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论文2000字

专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第一作者，4万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第二国际研究》，撰写第1章第2、3节和第14章约7万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文集：《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主编之一，5万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共产党宣言〉与当代》，主编之一，20万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社会主义与老年人问题论文集》，主编之一，23万字，华南师范大学2001年8月编印。译著：《全球化与政治》，第一译者，22万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全球化陷阱》，翻译第5、6章约5万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论文和文章：《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5000字，《新视野》1995年第1期；《德国劳资协议制的演变及其基本特点》，7500字，《国际工运》1995年第4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表述未来社会所有制的几个概念辨析》（合著执笔）8000字，《求是》1995年18期；《罗莎·卢森堡思想国际研讨会综述》，45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3期；《德国学者海宁格谈当今马克思主义的革新》，25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11期；《德国三个左派组织的社会主义观》，25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17期；《德国三个左派组织对社会主义的反思》，15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18期；《德国学者马丁·洪特论“恩格斯与21世纪”》，32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31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学科调查报告》，1万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6年第1期；《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现状与发展趋势》，2万字，《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4期；《九十年代以来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7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6年4期；《当前西欧左翼政党的复兴》，5000字，《新视野》1996年第5期；《德国民社党就党内争论的五个问题作出决议》，30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4期；《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及其原因》，9000字，《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2期；《德国学者霍斯特·海曼论“莱茵模式”和改良社会主义》，45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第21期；《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遇到的挑战》，5500字，《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26期；《应从现代性视角考察现代资本主义》，1997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对马克思恩格斯“消灭私有制”思想的再认识》，7000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3期；《关于转型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对话》，合著2万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2期；《全球化背景下的德国模式》，9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3期；《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8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1期；《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9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3期；《全球化时代的新政治》，2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3期；《国际共运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学科调查报告》，6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当代资本主义改良评析》，9000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12期；《“第三条道路”与“荷兰模式”》，4000字，《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7期；《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新变化评析》，求是杂志《内部文稿》2001年第3期摘登5000字；《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1期刊登全文4万字；《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和趋势》，6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4期；《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求是杂志《内部文稿》2001年第12期摘登6000字；《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1期刊登全文4万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发言摘要800字，《理论视野》2002年第2期；《略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5000字，《理论视野》2002年第3期；《世界的左翼》清华论坛发言摘要，3000字，《世界知识》2002年第13期；《准确理解“消灭私有制”论》，5000字，《群众》2002年第7期；《德国民社党的现状和新纲领草案》，4500字，《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期；《德国民社党的政治定位及发展前景》，4500字，《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5期；《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演变》，4万字，《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罗莎·卢森堡与社会主义民主》，6000字，2002年9月德国波鸿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译文：《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5万字，载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未来的社会主义》，8000字，载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集体主义的反经济》，8万字，载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景》，1万字，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年第5期；《恩格斯与21世纪》，6000字，载于《走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德国的社会福利法导论》，7000字，载于《我们的社会保障》德国驻华大使馆1996年编印；《联邦德国社会保障体系概览》，5000字，载于《我们的社会保障》德国驻华大使馆1996年编印；《三个目标，一条道路》，6万字，弗·艾伯特基金会 1999年8月编印。《东方共产主义崩溃后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2万字，载于《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关于社会主义的回顾与前瞻的对话》，3000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1期；《左派的新思考》，7000字，载于《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德国：从分裂到统一——融为一体的艰难历程》，8万字，载于《来自德国的参考资料》德国驻华大使馆2000年编印；《适应明天的市场——德国经济借助新技术增长》，8000字，载于《来自德国的参考资料》德国驻华大使馆2001年编印陕西省西咸新区党工委委员、陕西省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空港新城管理委员会主任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　　以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为研究对象，对其特色旅游资源的构成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利于今后本地旅游资　　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和保护。　　关键词 武当山 世界文化遗产 特色旅游资源道教　　1 引言　　旅游资源是—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但旅游业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往往还取决于当地旅游资源的特色。特色旅游资源是产生旅游吸引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旅游业获得发展的重要保证。　　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武当山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旅游资源丰富，武当山旅游资源开发是湖北省和十堰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迄今为止，海内外学者已从多角度对武当山进行过研究：如王光德、杨立志(1993)对武当道教渊源及发展的研究；刘守华(1991，2001)、李征康(2001，2003)对武当民俗文化的研究；曹本治(1993)、蒲卓强(1993，2001)对武当道教音乐的研究；及其他一些学者对武当建筑、历史等方面进行的专题性研究。从特色旅游资源角度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冀群风(2001)、廖兆光(2002)在对武当山旅游发展研究，李程(2002)对武当山人文旅游资源的分析中有所涉及。　　特色旅游资源是指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中，凡垄断性、典型性、特异性、区域性等特征突出，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各种因素和事物。本文依据上述特性，尝试对武当山特色旅游资源进行分析和归纳。　　2 独树一帜的道教文化——武当山最重要的特色旅游资源　　2．1武当山道教——中国道教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1918)，它在中国文明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武当山道教是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捧持和推崇，明朝时达到鼎盛：先后被皇帝封为“大岳”(明成祖)，“治世玄岳”(明世宗)，使其地位高于五岳，被尊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雄镇打岳而祀超百代”。武当山成为专为朝廷祈福禳灾的“皇室家庙”、“天下第一山”(北宋米芾)，在道教领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全国最大的道场和全国的道教活动中心，影响深远，在中国道教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2武当山道教建筑——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奇迹　　武当山道教建筑群，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道教古建筑群，是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特色突出；　　规模宏伟，工程浩大。明朝政府“南修武当，北修故宫”大兴土木，先后动用了30万工匠，历时12年来修建武当宫观，建成9宫，9观，36庵堂、73岩庙的大规模的道教建筑群，成为皇室利用宗教思想统治的　　重要场所。经过后来的不断扩展，武当山共达到2万多间庙宇，总占地面积160万平方米，超过故宫一倍以上。形成“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的宏伟场面。　　选址独特，布局巧妙。武当山建筑选址融合“阴阳典术”的道家思想、中国古代“风水术”及真武帝修仙的神话，并严格按照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图营建。布局方面，武当山整个建筑群依山就势，处处结　　合自然环境，巧妙利用峰峦岩涧和奇峭幽壑，建设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山体的原始风貌。　　武当建筑群的中心位于天柱峰顶的金殿，处于全山各悬崖绝壁的八大宫为主体，众多的庵堂神祠自成体系分布在主体建筑的周围，庞大建筑群与群山和谐地融为一体，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道教理念。　　总体规划严密，建筑技艺高超，工艺精湛。规模宏大的武当建筑群采取了皇家建筑法式，统一设计布局，其总体规划十分严密，在建筑技艺和建筑美学上均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体现出我国古代科技的伟大成就。这里有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金殿”，被喻为“中国古代建筑和铸造工艺中的一颗明珠”，其焊接和铸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如“九曲黄河墙”，“一柱十二梁”，“转身殿”等也都　　体现出古代建筑技艺的高超，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武当道教建筑被喻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金阙琳宫之胜，亦环宇所无”(见明代张开东《大岳赋并序》)。1982年国务院公布武当山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称武当山古建筑”工程浩大，工艺精湛，成功地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犹如我国古建筑成就的展览”。　　3名扬四海、自成一派的武当武术　　武当武术是中国武术中最重要流派之一，由武当山著名的道士张三丰创建，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的说法。武当武术自成一派，被称为“内家拳派”，它以养身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是以柔克刚，　　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内家功”。武当武术深受道教思想影响，提倡心性修养、武德修养，注重内涵与修身养性。武当功夫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如今武当拳、太极拳、太极剑已是闻名天下，深受民众的喜爱。

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 如所周知，「枢轴时代」（Axial Age, 800-200 B C）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40年代末期提出的观念。他指出在那个时代，古代旧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地区，西从东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华北，南至印度的恒河流域，都曾同时产生了思想与文化的突破。在他原来的构想中，中亚古波斯祆教（Zoroastrianism）的出现也是包括在「枢轴时代」的文化突破　，不过近年来学界对祆教是否开始於那个时代，已有怀疑与争议。但是即使把古波斯文明除外，我们仍然可以说，世界三个主要文明，西方、中国与印度，在它们早期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 　　这篇文章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对历来有关「枢轴时代」的认识与研究，作一些大略的检讨，更重要的是：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对这时代的历史意义提出一些个人初步的看法。　 一　西方学界对「枢轴时代」的看法 　　西方学界第一次注意到「枢轴时代」这个历史现象是十九世纪初叶。当时，法国的东方学家亚贝尔─雷慕沙（J P Abel-Remusar）已注意到公元前一千年间，在古代东西几个主要文明的区域　，大约同时发生空前的思想跃进。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学者拉苏斯（Lasaulx）在他的论著　已经把这个现象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去反思。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个文化历史现象，虽迭有讨论，到今天，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仍未给予这现象应有的重视，推究起来，大约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承袭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一向是从西方中心的思想架构去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自然很难看到非西方地区（如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思想跃进有何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影响，韦伯（Max Weber）所代表的学术传承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如所周知，韦伯对非西方世界几个主要地区的文化发展，曾著有一系列比较文化研究，但是因为他的思想架构是建筑在西方文明特殊发展出来的理性观念上，他虽然对中国与印度传统文化都有专著，却并未重视这些文化在「枢轴时代」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的影响。 　　韦伯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传人，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50与60年代，也是以西方特有的理性化观念为出发点，把世界各种文化放在一个统一的演化架构内作比较研究。不错，他也曾提到公元前六世纪以後在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圈内发生的「哲学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但谈到古代文化发展的创新，他只认为古代西方的希腊与以色列是他所谓世界文明演化的「苗　社会」（seedbed societies），而中国与印度的古文明完全不在其列。韦伯与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是二次大战後在西方盛行的现代化观念的思想根源，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学界的一条主流思想。这条主流思想在近年来，透过贝拉（Robert N Bellah）对宗教演化（religious evolution）的论著，特别是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比较文化研究，开始正视「枢轴时代」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但他们对「枢轴时代」的认识是否会对西方学术主流产生影响，尚在未定之天。 　　这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在西方学术主流之外，对「枢轴时代」这观念也有一些反响，这　最重要的当数西方现代思想家佛吉灵（Eric Voegelin）巨著，《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佛氏完全不同意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对「理性」这观念所作的狭隘理解，因此他在评¤世界文化的发展时，可以对「枢轴时代」作相当同情的了解，但问题是他跳出了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的小框子，却跳不出西方文化的大框子。他的基本思想毕竟还是以古希腊与希伯来的精神思想为本源，从这本源的深处他吸收了一些对宇宙与生命的感受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以此为根据他纵览世界文化的各主要发展，给予古印度与中国文化在「枢轴时代」所出现的思想跃进很高的评¤，但最後就生命与历史的　悟深度而言，他仍不认为後者可以与古希腊与希伯来文化在同时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相提并论。 　　上面说到在西方学界主流内外对「枢轴时代」这一论旨所产生的一些反响，但这些反响却经不起西方学界在近三十年所涌现的一股强大思潮的冲击，这股思潮就是一般泛称之为後现代主义。这股思潮在两方面对「枢轴时代」的讨论间接地产生负面影响。首先，後现代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否认主体意识对了解文化现象的重要性。而主体性的重要性正是「枢轴时代」论旨的一个前提：这个时代的出现正由於当时的一些思想人物的主体意识产生了突破性变化，否认了这个前提自然使人无法看到「枢轴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後现代思潮与「枢轴时代」论旨都重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但後者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有高低发展之异，而前者则因为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而否认不同文化之间发展程度的高低差异性。二者在这方面观点的不同，自然使得「枢轴时代」这观念在後现代的思想圈　没有引起兴趣。 　　上面的讨论不但使我们了解为何「枢轴时代」的论旨迄今不能在西方学术界与知识界受到广泛重视，同时也可反衬今天重提这论旨的学术与文化意义。一方面它可帮助我们走出西方文化中心的思想框架去认识人类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认识「枢轴时代」这个文化现象，我们也可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进而看到人类的一些共有经验在古代不同文化社区　形成内容不同的思想跃进，而这些跃进给此後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前提，也因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二　「枢轴时代」的起因 　　探讨「枢轴时代」这个历史文化现象，我们首先会问，为何这个现象发生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在其他地区出现？更重要的是：为何这个现象在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同时出现？原因是甚堋？这发生缘起的探讨当然是重要而且极饶兴味的问题。西方学者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认识这现象时，就曾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有些学者曾以文化散播（cultural diffusion）的看法作为答案。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文化现象先在一个地区出现，然後散布到其他地区。鉴於「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在不同的文明地区，以不同的文字形式与思想内容表现，这种文化散播的说法当然很难成立。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各文明的历史环境变动所造成的刺激与回应去解释「枢轴时代」思想突破的出现。例如德国学者亚佛得．韦伯（Alfred Weber）就曾指出公元前2000-1000年间，印欧游牧民族从今日俄国南部向外移动，四处迁徙，在公元前1000年以後开始与当时几个主要文明地区接触而产生冲击。因此他认为这种人口大迁移所造成外在环境的刺激足以解释为何印欧民族迁徙所至之处，当地人民受到震荡，对生命产生新问题与新思想，由此而有「枢轴时代」的思想创新。 　　此外，欧洲学者魏尔（Eric Weil）也曾经从环境论的观点提出类似的解释。他指出「枢轴时代」的思想突破都是在各文明发生崩解的过程中产生。这不是偶然，因为 答案补充 太多了，你自己到/clcjxs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