有部长，只有主任或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