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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未附上阅读题目，网上也没有相关题目，故附上相关文章参考： 在中国文学史上，每个朝代的文学都不可或缺，都有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我这里要说的是，秦汉这一段文学除了它固有的重要性外，还颇为特别，这是我们应当倾力研究它的基本理由。 （一） 秦汉文学的特别，就在于这两个朝代本身是特别的。具言之，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体制”的开端。这种制度的实际历史状况，就是以皇帝个人为核心的同时配以庞大官僚体系的一种直接统治全国的集权制度。这样的权力结构状况，不少历史学家更倾向于称之为“皇权体制”。在秦汉之前，无论商代或周代，实行的都是分封制，即封建诸侯的体制。商代社会有浓厚的部落联盟色彩，所以主要实行的是异姓封建；周代保留部分异姓封建的同时，又实行同姓分封制。当时各地方的实际统治者是诸侯，那些诸侯国的统治者是世袭君主，他们拥有相对自主的行政、赋税和军事大权，商王和周王，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共主”，周王甚至也称“周天子”，但对于诸侯的实际管束力有限，以致有的强大诸侯竟敢于到周王城洛阳来“问鼎小大轻重”（《史记·楚世家》），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弱，诸侯力政”（京房《易传》）。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废封建，立郡县，开始了皇权对全国直接统治的漫长历史时期。 汉初刘邦曾部分恢复封建制，封功臣韩信、彭越等为异姓诸侯王，所占地域将近全国之半，势力很大；但不到十年，汉朝廷与他们先后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他们几乎全归于灭亡。此后又有同姓诸侯王刘濞等，其封地也“分天下半”（《汉书·荆燕吴传第五》），他们在景帝时又掀起吴楚七国之乱，以失败告终。有鉴于此，皇权日益加强，而封建势力日渐式微。 在皇权体制中，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力和利益，他是“天子”，具有半人半神性，其合法性来自于“天”，所谓“天授帝号”（胡煦《周易函书约存》卷一），或者“奉天承运”，意味着他基本上可以不受人间社会要素的制衡、约束。皇帝直接控制朝廷以及整个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只是皇权意志的执行者，皇室利益的捍卫者。所以皇权体制实际上就是皇帝独裁体制。“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而体制本身又具有调动和实行统治力的强大功能，所以古来几乎一切统治者都对这个体制最感兴趣，无不极力实行和强化这个体制。从骨子里说，谁都想当秦始皇。近代袁世凯已经当上了“大总统”，但他还要“复辟帝制”，就是看上了后者的权力可以不受制约，而且可以世袭，传诸永久。正因如此，皇权体制在中国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绵延不绝两千馀年。后来的许多次改朝换代，尽管情况各异，究其实都只是皇权归属改易，是“山河易姓”，而非体制改变。这些都是从秦汉开始的，可知这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别之处。它们的历史重要性，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皇权体制的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在制止社会分裂和战乱局面方面，无疑是有效的，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年战乱杀伐局面来说，那是一种社会改善。而政治统一之后推行的“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措施，对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巨大好处。另外，皇权体制往往以统一大帝国的形式出现，凭藉强大政治军事实力，在对外关系上居于强势地位，不但能够消弭外侮，还经常充任宗主国，使“八戎来服”（《史记·商君列传》），国威远扬，汉、唐、清等朝皆是。但是皇权体制的“超稳定性”，决定了它必然要采取保守的社会政策，对于任何社会变革的潜在趋势持强烈的阻滞立场。而专制体制内部的腐败问题也必然日渐严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些都使得任何皇朝难以长盛不衰，终归覆灭。而体制固有的强权性格，决定了朝代只能通过武力改变，结果是“丛林法则”盛行，成王败寇。于是我们看到，数十年或数百年一轮回的朝代更替，都伴随着一场大战乱、大杀戮、大破坏，遭殃的首先是广大百姓。 （二） 皇权体制既具有强权性格，它就要对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的控制和渗透、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在秦汉文化、文学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形成了秦汉文学的一些特别状况。 秦汉文学的第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制式化朝政文章的完善和发达。朝政文章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其政治应用性很强，所以它自然受到皇权体制的特别重视。所谓“制式化”，就是通过对文章的格式化来体现等级规范和制度精神。中国朝政文章的制式化起源甚早，殷周时代即已滥觞，《尚书》中就有不少文章，已经具备初步的格式规范。但真正的文章制式化进程是从秦代开始的，原因就是皇权体制十分重视朝政文章制式化，视之为在文化领域体现皇权的首要配套事项。秦汉两朝，从皇帝到朝廷大臣，投入很大精力策划并践行此项事务。秦始皇本人在统一天下之当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名号”问题，要臣下议其事：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 接着李斯等大臣便顺着他的意思，提出“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本人主要关心自己的“名号”问题，以示其尊贵；但是李斯等大臣却从名号问题直接联想到君臣关系问题，认为还必须对君主的“命”“令”之类也作出独尊式的处理，这就将朝政文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文章制式化的进程正式启动。经过君臣间反复讨论，秦朝初步确定了朝政文章的新制式。而“汉承秦制”，从汉初到汉末，不断完善其事。 文章制式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围绕着皇权，以写作者和接受者的身份以及文章的功用为准则，来划分其文类和体裁，确定专用的文体名称，使之类型化。这可以称为“文类的制式化”。文类制式化首先将文章划分为两大类，即君主（皇帝）文章和臣下文章。对此汉末蔡邕曾作阐述：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独断》卷上） 文类划定之后，还有制式格式的进一步细化，即将每一种文类在写法规格上作具体的厘定。这可以称为“写法的制式化”。对此，蔡邕也曾分别有所辨说，如关于臣下上书君主的四种文类，其写法是：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 其言密事，得帛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同上）蔡邕此处所说，皆相关不同文类的写法格式及功能规定，它们也都是上下尊卑等级制度的直接体现，界限分明，不容淆乱。君主固然不写“章”“表”，臣下则绝对不能写“诏”“册”。 要之，制式化文章成了皇权体制及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文士而言，只要他们怀有功名追求，仕途热衷，就必须学习、掌握并熟练运用制式文章这个必要的工具。这是文士走向皇权体制内、打开仕途之门的真正“敲门砖”。自李斯向秦皇帝“上书”，制式文章的实践就已经开始了。入汉，撰写制式文章更成为君臣间沟通的基本方式。例如汉文帝时开始实行“贤良文学对策”制度，而“对策”文章就是充分制式化的。汉武帝对于对策制度曾亲作说明： ……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武帝纪》) 武帝认为，那些“贤良”“文学”人士，都应当了解“古今王事之体”，他们接受皇帝“策”问，并以“对问”（“对策”）文章回应。班固在记载武帝此段言论之后，紧接着就写道：“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是通过对策活动青紫加身的第一批儒者高官。这对于广大文士致力于制式文章的写作，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朝廷“对策”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之外，还有不少文士自动撰写“上书”之类，博取功名。前汉贾山屡“上书言事”，后汉傅毅“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文雅显于朝廷……”（《后汉书》本传）此外如“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文心雕龙·时序》），这些“上书”“奏文”“献诔”等等，都是按照相关制式撰写的。而一旦文士参政成功，成为各级官员，无论在朝廷或地方郡县，无论对上对下，他们在平常政事活动中所运用的主要工具，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章”“表”“奏”“议”及“令”等。制式文章遂成为文士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文类，成为文章写作的主流。欲知制式文章在当时文士写作中的重要性，只需粗看一下萧统《文选》目录即可了然。这是一部以梁代之前文学为对象的精选本，其中包括各种文体的作品，而其中占有最大篇幅的，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由于制式文章与皇权体制的特殊亲密关联，故而自秦汉开始，制式文章长盛不衰，直到清末民初帝制终结，才戛然而止，与皇权体制同命运。要之，作为中国古代文章主流文体的制式文章，就形成于秦、汉。其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对此不能不予充分重视。 （三） 汉代另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就是赋（或称“辞赋”）这种文学体式的盛行。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辞赋著作，就有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刘勰在总结赋的发展源流时也说：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己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文心雕龙·诠赋》） 按照刘勰的叙述，汉初从陆贾算起，直到东汉末，凡两汉重要作家，几乎都有辞赋业绩，而且多有名篇问世。班固也说过成帝之前赋有“千有馀篇”（《两都赋序》），而同时期的诗歌作品数量，刘勰说“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文心雕龙·明诗》），考虑到赋的篇幅一般都明显大于诗歌，所以这个数量上的优势还应当放大数倍。至于东汉作者和作品的数量当更多。赋在汉代的“风头”明显压过了文人诗歌。在后人心目中，“汉赋”与“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等并列，成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系列中汉代文学的代表。又有“秦碑汉赋”之说（陈第《毛诗古音考》）。 赋在汉代盛况空前甚至绝后的事实，是众所公认的。我们在此须要思考的是：产生这个特别现象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这与赋的精神和体式特征有关。首先，赋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的精神特征，这两句话是说赋在精神上体现了汉代大帝国的宏伟的规模和盛大的气象，它的使命就是要赞美和颂扬皇权，证明其合法性和神圣性，即“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汉景帝有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汉书·景帝纪》）景帝明确提出礼乐制作的目的在于歌功颂德，这是皇家导向。而这种礼乐精神，在辞赋的“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等四大主题作品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这些作品一般篇幅巨大，所写场景宏伟，内容逞繁炫博，体现了一种“宏大叙述”的爱好。而无论它们所写题材是什么，其内涵有多么复杂，基本的旨归都是要颂扬和“光大”神圣的皇权，“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上林赋》），以“颂圣”体现礼乐精神。由此，辞赋受到统治者的正面支持，它的兴盛并且跻身于当时主流文学，乃是理所当然。 赋还具有铺张扬厉的体式特征。“赋者，铺也”，“铺采摛文”，“极声貎以穷文”，“品物毕图”，都是辞赋的惯常写法。这种特征的深层次含义，是对力量、财富的炫耀，铺张扬厉的目的在于突现主体的威势和优越，令客体（受众、读者）产生震惊、崇仰和敬畏心理。作为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之一的汉帝国，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社会，都弥漫着充沛的自信心，辞赋就以铺张扬厉的方式，成为展示社会自信的最适宜载体。“铺采摛文”、“品物毕图”，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炫耀。汉代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秦代开始的“书同文”强制性措施基础上，汉代基本统一了全国广大地区的语言文字，同时语言学、文字学也得到极大发展，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章》、扬雄《方言》等著作，尤其是许慎《说文解字》的完成，是语言文字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急就章》第一章谓：“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而这些显示“罗列诸物”“分别部居”的高超功夫，实际上也就是辞赋写作中经常运用的手法，“骋辞作赋”（王逸语），彰显自信。 至于赋在功能上的“劝讽”倾向，也适应了皇权体制的需要。“劝百讽一”之言由扬雄首先提出。他对前汉的辞赋创作似有不满，说那些“靡丽之赋”（《汉书·司马相如传》）“劝”太多而“讽”太少。不过稍后班固谓：“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指出扬雄自己也在劝百讽一。那么，班固自己是否就很重视“风谕”之义了呢？也不是。因为班固在自己的代表作《两都赋》内，同样表现了“劝百讽一”的鲜明基调。同时，东汉时期的一些代表性辞赋家如张衡《二京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几乎也都“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皇甫谧《三都赋序》），在实行着“劝”多“讽”少的写作方针。所以我们不能仅听扬雄、班固等人偶尔发出的“不满”言论，从汉代主流辞赋家（包括扬雄、班固在内）的创作实际看，“劝百讽一”是他们奉行的共同写作基调。辞赋家的这种实际表现，其缘由亦可以从制度中得到解释。统治者的本性当然是喜爱正面赞扬的“劝”，至于有一点“讽”作为点缀，也符合“润色鸿业”之需，并有助于其“明君”形象的树立。所以“劝百讽一”的汉赋，既符合礼乐制度精神，亦很投合帝王的胃口。司马相如、枚皋还有班固等人受到的青睐和宠信，就是明证。要之，辞赋以自身的体式特征，取得了制度的认可和重视；加上它与楚辞的先天血脉传承关系，得到楚人出身汉代皇室人物的特别钟爱和欣赏，这就使得辞赋在汉代取得了特殊的有利发展环境，其前景自然一派光明。(四) 秦汉文学的再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民间歌谣受到相当的重视，并且有不少优秀作品被保留下来。严格地说，此事与秦代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里指的主要是汉乐府歌辞。其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历代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草根”性质，一般不受重视，很少被记录，所以自生自灭，难以流传。因此历史上民间文学的长久流传，往往要借助于官方渠道。上古、殷周时期，统治者为实施宗庙祭祀及朝廷礼仪，同时也兼以自身娱乐，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乐队，后世出土的不少殷周时期的乐器，皆可证明其事。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传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为扩充“乐”的功能，当时他采取了“采诗”以“配乐”的做法，“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郑玄《仪礼注》卷四）。什么是“通情相风切”？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这是说周王朝颇为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此之谓“观乐”。《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著名的事例。总之，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中的不少民间作品，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采集收纳进来的。 这一古老的“采诗”传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秦代的焚书坑儒打击，至汉初早已废弃，只存在于一些儒生的记忆里。直到汉武帝时期，儒术独尊，才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包括乐的内容和程序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正规化，乐府文学（歌辞）的建设也渐见起色，具体措施是发动文士写作歌辞，还有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双管齐下，大规模进行。参与创作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所制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民间歌辞是通过收集而来的，收集工作由乐府机关承担。班固记载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 看来乐府机构的任务有两大项：除在各种礼仪场合奏乐之外，还有采歌谣。这是古老的采诗传统在新朝代的再起。如何“采”法？颜师古注曰：“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所谓“遒人”，语出古文《尚书》之《夏书·甘誓》：“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看来早有夏代“遒人”之官振木铎徇于路，采取百姓讴谣的故事，这在汉代儒者说法中是被确认的，所以他们也仿效实行起来，以为礼乐制度之一环节。采讴谣的目的当然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符合礼乐精神的要求。 通过文士撰作和采集民间歌谣这两种办法，汉代的乐府文学很快丰富起来，汉乐府歌辞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新景观。尤其是民间歌谣，虽然当初它们并未进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乐府歌曲的核心部分，只是存在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非核心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史价值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优秀民间作品，大多是以此种方式被保存下来的。如《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多数歌辞，还有《日出东南隅行》《伤歌行》（“昭昭素明月”）、《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巾舞歌诗》（“公莫舞”）、《艳歌行》（“翩翩堂前燕”）、《蜨蝶行》《昭君怨》等等。从中国歌诗史角度看，除了上古先秦时期有《诗经》民歌外，唯有汉代一大批乐府民歌，能够占有诗坛的半壁江山，这一景观，是其他朝代很少看到的。 以上所述朝政制式文章、辞赋、乐府歌辞三大类文学，搭起了秦汉文坛的基本框架。三大类文学的功能同中有异：制式文章是维系皇权体运转的直接手段，其工具性最强；辞赋的基本功能在于“润色鸿业”，它体现的主要是皇权体制的“颂圣”文化精神需求和享受；乐府诗歌是礼乐仪典的构成部分，起着教化兼娱乐的双重职能，而其中的民间歌谣则提供给统治者“观风俗”之用。三大类文学都充满了特色，而背后若隐若现的主导要素，就是皇权体制的文化政策和诉求。以上所说诸项内容，都是围绕着皇权体制所形成的文化——文学特色。此外，秦汉文学中尚有另一些重要特点，如知识化特征等等，它们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要之，秦汉文学从基本性格到文体面貌，都独具特色；它与前朝后代迥然有别，同时又影响巨大。如此文学，当然具有重大的关注和研究价值，需要探讨其前因后果，究明其底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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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权体制中，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力和利益，他是“天子”，具有半人半神性，其合法性来自于“天”，所谓“天授帝号”（胡煦《周易函书约存》卷一），或者“奉天承运”，意味着他基本上可以不受人间社会要素的制衡、约束。皇帝直接控制朝廷以及整个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只是皇权意志的执行者，皇室利益的捍卫者。所以皇权体制实际上就是皇帝独裁体制。“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而体制本身又具有调动和实行统治力的强大功能，所以古来几乎一切统治者都对这个体制最感兴趣，无不极力实行和强化这个体制。从骨子里说，谁都想当秦始皇。近代袁世凯已经当上了“大总统”，但他还要“复辟帝制”，就是看上了后者的权力可以不受制约，而且可以世袭，传诸永久。正因如此，皇权体制在中国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绵延不绝两千馀年。后来的许多次改朝换代，尽管情况各异，究其实都只是皇权归属改易，是“山河易姓”，而非体制改变。这些都是从秦汉开始的，可知这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别之处。它们的历史重要性，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皇权体制的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在制止社会分裂和战乱局面方面，无疑是有效的，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年战乱杀伐局面来说，那是一种社会改善。而政治统一之后推行的“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措施，对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巨大好处。另外，皇权体制往往以统一大帝国的形式出现，凭藉强大政治军事实力，在对外关系上居于强势地位，不但能够消弭外侮，还经常充任宗主国，使“八戎来服”（《史记·商君列传》），国威远扬，汉、唐、清等朝皆是。但是皇权体制的“超稳定性”，决定了它必然要采取保守的社会政策，对于任何社会变革的潜在趋势持强烈的阻滞立场。而专制体制内部的腐败问题也必然日渐严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些都使得任何皇朝难以长盛不衰，终归覆灭。而体制固有的强权性格，决定了朝代只能通过武力改变，结果是“丛林法则”盛行，成王败寇。于是我们看到，数十年或数百年一轮回的朝代更替，都伴随着一场大战乱、大杀戮、大破坏，遭殃的首先是广大百姓。 （二） 皇权体制既具有强权性格，它就要对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的控制和渗透、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在秦汉文化、文学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形成了秦汉文学的一些特别状况。 秦汉文学的第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制式化朝政文章的完善和发达。朝政文章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其政治应用性很强，所以它自然受到皇权体制的特别重视。所谓“制式化”，就是通过对文章的格式化来体现等级规范和制度精神。中国朝政文章的制式化起源甚早，殷周时代即已滥觞，《尚书》中就有不少文章，已经具备初步的格式规范。但真正的文章制式化进程是从秦代开始的，原因就是皇权体制十分重视朝政文章制式化，视之为在文化领域体现皇权的首要配套事项。秦汉两朝，从皇帝到朝廷大臣，投入很大精力策划并践行此项事务。秦始皇本人在统一天下之当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名号”问题，要臣下议其事：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 接着李斯等大臣便顺着他的意思，提出“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本人主要关心自己的“名号”问题，以示其尊贵；但是李斯等大臣却从名号问题直接联想到君臣关系问题，认为还必须对君主的“命”“令”之类也作出独尊式的处理，这就将朝政文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文章制式化的进程正式启动。经过君臣间反复讨论，秦朝初步确定了朝政文章的新制式。而“汉承秦制”，从汉初到汉末，不断完善其事。 文章制式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围绕着皇权，以写作者和接受者的身份以及文章的功用为准则，来划分其文类和体裁，确定专用的文体名称，使之类型化。这可以称为“文类的制式化”。文类制式化首先将文章划分为两大类，即君主（皇帝）文章和臣下文章。对此汉末蔡邕曾作阐述：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独断》卷上） 文类划定之后，还有制式格式的进一步细化，即将每一种文类在写法规格上作具体的厘定。这可以称为“写法的制式化”。对此，蔡邕也曾分别有所辨说，如关于臣下上书君主的四种文类，其写法是：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 其言密事，得帛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同上）蔡邕此处所说，皆相关不同文类的写法格式及功能规定，它们也都是上下尊卑等级制度的直接体现，界限分明，不容淆乱。君主固然不写“章”“表”，臣下则绝对不能写“诏”“册”。 要之，制式化文章成了皇权体制及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文士而言，只要他们怀有功名追求，仕途热衷，就必须学习、掌握并熟练运用制式文章这个必要的工具。这是文士走向皇权体制内、打开仕途之门的真正“敲门砖”。自李斯向秦皇帝“上书”，制式文章的实践就已经开始了。入汉，撰写制式文章更成为君臣间沟通的基本方式。例如汉文帝时开始实行“贤良文学对策”制度，而“对策”文章就是充分制式化的。汉武帝对于对策制度曾亲作说明： ……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武帝纪》) 武帝认为，那些“贤良”“文学”人士，都应当了解“古今王事之体”，他们接受皇帝“策”问，并以“对问”（“对策”）文章回应。班固在记载武帝此段言论之后，紧接着就写道：“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是通过对策活动青紫加身的第一批儒者高官。这对于广大文士致力于制式文章的写作，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朝廷“对策”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之外，还有不少文士自动撰写“上书”之类，博取功名。前汉贾山屡“上书言事”，后汉傅毅“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文雅显于朝廷……”（《后汉书》本传）此外如“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文心雕龙·时序》），这些“上书”“奏文”“献诔”等等，都是按照相关制式撰写的。而一旦文士参政成功，成为各级官员，无论在朝廷或地方郡县，无论对上对下，他们在平常政事活动中所运用的主要工具，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章”“表”“奏”“议”及“令”等。制式文章遂成为文士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文类，成为文章写作的主流。欲知制式文章在当时文士写作中的重要性，只需粗看一下萧统《文选》目录即可了然。这是一部以梁代之前文学为对象的精选本，其中包括各种文体的作品，而其中占有最大篇幅的，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由于制式文章与皇权体制的特殊亲密关联，故而自秦汉开始，制式文章长盛不衰，直到清末民初帝制终结，才戛然而止，与皇权体制同命运。要之，作为中国古代文章主流文体的制式文章，就形成于秦、汉。其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对此不能不予充分重视。 （三） 汉代另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就是赋（或称“辞赋”）这种文学体式的盛行。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辞赋著作，就有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刘勰在总结赋的发展源流时也说：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己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文心雕龙·诠赋》） 按照刘勰的叙述，汉初从陆贾算起，直到东汉末，凡两汉重要作家，几乎都有辞赋业绩，而且多有名篇问世。班固也说过成帝之前赋有“千有馀篇”（《两都赋序》），而同时期的诗歌作品数量，刘勰说“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文心雕龙·明诗》），考虑到赋的篇幅一般都明显大于诗歌，所以这个数量上的优势还应当放大数倍。至于东汉作者和作品的数量当更多。赋在汉代的“风头”明显压过了文人诗歌。在后人心目中，“汉赋”与“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等并列，成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系列中汉代文学的代表。又有“秦碑汉赋”之说（陈第《毛诗古音考》）。 赋在汉代盛况空前甚至绝后的事实，是众所公认的。我们在此须要思考的是：产生这个特别现象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这与赋的精神和体式特征有关。首先，赋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的精神特征，这两句话是说赋在精神上体现了汉代大帝国的宏伟的规模和盛大的气象，它的使命就是要赞美和颂扬皇权，证明其合法性和神圣性，即“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汉景帝有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汉书·景帝纪》）景帝明确提出礼乐制作的目的在于歌功颂德，这是皇家导向。而这种礼乐精神，在辞赋的“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等四大主题作品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这些作品一般篇幅巨大，所写场景宏伟，内容逞繁炫博，体现了一种“宏大叙述”的爱好。而无论它们所写题材是什么，其内涵有多么复杂，基本的旨归都是要颂扬和“光大”神圣的皇权，“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上林赋》），以“颂圣”体现礼乐精神。由此，辞赋受到统治者的正面支持，它的兴盛并且跻身于当时主流文学，乃是理所当然。 赋还具有铺张扬厉的体式特征。“赋者，铺也”，“铺采摛文”，“极声貎以穷文”，“品物毕图”，都是辞赋的惯常写法。这种特征的深层次含义，是对力量、财富的炫耀，铺张扬厉的目的在于突现主体的威势和优越，令客体（受众、读者）产生震惊、崇仰和敬畏心理。作为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之一的汉帝国，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社会，都弥漫着充沛的自信心，辞赋就以铺张扬厉的方式，成为展示社会自信的最适宜载体。“铺采摛文”、“品物毕图”，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炫耀。汉代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秦代开始的“书同文”强制性措施基础上，汉代基本统一了全国广大地区的语言文字，同时语言学、文字学也得到极大发展，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章》、扬雄《方言》等著作，尤其是许慎《说文解字》的完成，是语言文字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急就章》第一章谓：“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而这些显示“罗列诸物”“分别部居”的高超功夫，实际上也就是辞赋写作中经常运用的手法，“骋辞作赋”（王逸语），彰显自信。 至于赋在功能上的“劝讽”倾向，也适应了皇权体制的需要。“劝百讽一”之言由扬雄首先提出。他对前汉的辞赋创作似有不满，说那些“靡丽之赋”（《汉书·司马相如传》）“劝”太多而“讽”太少。不过稍后班固谓：“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指出扬雄自己也在劝百讽一。那么，班固自己是否就很重视“风谕”之义了呢？也不是。因为班固在自己的代表作《两都赋》内，同样表现了“劝百讽一”的鲜明基调。同时，东汉时期的一些代表性辞赋家如张衡《二京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几乎也都“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皇甫谧《三都赋序》），在实行着“劝”多“讽”少的写作方针。所以我们不能仅听扬雄、班固等人偶尔发出的“不满”言论，从汉代主流辞赋家（包括扬雄、班固在内）的创作实际看，“劝百讽一”是他们奉行的共同写作基调。辞赋家的这种实际表现，其缘由亦可以从制度中得到解释。统治者的本性当然是喜爱正面赞扬的“劝”，至于有一点“讽”作为点缀，也符合“润色鸿业”之需，并有助于其“明君”形象的树立。所以“劝百讽一”的汉赋，既符合礼乐制度精神，亦很投合帝王的胃口。司马相如、枚皋还有班固等人受到的青睐和宠信，就是明证。要之，辞赋以自身的体式特征，取得了制度的认可和重视；加上它与楚辞的先天血脉传承关系，得到楚人出身汉代皇室人物的特别钟爱和欣赏，这就使得辞赋在汉代取得了特殊的有利发展环境，其前景自然一派光明。(四) 秦汉文学的再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民间歌谣受到相当的重视，并且有不少优秀作品被保留下来。严格地说，此事与秦代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里指的主要是汉乐府歌辞。其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历代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草根”性质，一般不受重视，很少被记录，所以自生自灭，难以流传。因此历史上民间文学的长久流传，往往要借助于官方渠道。上古、殷周时期，统治者为实施宗庙祭祀及朝廷礼仪，同时也兼以自身娱乐，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乐队，后世出土的不少殷周时期的乐器，皆可证明其事。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传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为扩充“乐”的功能，当时他采取了“采诗”以“配乐”的做法，“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郑玄《仪礼注》卷四）。什么是“通情相风切”？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这是说周王朝颇为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此之谓“观乐”。《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著名的事例。总之，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中的不少民间作品，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采集收纳进来的。 这一古老的“采诗”传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秦代的焚书坑儒打击，至汉初早已废弃，只存在于一些儒生的记忆里。直到汉武帝时期，儒术独尊，才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包括乐的内容和程序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正规化，乐府文学（歌辞）的建设也渐见起色，具体措施是发动文士写作歌辞，还有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双管齐下，大规模进行。参与创作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所制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民间歌辞是通过收集而来的，收集工作由乐府机关承担。班固记载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 看来乐府机构的任务有两大项：除在各种礼仪场合奏乐之外，还有采歌谣。这是古老的采诗传统在新朝代的再起。如何“采”法？颜师古注曰：“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所谓“遒人”，语出古文《尚书》之《夏书·甘誓》：“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看来早有夏代“遒人”之官振木铎徇于路，采取百姓讴谣的故事，这在汉代儒者说法中是被确认的，所以他们也仿效实行起来，以为礼乐制度之一环节。采讴谣的目的当然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符合礼乐精神的要求。 通过文士撰作和采集民间歌谣这两种办法，汉代的乐府文学很快丰富起来，汉乐府歌辞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新景观。尤其是民间歌谣，虽然当初它们并未进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乐府歌曲的核心部分，只是存在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非核心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史价值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优秀民间作品，大多是以此种方式被保存下来的。如《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多数歌辞，还有《日出东南隅行》《伤歌行》（“昭昭素明月”）、《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巾舞歌诗》（“公莫舞”）、《艳歌行》（“翩翩堂前燕”）、《蜨蝶行》《昭君怨》等等。从中国歌诗史角度看，除了上古先秦时期有《诗经》民歌外，唯有汉代一大批乐府民歌，能够占有诗坛的半壁江山，这一景观，是其他朝代很少看到的。 以上所述朝政制式文章、辞赋、乐府歌辞三大类文学，搭起了秦汉文坛的基本框架。三大类文学的功能同中有异：制式文章是维系皇权体运转的直接手段，其工具性最强；辞赋的基本功能在于“润色鸿业”，它体现的主要是皇权体制的“颂圣”文化精神需求和享受；乐府诗歌是礼乐仪典的构成部分，起着教化兼娱乐的双重职能，而其中的民间歌谣则提供给统治者“观风俗”之用。三大类文学都充满了特色，而背后若隐若现的主导要素，就是皇权体制的文化政策和诉求。以上所说诸项内容，都是围绕着皇权体制所形成的文化——文学特色。此外，秦汉文学中尚有另一些重要特点，如知识化特征等等，它们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要之，秦汉文学从基本性格到文体面貌，都独具特色；它与前朝后代迥然有别，同时又影响巨大。如此文学，当然具有重大的关注和研究价值，需要探讨其前因后果，究明其底蕴了。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 宋尚文 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课题。其重要之点在于：它既承上且又启下，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在制度与文化上都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便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据个人所见，述其研究动向的几点可资注意的地方。 1．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静安先生早就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者。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它们对秦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 2．秦汉制度研究，这不是新课题，但是，近年来，主要是近一二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1998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3．地域史更展现出其优势。地域史的研究，在国外行之久矣，在我国史学界受到重视且提到议程上来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地域史历来是史学的重要一支。在这方面，1996'年由周天游先生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书，虽不是秦汉地域史的论集，但其中也有相关的论文，如《汉代三辅研究》等。1996年、1999年在广州、昆明召开的两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则明确地将秦汉时段的广州、昆明作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导向所至，学术界对这两处地方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成果。而在此期间，张荣芳先生的《南越国史》问世，则体现了地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1998年，《陕西通史》出版，而周天游等所撰等的秦汉部分，也是秦汉史在区域文化中的展示。此前不久的1996年出版的《陕西古代简史》，同样有秦汉的篇章。还有王学理先生的《咸阳帝都记》。 4．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经济史历来是关注的，这也是一个传统。对秦汉经济的研究，过去多在论文中表现，也有不少卓见和扛鼎之作。而1999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则是多年来关于秦汉经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该书的主编林甘泉先生所说的："对原来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领域，不但要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成果，而且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对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要着重多下些功夫；对秦汉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尝试作新的探讨。"从该书的效果看，主编．的这个目标是基本达到了。经济方面的单项专史，近二三年的则有《秦国粮食经济研究》(蔡万进)、《秦农业历史研究》(樊志民)、《秦汉钱币研究》等。 5．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从历史研究而伸向文化研究在中国大约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研究的是历史的思想模式、情感摸式和行为模式。这一研究形成热潮以后，在秦汉史研究中也往往被冠以"文化"二字。秦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及《丛书》总编委员会所编的《秦文化论丛》、《秦俑秦文化丛书》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套丛书和一册年刊。它是90年代初开始登台，且延续至今，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和发表了不少论文。近二三年的专著则有《秦始皇帝评传》、《秦帝国史》、《秦文字通假集释》、《秦俑学》等。论文则有若干从文化角度探索秦始皇帝陵出土文物及遗址的文章，如《秦俑二号坑与新闻热的透视》等。西北大学编辑出版的《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主编周伟洲、王欣)出版了《周秦汉唐研究》，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明》均属此类。后者虽然在《绪论》中想界定"文明"与"文化"，但全书还是文化的论述，其中也包括秦汉文化。《绪论》中也说到"对于文明与文化特别过细的区分，恐怕将永远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此也只能以模糊法来处理了。"所以，书中的秦汉文明，也应看作是对秦汉的各种文化形态的论述。熊铁基先生在继《汉唐文化史》后，于1998年出版了《秦汉文化志》。它是《中国文化通志》中的一部。书中论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方面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均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看来是从文化的视野上观察秦汉社会的，因此它避免了以文化为名而写秦汉史之实的偏颇，应是秦汉文化史的力作。它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将秦汉史与秦汉文化严格区别了开来，反映了作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6．秦汉史专著徘徊不前。关于秦汉史的断代著作，80年代出了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秦国发展史》、《秦史》、《秦汉史》，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先生的《秦汉史》及《剑桥中国秦汉史》后，最近二三年中，即1996年秦汉史年会后，似乎尚无有分量的新的秦汉史出版。 7．对秦汉文化整合的研究。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特殊的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里程碑。所谓"汉承秦制"、"百代都行秦政制"都说明中国历史至秦以后汉承秦制的大变化。近年中，张文立先生提出了《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意见，探索了战国以后的文化趋势和秦的整合历程，其完成则在汉武帝时期。张铭洽先生则在《谈汉初的文化整合》中，认为汉初实行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各家学说相互吸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汉初文化整合的特点，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大一统的观念，二是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因而经广泛深入的文化整合，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纽带，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最强保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李淑萍《儒学在秦的兴衰》，刘筱亿的《简论秦朝的思想潮流)等，都是从某一角度来探索秦汉文化思想整合历程的。 8．农民起义被重新注目。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前些年被冷落了一段，近年又有学者旧话重提，不过虽是旧话，却有新的视角。胡一华、毕英春先生研究了秦末农民起义后认为，单靠农民的反抗斗争，是难以推翻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必须凭借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推翻某一个封建王朝。杨兆荣先生则认为，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是托古讽今，不足为信。而战国时的东方六国，实际已有土地私有。秦"使黔首自实田"，剥夺了原六国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小土地所有权，加速了地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造成农民大起义。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来提出问题。 9．文献的整理。历史文献虽经前人整理，但并非十全，加之秦汉简牍的出土，对旧文献的证伪工作和整理工作更加艰巨。台湾学者吴福助、陈文豪对云梦秦简的整理和考证，对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的校释，李解民先生对《史记》倒文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学者对旧文献的校释成果。虽然，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并作细致的工作。 时序进入2000年以后，相信秦汉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是指秦、西汉、东汉长达400余年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并得到逐步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封建制度确立并不断发展；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也都出现了规模后世的发展和变化。体现在军事思想的发展上，主要有四个方面：大一统的战争观；集中统一的建军观；长治久安的国防观；度德、量力、较智、竞技的制胜观。这些思想是秦汉时期我国封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不断发展，历史实现空前大统一的时代产物，是秦汉时期多次大规模统一战争、大规模民族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实践经验的集中反映，是先秦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总结、继承和发展。这些思想是为秦汉大统一时代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的，从理论上回答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维护统一、建设军队、巩固国防、克敌制胜的许多重大问题，因而是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后世具有很深远的影响。秦汉时期与先秦时期相比较，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区别，就是开创了我国历史空前大统一的新纪元。在全面确立郡县制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统一法律和军队，统一货币、赋税、关市和度、量、衡，统一文字和思想文化，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从而结束了先秦时期那种诸侯纷争、各自为政、思想混乱、莫衷一是的局面，真正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汉大统一时代，自始至终存在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一与分裂的矛盾，并多次引发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民族战争和统一战争。全部秦汉军事思想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大规模统一战争、大规模民族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理论问题而展开的。同时它又是在秦汉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条件的支配和制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秦代是它的奠基时期，西汉是它的全面发展时期，东汉是它走向成熟和终结时期。秦代首尾不过15年，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是，它开创了历史大统一的新纪元，创建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各项基本制度并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因此，后人评价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秦也者，古今之界也。”秦代军事思想主要体现于对军事活动的谋划、指导和军队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各项制度、措施之中。由于奉行焚书坑儒的政策，这一时期根本没有兵书理论问世，但它却通过军事实践和军事制度，给秦汉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继秦之后第一个长期稳定、统一、富强的封建王朝。尤其到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全面强化中央集权，大力扩建骑兵，展开大举反击匈奴的战争及对周边其他地区开疆拓土的战争。对匈奴的战争持续将近百年，最终取得胜利，实现了规模远比秦代更为宏大的统一。西汉时期经历了极其丰富的战争实践，先后涌现出刘邦、项羽、冒顿单于、萧何、张良、韩信、晁错、周亚夫、刘彻、李广、卫青、霍去病、赵充国等众多雄主、谋臣、名将。创立了大规模骑兵集团远程奔袭和荒原、山林、沙漠、江海作战等新战法；发展了筑城守边。屯田戍边、徙民实边等举措，建设起强大而巩固的国防。更加重视军事理论的研究，先后三次校理兵书，提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的四分法理论，对每一种兵书的特点和价值，都做出了西汉人自己的总结和评价。西汉自身的军事思想载体也很丰盛，有著名兵书《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有著名军事论述晁错《言兵事疏》、赵充国《屯田制羌疏》、侯应《备塞论》以及《盐铁论》中的一些军事专篇；还有帝王将相的诸多用兵谋议和文人学士的大量谈兵之论。从而把秦汉军事思想推进到一个全面发展的鼎盛阶段。东汉是继西汉之后又一个长期稳定统一的封建王朝。它是在农民大起义推翻王莽政权后天下动乱之中建立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坚持用儒家的“柔道”安辑天下，用兵家的“诡道”克敌制胜，很快即削平群雄，争得周边众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内附，重现清平治世的繁荣。不久，联合内附的少数民族，一举击败北匈奴，实现了与西汉相似的大统一。东汉一代崇儒抑武，首创文吏典军之制，没有兵书存世。其军事思想主要体现于光武帝刘秀的战争指导和经国制军的举措，邓禹、寇恂、冯异、马援、吴汉、耿弁、班超等众多名将的用兵谋略，以及史学家班固、政论家王符等文人学士的有关著述之中。由于开国之初成功地实现了兵儒结合，从而把秦汉军事思想的发展推进到更为成熟的阶段。
第一章 秦汉散文1、秦代国祚短促，可提及的散文家只有李斯一人。他的作品主要还受战国纵横家的影响。 两汉散文文风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史记》 《汉书》等史传作品，汉代散文的创作主流就 是政论文。它们的文风朴实厚重，内容切近时事。四百年间风格历经数变：西汉初贾谊等情 感浓郁，饶有策士遗风；中后期董仲舒、刘向等引经据典，风格典重；东汉初王充晓畅平易， 通达深刻；后期王符、仲长统等愤世嫉俗。行文用语在东汉后期也向骈俪方向发展。两汉时 期还出现了不少抒情、叙事的散文。2、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在公元前 239 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夕。吕不韦 将其门人文章遴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魏国有信陵君， 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 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3、李斯散文的代表作是《谏逐客书》。李斯还为秦始皇作过许多刻石表功的碑铭，文辞整饬 简洁，气度宏伟对后世碑铭文字影响甚巨。据《史记》记载，秦刻石共八篇，其中六篇载于 《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邹峄山刻石文》、 《琅邪台刻石文》 、 《之罘东观刻石文》、 《琅邪刻 石文》、 《碣石刻石文》、《会稽刻石文》等。秦刻石为后世碑文之祖。4、贾谊与晁错 贾谊是汉初年轻的政治家。他的作品集中收录在《新书》中，可分为专题 政论文、疏牍文和杂论三类。 《过秦论》三篇是贾谊政论文的代表作。贾谊疏牍文的代表作 是《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晁错与贾谊同时而稍后，是汉初另一个著名政论家。《论 贵粟疏》是其代表作。5、董仲舒与刘向等 董仲舒是儒家大师，对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贡献 巨大。其《天人三策》对后世集权政治思想影响深远。刘向是西汉著名经学家和文献学家， 他为许多古籍写的叙录不少是出色的散文作品，如《战国策书录》。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和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叙写个人情志，情感浓郁，言辞痛切，又别是一种风格。6、王充的《论衡》是东汉代表性的政论散文。王充、王符和仲长统是东汉散文的三大家。 王符有《潜夫论》，仲长统有《昌言》。
秦朝时期的主要阶段特征是统一国家的建立（或大一统）。秦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表现：1、皇帝制度：嬴政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自称“始皇帝”。2、中央：三公九卿 三公：在中央设立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三个最高官职。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的诏令，并负责监察百官；太尉负责掌管理全国军务。 九卿：丞相之下设有九卿，分别掌管国家各项具体事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3、推行郡县制：秦统一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称县令或是县长，县以下设乡、里基层行政机构。郡守和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秦中央集权的特征：1、皇权的特征：（1）皇帝独尊：成为秦王朝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2）皇位世袭：“家天下”的皇位继承制是君主权利集中的另一体现。（3）皇权至上：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都由皇帝总揽；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员也都由皇帝任免；军队的调动以虎符为依据，虎符由皇帝控制、发给。
秦汉时期主要阶段特征政治方面：本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时期。民族关系方面：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民族关系初步繁荣时期。对外关系方面：本阶段中国向朝鲜、日本、西亚和欧洲的交往开始以贸易往来，使节往来和科技文化交流等形式发展起来。1秦朝的时代特征1、政治上：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2、经济上：秦统一后，在全国统一使用圆形方孔铜钱；同时还统一了度量衡；3、文化上：把小篆作为全国统一的文字，后来使用更为简单的隶书；4、思想上：焚书坑儒，为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给我国古代文化造成极大损失，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汉代的时代特征1、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表现在改革政治体制、建立新的军事体制、实施新的财政税赋制度等；2、思想统治更为严酷，最典型的就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学说统治中国长达几千年；3、封建割据势力形成，这一现象在秦朝末期初露端倪，到汉代形成规模，从此，地主势力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产物长期占据历史舞台。4、“多民族”与“大一统”形成格局，随着汉代疆域的不断扩大，大一统是必然趋势，而多民族则是少数民族屈从于汉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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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校很一般,能不来就不要来,要不想走就不容易了,前途是自己的,要想好
咸阳师范当然能好一点，论师资和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咸阳师范还是不错的！
你好，这就看你在哪里上学了，假如你在甘肃的话建议你上天水师范，在陕西就不用说了，当然是咸阳师范了，因为各个省都对自己的考生有一定的照顾倾向。论水平两个学校都差不多，如果上咸阳师范的话，有个优点就是咸阳离西安比较近，信息比较畅通，对自己的发展比较好，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其实也差不多。说地域的话咸阳有点优势。总之你自己总和自己的情况考虑把！
貌似是个2本吧? 分够就可以上 主要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