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西文Sinology，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 研究对象 从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 学科历史 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 400 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 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 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 。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 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 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 ，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 4 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 成果的 基础上，19世纪初出 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 ，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 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 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 。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 、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 春秋左传 》、《 易经 》、《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 繁荣期（20世纪） 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 海外汉学： 世界汉学概况：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 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这种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和文学。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 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重发展本国的汉学研究。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 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1） 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2） 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3） 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 汉学与汉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 ②汉代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 ~~
萌芽
从当地的晚报开始比较好，容易发，提升信心。再就去搜搜文友等词，应该可以找到不少信息。
调查法 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等科学方式，对教育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和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从而为人们提供规律性的知识。 调查法中最常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它是以书面提出问题的方式搜集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即调查者就调查项目编制成表式，分发或邮寄给有关人员，请示填写答案，然后回收整理、统计和研究。 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系统性和可重复性。在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中，观察法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①扩大人们的感性认识。②启发人们的思维。③导致新的发现。 实验法 实验法是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主动变革性。观察与调查都是在不干预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去认识研究对象，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实验却要求主动操纵实验条件，人为地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变化过程，使它服从于科学认识的需要。第二、控制性。科学实验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借助各种方法技术，减少或消除各种可能影响科学的无关因素的干扰，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因果性。实验以发现、确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有效工具和必要途径。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文献研究法被子广泛用于各种学科研究中。其作用有：①能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帮助确定研究课题。②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有助于观察和访问。③能得到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④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 实证研究法 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各种自变量与某一个因变量的关系。 定量分析法 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 跨学科研究法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世界上有2000多种学科，而学科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但同时各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 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是认定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特定对象，加以调查分析，弄清其特点及其形成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有三种基本类型：(1)个人调查，即对组织中的某一个人进行调查研究；(2)团体调查，即对某个组织或团体进行调查研究；(3)问题调查，即对某个现象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功能分析法 功能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是社会调查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它通过说明社会现象怎样满足一个社会系统的需要（即具有怎样的功能）来解释社会现象。 数量研究法 数量研究法也称“统计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认识和揭示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借以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 模拟法（模型方法） 模拟法是先依照原型的主要特征，创设一个相似的模型，然后通过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的一种形容方法。根据模型和原型之间的相似关系，模拟法可分为物理模拟和数学模拟两种。 探索性研究法 探索性研究法是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活动。它是用已知的信息，探索、创造新知识，产生出新颖而独特的成果或产品。 信息研究方法 信息研究方法是利用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美国数学、通讯工程师、生理学家维纳认为，客观世界有一种普遍的联系，即信息联系。当前，正处在“信息革命”的新时代，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可以开发利用。信息方法就是根据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通过对信息的收集、传递、加工和整理获得知识，并应用于实践，以实现新的目标。信息方法是一种新的科研方法，它以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揭示事物的更深一层次的规律，帮助人们提高和掌握运用规律的能力。 经验总结法 经验总结法是通过对实践活动中的具体情况，进行归纳与分析，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上升为经验的一种方法。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是人类历史上长期运用的较为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之一。 描述性研究法 描述性研究法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它将已有的现象、规律和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验证，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它是对各种理论的一般叙述，更多的是解释别人的论证，但在科学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定向地提出问题，揭示弊端，描述现象，介绍经验，它有利于普及工作，它的实例很多，有带揭示性的多种情况的调查；有对实际问题的说明；也有对某些现状的看法等。 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就是在撇开研究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的情况下，用数学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系列量的处理，从而作出正确的说明和判断，得到以数字形式表述的成果。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它们的质和量是紧密联系,质变和量变是互相制约的。要达到真正的科学认识，不仅要研究质的规定性，还必须重视对它们的量进行考察和分析，以便更准确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数学方法主要有统计处理和模糊数学分析方法。 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是人们正确进行思维和准确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在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包括归纳演绎、类比推理、抽象概括、思辩想象、分析综合等，它对于一切科学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系统科学方法 20世纪，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横向科学的迅猛发展，为发展综合思维方式提供了有力的手段，使科学研究方法不断地完善。而以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和信息论方法为代表的系统科学方法，又为人类的科学认识提供了强有力的主观手段。它不仅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局限性，而且深刻地改变了科学方法论的体系。这些新的方法，既可以作为经验方法，作为获得感性材料的方法来使用，也可以作为理论方法，作为分析感性材料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方法来使用，而且作为后者的作用比前者更加明显。它们适用于科学认识的各个阶段，因此，我们称其为系统科学方法。
萌芽
谢和耐教授在汉学领域内一直勤耕不辍、著述颇多，已出版的著作有以下九种：《菏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1949）、《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1956）、《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1959）、《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1970）、《中国社会史》（1972）、《中国和基督教》（1982）、《唐甑的<潜书>》翻译及作序和注释（1991）、《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1994）等。这些著作每部都有多次重版或修订再版，并大都被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以《中国社会史》（1972）和《中国和基督教》（1982）两部著作获国际汉学界好评。除专著外，谢和耐教授还有汉学方面的大量论文，计约80多篇。 谢和耐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于1956年由法国远东学术院于西贡出版，至今仍是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唯一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曾于1977年在巴黎重印。书中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籍、印度佛经、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碨户、梁户、长生库、社邑、斋供、三阶教无尽藏都做了深入探讨。对整个佛教寺院经济现象所做的社会考察和可能的解释，不仅仅局限于某些问题的具体研究上，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主要特点。谢和耐没有把佛教寺院经济看成一个孤立的现象，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广阔的大背景下，视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加以综合考察，许多方面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于这种方法论的革新，谢和耐在为中译本写的序中称，他采纳的那种首先把佛教现象看成是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观点至今仍不是论述中国寺院经济的著作中普遍采纳的出发点。这是因为这种社会学的方法并不像历史学的方法那样，操作起来相对困难一些，尤其是广阔的社会现象，往往不是能一览无余的，它需要大量的广泛的调查和分析工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此书也是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的。在谢和耐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利用敦煌卷子研究佛教寺院经济，但很多人因为未见原卷，效果也不尽理想。而谢和耐曾亲自参与编写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敦煌汉文卷子的详细目录，亲眼目睹原卷，利用了第一手资料：碑铭和写本，这在当时是领先的。除了这些以外，作者还利用了历史、佛教史料中有关的记载，在资料的丰富和详细上也是西方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就利用敦煌卷子的全面和深入上，较之中日学者在很多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以上，蒲立本（EPulleyblank）于1957年在莱顿出版的《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1卷第1期中发表书评，给予该书很高评价。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AF Wright）于1957年在《亚洲研究杂志》中发表书评，称此书“为用现代科学标准来编写中国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日本学者也十分重视，多次发表书评。法国学者也将此书与戴密微先生的《吐蕃僧诤记》并列为两大敦煌学名著。谢和耐关于敦煌学的论文主要还有《从9至10世纪的敦煌文契看中国的销售制度》和《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两文，耿升先生已经把它们译为汉文，收在《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一书中。 谢和耐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讲授的课程有中国实用文学、中国文学，此后逐渐转向了宋元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在这方面主要是从白乐日教授治学，白教授对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很感兴趣，他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所开的课程就有吴自牧的《梦粱录》，谢和耐的《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一书与此兴趣有缘，它是法国出版的一套有关各个国家日常生活丛书的一种，关于中国的只有两部，其中一部就是此书。另外一部是有关清代日常生活的。谢和耐选定了南宋王朝末年（1227－1279）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来描绘中国的日常生活，这正好是其国都于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十年，他挑选的区域是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本身为主，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为临安，是南宋的都城所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会。此书研究范围较广，包括城市、社会、衣、食、住、生活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各个方面，许多是前人没有注意过的，如火灾与消防、交通与供应等，还没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其他如衣、食、住等，虽然中外都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具体到一个时期的综合研究，则还没有这么深入地进行过。 《中国社会史》作于1964－1972年间，1972年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首次刊行，立即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史学杂志》（Revue historique）曾称赞此书为“一部巨著，是东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通史，是一种坚实的、光辉灿烂的、完美的综合。” 此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英、罗（罗马尼亚）、意、韩、葡、德、西等国文字。当时这部通史的英译本名为《中国社会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JR Foster译，曾多次再版。德文译本也曾再版。该书曾荣获圣杜尔奖（Prix Saintour），这是法国最高学术奖，并被英、美以及西方许多大学用为中国通史的教科书。此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技术史，谢和耐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二是注重中外文化交流史，谢和耐反驳了中国文化是孤立、封闭的论点。如此，既克服了旧史学缺乏洞察力的弱点，又避免了新史学忽视历史表象的特征，标志着作者新、旧史学方法的打通和兼容。《中国社会史》是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第一次尝试，由于是教科书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作者思想的发挥。 （1）《中国和基督教》1982年值此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入华传教400周年之时，谢和耐在巴黎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和基督教》（Chineet Christianisme），这部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先后被译为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汉译本有两种。在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东西，西方信奉某个上帝作为精神支柱，而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并不依靠对某个上帝的信奉却仍得到高度发展的文明，这就引起谢和耐对中国研究的浓厚兴趣。《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并非传统的传教史，而是研究传教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以此来研究中西文化的特质。全书分为五章：由同情到敌视；宗教态度与同化现象；宗教与政治；中国人的道德与基督教道德；中国人的天，基督教的上帝。谢和耐在本书中详细分析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异同，主要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比较研究，通过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对比宗教以及社会形态、道德规范、政治、哲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触时所发生的强烈碰撞。在《中国和基督教》中，谢和耐没有叙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而把重点放在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反应上，从而指出中西方对人、对世界概念的根本不同。他指出，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并不需要一个作为创始者的上帝。他认为中国虽然可以与基督教世界接触和交流，有些中国人可能从表面上被归化为基督徒，但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中国人也很难具有西方基督徒们的那种思想意识，而是始终都顽固地执著于他们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和伦理传统，这就使那些雄心勃勃企图使全世界都“福音化”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感到不快。谢和耐在基督教研究方面除了《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外，还有一些论文，有些已经由耿升先生译出，收在《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如《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中国对基督教的第一次冲突》、《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等。谢和耐的基督教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关于中欧文化比较。谢和耐在《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特别比较了中国人的伦理与基督教的伦理，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异同，指出基督教士入华传教的困难在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二是注重技术史的影响，如对于基督教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他指出，传教士传教而带来的科学知识对中国科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基督教所传入的并非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其传授科学技术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广泛的传播宗教。（2）《中国人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此书是由法国巴黎加里玛尔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它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收入作者从1955－1992年的一些文章。本书分为“导论”，“政治与社会”，“人类学与宗教”，“思维方式”，“文字”等五部分。其中“政治与社会”部分收有“中国城市考”、“关于国家”、“历史与农业”、“人或文牍”、“论责任概念”、“儒教改革”、“16与17世纪的宴集、社团与交际”、“教育”等论文。“人类学与宗教”部分收有“论蛮夷的道德”、“他者的形象”、“裸葬”、“5至10世纪的中国佛教徒的焚身自杀”、“基督教在中国的同化问题”、“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第一次接触时的政治与宗教”等论文。“思维模式”部分收有“社会与思想史”、“论形神”、“冥想的技术、宗教与哲学”、“王夫之的哲学与智慧”、“怎样读史”、“论变化概念”、“中国与欧洲碰撞中的时空、科学与宗教（17－18世纪）”等论文；“文字”部分收有“文书与历史”、“文字的外形及心理学功能”、“灵佑语录”、“近海集”等论文。这些全都发表过。谢和耐的这本书内容很广，包括有：反映中国农业变化发展；研究唐甄及明末清初思想；研究唐律；论述宋代及明清思想史；研究明代的集会及结社；研究中国的一系列教育制度；研究佛教徒自焚；论述基督教归化；研究基督教入华时的政治及宗教形势；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概述；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的探讨等等。 诚如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的汉译本序中所说，他非常注重技术史，他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因此他于1984年创立了798研究组，简称GDR798，即“中国、朝鲜、日本科学技术史研究组”。GDR是研究组(Groupe de recherche)的缩写，798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备案和支持的众多科研团体中的编号。GDR798组筹备成立之初，谢和耐曾提议开展一种“有提纲的合作研究”。这种研究未必纳入国家科研中心的固定计划，然而，它应该围绕中国及其文明圈的历史，并就若干以科学为基础的观念展开综合思考。他的倡议，很快就获准实施。一个以研究中国、朝鲜和日本科技史为中心任务的研究组，正式在巴黎出现。谢和耐本人，便是该组的第一任领导，任期为1984年至1992年10月。1990年，谢和耐与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一起，又提出一个研究课题：“从17至18世纪东西方科学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看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研究课题，后来被称为“欧洲计划”。计划的实施，势必引导人们重新关注当年天主教士的特殊历史作用——即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计划的开展，不仅囊括了德、比、荷兰等国的大量研究人员，而且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专家学者。
何江燕：下面我们有请《小学语文教师》编辑朱文君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如何撰写教学文稿，以及在投稿、发表文章方面的诀窍，她作为一名“业内人士”，一定能给我们许多的指点。另外，朱老师当过语文老师，做过语文教研员，现在成了语文杂志的编辑，可以说她把从事语文工作的角色一一体验过来了，所以她来讲的话，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朱文君：考虑时间关系，我还是站着说吧，另外当惯了老师，不习惯坐，喜欢站（笑）。何江燕老师说我体验过多种角色，怕大家有误解，以为我总是喜新厌旧（笑），所以得解释两句。我是学教育理论的，在教育局里做了几年教育管理工作，然后就到了学校教书，先教自然，然后教语文，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找到了我的价值。在学校一呆就是十年，乐在其中，意犹未尽。98年因工作需要，我做了我所在的区的语文和自然两学科的教研员，这个教研员一做就又是五六年，尤其是对语文教学教研情有独钟。而今我又跨入了出版行业，成为一名杂志编辑，当然，置身的小学语文教学领域没有变。在决定转行的时候，我一度很犹豫，在一次会议上，遇到我们武进区教育局的沈克强局长，一位博览群书、学养深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的文化学者和教育专家，他鼓励我去迎接挑战，他说，真正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地带，不是行业内经过反复爬犁的熟地，而是行业与行业，领域与领域的交界地带。他的话我一直牢牢记着，在新的工作领域中践行着。 说到生机，我想说，因为沈局长的缘故，我对武进充满向往。到了武进，我时时被洋溢出的勃勃生机感动着。今天一大早起来，阳光灿烂，我从住的地方出来，沿着宽阔的马路走一段，我看到路边林立着正在建设中的高楼，看到路边青翠欲滴的草木，开得正艳的杜鹃，空气中更充满了芬芳的草木生长的气息，我不禁感慨，武进是一片非常充满希望的土地。来到星辰实验学校，我没有想到星辰这么大，是我所见到的规模最大的学校。在这样浩如星空的学校，怎能不让人浮想连翩呢？怎么不让人从心底里溢出希望呢？及至走进教室，听到年轻的小周老师这样的一节课，沉浸其间，我再一次感受到那宁静中洋溢出的生机，一种充满力量的蓬勃的希望。我被这一切感动着，我一颗渐乎老去的心受到了激励，我想，我不用多说什么，见到大家，相视一笑，表达我的感激，足够了。 但奉江燕老师之命，我得说说如何投稿，怎么投稿命中率高一些？说真的，我做编辑才两年，经验并不多，但是这两年下来，感触很多，这些感触里，更多的是依旧从一个老师的角度产生的。我于心里常常作着一个老师和一个编辑的激烈辩论。那我就把我零零散散粗浅的感受说一说，没有准备，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请大家原谅。 我想把“投稿”两个字拆开来说。先来说怎么投。 第一、给一份刊物投稿，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个刊物的特点。 不要盲目地投，哗一下子发出去，像天女散花那样，可不行。我常常看到我的邮箱里，有的老师给我投稿的同时，还有同时发向很多杂志，抄送栏里密密麻麻的地址，这样不好，编辑最忌一稿多投。每一种刊物都有鲜明的办刊特色，你的稿子不可能“放之四海皆可用”。比如说《小学语文教师》这个刊物的特点就很鲜明，它特别关注基层一线老师的教学，注重呈现教师的实践智慧。刊物的广告这么说：哪里有小学语文教师，哪里就有《小学语文教师》。《小学语文教师》发短小精悍的文章，发最贴近课改一线的文章，发信息含量大的文章，让老师们繁忙的工作之余，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多的信息。我这可不是做广告（笑）。也就是说，《小学语文教师》这本刊物的用稿特点是非常强调实践性，操作性的文章。比如课堂实录、课例研究，案例反思，教材研读，再比如教学随笔，园丁故事等等。而有些刊物则不同，可能更关注理论研究，比如人教社的《课程、教材、教法》，那就是一本很强调教育前沿理论的刊物。老师首先了解了刊物的特点，才能有的放矢。 第二、要了解栏目的特点。 既然设了栏目，那么不同的栏目对文章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就不同。栏目也是特点的。老师们可能也经常看各种各样的杂志，不知你们是否注意了，办得比较好的一些杂志，例如《读者》，它的每一个栏目从内容到篇幅，从版式到插图都有鲜明的特点，随手打开，熟悉它的读者立刻知道这是什么栏目。 我做这本《小学语文教师》也尽量地保持不同栏目的不同风格。 比如教学论坛，主要是发一些教学理论性的文章，体现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文章。钱老师是我们的老作者，他作为一名资深的教育专家，站在理论的高度，密切关注实践，以其融通理论与实践的视阈撰写了很多指导实践的理论文章，几乎每一篇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还有我们的“备课参考”栏目，今年，我把这个栏目名改了，叫做“备课室”。希望能更多地体现教师的备课过程，而不是仅仅提供资料性的参考。那么“备课室”里需要的文章如：教法尝试、教材解读、备课思考等等。最常见的文章，如教学设计，教材的重难点分析及教法等等。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整节课的教学设计篇幅太长，所以我们往往选择一些好的、有新意的片段设计。例如，今天小周老师上了这节课，导入很有特点，就可以把它写下来，题目可以是“谈谈《古诗两首》教学的导入，不用写很多，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两千字，就可以写得明明白白，放在备课室里最合适。这样的文章，给老师提供的是“半成品”似的“操作模块”，便于读者将其融入在自己的教学中，灵活运用。 “案例反思”栏目，其实也是为老师直接提供教学实践信息的栏目，和备课室相比，它侧重于教学案例的呈现和教师对教学行为的反思研究。比如今天大家听了小周老师的课，有一些想法，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记录下课堂片段，然后写出自己的反思，我们的“案例反思”栏目的文章形式就是片段实录加上反思。 我也会为大家精选一些名家的课堂实录，完整地全课呈现，供老师们学习，这就是“精品课堂”栏目。不仅仅是名师的课，我还注意发掘一些在课型上、内容上、设计理念上有创意，有突破的课。或许这样的课在目前的条件下还不太具操作性，但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不是有“概念车”吗？课堂是否也可以提出“概念课堂”这一说？加上少许点评，让老师们通过这个课例，受到启发，激起思考，语文教学，再往前，我们该怎么走。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栏目的不同特点。再说我们的“教学随笔”栏目，随笔和“备课室”里面的文章要求就不一样了。随笔更强调一种叙事风格的文章，文章不要长，就抓住一个事例去叙说，不见得是教学的，也可是语文教育方面的。也就是说，用叙事的方式和大家去叙谈，这就是教学随笔。老师们如果抓住了不同栏目的特点，你投稿就有的放矢了。写了一篇的文章，看看吻合哪个栏目的要求，投过去，正中编辑下怀，命中率当然大大提高。 第三点，要了解编辑的流程。 编辑期刊有一个流程。从收到稿件到选稿编稿，再到审读校勘、付印出刊，要经历好几道工序，要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跨度。你看，今天我下午赶回上海立刻要做的工作是把第六期已经三校的稿子最后验清后发到印刷厂出片。那么这第六期的稿子是什么时候开始着手的呢？春节前后。那时开始策划、组织这期稿子。三月份编稿，四月份审稿、清样、三校。一期稿子编辑们要一个字，一个标点反反复复看上三四遍，尽可能地将错误率降到最低。四月底送到印刷厂出片付印，从印刷到邮局六月一日发到读者的手里，一个月时间，也不宽余。了解了这个过程，老师们投稿，特别是投备课类的文章，就要注意时间的提前量了，至少提前教学进度两个月，具体地说，比如这学期我上了一节很成功的课，课的设计很有新意，课后我把设计和实录整理出来，但现在投来的稿子，编辑肯定没法用，你是按正常的教学进度上的，刊物两个月之后登出来，已经事过境迁了。 你说，没关系嘛，我先发给编辑，他放着下学年再用好了。那样当然也可以，但毕竟像食品放陈了，不那么新鲜了。怎么才能“保鲜”？我建议老师们写好一篇稿子，先“雪藏”一段时间，给自己进一步思考的过程。钱正权老师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他的文章刊出来，经得起推敲，且历久弥新。同样，老师们现在上了的课，感觉不错，往往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现问题了，这时候如果能改进一下，一定会比现在完美得多，经得起时间的推敲。把当初写的稿子拿出来，臻于完善，自己满意了，编辑拿到手也会如获至宝。这是我说的时间问题，老师要把握这样一个流程，你的投稿命中率的“血”又上升了几格。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你要学会跟编辑交流。 经常发表文章的作者，大都很善于跟编辑交流，他们在投稿前后，会给编辑打电话，交流沟通一下：朱老师，我有一个想法，我写了一篇稿子，您看看，给我提提意见，我过一段时间再给你打电话。但不能像前段时间我遇到的一位作者，他非常热切地想投稿，给我打来电话说：“老师，我昨天给您发了一篇文章，我2007年最大的心愿，也是唯一的心愿就是发这篇文章，您一定要给我发呀。”我一看他的稿子，不行，可怎么说呢？我只好给他打电话：“我想问问，你2007年还能有别的心愿吗？”（笑） 不能用这种方式来交流。要相信编辑们是会非常重视老师们投来的每一篇稿子的。我和你们一样是老师，我完全可以体会到老师们投出这篇稿子的满心希望。所以我这里详细讲一下投稿方面的注意事项。普通的纸质信件投稿，只要注意一点，在稿子上写清联系方式：电话，单位、地址、邮编。 电子投稿有这样几方面需要注意： 一、一稿一投，切忌利用网络的便利一稿多投。同样的稿子，好几本刊物上都有不是件光荣的事，反而会引起编辑们的反感。 二、稿件以附件形式发送，不要直接贴在“正文”上。下载起来麻烦不说，原文格式也无法显现。稿件里一定要写清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编。便于我们和你联系，便于稿件刊用之后给你邮寄稿费。 三、邮件名称不要只有“投稿”两个字，最好直接写明文章标题，所投栏目。也就是把文章标题作为信件名称，写在地址下面的“标题”栏里。让编辑检索时一目了然。最后一点还请大家原谅，老师们投稿后，都非常希望能尽快得到回复，但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时间回复的。除非这个稿子需要修改，需要跟作者交流。如果不需要修改，一般会在稿子审定后通知你，或发用稿通知。这是投稿的基本常识，由于时间关系先简单跟大家说说，挂一漏万。其他有什么，会后再交流。 接下来，我要说说“稿”，怎么写稿，什么样的稿才能入编辑们的“法眼”。 我确实很想和老师交流这个问题。我们刊物每天的来稿量很大，但不需要怎么修改，拿来能用的不算太多。原因在哪里？我一直在想。原先当老师，或做教研员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感觉。走出来再看，看出点问题：咱们教育系统内部的论文喜欢求全、求大。喜欢追求宏大的题材，喜欢新名词，新概念。我们的文章通常是这样：一个宏大的标题，如《论新课程理念下的语文教学》，这样的题目，恐怕不是你三五千字能说透的；或者一个不知所云的标题，如《文化生命的课堂》，听上去更像一本书的名字。 文章什么样呢？必定有小标题一二三四五个，没有五个，至少也得凑齐三个。字数相等，句式相同。为此，少不了一番推敲，颇费些工夫。很多小标题放到哪篇文章用似乎都可以。框架搭好开始填内容，我之所以说“填内容”，就有“填空”的意思在里面。为了既定的框架填内容，甚至为了框架凑内容，而非为了内容结构文章。这样的文章看起来四平八稳，不鲜活、不灵动，毫无生气，好像都说了，其实什么都没说透，读起来味同嚼蜡。一些老师写例谈类的文章，有时候仅仅以一节课为例，也得弄出三、四个小标题，然后再把一个完整的课例一块一块地贴到这个标题下，再贴到那个标题下。课例变得支离破碎，好像都说了，好像都没说。原本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也被弄得面目模糊了。这样的文章，可读性差，编辑不喜欢。老师也最好不要写。即使教育部门论文评比需要，也尽量少写些，它会写坏自己的文风，耽误自己宝贵的生命时间。 那么写什么？ 第一，用鲜活的事例说明问题。 前面我说了，一些小标题往往是一些概念的表述。你提出这些概念，如果不用鲜活的事例来验证，那么这些概念什么也说明不了。鲜活的事例哪里来？从我们老师的实践中来，研究理论的专家也得向你讨教实践，你是最有发言权的，在实践中你每时每刻经历着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具体事例，为什么不把这些记录下来呢？在这里，我想说一个让我深受启发的例子。前段时间我有幸聆听了一位德国著名汉学家的讲座，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让世界瞩目，他是一位值得中国敬重的人。那天他的报告是关于中西方精神与身体关系的文化差异，标题很有意思，好像叫“中国人不散步吗？”报告开场半个多小时，他一直在讲述他和中国人交往中，发现中国人都不愿意无目的地走路（散步）的事例。先讲在中国的校园里遇到的学生如何，再讲他的中国朋友去德国如何，类似的例子一个接一个，先生操着不太流利的中文，不厌其烦地讲述一连串琐碎的细节，显得散乱而没有条理，全然没有通常所见的报告者无懈可击的推理和不断抛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观点。难道这是一位大学者的研究？散步不散步能说明什么？这些个别的例子又能说明什么？看看他庄重严肃，若有所思的神情，我真有些诧异。 然而，一个个细节，甚至细节中的细节，不断地叠放，镜头开始聚焦，共性的东西逐渐显现出来，中国文化中对待身体与精神的态度，在“散步”这一生活细节里得到印证。此刻的我，不能不随着他的讲述思想开去，头脑里不是被告知，而是被质疑，被激活，被开辟出一片片新的空间留待充盈。散步与不散步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孰优孰劣，这位汉学家直到报告结束也没有作结论。随后的交流，在座的很多学者从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提出完全不同的理解。一些问题又引出了新的问题。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不同学科在这里交错，“散步”的价值显现出来。研究，就此开始。这段场景我终身难忘。 反观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研究，却鲜见这种针对细节的实质性研讨。更不用说我们空洞的，充斥着课程理论名词，甚至哲学名词，却鲜有说服力的语文教学论文，好像不这样，就无法显示我们学问的“高深”。 学问在哪里？学问在细节中。哲学家叶秀山先生说：“没有细节，你的学问到底有多少就很难说，因为学问要解决实际问题，而不仅仅是有一些想法，提出一些概念名词。”事实就是如此，理论如果没有穿过这些细节，就无法真正抵达实践层面；而对理论的理解如果没有透过这些细节，就不可能是全面的，是纯粹的。历史学家陈春生先生提出历史研究要“回到历史现场”，他认为，真正深刻的有价值的研究作品，不是我们归纳出的所谓“特点”，不是主观臆想出的所谓“观点”，而是所能提交和呈现的个案，具体事件等等。 听讲座回来，我写了篇随笔，名叫《散步与细节》，我说，研究文化的，能从“散步”这个寻常的生活细节着眼；研究历史的，力求“回到历史现场”去关注细小的具体事件，这应该给我们的新课程语文教学研究一些启示的。教学也是由一个个细节组成的，恰恰是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细节里，蕴藏着丰富的具有共性的观念或行为特征，如果我们能聚焦细节，放大细节，就可能使教学研究摆脱在理念的圈子里打转的窘困，走向实质性的突破。平凡的细节被理论穿越才会发出耀眼的光芒，而理论，只有穿越了一个个细节，才能成为指导实践的理论。真正的研究就从眼下的细节开始。 老师们，珍惜我们身边每一个细节，把你的细节用你的笔头表达出来，也许事例之后你没有说什么，但是，事例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点，文章首先要有鲜活的细节。 第二，要实实在在地说理。 一段时间，我们小语界兴起这样一种文风，文章中大量引用理论，堆砌概念新词的现象尤为严重。比如说，“言语是存在的家”“言语生命的精神欲求”之类，这些词语倒并非生造，而是一些哲学范畴的概念。我以为，不同范畴的概念拿到我们教育里面，不是不可以，而是一定要慎重，更不能滥用。当然，我们思考教育问题，教学问题达到一定深度的时候，会需要哲学的介入，会走向哲学层面的思辨。但是，哲学范畴的东西拿到教育实践里面，拿到教学当中，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可自己也没弄明白，还要拿出来唬人，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既然如此，倒不如我们就来实实在在地说说道理，用最通俗的话，最朴实的话说道理。这一点我们的钱老师，于永正老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老师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文章。你们绝对找不到流行的新词汇和新概念，但是，他们说出来的道理却那么深刻，那么透彻。让我们看到了，读懂了语文最本真的东西。真正的大家的文章就是这样，读过朱光潜、丰子恺、季羡林、老舍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们不是盛气凌人的说教，你要怎样，应该怎样，而是像一位和蔼可亲的朋友、长者在和你攀谈，商量，你看这样如何？是不是这个理儿？ 所以，不必去追求那些时髦的名词术语，我们用最朴实的话说出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我们以最朴实方式呈现自己最本真的东西。昨天听我们严晓东校长说，我们的学校正在倡导“自己的课堂，本真的课堂”，这是做到点子上的。进而再倡导“自己的文章，本真的文章”，教风、文风势必相得益彰。 倡导开门见山的文风，是我要说的第四点。 虽然我们是语文教师，但我们的学科刊物还是以庄重理性的叙事研究风格为主的。有的老师文笔很好，擅长抒情，写文章一吟三叹，柔肠百转。但我们需要的大部分稿子还是开门见山为好，干干净净的文字最说明问题。有的老师读了许多理论专著，写文章时喜欢引用，我以为，理论的东西不要照搬，要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用你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很多老师写文章，开头不说“《语文课程标准》云如何如何”，就没法说话。结尾的时候不说，“让我们一起在新课程的路上奋勇前进”，好像就没法收尾（笑）。而这样的文字在编辑看来，既不中用，又浪费宝贵的版面。肯定删掉——挤干水分。干干净净地说话，就像今天最后小周老师的说课：今天我上了一节课，我有几点新体会——直接开始说。开门见山、干干净净。这样的文字到了编辑那里，是赏心悦目的，是很“养人”的。 投稿的事情就说这么多。有道是作文如做人。投稿也一样，透过稿子，能真真切切地看到你这个人。我做过老师的，做过教研员，我不仅从一个编辑的角度看待一篇稿子，更从一个教师的角度看到你的教学思想和教育情怀，看到你在课堂上的样子。读你的教学设计，教例反思，我仿佛身临其境你的课堂。当你讲述你的教学经历的时候，我仿佛能感受到你一颗真挚的心。穿越文章，我看你这个人，你就站在我面前。你真心地和大家交流，从你自己的教学实践来，真正发自内心希望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我便能感受到你文章的温度，我能看文章背后一双热切的眼睛，一颗真挚的心。一定不能为了投稿而投稿，那样的文字再多再美再抒情，也挡不住文字背后一双冷冷的眼睛。老师们，让我看到你的心，看到一位老师捕捉到教学实践的智慧，急切和同行们分享，急切希望得到同行们帮助的热切的心。 比投稿更重要的是养成动笔的习惯。武进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有着很好的读书的氛围，老师们的学养深厚，有着浓郁的书卷气息。但是，书读进去，内化之后，还要转化出来。否则你只能是个书篓子，你所读的书只能作为你茶余饭后的谈资。转化出来，一个办法就是动笔。事实上，阅读就是思考，只有将阅读、思考的内容变成文字的时候，你真正才走进自己的内心，真正把书里作者的思考变成自己的思考，系统成熟的思考，而非零散的思想的碎片，进而落实到实践行为中去，获得再创造的快乐。昨晚临睡前我看的一本书名叫《幻想之眼》，作者张文质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名教师，他教学，践行着他的生命教育理念，也时常参加一些活动，作作讲演。但他更会静下来阅读、反思、写作。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时时反思的话，那么，他的灵魂是粗糙而躁动的，他的一生是飘零而混乱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有一句话说得更好：我们要时常停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老师们,如果我们能够养成动笔的习惯，把看到的、想到的、做到的及时地记下来，你可能更多地走进了自己的内心，守住自己的灵魂，在丰厚的思想积淀中，体会一份来自灵魂的充满希望的沉静与安详。 第三，养成动笔的习惯很重要，和编辑交朋友也很重要，尤其是和我这样的编辑交朋友（笑）。这么说，是觉得在跟星辰几位老师交谈时，我们共同捕捉教学中的智慧。比如，金磊老师对语文课上的一些所谓“非语文”问题有自己不同的想法，他就跟我聊聊。我就说，金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就把这点写下来，咱们在刊物上做个茶座。这个茶座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和何江燕老师聊，她说，朱老师，我觉得“文本研读”很有意思，我也写了几篇“教材研读”的文章，不知道这样读可不可以。我听她一说，觉得何老师研读教材的角度很新，于是很快刊出了她的研读。周艳霞老师在一次闲谈中，和我谈到了最近一次教研活动的“同课异构”，我觉得这样一种教学比较，更能体现备课研究的过程，内容的可信度和形式的操作性都能给更多的语文备课以启发。于是我立即约周老师写出来，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刊用了这篇文章。大家一起聊一聊，一起共同揣摩，这样你的文章可能写起来更有目的性，也能较快地在刊物上刊出。同时，也能通过和编辑的交流，你了解到现在整个学科界在关注什么，刊物正才策划哪方面的稿子等等，如果这方面我正好有所思考，和编辑交流一下，按照要求写一写。这绝对没有开后门的意思（笑），写得不好照样不用。不过，如果星辰实验学校的老师们要向我投稿，我看见稿件上写着星辰学校某某向朱老师投稿，我感情的天平是会向这边倾斜的（笑）。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我更希望《小学语文教师》这本刊物能成为一个平台，为星辰实验学校做一点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有这么一所学校，有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团队，有这么多洋溢活力的老师。我想，一方面，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做学问，另一方面，为了我们的成长，我们更需要放开自己。你想成长吗，首先你要向大家敞开自己。开放的心态是获得成长的前提。就像我今天，不管我说的观点对也好，错也好，我站在大家面前了，我向大家敞开自己了。我真诚地和大家交流，激起思想的火花，而我便在这样的火花中得到淬炼。我也希望星辰学校的老师向我，向更多的同行敞开你们自己。谢谢大家！ 何江燕：朱老师讲话真的非常实在，但是又很受用。她是在教我们怎样投稿，但又不仅仅在说投稿，她还在说语文，在说文学，在说人学。我觉得投稿是一门学问，我们的教学更是一门学问。两位专家的讲话里面有大学问，学问、学问要边学边问。但是遗憾的是，今天的时间不允许了，好在两位专家的讲话我们安排了现场记录，一字不漏。我们可以在这次活动以后去好好咀嚼，慢慢消化，否则会消化不良的。因为时间关系，千言万语我们只能化作最热烈的掌声，向两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了。好在我们这次活动只是一个好的开端，这次活动虽然划上了一个句号，但我希望它是一个逗号，后面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欢迎他们再次走进我们校园，走进我们的课堂；更希望它是一个顿号，隔的时间再短一些，来的频率再高一些。相信两位专家肯定会欣然应允的。
大学里的专业学报
1-3个月内可以上期刊网 具体的可以扣我1733954862《中国实用医药》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出版的国家级综合性医药卫生类学术专业期刊，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673-7555，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5547/R，邮发代号80-600，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管，中国康复医学会主办。本刊为旬刊，面向国内外公开约稿和发行。本刊以全心全意为医务工作者服务为宗旨，以严谨、创新、求真、务实为办刊方针，报道医疗卫生工作领域的科研成果和临床经验，加强国内外医药学术交流，提高医务人员理论和实践水平。刊名： 中国实用医药 China Practical Medicine主办： 中国康复医学会周期： 旬刊出版地：北京市语种： 中文;开本： 16开ISSN： 1673-7555CN： 11-5547/R邮发代号： 80-600历史沿革：现用刊名：中国实用医药创刊时间：2006《中国实用医药》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管、中国康复医学会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专业性学术期刊。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3-7555 国内统一刊号：CN11-5547/R 以广大临床医务工作者为读者对象，报道医疗领域内领先的科研成果和临床诊疗经验，帮助广大临床医师提高学术水平，解决在临床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办刊宗旨；充分利用广泛的专家资源，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科学化组织和出版医药卫生知识和相关信息，为医药卫生行业和医药卫生工作者提供交流与探索的园地，成为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的知识平台。 本刊设有论著、专家论坛、专题报道、综述、临床医学、实验与基础研究、分子生物医学、基因医学、免疫医学、流行医学、临床药学、急救医学、检测医学、医学影像学，兼症医学、中医中药、药物研究与鉴定、药物质量控制、药品检验、药物经济学、综合症、糖尿病及临床实践与研究等论著类文章。 文 稿 来稿应能反映该学术领域的最新进展与水平。论点明确，论据充分，数据可靠，条理清晰，题文相符，文字简明。论著、综述、讲座一般不超过4000字，病例报告1000字左右，其余2000字为宜。 题 名 力求简明、醒目、反映文章的主题。中文文题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尽量不用简称、缩写、药物商品名等不规范名词，英文题名不宜超过10个实词。中、英文题名含义应一致。 作 者 作者姓名在文题下按序排列；作者单位名称及邮政编码角注在同页左下方；并附第一作者简介（性别、出生年月、最高学历、职务、职称、工作单位、详细通信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以及E-mail） 摘 要 论著请附400字左右中英文摘要。论著类文章采用结构性摘要，必须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Objective, Methods, Results, Conclusion)四部分，采用第三人称撰写。英文摘要还应包括文题、作者姓名（汉语拼音）、单位名称、所在城市及邮政编码。 关键词 摘要下标引关键词2～5个。请尽量使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编辑的最新版《Index Medicus》中医学主题词表 (MeSH) 内所列的词。如果最新版MeSH中尚无相应的词，处理办法有：(1)可选用直接相关的几个主题词进行组配。(2)可根据树状结构表选用最直接的上位主题词。(3)必要时，可采用习用的自由词并排列于最后。关键词中的缩写词应按MeSH表还原为全称，如“HBsAg”应标引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每个英文关键词第一个字母大写。 正文层次编号 正文中标准层次的编号按GB/1-1993和GB7713-87的规定，采用阿拉伯数字分别编号，一般不超过4级。第一级标题1；第二级标题1；第三级标题1；第四级标题1。编号一律左顶格写，不要空格。无编号段落开头可空2格。文字中间的层次排列可用(1)或①等。 医学名词 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97年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医学名词》和相关学科的名词为准，暂未公布者仍以人民卫生出版社编的《英汉医学词汇》为准。 药物名称 以最新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写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中的名称为准，英文药物名称则采用国际非专利药名，不用商品名。 缩用语 中外文医学名词，皆使用全称；如使用简称，首次出现处注出中文或英文全称及缩略语并加括号，后两者间用“，”分开。
具体哪个刊物呢？文章录用被杂志社录用之后会有录用通知书，通知书上面有具体的刊期，被知网收录的话一般要出刊之后1个月左右，也就是比如你的刊期是9月，那么被知网收录也就是10月左右，可以参考 我方网站科普下知识。
论文在期刊上发表后，如果快的一般一个月到三个左右时间能够在网上查到，如果慢的可能3，4个月才能刊登的。期刊一般比较快，如果是学报，就有点慢。再一个，核心刊物会更慢一点。一般情况下是2个月左右的就能查询的，不过也有个别特例的， 我之前有在汇刊文化发过，效果还不错
是的 只要正常去学校读书的都是全日制
这个学校很一般,能不来就不要来,要不想走就不容易了,前途是自己的,要想好
因未附上阅读题目，网上也没有相关题目，故附上相关文章参考： 在中国文学史上，每个朝代的文学都不可或缺，都有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我这里要说的是，秦汉这一段文学除了它固有的重要性外，还颇为特别，这是我们应当倾力研究它的基本理由。 （一） 秦汉文学的特别，就在于这两个朝代本身是特别的。具言之，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体制”的开端。这种制度的实际历史状况，就是以皇帝个人为核心的同时配以庞大官僚体系的一种直接统治全国的集权制度。这样的权力结构状况，不少历史学家更倾向于称之为“皇权体制”。在秦汉之前，无论商代或周代，实行的都是分封制，即封建诸侯的体制。商代社会有浓厚的部落联盟色彩，所以主要实行的是异姓封建；周代保留部分异姓封建的同时，又实行同姓分封制。当时各地方的实际统治者是诸侯，那些诸侯国的统治者是世袭君主，他们拥有相对自主的行政、赋税和军事大权，商王和周王，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共主”，周王甚至也称“周天子”，但对于诸侯的实际管束力有限，以致有的强大诸侯竟敢于到周王城洛阳来“问鼎小大轻重”（《史记·楚世家》），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弱，诸侯力政”（京房《易传》）。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废封建，立郡县，开始了皇权对全国直接统治的漫长历史时期。 汉初刘邦曾部分恢复封建制，封功臣韩信、彭越等为异姓诸侯王，所占地域将近全国之半，势力很大；但不到十年，汉朝廷与他们先后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他们几乎全归于灭亡。此后又有同姓诸侯王刘濞等，其封地也“分天下半”（《汉书·荆燕吴传第五》），他们在景帝时又掀起吴楚七国之乱，以失败告终。有鉴于此，皇权日益加强，而封建势力日渐式微。 在皇权体制中，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力和利益，他是“天子”，具有半人半神性，其合法性来自于“天”，所谓“天授帝号”（胡煦《周易函书约存》卷一），或者“奉天承运”，意味着他基本上可以不受人间社会要素的制衡、约束。皇帝直接控制朝廷以及整个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只是皇权意志的执行者，皇室利益的捍卫者。所以皇权体制实际上就是皇帝独裁体制。“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而体制本身又具有调动和实行统治力的强大功能，所以古来几乎一切统治者都对这个体制最感兴趣，无不极力实行和强化这个体制。从骨子里说，谁都想当秦始皇。近代袁世凯已经当上了“大总统”，但他还要“复辟帝制”，就是看上了后者的权力可以不受制约，而且可以世袭，传诸永久。正因如此，皇权体制在中国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绵延不绝两千馀年。后来的许多次改朝换代，尽管情况各异，究其实都只是皇权归属改易，是“山河易姓”，而非体制改变。这些都是从秦汉开始的，可知这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别之处。它们的历史重要性，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皇权体制的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在制止社会分裂和战乱局面方面，无疑是有效的，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年战乱杀伐局面来说，那是一种社会改善。而政治统一之后推行的“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措施，对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巨大好处。另外，皇权体制往往以统一大帝国的形式出现，凭藉强大政治军事实力，在对外关系上居于强势地位，不但能够消弭外侮，还经常充任宗主国，使“八戎来服”（《史记·商君列传》），国威远扬，汉、唐、清等朝皆是。但是皇权体制的“超稳定性”，决定了它必然要采取保守的社会政策，对于任何社会变革的潜在趋势持强烈的阻滞立场。而专制体制内部的腐败问题也必然日渐严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些都使得任何皇朝难以长盛不衰，终归覆灭。而体制固有的强权性格，决定了朝代只能通过武力改变，结果是“丛林法则”盛行，成王败寇。于是我们看到，数十年或数百年一轮回的朝代更替，都伴随着一场大战乱、大杀戮、大破坏，遭殃的首先是广大百姓。 （二） 皇权体制既具有强权性格，它就要对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的控制和渗透、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在秦汉文化、文学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形成了秦汉文学的一些特别状况。 秦汉文学的第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制式化朝政文章的完善和发达。朝政文章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其政治应用性很强，所以它自然受到皇权体制的特别重视。所谓“制式化”，就是通过对文章的格式化来体现等级规范和制度精神。中国朝政文章的制式化起源甚早，殷周时代即已滥觞，《尚书》中就有不少文章，已经具备初步的格式规范。但真正的文章制式化进程是从秦代开始的，原因就是皇权体制十分重视朝政文章制式化，视之为在文化领域体现皇权的首要配套事项。秦汉两朝，从皇帝到朝廷大臣，投入很大精力策划并践行此项事务。秦始皇本人在统一天下之当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名号”问题，要臣下议其事：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 接着李斯等大臣便顺着他的意思，提出“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本人主要关心自己的“名号”问题，以示其尊贵；但是李斯等大臣却从名号问题直接联想到君臣关系问题，认为还必须对君主的“命”“令”之类也作出独尊式的处理，这就将朝政文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文章制式化的进程正式启动。经过君臣间反复讨论，秦朝初步确定了朝政文章的新制式。而“汉承秦制”，从汉初到汉末，不断完善其事。 文章制式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围绕着皇权，以写作者和接受者的身份以及文章的功用为准则，来划分其文类和体裁，确定专用的文体名称，使之类型化。这可以称为“文类的制式化”。文类制式化首先将文章划分为两大类，即君主（皇帝）文章和臣下文章。对此汉末蔡邕曾作阐述：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独断》卷上） 文类划定之后，还有制式格式的进一步细化，即将每一种文类在写法规格上作具体的厘定。这可以称为“写法的制式化”。对此，蔡邕也曾分别有所辨说，如关于臣下上书君主的四种文类，其写法是：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 其言密事，得帛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同上）蔡邕此处所说，皆相关不同文类的写法格式及功能规定，它们也都是上下尊卑等级制度的直接体现，界限分明，不容淆乱。君主固然不写“章”“表”，臣下则绝对不能写“诏”“册”。 要之，制式化文章成了皇权体制及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文士而言，只要他们怀有功名追求，仕途热衷，就必须学习、掌握并熟练运用制式文章这个必要的工具。这是文士走向皇权体制内、打开仕途之门的真正“敲门砖”。自李斯向秦皇帝“上书”，制式文章的实践就已经开始了。入汉，撰写制式文章更成为君臣间沟通的基本方式。例如汉文帝时开始实行“贤良文学对策”制度，而“对策”文章就是充分制式化的。汉武帝对于对策制度曾亲作说明： ……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武帝纪》) 武帝认为，那些“贤良”“文学”人士，都应当了解“古今王事之体”，他们接受皇帝“策”问，并以“对问”（“对策”）文章回应。班固在记载武帝此段言论之后，紧接着就写道：“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是通过对策活动青紫加身的第一批儒者高官。这对于广大文士致力于制式文章的写作，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朝廷“对策”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之外，还有不少文士自动撰写“上书”之类，博取功名。前汉贾山屡“上书言事”，后汉傅毅“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文雅显于朝廷……”（《后汉书》本传）此外如“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文心雕龙·时序》），这些“上书”“奏文”“献诔”等等，都是按照相关制式撰写的。而一旦文士参政成功，成为各级官员，无论在朝廷或地方郡县，无论对上对下，他们在平常政事活动中所运用的主要工具，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章”“表”“奏”“议”及“令”等。制式文章遂成为文士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文类，成为文章写作的主流。欲知制式文章在当时文士写作中的重要性，只需粗看一下萧统《文选》目录即可了然。这是一部以梁代之前文学为对象的精选本，其中包括各种文体的作品，而其中占有最大篇幅的，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由于制式文章与皇权体制的特殊亲密关联，故而自秦汉开始，制式文章长盛不衰，直到清末民初帝制终结，才戛然而止，与皇权体制同命运。要之，作为中国古代文章主流文体的制式文章，就形成于秦、汉。其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对此不能不予充分重视。 （三） 汉代另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就是赋（或称“辞赋”）这种文学体式的盛行。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辞赋著作，就有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刘勰在总结赋的发展源流时也说：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己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文心雕龙·诠赋》） 按照刘勰的叙述，汉初从陆贾算起，直到东汉末，凡两汉重要作家，几乎都有辞赋业绩，而且多有名篇问世。班固也说过成帝之前赋有“千有馀篇”（《两都赋序》），而同时期的诗歌作品数量，刘勰说“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文心雕龙·明诗》），考虑到赋的篇幅一般都明显大于诗歌，所以这个数量上的优势还应当放大数倍。至于东汉作者和作品的数量当更多。赋在汉代的“风头”明显压过了文人诗歌。在后人心目中，“汉赋”与“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等并列，成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系列中汉代文学的代表。又有“秦碑汉赋”之说（陈第《毛诗古音考》）。 赋在汉代盛况空前甚至绝后的事实，是众所公认的。我们在此须要思考的是：产生这个特别现象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这与赋的精神和体式特征有关。首先，赋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的精神特征，这两句话是说赋在精神上体现了汉代大帝国的宏伟的规模和盛大的气象，它的使命就是要赞美和颂扬皇权，证明其合法性和神圣性，即“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汉景帝有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汉书·景帝纪》）景帝明确提出礼乐制作的目的在于歌功颂德，这是皇家导向。而这种礼乐精神，在辞赋的“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等四大主题作品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这些作品一般篇幅巨大，所写场景宏伟，内容逞繁炫博，体现了一种“宏大叙述”的爱好。而无论它们所写题材是什么，其内涵有多么复杂，基本的旨归都是要颂扬和“光大”神圣的皇权，“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上林赋》），以“颂圣”体现礼乐精神。由此，辞赋受到统治者的正面支持，它的兴盛并且跻身于当时主流文学，乃是理所当然。 赋还具有铺张扬厉的体式特征。“赋者，铺也”，“铺采摛文”，“极声貎以穷文”，“品物毕图”，都是辞赋的惯常写法。这种特征的深层次含义，是对力量、财富的炫耀，铺张扬厉的目的在于突现主体的威势和优越，令客体（受众、读者）产生震惊、崇仰和敬畏心理。作为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之一的汉帝国，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社会，都弥漫着充沛的自信心，辞赋就以铺张扬厉的方式，成为展示社会自信的最适宜载体。“铺采摛文”、“品物毕图”，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炫耀。汉代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秦代开始的“书同文”强制性措施基础上，汉代基本统一了全国广大地区的语言文字，同时语言学、文字学也得到极大发展，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章》、扬雄《方言》等著作，尤其是许慎《说文解字》的完成，是语言文字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急就章》第一章谓：“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而这些显示“罗列诸物”“分别部居”的高超功夫，实际上也就是辞赋写作中经常运用的手法，“骋辞作赋”（王逸语），彰显自信。 至于赋在功能上的“劝讽”倾向，也适应了皇权体制的需要。“劝百讽一”之言由扬雄首先提出。他对前汉的辞赋创作似有不满，说那些“靡丽之赋”（《汉书·司马相如传》）“劝”太多而“讽”太少。不过稍后班固谓：“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指出扬雄自己也在劝百讽一。那么，班固自己是否就很重视“风谕”之义了呢？也不是。因为班固在自己的代表作《两都赋》内，同样表现了“劝百讽一”的鲜明基调。同时，东汉时期的一些代表性辞赋家如张衡《二京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几乎也都“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皇甫谧《三都赋序》），在实行着“劝”多“讽”少的写作方针。所以我们不能仅听扬雄、班固等人偶尔发出的“不满”言论，从汉代主流辞赋家（包括扬雄、班固在内）的创作实际看，“劝百讽一”是他们奉行的共同写作基调。辞赋家的这种实际表现，其缘由亦可以从制度中得到解释。统治者的本性当然是喜爱正面赞扬的“劝”，至于有一点“讽”作为点缀，也符合“润色鸿业”之需，并有助于其“明君”形象的树立。所以“劝百讽一”的汉赋，既符合礼乐制度精神，亦很投合帝王的胃口。司马相如、枚皋还有班固等人受到的青睐和宠信，就是明证。要之，辞赋以自身的体式特征，取得了制度的认可和重视；加上它与楚辞的先天血脉传承关系，得到楚人出身汉代皇室人物的特别钟爱和欣赏，这就使得辞赋在汉代取得了特殊的有利发展环境，其前景自然一派光明。(四) 秦汉文学的再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民间歌谣受到相当的重视，并且有不少优秀作品被保留下来。严格地说，此事与秦代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里指的主要是汉乐府歌辞。其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历代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草根”性质，一般不受重视，很少被记录，所以自生自灭，难以流传。因此历史上民间文学的长久流传，往往要借助于官方渠道。上古、殷周时期，统治者为实施宗庙祭祀及朝廷礼仪，同时也兼以自身娱乐，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乐队，后世出土的不少殷周时期的乐器，皆可证明其事。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传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为扩充“乐”的功能，当时他采取了“采诗”以“配乐”的做法，“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郑玄《仪礼注》卷四）。什么是“通情相风切”？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这是说周王朝颇为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此之谓“观乐”。《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著名的事例。总之，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中的不少民间作品，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采集收纳进来的。 这一古老的“采诗”传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秦代的焚书坑儒打击，至汉初早已废弃，只存在于一些儒生的记忆里。直到汉武帝时期，儒术独尊，才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包括乐的内容和程序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正规化，乐府文学（歌辞）的建设也渐见起色，具体措施是发动文士写作歌辞，还有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双管齐下，大规模进行。参与创作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所制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民间歌辞是通过收集而来的，收集工作由乐府机关承担。班固记载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 看来乐府机构的任务有两大项：除在各种礼仪场合奏乐之外，还有采歌谣。这是古老的采诗传统在新朝代的再起。如何“采”法？颜师古注曰：“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所谓“遒人”，语出古文《尚书》之《夏书·甘誓》：“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看来早有夏代“遒人”之官振木铎徇于路，采取百姓讴谣的故事，这在汉代儒者说法中是被确认的，所以他们也仿效实行起来，以为礼乐制度之一环节。采讴谣的目的当然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符合礼乐精神的要求。 通过文士撰作和采集民间歌谣这两种办法，汉代的乐府文学很快丰富起来，汉乐府歌辞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新景观。尤其是民间歌谣，虽然当初它们并未进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乐府歌曲的核心部分，只是存在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非核心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史价值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优秀民间作品，大多是以此种方式被保存下来的。如《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多数歌辞，还有《日出东南隅行》《伤歌行》（“昭昭素明月”）、《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巾舞歌诗》（“公莫舞”）、《艳歌行》（“翩翩堂前燕”）、《蜨蝶行》《昭君怨》等等。从中国歌诗史角度看，除了上古先秦时期有《诗经》民歌外，唯有汉代一大批乐府民歌，能够占有诗坛的半壁江山，这一景观，是其他朝代很少看到的。 以上所述朝政制式文章、辞赋、乐府歌辞三大类文学，搭起了秦汉文坛的基本框架。三大类文学的功能同中有异：制式文章是维系皇权体运转的直接手段，其工具性最强；辞赋的基本功能在于“润色鸿业”，它体现的主要是皇权体制的“颂圣”文化精神需求和享受；乐府诗歌是礼乐仪典的构成部分，起着教化兼娱乐的双重职能，而其中的民间歌谣则提供给统治者“观风俗”之用。三大类文学都充满了特色，而背后若隐若现的主导要素，就是皇权体制的文化政策和诉求。以上所说诸项内容，都是围绕着皇权体制所形成的文化——文学特色。此外，秦汉文学中尚有另一些重要特点，如知识化特征等等，它们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要之，秦汉文学从基本性格到文体面貌，都独具特色；它与前朝后代迥然有别，同时又影响巨大。如此文学，当然具有重大的关注和研究价值，需要探讨其前因后果，究明其底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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