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落后观念不能落后，发展更不能落后2007年甘肃移动发展业绩能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各成员中名列前茅，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董事长、总经理黄立伟反复强调的这句话。2006年底，黄立伟刚到甘肃工作。从南方来到大西北，甘肃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和风土人情对他来说都很陌生，甚至难以适应。尤其让他着急的是外界和公司内部普遍存在一种按部就班、自我封闭式的发展观念。他通过深入分析、对比研究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移动通信的超前发展情况，觉得要加快甘肃移动的发展速度，首先要消除因地方经济落后而自我迁就的思想，树立观念不落后、发展更不甘落后的信念。他在公司的大小会议上给各级管理人员分析内外环境，指出公司加快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宝贵机遇，反复强调不能满足于纵向上看到的自身发展，更要横向比较看到公司的落后和不足，不甘落后，争先创优，实现跨越式发展。他说，甘肃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但移动通信普及率很低，很多市场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发展空间很大，只是营销推广工作没有完全到位；公司迈开更大的发展步伐，敢为人先，抢占市场份额，为中国移动的整体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全国各省移动通信企业纷纷赶超当地最大的竞争对手、成为区域市场主导者的大潮中，2006年全年甘肃电信的收入仍高出甘肃移动5亿多元。黄立伟自信地提出甘肃移动要在一年内赶超甘肃电信，做区域市场的主导者。当时公司很多人都认为这需要两年或更长的时间，一年内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2007年，黄立伟针对全省各分公司相对独立营销，品牌和资费复杂的局面，力推全省一体化营销和品牌、资费、渠道整合工作，按季度开展主题营销活动和全省性的业务发展竞赛，并重点实施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移动惠万家，助建新农村”工程，市场拓展和社会公益活动同步推进，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年下来，全省发展用户总数同比增长近50%，客户满意度提升5个百分点，全国排名由29位跃升至18位，运营收入同比增长近30%，收入市场份额提高4个多百分点，超过甘肃电信成为全省最大的运营商。黄立伟立下的誓言实现了，公司上下在吃惊中欢欣鼓舞，业内同仁们也都从心底佩服了。而且公司各项工作在一年来比、学、赶、超的竞赛发展中得到了全面提升，各单位、各部门都确立了与往年比、与对手比、与全国比的“三比”思想和看收入增幅、看市场份额、看排名差距的“三看”工作思路，激发了全员的争先创优意识和拼搏精神，为公司持续高速发展奠定了强劲的精神基础。同等质量价格最低，同等价格质量最优这是大多数采购人员或采购工作中常说的一句话，但在黄立伟的心里早已把这句话换算成了一个个“苛刻”的数学题，一次次为所在单位实现了受益无穷的投资效益最大化。1999年10月，黄立伟主持实施湖南移动帐务、营销、客户服务系统工程，全程严格管理技术规范、业务规范、方案设计、谈判、施工、验收等全部工作，并亲自执笔反复优化建设方案，“货比三家”式地进行设备选型，谈判中多次与乙方代表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与心怀暴利企图的代表结了“仇”，但却让诚信合作的代表刮目相看、心悦诚服。最终整个工程共节约资金近4000万元，以最优方案使湖南移动的服务水平和业务管理手段上了一个新台阶。每年的GSM网络扩容工程是移动通信企业投资最大的项目。黄立伟依据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先后主持开展湖南省GSM网第六期、七期、八期、九期、十期、十一期扩容工程，通过对GSM网络的合理规划、精细制订方案、严把技术关、组织精兵强将参加招标谈判，保质保量实现建设计划的同时，也不折不扣地实现了他同等质量价格最低、同等价格质量最优的数学换算。与第五期扩容工程投资比较，湖南省GSM网第六期扩容工程节省投资约12亿元，后续的每期工程节约投资都在一亿元以上，每期工程实际无线利用率全省平均高于60%，网络质量保持良好水平。为了长期保持建设项目的最优水平，2001至2005五年间，黄立伟在湖南移动主持建立和完善以提高投资效益为目标的移动通信企业投入产出管理评估考核体系，针对国内移动通信企业普遍采用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存在的弊端，推动企业的投资行为由“能力满足型”决策方式向“效益导向型”决策方式转变，并对企业投入产出管理水平进行量化评估；在全国率先将固定资产的价值量、网络资源的实物量、通信网络的话务量与产出水平挂钩，建立了以投入产出管理水平和建设项目管理考核为主线，以相应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指导意见等为辅助配套的投入产出管理水平评价考核指标体系，通过系统、量化指标和引入监管机制，对企业的投资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和考核。该体系从2001年开始建立到2005年，湖南移动的投资效益稳步提升，每年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都在5亿元以上，不仅强化了企业的投资计划管理，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该体系于2004年分别荣获信息产业部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管理创新成果二等奖。这五年期间，黄立伟总结管理创新和技术攻关成果，相继在《中国数据通信》、《电信技术》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篇，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电信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工作，因此被湖南省通信学会、《电信科学》杂志社等学术单位聘任为副理事长、理事，2007年又被兰州大学聘任为兼职教授。2003年至2005年，黄立伟以提升企业运营效益为目的，开展创造性的网络资源集中配置管理体系项目：立足当前、放眼未来，通过科学、规范的网络规划手段实现“精细规划”，降低网络投资成本；以保证网络质量与自身利益为着眼点，通过与竞争对手的合作加强传输基础网络的建设，达到“合作共赢”目的；以机房标准化改造为突破口，以网优辅助设备集中管理、提高无线利用率管理等工作为落脚点，全面建立健全“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的网络运维管理模式。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湖南移动网络工作中各项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网络的规划建设合理有序，运维管理水平大幅提升，为企业节约大量资金的同时，也确保了网络质量与客户感知价值不断上升，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该项目荣获全国通信行业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没有详细的时间表就很难保证进度无论是在垄断经营时期还是后来的市场竞争中，通信企业建设项目投产的迟早直接决定着企业经营计划能否圆满完成，决定着运营商某一阶段竞争的成败。为了确保给企业运营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黄立伟始终以一种争分夺秒、与市场赛跑的思想开展计划建设工作。1991年至1992年，黄立伟参加湖南省引进法国E10B程控交换工程项目，负责主持项目的技术规划、可研报告、设计、安装和工程竣工验收全过程的管理，他把工作计划细化到天，边学习边实施，放弃了一半以上的周末和过节休息时间，圆满完成湖南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国外数字程控交换机项目，荣获省政府重点工程奖。凭着第一次的经验，他又主持了湖南省引进S1240数字程控交换及EWSD数字程控交换工程，使全省县以上城市通信数字程控化，工程实施效率高、质量好，再次荣获省政府重点工程项目奖。同时他还结合工作实际发表了《我省S1240数字程控电话工程验收中发现的一些技术问题》学术论文，获得省级三等优秀论文奖。随后的几年中，黄立伟先后主持实施了全省DDN骨干网工程及本地网工程、SDH长途骨干网及本地网传输工程、湖南省图像通信干线网等重大项目，大部分项目都获得了省局级建设奖。从湖南移动成立到离开湖南工作，黄立伟一直负责湖南移动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其中三年滚动规划根据企业面临的外部和内部发展环境，从财务、市场、网络建设、人力资源等方面全方位确定公司未来三年的发展方向，为公司投资、立项建设项目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湖南移动2005-2007年滚动发展规划获得了信息产业部“优秀通信规划二等奖”。总结多年实践经验，黄立伟从2003年开始建立和推行工程建设管理的“四四”控制体系，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投资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合同流程控制“四控制”和立项审批把关、设计会审把关、施工质量把关、工程验收把关“四把关”体系，对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实施精细化管理。在“四四”控制体系的有力帮助下，黄立伟实现了湖南移动各项建设工程进度合理、质量最优、造价最省，2004年、2005年连续在湖南省重点建设项目责任目标考核中被评为先进个人。到甘肃移动主持全面工作后，黄立伟虽然不再直接管理计划建设工作，但他把过去形成的建设工程管理思想和方法带到了甘肃，同时也提高了甘肃移动对建设工程的管理要求。他要求所有建设工程都制订详细的时间进度表，定期核实确认完成情况，全省通报。2007年，黄立伟积极请示甘肃省委、省政府，将“村村通电话工程”列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十二大工程之一，并独家承担了全省的村通工程任务。到年底，圆满完成了全部建设任务，并完成了上年村通工程的遗留内容，为144个偏远农村和170个农林牧场的35万群众解决了通信问题，网络覆盖了全省94%的行政村。黄立伟以一个邮电专业学子的身份加入中国通信大家庭，从最基础的技术工作干起，凭着一股勤于实践、勇于创新、敢于突破、力争上游的拼搏进取精神，专心致志、实干苦干，一路走来，如今已成为一名懂技术、善经营、精管理、勇争先的企业管理者。
你去找找把！！！
主管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地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4-518X国内统一刊号：CN 36-1001/C邮发代号：44-251980年12月创刊， 2006年8月18日，编辑部改为《江西社会科学》杂志社，经过26年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以办刊方向的正确，学术品位的高雅，大家风范的淳厚，成为有影响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之一。追求舆论导向的正确性，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勇于探索，论述有力
最好118114查询看看
国内的暂时没有好像，好像有国际刊号：ISSN 2220-3729的吧
电力信息与通信技术 是科技核心期刊
不论级别的话就多了；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电力与电工 电力电容器与无功补偿全都是。
专刊一般情况下好多地方是不认的发表论文一定要找正刊
专刊不行的，其实就是增刊。
经济落后观念不能落后，发展更不能落后2007年甘肃移动发展业绩能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各成员中名列前茅，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董事长、总经理黄立伟反复强调的这句话。2006年底，黄立伟刚到甘肃工作。从南方来到大西北，甘肃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和风土人情对他来说都很陌生，甚至难以适应。尤其让他着急的是外界和公司内部普遍存在一种按部就班、自我封闭式的发展观念。他通过深入分析、对比研究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移动通信的超前发展情况，觉得要加快甘肃移动的发展速度，首先要消除因地方经济落后而自我迁就的思想，树立观念不落后、发展更不甘落后的信念。他在公司的大小会议上给各级管理人员分析内外环境，指出公司加快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宝贵机遇，反复强调不能满足于纵向上看到的自身发展，更要横向比较看到公司的落后和不足，不甘落后，争先创优，实现跨越式发展。他说，甘肃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但移动通信普及率很低，很多市场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发展空间很大，只是营销推广工作没有完全到位；公司迈开更大的发展步伐，敢为人先，抢占市场份额，为中国移动的整体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全国各省移动通信企业纷纷赶超当地最大的竞争对手、成为区域市场主导者的大潮中，2006年全年甘肃电信的收入仍高出甘肃移动5亿多元。黄立伟自信地提出甘肃移动要在一年内赶超甘肃电信，做区域市场的主导者。当时公司很多人都认为这需要两年或更长的时间，一年内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2007年，黄立伟针对全省各分公司相对独立营销，品牌和资费复杂的局面，力推全省一体化营销和品牌、资费、渠道整合工作，按季度开展主题营销活动和全省性的业务发展竞赛，并重点实施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移动惠万家，助建新农村”工程，市场拓展和社会公益活动同步推进，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年下来，全省发展用户总数同比增长近50%，客户满意度提升5个百分点，全国排名由29位跃升至18位，运营收入同比增长近30%，收入市场份额提高4个多百分点，超过甘肃电信成为全省最大的运营商。黄立伟立下的誓言实现了，公司上下在吃惊中欢欣鼓舞，业内同仁们也都从心底佩服了。而且公司各项工作在一年来比、学、赶、超的竞赛发展中得到了全面提升，各单位、各部门都确立了与往年比、与对手比、与全国比的“三比”思想和看收入增幅、看市场份额、看排名差距的“三看”工作思路，激发了全员的争先创优意识和拼搏精神，为公司持续高速发展奠定了强劲的精神基础。同等质量价格最低，同等价格质量最优这是大多数采购人员或采购工作中常说的一句话，但在黄立伟的心里早已把这句话换算成了一个个“苛刻”的数学题，一次次为所在单位实现了受益无穷的投资效益最大化。1999年10月，黄立伟主持实施湖南移动帐务、营销、客户服务系统工程，全程严格管理技术规范、业务规范、方案设计、谈判、施工、验收等全部工作，并亲自执笔反复优化建设方案，“货比三家”式地进行设备选型，谈判中多次与乙方代表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与心怀暴利企图的代表结了“仇”，但却让诚信合作的代表刮目相看、心悦诚服。最终整个工程共节约资金近4000万元，以最优方案使湖南移动的服务水平和业务管理手段上了一个新台阶。每年的GSM网络扩容工程是移动通信企业投资最大的项目。黄立伟依据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先后主持开展湖南省GSM网第六期、七期、八期、九期、十期、十一期扩容工程，通过对GSM网络的合理规划、精细制订方案、严把技术关、组织精兵强将参加招标谈判，保质保量实现建设计划的同时，也不折不扣地实现了他同等质量价格最低、同等价格质量最优的数学换算。与第五期扩容工程投资比较，湖南省GSM网第六期扩容工程节省投资约12亿元，后续的每期工程节约投资都在一亿元以上，每期工程实际无线利用率全省平均高于60%，网络质量保持良好水平。为了长期保持建设项目的最优水平，2001至2005五年间，黄立伟在湖南移动主持建立和完善以提高投资效益为目标的移动通信企业投入产出管理评估考核体系，针对国内移动通信企业普遍采用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存在的弊端，推动企业的投资行为由“能力满足型”决策方式向“效益导向型”决策方式转变，并对企业投入产出管理水平进行量化评估；在全国率先将固定资产的价值量、网络资源的实物量、通信网络的话务量与产出水平挂钩，建立了以投入产出管理水平和建设项目管理考核为主线，以相应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指导意见等为辅助配套的投入产出管理水平评价考核指标体系，通过系统、量化指标和引入监管机制，对企业的投资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和考核。该体系从2001年开始建立到2005年，湖南移动的投资效益稳步提升，每年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都在5亿元以上，不仅强化了企业的投资计划管理，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该体系于2004年分别荣获信息产业部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管理创新成果二等奖。这五年期间，黄立伟总结管理创新和技术攻关成果，相继在《中国数据通信》、《电信技术》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篇，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电信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工作，因此被湖南省通信学会、《电信科学》杂志社等学术单位聘任为副理事长、理事，2007年又被兰州大学聘任为兼职教授。2003年至2005年，黄立伟以提升企业运营效益为目的，开展创造性的网络资源集中配置管理体系项目：立足当前、放眼未来，通过科学、规范的网络规划手段实现“精细规划”，降低网络投资成本；以保证网络质量与自身利益为着眼点，通过与竞争对手的合作加强传输基础网络的建设，达到“合作共赢”目的；以机房标准化改造为突破口，以网优辅助设备集中管理、提高无线利用率管理等工作为落脚点，全面建立健全“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的网络运维管理模式。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湖南移动网络工作中各项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网络的规划建设合理有序，运维管理水平大幅提升，为企业节约大量资金的同时，也确保了网络质量与客户感知价值不断上升，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该项目荣获全国通信行业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没有详细的时间表就很难保证进度无论是在垄断经营时期还是后来的市场竞争中，通信企业建设项目投产的迟早直接决定着企业经营计划能否圆满完成，决定着运营商某一阶段竞争的成败。为了确保给企业运营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黄立伟始终以一种争分夺秒、与市场赛跑的思想开展计划建设工作。1991年至1992年，黄立伟参加湖南省引进法国E10B程控交换工程项目，负责主持项目的技术规划、可研报告、设计、安装和工程竣工验收全过程的管理，他把工作计划细化到天，边学习边实施，放弃了一半以上的周末和过节休息时间，圆满完成湖南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国外数字程控交换机项目，荣获省政府重点工程奖。凭着第一次的经验，他又主持了湖南省引进S1240数字程控交换及EWSD数字程控交换工程，使全省县以上城市通信数字程控化，工程实施效率高、质量好，再次荣获省政府重点工程项目奖。同时他还结合工作实际发表了《我省S1240数字程控电话工程验收中发现的一些技术问题》学术论文，获得省级三等优秀论文奖。随后的几年中，黄立伟先后主持实施了全省DDN骨干网工程及本地网工程、SDH长途骨干网及本地网传输工程、湖南省图像通信干线网等重大项目，大部分项目都获得了省局级建设奖。从湖南移动成立到离开湖南工作，黄立伟一直负责湖南移动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其中三年滚动规划根据企业面临的外部和内部发展环境，从财务、市场、网络建设、人力资源等方面全方位确定公司未来三年的发展方向，为公司投资、立项建设项目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湖南移动2005-2007年滚动发展规划获得了信息产业部“优秀通信规划二等奖”。总结多年实践经验，黄立伟从2003年开始建立和推行工程建设管理的“四四”控制体系，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投资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合同流程控制“四控制”和立项审批把关、设计会审把关、施工质量把关、工程验收把关“四把关”体系，对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实施精细化管理。在“四四”控制体系的有力帮助下，黄立伟实现了湖南移动各项建设工程进度合理、质量最优、造价最省，2004年、2005年连续在湖南省重点建设项目责任目标考核中被评为先进个人。到甘肃移动主持全面工作后，黄立伟虽然不再直接管理计划建设工作，但他把过去形成的建设工程管理思想和方法带到了甘肃，同时也提高了甘肃移动对建设工程的管理要求。他要求所有建设工程都制订详细的时间进度表，定期核实确认完成情况，全省通报。2007年，黄立伟积极请示甘肃省委、省政府，将“村村通电话工程”列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十二大工程之一，并独家承担了全省的村通工程任务。到年底，圆满完成了全部建设任务，并完成了上年村通工程的遗留内容，为144个偏远农村和170个农林牧场的35万群众解决了通信问题，网络覆盖了全省94%的行政村。黄立伟以一个邮电专业学子的身份加入中国通信大家庭，从最基础的技术工作干起，凭着一股勤于实践、勇于创新、敢于突破、力争上游的拼搏进取精神，专心致志、实干苦干，一路走来，如今已成为一名懂技术、善经营、精管理、勇争先的企业管理者。
2-3西北大学计算机系计算机专业学习9-7陕西财经学院银行信息管理系学习、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9-3西安交通大学会计学院学习，毕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 2-7 陕西财经学院计算机站工作，从事计算机维护、机房管理和实验教学7-7 陕西财经学院银管系任教，讲师、系副主任、副教授、教授7-6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银管系任教，系主任，教授，MBA导师。6——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银管系任教，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MBA导师 。 Internet Banking: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China’s Banks, Selected Proceedings-the First China and US Advanced Workshop in Electronic Commerce 2001, edited by Li Qi ,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442-445，Chenghu Zhang, Yan Zhao and Xiaohu Z Application of the CURE Algorithm in Identifying Suspicious Financial Transactions[C] //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Electronics(ICIFE 2011)V2-116—V2-119,网络金融信息量与沪市A股价格表现的关联性，金融论坛，2011（3）基于流数据频繁项挖掘的可疑金融交易识别研究，西安交大学报(社科版)，2011(4)金融资产收益率波动预测——基于我国股票市场跳跃行为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11（9）我国货币供给与股票价格的关联性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广义矩方法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统计与决策 2010（10）基于时间序列孤立点检测的可疑外汇资金交易识别研究 统计与决策 2010（18）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状态预测及实证分析 统计与决策 2010(22)中国权证与标的证券的价格协整分析，统计与信息论坛,，2009（1）我国证券市场对利率反应特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东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分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统计与决策，2009（1），58-59基于判别分析的个人信用评分模型研究与实证分析，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6-10基于Logistics回归分析的上市公司信贷违约概率预测模型研究，经济经纬，2009（2）：144-148信息不对称对信用卡市场的影响分析，商业研究，2009（4）：100-104小额信贷市场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人文杂志，2009（4），86-90基于小波分析的可疑金融交易时间序列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09（7），102-104商业银行非柜面业务洗钱风险控制研究，投资研究，2009(9)，40-43基于数据挖掘的洗钱交易识别研究，统计与决策，2009（19）123-126基于贝叶斯分类的可疑金融交易交易识别研究，财经研究，2009（10），70-80基于链接分析的洗钱交易识别研究，上海金融，2009（8），78-83银行与政府职能冲突的解决对策，经济纵横，2009（11）基于数据挖掘的特约商户差别分析，商业研究，2009（6）基于不对称信息理论的第三方电子支付产生机制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8（2）基于决策树算法的反洗钱识别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第三方电子支付效率研究，中国信用卡，2008（6）基于CURE聚类的可疑金融交易信息搜索研究，情报杂志，2008（6）基于CART分类的可疑金融交易识别效用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5）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银行卡刷卡消费价格策略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10）基于神经网络的个人信用评分方法实证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6）银行卡刷卡消费价格结构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08（6）银行卡刷卡消费定价模型研究，当代财经，2008（11）基于神经网络的个人信用评分方法实证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6）基于聚类方法的客户交易行为模式识别，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7（10）信息技术对我国银行赢利性影响的实证研究，情报杂志，2007（4）中国商业银行信息技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及最优规模，金融论坛，2007(5)二元经济判断标准的再思考及与我国二元经济的判断分析，财政研究，2007（3）可疑金融交易识别中的约束关联规则算法研究，生产力研究，2007（8）隐私保护关联规则在可疑金融交易识别中的应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2)我国银行卡产业效率实证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4）现代企业组织的冲突分析与管理对策，经济纵横，2007（8）美国反洗钱信息系统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3）银行IT外包及其风险控制，中国金融电脑，2007（4）我国银行技术风险评级体系研究，金融论坛，2006年第2期美国银行业再造经验和借鉴，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新兴商业银行的信息化策略，中国金融电脑，2006年第3期基于智能代理技术的反洗钱应用系统，中国金融电脑，2006年第4期基于聚类分析的个人可疑交易识别研究，金融电子化，2006年第5期信息技术投资对我国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从ATM的角度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06(6)基于范例推理的反洗钱系统设计，中国金融电脑，2006年第10期金融信息化建设与金融信息化教育，中国金融电脑，2006年第7期基于朴素贝叶斯分类的可疑金融交易识别研究，情报杂志，2006年第11期电子货币环境下的洗钱犯罪及其防范，中国金融电脑，2005(10)净额支付系统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的测量与评估，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6)我国商业银行客户服务渠道的整合策略，金融论坛，2005年第1期我国支付系统日间透资管理，经济管理，2005年第13期支付系统风险不容忽视，经济日报，31第11版（金融周刊）推进社会资金流转体系建设，经济日报，12，第15版（理论版）我国银行技术风险监管的策略研究，情报杂志，2005年第10期电子货币监管与较优监管策略选择，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对我国网络银行制度创新的思考，人文杂志，2004年5期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经验分析，管理评论，2004年第8期金融机构信息技术外包的风险控制策略，当代经济科学，2003年第2期电子货币试点结果的启示与经济学分析，上海金融，2003年第6期美国银行业个人财务隐私保密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金融论坛，2003年第10期有关电子货币的若干争论，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12期现代网络银行发展的金融监管思考，《当代经济科学》，2002年第5期，第2作者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建设及其对我国的启示，《金融研究》，2002年第2期金融业决胜于信息时代的电子化策略，《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2期网络银行带给银行业的机遇和挑战，当代经济科学，1998年1期 金融电子化，经济管理出版社，11银行技术风险监管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0《网络金融》，主编，科学出版社，8《银行会计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主编，西南财大出版社，8《银行会计核算教学软件系统应用指南》，主编，西南财大出版社，10 主持：中国人民银行重点科研项目，银行会计核算教学软件系统，通过人民银行鉴定，11—9主持：人民银行重点项目：面向对象方法的新一代银行会计核算系统，5—5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网络银行监管问题研究，12—5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反洗钱有效性影响因素及其评价研究，12-5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金融技术风险监管研究，主持人，2—12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银行信息技术风险监管研究，2002—12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数据挖掘的可疑金融交易识别研究，1-12主持：西安交通大学行动计划重大项目：网络经济的制度与技术，子项目3：网络银行与金融风险预警监控系统研究，5—10主持：西安交大教学实验中心及院级实验平台建设项目，经济与金融学院专业课实验平台建设，11-5主持：教育部实验室建设项目，网络银行与金融数据中心系统，2004—8主持：陕西省农联社项目，陕西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息化发展规划，8-12主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招标项目（联合单位：陕西省农联社），基于操作风险控制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用系统开发模式研究与实践，12-12主持：西安市公安局项目，郝永生案金融数据分析，主持人，8—6
杂志社的主编是某种出版物 (包括丛书、辞书、报纸、期刊、学报、年鉴、文集、选集等) 编辑事务主持者的称谓。主编一词既可以作职务解，也可以作行为解。属于公司编辑部门。主编一职既是事务性的， 也是学术性的， 主编应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主编的工作按照出版物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执行主编履行主编的职能,但不一定具备主编职称，由单位聘任即可。
1、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过生日为名约集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忠、胡瑛、徐佛苏等，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议。建立名为华兴会的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没有政治纲领性文件，其主张主要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国民革命”，呈现出资本主义倾向。2、《国民公报》 1910年7月创刊于北京。日出对开2张。名誉社长孙伯兰，社长文实权，编辑徐佛苏、黄与之等。2008/8/18资料补充：1、与林白水交往；1903年12月19日，林白水创办了《中国白话报》，1905年3月25日被迫停刊。2、关于林白水的取名缘由，徐佛苏在其《哀诔》是这样写的：“袁项城慕其才，擢授参政，旋又民选为国会议员。先后抒中外政学道德，精理名言，蔚成巨帙，储为国华。及国会中折，议友盲驰，少泉羞与为伍，割席扬镳，遂专力于报纸。别号曰白水，窃绎其语义，盖欲割少泉之泉字之身首为二字，借示以身殉报之意也。得毋此号即近来被难之谶兆乎？！办报约及十年，文言毋虑百万。谠言刺语，传诵一时。”3、徐佛苏参与并策划近代史上第一次广州抵制日货运动：时间1908年春，中国水师在澳门附近扣留走私武器的日本船“二辰丸”，引起中日一场外交纠纷。粤商自治会“以爱国之热诚，为强国之基本””《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的发刊词为舆论导向，随即发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2008年10月21日“蓝衣少年”（FREEPLAMAN）补充资料：添加：徐佛苏生卒年月（1879年－1916年）1、《国民公报》主笔徐佛苏曾说：“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筹安会发生之翌晨，徐佛苏（时任国务院参议）、袁思亮走晤杨度，谓兹事体大，胡不谋之任公。同时任公信徒蹇念益、汤学顿、陈国祥等群往谒杨曰：“任公握舆论界权威，倘失斯人，计左甚矣。”杨曰：“吾亦云然。”乃遣汤、蹇赴津，征梁同意。徐、袁则与蔡锷谋曰：“任公眼高于顶，耻为牛后。毋宁另树一帜，以任公为之首，庶可殊途同归也。”蔡以为善。议未定，而汤、蹇嗒焉懊丧，返自津门矣。2、“严复与徐佛苏书”信函中的注释：徐佛苏，一八七九年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县），留日学生。曾参与创建华兴会，后避往日本，转而投靠保皇党，深受梁启超器重。历任政闻社常务员、宪友会常务干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后，一度任大总统府顾问，及“南北和谈”的北方分代表。2008年11月19日蓝衣少年补充资料：1、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三十四岁 二月，梁启超迎其父亲莲涧先生至日本。??四月初五日，《民报》第三期发行号外，就两派的论战提出十二个问题，号召辩论。双方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就立宪与共和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战。??是月，梁启超致函徐佛苏，除重申和《民报》辩论主张外，同意徐倡议《民报》与《新民丛报》停止争论。??五月，《新民丛报》刊登徐佛苏《劝告停止论意见书》。??七月初九日，清政府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梁启超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九月初四日，美洲保皇会宣布于次年元月 （1907年2月13日） 起改名“国民宪政会”。梁氏知后，主张用“帝国宪政会”名。2、回忆梁启超为晚清大臣代笔：梁启超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捉刀代笔，草拟奏折，大概是清末立宪史上最有趣的故事了。梁启超以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不能不令人咄咄称奇。对于这样一桩关系重大的事件，正传野史中虽然不乏记录，后世研究者也多有立论阐发，但流行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文献印证。真相究竟如何，并不清楚。陶菊隐的说法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在《六君子传》中绘声绘色地叙述道：这几位先生（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戴鸿慈、端方、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叫他们考察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有余，要叫他们考察宪政，则可谓“用非其才”。幸而前清有一风气，官越做得大，事体越清闲，自有手下人为之撑腰垫背。五大臣带了若干参赞、随员，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湖南凤凰人熊希龄。……（熊希龄）想再找一个替他垫背的，想来想去，想到同乡人杨度的身上，乃向五大臣上了个条陈：“我们匆忙到外国，不久又匆忙回来，不易搜集材料。纵然搜集了材料，而各国国情不尽与中国相适合，不易整理就绪。依着希龄的见解，不如物色一个对宪政有深切研究的人物，叫他厘定方案，我们回国时即以之为蓝本，润色之而出奏。”那几位大臣对此无成见，只要自己不动手，无论哪一个做枪手都成。关于枪手的人选问题，熊以为中国精通宪政的有二人，一为梁启超,一为杨度。梁是朝廷的罪人，杨则无所谓，不如先找杨再说。他的上司说：“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你到东京辛苦一趟，先和杨度接洽。”熊立刻乘船到东京，见了杨度说：“皙子（杨度字皙子），你的机会到了！我请你帮忙，同时我却替你帮了一次大忙。”杨向他投着一道惊疑的眼光，他却汩汩滔滔地说了一切经过，并且说：“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杨想了一想，这正是“借尸还魂”的机会，便欣然应允了。等到熊由日本返国覆命的时候，杨又把枪手的责任分一半给梁任公，他自觉学问渊博不及梁，行文之流畅亦有所不及，便把难题目交给梁做，这个题目就是《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他自己拣了两个比较轻松的题目，一为《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一为《实施宪政程序》。……且说五大臣倦游归国时，枪手的草稿未到，急得他们搔首顿脚。又是熊出主意，要他们以“考察东南民气，并征集名流意见”为由，在上海饮酒看花，一面派急足到东京催促枪手交卷。卷到了，五大臣打马进京，根据梁杨的蓝本奏请立宪。丙午年（光绪卅二年）七月，经过御前会议,清廷乃下“预备立宪”之诏。《六君子传》194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改名《筹安会“六君子”传》修订再版。1957年陶菊隐新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陆续发行，这段极富戏剧性的描述再度出现。此书2006年又由海南出版社重印，文字一仍其旧。由于陶著流传广，影响大，这一说法被不少作者袭用。细究其言，陶说其实有不少错误。一个最基本的史实是，由于启程之日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五大臣改为分两批先后出洋，在海外考察也有国别的分工，归来的时间自非一律。当戴鸿慈与端方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时，载泽与尚其亨已经北上（李盛铎已留任驻比利时出使大臣），五大臣并无聚会上海、一同坐候考察报告从日本送来的机缘。梁启超年谱的记载不过，陶菊隐的叙述并非全无根据。以资料翔实丰赡著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1936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项下有记：日俄战役停止后，清宗室中的开明分子，因鉴日本以变法强国，多有维新的倾向，其中尤以端方主张最力，所以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编者注：端方等人）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这里的记载，与陶菊隐的说法有所印证。有趣的是，1983年《长编初稿》经过修订后正式出版，易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项下增加了一条：六月，清政府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分两批回到北京。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特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先生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后两句显然有取自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痕迹。《史话》称：一九〇六年八月（阴历七月），清政府举行御前会议，同意了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而仅仅由五大臣出面提出来的“考察宪政”的报告，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旨。由此可以看出陶著深入史学界的情形。经由《梁启超年谱长编》的传播，梁启超代五大臣所作《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曾经清御前会议通过一说，也由野史传言变为信史确论。这么重要的文件难道全部丢失了?按照陶菊隐的说法，代五大臣作考察报告的是杨度和梁启超。两人文章的题目分别为：杨作《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与《实施宪政程序》，梁作《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然而，遍翻已经公布的宫中档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和各种杨度文集、梁启超文集，并未见到陶菊隐言之凿凿的三篇文章。至于《梁启超年谱长编》所称由梁氏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同样不见只字。惟独李华兴与吴嘉勋合编的《梁启超选集》中有《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一篇，但此题目显非原有，且文章起首即明言：“窃职恭读上谕，有特派重臣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盛举。”揣摩其中通篇以“职”自称的下属口吻，即便认作代拟，所代之人也只能是熊希龄一类随从官员，决非钦派出洋的五大臣。当然也可这样解释：杨度与梁启超提供的只是草稿，五大臣上奏时已改了名称。但究竟哪份奏折可以指认为杨、梁所拟，或与这些题目沾得上边，凭现在公开的资料，很难落实。也不能排除清宫档案有缺失的可能。只是，如此关键、重要的文件竟会全部遗失，于情于理，无法让人相信。梁启超信中透露绝大秘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节录过梁启超致友人徐佛苏的一封信。徐曾参加黄兴创办的华兴会，倾向革命；此时已改弦更张，服膺君主立宪，与梁启超交情深厚，为其所信任。在这封信中，梁启超透露了一个绝大秘密：尔来送生活（编者注：即“度过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信末又特别交代徐氏：此文请万勿示一人，阅毕望即用书留（编者注：日语“挂号信”）寄返。可见其机密程度之高。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徐佛苏向编纂梁启超年谱的丁文江等人提供资料时，在信后加了一段跋语：此函系乙巳年（编者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查宪政之奏议也。原信未标日期。年谱编者据徐佛苏跋语将此信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尽管我们现在无法知道梁抄给徐看的两篇奏折的题目与内容，但他所拟奏稿中，有《请定国是》一折，则可确定无疑了。而徐佛苏所言“清室某大臣”，在前引《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倾向于认为是端方，应该说也探出了底细。戴鸿慈与梁启超有直接联系五大臣之一戴鸿慈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有直接联系。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三十日（1907年4月12日），时任清廷法部尚书的戴鸿慈为法部与大理院权限事，致书请教梁启超。《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抄录了此信。戴函云：客腊（编者注：去年腊月）杪手发一函，敬问起居，并道谢感德，想邀察鉴。本日托汇丰银行转致一电，请教司法省行政事宜，与大理院审判之权限，诚恐电文简略，两署所以轇轕不清（编者注：轇轕音jiāoɡé，纠缠不清）之故,执事未洞悉内容，故谨为足下详陈之。可知戴鸿慈与梁启超的联系亦相当密切。戴之所以“道谢感德”，必是梁先已帮过大忙。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代拟奏折一事，那确实该算是“大德”。只是，戴鸿慈所谓“客腊杪”，指的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岁末，因信上标有明确的日期。而徐佛苏在撰写跋语时，将梁信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然则梁为戴鸿慈、端方代拟奏稿年余之后，戴方始申谢，未免有违人之常情。其实，徐佛苏多年后追忆，很容易出错。综合考察戴鸿慈与端方的出洋行程及归国上奏各情节，显然，将梁启超代拟事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无疑更合适。戴氏的《出使九国日记》对其行踪有逐日记录：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1905年12月7日）从北京起行；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5年12月22日）晚到达日本神户；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5年12月25日）至横滨；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1905年12月27日）开船向美国，再游历欧洲；归途经停锡兰、槟榔屿、新加坡、香港等处；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一日（1906年7月21日）返抵上海，逗留两周；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方始北上，经天津停留四天；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1906年8月10日)回到北京；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1906年8月11、12日）接连朝见奏对。根据这张时间表，戴鸿慈与端方虽有机会在神户或横滨与梁启超见面，但耳目众多，未必敢即时托以大事。何况二人刚刚启行，归期尚远，考察总结也不急在一时。梁启超致徐佛苏函中说二十余日关闭船上写作，除高度保密的缘故外，显然也因时限紧迫，交稿在即。戴鸿慈在上海稽留日久，确实情有可疑。陶菊隐谓之等候交卷，不无道理。戴鸿慈与端方的奏折除了可以确知的《请定国是》一折外，梁启超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致蒋智由信中提到：“弟一月前曾为人捉刀作一文，言改革官制者。”以系年论，此篇也应归入梁启超代拟的奏议之中。无独有偶,在1919年刊行的端方遗著《端忠敏公奏稿》里，恰好有两篇题目类似的文章：一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一为《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根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后者即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可知此折系戴鸿慈与端方联衔上呈的奏稿。倘因这种“巧合”而径将二文归于梁启超名下，未免太过大胆，毕竟我们没有在梁启超的文集里发现相关的文章。故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如《梁启超与立宪政治》的作者董方奎、《端方与清末新政》的作者张海林），或者注意到梁启超曾有“请定国是”与“改革官制”两篇文稿，或者大力表彰端方的两篇奏折，却都不曾有此“非分之想”。新发现的梁启超稿本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证明，这两篇奏折的捉刀人正是梁启超。笔者新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册线装本梁启超手稿。此稿无题签及目录，原属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编目时根据内文所用稿纸，拟名为《新民丛报底稿》。全册收文6篇，题目及字数如下（全部整理稿见《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请定外交政策密折》（约六千字）⒉无题目（约两千五百字）⒊《请设财政调查局折》（约两千五百字）⒋《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约一千三百字）⒌《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约五千二百字）⒍《呈为留学研究一得谨陈管见以备采择仰祈钧鉴事》（约三千字）从稿纸情况看，共分四种：第一篇黑格，加口题“新民丛报草稿用纸”；第二至四篇黑格，无口题；第五篇红格，加口题“东亚编译局”；第六篇红格，加口题“新民丛报草稿用纸”。再从各篇的内文情况看，第一篇似为初稿，零星的圈改不计，单是其中删节的一大段，便占了半页多。其余各文则无此现象。第二篇是一封由梁启超具名的信札，这也是图书编目时判定作者为“梁启超[等]”的依据。最后一文原未单独标目，且未完稿。由于二、三、四篇稿纸相同，应为同时之作，且与其他三文合订一册，笔迹亦相近，故可断定六篇文字均出自梁启超之手。那时他正主编《新民丛报》,使用杂志社稿纸也顺理成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各篇文稿的撰写时间如何确定，哪些文稿与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的奏折有关。固然，就题目而言，第一、三、四篇分别题为“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均为奏折形式，理应最切题。但其是否即为戴鸿慈与端方在上海急切等候者，仅从稿本内部，尚很难找到确切答案。熊希龄的单独行动陶菊隐提到，熊希龄是到日本找人代拟奏稿的关键人物。熊希龄本为戴鸿慈与端方出访各国的随员，但他仅随同两人到了日、美、英、法、德，此后便单独行动了。周秋光著《熊希龄传》钩稽了熊希龄随使出洋期间的行踪：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1906年4月13日），熊从意大利海岸登舟启程，四月二十二日（5月15日）回到上海。闰四月初五日（5月27日）发电给在俄国考察的戴、端后，随即东渡日本。熊希龄赴日时间大抵在同月十一日（6月2日）之后不久。六月初一（7月21日），戴鸿慈与端方先行抵沪，而直到六月初五（7月25日），《出使九国日记》中才出现“熊希龄自奉天来”的记述。熊到日本，既有可以明白告人的“拟往北海道调查垦务，为奉天计也”，也有“使节谆嘱，未便明言”的隐情（光绪三十二年熊希龄《上瞿协揆书》）。自赴日到回沪，中间约50天，熊希龄正好可以安排在日与梁启超晤面、请其写稿二十余日，并“绕道至辽”、见盛京将军赵尔巽面陈受其委派调查日本开垦北海道事宜的行程。（熊赴日，名义上是受盛京将军赵尔巽委派到北海道调查垦务，回来后即被赵委任为奉天农工商局总办）戴鸿慈日记透露的消息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五（1906年7月25日），熊希龄到沪；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戴鸿慈与端方即从吴淞口启行。当日，戴在《出使九国日记》中有如下记述：晚，天气稍凉，阅定各奏摺,计定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院，凡五摺。虽只闲闲数笔，关系却是异常重大。这五折，分明对应着戴鸿慈与端方奏稿中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以及梁启超稿本中的《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甚至连排列的次序都分毫不差。如此，所谓“梁启超做五大臣枪手”一案，已可准确表述为：1906年6、7月间，梁启超为清廷派遣的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与端方代拟了五篇奏稿，即《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此五文现均存世。没有后三篇文稿的发现，即使大胆倡言，终究不过是假说；而有此三文重现于世，此论便足以成为定谳。请梁启超做枪手是谁的主意?至于动议邀请梁启超捉刀代笔之人，虽极有可能是戊戌变法前与梁共同参与湖南新政的熊希龄，但敢于作此决断者，仍非时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满人端方莫属。在这批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中，第二篇无标题的信件是写给“文帅大使阁下”即端方的。信中说：秉三（熊希龄字秉三）东来，以尊命委嘱各件，谨已蒇事（chǎnshì，完事），想早达记室。末学菲材，率尔操觚，不识尚可采用否?伏希教之。可见熊希龄之东渡日本、请梁作文，本是端方的主意。因此，尽管笔者考证认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与《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这两篇原先收入《端忠敏公奏稿》的文章，著作权应属梁启超，但梁启超只是代端方表达了其推动立宪的理念与决心，端方本人在此事件中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当然，要使其想法系统化并作到言辞动人，则是梁启超的拿手好戏。杨度与奏稿无涉梁启超致端方的信也确凿地表明，熊希龄到日本并非去见杨度,而是直接与梁启超晤面，托以起草奏稿的重任。在熊氏目前存世的文稿中，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止，并无与杨度交通的一言半语。因此，由陶菊隐活灵活现地描述的熊希龄找杨度、杨度再分摊给梁启超的层层“转包”故事，纯属虚构，尽管他还是猜中了一些事实。2008年11月20日，蓝衣少年辑录补充：〔1〕《一个青年的梦》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所作的四幕反战剧本。中译文在翻译时即陆续发表于北京《国民公报》副刊，至该报被禁停刊时止（一九一九年八月三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后来全剧又移刊于《新青年》月刊第七卷第二号至第五号（一九二○年一月至四月）。单行本于一九二二年七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至一九二七年九月，又由上海北新书局再版发行：列为《未名丛刊》之一。〔2〕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个青年的梦》单行本，未另在报刊上发表过。〔3〕《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4〕《国民公报》 一九○九年中国改良派为鼓吹立宪运动而创办于北京的日报，徐佛苏主编，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因刊登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文字，被禁停刊。〔5〕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 日本作家。《白桦》杂志创办人之一，著有小说《好好先生》、剧本《他的妹妹》等。在日本侵华期间，他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杂志社的主编和执行主编的区别以及谁的职位高：1、主编是技术职称,通过专家评审才能获得。2、 执行主编履行主编的职能，但不一定具备主编职称,由单位聘任即可。3、主编大。 一般情况下，相对于副主编，执行主编是指特定的人而从事某项工作。副主编是在任职务，而执行主编是临时指定的。是根据需要指定某编辑为某书出版的执行主编。其实际职位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