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使得很多中国人都念佛,拜佛,烧香,吃素,看经,还有深入人心的因果报应的思想它已经成了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
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原地区,之后在中国迅速的传播,并且与中国文化迅速的融合,在东汉末年,由于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土崩瓦解，玄学兴起，儒、释、道三种文化开始合为一体（释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教）逐渐形成了理学，后来理学虽然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儒、释、道三种文化却始终是它的理论基础，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直到今天。
南无阿弥陀佛！佛陀只是教人断恶修善而已。让人人都做好人。学佛是为了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让我们明白自己的本性本善，这与儒家、道家说的一样。学习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完成扎根教育。儒家的根是《弟子规》，道家的根是《太上感应篇》，佛家的根是《十善业道经》。都是教我们断恶修善的。人只有断恶修善，才能修福修慧。世间人追求的功名利禄，要有福有慧才能得到。你命里有的，抢都抢不去；命里没有的，无论用什么手段得到的，最后还是会失去的。所以，做人就老老实实的，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为好人吧。世间恶的东西不听、不看、不说、不思考，内心纯净纯善。人人都孝顺父母、尊老爱幼，对老师恭敬，好事都抢着做，每天都欢欢喜喜的，这样的世界，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有什么两样？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藏传佛教文化在藏地十分兴盛,也得到了其他民族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受佛教影响以来,藏族寺院的宗教信仰、信仰仪轨 不断发展变迁。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是藏族宗教文化史上日益引起兴趣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课题。藏族自古以来浓郁的宗教气氛一直是区域文化突出的特点。 不论岁月的变幻还是时代的兴替,民间信仰与佛教两大宗教文化,都以其炽热的温度,反映着社会变迁的轨迹。 藏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信巫好鬼”的民族,这是培植民间信仰最好的土壤。对古代的闽越人而言,世界万物都是具有神秘力量的,人生存在的一个重要主题,即是 协调自己与大自然精灵之间的关系。古老的藏族有着内容十分丰富的民间信仰崇拜。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近现代藏族民俗得以了解；另一方面,藏族民间信仰的许多 内容被后起的本教乃至本土化的佛教所吸收,已经融入到本教、佛教中去了。因此,藏族本教、佛教中的一些内容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源头同样可以一直找到民间 信仰中去。在藏区,尤其是安多牧区有着与众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在此地区佛教影响下的民间信仰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对此情况,寺院宗 教文化历来备受学者关注,但对民间宗教文化研究甚少,因此,研究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安多牧区是较为典型的代表。据笔者调查和搜集资料发现,安多地区唐 克人文的研究历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本文以唐克地区的宗教习俗为出发点,论述了深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的民间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社会活动等与宗教有 密切相关的民俗文化。 本论文包括导言、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导言涉及了有关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民俗文化研究的最新动态。迄今为止,关于唐克牧区的历史著作仅仅只有两 本,一本是贡秋尊主的《安多唐克部落史志明镜》和罗让曲平的《神奇的黄河一弯》,两本著作都叙述了近现代的唐克历史以及寺院历史,虽然现在学术界藏学是热 门的课题,尤其有关藏传佛教教义、教理及寺院宗教文化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对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的民间信仰及民俗文化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少见,尤其是在笔者 论文中的主题案例唐克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学者进行考察和研究。 论文的第一部首先概述了唐克地区的民情风俗、自然环境及特点以及牧民的生活状况等,同时通过阐述唐克人的渊源也对该地斯何仓寺院的历史也做了简要的介绍。 唐克地区为纯游牧地区,这种独特的自然和生活环境是唐克地区民风民俗的大背景,了解唐克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对我们研究该区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具有很大帮 助。斯何仓寺院对唐克地区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具有很大的影响,有必要在背景部分做简要的论述和介绍,主要包括斯何仓寺院的产生、发展和寺院现状；该部分还 阐述了斯何仓部落的相关方面。 第二部是佛教教理传入民间后演变成了民间宗教或民间习俗。本文主要通过民间故事、寓言以及民间的访谈,论述了佛教对人们行为习惯等产生的影响。其中第一节 阐述了因果的概念、民间对因果观的理解、其践行情况以及因果观的作用。第二节界定了今生来世的概念,论述了民间对今生来世、命运、福份的认知,及后世相关 的朝拜习俗等。但这样的神灵观并不符合佛教的本意,比如在的案例里的唐克牧区有佛教寺院民众都是信佛的,但这种的神灵观是无处不见。佛教与其他宗教最大的 不同之处在于“无神论”的主张。还认为缘起产生世界等佛教的本意相差很远,所以笔者在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佛教的基本理论来比较牧区的民间信仰和佛教之间的差 别以及佛教思想对民间信仰的影响。该部分主要从民间信仰的因果业报观、来世思想、慈悲观等特点为主线做了梳理和论述。 第三节阐述了人们对无常观的看法与认知。无常是佛教思想的最根本观点之一,了解和认知无常的观念,才能打开认识佛教的大门。对于藏传佛教而言,其能发展并 兴盛于雪域藏地的最主要因素也是其无常观对广大藏族信徒的思想认知和启发方面起到了根本的改观,因此,无常观成了藏族民间信仰和认知的根本表现之一。唐克 地区的藏族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也体现了这一点,甚至可以说,唐克地区因其独特的游牧文化的背景,该区民间信仰中的无常观念相比藏地农区而言,更具有浓厚的 宗教意味和虔诚性。 第四节论述了民间慈悲心的发愿和践行。民间信仰及其民俗文化是伴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发展而产生和变化的,民间信仰及民俗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其 历史远于宗教,其内容也更广于宗教。但是,宗教因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先进性,其宗教仪轨的程式化等特点,使得宗教在一个地区传入和发展后,其理论和思想 瞬间遍及到民间信仰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对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克地区民间信仰因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笔者主要论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祈福仪式及其变化,主要体现在祈福日期的选定、祈福对象、祈福人员的变化等方面；二是饮食、服饰变化及禁忌。饮食 和服饰是一个民族物质文化的外在表现,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该区饮食内容、饮食习惯和服饰类型、服饰装饰及民间禁忌文化等相应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基本 的特点就是这些民间生活和习俗的渊源都开始渗入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相关思想和内容；三是盟誓的产生及其变化。 第三部分论述了唐克地区一年供养、祭祀仪式及民间活动等,即：一是夏季的活动,主要介绍了藏历兔月民间宗教活动习俗、藏历四牛月的煨桑活动中牛月唐克部落 的煨桑活动习俗、虎月颂度母会仪式过程,并对此一一作了简要的分析。二是冬季的活动,主要对藏历马月仪式活动、羊月婚俗文化、猴月“朵玛”仪式等作了简要 论述。三是秋季的宗教活动仪式,主要论述了“多热”星辰仪式,蛇月的活动及其文化特点。四是春季的宗教活动,概述并分析了鸡月大法会、狗月金桥活动、猪月 “持嘛呢”等活动。这些民间宗教习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从思想意识层面产生的民间宗教习俗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民间宗教习俗。不管是从思想意识层面产生 的民间习俗,还是从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民间习俗,两者都深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但是它们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又与藏传佛教的教理有着一定的区别。 第四部分论述了藏传佛教对民间信仰及民俗方面的功能及其价值。有藏传佛教特色的民间习俗不仅有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佛教思想对构建社会和谐思想方面的功能 和对人们伦理道德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是通过与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结合而产生的。 本论文的现实意义也就是佛教思想对人们思想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和教育意义。佛教一直在致力于适应时代的改革,所以中国佛教在发展的进程中间,都是以建立 一种契合时机的人间佛教作为它的一个改革的核心。在现在来讲,迷信是社会的公敌,所以要建设人间佛教是大家共识的。所谓建设人间佛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 意义：一是说它作为一种人生的修养,在提升人的修养,提升人的道德品质方面有积极意义,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一种人生佛教,体现人生的一种哲理；再一个方面就 是在服务社会方面,佛教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诚然,因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所限,本论文还有很多不足支持,主要是尚未能从文学与艺术的角度对各种信仰和民俗的考察：一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对民俗文化与 文学之关系特别是关于民俗与民间通俗文学之关系的探讨。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即藏传佛教佛像艺术,这些研究既是艺术的研究,也是信仰的探析。从这些不同 角度出发做研究对我们理佛教思想在藏区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对我们认识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具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笔者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值得加深和 改进的地方。
同志你好： 以下是我给你在总结的资料，请校对后使用 最后，祝你工作愉快 传统文化室内设计传承借鉴 现代室内空间里各种造型、装饰、陈设等无一不表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愿望。这些不同风格的现代室内设计以科学技术为依托、文化艺术为内涵，它的发展往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元素植根于人们的意识中，经历史沉淀，不可回避地显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一、室内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室内设计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横向维度来看，无论何种风格的设计，都有着特定的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展开和完成的，因而反映着不同的价值和审美观念，体现出当时的文化风貌。从纵向维度来看，任何时代的室内空间设计都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和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设计形式来自文化，人们按照丰富的经验（历史与传统）加工着有关存在的一切印象。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的设计就是设计的历史。 传统文化影响了室内设计。尽管有些现代设计师，尤其是那些具有前卫意识的设计师，时时声称要抛弃任何传统，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无传统”的，但实际情况不可能如此。即使最“反传统”的设计师，也必须以“传统”作为反面的参照物来定义与演绎自己的思维。设计从来就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从媒介、语言、表现手法等显性传统到对设计认识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审美观点等隐性传统，均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每一位室内设计师。 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使当代的设计师拥有前人不曾具备的条件。计算机的应用、信息的发达，使设计的作品具有更强的时代感。但作品手段上的丰富代替不了人们意识上的回归，室内设计师必须从与人类密切相关的效用方面来考虑作品所具有的优良质地和温情。我们要创作出具有高雅格调的室内空间环境，必然会遵循“大象无形”、 “大音希声”的创作之道，否则就不可能让受众感觉到相应的审美意象。这种“美”与“美”的创作对应法则，正是从我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提取出来的。因此，自觉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设计理念之中，是优秀的设计师应该关注的问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及其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儒、佛、道三家在相互斗争、相互融合中推动着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而无论历史上或当代的中国设计作品，无不受其影响。 儒家之中庸合一 孔孟之道的核心思想是中庸之道。首先，儒家重视“天人之和”的哲学理念所提供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成为中国设计师所恪守的设计哲学，并构成了中国传统设计最基本的哲学内涵。一些品牌的房地产室内设计，就十分注重模山范水、象天法地，运用人力巧夺天工，再造自然之美，又尽量不露人工斧凿痕迹，达到“虽由人作，宛如自然”的天人相亲、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其次，儒家这种中庸的思想，在装饰文化中也得到了应用。比如家居，不做任何装修，会显得简陋、落后而无生气，雕琢过分又显得俗腻。恰到好处的装修则爽心悦目，既能鼓舞精神，利于身心，又能端正心态，克制欲望，不做过分地奢求，使景情相生，物界上升为精神境界。 道家之玄虚飘逸 老子认为，美在道，而道之本性在自然，即自然而然，所谓“道法自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的“道”呈虚空无名之状，不是逻辑、理性、语言可传达的，它超出人的各种感觉和语言世界之外，它所借重的不是语言，而是通过超语言的意象符号系统来实现，所以具有抽象性和超验性。而道家文化应用在室内设计上，主要是丰富了中国建筑室内的空间内涵。在空间中创造出许多虚实的围合，如彼此交错、穿插、共享，如建筑的门窗，将室外景色引入室内；室内空间之间的隔断，将一个房间的装饰引入到另一个房间，彼此借景，强化空间流动感，增加开阔感。道家的传统文化应用在室内设计的另一风格是高雅，营诗情，造文气。这种意境空间的营造过程关键在于能引入虚静，引入祥和的心境。通过传统的用色手法、质朴古雅的材质及传统的装饰视觉符号等，引人入情入境入性，品味开阔、简淡、谦和、宁静、疏朗。 佛教之禅中沉寂 禅宗是由于佛教文化东渐，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形成的一个中国佛教宗派。它提倡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从而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一种超脱与自由。在禅宗看来，规定性越小，想象余地就越大，因而少能胜多，只有简到极点，才能留出最大限度的空间去供人们揣摩与思考。 最近几年，在古典与现代、中式与西式的各色家具中，具有禅意的家具摄取了古典家具的雅致与现代家具的简约，利落的线条、纯净的色彩，配上富有东方意味的图像，颇能营造宁静舒适的居家氛围。禅意家具其材质以胡桃木、樟木居多，有的桌面再辅以玻璃、石材等材质，并在陶皿中放置些佛手瓜、柑橘。深色木头配上浅色布质、皮革、石材或玻璃的家具销路不错，略带沉稳却又不显老气的风格深受消费者喜爱。 三、继承传统文化的室内设计方法 时代的发展有其基本的脉络，需要设计注入新的灵魂与血液。因此，很有必要将传统与现代美学及设计理念融入到设计中。 传统符号的运用 中国的传统符号主要有 ：具有传统象征内涵和比喻意义的图案和纹样 ；古代传统图腾纹饰；传统宗教纹饰符号。这些传统符号，有的是前人在生产劳动、建造居所时的经验与智慧的累积，有的则是精神生活的追求与体现。在当代，这些符号仍有着积极的实用意义，直接运用这些传统符号作为装饰元素，是营造传统的文化室内环境的有效手法。一般的手法有：抽象简约，这种手法是对传统形式的整体或局部，进行艺术加工提炼与抽象简化，其原则是可失传统之形而不失传统之韵，使传统的儒、道、禅中的某一种文化，在结合现代的功能与技术的基础上，得到延续与发展 ；符号拼贴，其特点是将人们所熟悉的传统构件加以抽象、裂解或变形，使之成为某些典型意义或象征意义的符号，并在室内元素中拼贴运用，从而使新与旧、今与古带着某种联系 ；移植与嫁接，对儒、道、禅历史文化进行移植嫁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象。在设计中，有时还可借用外来文化中的某些要素与本土文化元素共生于一体。 色彩与光的处理 色彩通过视觉作用于心理，常常影响人的情感，左右人们的精神和行为。色彩本身没有绝对的美或不美，但对室内空间的色彩搭配来说非常重要。 处理色彩的手法有：一是类似色，即色相环上相邻不远的两色，如黄和橙，紫红和紫，蓝和紫绿(青)等。类似色彼此接近，统一而稍有变化。二是对比色，即将两种较远色相配得和谐，也就是常说的“补色原则“，红花绿叶愈见娇艳，这是因为两者互为补色的缘故。 而光影是色彩的另一种呈现方式，光影的存在总是以具体颜色载体而存在的。光影在室内空间中也是直接或辅助传达传统信息的有效元素与工具。色彩有着改变环境气氛的显著作用，特别是在光影的共同作用下，创造出不同的空间情调与意境。 空间与家具陈设的回归自然 “天人合一”是提倡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虽然儒、道以及佛家的文化传统特点不同，但在回归自然、效法自然上，却有一致之处。然而，在紧张的都市生活中，人们渴望与自然亲近的欲望无法得以实现。因此，移情于“家”，力求营造一种自然的气氛作为精神上的补偿，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回归。 室内设计回归自然的手法主要有：一是空间的营造，如巧妙地处理室内有限空间与外界交融的自然部分，以面对青山的窗户，或者蓝天与田野成为门廊设计的背景，善于借景 ；此外，还可以在装饰材料的选择上下功夫，如粗糙的岩石墙面或是石膏板仿石材料，给人一种返祖的天然气息。二是室内陈设，如室内陈设一些原始情调的饰物，增加自然的意境 ；可通过红色的干辣椒或金黄的干玉米串，抑或一束干麦穗、白色的芦花，还有手工蜡染的花布等等，巧妙点缀，匠心独运，就会达到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美效果 ；或者在墙上，挂上或画上一些图片，可以是一片湖泊，一块山林，或是一望无际的原野、竹林，画前再配上一些与之协调的盆栽植物，虚实结合，会使人感到清新、舒畅、视野开阔，真有走进自然的感觉。 作为一名中国的设计师应立足于现实，深刻审视华夏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责无旁贷地发扬与传承传统文化，将其与现代艺术设计紧密联系起来，形成现代与传统结合的室内设计风格。
浅析中国室内设计的发展方向摘要： 浅析了中国室内设计的风格与流派，使设计在建筑室内设计中力求在其内部空间尽量合理、舒适、安全，使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实用，分析了中国室内设计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设计风格 流派 装修 发展方向 建筑设计与室内设计是人类本性的一种体现，是与人类生存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手段，从原始社会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中半坡村的建筑群和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建造的“筑土构木”的屋子就不难发现，即使最简单的建筑形式，也在力求其内容空间尽量合理、舒适、安全，使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实用。 人在建筑与室内设计中是跳动的音符，它将自己的感觉和知觉融入到了设计构思之中，用活动的艺术思维和凝固的技术手段，把它表现出来，构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空间[4] 中国的室内设计风格 中国传统的建筑和室内设计，一般来讲是以木结构为主，其特点是梁柱承重，墙体起到围护的作用，室内空间较大，运用格扇门罩以及博古架等物件对空间进行多种划分，采用天花藻井，雕梁当柱，斗拱加以美化，并以中国字画和陈设艺术品等作为点缀，创造出一种含蓄而高雅的氛围，特别是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完善，形成了中国建筑室内固有的传统风格样式，其造型特征被称为中国“民族传统形式”并一直延续至今[1] 中国传统建筑室内设计，通常还表现为室内对称的空间形式，在多数的宫殿和厅堂中，梁架、斗拱等都是以其结构和装饰的双重作用成为室内设计表现的一种艺术形象。从大量的宫殿建筑中的室内天花藻井、家具、陈设、字画、装修等多方面因素中，均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组合得较为完美的一个整体空间设计。室内除了固定的隔断外，还有移动的屏风、半敞开的罩、博古架等与家具相结合，对于组织空间起到了增加层次和厚度的作用。一般民居则较简朴、自由。在色彩的处理上，中国北方宫殿建筑室内的梁、柱常用红色，天花藻井并绘有多种多样的彩画，用鲜明吉祥的色彩取得对比调和的效果。中国南方的建筑室内风格则常用冷色调，白墙、灰砖、黑瓦，色调对比强烈，形成了江南特有的秀丽[2] 中国室内设计流派 （1）新古典主义 采用民族传统的装饰手法，在现代结构、装饰材料、施工工艺、高新技术的建筑内部空间进行处理和装饰，同时采用陈设艺术手法来进行分割空间，装饰空间的设计，使中国传统的室内样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例如：1959年中国的十大建筑，特别是人民大会堂的室内设计和民族文化宫的室内设计，充分体现了以典雅的中国传统文化风格为基调的空间形象，都是运用新形式和古典风格结合的新古典主义作品。 （2）新地方主义 当今的建筑室内设计师在充分了解建筑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新设计，使原有的地方色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使设计师在创作中更加显示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自然的韵味。1982年，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其外部环境和室内设计均具有中国江南园林以及民居的地域文化特征，使人充分感受到了中国南方建筑室内设计的高雅和浓厚的文化品味，是新地方主义现代宾馆的典型范例。 （3）新少数民族风格 在现代建筑的内部空间中，象征性地表现少数民族建筑的人文文化特色内部空间形式，并在结构构件上较为直接地采用适当简化了的少数民族装饰图案，或以其图案所做的立题性标志，保持其民族色彩、家具饰品等特征，并选用少数民族陈设的艺术品装饰室内环境气氛，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风格特色，同时又具有现代文明特征，这一类设计风格被称为新少数民族风格。 （4）中国现代主义 现代风格的设计起始于19世纪下半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现在已成为现代家庭装饰的主流。现代风格主张“功能第一”。为了适应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现代客厅特别强调它的实用功能，一般只需要沙发、茶几和组合电器装置，不再有观赏性强的壁炉或布艺窗帘等过分装饰。现代风格也是一种简朴淡雅式风格，它是以简洁明快为其主要特色。重视室内空间的使用效能，强调室内布置应按功能区分的原则进行，家具布置与空间密切配合；主张废弃多余的、繁琐的附加装饰，使室内景观显得简洁、明快，完美地反映出“少就是多”这一设计概念。从目前我国建筑室内设计方案中，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汲取了西方现代主义设计中的简洁、明快、洗练的设计风格，同时采用了色彩、质感、光影与形体特征的多种手法，其中也包括了把现代高新科技的装饰材料用于室内装饰装修上，由于在设计时充考虑到了本国国情、民族文化、风土人情以及经济技术条件等，因而设计出来的风格又带有中国设计文化的底蕴和特色，故为中国现代主义。 （5）后现代风格 后现代派的设计者们主张兼容并蓄，凡能满足当今居住生活所需的都加以采用。这种风格的室内设计，空间组合十分复杂，突破完整的立方体、长方体的组合，且多呈界限不清的状态。利用设置隔墙、屏风或壁炉的手法来制造空间层次感，使居室在不规则、界限含混的空间利用细柱、隔墙，形成空间层次的不尽感和深远感。他们还常将墙壁处理成各种角度的波浪状，形成隐喻象征意义的居室装饰格调。 （6）乡土和自然风格 也许为了寻找故乡的情怀，人们更加喜爱乡土和自然风格。在家居装修中主要表现为尊重民间的传统习惯、风土人情，保持民间特色，注意运用地方建筑材料或利用当地的传说故事等作为装饰的主题。这样可使室内景观丰富多彩，妙趣横生。例如采用较暗的灯光，墙上挂着鱼叉、鱼网和船桨，天棚用的是一艘底儿朝天的小木船，置身其中，仿佛来到渔村，有一种特有的幽静和温情。大城市生活的紧张、拥挤和环境污染，使人们产生厌倦，向往能享受更多阳光、空气、鸟语花香的环境。这种思绪使人们崇尚自然的室内布置，例如采用不加粉刷的砖墙面，将粗犷的木纹刻意外露于室内[3] 室内设计的目的和内容 室内设计的要求和目的，从广义上讲，是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要求，从而对人的生产环境、生活学习环境、工作环境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改造，达到使用功能的必需条件和视觉环境的美好享受。室内设计可以提高空间的生理、心理环境质量。从狭义上讲，由于空间条件的不同、业主要求的不同、室内设计的目的也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不断变化，产生不同的设计风格，反映人们对功能和艺术的不同追求，以有限的物质条件创造出无限的精神价值。 室内设计是一门多种专业兼容的综合性学科，可分为四部分： （1）空间形象设计 就是对建筑所提供的内部空间进行处理，在建筑设计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空间的尺度和比例，解决好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衔接、对比、统一等问题。当设计师看完建筑图纸时，首先要对室内空间进行调整，在不影响结构的情况下，根据业主要求和设计思想更加合理的运用空间，协调好空间之间的转换关系，利用有利条件，排除不利因素，使室内设计更加舒适化、科学化和艺术化。 （2）室内装修设计 主要是按照空间处理的要求把空间围护体的几个界面，即对墙面、地面、天花等进行处理，包括了对分割空间的实体、半实体的处理，即对建筑构造体有关部分进行设计处理。 （3）室内物理环境的设计 对室内体感气候、采暖、通风、温湿调节等方面的设计处理，是现代室内设计中极为重要的方面，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与应用，它已成为衡量环境质量的重要内容。 （4）室内陈设艺术设计 主要是对室内家具、设备、装饰织物、陈设艺术品、照明灯具、绿化等方面的设计处理。 室内设计根据人的流动特点可分三类：第一类是人居环境设计 在较长时间内有固定人员的居住空间。它包括：合式住宅、公寓式住宅、别墅式住宅、院落式住宅以及集体宿舍。第二类是限定性公共空间设计 在较长时间内有相对固定人员的公共空间。它包括：学校、幼儿园、办公楼、教堂等。第三类是非限定性公共空间设计 没有相对固定人员的公共空间。它包括：旅馆饭店、影剧院、娱乐场所、展览馆、图书馆、体育馆、火车站、机场、商场等综合设施。 中国的室内设计已经进入了创新阶段。中国的现代室内设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适应城乡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大规模兴建的需要，近几年迅速成长起来，取得了飞跃发展，度过了模仿东、西方传统室内设计和西方现代室内设计的时期，逐步走上了创新之路。这从近几年建成的工程及各类展览、评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很多作品科技含量比较高，使用新材料，采用新工艺，创造了室内新的界面造型和空间形态，达到较佳的声、光、色、质的匹配和较佳的线、面空间组合和空间形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和鲜明的时代感。另一方面，从一些作品可以看出设计师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通过艺术语言综合、重构，使简练的室内界面及空间形态蕴涵较深厚的文化神韵和意境。比如人民大会堂内的上海厅、重庆厅、广东厅和小礼堂，时代感都很强，表现出了新时代的文化色彩[5]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以后广泛传播于亚洲及世界各地，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佛教起源：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生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间。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涅槃。公历纪元前后，印度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洛阳白马寺一直被佛门弟子同尊为“释源”，即中国佛教的发源地，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传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大、小乘并存，显（宗）密（宗）同在。严格地说，佛教起始于尼泊尔，发展在中国，又远传于日本、韩国。而佛教在印度本土由于受到印度教及后来传入印度的伊斯兰教的排挤，约在公元八、九百年左右，在印度本土消失。而能保留佛教并发展佛教的中国就成了当今世界佛教的真正故乡。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以“大众部佛教”为主，中国西南与“上座部佛教”盛行国家相邻的云南则是传承着与泰国一样的“上座部佛教”。中国内地汉族居住地则祝主要信奉“大众部佛教”。中国西北部地区少数民族则主要信奉密传佛教。中国佛教又分为十大宗派，这也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中国佛教界的一些高僧根据一些佛经内容，创立了各自的宗派。其中包括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和密宗。
楼主可以看看季羡林教授的《我和佛教研究》，深入浅出，很有帮助。
不知道你是否有信仰，但是个人感觉似乎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而提出的这个问题。佛教，我们应该怎么看他呢？首先，他是一个正教，他是可以度人的，我们需要了解他的缘起，他的修炼方法，他的戒律，他的经书；其次，就为了完成任务的论文而言，我们需要找到我们想说的话，最后去求证他。可是，我想你如果把佛法当成哲学来看待，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了解的。释迦牟尼传的法，是要求实修的，也就是“定”，只有通过实修你才能明白更高深的道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去研究，怎么也弄不明白的。可偏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当然也包括一些和尚，把念经当成修佛的全部。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什么想法，我建议你先到百度贴吧中的正见吧看看，用传统文化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可能更接近真实，祝好~~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以后广泛传播于亚洲及世界各地，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佛教起源：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生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间。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涅槃。公历纪元前后，印度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洛阳白马寺一直被佛门弟子同尊为“释源”，即中国佛教的发源地，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传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大、小乘并存，显（宗）密（宗）同在。严格地说，佛教起始于尼泊尔，发展在中国，又远传于日本、韩国。而佛教在印度本土由于受到印度教及后来传入印度的伊斯兰教的排挤，约在公元八、九百年左右，在印度本土消失。而能保留佛教并发展佛教的中国就成了当今世界佛教的真正故乡。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以“大众部佛教”为主，中国西南与“上座部佛教”盛行国家相邻的云南则是传承着与泰国一样的“上座部佛教”。中国内地汉族居住地则祝主要信奉“大众部佛教”。中国西北部地区少数民族则主要信奉密传佛教。中国佛教又分为十大宗派，这也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中国佛教界的一些高僧根据一些佛经内容，创立了各自的宗派。其中包括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和密宗。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佛教是一种侵略文化，殖民文化，侵入中国后战胜了本土的道教文化。如同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台湾人必须学日语，用日语而放弃国语一样。早在唐僧取经之前700年，佛教就渐渐地传到中国。为巩固佛教地位，佛教徒利用一切手段进行佛法宣传，培养本土大批佛教骨干（如和尚尼姑，从某种意义上讲唐僧也是汉奸），建立寺庙，疯狂举行各种佛法活动，排斥其它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使佛教文化渐渐扎根于中国无知的民间，儒道教再也抬不起头了。因此，中国本土道教中的道士很难见到，而外来宗教和尚却很多。到现在，还竟然有人把佛教文化当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文明，真是不可思议！古老的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佛教侵入只有两千多年，怎能说佛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客气地讲，佛教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同一条支流汇入长江一样。现在中国的佛教文化既有原始佛教文化，又有本土宗教文化，相互渗透，并且原始佛教占主导地位。中国的佛教文化是全部大中华文化的一个支流。
这些骚和尚 臭要饭的 整天好吃懒做 信口开河 漫无边际 吹的天花乱坠 祸国殃民 懂点历史的都知道 佛教进入我国好过吗？ 事实胜于雄辩 还有那些信佛的臭傻笔 ，炎黄子孙都她妈成了佛的子孙了 还他妈犟 你在看 《妙法莲华经》《梵网经》《大佛顶首楞严经》《本生经》等等佛经宣扬“毁身供佛，功德殊胜”）马勒戈板壁的 这明明是洗脑 目的是什么 灭国 还是灭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