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力》杂志是由国家电网公司主管，国网能源研究院、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主办。原名《电力技术》，创刊于1956年（丙申年）1月，1993年1月更名为《中国电力》，2012年6月与《能源技术经济》杂志合并。
陈忠礼编辑陈忠礼 男 中共党员 现任长春大学党委副书记 教授协助党委书记工作，分管宣传部、统战部、保卫部（处）、综合治理办公室、马克思主义教研部、离退休工作处。陈忠礼同志1950年11月出生于吉林省舒兰市，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曾任长春水利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水利系教师、建筑工程系教师兼系秘书、系副主任、系主任、学生处（部）长、校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副书记兼副校长，长春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中国水利学会会员，东北水利发电学会理事，中国电力教育大学院(校)长联席会理事，长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教育部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吉林省水利专家库成员。
国家级期刊，有CN号，CN号为CN 11-3776/G4。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主管的，华北电力大学承办的全国公开发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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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民同志热爱新闻事业，从事新闻工作二十五年，从中国电力报社到国家电网报社，一直在电力新闻战线默默耕耘。在中国电力报社工作期间，他先后担任多个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多次参与了报刊的改扩版工作。2005年调任国家电网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参与创办《国家电网报》、《国家电网》杂志、《亮报》等报刊。 他注重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知识学习，始终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新闻宣传工作。大力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及时、客观、准确地反映行业发展进程。坚持“三贴近”原则，把体现党的意志与反映职工群众的心声统一起来，增强宣传效果，推动电力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注重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自觉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弘扬新闻职业精神，廉洁自律。工作作风严谨细致，勤奋敬业。中国产业报协编校质量评比活动中，在他担任《中国电力报》总编室主任兼编校质量组组长期间，《中国电力报》分别获得第一名和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国家电网报》在2007年的评比中获得第五名的好成绩，他作为值班总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电力报社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在京直属正局级新闻单位，是电力行业重要的部门，负责全行业的舆论导向。《中国电力报》是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主管、中国电力报社主办的行业报。从创办至今的25年中，中国电力报社在电力行业的改革与发展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面对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中国电力报社按照国家电监会党组的要求，肩负历史使命，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产业发展方向，坚持服务于电力行业改革与发展大局，坚持服务于电力企业和各类市场主体，坚持服务于广大电力职工，努力创造新气象，打开新局面。《中国电力报》是1981年在当时任电力部部长的李鹏同志亲自倡导下于1982年1月1日正式创办的，并一直受到李鹏同志的关怀。李鹏同志说《中国电力报》他经常看。电力部领导对《中国电力报》十分重视，史大桢同志在1986年就向报社提出了创办一流行业报刊的要求。1993年又作出批示，希望制定出长期的规划、安排和确定随着时代发展的目标，多出高水平的文章，多从下面的反映中看到报刊所起的引导和鼓动作用，不断向一流目标踏踏实实地前进。1993年7月，史大桢部长又亲自到报社与编辑进行座谈。随后分管报社工作的赵希正副部长到报社检查指导工作，他要求报社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把报纸办成既有权威性，又有群众性，旗帜鲜明的报纸。《中国电力报》坚持“权威、全面、诠释”的办报方针，通过对行业新闻的权威发布和全面报道、对经济走势的准确解读和专业诠释，不断提升报纸的影响力，增强报纸的生命力，从而在服务电力行业可持续发展、服务电力企业经营发展和服务广大读者的需求方面作出更大的成绩。10多年来，中国电力报社经过艰苦创业正在走向成熟。报刊正确宣传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电力工业部的工作部署；及时传播了电力经济技术信息，广泛交流了电力工业改革、发展及管理方面的经验，在电力工业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报刊的发行量也年年稳中有升，已名列首都产业报刊前茅。近几年，中国电力报社针对电力工业的实际和产业报的特点，提出了“以正面报道为主，以深度报道取胜，以抓问题见长”业务指导思路，把着力点放在深度报道和专题报道上。同时注重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贴近读者，增大了报刊的信息量，增强了权威性、指导性、可读性，在向创办一流行业报刊的方向上扎实地迈进。1993年，《中国电力报》在改为每周出四期后，组织和发表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宣传和鼓舞了广大电力职工，特别是打好了几个深度报道战役，形成了宣传的声势。如《集资办电呼唤股份制》的超前报道，反映山东电力基本建设经验的《成功之路》，反映文明施工的《今日东北虎》和电力改革与发展典型的《腾飞吧，什邡》等，宣传了典型，推广了经验，振奋了精神，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特别是参加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报道的《老字号缘何不如新字号》，反映了电力工业改革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被多家报纸刊登，促进了改革的深化。这些重点报道受到了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的肯定和赞扬。全年有20篇新闻作品和其它作品分别在中国产业报协会、中国电力报刊协会、全国报纸副刊协会评选中获奖。报社2个单位和3名个人受到电力部、中电联、水电工会的表彰。《中国电力报》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新闻被中央各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转载和转播，扩大了电力工业的社会宣传，树立了电力行业的整体形象，受到各界的关注和欢迎。1993年6月25日，电力工业部副部长赵希正代表部党组，在中国电力报社宣布报社领导班子的任命决定：沈凤仪任中国电力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敬元、王渭林、赵文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93年，中国电力报社在册人数89人，其中编辑岗位46人，占总人数的6%，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66人，占总人数的74%，党员39人，占总人数的44%，全社平均年龄4岁。中国电力报社设一室七部，即：办公室、新闻部、理论部、农电部、专刊专题部、记者部、经理部、中国电业编辑部。报社除编辑出版发行《中国电力报》外，还编辑出版发行《中国电业》杂志和供各级领导参阅的《内部参考》以及《电力快讯》等。《中国电力报》1982年创刊时为四开四版小报，每周出一期；1983年改为每周出二期；1984年改为每周出三期。1986年根据当时的水利电力部党组的决定，报纸改为对开四版大报，并改名为《中国水利电力报》。1989年恢复《中国电力报》报名，并由每周出二期改为每周出三期；1993年改为每周出四期。《中国电业》前身为《人民电业》，创刊于1950年，1958年与《中国水利》、《水利电力工人报》合并为《水利与电力》，1966年停刊。1983年《人民电业》复刊，1987年更名为《中国电业》。中国电力报社在全国共建有40个记者站，有记者62名。2007年1月1日，是《中国电力报》创刊25周年纪念日。25年来，《中国电力报》见证了中国电力工业改革与发展的辉煌成就，见证了中国电力企业成长与壮大的创业历程。25年来，《中国电力报》与全国电力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在为电力行业提供强大的舆论宣传的同时，也得到了全国各级电力企业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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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不是，根据2013年版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电力教育不在名单上。有一本叫《中国电力》的在核心期刊目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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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武，山东聊城东阿人，2002年毕业于聊城大学教育传播技术学院（现更名为传媒技术学院），2002年7月至2005年7月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一中电教中心（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工作，2005年9月至2008年6月在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攻读教育技术学硕士学位，师从著名教育技术、摄影专家陈琳教授，2008年9月至2011年12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知识工程研究中心攻读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教育技术专家黄荣怀教授，2013年8月至2014年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学者，师从Chen Wenli副教授，现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研究院教师。●“教育技术学科网”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教育信息化专家数据库”成员。《现代远程教育研究》、《远程教育杂志》、《开放教育研究》外审专家，《中国医学教育技术》（核心期刊）杂志编委，《教育技术期刊》（Scient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technology）杂志编委，国际华人教育技术学会会员。●出版专著2部，参编著作1部，参编教材1部。●在《电化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开放教育研究》、《中国远程教育》、《现代教育技术》、《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CSSCI期刊24篇，在《人民政协报》、《北京师范大学校报》等报纸发表论文多篇，发表EI、ISTP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获2009年度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多篇论文在教育技术国际论坛等征文评比中获奖。●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教育情报参考》、《教育文化论坛》、《普陀教育技术应用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等媒体转载。●独立完成省级、校级课题各1项，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10多项，目前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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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由一群中国留学生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办，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杨铨）、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9人，任鸿隽任社长。前身为1914年创办的《科学》杂志社。1918年迁回国内，中国科学社1918年自美国迁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南京大学）。他们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中国的《科学》杂志。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申明“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中国科学社以后又发行了《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等刊物，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社或支会。社员多为科学、教育、工程、医务界人士。除学术活动外，办有生物研究所、黄浦区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史丛书》等。该社于1959年秋结束。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科学社虽然是一个私人学术团体，但是自成立以后，就成了我国科学事业最权威的领导机构，这与英国皇家学会非常相似。到了1948年，任鸿隽曾说：“在计划科学成了流行政策的今日，私立学术团体及研究机关，有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可以保存一点自由空气，发展学术天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就失去了其权威地位，到了1959年，该社被迫停止活动。于是，中国科学社的“英年早逝”，就成了中国科学命运的一种象征。
1952年12月，年仅21岁的史来贺当选为刘庄村党支部书记，挑起了带领全村人治穷致富的重担。从任村支书的那天起他就立下誓言：“跟党走，拔掉穷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1953年开始，史来贺带领刘庄人车推、肩挑、人抬，起岗填沟，拉沙盖碱，用了整整20年，把刘庄周围750多块凹凸不平的“盐碱洼”、“蛤蟆窝”荒地改造成了现代化农业园区。他潜心研究棉花种植经验，使皮棉平均亩产量达到当时全国平均产量的3倍，刘庄也因此一跃成为全国的先进典型。随后，史来贺带领刘庄人兴办起畜牧场，成为刘庄发展商品经济的突破口。为了让刘庄群众富起来，史来贺又向工业挺进，兴办起机械厂。接着，史来贺带领刘庄人又陆续建起了食品厂、造纸厂、淀粉厂等。刘庄村办企业的发展，既有效地解决了剩余劳动力问题，也为集体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1956年，初级社刚成立不久。这时，上级来了指令：刘庄所在的夏庄乡21个初级社要合并成1个高级社，并提名史来贺担任这个高级社社长。史来贺认为，现在成立大社的条件不成熟，不如以村为单位成立小社有利于发展生产，拒绝到任。就在夏庄乡召开万人大会宣布高级社成立的同一天，刘庄也召开大会，敲锣打鼓欢庆刘庄高级社成立。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目无领导”、“本位主义”……一记记棍子向刘庄和史来贺打来。开会、发文件没刘庄的份儿，该史来贺享受的待遇也没了。这一年，出现了多年不遇的涝灾。刘庄人在党支部领导下，齐心协力搞生产自救，硬是把上面不承认的高级社办得红红火火。而夏庄乡的高级社，因为管理不力，人心涣散，生产遭受很大损失，不得不以村为单位分为7个小社。在“大跃进”的日子里，公社开会布置并派人坐镇指挥各村“小麦高产放卫星”，要求挖地三尺，每亩上粪100车、下种150公斤，实现亩产小麦7．5万公斤。史来贺不理这一套。当时，工作组就住在刘庄，三天两头催办。没法子，史来贺勉强同意搞3亩地进行试验，其他仍按原计划种植。结果，3亩“卫星田”平均亩产仅130公斤，连种子都没打够。由于刘庄坚持只种3亩，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我国农村勃发出一派生机。这时，刘庄的土地分不分到农户？工厂包不包到个人？史来贺戴上老花镜，反复琢磨中央文件精神。他认为，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刘庄已由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入了商品经济生产，2/3的劳动力已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集体经济力量雄厚，如果一分了之，必然会阻碍生产力发展。通过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刘庄从本村实际情况出发，兼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点，克服“大锅饭”的弊病，成立了农工商联合社，把农、牧、副、商、工等统一起来，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级管理、奖惩联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践证明：史来贺的决断和刘庄人的选择是正确的。这种新的经营方式，既充分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极大地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比单一家庭经营更为充足和旺盛的活力。“集体经济得有集体主义，共同富裕得有共同理想。”史来贺把思想政治工作看得很重。他生前常说：“经济搞上去，思想政治工作也要跟上去。既要把群众带到富路上，又要把群众带到正路上。把人教育好，比啥都重要。”史来贺与村党委一班人几十年如一日，把对人的教育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刘庄村党委有15名成员，其中有6名党委成员分管思想政治工作。村里建立了党委联系支部、支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农户，干部党员人人有任务的思想政治网络。全村300多户人家，家家民主选举了家庭组长，让会当家理财的人负责一家人的生产生活安排和思想政治工作。这样，在刘庄，思想政治工作村上管、厂里管，家里也管，真正实现了“齐抓共管”。结合农民的特点，刘庄村经常运用新旧社会对比、改革开放前后对比、待遇与贡献对比等方法，启发、引导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通过对比，找到差距，比出干劲，激发奉献精神。华星药厂正式投产不久，有一次因为清理发酵罐的工人疏忽大意，干完活后忘了插上皮管，下一班工人向罐内输入的培养基被排入了地沟，等于半小时流走1000元钱。按常规，出现这样的事情，对违反操作规程的工人进行批评、处分，使大家引以为戒也就罢了。史来贺却想得更深更远：提高刘庄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比建设10个华星药厂更为重要。史来贺对干部们说：“农村现代化需要农民知识化，没有农民的知识化，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不牢靠。”为全面提高刘庄人的素质，刘庄投巨资建起了高标准的学校，使村里的娃娃不出村就可以受到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系统教育。在选拔有培养前途的优秀青年到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进修的同时，刘庄又邀请大专院校到村里办班。村里建起了科技大楼、卫星地面接收站和电视差转台，开办了图书馆、阅览室和青年民兵之家，每年订阅500多份科技报纸杂志，为村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创造条件。在刘庄，还有几项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高中不毕业者不安排工作，没有高中以上文化的姑娘没资格嫁到刘庄来；新过门的媳妇，必须到科研队接受几个月的科技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才能安排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使刘庄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舒心与畅快。在史来贺带领下，刘庄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1985年，史来贺和村党支部其他成员经过反复考察，决定引进一项高科技生物工程，建设一座全国最大的生产肌苷的制药厂——华星药厂。“这高、精、尖项目，咱‘泥腿子’能搞成？”有人担心“打不到狐狸惹一身骚”。史来贺还是那句话：“事在人为，路在人走，业在人创。人家能干成的东西，咱们为啥干不成？”1986年5月20日，刘庄人自己设计、安装的华星药厂正式投产。打这起步，刘庄人创业的步伐迈得更快、更大了：1990年，筹资7000万元开始了华星药厂第二分厂的建设；1993年，建成青霉素钾、青霉素钠生产线；1995年，开始生产红霉素；1998年，氨苄青霉素投入生产；1999年，技术含量更高的生物发酵分厂破土动工……到去年底，刘庄村拥有固定资产9．1亿元，年上缴国家税金4500多万元，农民年人均实际收入上万元，户均存款20万元以上，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原首富村”。刘庄人从刘庄的发展变化中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千变万变，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条啥时候也不能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过“大跃进”的“冲动”，也有过“文革”十年的“疯狂”。潮起潮落，风风雨雨，刘庄发展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人不解，曾请史来贺解“谜”。史来贺说：“俺刘庄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的办法是：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只有实事求是，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收到好效果。”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让广大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千变万变，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条啥时候也不能变！” 现在，刘庄有140多人被评为工程师、农艺师、会计师、技师和一级、二级技术员，一大批土生土长、具有现代工业生产和管理才能的优秀人才，在各个岗位上发挥着骨干作用。1985年春节，许多家庭小组长向党支部反映，一些外村人来刘庄串亲戚时，传播封建迷信思想，有的甚至拉刘庄人参加封建迷信活动。史来贺敏锐地认识到，不刹住这股风，就会动摇刘庄人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就会干扰刘庄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在史来贺的倡导下，刘庄村开展了一场反对封建迷信的大讨论，让村民们在大讨论中长见识，自觉地抵制歪风邪气。几十年来，刘庄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没有出现过党员违纪。从计划生育、婚丧嫁娶到养老抚幼，刘庄的干部、群众自觉遵守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村里14个姓氏、300多户、1600多口人，没有宗族矛盾及派别之争，没有封建迷信、赌博、打架斗殴、婚丧事大操大办等不良现象。（原载《人民日报》 2003年09月15日 第一版）
邓启耀:男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国探险协会人文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民俗学和视觉人类学主要著作有《宗教美术意象》(1991)、《民族服饰:种文化符号--国西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1991)、《国神思维结构》(1992)、《巫蛊考察--国巫蛊文化心态》(1998)、《访灵札记》(200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