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社会科学杂志高平

发布时间：2024-05-28 06:31:00

江西社会科学杂志高平

中国历史上战争伤亡的人数最多的是：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这是何等的残酷!到1911年全国恢复到4亿人。

尊敬的领导：我本人是寨子村某小组村民，有亲友在高平镇任职，得知泾川县高平镇寨子村党支部书记杨贵存同志，因工作事由发生口角得罪了镇长徐保学，并在后来的相关会议中被镇长一人干预而被无故停职，我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本来换选一名基层村干部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由谁来任职这一职位对许多村民来说也无关紧要。但是，为什么杨支书让村民留恋、让我们这些从来都漠不关心村政的人如此为他鸣不平呢？这得翻翻寨子村以前的陈年旧事了……杨贵存同志曾先后任高平镇寨子村党支部书记近20年。杨书记曾在1998年前担任寨子村支部书记一职，因反对原上级单位“黄家铺乡政府”强制农民种植烤烟而得罪一大批领导，被迫辞职外出打工。1998年后，寨子村先后由张和林、杨四虎、梅麦贵担任支部书记：张和林因贩卖林权，乱砍滥伐破坏大面积林区而触犯国家法律，后被国家公安部门通缉，至今外逃；杨四虎因消极怠职、不作为、公款请吃请喝等问题被免职；梅麦贵同志因身体状况不在继续担任。2006年前后，泾川县政府决定撤销“黄家铺乡政府”，其原附属辖区划入高平镇管辖，黄家铺原领导班子在政务未全面交接前，仍行使相关权力。此时正值梅麦贵同志卸任，寨子村党支部书记一职空缺，“黄家铺乡政府”在没有经过村名选举和党代表选举的情况下内定了人选，此事一经传出，得到了多数党员的反对，他们直接联名请求当时的高平镇领导对寨子村党支部书记须慎重选任，后经当时的镇领导调访与党、村名选举，决定由杨贵存担任。为什么这些党员会如此在意这一次的人选呢？这与寨子村的实际情况不无关系。寨子村居住人数约4000人，是高平镇最大的一个自然人口居住村，村面积大、村情复杂；也是一个经济落后，村民观念保守的地方。与之相邻的黄家铺村人如此评价寨子村人们：你们上面子人就是和我们下面子人不一样，有女子宁肯“下”嫁也不“上”嫁。村情本就如此，在加上经过张和林、杨四虎折腾之后，寨子村虽表面平静却已是千疮百孔，梅麦贵因为身体状况虽已努力改善却效果不佳；且此时“黄家铺乡政府”内定的书记人选其行为作风、社会背景和影响都不被认可，如果任人不慎将适得其反。我们相信当时前辈党员的请求是对的，也非常感激当时高平镇领导的英明抉择，为我们选了一位好书记。杨贵存同志担任寨子村支部书记后，修缮了已经破烂不堪、危房林立的寨子小学，改善了就学环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严格监督新修通村公路质量，事实证明寨子村管辖内的路段是施工质量较好的；为更多的村民争取新修牛棚，使人们感受到科学养殖的好处；鼓励人们修盖沼气池，让很多农户第一次用上了干净环保的沼气灶；努力为寨子村争取村村通路面硬化工程，让原本泥泞的土路摊铺上了砂石；使原债台高筑的村账目无负债，制止了领导下村就要“管饭”的劳民行为；让村务实现了办公自动化……。这一切的一切都与杨书记是密不可分的，杨书记因为为民劳心，实际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上级领导，却维护了村民利益，加之陈年旧疾复发，虽是54岁，却看似偏大好几岁。如今，杨贵存仅因为工作事由得罪镇长而被停职，是大多数人们所不能接受的。在说镇长徐保学（其岳父是原黄家铺乡政府乡长或书记张伟），其高高在上不T恤民情业已罢了，据说还经常和其它各村支部书记发生口角。杨贵存被告知不在开展村务已半年有余，高平镇领导班子对于恢复杨书记的实际权力因为“二把手”——镇长徐保学而拖延，让我们这些弱小的村民看得云里雾里！在此，请求相关领导能在百忙之中抽空调查，并就此事给我们4000户农民一个看得清的透明结果。就算杨贵存同志不在担任村书记，也不能让一个踏踏实实工作了近20年的基层管理人员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下台”，遭人非议，让一个默默付出的老党员寒心，也让我们这些实实在在的村民寒心！此致敬礼1、相关网站附件

刘松陈宝国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摘要: 前中央地质调查所 ( 1916 ～ 1950，简称地调所) 在新中国成立前总领和规划全国的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地质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地调所进行了大量野外地质调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在地质人才的培养方面，为新中国输送了一批优秀的地质学者。本文从地调所所处的社会环境入手，介绍了其区调概况、在地质理论方面及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关键词: 地质调查所区域地质调查地质学科学技术史一、地调所成立背景及发展沿革前中央地质调查所 ( 其前身是 1912 年初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由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矿政司于 1913 年 9 月设立，因专业人才缺乏，1916 年 7 月才真正开始了全面的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该所先后由北京政府农商部，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实业部、经济部直辖。1950 年全国地质科学机构进行了调整重组，地质调查所之名从此成为历史。二、地质调查所区域地质调查概况准备时期 ( 1913 ～ 1915)1913 ～ 1915 年，这段时期可称为中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的准备时期。由于缺少地质调查人员，这一时期的地质调查主要是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等几位奠基人及其地质研究所学员进行的野外调查。此期间简单区域地质调查情况见表 1。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在中国刚刚起步，学科分化不细，受经费紧张、技术落后、地质人才缺乏等条件限制，地质调查所没有条件开展系统的、大规模的地质调查与研究。因此，地质调查所开展地质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勘探矿产资源和积累地质资料。表 1 1913 ～1915 年区域地质调查简表草创时期 ( 1916 ～ 1927)1916 ～ 1927 年是地质调查所区域地质调查的创业阶段。这一时期是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地质调查所几经改制，勉强维持，地质资料一片空白，此时期野外地质调查规模很小，每年有 2 ～5 个地质调查队在野外工作，每个调查队由 2 ～3 名地质学者组成。野外调查队一般是由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带领一两位年轻的学者，或是几位年轻学者组成调查队到各调查区域调查地质矿产情况。其调查任务主要是应工商部、省实业厅及一些煤矿公司的要求来进行。其调查区域和内容大多在华北、华南和东北各地考察矿产资源和地震灾害情况，且以煤田地质调查为主。主要区域地质调查见表 2。表 2 1916 ～1927 年区域地质调查简表大发展时期 ( 1928 ～ 1945)1928 ～ 1945 年是中国早期地质调查的大发展阶段。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地质调查所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研究和调查能力最强的地质调查机构。无论从人力、物力还是技术上都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野外地质调查工作。进入30 年代后，地质调查所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不但政府的拨款增加，基金会和社会的资助明显增多。同时随着地质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进入地质学领域，涌现出一批新的地质学家，如李春昱、孙健初、王曰伦、尹赞勋、赵亚曾、田奇隽、计森荣、潘钟祥、杨钟健、谢家荣、王竹泉、裴文中、贾兰坡、李善邦、侯光炯、马溶之等。他们为促进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5 年地调所迁到南京，所内环境优美，学术氛围良好，组织机构完善，科技人员不断充实加强，各学科涌现的权威专家和周口店 “北京人”的发掘，为地调所赢得了较高的声誉。随着人才储备和科研能力的增强，这一时期地调所小规模的区域地质调查明显增多，同时也开始组织大规模的野外考察活动。如翁文灏、黄汲清、朱森、李春昱、杨曾威调查热河北票附近地质构造 ( 1928) ; 赵亚曾、侯德封、李春昱调查开平盆地及其附近地质( 1928) ; 王竹泉、黄汲清调查热河阜新煤田地质 ( 1928) ; 丁文江领导的西南地区地质调查 ( 1929 ～1931) ; 赵亚曾、侯德封、李春昱调查开平盆地及其附近地质 ( 1929) ; 谭锡畴、李春昱调查四川地质 ( 1929 ～ 1931) ; 王竹泉、潘钟祥调查陕北石油地质 ( 1932 ～1933) ; 孙健初调查绥远及察哈尔西南地质 ( 1930 ～ 1933) ; 黄汲清、王曰伦领导的南岭地区地质调查 ( 1936 ～1937) ; 叶连俊、关士聪1940 ～1941 年到甘肃西秦岭进行的地质矿产调查; 1941 年程裕淇等在西康开展区域地质调查; 1942 ～1943 年黄汲清、杨钟健、程裕淇、周宗浚等到甘肃、新疆进行油田调查等。这些比较重要的野外地质调查成为当时区域地质调查发展的标志。此期间地质调查所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地质调查———西南地质大调查和南岭地区地质调查。这两次调查称之为旧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次野外考察。1929 年，由丁文江领导的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地质考察工作，几乎动用了所中的全部骨干力量、配置了良好的野外考察设备。历时一年的野外考察成果丰富，考察队采集了大量地质标本，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943 年建立西北分所后，由王曰伦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西北地质矿产的调查。首先开始甘肃省比例尺 1∶ 20 万的地质填图，同时路兆洽、陈梦熊进行了靖远、景泰地区的煤田调查; 毕庆昌、何春荪等进行了陇东地区的煤田调查; 1945 年，组织了以王曰伦为队长的祁连山地质矿产考察队，主要有李树勋、黄劭显、陈梦熊、刘增乾等，自西宁经门源、俄博等地进入河西走廊，成为我国第一个横跨祁连山的地质调查队。当时外有战争的困扰，内有所长的数度更换，经费紧张，生活艰苦，野外治安险恶，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考察。在这种情况下，地质调查所的学者们仍励精图治，积极组织野外调查。调查主要局限于西南、西北各省，地质调查工作还是取得了较大发展。表明地质学者的爱国主义笃诚与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于发展地质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停顿时期 ( 1946 ～ 1950)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这时北平分所恢复了工作，接收中国台湾地质调查所，设立了长春办事处，地调所又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刘东生、楚旭春、姜达权、李广源、张咸恭、沈永和、周慕林、刘秉俊、章元龙、沈其韩、朱福湘、程伯容、张瑞锡等在这一时期入所。因内战爆发，经费困难，野外地质调查几乎陷于停顿，不得已转入以室内研究为主。这一时期所中学者只做了为数不多的小规模野外调查，主要对北京和西北地区进行了局部的地质考察，主要的区域地质调查有: 1946 年 4 ～ 11 月刘增乾、张尔道、刘乃隆、乔作栻调查酒泉、张掖、高台间祁连山、合黎山地质矿产 ( 与玉门油矿合作) ; 1946 年 12 月黄劭显、乔作栻测绘甘肃成县黑峪乡银洞湾重晶石矿区地形地质图; 1947 年 4 月至 1948 年 2 月乔作栻、靳毓贵、王瑗负责开采银洞湾重晶石矿，并调查矿区外围地质 ( 与玉门油矿合作) ; 1948 年 5 ～11 月王曰伦、乔作栻、靳毓贵、王瑗调查青海东北部地质矿产。三、地调所在地质制图及地质理论方面取得成果从 1913 年成立到 1950 年结束的近 40 年间，地质调查所在地质学一些重要领域取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重要成果。( 一) 地质图的绘制分区地质填图分省或分区地质图多见于地质调查报告中，是全国地质总图填制的基础，尤其是中比例尺 ( 1∶ 20 万、1∶ 25 万) 地质图的覆盖程度与工作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地质工作总体水平的标志，具有重要的地位。1913 年底由丁文江与梭尔格绘制的《1∶ 10 万井陉煤田地质图》、《正太铁路沿线部分地质图》，是中国人进行系统的地质填图的开端。在大比例尺地质图绘制方面有特殊意义。中国测制第一幅详细地质图件是 1∶ 10 万北京西山地质图，附在 1920 年出版的由叶良辅主编的《北京西山地质志》中。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详尽、准确，而且采用了科学的绘图程序的地质图，是由丁文江率领地质调查队填绘的 1∶ 20 万地质图。还有王竹泉的 1∶ 10 万大青山全区地质图; 正太铁路沿线地质图 ( 王曰伦，1∶ 40 万) ; 胶济铁路沿线地质图 ( 谭锡畴，1∶ 10 万) ; 浙江西部十一县地质图 ( 赵亚曾、刘季辰，1∶ 50 万) ，等等。全国地质总图绘制———1∶ 100 万与 1∶ 300 万地质图编制大区域小比例尺地质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大比例尺地质图是绘制小比例尺地质图的基础。地质调查所始终把绘制 1∶ 100 万地质图作为主要的工作，并制订计划实施。但由于地质资料缺乏、人员少、技术落后等各种原因，1∶ 100 万地质图的编制十分缓慢。1924 年谭锡畴主编完成了《北京—济南幅地质图》; 1926 年王竹泉等编制完成了《太原—榆林幅地质图》; 1928 年李捷等编制完成了《南京—开封幅地质图》。为了加快制图进度，1936 年，专门成立了由翁文灏、黄汲清负责的中国地质图编撰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编制 1∶ 100 万小比例尺的地质图。因战争的爆发制图工作不得不中断。1945 年春，地质调查所继续 1936 年制定的地质图绘制计划。利用长期积累的野外地质调查工作的资料，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先后有朱夏、王超翔、秦鼐、姚瑞开、陈梦熊、楚旭春、宫景光、曾鼎乾等人参加制图工作。经过数十年不懈的努力，地质调查所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完成了 1∶ 100 万的区域地质图和 1∶ 300 万的中国地质总图的编绘，这不仅填补了国际地质学界的空白，而且为以后的研究和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更为 1949 年以后大面积地质普查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 矿产资源勘探中国近代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矿产资源的调查，也是中国地质学者开始最早、投入最多的一项研究工作，因此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地质调查所在煤、铁、石油以及其他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资源的调查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重视煤、铁等矿产资源的勘测。仅在 1916 ～1921 年，这 5 年间所发现的铁矿就有 1 万 t 之多。地质调查所对所有北方的重要煤田做了科学的调查研究，第一次对中国煤铁储量做出了比较可靠的估计。据统计，仅经地质调查所调查过的煤田就有 200 余处，其中新发现的有10 多处，1949 年以前全国开采的煤矿中，有 80% ～ 90% 都是经地质调查所的学者调查勘定的。其中既有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翁文灏、谢家荣等人的矿产地质理论研究成果，更有对玉门油田及白云鄂博、攀枝花、淮南煤田等许多重要矿藏的发现。特别是在 40 年代初期，地质调查所的学者通过对西北部进行的多次石油地质调查，提出了陆相地层生油论。在铁矿资源调查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发现有六七处铁矿。地质调查所 1923 年印行的翁文灏的《中国铁矿志》，反映了对中国铁矿生成年代和开采利用情况的综合性调查研究成果。所中先后 7 次编印了《中国矿业纪要》，对江西的钨矿，湖南的锑、铅、锌和汞，贵州的汞、锑均有专题报告，详述了中国重要的矿产资源的储量、地理分布以及矿业情况，是中国近代第一套详细系统的矿产资源分布资料。此外，在云南昆明、昆阳、呈贡等地发现丰富的磷矿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其意义不只是找到一个大型的磷矿床，而是为此后在其他地区沿着同样的地层层位———寒武系下部寻找磷矿，提供了一条线索。( 三) 地层、古生物及古人类学研究在地层研究方面，由于古生物学的发展，中国古生界各系地层的存在及其在中国东部的大致分布得到确认，在生物地层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划分和对比。1920 年叶良辅发表《北京西山地质志》，建立了北京西山的地层系统; 1924 年刘季辰发表《江苏地质志》与《浙江西部之地质》，建立了江苏与浙江两省的地层系统; 1931 年赵亚曾、黄汲清合著《秦岭山及四川之地质》，建立了秦岭及大巴山的地层系统; 高平、徐克勤所著《江西西部地质志》，谭锡畴、李春昱所著《四川西康地质志》，及叶连俊、关士聪的《甘肃中南部地质志》，多对该区的地层、古生物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丁文江等人的重视，地质调查所从 20 世纪 20 年代即开始了古生物学研究。为了弥补古生物学研究的不足，1920 年地质调查所邀请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葛利普( A W Grabau，1870 ～1946) 来华领导古生物及地层研究。丁文江请他担任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学研究室主任，并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实践证明这种智力引进的方式是十分有效的。不仅加强了与西方学者的合作，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古生物学者。古生物学研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十多年的时间里发展很快，尤其是杨钟健、孙云铸等人的脊椎与无脊椎古动物学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并在短期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裴文中、贾兰坡等古人类学的研究更是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周口店 “北京人”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之一，被誉为中国科学界获得的第一枚世界金牌， “北京人”的研究 “划地成方，记石具数，搜罗鸿博，记载精详，其工作之精细，为世界所少见，故其记录之成绩，殆可为世人研究之模范。”“北京人”的发现使 “现在国际科学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的重要。”( 四) 造山运动与大地构造理论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都十分重视造山运动的研究，完成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1926 年，翁文灏先生分析研究了当时所知的中外地质学者野外调查和室内研究成果，对中国东部、盘山以东的华北地区的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时代进行了总结，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其中他所创立的 “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纠正了李希霍芬等人的错误之处，“是对中国地质学的重大贡献，其影响是深远的”。燕山运动的发现是 20 世纪中国和太平洋区域地质学的重大成果，它使 “环太平洋构造”这个全球概念，获得了完整而现实的内涵。“燕山运动”一词为国际地质学界接受和认可，至今沿用。1929 年，丁文江在《中国造山运动》一文中首次引进 “造山旋回”概念。1936 年章鸿钊提出震旦运动，并发表《中生代晚期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力之探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的论文，把构造作用与地质动力联系起来。黄汲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 1945 年发表《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采用地槽－地台说，对中国大地构造特征进行初步总结，提出多旋回构造理论，并编绘了一系列大地构造－古地理图。他的这一理论，在有关中国地质构造领域具有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五) 土壤调查与研究地质调查所自 1930 年开始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委托，从事中国土壤调查与研究，并成立了土壤研究室。在此之前， “就现代土壤科学来说，在我国不论是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专业人才都还是空白”。所里从美国聘请了潘德顿 ( R L Pendleton) 和梭颇 ( J Thorp) 等土壤学家来华协助土壤调查工作。先后在山东、河北、陕西、甘肃、广西、广东及江西等省展开展了我国近代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壤资源分布调查，发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出版了《土壤季刊》、《土壤专报》和《土壤特刊》等杂志，发表了大量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为中国早期的土壤研究取得了大量的基础资料，仅《土壤专报》上就刊出了 2000 多个土系和 18 个土类的分类系统，同时还编制了土壤图上百幅、采集土壤标本上万个、撰写调查报告和论文上百篇。在此基础上，1935 年，梭颇编制了 1∶ 750 万的《中国土壤概图》，1936 年他编写的《中国土壤地理》一书集中反映了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成绩。对很多土壤科学问题，作了有创建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且培养造就出中国第一代土壤学家，为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六) 地震考察与研究我国是个多地震的国家，地质调查所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1920 年，翁文灏关于甘肃地震的地质调查与研究，在国际上率先将断层与地震灾害联系起来，开辟了地震地质研究的方向。在考察与研究地震的同时，还向社会普及地震知识，1929 年翁文灏出版了《地震》一书。该所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地震考察工作，并建立了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地震研究室──鹫峰地震台。作为当时东亚唯一的地震观测机构，其成立之初就备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四、地调所在地质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地质调查所在中国地质学界，乃至中国学术界的声望，使它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地质人才，堪称是中国地质学界高层次的科研机构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人才是科学发展的首要条件，与那些具体的科研成果相媲美，甚至价值和影响远超过这些成果的是，地质调查所不仅聚集了当时中国地质学界最杰出专家的绝大部分，还不断地培养造就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中国地质学四大奠基人中，除李四光外，其余三人均是地质调查所的创办者。被当时中国学术界誉为地质学界 “领袖人才”的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等人，是地质调查所自己培养的学者，并长期在地质调查所工作。我们还可以从所中人员的社会任职和获得的学术荣誉上见到其人才培养方面的成果。1949 年以前，中国地质学会 25 届会长中有 18 任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叶良辅、杨钟健、尹赞勋、孙云铸、黄汲清、李春昱等。在1948 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地质学领域有 6 人，其中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 4 人正在或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科研人员当中，就有 49 人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地质调查所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培养了基本的研究队伍。五、结束语中国早期较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基本上是由地质调查所完成的。地质调查所不但组织了几百次的地质考察、绘制了中国东部地区的地质图、出版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区域地质专著和矿产资源的考察报告，还开拓了许多地质科学的基础工作。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区域地质调查虽取得了丰硕成果，代表着当时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水平。但在区调发展史上其工作仍是开创时期，为新中国的区调工作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地质学史上重要的一部分。其在人才培养、科学工作管理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不仅对地质学，对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很有意义。相信其区域地质调查历程，也是其他成功的科学曾经经历的，对其他科学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参考文献［1］李星学难忘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见: 程裕淇、陈梦熊主编前中央地质调查所 ( 1916 ～ 1950) 的历史回顾: 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6，182 ～183［2］李庆逵前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工作回顾见: 程裕淇、陈梦熊主编前中央地质调查所 ( 1916 ～1950) 的历史回顾: 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6，151 ～153［3］丁文江我所知道的翁讠永霓独立评论，97 号，1934［4］黄汲清一百万分之一中国地质图出版了科学通报，1951，2 ( 5)［5］翁文灏序中央地质调查所概况———二十五周年纪念，1941［6］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二十五周年纪念记略地质论评，1942，6 ( 1 ～3) : 87 ～98［7］翁文灏抗战时期几种地质工作的商榷地质论评，1940，5 ( 4) : 271 ～276［8］丁文江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申报，1935 年 12 月 6 日［9］章鸿钊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地学杂志，1912 ( 1，3，4)［10］章鸿钊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6［11］孙圭荣地质科学史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2］《中国区域地质志》丛书北京: 地质出版社［13］程裕淇中国区域地质概论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4，9

高平市委、人大、政府、政协主要领导一览（截至2016年3月）班子职位领导市委书记张玉宏副书记邹树琦（政府市长）、闫通宇、邓志蓉（挂职）常委李培安（政府常务副市长）、王涛（纪委书记）、靳水生（组织部长）、秦元法（统战部长）、牛晓明（宣传部长）、申军生（政法委书记）、陈舜（人武部政委）、张晓蕾（政府副市长）人大主任张志刚副主任郭英文、赵希先、张志忠、梁晋高秘书长张涛政府市长邹树琦（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李培安（常务，市委常委）、张晓蕾（市委常委）、吴敏晓、王胜利、郜红宁、张晋文、樊新文秘书长-政协主席梁沁高副主席毕明甫、窦长平、许永忠、李随胜秘书长杨志宏备注：表格信息来源于高平市政府门户网站

江西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高平

高平市位于山西东南部，泽州盆地北端，太行山西南边缘。沁辉公路东西横跨，太焦铁路、太洛公路并行南北纵穿境内。地理坐标为北纬35°40″─36°0″，东经112°40″─113°10″。海拔高度800─1米之间。东自铁佛岭与陵川县接壤，西至老马岭与沁水县相连，南至界牌岭与泽州县交界，西北至丹朱岭与长子县为邻，东北自金泉山与长治县相接。东西广41公里，南北纵37公里，总面积946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万分之一。平面轮廓近似方形。总人口48万人（2004年）。　　　高平市人民政府地址：长平西街460号。

高平子（1888～1970），原名高均，因为崇拜东汉科学家“张衡（字平子）”所以改名为“高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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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茶六礼是中国古代传统婚姻嫁娶过程中的一种习俗礼仪，现也用于代指生意、交易、合作等。三茶，指订婚时的“下茶”，结婚时的“定茶”和同房时的“合茶”。六礼，指由求婚至完婚的整个结婚过程，即婚姻据以成立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种仪式。三茶六礼的传统婚姻习俗礼仪使结婚的夫妇取得祖先神灵的认可和承担履行对父母及亲属的权利义务。在古代，男女若非完成三茶六礼的过程，婚姻便不被承认为明媒正娶茶礼是中国古代婚礼中一种隆重的礼节。原来出于古人对茶树习性的认识，以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因此把茶树看作是一种至性不移的象征。所以，民间以茶作为男女订婚的茶礼。“三茶礼”旧时多流行于江南汉族地区，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订婚时的“下茶”，结婚时的“定茶”，同房时的“合茶”。另一种特指婚礼时的三道茶仪式，即第一道百果；第二道莲子、枣子；第三道才是茶。吃的方式也有讲究：第一道、第二道是接杯之后，双手捧着，深深作揖，然后将杯子与嘴唇触碰一下，即由家人收去，第三道茶作揖后才可以饮。六礼“六礼”始于周代，据传周文王卜得吉兆，亲迎太姒于渭滨，整个过程有六道仪式，即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后即将此仪式定为“六礼”。“纳采”是男家请媒人到女家去提亲，若女方同亲议婚，男家才再去女家求婚，携带的礼物通常是活雁；“昏礼下达，纳采用雁。”周代以前，因地位不同纳采的礼物各不相同，后来一律改用雁。用雁的原因一是认为雁“木落南翔，冰沣北组”，顺乎阴阳往来；二是认为雁失配偶，终身不再成双，取其忠贞。

茶礼是中国古代婚礼中一种隆重的礼节。原来出于古人对茶树习性的认识，以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因此把茶树看作是一种至性不移的象征。我国旧时习俗，娶妻多用茶为聘礼，所以女子受聘称为受茶。“三茶礼”可不是指我们今天喝的绿茶、红茶和花茶。旧时“三茶礼”多流行于江南汉族地区，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订婚时的“下茶”，结婚时的“定茶”，同房时的“合茶”。另一种特指婚礼时的三道茶仪式，即第一道百果；第二道莲子、枣子；第三道才是茶。吃的方式也有讲究：第一道、第二道是接杯之后，双手捧着，深深作揖，然后将杯子与嘴唇触碰一下，即由家人收去，第三道茶作揖后才可以饮。“六礼”始于周代，整个过程有六道仪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后来将此仪式定为“六礼”。“纳采”是男家请媒人到女家去提亲，若女方同意议婚，男家才再去女家求婚，携带的礼物通常是活雁，人们认为雁若失去配偶，终身不再成双，取其忠贞之意。“问名”是男家托媒人到女家去询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时辰，将男女双方生辰八字排阴阳，以定婚姻吉凶，八字是否相合。“纳吉”是男方将占卜得到的吉兆可以合婚的消息告诉女方，备上礼物到女方去决定婚约。这是订婚阶段的主要礼仪，俗称送定、过定、定聘等。礼品逐渐演变成戒指、首饰、彩绸、礼饼、礼烛等。“纳征”是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后，男家将聘礼送往女家的礼仪，十分繁琐。女家受礼后要回礼，或将聘礼中食品的一部分退回，或将女家给男方准备的衣服鞋袜等送与男家。聘礼中的物品多取吉祥语，其数取双忌单。后来说的“要得发不离八”即由此而来。“请期”俗称“提日子”“送日头”等，是男家聘礼后择定结婚日期，备礼去女家征求意见的仪式。这项礼仪多从简，在“纳征”的同时决定婚期。“亲迎”是迎娶新娘的仪式，礼仪十分繁杂，也有多种样式，各地各有惯例，不尽相同，大致是由门外进入室内的全过程。汉族地区大约有迎轿、下轿、祭拜天地、入洞房等多种程序。三茶六礼的传统婚姻习俗礼仪，使结婚的夫妇取得祖先神灵的认可和承担履行对父母及亲属的权利义务。在古代，男女若没有完成三茶六礼的过程，婚姻便不被认为是明媒正娶。

[已重置]洞房花烛，男婚女嫁，无疑是人生值得庆贺的喜事。但是现在婚礼逐渐趋于多元化，融合了西方等一些个性元素，中国传统的婚礼婚俗越来越少了。但有些新人依然热衷于举行一场地道的传统婚礼，那么传统婚礼中的三茶六礼是什么呢？快来详细了解一下吧！茶礼是我国古代婚礼中一种隆重的礼节。原来出于古人对茶树习性的认识，以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因此把茶树看作是一种至性不移的象征。所以，民间以茶作为男女订婚的茶礼。“三茶礼”旧时多流行于江南汉族地区，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订婚时的“下茶”，结婚时的“定茶”，同房时的“合茶”。另一种特指婚礼时的三道茶仪式，即第一道百果；第二道莲子、枣子；第三道才是茶。吃的方式也有讲究：第一道、第二道是接杯之后，双手捧着，深深作揖，然后将杯子与嘴唇触碰一下，即由家人收去，第三道茶作揖后才可以饮。“六礼”始于周代，据传周文王卜得吉兆，亲迎太姒于渭滨，整个过程有六道仪式，即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后即将此仪式定为“六礼”。“纳采”是男家请媒人到女家去提亲，若女方同亲议婚，男家才再去女家求婚，携带的礼物通常是活雁；“昏礼下达，纳采雁。”（注：这里的“昏”通“婚”）周代以前，因地位不同纳采的礼物各不相同，后来一律改用雁。用雁的原因一是认为雁“木落南翔，冰沣北组”，顺乎阴阳往来；二是认为雁失配偶，终身不再成双，取其忠贞。“问名”是男家托媒人到女方去询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时，准备合婚的仪式。问名后，男方将男女双方生辰八字排阴阳，以定婚姻吉凶，若八字合，即可成婚。“纳吉”是男方将头号名后占卜得到的吉兆可以合婚的消息告诉女方，备上礼物到女方去决定婚约。这是订婚阶段的主要礼仪。以前是用雁作为婚事已定的礼物，进入“小聘”阶段，俗称送定、过定、定聘等。后来礼品由雁逐渐演变成戒指、首饰、彩绸、礼饼、礼烛等。“纳徵”是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后，男家将聘礼送往女家的礼仪，十分繁琐。女家受礼后要回礼，或将聘礼中食品的一部分退回，或将女家给男方准备的衣服鞋袜等送与男家。聘礼中的物品多取吉祥语，其数取双忌单。后来说的“要得发不离八”即由此而来。“请期”俗称“提日子”“送日头”等，是男家聘礼后择定结婚日期，备礼去女家征求意见的仪式。这项礼仪多从简，在“纳徵”的同时决定婚期。“亲迎”是迎娶新娘的仪式，礼仪十分繁杂，也有多种样式，各地各有惯例，不尽相同，大致是由门外进入室内的全过程。汉族地区大约有迎轿、下轿、祭拜天地、行合卺礼、入洞房等多种程序。六礼以男方付给女方的身价为主要特征，是旧礼教下变相买卖婚姻的具体表现。

自1991年以来，《江西社会科学》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详摘的论文每年1~8篇不等，约计50余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每年达40~60篇左右，约计上千篇。此外，有5篇文章先后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有16篇文章先后获国家“五个一工程”推荐奖和江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还有200余篇论文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江西社会科学》杂志是CSSCI南大核心。2008年北大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社科双效期刊、中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三次获得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奖、获得江西省优秀期刊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