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信仰而已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最初传入时，不过在少数人中奉行，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公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我们可推断，由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当时由印度传布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而向东方渐进。也有传说：在与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226在位同时的秦始皇公元前246-210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到我国咸阳。阿育王时举行第三次结集约在公元前250年，会后派大德赴各国传教，前来中国很有可能。另外，也有认为宋玉《高唐赋》和《史记�始皇本纪》中的“羡门”即沙门的，但因无译述学说传世，无从确考。<复制可以作为答案但要有补充的＞ 中国很早就有了本国出家佛教徒,汉明帝听许阳成侯刘峻但最初那些僧人仅是从师出家,剃除须发,照戒律生活,还没有受戒的制度;到公元250年来自中印度的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道安和他的弟子们寻求戒律的热心，对于律藏的充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道安在世时，已经得到大量的戒本，并且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可惜那些书已经失传了。之后不久，来自克什米尔的弗若多罗和昙摩流支，先后帮助鸠摩罗什译出了萨婆多部《十诵律》，这部律得到鸠摩罗什的老师卑摩罗叉在江西大为弘扬；佛陀耶舍(也是克什米尔人)在公元410年又译出了昙无德部《四分律》；奉佛音尊者之命，由斯里兰卡来到中国的僧伽跋陀罗译出了《善见律毗婆沙》。5世纪初法显法师游历天竺，主要也是为寻求戒律而去的。法显法师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古代伟大的求法者和旅行家，他的不朽的“游记”和其他方面的成就，可能容易令人忽视他最初求律的动机和这方面的成就。他除带回许多书籍外，并且带回了《摩诃僧祗律》和弥沙塞部《五分律》，前者已由他自己和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的佛驮跋陀罗译为汉文，后者则在他逝世后由佛陀什(克什米尔人)翻译了出来。另一位伟大的求法者，7世纪的义净，也是抱着学律的志愿而远游的。他带回了而且译出了一切有部的十一种著作，从而使律藏大为完备。因此汉文译出的律藏有《四分律》六十一卷，《一切有部律》一百五十七卷，《十诵律》六十一卷，连同各部的羯磨文和戒本及解释律文的诸论，先后译出而现存的约五百卷。后世中国高僧们关于律部的著作，现存的也有五百卷以上。至于中国比丘戒的传承，在南北朝时代，北方传《四分律》，南朝是《十诵律》。及隋朝统一中国，政治上以北统南，佛教戒律也是这样，从隋代起，一直只传北方昙无德部的《四分律》。藏语系佛教地区向来是传一切有部律，傣族地区则流传着与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相同的上座部律，与《四分律》(法藏部律)同一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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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世界人类三大文化中光辉灿烂的一支。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两者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成果，其影响扩大到东亚其他国家，促进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一、佛教的传入中国 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自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十二世纪)。粗略划分，可分三期：初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传。南传上座部，在阿育王时传入斯里兰卡，并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区；约公元七世纪后又自缅甸传入中国云南省，迄今流行于傣族地区，形成中国的巴利语系佛教。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人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藏。印度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 二、中国佛教的特点 中国佛教具有下述特点： (一)全面性 如上所述，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入了印度佛教三个时期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我们从阇那崛多、玄奘(596-664)和阿底峡的传记及译经史实得知，大乘显密经论的原本中国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经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全部流行，如《华严经》、《大集经》、《大智度论》等。 (二)丰富性 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1)在汉语系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还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七、八百万颂。全部合计约有一千万颂。我国正在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收二万三千余卷。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共收译典五千九百六十二部，约合梵文三百万颂。藏文著述数量亦极庞大，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编目工作。傣语系佛教除巴利语原典外，还有傣文译本及大量傣文著述。三个语系的佛教典籍之丰富是极其惊人的。以汉语系为例，汉文化历史悠久，文献之多，古代无比。 *此文系一九八四年出席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四届大会时向大会举办的佛教学术座谈会提交的学术论文。但公元1403-1407年成书的《永乐大典》，不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与汉文佛教典籍约略相当。佛教在汉文化中所占的比重于此可见一般。至于其他两种语系的佛教典籍就几乎等于各该民族文献的全部了。 (2)大乘佛教在印度只分“中观”与“唯识”二“见”和“波罗密多”与“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学派或宗派。但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楞伽师、涅槃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七宗。西藏语系佛教也分为宁玛派、迦当派、迦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希解派、觉宇派、觉曩派、郭札派、夏鲁派等。傣族巴利语系佛教也分润派、摆庄派、多列派、左抵派等。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 (三)广延性 中国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汉语系佛教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语系佛教即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 三、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藏语系佛教与本民族的文化融为一体，一方面在教义上保持印度原来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吸收了汉地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长，创造了极为光彩夺目的西藏佛教文化。 傣族巴利语系佛教基本上保持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统，在傣族各地区形成傣族文化的主体。 佛教传入汉地，时间最长，发展变化最多，影响也最为广远。这一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进行深入的研究。大体说来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沿着三个方面进行的，即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 (一)学术化 佛教传入中国时面临一个民族传统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从一开始这个社会的知识阶层就把佛教作为一种思想学说来接受，钻研讲习，不遗余力。由于书写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译经论不久即可传遍全国，讲、录、注、述，蔚然成风。因此，在教理、教义的研究方面很快就达到很高的水平，赢得当时国外佛教学者的赞美和崇敬。如东晋时的道安(312-385)，被西域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北魏时的昙谟最，妙达《涅槃》、《华严》，印度的佛教学者菩提留支来华，“见而礼之，号为东方菩萨”，又把他著的《大乘义章》译为梵文，“寄传大夏，彼方读者皆东向礼之为圣人矣”。唐玄奘在印度被尊称为大乘天和解脱天，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历史事实说明，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的研究始终是发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余种宗派的繁兴和二万三千余卷大量译籍及著述的出现。 (二)艺术化 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艺术和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平，书法、绘画、制造工艺、纺织、建筑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绝一时。大乘佛教传入后，吸收了汉文化这一方面的长处，引起画像、造像、寺塔建筑等艺术和工艺的发展，使佛教面目焕然一新。公元三○一年前后来华的耆域大沙门看见洛阳寺、塔、宫殿的壮丽，赞叹说，“兜率天宫仿佛似此”。公元五一六年洛阳永宁寺建成后，菩提达摩祖师见之，“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赞叹说，“此寺精丽，阎浮所无”，“极佛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见修梵寺的金刚像，形像逼真，赞美说，“得其真相。”至于历史上一些著名画家如顾恺之、吴道子、杨惠之等为僧寺所作的壁画、塑像引起轰动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画、龙门造像、乐山大佛、雍和宫大佛、札什伦布寺大佛、布达拉宫等以及遍布全国的寺、塔、石刻，其艺术上的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事实上，大乘佛教的这一发展方向，是用汉文化中高超的艺术手段和方式来表达佛教的思想教义。近代有人认为中国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这是完全不理解佛教教义和无视历史事实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大乘佛教信奉“诸法缘起性空”的学说，佛教不承认有创世主，也不相信有主宰人类命运的天神。 (三)社会化 中国大乘佛教继承和发展了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的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许多著名的学者，如一行、道宣、王维、孙思邈等人就是天文学家、医师、史学家、文学家。到了禅宗六祖慧能(638-713)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以后的怀海(720-814)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因而使佛教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在实际行动上实现了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理想，使大乘真正发展为“人间佛教”。自公元九世纪以后的一千余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从事造桥、修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行医施药、赈灾救难、救死扶伤，以至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从事民族团结工作、进行整理文化遗产者代不乏人。举其著者，如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西藏宁玛派高僧钵阐布在担任吐蕃僧相时力主和议，促成唐、蕃立碑结盟(821一3)，结束了百余年纷争的局面，开辟了汉藏两族世代永好的新的历史时期。明代僧人道衍(1335—1419)主持《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的编纂，总汇了当时汉文化的全部内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大乘佛教的这一发展，使佛教与中国文化完全打成一片，而无法分割了。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一方面是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一方面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我们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长期进行“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这种问法，真的很难回答，如果简述，那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佛教让人知道了清静之心，而且懂得了拿起与放下，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嘛，则是让一代代的科学领域都以佛教理论为指导，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佛教传入中国前，中国则是其它家的学派思想来学习，但都是提高自己的修行，并没有让众生都得到修行，而佛教传入后，让众生皆有了博大的爱。
四百字的感想你都不愿意写吗？问题这么专业，应该对这个专业是有了解的，还是发挥一下你的智慧自己组织一下内容吧。让你的脑细胞也好好的运动一下吧。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世界人类三大文化中光辉灿烂的一支。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两者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成果，其影响扩大到东亚其他国家，促进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一、佛教的传入中国 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自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十二世纪)。粗略划分，可分三期：初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传。南传上座部，在阿育王时传入斯里兰卡，并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区；约公元七世纪后又自缅甸传入中国云南省，迄今流行于傣族地区，形成中国的巴利语系佛教。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人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藏。印度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 二、中国佛教的特点 中国佛教具有下述特点： (一)全面性 如上所述，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入了印度佛教三个时期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我们从阇那崛多、玄奘(596-664)和阿底峡的传记及译经史实得知，大乘显密经论的原本中国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经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全部流行，如《华严经》、《大集经》、《大智度论》等。 (二)丰富性 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1)在汉语系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还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七、八百万颂。全部合计约有一千万颂。我国正在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收二万三千余卷。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共收译典五千九百六十二部，约合梵文三百万颂。藏文著述数量亦极庞大，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编目工作。傣语系佛教除巴利语原典外，还有傣文译本及大量傣文著述。三个语系的佛教典籍之丰富是极其惊人的。以汉语系为例，汉文化历史悠久，文献之多，古代无比。 *此文系一九八四年出席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四届大会时向大会举办的佛教学术座谈会提交的学术论文。但公元1403-1407年成书的《永乐大典》，不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与汉文佛教典籍约略相当。佛教在汉文化中所占的比重于此可见一般。至于其他两种语系的佛教典籍就几乎等于各该民族文献的全部了。 (2)大乘佛教在印度只分“中观”与“唯识”二“见”和“波罗密多”与“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学派或宗派。但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楞伽师、涅槃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七宗。西藏语系佛教也分为宁玛派、迦当派、迦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希解派、觉宇派、觉曩派、郭札派、夏鲁派等。傣族巴利语系佛教也分润派、摆庄派、多列派、左抵派等。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 (三)广延性 中国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汉语系佛教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语系佛教即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 三、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藏语系佛教与本民族的文化融为一体，一方面在教义上保持印度原来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吸收了汉地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长，创造了极为光彩夺目的西藏佛教文化。 傣族巴利语系佛教基本上保持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统，在傣族各地区形成傣族文化的主体。 佛教传入汉地，时间最长，发展变化最多，影响也最为广远。这一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进行深入的研究。大体说来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沿着三个方面进行的，即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 (一)学术化 佛教传入中国时面临一个民族传统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从一开始这个社会的知识阶层就把佛教作为一种思想学说来接受，钻研讲习，不遗余力。由于书写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译经论不久即可传遍全国，讲、录、注、述，蔚然成风。因此，在教理、教义的研究方面很快就达到很高的水平，赢得当时国外佛教学者的赞美和崇敬。如东晋时的道安(312-385)，被西域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北魏时的昙谟最，妙达《涅槃》、《华严》，印度的佛教学者菩提留支来华，“见而礼之，号为东方菩萨”，又把他著的《大乘义章》译为梵文，“寄传大夏，彼方读者皆东向礼之为圣人矣”。唐玄奘在印度被尊称为大乘天和解脱天，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历史事实说明，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的研究始终是发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余种宗派的繁兴和二万三千余卷大量译籍及著述的出现。 (二)艺术化 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艺术和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平，书法、绘画、制造工艺、纺织、建筑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绝一时。大乘佛教传入后，吸收了汉文化这一方面的长处，引起画像、造像、寺塔建筑等艺术和工艺的发展，使佛教面目焕然一新。公元三○一年前后来华的耆域大沙门看见洛阳寺、塔、宫殿的壮丽，赞叹说，“兜率天宫仿佛似此”。公元五一六年洛阳永宁寺建成后，菩提达摩祖师见之，“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赞叹说，“此寺精丽，阎浮所无”，“极佛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见修梵寺的金刚像，形像逼真，赞美说，“得其真相。”至于历史上一些著名画家如顾恺之、吴道子、杨惠之等为僧寺所作的壁画、塑像引起轰动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画、龙门造像、乐山大佛、雍和宫大佛、札什伦布寺大佛、布达拉宫等以及遍布全国的寺、塔、石刻，其艺术上的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事实上，大乘佛教的这一发展方向，是用汉文化中高超的艺术手段和方式来表达佛教的思想教义。近代有人认为中国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这是完全不理解佛教教义和无视历史事实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大乘佛教信奉“诸法缘起性空”的学说，佛教不承认有创世主，也不相信有主宰人类命运的天神。 (三)社会化 中国大乘佛教继承和发展了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的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许多著名的学者，如一行、道宣、王维、孙思邈等人就是天文学家、医师、史学家、文学家。到了禅宗六祖慧能(638-713)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以后的怀海(720-814)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因而使佛教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在实际行动上实现了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理想，使大乘真正发展为“人间佛教”。自公元九世纪以后的一千余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从事造桥、修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行医施药、赈灾救难、救死扶伤，以至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从事民族团结工作、进行整理文化遗产者代不乏人。举其著者，如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西藏宁玛派高僧钵阐布在担任吐蕃僧相时力主和议，促成唐、蕃立碑结盟(821一3)，结束了百余年纷争的局面，开辟了汉藏两族世代永好的新的历史时期。明代僧人道衍(1335—1419)主持《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的编纂，总汇了当时汉文化的全部内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大乘佛教的这一发展，使佛教与中国文化完全打成一片，而无法分割了。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一方面是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一方面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我们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长期进行“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问题三：对我国哲学、文学、思想产生深远影响；佛教还与我国本土文化相结合，产生独特的石刻和建筑艺术。（其他合理答案也可。）
精神信仰而已
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多极文化中，西方欧美文化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便是主要的两极，亦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换句话说，两者正由于处处相反，因而才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道两家各有自己的经典，互不相借，唯有《周易》成为两家共同祟尚之典籍，这里面有着深刻的道理。《易经》成书于两家形成之前，《易传》形成于两家出现之后，虽是儒生所著，却大量渗透着道家思想，如形而上之道，阴阳化生之理，无往不复之运，顺法天地之行，皆采自考学，此其一。《易传》用阴阳两大概念表示宇宙间两种基本的对立力量，阳表示正面、主导、进取、雄性；显露……，可以综合为阳刚之性；阴表示负面、被动、退守、雌性、深藏……，可以综合为阴柔之性。阳刚之性正是儒家的特性，阴柔之性正是道家的特性；儒家与道家的对立与互融正体现了阴阳的交感相推之道，所以才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此其二。我们用阴阳学说分析儒道关系，便会抓住问题的根本，一系列特征的对比就有了贯通一气的基础。 (1)孔老比较。孔子孟子是儒家的宗师和代表，老子庄子是道家的宗师和代表。孔孟作为儒家的圣贤，给后世树立了道德(在伦理意义上)大师的形象，具有完善的道德人格，以救 世安民为己任，富于理想，谆谆教人，死而后已。老庄作为道家的至人，给后世树立了智慧大师(老子)和艺术大师(庄子)的形象，具有高度的悟性相思维能力，以宁静淡泊为操守， 冷淡世情，向往自得，其于外物，顺乎自然而已。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老子说：“上善苦水”(八章)，孔子以山自比，老子以水自比，生动地表现了仁者与智者之异。山的形象巍峨雄壮，草木兽虫以之生，云雨风雷以之出，仁慈而伟大。水的形象柔顺而处下．善利万物而不争，绵绵不绝而攻坚强考莫之能胜，谦虚而深沉。山岭育养生物，静中有动，水势任其自流．动中有静。孔子乐山．老子乐水，孔子好静(化人以德不以力)，老于好动(因势利导不阏滞)，不亦宜乎。 (2)人性论比较。儒家人性论有孟子性善说，苟子性恶论，董仲舒性三品说，杨雄性善恶混说，程宋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说，陆王良知良能说等，其共同点是强调后天道德教化，认为无礼乐法度之修饰，人性不能臻于完美，如苟子所说，人性“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苟于·性恶》)，而正治的标准在于合乎宗法伦理。道家人性论有老庄人性恬谈朴素论，描康人性清高自适论，郭象人性自足安命论，《列子》人性任情肆欲论等，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自然天真，排除人工的雕琢和礼法的强制束缚，越是自发自成，越是纯真完美，如《庄子》所说；“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骈拇》)。儒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看到了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性，道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生理与心理属性，觉察到虚伪而繁烦的宗法伦理对人性的桎梏相对个性的摧残，皆有所得，亦皆有所偏。 (3)人生论比较。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己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达则兼善天厂，穷则独善其身，亦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告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图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透外物面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一和谐宁静的社会，相孺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之情为最高目标。或院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4)思维方法比较。锦道皆糟于辩证思维，看到矛盾的对立运动与转化。但儒家的辨证法尚刚主动员有，注意生命的基勃前进之轨迹，人则以自强不息为务，易于抓住矛盾的主导方面；道家的涝证法则尚柔主静贵无，善于觉察事物发展中的曲折、反复和否定因素，重视生命内在底蕴的积累培育，对于负面的作用，无形的重要，柔静的品性，有深刻的把握。儒家之历短，正是道家之所长。儒家的思维比较肋近现实人生，哲学的思考不离人伦日用；道家的思维弘通开阔，调想于天地之先、六合之外，探究于生死之际、是非之上，思辨性极强。所以儒学的社会道德学发达，道家的自然宇宙学发达．换一种方式说，儒家长于实学，迢家长于虚学。 (5)治国论比较。儒家强调有为，道家主张无为。儒家的治国有为是指：导之以镕，齐之以礼，和之以乐，辅之以法，任之以贤，使之以惠，如韩愈在《原道2中所说：“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这就是用宗法主义治国。它必然繁为礼、重为教。道家不然，其治国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毫无所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最后要达到皆有所为的目的，无为的要求只是；一不违背事物自然本性而强行妄为．二不违背公众意愿利益而膨胀私欲，三不违背和谐宁静生活而滋彰礼法。执政者所要做的事是“捕万物之自然”，让众人各得其所，白化自官。所以道家治国，政尚简易，君道俭约．臣道守职，少扰少今，让百姓休养生息，让社会保持安宁。按照儒家的主张，就要表形明君贤相忠臣孝子，以为天下式，按照道家的主张，只须守静以待，因顺自然，息事宁人。盂子提出“仁者无敌”的命题，4B览·贵因》提出“因则无敌”的命题，可以精辟概括儒道治国原则的不同。 (6)理论倾向比较。儒家学说的重心在社会人生．阐述如何做人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后者也是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发达，哲学、伦理、政治是三位一体的状态，而沦理决定着儒学的特色，故儒家哲学可称之为伦理型哲学。孔孟的仁学，苟子的礼学，两汉的经学，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以及明中叶以后兴起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无一不是围绕着内圣与外王、性情与礼教这两对基本矛盾而形成与演变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就是解决个体的修身如何与群体的社会事业相联系的问题；而性情与礼教的矛盾就是解决主体的人性如何与客体的道德规范相协调的问题。儒家不同学派处理这两对矛盾的方式与侧重点各有差别，但都把主体的道德修养作为处理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关键。道家学说也关注社会人生，但它的眼界早巳大大突破了社会人生的范围，面向大自然，面向整个宇宙，宇宙论、知识论比较发达，讲究天道，热爱自然，尊重物理，包容厂较多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对于人的探究，也能够着眼于人的生理结构与持征，提出有价值的卫生健身之道。儒家重养性，道家重养生。道家对于古代生理学的发展有独特的贡献。道家学说要处理的基本矛盾，是人与天的矛盾，这里的人指社会与个体，这里的天指人的生存环境与自然状态，道家倾向于法天以成人道，反对用巧以违天道，其出发点在自然天迢，故道家哲学可以称之为自然型哲学。儒道两家皆以天人台一为最高精神境界，但儒家是以人道推论天道，将天道融入人道，道家是以天道推论人道，将人道融入天迢，形似而实异。 (7)气质与风度比较。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这是屑于整体的综合性的无形的精神风貌上助差异。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再具体点说，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惧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如贺鳞先生所说：“凡事皆能棺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便可谓为‘曲践乎仁义’、6A容手中道’，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了。”(《文化与人生》13页)古者有“儒风”、“儒士”、“捕雅”、“儒吏”、“儒臣”、“儒将”、“儒医”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抵、风度湿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内敛 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虚杯若谷、超然自得、从容深沉、高举远幕、留恋山水等，如贺龋先生所说：“我们发现老庄思想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逞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宾返朴，羡慕赤子曼儿式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绍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同上书169页)用语不多，生动勾画出道家人物的风貌。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道体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选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立的两极，因而可以互通有无、双向吸收，两家又是在中国这块共同的文化土壤上发育生长，有着相依沟通的基础。儒道之间的统一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思想观点上的共同性。儒道皆认为天人是一体的，人类来源于自然，又以自然为生存的依托，两者息息相关连，人应当爱护自然环境和资源．不可破坏天人的合谐，还要“资天地之化育”(儒)，‘辅万构之自然”(道)。在人际关系上，格道皆反对纷争对抗，主张和睦共处，“和为贵”(儒)，“安其居”(道)，“善战者跟上刑”(儒)，“夫兵者不祥之器”(道)。在人生态度上，儒道皆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提高，反对沉缅于物欲私利之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儒)，“圣人被褐而钎玉”(道)。在治国问题上，儒道都反对君主专制独裁，反对暴政，重视民心的向背，“民为贵”、“保民而王”〔儒)，“以百姓心为心”(道)。在真善美的追求上，懦道都希望达到三者的高度统一，并特别强调要格求真知的过程变成人生乐趣，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儒)，疤丁解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午，乃中经首之会”(道)。在辩证思维方面，儒疽都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与转化，主张随时调整矛盾关系，以保持统一体的适中和谐，避免向极端偏落，“时中”、“过犹不及”(儒)，“守中”、“去甚去奢去泰”(道)。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儒道都不热心于鬼神祭艳，而与之保持距离，“敬鬼神而远之”(桶)，“以道苍天下，其鬼不神”(道)。在对待阴阳五行学说的态度上，儒道皆借取之而为宇宙论的基石，o一阴一阳之为道”(儒)，“阴阳合而万物生”(道)。等等。上述共同点说明儒道两家并非处处对立，它们有着共同的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共性。 第二，学说内容上的互渗性。筋道两家皆以“我”为主，同时吸收改造对方若干成分，纳入自己体系之中。早期满学中期已经渗入道家成分，如孔子称赞舜“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对于自己的前途，作了伸卷随时的打算，“用之则行，舍之则蘸”(《论语·述而》)，“隐居以求其志”(8论语·季氏》)。汉代格学开始大量吸收道家学说，如扬雄的太玄之学借置于老学，王充的古文经学融治了黄者之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南方的儒家经学有以考庄注解五经的风尚，何县的《论语集注》和皇侃的《论语义疏》便是代表。唐初《五经正义》中，魏晋玄学家何县的《论语》注本，王拐、韩康伯的《周易》注本，都铰镇定为标准本。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推祟形而上之迟，防王心学推祟自然本心，皆以本体与功夫的合一为目越，其受启于道家哲学亦不为少。再看道家，先案老庄之学排击儒学．然 而老学之“爱民治国”，庄学之“安然顺命”，末始不接受格学的影响。秦汉以后，道家主流派转而肯定宗法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不改变自身基调的前提下，对于儒学公开予以接纳，如《淮南于》就是以老庄之学为哲学基础，博采桶、法、阴阳各家思想而成书的．书中大量引证儒典，《主术训》、《犯论训》、《泰族训》数篇，宣扬以仁为经，以义为纪．以礼乐化民成俗。魏晋玄学更兼综道儒，以孔子为圣人，王田郭象皆以扶树名教为己任。在宗法等级社会的中国，道家不与纲常名教作必要的妥协和贯通，简直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因而它与宗法夫义学说一一儒学携手并进即不足为怪。可以说，道家补充了儒学短于形而上本体之学的缺陷，儒学补足了道家漠视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的偏失。我们说“儒家精神”、“道家精神”是就各自的主要、独特成分而言，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概括，若说到具体的儒家学撅， 都多少有着道家精神，具体的道家学派则多少具有儒家精神，都不那么纯粹。玄学使道家更接近于儒家，道学使儒家更接近于道家。越到后朔，儒道的互渗性越强。儒迟合流，彼此推扬．推动着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展。 第三，文化全局上的共建性。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有三大箱神支柱，即儒、释、道(道家和道教)。三者之中，儒学是主于，释、道是辅翼。释道情形又有不同；道家是儒家的主要对立面，同时又是历家的主要补益者，与儒家相表里，相始终；佛教和道教是儒家在一定阶段和某些领域中的辅翼者与竞争对手，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普渗性比不上道家。中国传统文化暂时离开佛教道教，可以不失其本色，离开儒家或道家就不成其为中国传统文化。捕学在人生哲学、社会政治学、社会经济学、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学、典制礼仪、历史学、文献学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贡献，为古代社会所不可缺少。道家在宇宙论、理性方法、美学、自然哲学、批判精神、军事辩证法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员献。缺少了道家，中国传统文化就要失衡，倾斜，变成狭随的层次极不完备的文化。中国封建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从思想文化上说，固然有赖于儒家对纲常名教的扶树，同时也得益于道家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使得社会机体有较大的弹性和韧性，再加上佛教和道教，形成文化的多元结构相丰富多采，人们可以在因迟时有多种选择的人生之路，以宽容的氛围缓解专制主义淫威对矛盾的激化。从而减少社会的大展动大毁坏。 第四，修习信仰上的兼容性。儒道两窄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统和严守门户的本派学者，但两家并不禁止本摄学者祟信对方学说，所以历史上儒道兼修的学者是很多的。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孔子)，“殊途同归”(《周易大传》)，道家主张“容乃公”[老子)、“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庄子)，在信仰上都颇为宽厚。由此之故，汉以后儒道合流末受大阻，汉末魏晋以后儒释道合流更成风气。前已提到，扬维、王充兼修儒道，王两、郭象共祟儒经老庄。南北朝时期三教兼修之风更盛，南齐张融兼信三教，死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9(《南齐书·张融传》)；梁武帝深通儒道佛，主张三教会同；北魏孝文帝于“《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善谈庄老，尤秸释义”(《魏书·高祖纪》)，大儒沈重入北用后．讲三教义，各教人士都前来听讲(《局书·桶林》)。唐代的文化政策是三教并奖，士大夫纷起响应，或兼修儒佛，或俱信佛老，僧人亦同此风。华严五祖宗密说：“孔；老、择边，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原人论》)。有些儒者和佛憎排击道教，但倩通道家。宋元明时期，倡导三教会同最得力者为佛教道教。宋孤山智圆说；“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望乃通”(《闲居编》)，明释祖清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 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金元之际在北方形成的全真道，高唱三教归一。t性命圭旨》把三教归纳为心性之学，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佛曰明心见性，其义理是相通的。在儒、释、道三家四学之中，儒家、佛教、道教的门户意识较为强烈，讲师承，论世系，相比而言，道家的心胸更为博大宏远一些，包容精神更强烈一些，在文化上一贯主张兼容并包、博采众长，e8氏春秋·不二》、《庄子·天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淮南子》可作为代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许多士大夫随着境遇的变化其信仰重心在格道两家中摆动；得意时信儒家、失意时倍道家，在朗时信儒家，在野时信道家。达则兼善天下，救世治国需要儒家学问；穷则独善其身，远祸求慰需要道家学问。顾境里从儒学吸取舅进的力量，逆境里从道家寻找安抚心灵的妙药，精神皆有所归拢和寄托，因而增强了知识分子对挫拆、迫害的承受能力。道家的清静，再加上佛教的破执，使人在人事的纠纷和现实的利害面前看得开放得下，减少了许多烦恼和痛苦，遇到惨烈事变，精神不容易崩溃。这大概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追随孔盂的同时不愿放弃者庄和释迎的原因。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世界人类三大文化中光辉灿烂的一支。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两者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成果，其影响扩大到东亚其他国家，促进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一、佛教的传入中国 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自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十二世纪)。粗略划分，可分三期：初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传。南传上座部，在阿育王时传入斯里兰卡，并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区；约公元七世纪后又自缅甸传入中国云南省，迄今流行于傣族地区，形成中国的巴利语系佛教。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人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藏。印度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 二、中国佛教的特点 中国佛教具有下述特点： (一)全面性 如上所述，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入了印度佛教三个时期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我们从阇那崛多、玄奘(596-664)和阿底峡的传记及译经史实得知，大乘显密经论的原本中国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经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全部流行，如《华严经》、《大集经》、《大智度论》等。 (二)丰富性 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1)在汉语系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还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七、八百万颂。全部合计约有一千万颂。我国正在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收二万三千余卷。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共收译典五千九百六十二部，约合梵文三百万颂。藏文著述数量亦极庞大，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编目工作。傣语系佛教除巴利语原典外，还有傣文译本及大量傣文著述。三个语系的佛教典籍之丰富是极其惊人的。以汉语系为例，汉文化历史悠久，文献之多，古代无比。 *此文系一九八四年出席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四届大会时向大会举办的佛教学术座谈会提交的学术论文。但公元1403-1407年成书的《永乐大典》，不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与汉文佛教典籍约略相当。佛教在汉文化中所占的比重于此可见一般。至于其他两种语系的佛教典籍就几乎等于各该民族文献的全部了。 (2)大乘佛教在印度只分“中观”与“唯识”二“见”和“波罗密多”与“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学派或宗派。但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楞伽师、涅槃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七宗。西藏语系佛教也分为宁玛派、迦当派、迦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希解派、觉宇派、觉曩派、郭札派、夏鲁派等。傣族巴利语系佛教也分润派、摆庄派、多列派、左抵派等。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 (三)广延性 中国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汉语系佛教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语系佛教即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 三、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藏语系佛教与本民族的文化融为一体，一方面在教义上保持印度原来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吸收了汉地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长，创造了极为光彩夺目的西藏佛教文化。 傣族巴利语系佛教基本上保持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统，在傣族各地区形成傣族文化的主体。 佛教传入汉地，时间最长，发展变化最多，影响也最为广远。这一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进行深入的研究。大体说来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沿着三个方面进行的，即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 (一)学术化 佛教传入中国时面临一个民族传统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从一开始这个社会的知识阶层就把佛教作为一种思想学说来接受，钻研讲习，不遗余力。由于书写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译经论不久即可传遍全国，讲、录、注、述，蔚然成风。因此，在教理、教义的研究方面很快就达到很高的水平，赢得当时国外佛教学者的赞美和崇敬。如东晋时的道安(312-385)，被西域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北魏时的昙谟最，妙达《涅槃》、《华严》，印度的佛教学者菩提留支来华，“见而礼之，号为东方菩萨”，又把他著的《大乘义章》译为梵文，“寄传大夏，彼方读者皆东向礼之为圣人矣”。唐玄奘在印度被尊称为大乘天和解脱天，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历史事实说明，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的研究始终是发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余种宗派的繁兴和二万三千余卷大量译籍及著述的出现。 (二)艺术化 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艺术和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平，书法、绘画、制造工艺、纺织、建筑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绝一时。大乘佛教传入后，吸收了汉文化这一方面的长处，引起画像、造像、寺塔建筑等艺术和工艺的发展，使佛教面目焕然一新。公元三○一年前后来华的耆域大沙门看见洛阳寺、塔、宫殿的壮丽，赞叹说，“兜率天宫仿佛似此”。公元五一六年洛阳永宁寺建成后，菩提达摩祖师见之，“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赞叹说，“此寺精丽，阎浮所无”，“极佛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见修梵寺的金刚像，形像逼真，赞美说，“得其真相。”至于历史上一些著名画家如顾恺之、吴道子、杨惠之等为僧寺所作的壁画、塑像引起轰动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画、龙门造像、乐山大佛、雍和宫大佛、札什伦布寺大佛、布达拉宫等以及遍布全国的寺、塔、石刻，其艺术上的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事实上，大乘佛教的这一发展方向，是用汉文化中高超的艺术手段和方式来表达佛教的思想教义。近代有人认为中国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这是完全不理解佛教教义和无视历史事实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大乘佛教信奉“诸法缘起性空”的学说，佛教不承认有创世主，也不相信有主宰人类命运的天神。 (三)社会化 中国大乘佛教继承和发展了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的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许多著名的学者，如一行、道宣、王维、孙思邈等人就是天文学家、医师、史学家、文学家。到了禅宗六祖慧能(638-713)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以后的怀海(720-814)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因而使佛教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在实际行动上实现了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理想，使大乘真正发展为“人间佛教”。自公元九世纪以后的一千余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从事造桥、修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行医施药、赈灾救难、救死扶伤，以至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从事民族团结工作、进行整理文化遗产者代不乏人。举其著者，如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西藏宁玛派高僧钵阐布在担任吐蕃僧相时力主和议，促成唐、蕃立碑结盟(821一3)，结束了百余年纷争的局面，开辟了汉藏两族世代永好的新的历史时期。明代僧人道衍(1335—1419)主持《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的编纂，总汇了当时汉文化的全部内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大乘佛教的这一发展，使佛教与中国文化完全打成一片，而无法分割了。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一方面是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一方面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我们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长期进行“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龙门石窟
这种问法，真的很难回答，如果简述，那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佛教让人知道了清静之心，而且懂得了拿起与放下，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嘛，则是让一代代的科学领域都以佛教理论为指导，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佛教传入中国前，中国则是其它家的学派思想来学习，但都是提高自己的修行，并没有让众生都得到修行，而佛教传入后，让众生皆有了博大的爱。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什么是正信的佛教
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多极文化中，西方欧美文化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便是主要的两极，亦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换句话说，两者正由于处处相反，因而才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道两家各有自己的经典，互不相借，唯有《周易》成为两家共同祟尚之典籍，这里面有着深刻的道理。《易经》成书于两家形成之前，《易传》形成于两家出现之后，虽是儒生所著，却大量渗透着道家思想，如形而上之道，阴阳化生之理，无往不复之运，顺法天地之行，皆采自考学，此其一。《易传》用阴阳两大概念表示宇宙间两种基本的对立力量，阳表示正面、主导、进取、雄性；显露……，可以综合为阳刚之性；阴表示负面、被动、退守、雌性、深藏……，可以综合为阴柔之性。阳刚之性正是儒家的特性，阴柔之性正是道家的特性；儒家与道家的对立与互融正体现了阴阳的交感相推之道，所以才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此其二。我们用阴阳学说分析儒道关系，便会抓住问题的根本，一系列特征的对比就有了贯通一气的基础。 (1)孔老比较。孔子孟子是儒家的宗师和代表，老子庄子是道家的宗师和代表。孔孟作为儒家的圣贤，给后世树立了道德(在伦理意义上)大师的形象，具有完善的道德人格，以救 世安民为己任，富于理想，谆谆教人，死而后已。老庄作为道家的至人，给后世树立了智慧大师(老子)和艺术大师(庄子)的形象，具有高度的悟性相思维能力，以宁静淡泊为操守， 冷淡世情，向往自得，其于外物，顺乎自然而已。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老子说：“上善苦水”(八章)，孔子以山自比，老子以水自比，生动地表现了仁者与智者之异。山的形象巍峨雄壮，草木兽虫以之生，云雨风雷以之出，仁慈而伟大。水的形象柔顺而处下．善利万物而不争，绵绵不绝而攻坚强考莫之能胜，谦虚而深沉。山岭育养生物，静中有动，水势任其自流．动中有静。孔子乐山．老子乐水，孔子好静(化人以德不以力)，老于好动(因势利导不阏滞)，不亦宜乎。 (2)人性论比较。儒家人性论有孟子性善说，苟子性恶论，董仲舒性三品说，杨雄性善恶混说，程宋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说，陆王良知良能说等，其共同点是强调后天道德教化，认为无礼乐法度之修饰，人性不能臻于完美，如苟子所说，人性“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苟于·性恶》)，而正治的标准在于合乎宗法伦理。道家人性论有老庄人性恬谈朴素论，描康人性清高自适论，郭象人性自足安命论，《列子》人性任情肆欲论等，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自然天真，排除人工的雕琢和礼法的强制束缚，越是自发自成，越是纯真完美，如《庄子》所说；“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骈拇》)。儒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看到了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性，道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生理与心理属性，觉察到虚伪而繁烦的宗法伦理对人性的桎梏相对个性的摧残，皆有所得，亦皆有所偏。 (3)人生论比较。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己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达则兼善天厂，穷则独善其身，亦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告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图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透外物面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一和谐宁静的社会，相孺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之情为最高目标。或院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4)思维方法比较。锦道皆糟于辩证思维，看到矛盾的对立运动与转化。但儒家的辨证法尚刚主动员有，注意生命的基勃前进之轨迹，人则以自强不息为务，易于抓住矛盾的主导方面；道家的涝证法则尚柔主静贵无，善于觉察事物发展中的曲折、反复和否定因素，重视生命内在底蕴的积累培育，对于负面的作用，无形的重要，柔静的品性，有深刻的把握。儒家之历短，正是道家之所长。儒家的思维比较肋近现实人生，哲学的思考不离人伦日用；道家的思维弘通开阔，调想于天地之先、六合之外，探究于生死之际、是非之上，思辨性极强。所以儒学的社会道德学发达，道家的自然宇宙学发达．换一种方式说，儒家长于实学，迢家长于虚学。 (5)治国论比较。儒家强调有为，道家主张无为。儒家的治国有为是指：导之以镕，齐之以礼，和之以乐，辅之以法，任之以贤，使之以惠，如韩愈在《原道2中所说：“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这就是用宗法主义治国。它必然繁为礼、重为教。道家不然，其治国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毫无所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最后要达到皆有所为的目的，无为的要求只是；一不违背事物自然本性而强行妄为．二不违背公众意愿利益而膨胀私欲，三不违背和谐宁静生活而滋彰礼法。执政者所要做的事是“捕万物之自然”，让众人各得其所，白化自官。所以道家治国，政尚简易，君道俭约．臣道守职，少扰少今，让百姓休养生息，让社会保持安宁。按照儒家的主张，就要表形明君贤相忠臣孝子，以为天下式，按照道家的主张，只须守静以待，因顺自然，息事宁人。盂子提出“仁者无敌”的命题，4B览·贵因》提出“因则无敌”的命题，可以精辟概括儒道治国原则的不同。 (6)理论倾向比较。儒家学说的重心在社会人生．阐述如何做人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后者也是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发达，哲学、伦理、政治是三位一体的状态，而沦理决定着儒学的特色，故儒家哲学可称之为伦理型哲学。孔孟的仁学，苟子的礼学，两汉的经学，程朱的理学，陆王的心学，以及明中叶以后兴起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无一不是围绕着内圣与外王、性情与礼教这两对基本矛盾而形成与演变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就是解决个体的修身如何与群体的社会事业相联系的问题；而性情与礼教的矛盾就是解决主体的人性如何与客体的道德规范相协调的问题。儒家不同学派处理这两对矛盾的方式与侧重点各有差别，但都把主体的道德修养作为处理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关键。道家学说也关注社会人生，但它的眼界早巳大大突破了社会人生的范围，面向大自然，面向整个宇宙，宇宙论、知识论比较发达，讲究天道，热爱自然，尊重物理，包容厂较多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对于人的探究，也能够着眼于人的生理结构与持征，提出有价值的卫生健身之道。儒家重养性，道家重养生。道家对于古代生理学的发展有独特的贡献。道家学说要处理的基本矛盾，是人与天的矛盾，这里的人指社会与个体，这里的天指人的生存环境与自然状态，道家倾向于法天以成人道，反对用巧以违天道，其出发点在自然天迢，故道家哲学可以称之为自然型哲学。儒道两家皆以天人台一为最高精神境界，但儒家是以人道推论天道，将天道融入人道，道家是以天道推论人道，将人道融入天迢，形似而实异。 (7)气质与风度比较。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这是屑于整体的综合性的无形的精神风貌上助差异。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再具体点说，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惧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如贺鳞先生所说：“凡事皆能棺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便可谓为‘曲践乎仁义’、6A容手中道’，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了。”(《文化与人生》13页)古者有“儒风”、“儒士”、“捕雅”、“儒吏”、“儒臣”、“儒将”、“儒医”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抵、风度湿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内敛 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虚杯若谷、超然自得、从容深沉、高举远幕、留恋山水等，如贺龋先生所说：“我们发现老庄思想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逞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宾返朴，羡慕赤子曼儿式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绍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同上书169页)用语不多，生动勾画出道家人物的风貌。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道体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选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立的两极，因而可以互通有无、双向吸收，两家又是在中国这块共同的文化土壤上发育生长，有着相依沟通的基础。儒道之间的统一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思想观点上的共同性。儒道皆认为天人是一体的，人类来源于自然，又以自然为生存的依托，两者息息相关连，人应当爱护自然环境和资源．不可破坏天人的合谐，还要“资天地之化育”(儒)，‘辅万构之自然”(道)。在人际关系上，格道皆反对纷争对抗，主张和睦共处，“和为贵”(儒)，“安其居”(道)，“善战者跟上刑”(儒)，“夫兵者不祥之器”(道)。在人生态度上，儒道皆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提高，反对沉缅于物欲私利之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儒)，“圣人被褐而钎玉”(道)。在治国问题上，儒道都反对君主专制独裁，反对暴政，重视民心的向背，“民为贵”、“保民而王”〔儒)，“以百姓心为心”(道)。在真善美的追求上，懦道都希望达到三者的高度统一，并特别强调要格求真知的过程变成人生乐趣，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儒)，疤丁解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午，乃中经首之会”(道)。在辩证思维方面，儒疽都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与转化，主张随时调整矛盾关系，以保持统一体的适中和谐，避免向极端偏落，“时中”、“过犹不及”(儒)，“守中”、“去甚去奢去泰”(道)。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儒道都不热心于鬼神祭艳，而与之保持距离，“敬鬼神而远之”(桶)，“以道苍天下，其鬼不神”(道)。在对待阴阳五行学说的态度上，儒道皆借取之而为宇宙论的基石，o一阴一阳之为道”(儒)，“阴阳合而万物生”(道)。等等。上述共同点说明儒道两家并非处处对立，它们有着共同的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共性。 第二，学说内容上的互渗性。筋道两家皆以“我”为主，同时吸收改造对方若干成分，纳入自己体系之中。早期满学中期已经渗入道家成分，如孔子称赞舜“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对于自己的前途，作了伸卷随时的打算，“用之则行，舍之则蘸”(《论语·述而》)，“隐居以求其志”(8论语·季氏》)。汉代格学开始大量吸收道家学说，如扬雄的太玄之学借置于老学，王充的古文经学融治了黄者之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南方的儒家经学有以考庄注解五经的风尚，何县的《论语集注》和皇侃的《论语义疏》便是代表。唐初《五经正义》中，魏晋玄学家何县的《论语》注本，王拐、韩康伯的《周易》注本，都铰镇定为标准本。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推祟形而上之迟，防王心学推祟自然本心，皆以本体与功夫的合一为目越，其受启于道家哲学亦不为少。再看道家，先案老庄之学排击儒学．然 而老学之“爱民治国”，庄学之“安然顺命”，末始不接受格学的影响。秦汉以后，道家主流派转而肯定宗法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不改变自身基调的前提下，对于儒学公开予以接纳，如《淮南于》就是以老庄之学为哲学基础，博采桶、法、阴阳各家思想而成书的．书中大量引证儒典，《主术训》、《犯论训》、《泰族训》数篇，宣扬以仁为经，以义为纪．以礼乐化民成俗。魏晋玄学更兼综道儒，以孔子为圣人，王田郭象皆以扶树名教为己任。在宗法等级社会的中国，道家不与纲常名教作必要的妥协和贯通，简直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因而它与宗法夫义学说一一儒学携手并进即不足为怪。可以说，道家补充了儒学短于形而上本体之学的缺陷，儒学补足了道家漠视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的偏失。我们说“儒家精神”、“道家精神”是就各自的主要、独特成分而言，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概括，若说到具体的儒家学撅， 都多少有着道家精神，具体的道家学派则多少具有儒家精神，都不那么纯粹。玄学使道家更接近于儒家，道学使儒家更接近于道家。越到后朔，儒道的互渗性越强。儒迟合流，彼此推扬．推动着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展。 第三，文化全局上的共建性。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有三大箱神支柱，即儒、释、道(道家和道教)。三者之中，儒学是主于，释、道是辅翼。释道情形又有不同；道家是儒家的主要对立面，同时又是历家的主要补益者，与儒家相表里，相始终；佛教和道教是儒家在一定阶段和某些领域中的辅翼者与竞争对手，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普渗性比不上道家。中国传统文化暂时离开佛教道教，可以不失其本色，离开儒家或道家就不成其为中国传统文化。捕学在人生哲学、社会政治学、社会经济学、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学、典制礼仪、历史学、文献学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贡献，为古代社会所不可缺少。道家在宇宙论、理性方法、美学、自然哲学、批判精神、军事辩证法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员献。缺少了道家，中国传统文化就要失衡，倾斜，变成狭随的层次极不完备的文化。中国封建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从思想文化上说，固然有赖于儒家对纲常名教的扶树，同时也得益于道家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使得社会机体有较大的弹性和韧性，再加上佛教和道教，形成文化的多元结构相丰富多采，人们可以在因迟时有多种选择的人生之路，以宽容的氛围缓解专制主义淫威对矛盾的激化。从而减少社会的大展动大毁坏。 第四，修习信仰上的兼容性。儒道两窄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统和严守门户的本派学者，但两家并不禁止本摄学者祟信对方学说，所以历史上儒道兼修的学者是很多的。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孔子)，“殊途同归”(《周易大传》)，道家主张“容乃公”[老子)、“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庄子)，在信仰上都颇为宽厚。由此之故，汉以后儒道合流末受大阻，汉末魏晋以后儒释道合流更成风气。前已提到，扬维、王充兼修儒道，王两、郭象共祟儒经老庄。南北朝时期三教兼修之风更盛，南齐张融兼信三教，死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9(《南齐书·张融传》)；梁武帝深通儒道佛，主张三教会同；北魏孝文帝于“《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善谈庄老，尤秸释义”(《魏书·高祖纪》)，大儒沈重入北用后．讲三教义，各教人士都前来听讲(《局书·桶林》)。唐代的文化政策是三教并奖，士大夫纷起响应，或兼修儒佛，或俱信佛老，僧人亦同此风。华严五祖宗密说：“孔；老、择边，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原人论》)。有些儒者和佛憎排击道教，但倩通道家。宋元明时期，倡导三教会同最得力者为佛教道教。宋孤山智圆说；“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望乃通”(《闲居编》)，明释祖清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 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金元之际在北方形成的全真道，高唱三教归一。t性命圭旨》把三教归纳为心性之学，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佛曰明心见性，其义理是相通的。在儒、释、道三家四学之中，儒家、佛教、道教的门户意识较为强烈，讲师承，论世系，相比而言，道家的心胸更为博大宏远一些，包容精神更强烈一些，在文化上一贯主张兼容并包、博采众长，e8氏春秋·不二》、《庄子·天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淮南子》可作为代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许多士大夫随着境遇的变化其信仰重心在格道两家中摆动；得意时信儒家、失意时倍道家，在朗时信儒家，在野时信道家。达则兼善天下，救世治国需要儒家学问；穷则独善其身，远祸求慰需要道家学问。顾境里从儒学吸取舅进的力量，逆境里从道家寻找安抚心灵的妙药，精神皆有所归拢和寄托，因而增强了知识分子对挫拆、迫害的承受能力。道家的清静，再加上佛教的破执，使人在人事的纠纷和现实的利害面前看得开放得下，减少了许多烦恼和痛苦，遇到惨烈事变，精神不容易崩溃。这大概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追随孔盂的同时不愿放弃者庄和释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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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在人间，要能普遍、要活用。佛法不只是深山闭关，佛法不只是念佛往生，不只是放在藏经楼，是要能深植人心，要能活用在日常生活，要能用佛陀的慈悲、智慧加入群众团体中，付之行动，表现在行为上，才是「佛法不离世间法」。 同心协力走入人群 每个佛弟子所要做的，不只是个人的念佛、拜忏、消灾，更应四众弟子同心协力，走入人群，结合智慧与力量，传播佛法，甚且更具体的了解众生的疾苦与需要，而给予不同的帮助，行菩萨道。 执教佛教禅宗史学的宣方老师谈到，他自己很幸运地在大学时代接触佛教，这对他的信仰、人格及知识上的吸收，都有很大的助益，对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她提出三点，供大家参考：一、丰富的学识，不仅是佛学上的，各宗教间的，及一般世俗常识，应有一定程度的学养，佛弟子不仅该拥有出世的胸襟，更该兼具世间的学识，学佛的三阶段：闻、思、修，其第一即重多闻，以高深的理论、学术为基础，才易令人信服，正如名和利，地位和头衔，是渡化的工具、手段，使之达成弘法、利众的目的。行住坐卧如法实践二、对佛法的体认：包括义理上、修行上。义理上包括名相、哲学思考，佛学与其他宗教不同，对佛教典故应有基本认识，才有机会跟有缘众生谈道。在修行上，不论是修禅、净、密、律，佛弟子每天应把握一段时间，如早上起来，或临睡前，作一段功课，或诵经，或持咒，或打坐，或礼佛，使心灵净化、安详，才能有智慧去面临日常的各种困境、考验。三、戒律清楚：佛法浩瀚，莫不以戒律为纲领。持戒而后禅定而后智慧。日常生活中，不论说话、行为，心念皆能以戒为师，则不难随地自在，随时清凉！把佛法如法的在行、住、坐、卧间实践出来！ 在工作中实践佛法 一位居士表示，他本身从事公车驾驶员工作，大多时间在公车上，于是他心持佛号，每一乘客上下车时，他皆念佛回向与之结法缘，他觉得每一乘客都是佛，他多有福报可载送他们到各处啊！ 一位报社记者也提到，因工作采访的因缘，他得以认识各道场、师父，把这些事迹、人物，以笔写下，来与各众生结缘！ 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英培同学，多年来默默把每个月的打工钱，捐到寺庙，或儿童。佛七时，买些礼物送给小朋友。前日，又捐两万元辅助儿童夏令营的创办经费。 另外一位人大法学院的同学表示：佛法是在工作中、学习中实践出来，多做少说，做了十件事，再讲半句，能做人所不能做，忍人所不能忍。欲成佛教龙象，先为人民牛马！ 又有一位窦亚萍同学表示，佛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心态是最重要的，要能对人付出关怀，对众人慢慢沟通，接引到道场，才能对佛法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战胜心魔唯有放下 提及「战胜心魔」最为重要。人，常常对无谓的人与事起烦恼，要能找出烦恼的症结，才能对症下药，心结要靠自己来解开，否则佛陀在世也无法转众生的业。 过去，有一位忠厚老实的农夫，家徒四壁，仅有一把锄头赖以维生，他对这把锄头，总是心存感激，也十分爱惜它。 有一天，这农夫忽然领悟到，自己生命一天天的老化，锄头也会随著时日消逝而逐渐磨损，所以自己应看开一切，赶紧修行。于是把锄头收藏好，决心剃度出家，并发愿：「此生此世如果烦恼不断，决不罢休。」说也奇怪，当他听经闻法，心定下来的时候，忽然想起那和他相依为命的锄头，便不顾一切还俗；回到家中，拿起锄头左瞧右看，爱不释手。又一段时日后，又回到师父面前虔求忏悔， 然后再出家，又经一段时日，又再还俗。如此来来复复已是六次了。对锄头爱恋不断，道业何能成就？这一次他抱定决心，拿起锄头跑到恒河边，对锄头说：「我这一生的生命是你养活我，慧命却断在你手中。今天我要丢弃你，永远不要和你见面。」闭上眼睛，毅然将锄头抛进河内。 当锄头脱离手中，此修行者忽然感到无比轻安和满足，不禁手舞足蹈，大声喊叫胜利！平常我们也和这农夫一样，为世间的人、事、物，爱得那么执著，以致荒废道业，徒增痛苦。要迈向成佛之道，当于时时刻刻，每一当下提起毅力和勇气，战胜自己的心魔。 逆境来时冷静省思 在日常生活中，有顺境也有逆境。尤其于研究历史、佛法史迹，常有“求不得苦”，资料不足，或有困惑百思不解时，陈老师会暂时停止钻研，让头脑轻松，以冷静态度安定一下，有时，反更容易得到解答，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印度、日本、韩国、泰国、中国大陆，凡有关佛教史迹，陈老师大都参访过。身历其境常常使陈老师感动，感受到各高僧大德的愿力及悲心，他们悲智双修，以智慧来了解众生的苦，众生的需要，以悲愿来渡化，本著无量的愿力，全心全意地贡献给每一众生！ 每一佛弟子，日常生活中应常常「观心」。遇困难烦恼时，观察了解其因缘，并从中解放出来。勿失出发心，随时省思，调整心态、作法、行为，再出发，怎么走就看自己了！ 做个无执的修道人《六祖法宝坛经》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又云“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所以，成佛的道场就在人世间，世法的圆满，就是佛法的实践。人成即佛成，即要以无所得的安详心态做一个无为、无执、无心的修道人，让每一个当下，皆能活在责任义务、般若法喜中，散发生命的光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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