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怎样炼成的2001年，Marshall Bouton担任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主席。这是一家研究对外政策的智库，但却不在首都华盛顿。Bouton任职的时候，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他们有一个传统项目，每两年一次的关于全球政策的民意调查，但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Bouton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打一场翻身仗。他不想撤退，而是想要出击。他要让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不再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智库，而是全国性的智库。这就需要大胆而缜密的规划。Bouton的策略是选择那些既和地区利益有关，又有全国影响力的研究题目：比如食品政策，因为芝加哥是美国中部的粮仓；又比如穆斯林移民政策，在芝加哥所处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穆斯林移民的比例急剧攀升。重新定位之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很快就如枯木逢春，在五年之内，他们的经费从480万美元提高到了730万美元，会员增加了49%，参加他们的年会的嘉宾人数增长了50%。智库也需要战略。对于一个智库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确定自己的定位。你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领域，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角度。正如蓝海战略的提出者金伟灿（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所说的那样，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竞争。智库和企业一样，也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Niche）。各种智库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兰德研究所依靠军方的雄厚支持，可以潜心于深入的技术性研究。传统基金会明确地自我标榜是一家“保守主义”的智库，引来了无数铁杆支持者。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简称MPI）坚持“把一壶水烧开”，只专注于和移民有关的政策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不满足于只做美国的智库，他们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担当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更是特立独行，他们做的是民意调查，只摆事实，不讲道理，他们自称是“事实库”（fact tank）。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鲍尔森卸职之后，自己搞了个研究对外投资的智库，他的志向是建“Do tank”。智库被称为“思想的掮客”，主要的宗旨是为了影响决策。做研究的人很多，但大部分是在高校里。高校的研究是为了把科学前沿进一步向前推进，智库的研究是跟在后面捡麦穗的。做智库研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但需要多面手。要会做研究，知道怎么用理论和数据得出可信的分析，还要能把复杂的思想用简明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既要讲得领导听得懂，也能讲得普通百姓听得懂。不仅要弄明白是啥，还要弄明白该怎么办，有什么高招。不仅要把“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摆出来，还要敢于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判断：禽流感会不会大规模爆发？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传导到中国？油价会涨还是会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有不少学者能做高深的学问，就是写不了政策报告，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知识的诅咒”：他知道得太多了，不知道该突出哪些要点、忽略哪些细节。官员用的语言和学者用的语言不是一个体系，有经验的政策研究者得学会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跳进跳出。对于智库来说，想要影响政策决策，大体是在议题的提出、寻找不同的政策方案、推动提案的通过这三个阶段。研究型的智库大多会集中关注第一个阶段。比如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兰德智库只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会出兵朝鲜，至于怎么决策，那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大多数智库还会服务到第二个阶段，即要拿出不同的政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有个别和政府关系格外紧密的智库会热衷于在第三个阶段发挥作用。比如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当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简称 DHS）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部门该干啥。传统基金会马上行动起来，写报告、开研讨会、四处游说，对国土安全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仅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政府屁股后面的智库是不可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的。很多长期问题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准备，更不可能给智库布置具体的研究任务。一流的智库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前瞻性的问题，事先准备好政策建议，早早地赶到前面，搬个小板凳，在政府要路过的地方等着。布鲁金斯基金会讲到，他们的学者大概会用60%的时间做长期的战略研究， 40%的时间做应急课题。这样做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一定会有失败的可能。这是一种“对智力的风险投资”。有活力的智库，都会对失败的研究抱有更多的宽容。智库不仅要面向政府，还要影响公众。智库和高校不一样，并不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考核标准，它们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在报纸上当撰稿人、上电视、参加各种公共论坛，发出自己的声音。布鲁金斯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智库都鼓励自己的学者写书，不是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而是能用平实的语言把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的通俗读物。在互联网时代，智库们也学会了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推广自己的观点。和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成本更低、传播面更广，而且能够形成互动。当然，互联网也会极大地降低每个人发表意见的门槛，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和网民的吐槽区分开的，最终是靠智库的信誉，这种信誉归根到底来自于扎扎实实的研究。一般来说，智库的规模都不大。当然也有非常大的，比如布鲁金斯基金会每年的预算大约在8000万美元以上。有的智库规模小的令人吃惊。地处布鲁塞尔的Bruegel，这两年异军突出，超过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跃居全球经济政策类智库第一名。Bruegel的研究人员不过10人，其中还有兼职的。大多数规模较小的智库，都得学会灵活地运用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等机制，把自己建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智库的竞争力不在于单独一个、两个一流的学者，而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团队。小而精干的智库之所以有竞争力，还因为他们像培养科研骨干一样培养行政和后勤人员，有一套标准化、流程化的工作方案，有各种各样的科研管理创新。这些科研人员背后的无名英雄，很多都是藏龙卧虎。Bruegel的媒体联系负责人原来曾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比做研究更令人头疼的事情是筹资。智库的资金来源，一是靠基金会的支持，二是靠大大小小的捐款，当然也有课题经费和公司、个人的馈赠。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智库更容易收取捐款，比如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主要依靠捐款。他们的捐款人数众多，就跟收党费一样。相对保持政治中立的智库则主要靠基金会和课题的支持。为什么筹资难，不是难在要钱，而是难在说服更多的人，你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你要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募捐不是仅仅筹集资金，而是汇集志同道合的力量。一个优秀的智库，一定是有灵魂、有感召力的。离开了这种灵魂，智库也就没有了生气。所以说，智库的战略不是学得来的，智库的战略镌刻在它的DNA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体现着它的战略。【作者注】本文取材于Andrew Selee，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 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他这本书主要采访的是美国的智库，较少涉及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中国的智库建设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本文的介绍仅供参考和批评。
回答 你这个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硕士呢？ 如果是研究生的，我给你如下建议：一、题目来源 图片 对于想申报一项基金项目或撰写一篇论文的研究者而言，选择一个好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有了明确的研究问题，简洁准确的题目陈述对项目评审或论文能够获得发表机会也是很重要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如同一个人的外表形象一样。假如编辑或审阅人读不懂一篇论文的题目或是不能快速地从论文题目中明白该项研究的主要目标或内容的话，那该篇论文或申请书就离“回收站”不远了。 要研究的问题从哪里来呢？无外乎两个： 一是直接经验，另一个是间接经验。这两种来源并无优劣之分。事实上，间接经验其实还是来自直接经验，只不过因为经验感知者发生了变化而改变了称谓。由此，也可以说，问题的来源最终是直接经验。可是，对专门研究者或是院校教师来说，因为时空的限制，他们不能有很多机会和条件去接触或感知直接经验。于是，间接经验有时便成为一种现实之举。 就教育教学研究而言，有关课堂教学、学生学习和师生交往等教与学的存在就是典型的直接经验。相对而言，基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教育政策及管理议题则既有直接经验的成分，也兼备间接经验的某些特征。现实中，院校教师们在申请研究项目或撰写论文时，往往喜欢或倾向于选择那些宏大主题。这种做法其实是不明智的，它不但没有发挥出教师们的特长和优势，恰恰是启动了劣势按钮。如“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特色研究”这样的题目就根本不适合教师们去研究和撰写，它适合于智库或校长去研究。 概言之，从教师的职业特点出发，教师们应该尽量去选择那些与自己日常教学工作紧密相关的议题并在其中选择值得研究的问题或对象。这些议题对教师而言，就是鲜活的直接经验。有时候，研究者也会从间接经验中选择议题或问题。这么做，很多时候是迫不得已，因为研究者缺少直接经验或没有机会获取直接经验。在读的全日制研究生们就是这种情况。正因如此，研究生在选题时经常会把真实的假问题作为论文题目。 有了可靠的值得研究的问题，能够清晰地用语言表达出来也至关重要。一般而言，课题或论文名称在表达上首先要简洁。为此，要尽可能地用最简单的句式和最少的字。假如研究对象是 A 的话，常见的句式可以是：A是什么？为什么是A？如何成为（或改革、变革） A？影响A 的因素有哪些？等等。其次，名称的表达要力求准确。准确的要求是指不能让读者产生歧义或疑问。最后，论文名称一定要使读者感受到清晰的问题。任何一项研究或一篇论文一定要试图回答或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可是，现实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缺乏问题意识的论文名称。例如，素质教育研究。试想，假如你第一眼看到该名称的论文，你脑海中会出现怎样的画面？作为期刊论文的名称，这种表达太宽泛了，没有恰当、直接地反映出作者在该文想要回答或解决的特定问题。除非你的研究对象或问题涉及素质教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或是你的研究“容量”较大，抑或是一本专著。否则，就不能用这种边界模糊的表达作为论文的名称。恰当的表达可以是：素质教育的实施效果评价、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研究、素质教育的政策演变，等等。 图片 二、问题分类 图片 可以按照某种规则将所研究的问题予以归类。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为不同类别的研究课题或论文确定适合的研究方法或是结构。在教育教学研究中，常见以下四种类型。 （一）描述型研究 这类研究旨在通过描述、归纳等手段和方式来揭示教育教学中的未知现象，其最终目的在于向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提供有关信息。如，高职院校学生学习适应性研究、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障碍研究，等等。与其他类型的研究相比，描述型研究是研究中最基本的也是初学者入门的研究类型。描述型研究的关键特征是其所揭示或归纳的结论或发现必须是前人未曾完成或留有研究不足或缺陷的。其本质是有关教育教学现象“是什么”或“怎么样”。 （二）预测型研究 这类研究旨在对某教育现象在未来某一时间点或时段的状态予以预测。预测的前提和基础是依据该教育现象在当前或之前某一时段的表现状态或基本信息。如，学业成绩的性别差异趋势研究、案例教学法在高职院校的应用趋势研究，等等。预测型研究的关键特征是基于当前看未来，其所给出的结论在当前是没法验证或判断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研究没有价值。相反，科学的基于数据挖掘和分析而来的结论恰恰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从而帮助政府和教育工作者尽可能地减少失误。其本质是有关教育教学现象未来“会怎样”或“成为怎样”。 （三）改进型研究 这类研究旨在通过寻找和发现那些阻碍或促进某教育教学现象存在或发展变化的影响因素并最终给出改进性的建议或方案。这类研究更多时候是聚焦于教育政策或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某些方案或制度。如，影响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因素及促进策略、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阻碍因素及促进策略，等等。改进型研究的关键特征是寻找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给出解决方案或政策建议。因此，该类研究更多时候涉及的是政策咨询或管理咨询。其本质是有关教育教学现象“怎么做”或“如何做”。 （四）解释型研究 这类研究重在对教育教学现象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予以总结、概括或归纳。其关键特征是揭示出抽象的规律或对现象予以概念化的命名以便人们能够更为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如，慕课的本质与理论基础研究、信息技术时代职业教育的本质与特征研究，等等。解释型研究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研究，其本质是有关教育教学现象“为什么”或“为何这样”。一般而言，某教育教学现象如果能够被解释或发现规律的话，也就意味人们已经能够对其描述、预测和使用介入因素。由此说，解释型研究是建立在以上三种研究类型基础之上的。 研究者一旦将其所研究的问题按上述分类予以定位的话，这将有助于其接下来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也将有助于其设计研究方案。因此，可以说，对问题类型予以定位在研究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环节之一。 图片 三、目标陈述 图片 目标陈述不仅在填写项目申请书时是必要的，在期刊论文中也是需要明确表述的。研究者在填写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或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等基金项目的课题申请书时，必然要陈述目标、研究思路等内容。下面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的课题论证书的内容。 1、选题依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本课题相对已有研究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 2、研究内容：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总体框架、重点难点、主要目标等。 3、思路方法：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具体研究方法、研究计划及其可行性等。 4、研究基础：课题负责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核心观点等。 5、创新之处：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6、预期成果：成果形式、使用去向及预期社会效益等。 在这个论证书中，前 4 项事实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研究设计的主要内容构成或要素。我们可以依次将前四项概括为“为何研究”、“研究什么”、“如何研究”和“为研究准备了什么”。 “为何研究”实际就是结合已有文献对你研究的问题的必要性和价值的论证和确认。 在“研究什么”这部分，最为关键是要交待清楚研究目标，即目标陈述。在有些基金申请书或有些学校的学位论文结构要求中，常常也被称为研究目的。在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学生将同一内容既用作研究目标，也用作研究内容。学生为此经常很困惑，这两者究竟有何区别呢？研究目标是指你的研究最终想回答或解决的问题，而研究内容是为了完成研究目标所依次回答或解决的一系列相互之间有逻辑关联的子问题。在克雷斯威尔看来，研究目标重在阐明研究的意图。他同时指出，研究目标不是研究的问题——那些问题将由所收集的数据来给予回答。 准确地陈述研究目标是十分必要的。如下是克雷斯威尔所做的针对定性研究目标陈述的“脚本”。 这则 （指研究策略，如民族志、个案研究或其他类型）研究的目的（将）是为了对位于 （指研究地点）的 （指参与者，如个人、团体、组织）的 （指将被研究的主要现象）进行 （理解、描述、形成、揭示）。在这一研究阶段， （指将要被研究的主要对象）将被暂时定义为 （给出一个大体的定义）。 上述“脚本”既适合于项目申请书，也可以在发表的期刊论文中使用。很明显，利用这个“脚本”，审阅者或读者便可以快速容易地知晓研究者或写作者的意图或主要工作任务。 与此同时，对该“脚本”的思考、语言组织及表达事实上还同时是促进研究者或写作者思路不断清晰化、条理化和结构化的过程。倘若研究者或写作者尚不能顺利地利用类似“脚本”来陈述研究目标的话，那说明他没有想清楚到底要做什么。 这个“脚本”同时就是研究计划的纲领。接下来，如何研究以及具体的研究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纲领而展开的。至于研究内容如何确定呢？它实际上就是“脚本”中的理解、描述、形成或揭示的具体内容。或者说就是研究者或写作者想理解什么，描述什么，或揭示什么，这些具体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结构就自然构成了研究的总体框架和研究思路。 上述仅供参考。预祝学业进步。 更多39条
在进行毕业论文的选题时，应着重注意选题要恰当。题目大小适中，对实际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应结合当前科技和经济发展，尽可能选择与社会发展及实际工作相结合的题目。一个题目太小了则不利于展开理论上的探讨。比如，"储蓄柜台客户填表制度的废除"就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小题目。如果做一篇2-3千字的小型论文就可以将这种制度上的变革目的和效果阐释清楚，但是拿它来做一篇1万字左右的毕业论文就显得小题大做了。这种具体业务做法上的些许改变其意义一般也不是太大的。反过来，一个题目太大则不利于抓住重点展开论述。
据学术堂了解，标题是论文中最醒目的部分，读者关注一篇论文最先看到的就是论文的标题，题目是对论文核心内容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是论文被检索的主要依据，因此，标题的写作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题目应当是精炼简洁的，让读者一眼就能了解到论文的中心内容，所以题目的写作至关重要，题目的写作需要把握一定的原则和技巧，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论文的可读性，在写作论文题目时请作者把握以下几个主要原则。 ①用最简洁、恰当的词组反映论文的特定内容，既不能把论文未涉及的内容或未得出的结论包容进去，也不能把论文已涉及的内容或已得出的结论摒弃在题名的包容范围之外。 ②题名中应包括论文的主要关键词，以便为检索提供特定的实用信息。 ③切忌用冗长的主、谓、宾结构的完整语句，逐点描述论文的内容。 ④题名应简洁，科技论文题名用字一般不宜超过20个汉字，外文题名不宜超过10个实词。使用简短题名而语意未尽时，可借助于副题名以补充论文的下层次内容。 ⑤题名应尽量避免使用符号，如化学结构式、数学公式，不大为同行所熟悉的符号、简称、缩写以及商品名称等。
你好，论文题目一般是判断句！具体来说要有一个明确的观点！或者称为主题！或者叫中心！比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很明确。对于你的这个题目，问的是如何应对，所以你有一个明确的观点！不妨命题为：正确使用互联网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以从其好处与坏处对比论证！这就联系实际了。完全符合你的论文要求了。希望可以帮到您。
好的选题至少应该符合这三点，写作技巧如下：1、可行选题的可行性，一方面要求研究问题要具体、明确，另一方面要求研究问题大小合适、难度适中。例如“就业能力的研究”范围太宽，难度太大，限定理论视角（社会投资视角）、研究对象（残疾人）及其他方面（开发）之后，研究问题的范围就更加适中了，不会太过空泛，可操作性也变强了。2、创新选题的创新性，可以指理论、观点上的创新，也可以指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或者应用领域的创新。往小处说，自己的研究至少应该有一处是区别于以往研究的。在中国知网中，检索“大学生 AND 就业能力 AND 结构模型"，会看到这样的结果：原来已经有这么多已有研究，如果仔细阅读几篇，可能会发现这一块已经有相当多且深入的研究了，想有创新并不容易。3、有研究价值选题的价值，一方面指经过实际研究才能得出研究结果，另一方面指研究应具备理论或应用价值。理论或应用价值比较容易理解，那么什么叫做“经过实际研究才能得出研究结果”；“就业能力”的其中一个经典的定义，是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提出的，他认为就业能力是个体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论文选题的重要性选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不仅影响研究成果的价值大小，更关系着论文写作的成败。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一个合适的选题并不能指望脑瓜子灵光一现。选题可能纯粹出于兴趣，也可能是社会需要，可能来自日常生活，也可能来自课程学习、小组讨论，或者来自其他科研成果的启发。如果已经有一个大致方向，还可以借助思维导图这个可以启发思路的工具，来找到更多关联概念。比如，围绕着“就业”这个概念，可以联想到很多相关概念。
直接就写你如何所做的题目即可。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天下文章一大抄
回答 您好，通常论文都由标题、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四部分构成 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标题应是整个论文总体内容的体现，要用词恰当，力求简短，能反映出论文的内容。 摘要要说明研究的目的、方法、成果和结论，要突出论文的新见解，语言精炼。提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论文的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要便于检索。中文摘要200字左右。 正文是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正文不要车轱辘话来回说，一句话表达准确即可，尤其不要多次出现主观感受性话语，类似于感受性的需要不可以作为论文的论据。绪论要明确、具体地提出所论述课题，本论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论据，结论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 参考文献即撰写论文过程中研读的一些文章或资料，要选择主要的列在文后。 做好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重新审视文献/更新文献。决定你的受众： 1）这是什么类型的文章：研究论文，回顾类论文，教程。 2）想要投稿什么类的期刊。 3）读者是谁：本科生，专业研究者，还有总是要面对的审稿人。 更多8条
智库是怎样炼成的2001年，Marshall Bouton担任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主席。这是一家研究对外政策的智库，但却不在首都华盛顿。Bouton任职的时候，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他们有一个传统项目，每两年一次的关于全球政策的民意调查，但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Bouton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打一场翻身仗。他不想撤退，而是想要出击。他要让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不再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智库，而是全国性的智库。这就需要大胆而缜密的规划。Bouton的策略是选择那些既和地区利益有关，又有全国影响力的研究题目：比如食品政策，因为芝加哥是美国中部的粮仓；又比如穆斯林移民政策，在芝加哥所处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穆斯林移民的比例急剧攀升。重新定位之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很快就如枯木逢春，在五年之内，他们的经费从480万美元提高到了730万美元，会员增加了49%，参加他们的年会的嘉宾人数增长了50%。智库也需要战略。对于一个智库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确定自己的定位。你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领域，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角度。正如蓝海战略的提出者金伟灿（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所说的那样，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竞争。智库和企业一样，也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Niche）。各种智库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兰德研究所依靠军方的雄厚支持，可以潜心于深入的技术性研究。传统基金会明确地自我标榜是一家“保守主义”的智库，引来了无数铁杆支持者。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简称MPI）坚持“把一壶水烧开”，只专注于和移民有关的政策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不满足于只做美国的智库，他们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担当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更是特立独行，他们做的是民意调查，只摆事实，不讲道理，他们自称是“事实库”（fact tank）。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鲍尔森卸职之后，自己搞了个研究对外投资的智库，他的志向是建“Do tank”。智库被称为“思想的掮客”，主要的宗旨是为了影响决策。做研究的人很多，但大部分是在高校里。高校的研究是为了把科学前沿进一步向前推进，智库的研究是跟在后面捡麦穗的。做智库研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但需要多面手。要会做研究，知道怎么用理论和数据得出可信的分析，还要能把复杂的思想用简明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既要讲得领导听得懂，也能讲得普通百姓听得懂。不仅要弄明白是啥，还要弄明白该怎么办，有什么高招。不仅要把“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摆出来，还要敢于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判断：禽流感会不会大规模爆发？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传导到中国？油价会涨还是会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有不少学者能做高深的学问，就是写不了政策报告，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知识的诅咒”：他知道得太多了，不知道该突出哪些要点、忽略哪些细节。官员用的语言和学者用的语言不是一个体系，有经验的政策研究者得学会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跳进跳出。对于智库来说，想要影响政策决策，大体是在议题的提出、寻找不同的政策方案、推动提案的通过这三个阶段。研究型的智库大多会集中关注第一个阶段。比如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兰德智库只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会出兵朝鲜，至于怎么决策，那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大多数智库还会服务到第二个阶段，即要拿出不同的政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有个别和政府关系格外紧密的智库会热衷于在第三个阶段发挥作用。比如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当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简称 DHS）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部门该干啥。传统基金会马上行动起来，写报告、开研讨会、四处游说，对国土安全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仅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政府屁股后面的智库是不可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的。很多长期问题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准备，更不可能给智库布置具体的研究任务。一流的智库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前瞻性的问题，事先准备好政策建议，早早地赶到前面，搬个小板凳，在政府要路过的地方等着。布鲁金斯基金会讲到，他们的学者大概会用60%的时间做长期的战略研究， 40%的时间做应急课题。这样做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一定会有失败的可能。这是一种“对智力的风险投资”。有活力的智库，都会对失败的研究抱有更多的宽容。智库不仅要面向政府，还要影响公众。智库和高校不一样，并不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考核标准，它们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在报纸上当撰稿人、上电视、参加各种公共论坛，发出自己的声音。布鲁金斯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智库都鼓励自己的学者写书，不是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而是能用平实的语言把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的通俗读物。在互联网时代，智库们也学会了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推广自己的观点。和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成本更低、传播面更广，而且能够形成互动。当然，互联网也会极大地降低每个人发表意见的门槛，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和网民的吐槽区分开的，最终是靠智库的信誉，这种信誉归根到底来自于扎扎实实的研究。一般来说，智库的规模都不大。当然也有非常大的，比如布鲁金斯基金会每年的预算大约在8000万美元以上。有的智库规模小的令人吃惊。地处布鲁塞尔的Bruegel，这两年异军突出，超过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跃居全球经济政策类智库第一名。Bruegel的研究人员不过10人，其中还有兼职的。大多数规模较小的智库，都得学会灵活地运用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等机制，把自己建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智库的竞争力不在于单独一个、两个一流的学者，而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团队。小而精干的智库之所以有竞争力，还因为他们像培养科研骨干一样培养行政和后勤人员，有一套标准化、流程化的工作方案，有各种各样的科研管理创新。这些科研人员背后的无名英雄，很多都是藏龙卧虎。Bruegel的媒体联系负责人原来曾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比做研究更令人头疼的事情是筹资。智库的资金来源，一是靠基金会的支持，二是靠大大小小的捐款，当然也有课题经费和公司、个人的馈赠。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智库更容易收取捐款，比如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主要依靠捐款。他们的捐款人数众多，就跟收党费一样。相对保持政治中立的智库则主要靠基金会和课题的支持。为什么筹资难，不是难在要钱，而是难在说服更多的人，你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你要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募捐不是仅仅筹集资金，而是汇集志同道合的力量。一个优秀的智库，一定是有灵魂、有感召力的。离开了这种灵魂，智库也就没有了生气。所以说，智库的战略不是学得来的，智库的战略镌刻在它的DNA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体现着它的战略。【作者注】本文取材于Andrew Selee，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 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他这本书主要采访的是美国的智库，较少涉及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中国的智库建设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本文的介绍仅供参考和批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日前，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邀请业界专家围绕如何更好地发挥智库在决策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与会代表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对策的发言简要归纳如下。 深化智库功能认识 过去，人们更多地认为智库功能只是为政府提供决策服务。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王元明确指出，从整个社会发展历史来看，智库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带领社会未来发展的、主流的和先进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未来先进性和主流思想的阐述，尽管可能是多元的，也可能是矛盾的，但总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对于智库这个非常重要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 培育思想品市场 智库是产生思想品、产生智慧的人才库。现在“库”很多，“智”的质量不高，库里边的生产品、思想品也不够。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要引导一部分官方、半官方智库去行政化，变成第三方独立智库。使之在深入研究和持续性研究基础上发表独立见解，逐步走向市场，并且在向决策层和市场需求者提供思想品方面，形成平等的智库竞争机制。谁的思想品有影响力，谁的观点和建设性意见或战略设计对国家战略、国家决策、国家政策及其社会作出的贡献大，谁就应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晓晶认为，智库是思想库。良好的思想市场环境是智库得以生存、发展，孕育独立精神的土壤。在这个思想的市场上，应该有大量的、多样化的思想产品。在开放的环境下，大家独立发表自己的意见，才能集中大量的思想资源，激发思想产品不断产生。 王元也指出，在诸多因素中，决策行政机制对智库的影响更为深刻。决策行政机制决定了思想市场的规模、供给渠道和市场的多样性。没有决策的需求，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多样化、大规模的、严肃的思想市场。 创新智库运管机制 良好的智库运行管理机制是建设新型智库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涉及智库的科研和人员的管理、成果发布等方面。对此，陈文玲主张应借鉴发达国家智库运行管理经验，引进他们的制度设计，消化吸收再创新，由一个部门负责设计、转化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在顶层设计中，应给智库参与决策的机会，只有了解国家需要什么，才能提供出适应需求的智库产品。此外，智库还要建立转化机制，要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报告、重要论文和有影响力的著作等，拓宽转化的方法和路径，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为决策服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也强调，要推进智库发展，必须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其中包括待遇水平、发展机会、平等自由的研究氛围和环境、研究视野、成果发布渠道等，综合运用各种激励措施，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当然，也需要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规范行为。 重视战略研究 根据我国智库研究现状，国务院参事室刘燕华认为，国外很多知名智库都投入大量的资金研究中国发展战略，如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等等，并得出了很多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结论。反观国内，我们有翔实的资料，很好的科研积累，但更注重研究技术，对战略研究却不那么重视。事实上，战略失误才是最大的失误。我们应当建设一流的智库，为一流科学家提供充足的资金，让他们创造思想，营销思想，并且把思想转换为政策。 陈文玲也指出，美国有2000多个智库，研究实力非常强。这些智库就一些专题已经连续研究多年，对一些重大问题都有非常强大的战略储备，甚至深入到具体实施环节、谈判重点，等等。我国智库在竞争力、战略设计能力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如何专门针对国际重大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何打破部门分割，在国家层面进行跨领域的综合战略研究。这是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强调练好智库内功 练好内功也是建设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然要求。智库内功包括智库人员的研究能力、智库的产品质量和种类、支撑智库产品生产的数据和知识基础及设施的建设等方面。对此，葛延风指出，目前，有些智库的研究成果质量不高，主要是一些成果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行文八股化，而且常常把重点放在过于宏观的改革方向、原则等方面，在具体方案设计尤其是操作性政策设计方面则很不够。这和研究习惯、表达方式有关，但更大程度上表现出智库的整体研究尤其是操作性整体研究的能力不足。因此，必须着力提升研究能力，强化理论和实践以及国内外经验的结合，突出操作性政策研究，强化比较分析和政策评估。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赵志耘则强调，中国智库面临很多问题，如外部环境问题、运行机制、管理制度等。但更为关键的是智库首先需要明确自己为谁提供产品，应当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提供的产品是不是政策决策层所需要的，质量是不是值得信赖。赵志耘还进一步指出，智库的产品总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参鉴类的研究报告，核心是梳理总结国外的经验做法和对中国的启示。第二类是分析类的研究报告，分析类的研究报告首先要把事实说清楚，其次要把问题分析清楚。第三类是政策类的研究报告。政策类的研究报告需要满足服务对象的特定需求。首先要了解政策制定和适应的环境；其次要合理合法，在合理合法的框架下满足决策者的政策需求；再次要清楚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可能性分析不够，不掌握政策执行可能产生的后果，就可能产生误导和偏失。 王元认为，我国官方智库承担了很多短期的政策研究任务，这些任务使得中国智库对于政策的延续演化、实际的观察、问题的把握等方面有了持续的积累。但问题是，中国官方智库并没有就此建立一个很持续的数据基础，没有建立相应的研究范式。因此，他强调中国智库需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和知识支持基础，将过多经验性研究转向更为科学的规范研究。
智库是怎样炼成的2001年，Marshall Bouton担任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主席。这是一家研究对外政策的智库，但却不在首都华盛顿。Bouton任职的时候，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他们有一个传统项目，每两年一次的关于全球政策的民意调查，但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Bouton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打一场翻身仗。他不想撤退，而是想要出击。他要让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不再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智库，而是全国性的智库。这就需要大胆而缜密的规划。Bouton的策略是选择那些既和地区利益有关，又有全国影响力的研究题目：比如食品政策，因为芝加哥是美国中部的粮仓；又比如穆斯林移民政策，在芝加哥所处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穆斯林移民的比例急剧攀升。重新定位之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很快就如枯木逢春，在五年之内，他们的经费从480万美元提高到了730万美元，会员增加了49%，参加他们的年会的嘉宾人数增长了50%。智库也需要战略。对于一个智库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确定自己的定位。你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领域，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角度。正如蓝海战略的提出者金伟灿（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所说的那样，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竞争。智库和企业一样，也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Niche）。各种智库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兰德研究所依靠军方的雄厚支持，可以潜心于深入的技术性研究。传统基金会明确地自我标榜是一家“保守主义”的智库，引来了无数铁杆支持者。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简称MPI）坚持“把一壶水烧开”，只专注于和移民有关的政策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不满足于只做美国的智库，他们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担当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更是特立独行，他们做的是民意调查，只摆事实，不讲道理，他们自称是“事实库”（fact tank）。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鲍尔森卸职之后，自己搞了个研究对外投资的智库，他的志向是建“Do tank”。智库被称为“思想的掮客”，主要的宗旨是为了影响决策。做研究的人很多，但大部分是在高校里。高校的研究是为了把科学前沿进一步向前推进，智库的研究是跟在后面捡麦穗的。做智库研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但需要多面手。要会做研究，知道怎么用理论和数据得出可信的分析，还要能把复杂的思想用简明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既要讲得领导听得懂，也能讲得普通百姓听得懂。不仅要弄明白是啥，还要弄明白该怎么办，有什么高招。不仅要把“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摆出来，还要敢于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判断：禽流感会不会大规模爆发？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传导到中国？油价会涨还是会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有不少学者能做高深的学问，就是写不了政策报告，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知识的诅咒”：他知道得太多了，不知道该突出哪些要点、忽略哪些细节。官员用的语言和学者用的语言不是一个体系，有经验的政策研究者得学会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跳进跳出。对于智库来说，想要影响政策决策，大体是在议题的提出、寻找不同的政策方案、推动提案的通过这三个阶段。研究型的智库大多会集中关注第一个阶段。比如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兰德智库只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会出兵朝鲜，至于怎么决策，那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大多数智库还会服务到第二个阶段，即要拿出不同的政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有个别和政府关系格外紧密的智库会热衷于在第三个阶段发挥作用。比如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当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简称 DHS）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部门该干啥。传统基金会马上行动起来，写报告、开研讨会、四处游说，对国土安全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仅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政府屁股后面的智库是不可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的。很多长期问题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准备，更不可能给智库布置具体的研究任务。一流的智库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前瞻性的问题，事先准备好政策建议，早早地赶到前面，搬个小板凳，在政府要路过的地方等着。布鲁金斯基金会讲到，他们的学者大概会用60%的时间做长期的战略研究， 40%的时间做应急课题。这样做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一定会有失败的可能。这是一种“对智力的风险投资”。有活力的智库，都会对失败的研究抱有更多的宽容。智库不仅要面向政府，还要影响公众。智库和高校不一样，并不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考核标准，它们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在报纸上当撰稿人、上电视、参加各种公共论坛，发出自己的声音。布鲁金斯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智库都鼓励自己的学者写书，不是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而是能用平实的语言把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的通俗读物。在互联网时代，智库们也学会了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推广自己的观点。和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成本更低、传播面更广，而且能够形成互动。当然，互联网也会极大地降低每个人发表意见的门槛，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和网民的吐槽区分开的，最终是靠智库的信誉，这种信誉归根到底来自于扎扎实实的研究。一般来说，智库的规模都不大。当然也有非常大的，比如布鲁金斯基金会每年的预算大约在8000万美元以上。有的智库规模小的令人吃惊。地处布鲁塞尔的Bruegel，这两年异军突出，超过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跃居全球经济政策类智库第一名。Bruegel的研究人员不过10人，其中还有兼职的。大多数规模较小的智库，都得学会灵活地运用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等机制，把自己建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智库的竞争力不在于单独一个、两个一流的学者，而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团队。小而精干的智库之所以有竞争力，还因为他们像培养科研骨干一样培养行政和后勤人员，有一套标准化、流程化的工作方案，有各种各样的科研管理创新。这些科研人员背后的无名英雄，很多都是藏龙卧虎。Bruegel的媒体联系负责人原来曾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比做研究更令人头疼的事情是筹资。智库的资金来源，一是靠基金会的支持，二是靠大大小小的捐款，当然也有课题经费和公司、个人的馈赠。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智库更容易收取捐款，比如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主要依靠捐款。他们的捐款人数众多，就跟收党费一样。相对保持政治中立的智库则主要靠基金会和课题的支持。为什么筹资难，不是难在要钱，而是难在说服更多的人，你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你要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募捐不是仅仅筹集资金，而是汇集志同道合的力量。一个优秀的智库，一定是有灵魂、有感召力的。离开了这种灵魂，智库也就没有了生气。所以说，智库的战略不是学得来的，智库的战略镌刻在它的DNA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体现着它的战略。【作者注】本文取材于Andrew Selee，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 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他这本书主要采访的是美国的智库，较少涉及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中国的智库建设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本文的介绍仅供参考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