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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的动物，在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猎豹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猎豹，也被称为狩猎leapard）。猎豹的身体约2米（从鼻子到尾巴末端），肩到地面，有一米多高，体重高达100磅。 猎豹冲刺短距离常做的捕捉猎物，当其全力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112公里（70英里每小时），几乎快过一个孩子。 猎豹保护基金会（猎豹保护基金会）及“猎豹点”网页的猎豹进一步讨论。 最快的鱼游上游最快的鱼在世界上，是在一个全球分布式温暖的马林鱼（枪鱼，旗鱼或者说），这是一个很长的针状的吻和航行背鳍著名，是人们喜爱的捕鱼。据估计，每小时的游泳速度（60英里），最快的人比起来要96公里游快10倍。 最小马林鱼称为白枪鱼，长度约1米，体重60磅。最大的马林鱼叫黑马林鱼高达4米长，重1560磅。 飞行最快的鸟飞鸟最快的当推游隼（游隼）。猎鹰级车道精简，翼尖和窄，一条长长的尾巴。 最快的鸟：鸵鸟72公里/时。巴布亚企鹅，4公里每小时：世界上最快的鸟游泳他最好的鸟类。 翼展最宽鸟：漂泊信天翁，63米最大的鸟：生活在非洲东南部柯利鸟，翼长56米，体重约18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谁可以飞的重量。 最重的鸟类大鸨，男重达18公斤。 最小猛禽：婆罗洲隼，长150mm厘米，体重35克。 最大的鸟类羽毛：天鹅，超过25,000。 鸟的羽毛最少：蜂鸟，不足1000 最长的鸟类羽毛：天堂李娟的尾巴是两倍以上的车身长度。鸟类寿命最长：很多鸟在长寿，如大型海鸟的平均寿命信天翁50到60年的，大的鹦鹉可以活到大约100年。在利物浦有一个名为“杰米”亚马逊鹦鹉的人，生于1870年12月3日，于1975年11月5日，在104岁的时候，不愧为鸟QUOT的;？老寿星“生命最长的带状鸟：王信天翁，60年的寿命最长笼中鸟：葵花凤头鹦鹉80年代飞得最快的鸟：尾雨燕平时飞行的技巧170千米/小时，最高可达5公里每小时最快的时间，被称为冲刺速度最快的鸟最快的飞鸟速度：游隼的俯冲捕捉猎物能够达到180公里每小时最快的鸟在平飞：欧洲羽绒，76公里每小时最慢的飞鸟：山鹬8公里/小时，鸟的翅膀最高频率：角度蜂鸟，90次/秒最慢的频率鸟的翅膀：大秃鹫，滑翔飞行小时不扑最长的鸟类：CONCACAF金鸻到90 km / h提速飞行35小时，跨越最高飞鸟海上2000多公里天鹅和喜马拉雅秃鹫是最高的飞行鸟类飞越世界屋脊可以──珠穆朗玛峰9000米以上的高度，否则可能会打被杀最远的飞鸟陡峭的冰崖：北极燕鸥鸟飞翔的小鸟最远它中等身体，习惯了生活在这一天，他们被称为“天。鸟。 “当夜幕降临时，当南极，北极将远飞，由于白天和晚上的极性相反，当北极只是一天每年6月在北极地区”生儿育女“的八月率领”孩子“向南迁移，飞行路线穿过地球运行，在南极附近十二月到达，一直住到三月上旬，明年将再次路北每年北极燕鸥的两极之间旅行，飞行距离超过40000公里因为它生活在阳光并不总是落在那里的人们也称它为最凶猛的鸟“天鸟”：生活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安第斯秃鹰的悬崖，高达的车身长度之间2米，两翼展开可达3米。它具有很强的与“嘴”和锋利的爪子弯勾，设计，吃活的动物，不仅吃鹿，羊，兔等小动物，甚至是美洲狮等大型掠夺性哺乳动物，所以有“狮子吃鸟”和“王的鸟”的称号。 最长的尾羽鸟：发展成一条长长的尾巴鸡日本的人工杂交，尾巴的长度是非常惊人的，一般可达67米长，最长的在1974年记录为一个品种，为5米。如果站在大楼的四楼阳台，其底楼的尾巴，你总是可以拖地，因此，世界上最长的鸟类羽毛。男性和女性的体重最大的鸟类之间的差别：生活在欧亚大陆北部大鸨在雌雄鸟的最大重量的差异，男性体重11至12公斤，而女性只有56公斤。 口峰值最长的鸟：生活在南美洲是嘴巨嘴鸟高峰鸟嘴里的最长长度约一米的高峰，很奇怪。 最长喙：澳洲鹈鹕，长47厘米。 最宽喙：鲸头鹳，宽12公分。大多数鸟类学习单词：非洲灰鹦鹉，学超过800字。龙鸣鸟被主人：湿地苇莺，模仿60余种鸟类。 最复杂的窝：非洲编织燕窝，它也是最大的公共巢穴，有超过300巢室。 最大的窝：白头鹰的巢，长6米，宽9米。所以 - 跑的最快的陆地动物是“猎豹”
“我至今也不明白，对于这种无所不在的侵犯性与破坏性，我们竟然没有给它一个适当的位置”——佛洛伊德 一近日来，新闻上频频出现虐杀动物的事件，而且不是个别的案例，个别的人。 有在镜头前上一刻还把小猫微笑着在怀里抚摸着，下一刻对着镜头一边微笑着一边用高跟鞋把猫头像灯泡一样踩碎的白领丽人；有在大学图书馆当着几百人的面一脚将小猫踢得七窍流血的暴力男，也有在最高学府中晚上偷偷用剪刀把小猫的眼睛捅瞎后弃于垃圾中白天又一副沉默不忍文质彬彬的研究生。 虐杀动物的现象已经开始暗流涌动，登上互联网，虐杀动物的网站已如雨后春笋，各种形形色色的照片光碟的制作销售传播已经形成产业，如果你留心的话当下流行的不是周末去群交，而是周末结伴去虐杀。 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虐杀动物的人不再限于那些为了追求暴利而虐杀动物的屠夫们。爆出一个又一个“血案”的恰恰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精英”们，他们反而成了虐杀动物的党卫队主力军。这些人并不是发生了干旱不吃动物就会饿死非洲饥民，生活在蛮荒时代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如果是这样那还可以理解，至少他们是因为生存而不得不为之。然而这些人并不愁温饱，甚至收入不错，他们也不像凶残成性的嗜血者，个个受过高等教育，知书达礼。 受过高等教育而又彬彬有礼的一群人却做出了令人发指的事情，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些惨死的动物发生了什麽，而是虐杀动物的这些人到底发生了什麽？ 二 对于这些残忍的“嗜血者”们仅仅从道德上进行批判已经不够了，当他们第一次残忍的露出微笑时，热爱生命、慈悲之心等本能的良知对他们已经不再起作用。 在弗洛姆的《人类破坏性剖析》中有这么一个例子：有一个年轻人，他把狗带到小巷里，用刀杀它们，“只是为了好玩。”，他强调的说：“现在我想我用刀子戮到这些狗身上的时候，它们尝到了滋味。” 这就是虐待症的一个典型案例。他在想象这些狗在承受痛苦时所尝到的滋味，想象同时给他带来刺激，带来快感。他的快感是建立在弱小者痛苦的基础上的。有虐待性格的人有着典型的特征。其中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切活的东西都是可以让他来控制的――活的生命被他变成了活的、颤动的、心脏跳动的控制对象” 虐待性格的人就是要控制生命，在不断折磨生命的过程中窒息生命。 他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只有无助的人才会激起他的虐待欲，他不会想要虐待强者”，“那些没有力量的人，不想反击的人，他就轻视，想控制他们”。 可见这些虐杀动物者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杀死这些动物，而是要把这些弱小到不能反抗的动物抓在手中。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杀死这些动物，否则也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只一下子就可以干净痛快的杀死它们，可见他们的重点在于控制住这些弱小者的生命，当这些动物在虐待中慢慢死去的时候，这些人的快感才被慢慢激发起来。 惩罚一个生命莫过于夺取他的生命的权力，而虐待症性格的人的快感就建立在那种慢慢夺取弱小者的生命的过程中，所享受到的一种权力和刺激的感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与强大，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才享受到刺激与快感。 三 虐杀动物是一种极为残忍的行为，且对社会本身来说也是一块肿瘤，任其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危害到人类自身。 当然，他们只是杀死了几个畜生，事情是否严重到了这般地步，这样讲是不是也太危言耸听了吧？ 其实一点都没有，虐杀同吸毒一样都会上瘾的，并且都是越陷越深，一发不可收拾。 心理学上提到过人类的的生活除了生理的需要外还有精神的需要，人的精神在不断的刺激下才会产生驱动力，不断的的生活下去。就是说我们生活下去是因为我们有生活的欲望，人生的理想，奋斗的目标，正是不断的正面的或负面的刺激让我们不断的保持或改变自己的心愿，让我有自己存在下去的理由。 然而，人们存在下去的理由有很多种，这和我们的精神所受到的刺激有着直接的关系。刺激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纯的刺激，一种是启发性的刺激。 大家或许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欣赏一个自己喜爱的作品时，如听一遍《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读一首唐诗，品味一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时，念了又念听了又听好像永远不会厌倦。它们使我们心情愉悦，内心敏锐起来。这就是启发性刺激，它使我们的精神更加专注，宁静，对将来充满着好奇，爱与信心。当你读一遍廉价的小说，或看了一部纯粹活塞动作的A片后，你不会再看第二遍，因为在看第二遍之前你已经厌倦的睡着了。因为这些是属于对于你的感官的单纯的刺激，这种刺激所带来的只有厌倦。现代社会的生活，几乎完全是依靠这种单纯的刺激运作的，速食的的文化，电影、电视、报纸、杂志都是这些刺激的媒介。这就是为什么几天还新鲜流行的服装，一两年后就变得无人问津令人厌倦，于是市场就得不断的推陈出新，给人们不断带来新的刺激。为什麽会有一夜情，群交俱乐部，就是因为不断的交换性伴侣才能不断的带来兴奋。 当某些人由于成长的原因或者教育的问题，他们所成长的动力出了偏差，他们就变得麻木不仁起来。如果人的内心因为启发性的刺激而成长，就会通过一种对内心的挖掘而产生源源不断的爱，兴趣与理想，这样的人的内心生活就充满了力量。 弗洛姆说爱是一种能力，是一种艺术，那么如果内心没有爱的话会怎么样呢？ 其实社会表面生活中，内心残缺的人和正常的人并无特别之处，他们显得聪明冷静甚至显得非常理智。但这只是表面的外壳，当他们需要表现的很热情的时候，反而让别人感到很虚假。在他们精致的社会外壳下面，这些的心灵残缺的内心里充满着厌倦与冷漠。 当不需掩饰内心时，他们显得自私贪婪和残忍。他们需要不断的从外界寻找刺激。最初吸引他们的的黄色小说凶杀影片很快就不足以给他们带来刺激，他们需要更强烈的刺激，比如虐杀动物，伤害别人才能给冷漠麻木的内心带来一点感觉。 虐杀和破坏的限度也是需要不断的升级，才能满足这些人内心的不断的厌倦。当别的生命受到伤害，鲜血流了出来，他们就会感到自己的存在。 还是刚才提到那个杀狗的年轻人他“袖子藏带着刀上街，当行人走过时，我就戮他们。”他看到被害者脸上的痛苦的表情，觉得快乐。就像他杀狗的时候是为了好玩，伤人的时候又是为了快乐，那么当这些所谓的“快乐”与“好玩”不能够满足他时，他又会做什麽呢？ 这个男孩说，有一次他在树林里砍木头时，他的老师与老师的妻子也在，他看到老师的妻子独自站在哪儿，他感到极力想把斧头插在她的头上。 这就是当虐杀动物不能够满足这些残缺心灵的下一步可能的结果。正如同吸毒一样，这些冷漠的内心不断需要新的刺激，这也是使他们生活下去的驱动力之一。同样的当某些杀人狂魔开始杀了第一个人时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杀下去，这让他们成瘾了。 四虐杀动物的人群们内心已经开始残缺了，他们扭曲的心灵越来越需要更强的刺激。今天他们，还蹲在在街角偷偷虐杀的那些不能还手的弱小的动物，明天他们会站起身来，将目光投进身边的人群。让我们回顾一下身边的人群，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你会认为与自己朝夕相处温柔的白领丽人，埋头读书的大学生或温文尔雅的研究生会是这么一个狠心肠的虐杀动物者吗？你会想到刚刚还和自己讨论工作的同事一转脸就会将一只小猫的脑壳踩的粉碎，刚刚还和你称兄道弟的同学会在周末拿着一根铁棒，狠狠挥向一只正在垃圾堆里觅食的小狗的脑袋。 那你是否相信他们今天虐杀的对象是动物，明天的受害者可能就是你？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西方社会是中国社会将来的投影，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超级杀人犯是怎么样表演的。英国医生克里斯•伯德涉嫌谋杀自己的病人，由法官珍妮•史密斯率领的一个调查小组对与希普曼有关的800起病人死亡事件进行了深入调查，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希普曼在30年的行医生涯中有意杀死了297人。 希普曼杀人之多、手段之高明、隐藏时间之长令英伦三岛震惊。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希普曼极端的“谨慎和细致”，希普曼总是将病重和社会关系简单的病人作为猎杀对象。而且每次作案后，他总是采取一切办法，修改其病例，使病人的被害成为“正常。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残暴的人。希普曼医生已婚，育有四个子女。尽管人到中年，可是面相苍老，一头花白的头发，一脸白色的络腮胡子，让人们觉得和蔼、稳重，是一位有经验的大夫，一直十分受人尊敬。 至今还没有人发现这位医生杀人的动机，这位冷静理智的医生动机超出人们推测的正常范围。但正如侦探破案的逻辑推理，不符合常理的事件的背后必定隐藏着的是一个让这个医生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 有虐待症性格的人看起来和正常人并无区别，比如前面提到那个年轻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纯洁可爱，第一眼看到他人不会相信他曾经做过那么多凶残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吗，某天晚上，你身边的人突然向你露出了真面目，而这也就是死神挥起黑色的镰刀砍向你的脖颈的时候，你的眼睛至死还不能相信到底发生了什麽。如果上述情景是一出恐怖电影的话，你或许都会吓得闭上眼睛甚至惊声尖叫起来，那么如果这竟然是血淋淋的现实，你是否会觉得现实像噩梦一样恐怖，比地狱还可怕。 如果这个医生杀人的事情不过是唯一的一个特例，并且像中六合彩一样那么幸运的被人发现的话，那么我们会讲这件事纯属巧合，但如果说这是一群冷漠的虐待症末期患者的一次偶然失手的话，逻辑上也不能否认这种可能。世界上的事情并没有所谓绝对的真相，通常的人们看到只是浮出水面的一角冰山，而藏在水面下那巨大的冰体又往往被人忽略。 只需要往鱼塘里放一条黑鱼，用不多久，池塘里的鱼就会被这条嗜血的鱼吃个干净，如果放进池塘里的黑鱼不是一条而是一群，那么这个池塘不知又是怎么一个热闹法。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里已经暗暗成长出了一个以虐杀动物为乐，鲜血和死亡是他们的兴奋剂的群体，并且虐杀动物并不是事情发展的终极，这或许只是一个过程。就从这一个台阶开始，他们内心的欲望迅速的膨胀，对于正常生活的厌倦，对于刺激和兴奋的渴望让他们欲罢不能。一声高过一声濒死前的惨叫，一滩浓过一滩粘稠散发着腥味的鲜血，带给他们的是再也戒不掉的“毒瘾”，再往下面走就是一条深不见底通向地狱的陷阱。 五 在农夫看到今年收成不好时，不要埋怨去年撒了一茬劣种，应该看看他照料的农田是否肥沃，他是否一直施肥、除草、杀虫。当我们的社会出现越来越的虐杀动物的“血案”，在谴责那些残忍嗜血的凶手之前，不如反省一下这到底是什麽原因造成了这个恶果，是他们成长的家庭，还是更广阔的社会？ 最表面的问题就是目前还没有立法禁止或处罚虐杀动物者，虽然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都这样做了。在美国即使是你在教训自己的狗不要随地大小便时，请小心你的棍子，狗儿不满的叫声可能会招致邻居同情的报警，而下一步你就要面临法庭的传唤。而意大利议会甚至颁布了一部针对虐待动物和遗弃动物的法律，根据新颁布法律规定，遗弃猫和狗的人，将会判一年监禁，另交罚款1万欧元。新加坡的农粮局会根据居民投诉阉割流浪的动物，使它们避免因过度繁殖而找来杀身之祸。 在保护动物的国家里，像猫与狗并不是随便的宠物，它们正式的名字是伴侣动物。这并不是文字游戏，一词之差却可以显示出不同的人看待动物的态度。人们如何对待动物的态度也就是人们如何对待生命的态度。生命无论强弱都是应该是平等且受到尊重的。但在我们个个城市的角落里，每天被遗弃的猫狗不可计数，它们怀着对人类的疑惑与恐惧在垃圾堆的游荡，它们的命运将是被虐杀或捕捉。被捕捉的“伴侣动物”们被装车运往城市的某个角落，在那里成笼的猫狗被堆放在餐馆的后院，在凄惨的嚎叫中，即将埋葬的它们将是老饕们的肠肚。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现在我们可以再加一句：“众人不仁，以弱者为刍狗”。在现代某些人的内心里又何尝不是欺软怕硬、以强凌弱的态度呢。 保护动物立法虽然可以起到警戒作用，但并不能根治这个问题，病根是出在人的内心。 一个小孩子和别人打架回家之后，父母不再冷静的问出事情发展的原因，头一句话就是有没有吃亏，下一句就是一定要跟人家拼跟人家抢，抢不过打不过就是脓包废物。再大一点就是价值观教育，什麽都不重要就是钱重要，有钱了做什麽都行，没钱了做什麽都不能。有这么一个小学生，他在学校的作文里面提到自己长大以后要做小偷，因为小偷可以偷很多很多的钱。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人内心里自然只有金钱和自私，没有真诚和仁爱。当一个人的内心没有爱的时候，他心里充满的只能是爱的反面 － 恨、自私、冷漠。 爱的教育在人的最初的阶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并非宗教宣传的表面工夫，恰恰相反，这是人内心发展核心和成长最重要的推动力。如果一个孩子学不会爱，他就学会了爱的反面。在一个不会爱的人的眼中，这个世界自然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只有强者才能要什么有什么，弱者就是受强者欺负，活该他们不能够生存。在以这样一种世界观的人的眼里，强者欺负弱者就变成了天经地义，物竞天择的生存法则。那么以此类推，只是杀几只小猫小狗就是它们该死，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 圣经上说要像爱你自己一样爱自己的邻人，可不会爱的人连自己都不爱，他会爱自己的邻人吗？当这个人正在虐杀小猫小狗津津有味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的邻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吗？ 当一个人从小受的家庭教育，身边发生的事情，周围每个人的想法，社会上各种不良的现象都在持续的对他产生负面的影响的时候，你能说庄稼长不好是怪撒下的都是粗劣的种子吗？俗语说“身病好治，心病难医”，虐杀动物是人内心的一颗肿瘤，是社会肌体组成细胞病变的征兆。如果医生找不出病变的原因、病变的根源，或者不能够根据病因病源痛下针贬的话，下一刻，肿瘤就会变成毒瘤、癌症，扩散到整个躯体去。 （本文多处引用了弗洛姆的《人类破坏性剖析》的观点与例子，原文来自猫扑）
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 如所周知，「枢轴时代」（Axial Age, 800-200 B C）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40年代末期提出的观念。他指出在那个时代，古代旧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地区，西从东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华北，南至印度的恒河流域，都曾同时产生了思想与文化的突破。在他原来的构想中，中亚古波斯祆教（Zoroastrianism）的出现也是包括在「枢轴时代」的文化突破 ，不过近年来学界对祆教是否开始於那个时代，已有怀疑与争议。但是即使把古波斯文明除外，我们仍然可以说，世界三个主要文明，西方、中国与印度，在它们早期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 这篇文章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对历来有关「枢轴时代」的认识与研究，作一些大略的检讨，更重要的是：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对这时代的历史意义提出一些个人初步的看法。 一 西方学界对「枢轴时代」的看法 西方学界第一次注意到「枢轴时代」这个历史现象是十九世纪初叶。当时，法国的东方学家亚贝尔─雷慕沙（J P Abel-Remusar）已注意到公元前一千年间，在古代东西几个主要文明的区域 ，大约同时发生空前的思想跃进。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学者拉苏斯（Lasaulx）在他的论著 已经把这个现象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去反思。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个文化历史现象，虽迭有讨论，到今天，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仍未给予这现象应有的重视，推究起来，大约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承袭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一向是从西方中心的思想架构去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自然很难看到非西方地区（如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思想跃进有何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影响，韦伯（Max Weber）所代表的学术传承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如所周知，韦伯对非西方世界几个主要地区的文化发展，曾著有一系列比较文化研究，但是因为他的思想架构是建筑在西方文明特殊发展出来的理性观念上，他虽然对中国与印度传统文化都有专著，却并未重视这些文化在「枢轴时代」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的影响。 韦伯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传人，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50与60年代，也是以西方特有的理性化观念为出发点，把世界各种文化放在一个统一的演化架构内作比较研究。不错，他也曾提到公元前六世纪以後在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圈内发生的「哲学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但谈到古代文化发展的创新，他只认为古代西方的希腊与以色列是他所谓世界文明演化的「苗 社会」（seedbed societies），而中国与印度的古文明完全不在其列。韦伯与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是二次大战後在西方盛行的现代化观念的思想根源，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学界的一条主流思想。这条主流思想在近年来，透过贝拉（Robert N Bellah）对宗教演化（religious evolution）的论著，特别是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比较文化研究，开始正视「枢轴时代」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但他们对「枢轴时代」的认识是否会对西方学术主流产生影响，尚在未定之天。 这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在西方学术主流之外，对「枢轴时代」这观念也有一些反响，这 最重要的当数西方现代思想家佛吉灵（Eric Voegelin）巨著，《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佛氏完全不同意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对「理性」这观念所作的狭隘理解，因此他在评¤世界文化的发展时，可以对「枢轴时代」作相当同情的了解，但问题是他跳出了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的小框子，却跳不出西方文化的大框子。他的基本思想毕竟还是以古希腊与希伯来的精神思想为本源，从这本源的深处他吸收了一些对宇宙与生命的感受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以此为根据他纵览世界文化的各主要发展，给予古印度与中国文化在「枢轴时代」所出现的思想跃进很高的评¤，但最後就生命与历史的 悟深度而言，他仍不认为後者可以与古希腊与希伯来文化在同时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相提并论。 上面说到在西方学界主流内外对「枢轴时代」这一论旨所产生的一些反响，但这些反响却经不起西方学界在近三十年所涌现的一股强大思潮的冲击，这股思潮就是一般泛称之为後现代主义。这股思潮在两方面对「枢轴时代」的讨论间接地产生负面影响。首先，後现代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否认主体意识对了解文化现象的重要性。而主体性的重要性正是「枢轴时代」论旨的一个前提：这个时代的出现正由於当时的一些思想人物的主体意识产生了突破性变化，否认了这个前提自然使人无法看到「枢轴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後现代思潮与「枢轴时代」论旨都重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但後者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有高低发展之异，而前者则因为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而否认不同文化之间发展程度的高低差异性。二者在这方面观点的不同，自然使得「枢轴时代」这观念在後现代的思想圈 没有引起兴趣。 上面的讨论不但使我们了解为何「枢轴时代」的论旨迄今不能在西方学术界与知识界受到广泛重视，同时也可反衬今天重提这论旨的学术与文化意义。一方面它可帮助我们走出西方文化中心的思想框架去认识人类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认识「枢轴时代」这个文化现象，我们也可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进而看到人类的一些共有经验在古代不同文化社区 形成内容不同的思想跃进，而这些跃进给此後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前提，也因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二 「枢轴时代」的起因 探讨「枢轴时代」这个历史文化现象，我们首先会问，为何这个现象发生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在其他地区出现？更重要的是：为何这个现象在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同时出现？原因是甚堋？这发生缘起的探讨当然是重要而且极饶兴味的问题。西方学者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认识这现象时，就曾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有些学者曾以文化散播（cultural diffusion）的看法作为答案。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文化现象先在一个地区出现，然後散布到其他地区。鉴於「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在不同的文明地区，以不同的文字形式与思想内容表现，这种文化散播的说法当然很难成立。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各文明的历史环境变动所造成的刺激与回应去解释「枢轴时代」思想突破的出现。例如德国学者亚佛得．韦伯（Alfred Weber）就曾指出公元前2000-1000年间，印欧游牧民族从今日俄国南部向外移动，四处迁徙，在公元前1000年以後开始与当时几个主要文明地区接触而产生冲击。因此他认为这种人口大迁移所造成外在环境的刺激足以解释为何印欧民族迁徙所至之处，当地人民受到震荡，对生命产生新问题与新思想，由此而有「枢轴时代」的思想创新。 此外，欧洲学者魏尔（Eric Weil）也曾经从环境论的观点提出类似的解释。他指出「枢轴时代」的思想突破都是在各文明发生崩解的过程中产生。这不是偶然，因为 答案补充 太多了，你自己到/clcjxs去看看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 以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为研究对象，对其特色旅游资源的构成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利于今后本地旅游资 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和保护。 关键词 武当山 世界文化遗产 特色旅游资源道教 1 引言 旅游资源是—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但旅游业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往往还取决于当地旅游资源的特色。特色旅游资源是产生旅游吸引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旅游业获得发展的重要保证。 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武当山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旅游资源丰富，武当山旅游资源开发是湖北省和十堰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迄今为止，海内外学者已从多角度对武当山进行过研究：如王光德、杨立志(1993)对武当道教渊源及发展的研究；刘守华(1991，2001)、李征康(2001，2003)对武当民俗文化的研究；曹本治(1993)、蒲卓强(1993，2001)对武当道教音乐的研究；及其他一些学者对武当建筑、历史等方面进行的专题性研究。从特色旅游资源角度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冀群风(2001)、廖兆光(2002)在对武当山旅游发展研究，李程(2002)对武当山人文旅游资源的分析中有所涉及。 特色旅游资源是指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中，凡垄断性、典型性、特异性、区域性等特征突出，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各种因素和事物。本文依据上述特性，尝试对武当山特色旅游资源进行分析和归纳。 2 独树一帜的道教文化——武当山最重要的特色旅游资源 2．1武当山道教——中国道教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1918)，它在中国文明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武当山道教是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捧持和推崇，明朝时达到鼎盛：先后被皇帝封为“大岳”(明成祖)，“治世玄岳”(明世宗)，使其地位高于五岳，被尊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雄镇打岳而祀超百代”。武当山成为专为朝廷祈福禳灾的“皇室家庙”、“天下第一山”(北宋米芾)，在道教领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全国最大的道场和全国的道教活动中心，影响深远，在中国道教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2武当山道教建筑——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奇迹 武当山道教建筑群，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道教古建筑群，是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特色突出； 规模宏伟，工程浩大。明朝政府“南修武当，北修故宫”大兴土木，先后动用了30万工匠，历时12年来修建武当宫观，建成9宫，9观，36庵堂、73岩庙的大规模的道教建筑群，成为皇室利用宗教思想统治的 重要场所。经过后来的不断扩展，武当山共达到2万多间庙宇，总占地面积160万平方米，超过故宫一倍以上。形成“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的宏伟场面。 选址独特，布局巧妙。武当山建筑选址融合“阴阳典术”的道家思想、中国古代“风水术”及真武帝修仙的神话，并严格按照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图营建。布局方面，武当山整个建筑群依山就势，处处结 合自然环境，巧妙利用峰峦岩涧和奇峭幽壑，建设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山体的原始风貌。 武当建筑群的中心位于天柱峰顶的金殿，处于全山各悬崖绝壁的八大宫为主体，众多的庵堂神祠自成体系分布在主体建筑的周围，庞大建筑群与群山和谐地融为一体，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道教理念。 总体规划严密，建筑技艺高超，工艺精湛。规模宏大的武当建筑群采取了皇家建筑法式，统一设计布局，其总体规划十分严密，在建筑技艺和建筑美学上均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体现出我国古代科技的伟大成就。这里有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金殿”，被喻为“中国古代建筑和铸造工艺中的一颗明珠”，其焊接和铸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如“九曲黄河墙”，“一柱十二梁”，“转身殿”等也都 体现出古代建筑技艺的高超，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武当道教建筑被喻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金阙琳宫之胜，亦环宇所无”(见明代张开东《大岳赋并序》)。1982年国务院公布武当山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称武当山古建筑”工程浩大，工艺精湛，成功地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犹如我国古建筑成就的展览”。 3名扬四海、自成一派的武当武术 武当武术是中国武术中最重要流派之一，由武当山著名的道士张三丰创建，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的说法。武当武术自成一派，被称为“内家拳派”，它以养身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是以柔克刚， 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内家功”。武当武术深受道教思想影响，提倡心性修养、武德修养，注重内涵与修身养性。武当功夫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如今武当拳、太极拳、太极剑已是闻名天下，深受民众的喜爱。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育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份子潜移默化，影响巨大。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份，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份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份。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余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 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事”、“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份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65回答者：笑醉怡殇-四级2009-6-2 13:05我来评论>>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谢谢大瞎呵呵相关内容元曲在中国文化史有什么影响？？？2009-9-9《左传》和《战国策》哪个更精彩？哪个在中国文化史上价值更高？2009-9-13关于韩国抢夺中国文化史真是假22009-8-13求一本书中国文化史概要12009-5-10急！中国文化史思考题答案！！！22009-1-18更多关于世界文化史 论文的问题>>查看同主题问题：中国文化史论文等待您来回答为什么说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从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的角度分析《窦娥冤》中窦天章的人物形象从中国的婚俗变化看西方文化的影响。求英文翻译，有关唐朝饮食文化（汉→英）美术史题目~麻烦各位帮忙解答一下我国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中国卓越的领导人。 要英语翻译。。Thank you对近现代史有研究的近来解答其他回答共2条中国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比全世界其余别的所有的国家加起来都强的多，都深厚的多~~~ 回答者：永恒的中国战士-十一级2009-6-2 14:03关于图腾的，可以写。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龙的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 作为龙的传人，不能对中国的龙文化一无所知。不了解龙文化，就无法了解古老的中华文明。龙的原形是什么？龙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形象与文化含意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龙在中国文化中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在远古时代就不断地以不同方式困扰人们，至今也未全部解决，还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 这里，我们将追寻龙的踪迹，进入远古的历史和龙的世界，去了解、探索龙的奥秘…… 有关龙的记载 根据古代的经文，龙是一种创造物，它有鹿一样的角，骆驼的头，野兔的眼睛以及巨蛇的颈。它的腹部看上去像一种“Shen”（一种类似鳄鱼的虚构的水龙）。它的爪像鹰，指间像老虎，而它的耳朵则类似于一种水牛。龙有能力在瞬间从一种物体变成另一种；从胖到瘦，从高到矮。它也可以飞上天以及下到海底。看上去，龙似乎是一种具有超能力的创造物，能变换成各种形式。在中国，龙的标志诞生在商、殷朝（公元前16-11世纪，中国出现最早的象形文字期间），它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与海龟的外壳上。这些刻花描述了一种有角的爬虫动物，它有牙齿、鳞，有的也有爪子。上述符号通常指明龙被视为一种残酷的、罪恶的，带来不幸的创
看了所有回帖，都是这个说那个说，就没自己说。世界不可能大同，只是理想中的童话世界。国家、政权、利益、欲望、职位、权利、年龄、性别、性格、健康。。。。都存在差异。如果非要抬杠，那就参考下瑞士、瑞典、荷兰。。等国家的保障体系吧，啥都不干每月到政府领3万，然后天天看太阳、和家人在一起、旅游、各种随心所欲。。。。
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都享乐之后才享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一．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 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 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 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 1．战争根源探究 思想家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多方面对战争根源作了探寻，揭示了贫穷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冲突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战争与人的攻击性和冒险精神，特别存在于某些人身上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有着关联。但我认为对战争根源所作的最重要探寻，是揭示了专制政体与战争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专制僭主通过挑起战争使人民需要一个领袖。稍后，亚里士多德把专制政体判定为要靠战争来维系稳定的政体。十八世纪，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和教权主义者为着权欲、为着征服、为着所谓主义把人民推入战祸的真相，并指出对外的战争和征服与对内的独裁专权相互支持这一事实。当代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则不约而同指出近现代一个事实：专制国家不仅屡屡到处挑起战争，而且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意识形态相近甚或相同也难免兵戎相见，这与战争从未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呈耐人寻味的反差。这一反差对战争是专制政体的内在本性提供了颇为独特且有力的证据。 专制政体之成为战争根源，乃因作为这种政体特色而存在的专断权力在根本上处于无制约无制裁状态以及这种政体本质上的不正义和扩张、征服倾向。事实上，权力占有者对内的不义统治本身就酝酿着内战。对外，由于专制政体的权力来源、是否进行战争的抉择方式和取得战争经费的方式与共和政体判然有别，两种政体下民意的分量和人们生命的分量更是迥然不同，这使得战争决定如康德所指出的，在共和制下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对专制者来说，却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①所以，一旦实力具备或者以为实力具备，战争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对发动征服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可能带给他们的东西与带给人民的不一样。胜利带给他们的是财富、土地、荣耀和统治权的扩大，为取胜所必须付的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支付；如果战败，战争发动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其惨烈后果将全部转嫁给人民，尽管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对是否进行战争表达意见；如果面临灭顶之灾，“绑架”整个国家作“人质”，甚至拉全体人民作陪葬——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责任之间荒唐的不对称决定了使战争永久化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共性。 但专制制度成为战争根源还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在于这种制度具有把某些作为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因素刺激、挑逗起来引向战争的倾向。其实，无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好斗性、冒险性，还是某些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或者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差异，都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战争，它们都只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但专制制度注定要把这些潜在可能变成现实的战争因素。因为这种制度既给了统治者凭借权力强制性驱赶人民上战场卖命从而使他们的野心和征服欲得以兑现的条件，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欺、煽动和暴力思想的灌输使人性中原本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释放的攻击性冒险性采取暴力的破坏性发泄方式。至于在不同种族、文化、信仰之间制造隔膜、挑起仇恨，加深误解和冲突，把差异变成战争的理由，更是专制国家惯用手法。 关于专制制度与战争的关系，专制制度导致战争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对民主国家的自由构成最大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专制国的战争倾向，还因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民主国家作为人民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权力平衡。这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种危险：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参战的民主国家把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和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强制性地集中到行政当局。而一场持久的战争则势必把权力向行政当局集中的危险趋势固定下来。 战争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侧面关系，提示了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思路。 2．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要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需对战争本身抱理性态度。为和平而谋划的思想家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们中不少人赞成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战争并为之辩护。最重要辩护是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与对战争的谴责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不光众多思想家作这样的区分，一般民众也自发地倾向这种区分。尽管在“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的问题上分歧重重，但人类还是逐渐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如：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基于自卫，为保卫和平和家园、为了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杰出的思想者就战争问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作的是非辨析推动了基本共识的形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是反抗侵略，而且是一场为着捍卫自己的城邦制而与强大的专制帝国进行的殊死斗争。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创造了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于这双重的正义性，希腊哲学家、诗人们，包括深刻揭露了战争残酷性的三大悲剧诗人无不引以自豪并为之辩护。即使反战立场最鲜明，以一系列喜剧鞭挞讽刺愚弄人民、鼓吹城邦之间内战的政客的诗人阿里斯托芬也对希波战争中抗击波斯入侵者的勇士大加赞扬。世界各大宗教创立者都反对战争，但也认肯了自卫的权利，尤其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对这类权利作过有力论证。阿奎那不仅从战争理由、目的等方面梳理了使一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条件，还通过指出暴君在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是犯了严重的叛乱罪，为推翻暴政的行动作了辩护。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眼里，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这种看法表明了对战争的反感，但他同时坚决反对为了和平让无辜者乖乖地任人施暴。在他看来，这种由强暴和掠夺构成的和平无异于要民众充当驯顺的羔羊，不加抵抗地听任豺狼咬断自己的喉咙。人道主义者雨果主张以博爱促进和平，向往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界，整个宇宙为一家的和平前景。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要低头屈膝的和平、专制下的和平、王朝下的和平。1869年的洛桑和平大会上，雨果提出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并认为为此“也许还需要最后一次战争”。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日益逼近的战争对社会党人提出了双重任务：当战火还只是遥远的威胁时，应该用斗争来防止战争，但危急时刻就应该发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至于投入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爱因斯坦以反纳粹的战争为例作了透彻的表达。?�担�拔曳炊栽谌魏吻榭鱿率褂梦淞Α保�俺�桥龅揭韵�鹕���康牡牡腥恕保�八�尢跫�匾恍南�鹞液臀业拿褡濉��饩褪俏椅�裁慈衔�诙愿赌纱獾鹿�那榭鱿率褂梦淞κ潜匾�暮秃侠淼摹！雹?/P> 虽然对正义战争的辩护内容、角度各异，但在重要之处存在共性，这就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性态度，注意到某些情势下战争与和平的悖论，看到非正义基础上的和平是不可靠的和虚假的。战争与和平的悖论主要存在于这样一种情况：当和平的吁求全然无效，正义的警告根本没用，这种情况下，拿起武器可能就成了和平的唯一机会。对此，就连反战立场近乎极端，视非正义的和平强于一场正义战争的西塞罗也不反对，他就表示过，享有不受侵扰的和平生活是“可以参战的唯一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使战争的性质转化为“为了和平的战争”、“结束战争的战争”，这个设想作为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无疑是看到了极端情况下和平局面也是需要以战斗来争取的，否则，为了避免参战而听任航行在公海的商船被一意孤行且无视国际准则的敌人击沉、平民无端丧身，既是对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负责，也助长了对方的战争气焰。而和平建立于什么样的基础上，直接关系到和平以及与和平相联系的那些价值的命运。当和平局面是以屈从于非正义为代价换来的，尤其当非正义是系统的，那么，无论就国与国之间还是一国之内而言，这种所谓和平都属于洛克、雨果坚决加以拒绝的“暴政下的和平”，它意味着隐型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民的生命以及生命的尊严之无保障，不亚于公开和显性的战争状态。然而，和平之所以珍贵，不就在于它是人们生活和尊严的前提吗？当面对这种情况，和平的机会或者说生存的机会就存在于重建正义的斗争之中。 3．对战争思想的清算 无论何时何处，战争的根源都不在民众。但战争在历史上已经成为惯例，与这不幸的惯例相应的那些道德和价值观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是非评价。尤其专制主义长期盛行之处，对强力的崇拜把暴力道德化和神圣化，把为了宗教、文化、主义之争——这一切其实往往是统治欲征服欲的伪装——而牺牲人的生命说成天经地义；这些地方通过系统的谎言制造伪现实，通过系统的灌输既弱化人的智力，使人们轻易地相信弥天大谎，又把好战心理普遍植入人们内心，当统治者以个人野心冒充民族命运、把主义之争夸张为战争的必要性时，战争狂热也会像传染病一样在精神被毒害的民众中发作和蔓延。然而为战争殉难的始终是民众，他们应该成为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古今众多杰出思想者都注意到这一点，在探索建立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中，清算战争思想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蔑视人的生命、煽动仇恨、制造分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思想家们的质疑和批判中首当其冲。这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往往具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不宽容性，这种不宽容可以把分歧和差异变成仇恨和战争；而对人的生命的蔑视，最赤裸裸也最野蛮的表现是要求所有人为某个特殊人物献身。这方面的清算主要是通过批判专制主义来进行的，可以说，古往今来抨击专制主义的思想家，批判无不涉此内容。这个角度的批判也最具实效。这从人道主义逐渐取得超意识形态、超文化和国界的公理地位，尊重生命日益成为无条件的道德律令和无论何种主义都不得逾越的正义底线以及与这一进程同步的专制主义日益衰落可以看到。尽管那种要所有人为一个人献身的野蛮原则至今在某些地方明里暗里仍在提倡和鼓励，但却已经从天经地义沦为很不合适宜。 在清算战争思想上，对英雄观的反省尤为引人注目。既往的英雄观把征服战争这种蹂躏世界的癫狂行为当成英雄行为来崇拜。这种传统英雄观不可避免要成为各个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想家的反思目标，尤其自文艺复兴始，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文主义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我认为，在反省传统英雄观上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冲击力的当数伏尔泰。他对不义战争的起因及其恶果作了相当系统和深刻的揭露。特别指出征服战争不仅造成无数看得见的灾难，而且这种罪行在败坏和毁灭人性方面，灾难更无可估量。其大量作品把战争这种人类愚行和罪恶特别刺眼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催逼人们对战争和自身精神状况进行反省。基于对不义战争起因及其惨烈后果的认识，他具有一种独特的英雄观。历史上一向被视为英雄的，在他心目中多是罪犯。欧洲历史上，尤其自中世纪以来的王朝战争中，职业军人成了勇敢美德的化身而受到崇拜。伏尔泰却无情掀掉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称“这些编号列队的杀人犯在欧洲纵横，为的是干不了更正当的职业”。至于政治家和征服者这类哪个世纪也不短少的人，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特别是那些凭“强者有理”而逞威风的王朝统治者，“这批英雄”不过“是在家禽群中大发威风的狐狸和黄鼠狼”。他一反史家把眼睛盯在国王、征服者等显赫人物身上的作法，以无限的热情去关注开启人类智慧的人、那些在各国交战中不分国际、超越宗教分歧建立广泛交往以促进沟通和理解的人。无论这些人地位、境遇如何，在伏尔泰看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对这些在史学家视野之外的人，他作了如下评价：“进步的取得应该归功于散居欧洲某几个地方为数不多的智者和天才。他们几乎都长期默默无闻，时遭迫害。世界受战争蹂躏时，他们光照人世并给人间以安慰。”③伏尔泰的英雄观在撕开人们顶礼膜拜的那些“英雄”面具、破除野蛮原则加诸于人身上的魔咒的同时，又以对增进知识、超越狭隘立场造福于人类的人们的高度评价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英雄标准。它有助于人们把误置的英雄崇拜热情转向真正崇高的人和事，转向和平与建设。伏尔泰之后，有更多的思想家致力于以健康有益的英雄观去抵制至今尚支配着许多人、使人倾向于轻视生命、倾向于好勇斗狠等破坏性热情的英雄观。杜威提出的“废除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和平成为英雄的壮举”，便是一例。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多思想家在对战争思想的反省中把理性的触角伸向了爱国主义，对这一观念进行重新认识和具体分析。例如，德国启蒙运动领袖莱辛把“明?分�腊��饕逶谑裁吹胤讲辉俪晌�赖隆笔游�赖鲁墒斓谋曛荆挥胝庖坏赖赂锩�嗪粲Φ氖呛斩�绿岢隽硕园��饕濉凹右蕴崃叮��ピ闫伞钡木�袢挝瘛?9世纪，德国伟大诗人海涅则在批判德国专制政治时区分了两种爱国主义：使人狭隘和充满仇恨的德国式爱国主义与使人心胸开阔和温暖的法国式爱国主义……。至于民族主义这一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而出现，从19世纪以来不断引发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战争的意识形态，更是被置于理性精神的审视之下，成为战争思想反省的延伸和发展。 还须一提的是，很早就有人注意到某些普遍存在的不良心理使人对是否进行一场战争抱轻率态度。修昔底德发现，伯罗奔尼撒战争受到雅典青年热烈欢迎，他们渴望在战场上赢得荣耀。这种与杀戮连在一起的荣誉心与战争的历史一样古老，又随着战争本身一起延续至今，尽管它也没有逃脱思想者的理性审视。欧里披底斯在悲剧《请愿的妇女》中则揭示了侥幸心理使并非不懂得珍惜生命的人赞成战争：“人民投票拥护战争，没有谁会想到自己会遇上死神；死尚遥远，他只想到其他人会面临那不幸命运；但如果他自己投票时也面对死神，希腊人就不会被战争的疯狂吞没”。其实，当代那些鼓噪或者加入好战喧嚣的人们很应该以欧里披底斯的揭示为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内心深处。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如何抉择，不仅关系到当下的每个人，也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安全和福祉。在这个问题上，人颇为自相矛盾。一方面，人是所有动物中为后代谋划最多最远的，许多人甚至不惜为此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对子孙将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轻率之极。正如许多人在极端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前为眼前利益而断子孙路一样，许多人也不顾战争将给当代和后代带来怎样的灾难而向往战争，某些地方则集体加入好战喧嚣，发作战争痉挛。 对形形色色战争思想的清算表明：为了创造一个没有杀戮的和平的生存环境，在建构一个正义的社会的同时，人也需要在对自身精神状况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克制自己的破坏性欲望和冲动——这是所有致力于和平的思想家们留下的精神遗训。 4．世界主义和世界政府理想 为了和平与正义而建立一个超越地域、文化、宗教界限的世界政府，这在西方是一个古老的梦。它基于各个地区或国家之间战事频仍的现实，依托于世界主义思想。而在对和平之路的探索中，世界主义和世界政府，无论从精神维度还是可操作性看，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一个颇有意思的事实是，探索和平之路的人们都是世界主义者，甘地可能是其中屈指可数的例外，我想这是因为他和他的民族正面临着争取国家独立的迫切任务。世界主义基于公理和人类的立场，把人性看得高于民族性，把人类共同利益看得高于任何特定民族或国家的利益。所以，世界主义者把对人类的忠诚置于一切责任之上，认为自己首先是人类的一员，然后才是特定民族特定国家的一员；这种立场和胸怀必然伴随着精神上的宽容，尊重差异和多样性，致力于从差异中发现共性，从多样性中看到统一性。世界主义早在古希腊就有萌芽和生长，尽管城邦之间具有强烈的排外性，但存在于整个希腊世界的几大圣地和共同节庆挑战了狭隘的地方观念，传输了一种“类世界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特别为视野广阔、思想突破了城邦界限的哲学家和诗人们所青睐。经过罗马这一颇具世界帝国之风的时代、又经具普世性的基督教会以及创建于中世纪时期的大学的催化，世界主义在思想界成为一种很具影响的精神倾向。但它真正成为遏止战争的重要精神资源应该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之时和之后。在这一过程，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充满血腥。世界主义者们相信，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和普世和平的保障。他们为着和平以各自的方式对世界施加了影响。例如，16世纪，北文艺复兴代表伊拉斯谟撰文揭露党派精神的狭隘，呼吁理性、宽容、公正解决争端和人类和睦相处；而他的欧洲统一梦作为一笔宝贵精神遗产深刻影响了日后的欧洲知识界。18世纪，莱辛已经明确提出超越民族偏见和不屈从于宗教偏见，通过剧本《智者纳旦》表达了世界一体、人类一家以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同出一源的思想，倡导宗教宽容和人类和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陷入民族主义迷狂的欧洲不仅变成各国混战的战场，而且交战国之间的仇恨成了一种气氛、一种习惯。要在这种情况下表现超越国界的公正立场无异于把各方仇恨引向自身，罗曼罗兰却超乎混战之上，以《超越混战》等一系列文章向仇恨公开宣战，并把“祖国还是公正？”“良心，即永恒真理还是祖国？”的尖锐问题推到人们面前。在欧洲，世界主义者有一个很长的精神谱系，仅从这里提到的便可看到，他们的正义呼声给了饱受战祸之苦的世界以慰藉；他们同失去理智的世界对话的努力给迷茫中的人们提示了回归理性的道路。 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拥有自行其是的主权往往成为在国与国之间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对于和平之路的探寻者来说，寻求一种可以遏制战争、实现公正和平的超国家机构，乃是顺理成章的。最早明确表达世界政府理想的是尚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交的诗人但丁的著作《论世界帝国》。对这一理想作出热烈反应的伊拉斯谟的《呼吁和平》、法国圣皮埃尔的《永久和平方案》和卢梭的《圣皮埃尔〈永久和平方案〉摘要》等，都是有关世界政府设想的重要文献。但作了最系统探讨和论证的是康德。在《永久和平论》和其他一系列相关著作中，他提出，通过建立全球政府和平解决争端，历史将克服战争这种国际关系形式而趋向永久和平。他相信，通过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进而通过建立各个国家的联合体而实现世界大同，这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自然而又必然的过程。他借关于永久和平的三大正式条款对此作了集中表述：第一，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是共和制；第二，国际权利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第三，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条件。康德的设想及其所依托的理念受到黑格尔的奚落④，更被许多“现实主义者”讥为乌托邦，但其生命力和可操作性一步步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谈及世界主义和世界政府，国家主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世界主义精神意味着一种高于爱国主义的更高更广的忠诚；世界政府机构要有效或者说要有存在意义，则意味各个国家必须让渡出部分主权。一个各国拥有绝对主权的世界，只能是战争之剑高悬的祸患无穷的世界。大概正因为如此，探寻和平之路的思想家对国家主权往往持保留态度，当主权在一些地方成为抵拒公理的掩体从而阻碍建立正义与和平的努力，对主权观的检讨也就势所必然。 无论如何，宽容、尊重公理、世界主义等，为人们以理性的和平方式来消除社会灾难，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精神构架。 三． 创造和平局面的实践（上） 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或者说是人们在战祸和战争阴影笼罩下争取和平的历史。在争取和平上，除了思想上的持续探索，还有实践上持续不断的努力，这些努力曾经或者正在起着遏制战争的作用，其中一些努力对于争取持久和平意义重大。 1． 和平主义运动 和平主义是一种反对用暴力解决冲突，以消灭战争和争取实现各民族间持久和平为目标的努力和主张，它是思潮也是社会运动。作为思潮的和平主义可以追溯到古代，作为一种运动，在欧洲也有上千年历史了。最早具规模的和平运动出现于暴力盛行的10、11世纪。这就是约10世纪末始于法国、11世纪初传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上帝和平运动。这一运动的实质是在战争频繁发生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减少战事并在战争状态下遏制和缓和野蛮行为；其方式是通过多次宗教会议发出上帝和平令和上帝休战令。上帝和平令要求基督徒集体发誓支持和平，主要精神是严禁私斗和在战时保护非战斗人员，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侵犯僧侣、朝圣者、商人、妇孺、农民及其财产。通过上帝休战令则逐渐禁止在某些日子（如每周的某几天、某些宗教节日和大斋节期间）进行一切战争。就第一次和平运动把战事限制在一定时间和保护非战斗人员这两大内容看，如果向上追溯，其实是对希腊城邦时期一些从宗教节日中产生的惯例的回归，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希腊全境必须休战，前往运动会的旅客不论来自何处、途经哪个城邦，都不得受干扰和侵犯。这在西方是一个可上溯很早又一直向后传递和延伸的传统。在这传统的链条上，以其教徒拒绝参加战争而闻名的贵格会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一环。贵格会兴起于17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和北美殖民地。其教义的精神特征是和平主义，认为暴力导致分裂，而所有具高度道德价值的行为都是一种深刻而潜在的人类统一的表现，因而反对任何战争。贵格会教徒因其信仰拒绝参加战争，却并不能避免战争发生。正因为如此，教徒们有一种特别的义务感去致力于治愈战争创伤，自兴起到现在的三百多年间，教徒们在西方每次战争中都尽可能为交战双方提供援助，并致力于通过教育渠道消除既作为战争原因也是战争后果的仇恨和误解。⑤ 无论历史和现实中，和平主义都有绝对的和有条件的之分。绝对的和平主义无条件地反对武力和战争。然而这种主义虽宽容却不明智。和平主义所依托的价值理念是尊重生命，这使得无条件反对一切战争的绝对和平主义无论在实践上和逻辑上都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当面对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敌人时，反对进行战争无异于听任无辜者的生命被消灭。二战时期，当侵华日军在我们国土上烧杀抢掠，当纳粹军队的铁蹄践踏着法国土地、纳粹的空军在伦敦上空日夜轰炸，拒绝拿起武器无异于把祖国拱手送给侵略者，无异于听任生命和文明一起毁灭。何况，在这类情况下，当战争已经发生而拒绝上战场，实际上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是把应该共同分担的危险推给了别人，这就产生了道义上的问题。罗尔斯曾批评道：在任何条件下都拒绝参与所有的战争是一种天真的必然具有偏狭色彩的观点。⑥我认为，天真在于不了解特定情况下战争与和平的悖论；由此也导致否认任何正义战争可能性的偏狭。正因为如此，在具和平主义思想的杰出人物中几乎没有谁绝对反对武力。即使和平运动无可争议的代表和精神象征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他们也支持某些情况下使用武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甘地反对趁英国之危提出自治要求，而支持印军开赴欧洲战场“参加保卫帝国”，号召在英国的印度人在战争中作些工作，号召愿意参加的人登记为志愿队；第二次世界大
全球性与民族性 ——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庞中英 从“全球同质性”谈起 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 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 全球性在加强 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 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 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 “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 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 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 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 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 （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 （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 （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 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 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 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 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 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 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 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 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 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 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 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 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 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 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 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 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 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 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 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
伤不起
同是伤不起的路过…
看看《海底世界》，有很多值得COPY的地方
我是一条小金鱼，家在美丽、神秘的海洋里。 在大海的深处，有美丽的珊瑚丛。红的、黄的、白的、黑的……五颜六色，好看极了。在珊瑚丛中，鱼儿们自由自在地在里面捉迷藏、玩游戏，非常的快乐。在这片乐土里，我常常快活地玩个没完没了。因为海洋的美丽常常使我忘了回家。海底还有许多的海草，细细的，长长的，不时轻轻地拂动。在海草边，海星在那里散步，海参在那里蠕动，还有可爱的娃娃鱼在那里产籽。我是那里的常客，在那里交了很多的好朋友。 有一天，妈妈对我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应该自己出去闯闯了。” 带着妈妈的叮嘱我出发了。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鱼儿在海里游动。凶狠的大鲨鱼，细长的带鱼，长嘴的金枪鱼，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鱼。这些鱼似乎在躲避着什么，一起向前游着，看上去是那么地慌张。 “我叫方利。”一条和一样大的小鱼游过来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一路上它给我讲了很多人类丢弃废弃物污染海洋的事。我这才知道鱼儿为什么逃窜。 游呀游，在沙滩边，我伸出脑袋准备换换气，发现一条大鲨鱼困难地挣扎着，它被鱼网缠住了。只见它绝望地在那呼喊着：“谁来救救我！”我游了过去，喊来了很多的朋友，咬断鱼网救了鲨鱼。大鲨鱼得救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类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但只要咱们鱼类齐心协力，我们就能战胜人类，我们的家乡也会变得更加的美丽。 （我也是在网上找的）
我晕,又是我们班的?这个还聪明一点……那CHM就直接把帐号那么大个SUNSHINE明放在那里，太好认了……
08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从全球通胀升温不止到华尔街金融风暴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世界经济出现二战以来首次负增长，贸易出现大幅度下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正日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忽视。正确认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与力度，增强政策的弹性和灵活性，对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形势2010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养精蓄锐、调整力量的转折点，在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和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复苏势头较为强劲，发达国家探底企稳，发展中和新兴国家稳步回升。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进步继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攀高，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严峻、迪拜及希腊债务危机等也一再表明：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2011年，尽管国际经济环境短期向好，但是各国经济刺激计划基本结束，世界经济、贸易和工业生产难以保持2010年的反弹性增长，增速可能明显放缓；就业、债务、通胀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继续释放，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也可能进一步分化。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发达经济体私人需求乏力，美国继续受失业困扰，欧元区面临财政紧缩压力，日本则继续面临通缩压力，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对于我国而言，这些新变化、新格局都意味着新的挑战，同时也蕴含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其一，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随着金融危机缓解和世界经济复苏，国际社会在危机之初所展现的协作精神有所动摇，一些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观点和做法日益凸显，有的国家口头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行动上则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经济体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脱离全球经济，单靠自身力量来求得发展，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世界经济还比较脆弱，就业机会还不多，失业率比较高，如果各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格局将发生重大改变，世界经济复苏面临危机，我国对外贸易受到巨大挑战。其二，我国产业结构受到了来自美欧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低端挤出。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欧洲等国家是靠金融扩张来支持赤字消费的，他们出口高科技产品，然后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老百姓靠信贷消费。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大于国内需求，生产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依赖出口。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去杠杆化，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由此减少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加大了我国出口压力。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也纷纷打入欧美市场，他们利用比我国更加低廉的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比我国成本更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替代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其三，我国面临着经济下行和通胀压力上升并存的局面。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比较平稳，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但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由松趋紧、出口增速回落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同去年相比，经济增速呈现出小幅回落的趋势，GDP同比增速“前低后高”。而且从去年底开始，我国国内食品价格涨势接连启动，直至目前为止，推动物价上涨的诸多因素依然存在：货币持续超发；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输入型通胀压力和“热钱”流入不减。这将使得通货膨胀呈现出长期化趋势。据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透露，经过金融危机的调整，我国的货币存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居全球首位，货币存量与GDP的比重达到200%。他还表示，货币供应超量将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形成泡沫，一旦形成的泡沫突然间破裂，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其四，我国就业的总量性和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骤然爆发，异常尖锐。作为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交汇到一起，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再加上金融风暴的侵袭，企业岗位大量流失，大批农民工失去原有的工作，新增劳动力就业渠道堵塞，加剧了大学生及其他群体的就业困难。不仅如此，应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常态下解决就业的措施明显不足，必须依靠宏观与微观、应急和长效、直接与间接等多种组合性政策措施和渠道来解决。三、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首先，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仍是我国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同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短缺资源则可以通过国际交换而得到弥补。而且一国要发展经济不应只注重其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追求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变革，参与全球化就使得我国可以直接利用较先进的科技成果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在较高的起点上发展经济，绕过传统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发挥“后发优势”，在建立现代经济结构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绿色产业在全球的兴起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契机。发展新兴绿色产业不仅有利于我国保护环境、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推动产业升级，而且由于其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为我国赶上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发展步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供了良好契机。此外，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为我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市场需求创造了机会。最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然而，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仍然不高，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此消彼长，主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而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还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这有利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实现长远发展目标。四、结语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下，我国面临的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准确判断未来走势，增强忧患意识，从变化着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在逆境中发现和培育积极因素，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变经济波动期为发展机遇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