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24日披露，该所自2006年起整理出版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目前完成英藏9册、法藏22册(每册336页左右)，并正在推动古藏文文献的数字化建设，有望完成具备智能检索功能的数据库。这些文献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藏文文献首次以出版形式回归故里。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珍贵古代文献文物流落海外。在这批流失的珍贵文物中，包括1万件左右的藏文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写本。目前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文献，是流失海外最大宗、最重要的民族古文字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据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介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中，古藏文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系第二大类古文献。才让说，与国内相比，珍藏在英、法、美、日、俄等国家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内容十分丰富，除了佛教文献外，还有法律、社会契约、历史、医学、伦理、民间故事、语言等方面的文献。此外，还有译自梵文、汉文的文史类著作，比如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汉语古代著作如《战国策》片段的译文，也有儒家著作的翻译。据才让介绍，该所整理出版英藏9册、法藏22册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历时13年，而这项工作还未结束，最终计划整理出版英藏15册、法藏30多册。此后，还将出版其他国家所藏古藏文文献。“有些文献只剩残存断片，文字模糊，内容解读会有一定困难。我们在仔细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与传世的佛教文献进行比对，然后对文献拟名。”才让说，由于按照英法对文献编号的顺序出版，每册所涉及的内容较为繁杂，并非单一文献。下一步，将对文献分类辑录，更便于研究。该所目前完成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影印本，也是英藏、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首次完整出版。这将有利于研究公元8至11世纪吐蕃的历史文化及当时的民族文化交流史。来源：中国新闻网
敦煌文献的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医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社会、民俗、民族、哲学、逻辑、经学、诸子、文学、曲艺、戏剧、音韵、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翻译、王朝律令、地方法规、均田文书、争讼、婚姻、结契、农业、水利、畜牧、兽医、印刷、装帧、商业、货币、会计、旅游、纺织、冶铸、建筑、石油、档案、交通、通讯、占卜、相术、榜示、转帖、印章、模拓、拓印、花押等等，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尤其难得的是有大量失传的古佚文书，价值之大，无与伦比，被誉为“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的藏经洞里一定是藏了历史的文献这都很珍贵的
《图说敦煌二五四窟》（陈海涛）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提取码: ickp书名：图说敦煌二五四窟作者：陈海涛豆瓣评分：4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份：2017-11页数：248内容简介：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宝库，完整保存了自北凉到元代绵延一千余年的佛教石窟艺术，至今仍有492座洞窟存留壁画及彩塑。本书旨在以一座曾令张大千、常书鸿、董希文等艺术家为之动容、潜心临摹的北魏经典洞窟为例，引领普通观众去了解敦煌石窟的历史文化与艺术成就。作者简介：陈海涛 陈琦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后分别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获硕士学位。2006 年毕业后同赴敦煌，从事敦煌艺术研究、阐释影片设计、文化创意工坊策划工作。主创完成《舍身饲虎》与《降魔成道》两部文教数字动画影片，合作发表《魏晋南北朝美学的具体呈现——以莫高窟第254 窟壁画艺术为例》《中国汉魏六朝美学史研究与莫高窟北魏壁画艺术鉴赏》《莫高窟第254 窟舍身饲虎图的数字阐释及影片创作》等论文。
中国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24日披露，该所自2006年起整理出版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目前完成英藏9册、法藏22册(每册336页左右)，并正在推动古藏文文献的数字化建设，有望完成具备智能检索功能的数据库。这些文献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藏文文献首次以出版形式回归故里。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珍贵古代文献文物流落海外。在这批流失的珍贵文物中，包括1万件左右的藏文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写本。目前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文献，是流失海外最大宗、最重要的民族古文字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据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介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中，古藏文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系第二大类古文献。才让说，与国内相比，珍藏在英、法、美、日、俄等国家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内容十分丰富，除了佛教文献外，还有法律、社会契约、历史、医学、伦理、民间故事、语言等方面的文献。此外，还有译自梵文、汉文的文史类著作，比如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汉语古代著作如《战国策》片段的译文，也有儒家著作的翻译。据才让介绍，该所整理出版英藏9册、法藏22册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历时13年，而这项工作还未结束，最终计划整理出版英藏15册、法藏30多册。此后，还将出版其他国家所藏古藏文文献。“有些文献只剩残存断片，文字模糊，内容解读会有一定困难。我们在仔细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与传世的佛教文献进行比对，然后对文献拟名。”才让说，由于按照英法对文献编号的顺序出版，每册所涉及的内容较为繁杂，并非单一文献。下一步，将对文献分类辑录，更便于研究。该所目前完成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影印本，也是英藏、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首次完整出版。这将有利于研究公元8至11世纪吐蕃的历史文化及当时的民族文化交流史。来源：中国新闻网
（1978年～ ） 70年代以后，敦煌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时期。研究队伍扩大，组建新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1984）、高等院校设立研究机构的有北京大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室、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研究所等。还有季羡林为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以及甘肃、浙江等省级敦煌学会。自1982年起，基本上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或国际性的敦煌学学术研讨会。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进一步完善敦煌文物文献的考订、整理的同时，努力建构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资料的整理和刊布方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敦煌大藏经》（63册）、《敦煌宝藏》(140册)等都是工程浩大的资料汇编，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如《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文学论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另有如《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等多种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敦煌研究院主办的定期刊物《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台湾文化大学主办的《敦煌学》等刊物刊发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和论文，对莫高窟艺术、于阗文、回鹘蒙文、社会经济文书、社邑文书、书仪卷子、中古寺户、归义军历史、敦煌曲谱舞谱、讲唱文学、敦煌曲子词、敦煌建筑科技等专题都有总结性或突破性的研究。
中国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24日披露，该所自2006年起整理出版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目前完成英藏9册、法藏22册(每册336页左右)，并正在推动古藏文文献的数字化建设，有望完成具备智能检索功能的数据库。这些文献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藏文文献首次以出版形式回归故里。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珍贵古代文献文物流落海外。在这批流失的珍贵文物中，包括1万件左右的藏文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写本。目前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文献，是流失海外最大宗、最重要的民族古文字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据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介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中，古藏文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系第二大类古文献。才让说，与国内相比，珍藏在英、法、美、日、俄等国家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内容十分丰富，除了佛教文献外，还有法律、社会契约、历史、医学、伦理、民间故事、语言等方面的文献。此外，还有译自梵文、汉文的文史类著作，比如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汉语古代著作如《战国策》片段的译文，也有儒家著作的翻译。据才让介绍，该所整理出版英藏9册、法藏22册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历时13年，而这项工作还未结束，最终计划整理出版英藏15册、法藏30多册。此后，还将出版其他国家所藏古藏文文献。“有些文献只剩残存断片，文字模糊，内容解读会有一定困难。我们在仔细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与传世的佛教文献进行比对，然后对文献拟名。”才让说，由于按照英法对文献编号的顺序出版，每册所涉及的内容较为繁杂，并非单一文献。下一步，将对文献分类辑录，更便于研究。该所目前完成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影印本，也是英藏、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首次完整出版。这将有利于研究公元8至11世纪吐蕃的历史文化及当时的民族文化交流史。来源：中国新闻网
敦煌石窟中有历时十个朝代，一千余年，数以万计的各种菩萨彩塑和画像，而这些菩萨的塑像和画像，有别于印度、东南亚、西域和中国中原菩萨的风格特点，因此，研究者们把敦煌菩萨塑像和画像称作“敦煌菩萨”
自从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来，敦煌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往来客商和政府驻军使敦煌辉煌了一千余年之久。到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时候，由于宋朝软弱无能，没有能够收复河西走廊。此时敦煌由唐末以来的地方割据政权归义军所控制，面临着回鹘和西域的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此时敦煌称沙州。宋咸平五年（1002年）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归义军领袖曹延禄与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杀。延禄的族子曹宗寿在众人推举下掌握了归义军政权，宋朝政府遂任命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战争和内乱使曹氏归义军政权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此时，归义军政权已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骚乱都足以使其倾覆。这使得在归义军政权庇护下的沙州佛教势力感到极度恐慌。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这个消息很可能被从沙州寺院东逃的于阗人得知，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和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一些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收藏在原来存放各寺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17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做了必要的掩饰。以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逐渐离开人世，藏经洞的情况也就不再为世人所知。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
敦煌原本为月氏人的游牧之地，但自汉代设立河西四郡以后，就开始逐渐并入中原的版图，不过，在这之后，敦煌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仍然很密切。到了唐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曾经占领过敦煌，并留下了许多藏文文献。至张氏与曹氏归义军时，还留下了大量回鹘与于阗国的珍贵文献。敦煌所保留文献的丰富程度与价值之高超出我们的想象。敦煌莫高窟所保留的壁画与泥塑一、吐蕃在今天西藏本土保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非常的少，但在敦煌却保留了大量吐蕃时期的传世文献。在敦煌所出土的藏文文书中，不仅保留了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资料，还保留了和吐蕃王室有关的历史文献，如《吐蕃王朝编年史》。另外，在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涉及吐蕃历代赞普事迹的《吐蕃王朝大事记》，这部书对我们研究早期吐蕃历史，特别是赤松德赞统治敦煌之前的吐蕃历史有很大帮助。在敦煌文书中还有反映在吐蕃统治时期，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历史文献，如《吐谷浑大事纪年》，就记述了吐谷浑向吐蕃称臣时的故事。吐蕃使臣像二、两个回鹘政权与归义军政权公元840年，身处蒙古高原的回鹘被黠戛斯攻灭，此役让回鹘国彻底亡国，并进行了大举西迁，一部分回鹘入居河西走廊成为甘州回鹘，一部分回鹘到达吐鲁番成为西州回鹘。过去我们对这两个回鹘的了解多集中于《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与《宋史》等正史文献的记述，但内容也多与朝贡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的回鹘人像此时，甘州回鹘在归义军的地盘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西州回鹘又侵吞了归义军政权在伊州（今哈密）的地盘。历史上敦煌正好处于这两个回鹘政权所交汇的地方，在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两个回鹘政权既有争夺又有来往，而敦煌文书中就有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对两个回鹘政权与归义军政权之间的关系，中国传世文献记载的特别稀少，只有通过敦煌文书才能知道其中大概的内容。三、于阗王国于阗王国原为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一个王国，自汉代就有关于于阗国的记载，至唐代于阗国依然强大，作为西域早期的佛教国家，其宗教信仰一直较为浓重。唐中期，于阗被吐蕃所占领，而于阗是何时从吐蕃的统治下独立出来的，目前文献没有具体的记载，但估计应在公元9世纪前后，即与张议潮归义军起义的时间大体相当。敦煌的佛教雕塑于阗国虽然很早就脱离了唐的统治，但于阗国的国王一直保持着对唐的纳贡，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于阗国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至公元914年，于阗国开始与曹议金所建立的曹氏归义军保持密切的来往，特别是曹氏归义军与于阗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即于阗王娶了曹议金的女儿。至10世纪，回鹘建立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剌汗王朝。不久刚刚崛起的喀剌汗王朝就对于阗佛教国发动了以宗教为名义的战争，此时于阗国为了获得经济与军事的援助，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敦煌文书中就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于阗与敦煌之间交流的史料。在今天敦煌的壁画中还保留了众多带有于阗人特点的壁画，而这些宝贵的材料也成为了研究于阗史的重要史料。今天于阗国的佛教遗址四、粟特人粟特地处中亚西部，自中世纪开始就成为了东西间文明传播的中介者。隋唐时期，他们大批次地进入中国，而敦煌就成为粟特人东西往来的主要中转站。所以敦煌保留了大量以粟特文撰写的文献。唐代时，粟特人主要生活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康国、石国、米国等地，汉文史籍称之为昭武九姓，7世纪开始就与唐发生密切的关系。8世纪初期，中亚和大唐之间的战争导致西域局势紧张，加之安史之乱与吐蕃入侵，致使生活在今天新疆的粟特人不得不选择四散而逃。文献记载，到了吐蕃统治时期仍有粟特人在敦煌活动，并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在今天敦煌的藏经洞内，发现了大量由粟特人留下来的佛教典籍。但实际上粟特人原先信仰祆教，后来因为长期在敦煌生活而改信了佛教，这也说明部分粟特人在敦煌一带曾经长期存在，而敦煌的佛教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粟特人。粟特人留在敦煌的珍贵文献也成为今天人们研究唐代粟特人生活的重要史料。
象雄，汉族学者在历史的后期称之为“羊同”，也有写成“象雄”的，是根据藏文“象雄”两字的译音写成的汉字。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史。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到迄今地球某些角落尚有处于原始社会形态的民族部落，都有着各自程度不同的文明。藏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自古以来就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上。据大量文献和出土文物考证，藏族的历史可追溯到七千到一万年以前的新旧石器时代。在漫长的历史中，她也同其他民族一样，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了自己灿烂的、别具一格的古代文明。许多史料说明，象雄不仅先于雅垅部落的兴起，而且与雅垅部落一起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和民族交往，象雄民族与藏族逐渐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而象雄本身也随着吐蕃王朝从元代起归入祖国版图，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象雄文化是中国西藏的本土文化，它包括了医学、建筑学、声明学、因明学、佛学、以及天文学、哲学等浩如烟海的文化体系。是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族先祖文明智慧的结晶。打开古象雄厚重的历史巨卷，象雄文化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经过了数千年的沉淀积累，承载着藏民族不朽的精神，代表着西藏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是雪域高原留给世人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象雄文化的精神和传统已经渗透到了藏民族的骨髓里，它完全统治着藏民族的心灵世界，左右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藏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中国古象雄文化是西藏的源头和根基文化!充满神秘传奇色彩的象雄王朝，作为西藏文化的源头，在那片高耸在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上，它所展示出的灿烂文明之光直到现在也依然映照着整个藏区，由此而延伸出的种种传统风俗文化也一直流传至今。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转神山、拜圣湖、磕长头、撒隆达、挂五彩经幡、堆石供、火供、水供、会供、煨桑、朵玛、酥油花、擦擦、金刚结;还有藏文、天珠、天铁、以及跳锅庄、宣舞、绘画艺术等等也都源自于古老的象雄文化。 古老的象雄无论是文化还是宗教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象雄文化甚至影响了众多其他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至今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宗教等领域依旧能够找寻到这些来自远古象雄的文明符号，至今依然能够看到来自远古象雄文明的遗存，无愧是藏族乃至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目前在法国、德国、挪威、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日本、泰国、印度、尼泊尔﹑不丹﹑泰国和南北美洲地区等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象雄文化研究机构或学习中心。由于“古象雄文明”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2014年11月“象雄大藏经”汉译工程已经正式被列为中宣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承载着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保护与传承好古象雄文化遗产，也就是守护了藏民族曾经的辉煌、当下的传承和未来的希望。象雄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我们要保护与研究象雄文化，把它推广到世界各地，让世人真正了解其殊胜奥妙之处。我们保护象雄文化，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中国西藏本土的文化，更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教育的利益，因它不仅仅是藏族文化与纳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象雄文化是藏族古人智慧的精髓，象雄文化既是中国的文化，也是世界的文化。保护了象雄文化，就是保护了中国的古文化!抢救了象雄文化，就是抢救了世界的文化! 古象雄佛法不仅仅涉及到宗教，还涵盖了民风民俗、天文、历算、藏医、哲学、因明学（逻辑）、辩论学、美术、舞蹈、音乐等方方面面，是西藏 及其周边地区人们重要的精神信仰，至今仍对西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栾建章曾撰文评价象雄文明及雍仲本教的历史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了解西藏文明，必先了解象雄文明；要研究藏传佛教，也必先研究本教。否则探究愈深，离真相可能愈远。” 古象雄文明在政治、文化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融入了本教的思想，佛陀辛饶米沃创建了雍仲本教后改变了很多原始的信仰方式，包括改变了杀生祭神等等，而他采用糌粑和酥油捏成各种彩线花盘的形式来代替原始本教中要杀生祭祀的动物，从而减少了杀戮，这就朵玛和酥油花的最初起源。朵玛和酥油花也被其他藏传佛教的教派广泛用来做供品并成为了藏传佛教的一大特色。辛饶佛祖还善巧地吸收了原始本教文化的精华，比如原始本教中包括藏医、天文、历算、地理、占卦、超度、梦兆、招财、招福、石碑铭文、雕刻以及沐浴等仪轨。在七世纪之前，藏地象雄地区的所有的天文学家、教育学家、翻译师、医师、挂师、算命师、风水师以及一切有文化的学者们都被尊称为“本波”，当时青藏高原的所有文化和宗教信仰都可称为“本教”。 古象雄佛法雍仲本教发源于中亚的古象雄“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湖”一带，古象雄的王子辛饶弥沃为了救度众生而慈悲传教了“古象雄佛法”，也就是“雍仲本波佛法”（简称“本教”），“雍仲本教”是佛陀辛饶弥沃所传的古老佛法。 《象雄大藏经》其实就是藏族一切历史、宗教和文化的滥觞与源头，是研究藏族古代文明的极其珍贵的资料，这也是任何藏文化研究者都无法绕过的一块重要领域。古象雄佛法在古象雄传统文化中居于最至高无上的位置，是西藏本土最古老的佛法，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佛法。远在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之前一万多年，古象雄佛法“雍仲本教”早已在雪域高原广泛传播，是西藏人民最重要的精神信仰。 现代中外藏学家竭力研究象雄史，其中研究象雄语言文字，更为突出。仅象雄人名和地名而言，象雄在十世纪以前的众多王臣名和象雄境内的六十个地名，均为象雄语，现代人藏文水平再高，也难解其意。阿里地区至今仍沿用古象雄时代的地名，若要了解其义，不懂象雄语，难以知晓。十世纪以后，吐蕃王室后裔统治象雄，传播佛教，通用藏语文，将象雄逐步同化。公元七世纪初，吐蕃王松赞干布在未创造藏文之前，象雄的本教师们，用象雄文缮写本教经，宣道于吐蕃天赤七王时代。就松赞干布时代而言，在未造藏文之前，松赞干布派人带书信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当时很可能用象雄文写成这些书信。现代在国外的一些藏族学者，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声明，进行了改造，这一设想，不无道理。个别藏学家将珍藏的与松赞干布同一时代象雄王李弥嘉的印文和部分象雄文字出示为证，进一步证明了确有象雄文。 在原始本教时期，藏族先民们已经掌握了最基本的天文历算知识，认为天体万物都是由土、木、水、火、空五种元素构成，包括一切生命体，并与其相应的五大界会和顺逆，就形成了日月星辰、四季更替、气候变化和生物功能等自然现象，以此来推算命运，这就是所谓的“迥孜”(五行算)。到了雍仲本教时期，其创始人敦巴辛饶弥沃佛将《噶孜幻算法》、《八卦九宫“林郭”推算法》、《五行时轮》、《吉夏因缘业算》(今称次若勒孜，即命理学)等本教历算传授给恰辛·勒杰唐布和他的儿子贡擦赤布等人。公元前4世纪，吐蕃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前360-345)时期，从象雄(今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札达县等地)请来十二智本。他们各个学有所长，辅佐赞普统治雅砻谷地以及周边地区，并推行本教历算法和医药学知识。其中名叫郭尔西·孜康者，通晓天文历算。他以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推算出四季变化、气象风云，以辅助农牧业生产劳作。根据诸星辰形状的不同，对廿七宿取有比较形象化的名字，而至今在藏族农牧区仍然用其推算年内或来年的雨水、旱情、霜冻、冰雹和虫害等，以防农作物受灾。 敦巴辛饶是最早的藏医。象雄是藏族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也是藏族原始本教的发源地。象雄位于今天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一带。这个地方是雍仲本教创始人敦巴辛饶的诞生地。 本教的第一本“医典”，传说敦巴辛饶一生娶了9个部落主的女儿做妻子，并生有8个子女。其中一个姓翟的妃子为他在公元前637年藏历木猴年生了杰布楚西。杰布楚西后来成为登巴西绕的医学继承人，并将他父亲的医学论著编纂命名为《多个梦移》，这部书就是现在我们使用的《四部医典》中的宗源书之一。它的后记记载了从杰布楚西到公元七世纪所有继承人的历史。敦巴辛饶将《干酪药九显论》传承给了本教主要继承人杰布楚西，后来由穆扎扎黑、色拖杰江、东炯图钦、杰察马琼依次相传下来。 著名的藏医《四部医典》(或《四续》）亦根源于《疗方五部大续》。由大译师毗卢遮那译自本教之医典。据尼玛丹增所撰《甘珠尔编目序言》，《四部医典》中祈请仙人之名及医疗咒语均原封不动地保持了象雄语，充分说明了其源自本教医典。此外，由三个印度瑜伽咒士从桑耶寺找到的伏藏本，亦应是杰布楚西所说之《医药经》及《七章本疏》等无疑。后期在藏流传的医疗学源自古象雄文化之一明证是：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关于药方有两卷，火灸方两卷，共四卷，其中一火灸方卷后记中说：“此卷在库中亦无，乃从所有疗方中搜集，并与象雄之根本疗方相配而成。”医学在分析判断某一病症在病理上的远近诸种病因时，离不开卜算占卦，因此，在以五明之学分类时，这种卜算占卦之术便收类于医方明之中。辛饶弥沃佛在为恰辛祖飞列加等人开示恰辛本教之法时，亦将“度”(禳解)、疗方、“求提”、占卜、圆光、占音、算学、医药学合融在一起，也鉴于此理。
中国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24日披露，该所自2006年起整理出版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目前完成英藏9册、法藏22册(每册336页左右)，并正在推动古藏文文献的数字化建设，有望完成具备智能检索功能的数据库。这些文献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藏文文献首次以出版形式回归故里。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珍贵古代文献文物流落海外。在这批流失的珍贵文物中，包括1万件左右的藏文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写本。目前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文献，是流失海外最大宗、最重要的民族古文字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据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介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中，古藏文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系第二大类古文献。才让说，与国内相比，珍藏在英、法、美、日、俄等国家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内容十分丰富，除了佛教文献外，还有法律、社会契约、历史、医学、伦理、民间故事、语言等方面的文献。此外，还有译自梵文、汉文的文史类著作，比如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汉语古代著作如《战国策》片段的译文，也有儒家著作的翻译。据才让介绍，该所整理出版英藏9册、法藏22册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历时13年，而这项工作还未结束，最终计划整理出版英藏15册、法藏30多册。此后，还将出版其他国家所藏古藏文文献。“有些文献只剩残存断片，文字模糊，内容解读会有一定困难。我们在仔细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与传世的佛教文献进行比对，然后对文献拟名。”才让说，由于按照英法对文献编号的顺序出版，每册所涉及的内容较为繁杂，并非单一文献。下一步，将对文献分类辑录，更便于研究。该所目前完成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影印本，也是英藏、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首次完整出版。这将有利于研究公元8至11世纪吐蕃的历史文化及当时的民族文化交流史。来源：中国新闻网
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405）所写《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敦煌汉文写本中佛典占百分之九十五，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甚多，也发现一些中土已佚的经卷，如隋唐时再三遭禁的三阶教的教义经文，以及一批疑伪经等。敦煌佛典中的一些卷子，近年来引起学者们的注目。如《楞伽师资记》及王锡撰《顿悟大乘正理诀》等，可用以说明8世纪拉萨法诤的情况。藏僧管·法成的《瑜伽师地论》讲义录等，则反映了藏族学者对汉、藏两族文化的贡献。汉文遗书中非佛典文献占百分之五，其中包括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中，隶古定《尚书孔氏传》十分重要，皇侃撰《论语疏》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属于小学类的韵书有二十余件，其中有陆法言的《切韵》等。 敦煌文献中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河西节度使判集》有助于对安史之乱后河西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归义军节度使相关的文书，使晚唐、五代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见沙州归义军）；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籍帐方面，包括计帐、户籍、差科簿等已发表的多达二十余件，对《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许多问题得以探明；唐天宝年间《■煌郡■煌县差科簿》为唐前期杂徭、色役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帖、帐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对于研究唐五代及宋初的劳动者身份地位以及租佃关系、高利贷经营等方面的问题，都是第一手资料。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五百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转经历、追福疏、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好材料。敦煌文书中，还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写本。藏文《吐蕃历史文书》、古突厥文《摩尼教忏悔文》、于阗文《于阗沙州纪行》等，均负有盛名。
敦煌原本为月氏人的游牧之地，但自汉代设立河西四郡以后，就开始逐渐并入中原的版图，不过，在这之后，敦煌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仍然很密切。到了唐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曾经占领过敦煌，并留下了许多藏文文献。至张氏与曹氏归义军时，还留下了大量回鹘与于阗国的珍贵文献。敦煌所保留文献的丰富程度与价值之高超出我们的想象。敦煌莫高窟所保留的壁画与泥塑一、吐蕃在今天西藏本土保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非常的少，但在敦煌却保留了大量吐蕃时期的传世文献。在敦煌所出土的藏文文书中，不仅保留了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资料，还保留了和吐蕃王室有关的历史文献，如《吐蕃王朝编年史》。另外，在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涉及吐蕃历代赞普事迹的《吐蕃王朝大事记》，这部书对我们研究早期吐蕃历史，特别是赤松德赞统治敦煌之前的吐蕃历史有很大帮助。在敦煌文书中还有反映在吐蕃统治时期，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历史文献，如《吐谷浑大事纪年》，就记述了吐谷浑向吐蕃称臣时的故事。吐蕃使臣像二、两个回鹘政权与归义军政权公元840年，身处蒙古高原的回鹘被黠戛斯攻灭，此役让回鹘国彻底亡国，并进行了大举西迁，一部分回鹘入居河西走廊成为甘州回鹘，一部分回鹘到达吐鲁番成为西州回鹘。过去我们对这两个回鹘的了解多集中于《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与《宋史》等正史文献的记述，但内容也多与朝贡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的回鹘人像此时，甘州回鹘在归义军的地盘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西州回鹘又侵吞了归义军政权在伊州（今哈密）的地盘。历史上敦煌正好处于这两个回鹘政权所交汇的地方，在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两个回鹘政权既有争夺又有来往，而敦煌文书中就有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对两个回鹘政权与归义军政权之间的关系，中国传世文献记载的特别稀少，只有通过敦煌文书才能知道其中大概的内容。三、于阗王国于阗王国原为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一个王国，自汉代就有关于于阗国的记载，至唐代于阗国依然强大，作为西域早期的佛教国家，其宗教信仰一直较为浓重。唐中期，于阗被吐蕃所占领，而于阗是何时从吐蕃的统治下独立出来的，目前文献没有具体的记载，但估计应在公元9世纪前后，即与张议潮归义军起义的时间大体相当。敦煌的佛教雕塑于阗国虽然很早就脱离了唐的统治，但于阗国的国王一直保持着对唐的纳贡，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于阗国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至公元914年，于阗国开始与曹议金所建立的曹氏归义军保持密切的来往，特别是曹氏归义军与于阗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即于阗王娶了曹议金的女儿。至10世纪，回鹘建立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剌汗王朝。不久刚刚崛起的喀剌汗王朝就对于阗佛教国发动了以宗教为名义的战争，此时于阗国为了获得经济与军事的援助，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敦煌文书中就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于阗与敦煌之间交流的史料。在今天敦煌的壁画中还保留了众多带有于阗人特点的壁画，而这些宝贵的材料也成为了研究于阗史的重要史料。今天于阗国的佛教遗址四、粟特人粟特地处中亚西部，自中世纪开始就成为了东西间文明传播的中介者。隋唐时期，他们大批次地进入中国，而敦煌就成为粟特人东西往来的主要中转站。所以敦煌保留了大量以粟特文撰写的文献。唐代时，粟特人主要生活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康国、石国、米国等地，汉文史籍称之为昭武九姓，7世纪开始就与唐发生密切的关系。8世纪初期，中亚和大唐之间的战争导致西域局势紧张，加之安史之乱与吐蕃入侵，致使生活在今天新疆的粟特人不得不选择四散而逃。文献记载，到了吐蕃统治时期仍有粟特人在敦煌活动，并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在今天敦煌的藏经洞内，发现了大量由粟特人留下来的佛教典籍。但实际上粟特人原先信仰祆教，后来因为长期在敦煌生活而改信了佛教，这也说明部分粟特人在敦煌一带曾经长期存在，而敦煌的佛教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粟特人。粟特人留在敦煌的珍贵文献也成为今天人们研究唐代粟特人生活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