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的学术视野极为宏远，研究范围极为广阔，李学勤先生就此有“宽无涯涘”的评价。据《姜亮夫全集》前言所举，有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他都有为学人所必读的重要著作，其贡献之大，乃世人共见”（李学勤：《姜亮夫全集序》）。而据姜亮夫先生自己说，史学是他创立学术功业的长期实践的一个“中心”。在《史学论文集序》中，可以看到他这样的话：“我一生治学至杂，但也有个不太明显的中心——古史，往往被楚辞、汉语、敦煌、文学等冲淡，而史学的问题自‘五四'以后，非常庞杂，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我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于是，“下决心走朴学道路，与史学正式接触。曾发愿注《后汉书》，但王先生昆明湖之痛第一想到屈原，所以廿八岁写成《屈原赋校注》，从此对古史接触多了，于是才扩大为古史学的研究。”他还写道：“总的说来，治史是我的治学目的”，“志趣所在，主于古史与近世史”。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又说道：“要之以语言及历史为中心，此余数十年根株所在”。对于列于《姜亮夫全集》中第一种专著的《楚辞通故》，姜亮夫先生曾经说：“全书似当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归趣。然予于马列新说不练达，无真知，若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则对学术为伪妄，为不忠实，以媚世冒不诚之罪辜。余钝根人也，性躁而疏，亦颇知其率直浅露，勿事于侜张，其有未达，愿学焉而已。”“辩证唯物主义非强学不可知。余学之不专，敢以真诚为言，虽愚暗莫能通达，浪费精力时间，乃至纸笔、物质，不能不深自检束者矣！”（1卷第2页，第5页）这是1976年秋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留下的文字，由此可以察见学者深心的“真诚”和“率直”。那么，在这里，姜亮夫先生所谓“运不中程”的“程”，指的是什么呢？“程”在这里，应当是指学术的法度、程式、规范、原则。《孟子·离娄上》开篇就写道：“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按照汉代学者赵岐的解释，“离娄，古之明目者。”“公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虽天下至巧，亦犹需规矩也。”孟子接着又说：“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规矩，方员之至也。”以“目力”和“规矩”的结合，则可以不穷其用。孟子以工匠技术为喻言政治文化，《孟子·告子上》又记录了他的名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赵岐注：“大匠，攻木之工。规，所以为圆也。矩，所以为方也。诲，教也。教人必以规矩。学者以仁义为法式，亦犹大匠以规矩者也。”孟子在这里所讲述的道理，是直接的政治范畴的王道主义或者道德范畴的“仁义”精神的宣传，然而从学术层面来理解，或许也可以借用以强调学术“法式”或者学术的“程”的作用。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中就有这样的论说：“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偭矩矣乎？”我们面对现在的社会文化形势，其实同样也可以看到“今之为时文者”中颇多“明目者”和“巧人”“裂规偭矩”的行为，即对于学术原则和学术规范的破坏和违背。久已成为中国学术优良传统的“法式”和“程”或说“规矩”，最主要的是实学的原则。在关于《楚辞通故》一书总体学术宗旨的陈述中，姜亮夫先生有“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说法。对于这一原则，姜亮夫先生以为“似颇合科学律令，与辩证唯物主义相表里者”。这种科学风格在空疏之风有所上扬，学术泡沫充溢书市，“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者大有人在的今天，应当有益于指正学术途径，净化学术气氛。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说，他生平治学，在于“以语言、历史相关合，求所以为国宣教，为青年作导游”。如果有一些青年学子能够有心继承这种实学传统，发扬这种实学精神，则可以不愧对老一代学者的苦心。那么，我们也许还可以借用孟子的话来形容这种科学的学术风格的传递：“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我们强调“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实学传统的科学意义，并不是否定博采和创新。就姜亮夫先生的学术实践而言，是始终重视学术视野的扩展和学术方法的更新的。他所谓“五四”以后史学“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自己曾经“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的回忆，就是证明。李学勤先生总结说，“姜亮夫先生于三十年代广读马克思、恩格斯及摩尔根、穆勒利尔、梭罗金、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并于1935年赴欧洲，于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他与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英法汉学家结识，且在法京国民图书馆应王重民先生之邀，检阅敦煌卷子，多有收获，足见他的学术，绝非闭门墨守者可比”（《姜亮夫全集序》）。姜亮夫先生自己也曾经说，他的古史研究，注意利用“我们考古工作大发达”的有利条件，成果中也“有些文化人类学的踪影”，他甚至主张“把自然科学许多说素尤其是材料引入人文科学，来对文史作一些具体分析”，这些都是传统史家无可比拟的。姜亮夫先生对考古文物的重视，特别值得史学工作者关注。他曾经说，当年前往欧洲，“本意想学考古学”，“我看了巴黎的四十多个美术博物馆，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加深了我如何用科学方法研究古籍的想法”，他甚至曾经准备“跟着到希腊、埃及去考古发掘”。姜亮夫先生在古史研究中，也注目“民俗史的舞台”，重视对“由礼俗转化为民俗”以及相反“借民俗可知礼俗的根源”等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察。他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时，所谓“余一生无他业，日与故纸堆为侣”，然而“生平治学方法，亦多所变革”的总结，应当说是符合事实的。正如姜亮夫先生自己所说，在追求“铢两悉备，确切深透”的基础上，“为新方法（综合）、新课题而努力，是余之愿也”。一方面求实，一方面求新，正是姜亮夫先生学术工作的原则。 姜亮夫先生以治楚辞学和敦煌学知名，然而对于秦汉史研究亦多有令专门治秦汉史者惊异的成就。姜亮夫先生自己曾经说：“秦代史中，我只写过一小本《石鼓文小考》及一篇《诅楚文考》，《诅楚》已入《楚辞学论文集》一书之中，《石鼓文小考》后来散入《读书朴识》中去了。”这两种成果，严格说来，应当说是“秦史”研究，而非“秦代史”研究的收获。姜亮夫先生这里的“秦代史”一语，体现出将秦史研究前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史的思路，在他的学术意识中大概早已形成。有关两汉社会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的论著，姜亮夫先生说：“即以‘《史》、《汉》优劣'一个小题而论，我同金鹤望先生有过讨论，因搜集一下过去的讨论，即得文至卅多篇，而一切分别专科，如《地理志》、《河渠书》、《艺文》、《食货》等研究的论文也实在不少。我有过一本《读书朴识》，《史》、《汉》的摘记为多，但都是语言文字考证为主，我已收入《商旧录》中。”《桓谭疑年的讨论》则收入《史学论文集》“还有《国策论》上下两篇，主要是说西汉以‘孝'治国，加深了中国家庭的牢固性，东汉末以义气相尚，一方面成英雄割据，一方面也成为义气相尚的民风，乃至于后世江湖义侠之所由，……”。对于也可以归入汉史研究成果的一篇早期文稿《曹子建与洛神赋》，姜亮夫先生有语极诚恳的回忆。他写道：“……残存一篇《曹子建与洛神赋》，金先生说‘思路奇古，未必服人之心'，不知何人说与季刚黄先生知道，他见我时说：‘你学胡适格式，他以类书为文，你连类书都未翻过。……'这是我一生受严师最大的一次教诲，从此以后，不依靠类书，也知道了类书对做学问的限度。不知为何，近年来一位河南大学的同学把原稿送还我，我第一次重见此文，近来想想‘严师为难'，决定连这稿也烧掉，以求心之所安。”学术大师面对传统实学“格式”和“严师”“教诲”毅然焚稿以求心安的故事，可以看作学术史的珍闻，作为后生学子，读来不能不深为感动。 《中国声韵学》上海 世界书局 民国22 [1933]《敦煌 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陆平原年谱》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张华年谱》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华书局 1959《晋陆平原先生机年谱》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民国67[1978]《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 1981《古文字学》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敦煌学概论》中华书局 1985《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楚辞通故》济南 齐鲁书社 1985《敦煌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敦煌碎金》，陶秋英纂辑，姜亮夫校读，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古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姜亮夫文录》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屈原赋今译》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文学概论讲述》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伯希和敦煌“劫经”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自从中法于1964年建交以来，法国学者写了很多研究中国西域史的论著。改革开放以后，两国敦煌学交流关系愈发密切，法国开始办“敦煌石窟艺术节”特展等活动。另外，法国敦煌学者积极参加中国敦煌学学术会议、中法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近年，敦煌研究院与法国国家图书馆签署合作协议，法方向中方赠送其馆藏敦煌写卷的数字化副本，并授权中国敦煌学者在非商业用途上无偿使用数字化法藏敦煌文献。
敦煌的藏经洞里藏着各个朝代的文献以及经书，被很好的收藏着
自从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敦煌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往来客商和政府驻军使敦煌辉煌了一千余年之久。到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时候，由于宋朝软弱无能，没有能够收复河西走廊。此时敦煌由唐末以来的地方割据政权归义军所控制，面临着回鹘和西域的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此时敦煌称沙州。宋咸平五年（1002年）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归义军领袖曹延禄与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杀。延禄的族子曹宗寿在众人推举下掌握了归义军政权，宋朝政府遂任命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战争和内乱使曹氏归义军政权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此时，归义军政权已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骚乱都足以使其倾覆。这使得在归义军政权庇护下的沙州佛教势力感到极度恐慌。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这个消息很可能被从沙州寺院东逃的于阗人得知，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和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一些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收藏在原来存放各寺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17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做了必要的掩饰。以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逐渐离开人世，藏经洞的情况也就不再为世人所知。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
敦煌遗书包括5～11世纪间六、七百年的古代文献。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最早的为406年(西凉建初二年)，最晚的为1002年（宋咸平五年）。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遗书除95％以上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其余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宗教文献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汉文典籍经、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写本，可用于校勘外，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如《隶古定尚书》、郑玄《论语注》、皇侃《论语义疏》、刘向《说苑》第二十卷及属于小学类的韵书、字书等。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风习民俗、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档案。大批户籍、计帐、手实文书的发现，反映出北魏至唐中叶实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关的户籍、赋役制度的实际情况。各种各样的租佃、借贷契约，放良文等，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和阶级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切。寺院文书反映着寺庙的生产和生活。各种社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教团组织及其活动。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时代的各种遗书，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凿建与发展，敦煌同邻近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敦煌和河西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地志、官私谱书也是稀世之珍。文学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传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韦庄《秦妇吟》，300余首王梵志诗等，更有不曾传世的地方性俗文学作品，如诗词、赋、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俚曲、因缘、儿郎伟等。科技史方面的天文历算、医药术数价值极高。如S3326《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医药文献中则有久佚的医书和医方。敦煌遗书中还有用多种古代少数民族和西域文字如吐蕃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写成的典籍和文件，对于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种语言文字和中西交通史有着重要作用。总之，敦煌遗书以其内容广博、弥足珍贵而闻名于世，推进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国际上许多国家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从事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 20世纪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敦煌学”(严格意义上的“敦煌学” 还包括敦煌石窟艺术考古和研究 )。敦煌遗书内容可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宗教典籍占80％，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仔海文、祭文、僧传、经国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甚多，也发现一些中土已佚的经卷，如隋唐时再三遭禁的三阶教的教义经文，以及一批疑伪经等。宗教典籍除佛典外，还发现了另几种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500件以上。北朝写本《老子道德经想尔注》以及《老子化胡经》等佚道经。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其中有一部分是久佚之典，具有补缺、辑佚之功，丰富了我国文献宝库。另一部分，虽是传世文献所已有的，但为从事校勘订补工作，提供了难得的版本。这些佚经的发现，推动了东酉学者对于摩尼教、景教的研究。
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405）所写《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敦煌汉文写本中佛典占百分之九十五，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甚多，也发现一些中土已佚的经卷，如隋唐时再三遭禁的三阶教的教义经文，以及一批疑伪经等。敦煌佛典中的一些卷子，近年来引起学者们的注目。如《楞伽师资记》及王锡撰《顿悟大乘正理诀》等，可用以说明8世纪拉萨法诤的情况。藏僧管·法成的《瑜伽师地论》讲义录等，则反映了藏族学者对汉、藏两族文化的贡献。汉文遗书中非佛典文献占百分之五，其中包括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中，隶古定《尚书孔氏传》十分重要，皇侃撰《论语疏》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属于小学类的韵书有二十余件，其中有陆法言的《切韵》等。 敦煌文献中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河西节度使判集》有助于对安史之乱后河西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归义军节度使相关的文书，使晚唐、五代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见沙州归义军）；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籍帐方面，包括计帐、户籍、差科簿等已发表的多达二十余件，对《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许多问题得以探明；唐天宝年间《■煌郡■煌县差科簿》为唐前期杂徭、色役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帖、帐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对于研究唐五代及宋初的劳动者身份地位以及租佃关系、高利贷经营等方面的问题，都是第一手资料。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五百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转经历、追福疏、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好材料。敦煌文书中，还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写本。藏文《吐蕃历史文书》、古突厥文《摩尼教忏悔文》、于阗文《于阗沙州纪行》等，均负有盛名。
《楚辞通故》，作者姜亮夫。按内容分为四辑十部：第一辑为天事、舆地，人事部；第二辑为历史、意识、制度部；第三辑为文物、博物、书篇部，第四辑为词部。举凡楚辞词语以及关涉楚辞研究者，尽列于书中。释词以历史与语言为中心，旁及其他学科，精阐流变，多所发明。书中附有珍贵图片、图表，颇有学术价值。作者简介先后著有《瀛涯敦煌韵辑 》《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陈本礼楚辞精义留真》《屈原赋校注》《陆平原年谱》《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今绎讲录》《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屈原赋今绎》《敦煌学论文集》等1000多万字的研究著作。其中《楚辞通故》一书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荣获全国高校首期人文社会科学家研究一等奖。
姜亮夫(1902-1995)，国学大师、著名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云南昭通人。原名寅清，字亮夫，以字行。1902年5月19日(农历四月十二日)出生。1921年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先生。1928年先执教于南通中学、无锡中学，后任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及北新书局编辑，其间师从章太炎先生。1933年任河南大学教授。1935年赴法国巴黎进修，1937年经莫斯科回国，先后任职东北大学教授、英士大学教授兼文理学院院长，云南大学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昆明师范学院教授，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1953年任浙江师范学院（现杭州大学前身）、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曾获国家教委普通高校首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姜亮夫历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浙江省政协委员。著有论文集《探戈集》，专著《初高中国文教本》、《中国文学史论》、《文学概论讲述》(4卷)、《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陆机年谱》、《张华年谱》、《中国声韵学》、《古文字学》、《敦煌学概论》，编辑《中国历代小说选》、《历代各文体文选若干种》等。1995年12月4日，中国大陆仅存的几位毕业于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的姜亮夫先生在杭州病逝，享年94岁。这位几乎与整个二十世纪相始终的文化老人，在学术与教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了七十多个春秋，为我们留下了三十多部学术论著，数百篇学术论文，涉及到中国文化史上多方面内容。其学术成就历来为学术界所瞩目，被尊为一代学术宗师。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成均楼论文辑”分为楚辞学、敦煌学、古史学、古汉语等四类，这是姜先生创获最多的学术领域。 姜亮夫（1902—1995），云南省昭通市人，一代国学宗师。1902年5月出生在一个以教书为生的知识分子家庭。1921年从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官费进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1926年考取北京师大研究班和清华大学研究部。毕业后，1929年到上海，任大厦大学、 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33年应聘河南大学教授。1935年，到法国潜心研究中国流失到法国的珍贵文物，进行拍片、拓摹、抄录共3000多张，1937年带回祖国。回国后先后在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任教。1940年任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昆明师院（后西南联大、今云师大）任教，因被特务盯梢，转到苏州任英士大学文理院院长。1949年5月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1950～1952年在云南革命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1952年进云南博物馆工作。1953年起在浙江杭州大学，先后任中文系主任、古籍研室所所长，博士研究导师。1955年任浙江省政协委员。先后著有《瀛涯敦煌韵辑 》、《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陈本礼楚辞精义留真》、《屈原赋校注》、《陆平原年谱》、《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今绎讲录》、《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屈原赋今绎》、《敦煌学论文集》等1000多万字的研究著作。其中《楚辞通故》一书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荣获全国高校首期人文社会科学家研究一等奖。姜亮夫先生是我国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德高望重，八十年代以来曾任屈原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中国训诂学会顾问、中国音韵学会顾问、《汉语大词典》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先秦文学分支文学主编。他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保留珍贵的文化遗产奋斗了一生，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95年12月4日逝世，享年93岁。
出版专著《敦煌画稿研究》、《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概论》、《藏经洞史话》、《敦煌文明再现》、《敦煌壁画故事与历史传说》等6部。参与编著《敦煌石窟知识小辞典》、《敦煌归义军史研究续编》、《敦煌莫高窟百年图录：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等专著。计约180万余字。其中国家级成果两部，《敦煌画稿研究》入选第二批《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入选201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1 《敦煌画稿研究》（第二批《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 2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201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 3 《藏经洞史话》，民族出版社，2004年 4 《敦煌石窟艺术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 5 《敦煌文明再现》，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6 《敦煌壁画故事与历史传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 先后在《文物》、《敦煌研究》、《中国史研究》、《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敦煌学辑刊》、《中国藏学》、《西域研究》、《普门学报》（台湾）、《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新疆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圆光佛学学报》（台湾）、《人民日报》（海外版）、《图书与情报》、《中国宗教研究年鉴》、《兰州学刊》、《人乘季刊》（台湾）、《人大复印资料》、《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奈良美术研究》（日本）、《故宫博物院院刊》、《西藏研究》、《石窟寺研究》、《艺术设计研究》、《装饰》、《文物世界》、《藏学学刊》、《光明日报》（理论版）、《法音》、《西夏研究》、《山西档案》、《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丝绸之路》（理论版）、《中国社会科学报》等30余种学术刊物与30余种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100余篇，计约130余万字。 1 莫高窟吐蕃期洞窟第154窟——主尊彩塑造像的性质与定名考 装饰 2010-04-012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与粟特人关系试考(上) 艺术设计研究 2010-03-153 《汉唐佛教造像艺术史》出版 敦煌研究 2009-12-154 榆林窟第25窟八大菩萨曼荼罗图像补遗 敦煌研究 2009-10-155 敦煌引路菩萨像画稿——兼谈“雕空”类画稿与“刻线法” 敦煌研究 2006-02-286 莫高窟第231窟阴伯伦夫妇供养像解析 白天佑; 沙武田 敦煌研究 2006-04-307 敦煌写真邈真画稿研究——兼论敦煌画之写真肖像艺术 敦煌学辑刊 2006-03-308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在敦煌吐蕃时期洞窟首次出现的原因 兰州大学学报 2006-05-289 麦积山第127窟为乙弗皇后功德窟试论 郑炳林; 沙武田 考古与文物 2006-07-3010 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8-1511 包罗万象的敦煌石窟壁画艺术 图书与情报 2006-08-3012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 中国史研究 2006-08-2013 莫高窟第138窟智惠性供养像及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学辑刊 2006-09-3014 由敦煌各类绘画反映出的画稿问题试析 敦煌研究 2006-10-3015 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12-3016 斯坦因与敦煌文物的劫难 郭海成; 沙武田 寻根 2007-04-1017 敦煌遗书壁画表录研究 兰州学刊 2007-05-1518 供养人画像与唐宋敦煌世俗佛教 敦煌研究 2007-08-1519 敦煌石窟粟特九姓胡人供养像研究 敦煌学辑刊 2008-12-1520 莫高窟“报恩吉祥窟”再考 敦煌研究 2008-04-1521 敦煌吐蕃译经三藏法师法成功德窟考 中国藏学 2008-08-1522 刘萨诃与凉州瑞像信仰的末法观 张善庆; 沙武田 敦煌研究 2008-10-1523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 中国藏学 2003-05-1524 莫高窟第454窟窟主的一点补充意见 沙武田; 段小强 敦煌研究 2003-06-1525 旧义军时期敦煌文献中的太子 沙武田; 赵晓星 敦煌研究 2003-08-1526 关于莫高窟窟前殿堂与窟檐建筑的时代问题 考古与文物 2003-01-3027 敦煌P4049“新样文殊”画稿及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研究 2005-06-3028 敦煌千佛变画稿刺孔研究——兼谈敦煌千佛画及其制作技法演变 沙武田; 梁红 敦煌学辑刊 2005-06-3029 莫高窟“天王堂”质疑 敦煌研究 2004-04-3030 敦煌壁画榜题写本研究 敦煌研究 2004-06-3031 敦煌石窟于阗国王“天子窟”考 西域研究 2004-06-1532 俄藏敦煌艺术品与莫高窟北区洞窟关系蠡测 敦煌学辑刊 2004-12-3033 敦煌画中的“色标”资料 敦煌研究 2005-02-28 期刊 2 6934 S0259V《弥勒下生经变稿》探──敦煌壁画底稿研究之二 敦煌研究 1999-06-3035 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程式化表现小议 沙武田; 魏迎春 敦煌学辑刊 1999-12-3036 关于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资料 敦煌学辑刊 2002-06-30 期刊 0 5937 莫高窟“三清宫”漫谈 敦煌研究 2000-06-25 期刊 2 4538 SP172与莫高窟五代宋窟顶壁画关系试论──敦煌壁画底稿研究之三 敦煌研究 2000-09-2539 SP76《维摩诘经变稿》试析──敦煌壁画底稿研究之四 敦煌研究 2000-12-2540 关于莫高窟第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时代问题──兼及“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关系 敦煌学辑刊 2000-06-3041 20世纪敦煌白画研究概述 沙武田; 邰惠莉 敦煌研究 2001-03-2542 SP76《观无量寿经变稿》析──敦煌壁画底稿研究之五 敦煌研究 2001-06-2543 2000年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香港)综述 郑炳林; 沙武田 敦煌研究 2001-06-2544 莫高窟盛唐未完工中唐补绘洞窟之初探 敦煌研究 2002-07-3045 敦煌莫高窟第72—76窟窟前殿堂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2002-10-1546 SP83、P3998《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稿》初探──敦煌壁画粉本系列研究之一 敦煌研究 1998-12-3047 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 彭金章; 沙武田 文物 1998-10-1548 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和西夏钱币 彭金章; 沙武田 文物 1998-10-1549 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的几个问题 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 2005-08-0150 莫高窟第61窟中心佛坛造像为绘塑结合“新样文殊变”试考 沙武田; 梁红 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 2005-07-01
麦积山的行不？
有啊，估计是由于飞天的舞蹈多为女子舞蹈，让人觉得飞天是女仙的专利了哈哈，中国的岩雕 起源于南北朝，因为他们祖先起源在大兴安岭，住的房子多为洞窟，取得天下后为了统治数目最多的汉人，自己的文化又不足以压制汉文化，只能被汉文化同化，同时又融入自己的文化，再借助佛教的众生平等，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最开始的岩雕都是佛像。
给个QQ邮箱，我发给你
中国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24日披露，该所自2006年起整理出版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目前完成英藏9册、法藏22册(每册336页左右)，并正在推动古藏文文献的数字化建设，有望完成具备智能检索功能的数据库。这些文献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藏文文献首次以出版形式回归故里。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珍贵古代文献文物流落海外。在这批流失的珍贵文物中，包括1万件左右的藏文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写本。目前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文献，是流失海外最大宗、最重要的民族古文字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据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介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中，古藏文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系第二大类古文献。才让说，与国内相比，珍藏在英、法、美、日、俄等国家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内容十分丰富，除了佛教文献外，还有法律、社会契约、历史、医学、伦理、民间故事、语言等方面的文献。此外，还有译自梵文、汉文的文史类著作，比如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汉语古代著作如《战国策》片段的译文，也有儒家著作的翻译。据才让介绍，该所整理出版英藏9册、法藏22册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历时13年，而这项工作还未结束，最终计划整理出版英藏15册、法藏30多册。此后，还将出版其他国家所藏古藏文文献。“有些文献只剩残存断片，文字模糊，内容解读会有一定困难。我们在仔细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与传世的佛教文献进行比对，然后对文献拟名。”才让说，由于按照英法对文献编号的顺序出版，每册所涉及的内容较为繁杂，并非单一文献。下一步，将对文献分类辑录，更便于研究。该所目前完成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影印本，也是英藏、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首次完整出版。这将有利于研究公元8至11世纪吐蕃的历史文化及当时的民族文化交流史。来源：中国新闻网
敦煌文献的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医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社会、民俗、民族、哲学、逻辑、经学、诸子、文学、曲艺、戏剧、音韵、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翻译、王朝律令、地方法规、均田文书、争讼、婚姻、结契、农业、水利、畜牧、兽医、印刷、装帧、商业、货币、会计、旅游、纺织、冶铸、建筑、石油、档案、交通、通讯、占卜、相术、榜示、转帖、印章、模拓、拓印、花押等等，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尤其难得的是有大量失传的古佚文书，价值之大，无与伦比，被誉为“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的藏经洞里一定是藏了历史的文献这都很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