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
邹韬奋曾创办了全民抗战，他的遗愿是希望我国的劳动百姓能够拥有自己的人权，社会可以对劳动人民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刘雪庵积极从事音乐报刊和理论研究工作，也是硕果累累。早在30年代初，刘雪庵就开始从事音乐刊物的编辑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以蔡元培为首的“音乐艺术社”，并任《音乐杂志》编辑；后转任上海《新夜报》音乐周刊编辑。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刘雪庵主持中国作曲者协会的日常工作，还自己掏钱办起了《战歌周刊》，后改名为《战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广泛影响的抗战音乐刊物。《战歌》自1937年10月创刊至1940年4月终刊的两年半时间，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出版了18期，对救亡歌咏运动的蓬勃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 刘雪庵（作曲）歌曲《西子姑娘》表演者：周璇傅清石词 刘雪庵曲柳线摇风晓气清频频吹送几声春光旖旎不胜情我如小燕君便似飞鹰轻渡关山千万里一朝际会风云至高无上是飞行殷情期盼莫负好青春铁鸟威鸣震大荒为君亲换征裳叮咛无限记心房柔情千缕摇曳白云乡天马行空声势壮逍遥山色湖光鹏程万里任飞扬人间天上比翼羡鸳鸯春水涟涟春意浓浣纱溪呀（映）花红相思不断笕桥东几番期待凝碧望天空一瞥飞鸿云阵动归程争趁长风万花丛里接英雄六桥三竺笼罩凯歌中 抗战胜利后，空军制作了一首与空军相关的歌曲《西子姑娘》，希望广为传唱，此曲出自刘雪庵之手。这是一首战争歌曲。西子湖畔的少女，向她任职国军飞行员的情人表露了深切的叮咛和殷勤的寄盼。沙场机声，水乡柔情，令人想起白先勇小说《一把青》中郭轸的飒然英姿、朱青的羞涩眼神。那传统中国女性的情怀，就和著静姝温婉的曲调，飞到了白云的尽头――激励着军心士气。在影片《笕桥英烈传》中也用了这首歌曲，代表了杭州姑娘对中国空军战士情谊的《西子姑娘》，影像末尾部分的中国空军战士，那青春的面容，那潇洒的风姿，让人流泪不止。
王晓梅
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在延安蓝家坪创刊。《解放》周刊辟有时评、论著、翻译、通讯、文艺等专栏，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等都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宣传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起到了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解放》创刊之初，面临着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任务，此时它的宣传中心是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它在第1卷第2、4期上刊发了毛泽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1937年7月8日，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解放》第10期即将出版，拼版后在封二加页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此后，《解放》连续报道和评论七七事变后中国战局的进展，发表支持国民党二十九军抗日和敦促国民党当局下决心抗战的文章。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全民族抗战的方针，确定党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会议通过了三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解放》第15期全文刊登了这三个文件，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苦菜花,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原抗战》、《晋绥抗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川军抗战亲历记》
艾青、何其芳、戴望舒、邢野、陈辉的《月光曲》等诗人的诗歌。
我看他儿子现在的作品是要拯救这个民族，就是是否有足够的人愿意被拯救！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做刀”这句诗出自邹韬奋的《抗战三日刊》全诗如下：我忧陆沉人梦魇，忍看谤史黠虏嚣。思借风雷开新宇，未忘铁血诛伪朝。狐孽岂能长吠日，夷氛定随残雪消。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抗战三日刊》是由邹韬奋编辑的。自1932年起，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出版了大量进步书刊。因此，早在编辑《抗战三日刊》之前，邹韬奋就已是国内公认的出版家，其才干、操守、学识为出版界所瞩目，争相延聘。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本侵略军的海军陆战队交火，悲壮的淞沪大战正式开始。当时身处上海战场的中国军队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一天的战斗，同时也是中国抵制侵略、全面抗战的开始。然而，对于上海普通市民来讲，战争突然暴发，通讯、交通中断，一切正常活动突然中止，政府的主要精力也不在群众身上，战争动员几乎没有。这样一来，导致群众不仅对战局的进展一无所知，就是最基本的战争常识也没有多少。在此非常时期，《申报》等新闻报刊正常出版，其刊载的有关战争的消息、常识及时准确，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市民了解战争进程的重要渠道。有的刊物如《抗战三日刊》，甚至部分地取代了政府的声音，“诚为今日抗战中之指针”
《大堰河——我的保姆》（诗集）1936，上海群众杂志公司艾青作品 《我爱这土地》 （诗集) 17 《北方》(诗集)1939（自费印出）；1942，文生 《他死在第二次》（诗集）1939，上杂 《向太阳》（长诗）1940，海燕 《旷野》（诗集）1940，生活 《诗论》（理论）1941，桂林三户出版社 《反法西斯》（诗集）1943，华北书店；1946，读书 《吴满有》（长诗）1943，新华书店；1946，作家书屋 《黎明的通知》(诗集)1943，文化供应社 《愿春天早点来》(诗集)1944，桂林诗艺出版社 《雪里钻》(诗集)1944，新群 《献给乡村的诗》(诗集)1945，北门
王晓梅
《四世同堂》
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集》、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创作回忆录》等
主编有：王鲁彦、熊佛西、田汉
他的遗愿是全国人民一起抗战，他在生命之际，还写下了《对国事的呼吁》，呼吁全国人民坚持团结，一起抗战
他希望可以打倒日本人，因为他那个时候就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而且对中国也是特别的热爱，如果他知道中国有了今天的成就，一定会很开心的。
天津《益世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0日。创办人是来华传教的比利时籍天主教教士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刘守荣、杜竹萱。1900年他被比利时教会派到中国来传教，1910年转来天津。当年西方来中国传教的人，除照例每星期日在教堂中聚集教徒宣传宗教外，总要利用教会的经费进行一些所谓的“慈善”和“教育”工作，雷鸣远也如此，他到天津后就创办了一所诚正小学和一所师范学校，还办了一个宣讲所，向教外人宣传天主教。为了贴合当时的情况，雷在宣传宗教时，也会讲些“救国”的道理。后来，雷鸣远的教徒汇集他的讲演词，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名为《救国》。不久，他创办了一个周刊名为《广益录》，后改为《益世主日报》，这个刊物便是天津《益世报》的前身。天津《益世报》的开办费据说只有三四万元，是雷鸣远从国外天主教徒中募集到的传教经费的一部分。1931年报馆扩充资本，招集了股份，改组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企业。但股东只限于中国天主教徒，股票转让须经公司同意。雷鸣远任董事长，实际上仍掌握着报馆的最高权力。天津《益世报》最初的馆址是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两年后迁到东门外小洋货街。1924年直奉战争的时候，迁移至意大利租界。当时中国的天主教会名义上受梵蒂冈的领导，实际上受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控制，雷鸣远的上级是法国人，据说雷对法国传教士的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极不赞同，曾不断在公开与不公开的场合揭发批评。天津的法国传教士则对雷在天津办学校、开报馆、设立宣讲所等活动侧目而视。1916年法帝国主义阴谋将天津的老西开划归法租界，这种侵略行为激起了天津市民的公愤，雷曾授意天津《益世报》反对法国侵略者强占老西开，结果是雷鸣远被法国传教士赶回比利时去了。1927年雷再度来中国。他决定到农村去，他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很苦，要复兴中国定要先建设新农村。要做好农村建设工作，必须具备有“福音主义”的人。雷鸣远想做亚洲的圣芳济，来复兴中国和亚洲。他来到中国主教管理的河北省安国县教区开展了传教工作。到安国县后，首先组织了一个“耀汉兄弟会”，会址名为“真福院”。雷鸣远认为这个会的主要精神是三个字“全、真、常”。“全”是“全牺牲”；“真”是“真爱人”；“常”是“常喜乐”。他就以这三个字为纲领，训练他的耀汉兄弟会会员。除安国县外，后来又在山西的汾阳、北平的清河、关外的玫瑰营子相继成立了分会。到抗战前夕，这个兄弟会的会员总数已有200余人。1927年雷鸣远再度来中国后，就请求入中国籍，口口声声要为中国献身。雷在1928年加入中国籍后，便经常自称是中国人。罗隆基同雷鸣远认识是1932年罗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以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雷鸣远自知他既已入中国籍，对中国人民一致武力抗日的主张是不能反对的，因此他是主张中国抗战的，并表示赞成天津《益世报》武力抗日的主张。雷鸣远第一次在报馆见到罗隆基的时候就说：“罗先生，你肯到我们报馆中来写社论，我高兴极了。我特别喜欢你那篇《可以战矣》的社论，我要我的兄弟们都读你的社论。我们中国人非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不可。”罗对雷说，他的社论可能会给《益世报》带来麻烦。雷鸣远马上说：“你放心，你放心。请你大胆写文章。你这样代表中国人民说话，就是我们报馆因为你的文章关门了，我们亦不怪你。只要我还是天津《益世报》的董事长，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们报馆的。”罗隆基就问他那些联共抗日的言论是否违背了《益世报》的天主教立场时，雷说：“不，不，你没有违背我的立场，你不要怕，我们教中还有人说我是共产党呢!除了我相信上帝，我是有神论者外，我的确是个共产主义者。我们的耶稣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长城抗战的时候，雷鸣远已年逾60，他居然将“真福院”的一批兄弟组成救护队，自己亲任队长，带队到华北、西北各战区去进行救护工作，当他出发到遵化时，有人为他拍电影，请他讲几句话。他说到：“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抗战要抗到底!”后来他为英勇抗日的二十九军创办了“残废军人教养院”，1933年举行开幕礼时，雷鸣远致词说：“我对大家是表同情的，不但我应当服侍你们，凡是中国人都应当服侍你们，因为你们卫国有功。”他还说：“诸位现在虽然残废不能工作了，我劝你们不要失望，要努力其他工作。将来成家立业，生养子女，接继后代。我今年虽已60，若诸位最近成家，生养儿子，再过20年，不依然是爱国的青年吗?若遇我国收复失地，那时我虽已是八旬老翁，我老头子誓死还要同你们的儿子一同参加工作。”据说，就在这个时期，雷鸣远同戴笠有了密切的联系，他在战区中曾替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搜集情报。在抗战期间，雷鸣远极力主张《益世报》在后方设法恢复出版。为了解决复刊的经济问题，他设法同南京主教于斌合作。1938年12月8日天津《益世报》在云南昆明重新复刊，雷鸣远仍然是名义上的董事长。《益世报》复刊后，雷曾亲自到昆明视察报馆，并鼓励工作人员，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的宣传政策。《益世报》复刊不到两年，便因经济困难而停刊。
王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