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人口剧增、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提出了“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十分重要。 一、土地资源的经济特点 1、开发利用的可选择性。土地都有固定的地理位置，虽不可移动，但对它的使用却是可选择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同样的用途可选择不同区位的地块。第二，同一块土地可用于多种用途的选择。 2、土地的使用成本是机会成本。因为土地资源有多种用途，但在一定时期，一块土地只能用于一种用途，因此体现出土地使用的机会成本，即同一块土地若因用于一种用途而放弃另一种用途，可能获得较大收益，也可能得不偿失。因此，在使用土地资源时，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进行科学决策。 3、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益是综合效益，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等在内。土地除具有自然属性外，还具有社会经济属性。土地的社会属性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赋予土地的新的特性的总和。人类在对土地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时，会受到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又会对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益是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在内的一种综合效益。 二、我国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几点对策 1、减轻土地人口压力，提高人口素质。在人口与土地这一对特殊的矛盾中，人类必须主动调节自身繁衍的速度和规模，依据客观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约束自身土地利用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做到：（1）在继续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体系，使人口增长速率降幅增大，切实、有效地控制人口总量增长。（2）积极进行劳务输出。外出务工可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增加；同时，农民还可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既能提高农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能力，又有利于促进农村封闭的社会环境向开放、良性循环的方向演变。（3）提高人口素质。①加大基础教育投资力度，特别是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以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②加强“资源与环境意识”教育，提高人们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认识，同时，注重提高农民的农技知识水平和技能，为农民举办各种形式的技术培训班，为提高农民
1 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2 基于利益主体的土地利用规划决策机制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3 基于状态框架和GIS的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2009 4 地震灾后土地利用应急规划体系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1 5 土地集约利用的规划方法与途径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1 6 中国土地利用规划中的耕地保护目标选择 浙江大学 2010 7 常州市经济开发区土地利用规划后评估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0 8 基于GIS技术的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研究 新疆大学 20109 中国现代土地利用规划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2007 10 土地利用综合防灾规划及其空间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2008 ……索道网提供国内外论文检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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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2 基于利益主体的土地利用规划决策机制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3 基于状态框架和GIS的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2009 4 地震灾后土地利用应急规划体系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1 5 土地集约利用的规划方法与途径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1 6 中国土地利用规划中的耕地保护目标选择 浙江大学 2010 7 常州市经济开发区土地利用规划后评估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0 8 基于GIS技术的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研究 新疆大学 20109 中国现代土地利用规划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2007 10 土地利用综合防灾规划及其空间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2008 ……索道网提供国内外论文检索服务。
(一)资源配置层次关注的农地保护的配置效率农地保护的配置效率近几十年来由于农地资源面临的城市化压力日趋激烈，土地资源在农村和城市两个部门配置的效率是农业、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他们根据土地资源边际效益在不同部门相等的原则来研究农地保护的效率问题。近年来，该方面的研究关注如何在传统的边际计算方程中加入更多的变量，比如增加更多衡量不同土地用途的正(负)外部性的变量(Lopez et ，1994)。这些研究在评价方法、模型和计量方法上不断深入，取得了很多进展。另一方面，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问题受到城市经济学的关注(Brueckner et ，2001)。城市的增长是农地保护的主要压力，为了避免城市无序扩张带来的农地保护低效，实践中提出了城市理性增长的目标，即实现商业、居住、景观、公共设施等多功能用途土地的合理配置(Haff，2003)。城市理性增长既实现了发展城市的目标，又保护了土地景观，体现了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为了寻找理性增长的模式，这类研究致力于在城市增长、工业和人口的集聚、城市的空间结构、拥塞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问题(Turne，2007)。上述对农村和城市土地配置效率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在资源配置层次的农地保护现实问题之一。农地保护的外部性农地保护对环境的影响也是资源配置层次考察的重点。Racevskis et (2000)最近从农业部门的视角，提供了农地非农化造成的生态服务和美学价值损失的文献的综述。综述显示，现有的研究已经能够提供农地非农化造成农村开阔空间的减少，宜人的田园风景的消失，农村水资源质量的下降，及其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等环境问题的证据。另一方面，Johnson(2001)从城市部门的视角进行的文献综述，提供了城市的无序扩张带来了空气污染加重、更多的能源消费、物种多样性的减少、城市废弃建成区的增加、垃圾及其掩埋物中有毒物质的扩散等环境问题的证据。为了寻找解决这些负外部性的办法，农业和环境经济学家尝试各种方法来评价农地的非市场价值或者环境退化的成本(Beasley et ，1986;Costanza et ，1997)。城市经济学家尝试找出那些在城市扩张分析过程中被忽视的成本和收益，比如，对拥塞造成的成本和开阔空间的价值(Brueckner，2001)，公共服务设施成本(Carruthers，2003)。所以，外部性问题是资源配置层次农地保护现实问题之二。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农地保护的另一面就是需要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在农地损失的源头进行控制。所以，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尤其是城郊结合部的开发区的集约利用，对实现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起到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分析人口密度、土地市场和土地集约利用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现有研究关注的重点(Stern，1994)。同时，研究影响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因素，探寻城市用地扩展中集约水平的评价方法和规律总结也是主要的内容(Arnott et ，1979)。另外，控制城市蔓延，也是土地集约利用的一个重点，这在美国研究更为深入。比如城市蔓延所造成的低密度连续扩展、沿交通干道带状发展(ribbon development)和非连续的蛙跳式(leap-frog)发展三种形式，并导致人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上升、农地流失、城市中心到郊区之间的土地闲置等问题。因此，对城市蔓延的测度也是研究的一个重点。总体上看，土地集约利用可以使土地利用达到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应，实现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所以，建设用地效率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资源配置层次农地保护实际问题之三。(二)治理结构层次关注的农地保护的手段选择土地规划与土地市场的选择是通过土地利用规划，还是通过土地市场，能够更好地治理农地保护，实现其质量和数量上的效率?这个方面的研究吸引了新制度经济学家和受到新制度经济学影响的规划学家的注意。尽管从这个角度审视农地非农化或城市化扩张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Ellickson，1977;Fischel，1978;1987)，但真正通过这个角度进行研究，或者说这个角度的研究逐渐增多，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Buitelaar，2004)。土地市场被看做是一种在明晰的产权制度下的治理结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用于交换物品或服务的“瞬间交易场所”。土地利用规划同样被看做是一种治理结构而不仅仅是政府的干预行为。在土地市场和土地利用规划之间，还存在一种结构，即两种不同程度的结合，对农地非农化同时产生作用。这种中间结构被称为“协作(coordination)”(Buitelaar，2003)，或者是“关系(network)”(Thompson et al，1991)，或者是“混合(hybrid)”(Williamson，1985;1996;1999)。所以，在土地规划和土地市场两者之间的方向选择，是治理结构层次农地保护的现实问题之一。农地保护的绩效评价当农地保护与“土地及其地上附属物的物理形态、产权束、物质和非物质价值等，通过具有一定目的同时遵守一定规则的人的交换，从一个状态转变为另一个状态过程(Healey，1992)”相联系时，过程效率(process efficiency)(Webster，1998)将比传统的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重要得多。评价农地保护这种过程效率，将成为评价农地治理结构效率的一个主要的标准(尽管不是唯一的标准)。因此，比较各种成本，尤其是农地非农化各阶段的交易费用，成为该层次研究领域迫切的需要(Bu-itelaar，2004)，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所以，农地保护绩效评价是治理结构层次农地保护的现实问题之二。治理结构视角的外部性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在讨论如何减少农地损失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上也产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设定农地损失相应的规章制度中(即，治理结构的安排)是否应该增加更多的规章制度来限制农地损失对环境的危害?公共福利学说(pub-lic interest theory)，即庇古(Pigou，1932)的观点认为，政府制定更多的旨在减少市场失灵和保护公众利益的规章制度有利于实现社会效率。然而，公共选择学说(public choice theory)并不同意把政府看做是仁慈的和万能的，同时认为政府的规章制度是低效率的。在公共选择学说的内部也包含了两种意见(Djankov et al，2002)。一种意见是“俘获理论”(capture theory)(Sti-gler，1971)，意思是更多的规章制度只能造成某些利益集团得到更大的市场(垄断)势力和市场利润，而不是社会利益。另一种意见是“过路费理论”(tollbooth theory)(Shleifer et ，1998)，意思是规章制度只是政治家和官僚阶级追求利润的工具。上述两种学说的辩论实质上也属于“政府干预对解决外部性的作用和效果”的辩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辩论。所以，新的外部性的争论是治理结构层次农地保护的现实问题之三。农地保护治理结构探索中国农地保护所限制的农地非农化的治理结构符合国家正式法律安排的只有一种，即通过国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将土地的所有权转变为国有后，在城市土地市场出让，完成农地非农化(Lin et ，2005)。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建设用地的大量需求和集体土地被征用过程中产生的农地补偿、失地农民安置等社会问题，现行的单一的治理结构模式出现了一些阻碍经济发展和妨碍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在地方范围内试行一些新的治理结构模式，比如土地股份合作制为特征的“南海模式”、以土地换社保为特征的“嘉兴模式”、以农村建设用地入市为特征的“芜湖模式”(赵奉军，2004)，以及最近的“重庆模式”(莫于川，2007)等。除了这些地方公开的试验，还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不惜冒着被法律制裁的危险，通过违法方式进行农地非农化。所以，选择何种合适的治理结构，是治理结构层次农地保护现实问题之四。(三)制度环境层次关注的农地保护的制度设置正式制度的作用土地的产权制度和相关的法律，构成了农地保护的制度环境。在西方国家，产权是私有的，存在充分的市场环境，当然农地保护，还受到土地利用规划(或者空间规划)等正式制度的限制(Needham，2007;Wiegandt，2004)。这样，在土地产权、土地市场、土地规划的共同作用下，西方国家在农地保护的质量和数量上都有着良好的表现，并没有出现类似于中国的在农地数量上的过度损失。特别是德国和荷兰，虽然也存在着和中国类似(甚至比中国更高)的人口密度，但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农地非农化的效率，数量上的低效率不是主要问题，政府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将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通过土地规划来“内化”到现有的市场体系中(Vlist，1998;Haaren et ，2006)，同时这两个国家也很少出现违反土地规划的情况。在中国，土地产权是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这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地方。在土地相关法律法规方面，比如土地规划制度等，有着和西方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然而，在中国的正式制度安排下，却存在着数量和质量上的过度非农化(曲福田等，2004)，以及大量的土地违法行为(谈明洪等，2005)。一方面，西方国家成功的例子说明合适的正式制度具有减少交易费用(制定、执行、监督、惩罚的费用)和弥补农地非农化外部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暂时的或者局部的失败，也说明即使是借鉴于成功的正式制度，它是否能够发挥作用还受所处的社会基础、相应的治理结构以及资源实际配置层次因素的影响。分析正式制度变迁、制度缺陷以及缺陷导致的经济社会不良后果的研究，对正式制度的本质———土地制度在节省交易费用进行探讨，推动了产权等正式制度理论发展的研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借鉴它们研究方法中先进的一面，并运用到关于中国土地的正式制度的研究中。因此，探究正式制度的作用是制度环境层次农地保护现实问题之一。土地产权的变迁过程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是特殊的，进而在这种产权制度下的农地保护也是特殊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虽然宪法规定土地属于国家和农民集体所有，但是现实中无法找到所有权人的具体代表。所以它既不是私有，也不同于国有，更不是共有，它的产权很“模糊”(Ho，2005)。模糊的产权有好处，直接且有力的证明就是，无论要求对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多大，但政府至今仍然没有(或者不愿意)消除产权的模糊，只是在土地的使用权及其派生的各种用益物权上增加了新的规定(这在新颁布的物权法中可见一斑)。在这个模糊的产权体系下，农地保护效率的研究还没有成为重点，土地产权的本身以及在此产权安排下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农民的行为引起了更多的兴趣。比如，作为一个经典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的案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如何避免土地产权安排上的局限，同时充分发挥了本只属于私有产权在配置效率上的作用(林毅夫，1991;王小映，2000)。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副产品”就是土地的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的正面效应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赋予了农民不仅仅是传统的生产功能，更是一种社会保障功能，农民的就业、医疗、养老等都凝聚在那块有限的土地上(姚洋，2000;Yao，2001;Ho，2005)。然而，平均分配的负面后果就是土地的细碎化(Tan et ，2006)。土地的细碎化导致了土地生产的规模受到限制，造成农业生产配套设施建设的困难性，也引起了土地肥力的退化。在这些负面影响显现后，中国的农村地区自发地组织并实践了一些利于规模经营的集体土地产权安排，先后产生的模式有:两田制、集体农场、家庭农场、反租倒包、股份合作制、“四荒”拍卖等。这些模式都是因为现有条件下农业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额外利益所驱动，促使农民、集体和地方政府自发地进行新一轮的土地使用权的“诱致性变迁”。然而，实践也证明，并不是所有的“诱致性变迁”都成功了，两田制、集体农场、家庭农场、反租倒包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现阶段，比较受重视的与产权有关的制度研究是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的问题(张安录，1999)。所以，土地产权的变迁过程是制度环境层次上农地保护的现实问题之二。政治利益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为什么相同方向的产权改革却形成了不同的改革后果，政治的原因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如果在政治上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则这种产权改革不可能成功，或者被政治集团利用，造成改革的后果与初衷相反。很多案例表明了土地改革后的制度绩效可能低于改革前(Janvry et ，1989;Deininger，1999;Lerman，1999;Deniz，2003)。所以一些研究开始讨论如何把政治的因素也加入土地改革的策划中(Horowitz，1993;Grossman，1994)。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成功的土地改革不仅取决于是否考虑了改变土地的产权结构，还取决于是否考虑了如何与政治权力结构相配合。只有满足了大部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需求，才可能实现土地产权的重新分配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对中国土地产权变迁的研究(Li et ，2000;Schwarzwalder et ，2002;Lohmar，2006)也印证了上述观点。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根据政治集团的目的，经历了一个从私有到公有然后又逐渐向私有靠拢的过程(Bramall，2004)。第一个私有的过程是指1947～1952年的第一次土地改革，这个过程是将原来资本家和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实现了所谓的平均地权。1952～1980年可以看作是一个土地产权公有化的阶段，这个阶段政府通过合作社、学大寨等政治经济运动把农民所有的土地在没有引起农民反对(甚至得到他们支持)的情况下收归国有。1981年后，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又在探寻如何在不影响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实现市场配置土地资源———把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Ho et ，2006;Ho，2006;Ding，2003)、城市土地的使用权(Zhang，1997;Li，2003)是现阶段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的重要内容。正因为改革正在进行，所以改革产生的成效和弊端也是同时的，但这正是给了政府一个“摸石头过河”的机会(Lohmar，2006)。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关注农地保护效率的正式制度的讨论并没有产权制度其他角度的研究那么活跃，仅仅是对征地制度改革的研究(Ding，2005;2007)。或许是因为这个论题更偏向于治理结构层次的内容，而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个过程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问题)，进而关系到政治集团的利益。现有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体系使得增值收益成为现阶段国家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在中国，政治利益也决定了农地保护制度的变迁。目前看，各方面对农地保护制度的安排都是非常谨慎。然而，正是因为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农地保护也成为政府干预和市场配置矛盾最激烈的地方，解决了这个矛盾才代表了整个产权结构安排的成功。所以，政治因素是制度环境层次农地保护现实问题之三。(四)社会基础层次关注的农地保护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非正式制度在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社会资本、信任、互惠、人际关系等对效率的影响。比如有研究表明，信任使得在某些小型社区内人们比较容易达成口头性的土地租赁契约(Allen et ，1992)。对中国非正式制度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信任对贸易、对企业关系的影响(Child et ，2003;Buchan et ，2004)，人际关系对企业、对组织形式的影响(Li，2005)。几乎还没有研究对土地产权形成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进行考察。但应该指出的是，现有的对“关系”、“面子”两个概念的研究，为理解土地制度、土地交易等提供了思路。“关系”是中国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渗透整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联系网络，关系可以减少人与人交往、交易等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搜寻等交易费用，提供有用的、及时的和连贯性资源(Wang，2007)。“面子”是指某个人被别人认可的社会地位，当然不要误认为是简单的虚荣心，而重要的是在中国只有拥有“面子”才能发展、维持“关系”(Buckley et ，2006)。所以，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是社会基础层次农地保护现实问题之一。非正式制度对其他层次的影响Denzau et (2000)通过理论和实践试图将文化、道德、传统以及宗教等非正式约束通过共享道德模型(sharedmentalmodel)进行解释，来探讨非正式制度对其他层次制度的影响。其他已有的案例研究，也为非正式制度对其他层次的影响提供了证据。从非洲的土地的习惯性的产权(Feldman，1974)，到俄罗斯政府尝试推行土地以家庭农场为单位的私有产权体系的失败(Stahl-Rolf，2000)，再到乌克兰内部，受西欧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较大的西部地区在以家庭农场为单位的私有产权改革相对于受俄罗斯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东部地区更为成功(Norbert，1994)等，这些案例研究已经表明了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建立、变迁和效果的影响。在中国，有的学者也找到了一些习惯性产权的案例(Ho，2003;2005)，冲突的当事人认为自己虽然是在产权有争议的土地上种植了作物，即使国家不承认这些土地的产权属于这些当事人，但当事人应该得到一定的赔偿以弥补自己的作物的损失。冲突最后结果是政府息事宁人地处理了这个案例，种植作物的当事人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后没有继续争论土地的权属问题。虽然，法律上中国是不存在土地习惯性产权的，但上述案例表明，正是农民在只要可以谋生的条件下，不会对政府的政策、制度等产生过分的要求的“习惯”，使得政府在处理冲突的时候也会考虑变通的方式和符合“习惯”的方式来处理现实中与正式产权产生矛盾的冲突。这种习惯，与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习惯相互联系，对现今中国的产权制度的建立、执行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非正式制度对制度环境、治理结构的影响是社会基础层次农地保护现实问题之二。
新农村的建设理念在举国关注和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时期，笔者感到：全国上下都应当深入把握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进一步拓宽思路；尤其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应当把新乡村的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灵魂和统帅，用新乡村的理念去建设新农村。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科学发展观统帅农村建设，真正造福农民、造福全国人民、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受到举国关注。在我国经济取得很大发展的今天，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弱质产业，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仍然是困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难题。在此关键时期，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中央采用建设新农村这样的提法，也是必要和确切的。反映了中央牢记了“三农”这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量级问题。采用这样的提法，中央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就有了客观明晰的依据。表明了中央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选择。究竟要建设出什么样的新农村？中央今年出台的1号文件，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且那个长篇的1号文件中，又重点地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一个单独段落。且只是一小段。对于实际工作中，我们应当重点把握的重点是什么？中央文件讲得非常细致、也非常明确了，无需再说什么。只是要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应当认真领会，深入理解。 但是，目前的执行过程中，已初步出现了一些问题，同时，也存在较多的潜在问题。引发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正确的新农村建设理念尚未确立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有效解决，新农村建设是肯定会出现偏差的。 现在有一种倾向，好象新农村的建设就是建新房，修马路。有一些地方，嗅觉比较灵敏。在中央决定还没有出来之前，就开始了建设新农村的工作，一步领先，经验很快就出来了。又有不少地方，也不会输在嗅觉上，又在中央文件没有出来之前，到先走一步的地方去取经了，并先行部署了新农村的建设工作。都要搞一批达标村和示范村，有的地方的确出现了一批既养眼又润心的民心工程。看了这些，我就起一个问题，中央的大新农村建设方针，已经被下面具体化为建房子、修马路的建设工程，浓缩为既养眼又润心的政绩工程。试想想，中国农村这么大，如果每一户都投资几万元建房子，我们的GDP会增长多少，这些漂亮的房子竖起来，乡村的面貌能不改观吗？勤劳善良的乡亲能不为自己住上这样的房子动容？这样还能说那些地方官没有政绩吗？但我还想问一句：农民真是有了房子，就有幸福吗？有了马路，“三农”问题就解决了吗？ 现在，还有一个深层次问题。自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了农民家庭的主要资产。承包权赋予了农民对土地的一定支配权。对这种权利，一般农民都理解为，上服从国家政策，下服从自家需要。因而在房屋建设，用水、道路以至村风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常出现各家搞各家的情况。形成了农村建设混乱，发展功能失调等情况。这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当说，承包经营本身具有很大的优点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但其缺点也在进一步显露出来。这一问题原因不是出在承包责任制，这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按我理解，问题的根本是：从上到下都忽视了乡村建设是其中的根本原因。农民只把自己看成是种田的，把自己的村庄看成是农村——搞农业的村庄。试想想：如果城市人只把自己看成是工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看成是工厂，那么，还会的有现在这样功能完善，设置配套，两个文明建设都有发展的城市吗？ 现在关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设想，还在不少地方不绝于耳。有关理论文章还在说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这些东西，农村人不懂，我也看不懂。现在经济都在全球化了，怎么还在提城乡一体化呢？但从许多地方的城乡一体化措施，可以看出两点：一方面，其本意都是好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实践不买他们的帐，实施的结果，三农问题依旧，并且农村已广泛地出现了城不城，乡不乡的情况。这种状况应当改变。 由此看来，在执行中央的新农村建设方针时，的确需要确立一新乡村的建设理念。这个理念至少要包括以下内容： ——农民不再把自己仅仅看成是农民，不再把自己居住的地方仅仅看成是农村。农村不再仅仅以农业为发展的主业。 ——各项措施要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乡村经济发展方式与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和谐协调。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突出乡村功能建设，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提升乡村的人文和经济发展功能。采取各种节约资源、减少成本、兼顾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措施，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切实考虑居民的物质追求和精神文化追求。 ——注重保护传统的乡村和人居文化和有特色的地方产品。 ——注重从公共设施完善，公益事业发展，公共环境营造方面入手。 ——各项措施要注重转移和减少农民，并促进农业生产。 …… 根椐新乡村的建设理念，在中央对农村的农田水利、道路、教育、医疗、扶贫等支持进一步落实的前提下，本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三点建议： 1、推进乡村居民集中居住，发展服务业，减少农民、提升农业。这样可以走出一条：依托城镇或村镇发展农业，解决“三农”问题，发展现代化的乡村的路子。 现农村多数已实现村里通公路，且现在交通工具都很发达，以20——30分钟的行程时间作半径，推进村民集中居住客观上是可以做到的。这样，平原区4平方公里甚至更大范围只可设一个村镇或城镇，山区1平方公里范围内可设一个，是不会影响农业生产的。按我国乡村的人口密度，新乡镇的人口一般都有千人以上，大的可以达到1万多人。这种居民集中居住的方式，使居民的走动范围变大，接触的信息增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增多，会促进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和集约化。由于人的集中居住，会打破现有农村自给自足的家庭服务模式，从而催生出村镇服务业的发展，也会进一步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促进更多人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 重点是方式方法。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推进居民集中居住肯定不行。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选择生产生活比较方便的地域，由政府出面规划集中居住区，所规划的房屋设计必须既适合生产，又适合生活。可采取由政府以不赚钱的方式来建设，然后，鼓励农民自愿购买；也可采取允许农民自己按规划建设。并允许购新房的农民保留原有房屋，但不再允许其在非集中居住改扩建居住房屋。按目前我国的土地承载能力，及这项工作的可能进度。只要务实推进，不搞“一窝风”，宏观上不会出现问题。若推进得好，最终还会节约土地。 推进集中居住必须充分体现民意。并要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的产业特色、文化特色、资源条件构思各具特色的发展思路。 2、促进城市人到城镇购建房屋。此举对缩小城乡差别，加强城乡联系，也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中央不允许机关干部到乡下购建房屋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持做到。但城市人到城镇、村镇购建符合当地规划的房屋，应当支持和鼓励。这样不仅有利于推进城乡交流扩大、促进乡镇服务业发展，而且还可使农民在村镇的生活用房的市场活跃起来。 3、要切实把乡村建设规划放到重中之重，由中央给予扶持。乡村建设规划是乡村发展的重大缺项。现在不少农村的房屋建设还是请“地仙”来做。表明乡村严重缺乏规划人才。尤其是现一家一户各搞各的，想推进乡村的现代化、舒适化是不可能的。这一问题应当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重视。一是国家要从乡村社会变革、解决三农问题等历史和现实的高度，研究出台《乡村规划法》。二是对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国家要组织专家力量帮助审查，坚决杜绝一些与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不相适应的政绩项目的规划实施(2006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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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 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 格式与写法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 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 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 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关于参考文献的使用方法，录著项目及格式与研究论文相同，不再重复。
你看下（城镇化与集约用地）别人的参考文献；，看下别人是用了哪些论文
曹银贵1，2 王静1 程烨1，2 郝银3 许宁1，2（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35；中国地质大学土地科学技术系，北京，100083；湖北省荆州市土地整理中心）摘要：综合叙述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20 多年来的研究进展，总结了在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研究、驱动力研究、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一方面是驱动力因子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方法的交叉性，从数量模拟研究转向空间模拟研究，从单方法模拟研究转向多种方法结合的模拟研究，从生物物理驱动力的建模方式转向生物物理驱动力与社会经济驱动力相结合的建模方式，未来研究则要加强精度的要求，使其研究成果能真正引导土地利用规划。关键词：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驱动力；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研究于1995年启动。10余年间，LUCC 研究始终是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除了体现在 LUCC 监测技术、驱动力、生态环境效应和建模研究等不同方面外，LUCC 研究在理论上也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突破，一方面是因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是引起其他全球变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因而在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地球系统科学、全球环境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涉及到自然和人文多方面的问题，而在全球环境变化问题中，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可以说是自然和人文过程交叉最为密切的问题［2］。LUCC 的研究起初是从全球变化研究入手，发展到现在，开始重视典型区的研究；从简单的数量研究发展到空间变化上的研究；从简单的土地利用转换的研究发展到生态足迹、能流与物流的转换研究。总的来看，LUCC 的研究是越来越微观，在此简要回顾一下 LUCC 研究的进展。土地覆被是指存在于地表的植被（自然的或者是种植的）以及人工建筑，例如水体、冰面、裸露的岩石、沙地都可以认为是具体的一种土地覆被形式［3］，土地利用则定义为同时包括改变土地生物物理属性的利用方式和产生这种利用方式的目的［5］。土地利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耕地、林地、园地等都是土地利用的类型。从土地覆被与土地利用二者的含义来看：土地覆被主要是指自然的地表形态，而土地利用重在突出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对土地资源的作用，体现出了土地的使用状况或土地的社会、经济属性；因此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构成了土地的两种属性［2］。通常情况下，土地覆被的变化会影响土地利用决策，土地利用变化则会导致土地覆被变化，再影响到土地利用决策，从而产生新一轮的土地利用变化［4，5］。由于当代的土地覆被变化主要是人类对土地利用影响造成的，所以认识土地利用变化，是了解土地覆被变化的首要条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领域逐渐加强了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研究。“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环境变化人文计划”（IHDP）于1995年共同发起了“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研究计划，并于1996年提出了5个关于土地利用/覆被问题及3个焦点［6］。5个框架问题是：①过去的300年中人类的活动是如何改变土地覆盖的？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地理单元，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人为因素是什么？③在今后50～100年中土地利用变化将如何影响土地覆盖？④直接的人文和生物物理过程是如何影响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的承载力的？⑤气候和全球生物地球化学作用怎样影响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反之又如何？3个焦点是：①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典型对比分析研究；②土地覆被动态变化——直接观察和诊断模型；③区域的与全球的模式——综合评价的框架。总的来看，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主要是理解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和结果，同时模拟土地转换的时空类型［7］。1 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包括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变化、空间变化和质量变化［8］。面积变化首先反映在不同类型的总量变化上，通过分析土地利用类型的总量变化，可了解土地利用变化总的态势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9］。目前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指标有：土地利用变化的幅度、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和土地变化的区域差异。通过各地类之间的转化，得出土地利用的转化矩阵。2 驱动力研究有关 LUCC 驱动力的研究是探索 LUCC 驱动机制的核心问题［10］。Riebsame 认为土地利用变化的预测研究是很艰难的，因为它需要了解土地利用变化的根本性的驱动力［11］，而土地利用预测模拟研究的先决条件是要确认最重要的驱动力［12］。纵观国际上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目前主要是通过大量的案例与比较，探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动力学机制［13］。Fu Congbin 认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力是：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14］，由此可见驱动力研究指标的选取一方面与自然状况有关；另一方面与人类活动有关。因此驱动力通常分为生物物理（bio-physical）和社会经济（socio-economic）两大类。生物物理驱动力包括自然环境的特征和过程，例如气候变化、地形、火山爆发、植物演替、土壤类型和过程、自然资源的有效性等［15］；而社会经济驱动力则包括人口变化、贫富状况、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政治经济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等［6，16，17］。有的时候驱动力与被观察的土地利用变化在空间或时间上相差甚远，经常涉及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和政策的变化，这些都是很难预测的［18］。由于不同区域土地利用的驱动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驱动力方面的研究都是以单一的区域为研究对象。AVeldkamp 认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因子随着比例尺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农田比例尺的情况下，主要是由社会性的和易近性的驱动因子在起作用；在景观研究尺度内，主要考虑的是地形和农业气候条件；在区域和国家尺度下，气候、人口和宏观经济政策将共同作用［12］。1 生物物理驱动力对于区域性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而言，生物物理方面的驱动力对土地变化的影响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内是比较小的，通常也是不显著的。石瑞香的研究表明，自然（气候）因素并未构成样带上近年来土地利用（尤其是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19］，但是并不是没有影响的。邹亚荣在中国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中表明，青藏高原的上升是晚新生代北半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引起了我国北方气候的干旱，对我国农牧交错区的形成，特别是对东部草地变化产生了影响［20］。叶宝莹在嫩江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选取了高程、坡度作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指标，结果表明二者与土地利用变化的线性关系明显［21］。地貌类型也会影响土地利用的变化，草地受地貌条件的影响与控制较耕地小［22］；城市的边缘区的土地利用会受到地形的影响，北京城乡过渡区的土地利用变化的发展趋向，在地域上深受西北部山地的阻力作用，可能会形成不对称发展［23］。袁俊在湖北省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表明，湖北省土地利用年变化率较低，主要是由特殊的地形限制的［24］。赵庚星认为50年前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受气候因素、风暴潮和黄河改道等自然因素驱动［25］。2 社会经济驱动力土地利用是社会的一面镜子［26］，土地利用变化能够很好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土地资源条件虽是土地利用结构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基础因素），但是对于人类活动而言，这种变化是缓慢的，Elena GIrwin 认为人类活动是引起土地利用变化的一个主要成分［7］，因此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作用摆在首要的位置［27］。陈百明认为在社会经济驱动力方面，土地利用变化与人口增长之间有明显的联系，但同时这一变化与技术进步、富裕程度、经济状况，以至文化、宗教、军事等之间也能找到一定的相关关系［28］。并且大部分的案例研究都突出了政策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作用，例如京都草案这一国际性的环境政策将对未来的土地利用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29］。龙花楼研究表明几年或几十年的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由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影响所导致［30］。袁俊认为城镇人口的迅速增长、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土地产品的需求变化和交通条件及政府政策等社会经济驱动力导致了湖北省的土地利用变化［24］。周青在农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农地利用变化强度的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中特别引入了邻近城市的辐射和耕地保护政策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31］。陈百明为深入分析和认识耕地占用与 GDP增长的关系，运用了 Decoupling （脱钩）理论，开展我国耕地占用与 GDP 增长的脱钩研究，揭示了我国各类区域耕地占用与 GDP增长的相互关系的典型模式［32］。王秀兰认为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供人类生活、生存所需的耕地资源数量在不断地变化，因而，耕地的生态环境背景质量发生着相应的变化［33］。对于城市土地利用而言，交通条件对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起到了内因作用，转化为城镇用地的土地利用类型与距交通干线的距离有一定关系［13］。3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拟土地利用系统的复杂性需要多学科的分析［34］。AVeldkamp 认为土地利用模型应该代表土地利用系统部分的复杂性；能够检验社会和生态系统结合的稳定性［12］。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是为了明确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定量地证明多个因素对某一个因素的关系和影响，不同的模拟方法已经在土地利用变化中得到广泛应用。起初，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的研究重在生物物理因子方面的模拟研究，例如海拔、坡度、土壤类型等。后来根据研究的需要，土地利用变化社会经济驱动力方面的数据整合到模型中［35］。但是社会经济指标缺少空间上的简化数据，这样将很难将社会和自然数据结合起来。AVeldkamp 认为生物物理过程的空间单元和行为组织者决策的空间单元是不一样的［12］。在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研究的开始阶段，基本上都是从数量上进行研究，后来由于遥感技术、空间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从空间上实现了土地利用变化的模拟。同时研究的方法也有很大的提升，从单一方法的模拟研究发展到多种方法的结合。1 土地利用变化的数量模拟土地利用变化的数量模拟是从数量的角度来分析模拟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彭文甫首先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确定了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相关因子，然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预测了土地利用的变化［36］。王波利用多元相关分析的方法对经济管理体制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模拟，用具体的产值代替了无法量化的经济管理体制［37］。张海龙利用马尔柯夫模型，确定了渭河盆地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相互转化的初始转移概率矩阵，从数量上预测了该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38］。虽然马尔柯夫模型在土地利用变化数量研究上表现出较好的应用性，但是由于这种预测是以末期和基期的时间间隔为预测单位，所以只能预测时间间隔整数倍的特定时期的情况，其灵活性和适用性受到限制［39］。由于灰色预报模型克服了统计回归分析方法需要大样本序列的弊端，吴素霞利用该方法预测了石家庄地区未来15年内耕地面积的变化趋势［40］。吴普特采用 BP 神经网络的方法对耕地减少进行了预测，将影响耕地变化的各驱动因子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层神经元，将耕地面积作为输出层神经元，经过反复的训练模拟，表明采用 BP 神经网络的方法在预测耕地资源减少量时精度较高，可靠性较好［41］。另外还有利用元胞自动机的方法研究土地利用变化，重在空间上的变化模拟。2 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模拟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模拟主要是从土地利用/覆被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过程进行模拟预测，另外还包括从主要的驱动力入手进行空间上的模拟预测。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模拟主要是在一些空间变量间建立关系函数，并模拟预测土地利用变化［42］。众多学者在高度集聚尺度下进行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简化模型研究，例如单个的景观元胞。同时利用遥感影像获得空间研究数据，使与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的基本地理单元和环境过程概念化［7］。Kasper Kok提出了土地利用转换及效应（CLUE）模型框架，这是一个合理的少见的空间简化土地利用模型，该模型用来分析复合比例尺条件下的土地利用变化问题［43］。摆万奇利用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从空间上确定了主要的驱动因素及其定量关系［10］。叶宝莹在GIS的支持下，利用空间相关分析筛选出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子，并利用空间多元线性回归函数求得研究区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模型［21］，目前应用较多的是将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起来运用。Bryan CPijanowski 将 GIS 和神经网络结合起来研究土地利用转换模型（LTM），从空间上来模拟土地利用变化的复杂过程，这一模型把社会经济、政策和环境等变量作为输入，并建立起了土地利用变化与公路、高速公路、居民点道路、河流、湖岸线之间的空间函数关系［42］。现阶段土地利用变化的模拟主要是针对单一的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模拟，例如国际上许多学者利用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开展城市增长的模拟研究［44，45，46］。有研究者利用神经网络的元胞自动机来模拟复杂的土地利用，整个模型的结构十分简单，用户不用自己定义转换规则及参数，该模型是在ARC/INFO GRID环境下利用AML宏语言写成［47］。侯西勇运用马尔柯夫的元胞自动机模型模拟研究区2010年土地利用的数量和空间分布，结果比较可信［48］。4 土地利用模型的精度分析土地利用模型的精度分析又叫模型的不确定性评价，反映数据输入及模型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和产生的结果［49］。模型的不确定性包含输入数据的不确定性和模型结构的不确定，遥感数据的获取会存在不确定性，例如在其纠正时采用的地面控制点的误差是不可能消除的，纠正过的遥感数据或图像产品也始终不能与地面实况完全一致，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残余误差［50］。同时在影像解译的过程中也会出现适当的误差而产生不确定性。另外在数据转换的过程中，比如矢量到栅格的转换，就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由于模型的结构是基于数学方法，用简化的数学模型来模拟复杂的行为，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不确定性。为了减小不确定性，应该避开矢量—栅格数据的转换过程，同时使用高分辨率的土地利用数据，在模拟分析的过程中，分类型单独预测模拟，然后再综合分析［48］。为了增强土地利用变化科学的研究，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是数据方面的准确性，其次是方法的先进性；再次是理论的新颖性，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在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过程中，要重点突出决策层思想，在空间上体现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要更好地发展土地利用变化的经济模型，这需要比较成熟的空间经济理论作为支撑，这样才能解释移民、雇用增长、政府行为的时空类型，这些都会影响到土地利用变化。利用相关模型分析土地利用的环境影响评价、政府决策和政策形成。同时在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多种方法的结合，选择精度最优的方法来提高研究成果的可信度与参考性。参考文献［1］路云阁，蔡运龙，许月卿走向土地变化科学——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的新进展［J］中国土地科学，2006，20 （1）：55～61［2］王秀兰，包玉海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方法探讨［J］地理科学进展，1998，10 （5）：51～54［3］FAOIntegrated approach to th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land Draft report of the UN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apter 10 of Agenda 21 to the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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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现状是自然客观条件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在受到地理自然因素制约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类改造利用行为的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不同的社会需求以及不同的生产科技管理水平，不断改变并形成新的利用现状。土地利用现状分析是对规划区域内现实土地资源的特点，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利用程度、利用效果及存在问题作出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