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真的特别难，对于我来说比登天还难。
不是发表这篇论文有多难，而是难在发表出来，有没有人在认真的看。
编辑部处理中，意味着几位外审专家的结果已回，编辑部正根据专家意见商定最终是否录用或有条件录用。
很难，这个期刊含金量很高，能在上面发论文代表国内学术圈对你的认同，代表你所掌握的学术资源，乃至你学术背景的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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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很难。这个难度就好比高考考进清华北大的概率，是需要有真材实料和专家认可的。
李俊杰，1972年人，毕业于郑州大学哲学系。先后在河南电视台、东方家庭报社、青年导报社等新闻单位 从事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发表新闻稿件近千篇。现为郑州职业技术学院高校大众传媒系老师，参加 了众多企业的有效沟通培训讲课，平时喜好书法，写作。
不是发表这篇论文有多难，而是难在发表出来，有没有人在认真的看。
李增刚，男，1975年10月生于山东省新泰市。1994年考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国际金融专业读本科，获学士学位；1998年考入山东大学产权研究所（后扩建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黄少安教授；2001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张宇燕教授； 2004年到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担任《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主任。
我们的标准太高了！堪称文明先进的典范！让世界人民都来看看，都来学习！
何帆，男，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1992年毕业于海南大学，并获得学士学位，1996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2000年至200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做博士后；2002年8月晋升为副研究员；2008年晋升为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其他学术和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专家组成员、财政部国际司顾问、商务部WTO司顾问、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新华社特约观察员、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北京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汇名家网特约讲师。2011年荣获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青年经济学家”殊荣。
我觉得真的特别难，对于我来说比登天还难。
1964年 出生于广西桂林市灌阳县；1984年 学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系；1989年 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988年－1990年 参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产业组织改革研究组，并为此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1991年 赴美国，攻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与管理博士学位，获经济学硕士。1993年初 任道琼斯Teleres亚洲及中国董事、总经理；后任美国亚洲开发投资公司（ADF）执行副总裁；1996年起 任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秘书长；1999年 在高盛投资银行Goldman Sachs和国际数据集团IDG的支持下，正式创立搜房资讯有限公司，运作的搜房网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房地产网站；现任搜房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1964年，广西灌阳，莫天全出生。在灌阳县，莫氏家族是一个有名的望族。在整个广西，莫氏家族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莫氏宗亲达到50万人之多。据史考，莫氏家族的最早文字记录要追溯到上古时期。尽管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但是莫天全依然能详细回忆起童年时代的故乡：“我家在当地山里的一片洼地上，这样的地形在岭南地区非常普遍。门前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一条河。”莫天全从灌阳县城关小学毕业之后，就在家里的安排下，远赴湖南邵阳读书。当时邵阳是著名的“三线”建设重要基地，与外界相对隔绝，环境清静。加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家里是地主出身，父亲担心会影响孩子考大学，于是就委托莫天全当兵的叔叔将他迁到湖南邵阳读书。1981年，全国高考制度恢复的第五个年头，17岁的莫天全和全国其他258万考生一道走入了高考考场。在这道千军万马争夺的独木桥上，是1∶10的录取比例。正是从当年的高考大战中，莫天全第一次感受到竞争的惨烈，也第一次体会到拼搏的价值。数天之后，这场人生PK赛的结果出来了：莫天全成为当地莫氏家族中第三个正牌大学生——文革前有一年，莫天全的叔叔和姑姑曾经占据了灌阳县三个高校录取名额中的两个。但这次又有所不同，莫天全不但考上了大学，而且还拿到了灌阳县1981年的高考状元，在莫氏宗亲中传为一段佳话。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机械制造专业学生，这就是1981年7月的莫天全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的最新身份。谈到为何选择理工科，莫天全后来表示是受到了叔叔的影响，与此同时，当时全国上下“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大氛围也影响到莫天全的选择。在华南理工大学的那段日子，莫天全每学期期终考试都是第一名，以至于让他觉得有些无聊，想给自己找点突破。1982年，大学二年级时莫天全递交了一份申请书，不是入党申请书，也不是助学申请书，而是跳级申请书——他希望能够直接从二年级升到四年级，因为三年级的课程都已经自学完成了。在那个年头，能考上大学都算很不容易了，在大学里跳级则是闻所未闻，少之甚少，更别说是主动申请的。所幸的是，接到申请之后的系领导很支持他的这个举动，而且80年代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的风气很是浓厚，从政治领域到文学领域，再到经济领域，都是如此，当然也包括在个人学业上。于是系主任就带他去找学校校长，校长倒是很干脆，就抛下一句话：“跳级可以，只要能在二年级的期终考试，同时考完二年级、三年级所有课程，且每门功课成绩在80分以上。”今天的莫天全回过头去审视那次重要的挑战，觉得一方面是年轻人有冲劲，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性格使然，喜欢不断挑战高难度，对成就感的渴望驱使他去完成这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考试结果让莫天全为自己留下了一个值得炫耀的记录：华南理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成功跳级的学生。三年大学生活很快结束了。1993年之前，中国绝大多数高校都是采取毕业生国家分配制度。莫天全直到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才知道自己的毕业去向：位于天津的机械部第五研究院。到第五研究院报到那一天，院长把莫天全分去搞环保研究。1984年，环保是一个很超前的话题。当时国务院有一个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主要功能却是进行建设规划，直到14年之后才出现国家环保总局，环保的冷门由此可见一斑。在得到分配任务之后，莫天全和指导老师一起搞起噪声研究。师徒两人经常拿着价格昂贵的测噪仪器到处跑，配合有关部门检测噪声超标的企事业单位。1986年，莫天全在机械部第五研究院已经呆满两年，此时他又给自己出了一个新的难题：辞职考研究生。理由很简单：要做领导，而做领导的一条途径就是学管理，那么就必须去读研究生。对于22岁的莫天全来说，当离开天津市南开区红旗路370号（机械部第五研究院所在地）之时，一条漫长的路才刚刚开始。这次莫天全“投奔”到了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傅家骥教授门下。傅家骥是国内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早期开拓者之一。考前几个月，莫天全开始每天昏天黑地地“啃”书本，从第一页“啃”到最后一页，这一点跟如今的考研模式倒是毫无二致。如果说当初考大学是10%的几率，如今这个比例缩小了10倍，100个人才能“存活”1个。莫天全最后从2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傅家骥教授在1986年招收的两名研究生之一。在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莫天全参与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政策研究工作。此外，还经常在《管理世界》、《经济学杂志》等权威杂志上发表文章，以致多年后，《管理世界》当年的编辑部主任遇见莫天全还印象深刻：“在《管理世界》上发表文章的都是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就你一个学生，很不容易。”1989年，莫天全研究生毕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很想要他。但莫天全已经决定到美国去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因为全球公认水平最顶尖的管理学专业都在美国。莫天全希望到国外去继续深造，提升自己管理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水平。尽管GRE、托福的成绩不是很理想，但莫天全有在清华大学认识的德国教授的推荐和一系列得奖成果及文章的发表，美国方面还是给了他全额奖学金。在等待美国大学通知书的那段时间，莫天全到巴基斯坦去担任一个援助项目的总翻译。1990年，在巴基斯坦接到美国大学的通知书，莫天全辞去援外工作，立即从北京飞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经济与管理双博士学位。1990年12月28日，他第一次离开养育自己26年的中国大地，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利坚。那天北京下着漫天大雪，但莫天全十分激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中国和美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两个国家——终于可以从这两个最伟大的地方吸取养分了。由于在巴基斯坦练了胆，莫天全也没有联系美国朋友，揣着1000多美元登上去洛杉矶的航班。莫天全要去的大学在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要转机还要坐车。在美国的三年学习时间，每天平均只睡4～5个小时，除了学业，还有工作（在学校当助教）。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这位中国学生每年都能拿到38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莫天全还和一位中东富商及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教授合伙，在广西老家办了一家葡萄酒厂，专门利用回国探亲机会招聘了两名管理人员，可惜不到3个月，这家酒厂就倒闭了。1994年初，莫天全在毕业期间更为重要的是，认识了美国道琼斯旗下子公司Teleres的老板，并进入道琼斯Teleres工作。在Teleres，莫天全从底层的信息分析员做起，对每天的房地产市场各种指数进行专业评估，以此预测房地产市场走势。从这个时候，莫天全开始深入了解房地产市场，与这个行业结下不解之缘。1997年，互联网经济在美国迅速发展，Teleres已经成为美国本土最大的房地产信息互联网公司。而此时，凭借出色的工作，莫天全的职务已经变成了Teleres中国公司总经理。 1991年，接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邀请，到美国攻读经济与管理双博士学位1993年进入道琼斯Teleres，任道琼斯Teleres亚洲及中国董事、总经理；后辞去道琼斯Teleres的工作，任美国亚洲开发投资公司ADF执行副总裁1996年接手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国务院发展中心等发起的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担任秘书长1999年初，得到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高盛投资银行Goldman Sachs和国际数据集团IDG的支持，正式创立搜房资讯有限公司为亚洲最大的与房地产和家有关的信息技术公司。2005年7月14日与法国分类广告与出版业巨头签署协议，以2亿美金出售搜房网15%的股权。2006年，搜房分成了几个集团，比如资讯集团，也就是新房市场；二手房和租房集团，以及以研究院为核心的研究集团等。2007年，搜房正在为在美国上市而进行着最积极的准备。为此莫天全也已经开始调整搜房整体格局，将原先垂直管理改为由各公司自我管理、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式管理，以使搜房的组织架构和运营模式更符合境外公司上市的要求。莫天全说，房地产只是他的一个切入点，他最大的愿望是在中国做一个与道琼斯、麦肯锡、安德信齐名的信息咨询机构，“所有的好机会都让我们赶上了，我们应该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事情。” 在道琼斯工作期间，Teleres公司的CEO和其他三位高层年龄相仿，结成一个圈子，相互间像家庭成员一样亲密。他们尽管比莫天全大20岁，却很快接纳莫天全成为其中一员，带他结识美国金融界的知名人物，而这些在华尔街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也对莫天全创办搜房网产生了积极影响。“从他们身上学到太多东西。我想也许是我的自信，没有移民心态，让我融入那个社会没有隔阂。现在，回到中国，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世界是平的，走到哪里都是一样。”莫天全说。 莫天全第一次萌发在中国创办自己的房地产网络公司，源于一次普通的商业合作。那是1995年，道琼斯Teleres找到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推出中国房地产指数。这是一个衡量房地产市场发展态势的量化体系，当时知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还是项目顾问。莫天全参与了这个项目从谈判到实施的全过程，尽管由于当时国内房地产业市场化才刚刚起步，导致这一指数系统商业开发不算成功，但其中一些商业理念却对莫天全产生了影响。1999年，已经跳槽到美国亚洲开发投资公司担任执行副总裁的莫天全敏锐地意识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和福利分房制度的结束，日益商业化的中国房地产业正在迎来一个井喷时代，而市场对于房地产信息的渴求将是一个巨大的商机。1999年，莫天全在北京定慧寺西大柳庄附近一个居民小区租下一套三居室，花钱购来服务器、电脑等设备并聘来管理人员，开始了一个打造网上房地产帝国的创业生涯。网站的域名最初为Chinaproperties，中文名开始也叫做“中国物业网”。反复思考之后，莫天全终于决定改为Soufun。由此，搜房网诞生了。任何创业项目都离不开巨额资金，尤其是互联网这种“烧钱”行业。最初，通过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校友、高盛执行总裁李山的牵线搭桥，莫天全找到香港几个大财团，希望能够投资搜房网。谈判非常艰苦，最初香港财团对融资项目表现出了一定兴趣，但越往后面，谈判越难以进行，香港财团提出的苛刻条件完全无法让人接受。最终谈判以破裂告终，但莫天全从这次谈判中意识到这个项目存在巨大价值。最终为搜房网提供第一笔资金的是国际数据集团IDG，一家最早进入中国IT风险投资领域的美国投资公司。这次融资与前面的艰苦谈判相比，又太具有戏剧性了。莫天全将自己的想法写在一张信笺纸上，然后找到在IDG的同学林栋良。凭着莫天全的判断与对市场预期的坚信，IDG对搜房网投资了100万美元。莫天权由此获得第一笔风险投资。 创立初期，莫天全就很清楚地规划了搜房网的发展方向。初期是房地产信息传播媒介阶段，通过不断扩展，发展成为整个房地产业的一个商业运作平台。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房地产业与互联网行业作为两大新兴行业，都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再到高速扩张的过程。作为两大行业的联姻，莫天全带领搜房网也在积极拓展，不断壮大。从2004年开始，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着人们观念，正在促使着房地产业经营模式转型。搜房网在创建之初，选择在中国五大城市进行业务拓展：香港、台北、深圳、上海、北京。如今搜房网业务已经扩展到全国100多个城市。当然，作为一个区域性很强的产业，莫天全领导的搜房网也不是毫无困难，但最终坚持下来了。虽然创业之初，莫天全与张朝阳曾同在一栋楼办公，但搜房网被业界关注还是在2006年。经过IDG、高盛投资银行、法国Trader Classified Media的连续风险投资后。2006年8月底，澳大利亚最大电信及信息服务公司Telstra斥资54亿美元，收购了搜房网51% 的股份。2007年，搜房网全年收入超过5亿元人民币。利润来源主要以广告收入为主,大约占90%,广告收入主要来自于房地产开发商及房屋中介机构。随着业务的拓展,广告收入也会涉及其他行业,例如家居装饰、社区服务等等。对于上市，莫天全说搜房网“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认为，上市对公司来说是一种成熟标志，还可以尽量淡化个人色彩。对于未来，莫天全的信心很足：“如今有3亿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他们来到城市需要工作、需要房子，就相当于20年要建起一个‘美国’，再往后20年，还有一个‘美国’要建。”
很难，这个期刊含金量很高，能在上面发论文代表国内学术圈对你的认同，代表你所掌握的学术资源，乃至你学术背景的深厚
樊纲简历：樊纲，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著名经济学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1953年9月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湖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1年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1992年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92年被破格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93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1994-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著作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
en 专业的书倒是没有 ，不过你可以在平时看看一些关于经济上的书，这些杂志一般都会有相关经济知识的介绍，比如《看世界》，《三联生活周刊》，《经理人》，《环球》，等，都不错的。我平时就看这些，嘻嘻，还可以吧希望采纳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中国宏观经济。 从长时期来看，中国汇率制度的变革方向将是越来越灵活。日本、德国、新加坡、韩国等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均出现了较长时期的升值趋势，人民币今后也将进入一个升值的周期。灵活的汇率制度和适度的升值对中国经济的总体福利是有利的，但汇率风险会给企业经 营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升值会对出口企业尤其是缺乏定价能力的出口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不过，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升值幅度只有2%，所以汇率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升值本身。一次性的升值对企业而言只是一种外部冲击，企业可以在冲击之后很快调整经营战略，因此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真正让企业头疼的是，他们不知道未来的汇率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由于汇率不确定，进出口的价格随之变得不确定，这直接影响到利润的不确定，企业将难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投资。 面对外汇风险的提高，企业既需要考虑采取财务性的对策，也需要考虑非财务性的对策。财务性的对策包括：(1)提前或推迟结算。由于目前存在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对进口付汇企业而言时间较长的合约比较有利，而对出口收汇企业而言则时间较短的合约相对有利。企业在签订涉外贸易合约时，应尽可能地将收汇时间提前，同时确定收汇金额和收汇日期，并在合同中加入汇率风险条款。(2)利用金融工具回避外汇风险。(3)在目前金融产品种类不是很多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银行提供的外汇结构性存款业务来实现大额资金的保值增值。结构性存款一般由银行自行或者委托一些国际专业机构进行运作，所以收益相对比较高。(4)央行已经要求银行借人民币汇改之机大力发展外汇市场和外汇市场上的各种金融产品。因此，企业应密切关注银行在近期推出的新的金融产品，充分运用现有产品达到规避汇率风险的目的。 非财务性的对策主要是指企业在汇率政策调整之后要考虑的战略调整：(1)由于人民币升值和资本项目管制逐渐放开，国内企业可考虑更多地到海外投资。海外投资的目的可以是建立海外原材料供应基地、直接接近目标市场建立生产基地、购买国外的品牌和研发力量、通过投资进行对冲(比如可以购买美国向中国出口产品的企业的股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