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清楚
传世的文献如果是后代的出版物就难免有差错或者后人修改的痕迹。例如：古文经，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今文经，则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至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这就是地下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区别了。他们的联系我们可是相对比较下得出更有利于后世人们所学习和传承的思想哦。
滇国是战国秦汉时期，以今中国云南省境内的滇池为中心，东至石林、泸西，北达会泽、昭通，南抵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附近地区的政权名。其疆域东西宽约150公里，南北长约400公里。传世文献关于滇国记载零碎稀少，幸赖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呈贡天子庙等滇文化墓葬出土器物，可见其风土人情之概貌。一、滇人的衣食住行（一）服饰服装滇人服饰的主要制作原料是麻织品、兽皮等。从出土文物上描绘的图案可知，滇人有的服饰风俗，随身份、场合的差异，而有不同。如贵族富裕阶层的男女，上身大多穿圆领对襟短袖上衣，不系扣，衣长至膝，袖短、宽，长及肘。多不穿裤。有的穿短裤，有的胯下系以宽带，上束至腰际。而在青铜器图案中被描画为抬舆、播种、放牧、执伞等形象者，其身份应或为家庭内奴隶，或为平民。此类男女多穿窄袖长衫，腰中柬带，后襟较长，有的拖地，似动物之尾。有的服饰风俗，则不分老幼、性别、贵贱皆相同，如跣足习俗。比较特殊的一种服装，是滇王去世后，也仿效西汉贵族尸体穿着“金缕玉衣”之制。玉衣（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妆饰（1）发饰前述身份或为家庭奴隶或为平民者，妇女多将发上梳，折成长髻，形似马鞍；男子椎髻，多在头顶后，用带缠之。持伞女俑（云南晋宁石寨山20号墓出土）在青铜器图案中，或被描画为猎头的对象，或在祭祀时被当作人牲，或作为商品和牛、马等一起计数交易等形象者，当是地位最为低下的奴隶。男女皆辫发，曲头。发髻一般用簪子固定。金发簪（云南晋宁石寨山1、2、12号墓出土）（2）耳饰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滇国遗址均出土有用玉、石磨制的大耳环。《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云南古代有“儋耳蛮”，“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户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3）颈饰和臂饰在颈部和手臂上，古滇国的民众喜欢用玉石、玛瑙等天然宝石做成各种装饰，风格古朴。比如下面两件：玛瑙串珠（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玉环（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4）跣足古代滇人多跣足，是由滇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穿鞋者，其长相、服饰均非滇国主体民族。跣足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日。（5）纹身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上，描画的是一个盛装骑士，其裸露的小腿上，纹有一蛇纹。另一件青铜剑上，也刻画一个手持短剑的裸体武士和一只老虎搏斗。此人裸露的腿上亦刻有花纹。石寨山出土的铜鼓（6）衣饰尾滇国青铜器图像上描画有许多饰以“尾饰”的图案，即后衣襟较长，似长尾垂地；也有的背上披一件带毛的兽皮，兽尾下垂至臀部。此风俗一直沿用至今。如白族、彝族、纳西族等还延续有此装束风俗。（二）饮食水稻是滇人主要种植的农作物。其饮食主要为汤羹、米饭。其最重要的肉食来源，是一种巨角隆脊的“封牛”。此外，家庭畜养的牛、马等，及狩猎所获的狼、雉鸡、孔雀、蛇等动物的肉，也是滇人重要肉食品。（三）建筑滇人多居住在由上、下两层结构组成的“干栏式”建筑中，上层是人起居之处，下层是豢养家畜之处。（四）交通滇国的贵族出行，男子骑马，女子乘肩舆。平民大概以步行为主。西汉中晚期，滇人的马具已经很完整，马络头、项带、额带、鼻带、咽带、颊带等都已齐备。乘船也是滨水而居的滇人常见的交通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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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的文献如果是后代的出版物就难免有差错或者后人修改的痕迹。例如：古文经，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今文经，则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至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这就是地下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区别了。他们的联系我们可是相对比较下得出更有利于后世人们所学习和传承的思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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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是研究的最少一百年以前的历史什么是考古学？它与人类学、历史学的关系如何？对于这个问题，国际学术界存在着争论。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认为，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既有共同性，又各有其特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学科，彼此不存在附属关系。在中国，有相当一段时间考古学是归于历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于几年前使考古学成为与历史学同样的一级学科。我们的努力，并非只是出于考古学家的虚荣心，而是出于对考古学学科定位的认识和学科发展的考虑。人类学在中国被称为民族学，它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年，有别于民族学的社会人类学在中国出现，虽还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但它也并未也不应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关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我是这样理解的：历史学是主要依据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它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只研究事件和人物，也探讨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和原因以及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其宗旨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其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版本的校勘、史料的考证、相关史实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分析等等。考古学是主要依据过去的人们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即遗迹和遗物）及其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存研究人类的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并探索其背景和动因总结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其基本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区域分析、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聚落遗迹和遗物的功能分析、墓葬分析等，不一而足。人类学则主要是通过延续至今的一些保留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们集团来研究人类的行为和文化的发展，并探索其规律的一门学问。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调查，即详细地记录被调查的集团生活的各个方面，探索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因和规律。简而言之，三个学科在均以研究人类的过去，探索其规律方面存在共同点，但各自的研究的出发点或立足点不同。历史学是从古代文献出发，立足于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考古学是从遗迹和遗物出发，立足于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类学则是从活着的人们集团出发，立足于对有关的人们集团进行缜密的调查与分析。三者目标相近，但研究的途径与方法各不相同，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简而言之，历史学是以书见人，考古学是以物见人，人类学则是以人见人，即由今人见古人。分清三个学科的上述差别，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作为考古学家，应当注意考古学与其它学科研究出发点的不同，坚持考古学的立场，坚持从考古资料出发，而不是从历史文献或民族学调查资料出发进行研究。这一点对于有着丰富古代文献和众多少数民族的中国考古学家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学科并非始终泾渭分明，其研究对象有时也有交叉。如考古发掘出土的简牍、帛书等古文书既是考古遗物，又是古代历史文献。一些古老的部落中祖传下来的物品既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同时也作为遗物，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虽然如此，这三个学科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不应将其混为一谈，更不应因为三者或其中两者存在着某些共同点，便将其合二为一，或将其中一个学科附属于另一个学科之下。还应当指出的是，三个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有局限（限于篇幅，此处不作展开），仅凭某一个学科，难以承担起研究人类的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的历程，探讨其背景和动因，并总结其规律的重任。因此，需要三个学科之间加强协作，优势互补。不仅如此，还要同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加强联系，多学科联合，共同攻关。这应当成为今后这三个学科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
基本文献史料：具有连续性，整体性，综合性，的特点。例如隋唐五代的史书《隋书》《新唐书》《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等，这些材料在历史纪事上，都按年月日，分门别类，逐一编次，没有任何一年是没有纪事的。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十分清晰，因而是连续的，整体的，每部材料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全面考察，这些材料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风俗等等都有或多或少的记载，综合性是很强的。考古文献史料：具有真实性，片段性，研究性。考古出来的毕竟都是实物，是非常真实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只能反映出某个特定时间或时代的特征或特点，文物中，除了本身有文字的，大多都需要研究才能知道它所处的时代或时间。例如周绍良教授编辑的《唐代墓志铭汇编》，这些材料全都来自于真实出土的墓碑等，但墓志所记载的仅仅只有一人或二人，只能反映墓主个人的情况或某些时代特点，即使全部看完也不能对唐时期进行把握，这些墓志只有深入研究后，才能发挥它们对历史研究的帮助。没有基本文献的帮忙，即使想一百年，也很难想出，考古文物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甚至连这个是什么时代的东西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