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1日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从楚竹书记载的尧舜传说考察尧舜在大一统帝王世系中地位的形成、战国楚竹书中所见尧舜之前古帝王系统的初步研究、出土文献中所见的楚先祖世系传说及其相关问题等。 《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丛书2011年6月1日本书是郭永秉先生自2005年至2010年的有关古文字与古文献方面学术文章的结集。内容包括:《上博藏西周寓鼎铭文新释》、《商周金文所见人名补释五则》、《秦驷玉版铭文考释中的几个问题》、《补谈“栾氏”玉器伪铭的来源》等。
按照李零的整理，《容成氏》全篇共存完、残简五十三支。竹简发表后，学者们就竹简拼合及编连问题进行了讨论。在竹简拼合方面，陈剑《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载《续编》，以下简称《小议》)从编绳位置和内容两个方面指出简35上段与下段不属于同一简，应该分别编号重新排列，并把此简的上段和下段分别编为“35A”和“358”。这一意见被研究者普遍接受。《小议》在李零排序的基础上对全篇竹简进行了重新编连，为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此外，简15与简24原本是两段残简，单育辰《<容成氏>杂谈(三则)》(载《简帛研究200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从缩放比例和文义两方面论证了这两支简应该直接拼合。郭永秉《从上博楚简<容成氏>的“有虞迥”说到唐虞传说的疑问》(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将简5与简32的“又吴迥”释读为“有虞迥”，认为是指有虞部族名回的酋长。并据此将简序编排为31+32+4+5。按照他的编排，《容成氏》有关舜以前的古史传说，应当归结为“古帝王一有虞迥一尧一舜”。除了上举文章及研究专著之外，其他学者如黄人二《读上博藏简容成氏书后》(《出土文献论文集》，高文出版社，2005年)、白于蓝《<容成氏>编连问题补议》(载《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中文大学，2003年)、于凯《上博楚简<容成氏>疏札九则》(载《续编》)、陈丽桂《谈<容成氏>的列简错置问题》(载《续编》)、王志平《<容成氏>中制乐诸简的新阐释》(载《续编》)、王晖《楚竹书<容成氏>错简问题与原始氏族社会研究》(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十三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黄人二《(孟子·万章上>篇诸章与上博藏简<容成氏>涉及尧舜禅让之竹简》(载《儒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三联书店，2007年)、李守奎等编著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文字编》(作家出版社，2007年)中《附录六》的《释文》、王瑜《<容成氏>的竹简编连及相关问题——兼与黄人二等商榷》(《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2期)等也均有编排或讨论。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
有敦煌与吐鲁番文书研究、复旦、北大、华中师大。南大历史文献是历史专业的一个很重要分支，很多有成就的大家都是对历史文献颇有研究的，比如陈垣先生，文献专业现在比较好的是华中师大，但是出土文物方面，现在就是上博简研究比较热点，老一点的有敦煌与吐鲁番文书研究，复旦，北大，南大都是不错的
出土文物研究属于考古专业。另外，没有历史文献学这个专业，只有古代文献专业，一般在中文系。
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富、完备、连续和系统见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出土文献的鉴别、择善，我们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古代历史，了解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知识结构。
2000年9月姜鹏开始随朱维铮先生治学，成为当时朱维铮先生门下年龄最小的弟子。而就在那时朱维铮先生在时隔十数年后，首度重新开设“中国经学史”的课程，朱先生这门课有个习惯，每次都预先布置下堂课的主题，并要两名学生在他开讲前做读书报告。姜鹏这个新兵便光荣的在第三堂课就要做读书报告。而不巧的是那时候姜鹏当时正中了“秋毒”患上带状疱疹。于是便忍着疼痛写了一篇《孔子与儒的角色转变》。虽说朱维铮先生在前一堂课中已然说过，甲骨文中没有“儒”字，但姜鹏考察了可靠资料，发现甲骨文中已经识别出“儒”字。于是这个小牛犊便在课堂上向学术界泰斗朱维铮教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并提供了可考察的资料。姜鹏讲完自己的意见后，朱维铮先生非常高兴，认为姜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并且改变了他的看法。事后先生还用这些材料写了篇《难说的说儒公案》，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同时姜鹏因为这件事给朱维铮教授以及师兄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姜鹏年纪轻轻的便有机会同师兄们参与朱维铮教授主持编校的书籍《利玛窦中文著译集》2012年偶然的机会，百家讲坛的编导看到姜鹏的一些关于上海青年读书活动的公益性讲座后，便邀请姜鹏参加百家讲坛这样一个能发表自己独特见解的平台上来，于是便有了百家讲坛之行。[1] 同时我们也发现王立群先生以前在百家讲坛讲《史记》的时候也石也读“shí”，也曾遭受质疑。看来这个问题并不简单。随后部分网友指出《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版），其中“石”字没有“dàn”的读音；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其中“石”字“dàn”的读音后括号中有一段说明：“在古书中读shí，如二千石、万石等。”姜鹏据了解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小说家史杰鹏先生表示，“石”和“担”的情况属于同义换读，把“石”读作“担”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因为“一石”和“一担”的分量相同，因此产生换读。宋代以后，把“石”读为“担”日趋普遍，但也只限于民间，“石”的“dàn”这个音，在《康熙字典》中也不见载，可见这个字的俗读当时并没有得到官方承认。史杰鹏为此专门在《文汇报》文汇学人版发表了文章《“二千石”之“石”究竟怎么读》来阐述这个问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先生认为，汉代的“二千石”肯定不能读“dàn”音，当时还没有这个读音。[2] 朱维铮病危那几天，姜鹏反思，“自己这几年就像个贪玩的孩子，耽于艺文，忘乎大道。总以为有先生在，不用自己操心。”在最后的日子里，朱维铮用整整两个晚上和姜鹏长谈。姜鹏曾对人说。他承认先生批评他在“百家讲坛”上做《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节目，告诫还是要把根基牢牢扎在学术上。这些年来，大家从这个节目中了解历史，也把历史变成了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学者明星化，泛滥成灾的历史剧，使历史成了娱乐场。这和史学家守护的原则势同水火，朱维铮难容对历史的轻佻，直言：“于丹不知《论语》为何物”。“那些粉丝中了毒，像喝了毒奶粉一样。”[3] 在“百家讲坛”主讲并创作《两宋风云》的袁腾飞被爆不少片段有抄袭小说《柔福帝姬》的嫌疑。针对袁腾飞回应“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宋史专家姜鹏表示，作为教师、讲史人，应该有起码的道德自律和学术真诚，他的回应完全看不出这一点。姜鹏说，“学术界有个标准，在相同主题情况下，如果连续13个字符与其他作品相同，则视为抄袭。”而袁腾飞抄袭作者原创作品的情节，更是对作者创意的抄袭。
《唐碑汉刻的文化视野》，31万字，人民出版社，2009；《咸阳碑刻》，57万字，三秦出版社，2003《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壹》，100万字，文物出版社，2000；《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68万字，三秦出版社，1991《西安交通大学校址千年历史文化考》，23万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试议墓志铭变格破体的文学现象，《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权威期刊）五代朔方节度使冯晖墓志初探，台湾中央研究院《大陆杂志》(96),1992中国碑刻文化的现代哲学观照,《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CSSCi）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之比较，《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CSSCi）浅谈咸阳地区近年出土的唐代墓志，《出土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8陕西杨陵区文馆所四方唐墓志初探,《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CSSCi）传播美学视野下的碑刻媒介，《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CSSCi）现代视角下的西部多民族文化探索,《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 （CSSCi）《白鹿原》的修辞艺术,《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核心期刊）“诗书俱妙”探证,《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CSSCi）美学系统中的意象,《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CSSCi）论中国诗歌精神对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的超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CSSCi）
著作1、《敦煌音义汇考》（合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2、《敦煌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5年3、《敦煌经籍叙录》，中华书局2006年4、《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合著），中华书局2008年。主要论文1、《伯三六Ο二残卷作者考》，《文史》第40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2、《唐写本〈礼记音〉著作时代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3、《唐写本〈礼记音〉所见方音考》，《俗语言研究》第4期，1997年，京都：禅籍俗语言研究会编。4、《北图藏殷42〈论语音义〉残卷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中古碑志与大型辞书编纂》，《唐研究》第3卷，荣新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唐刺史考〉阙误补正》，《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1999年。7、《〈汉语大词典〉义项阙漏举例》，《古汉语研究》第3期，1999年。8、《〈日藏宋本庄子音义〉校证》，《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1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9、《〈淮南子〉补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10、《敦煌本〈尚书〉叙录》，《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郝春文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11、《碑志释词》，《汉语史学报》第2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2、《北敦14681号〈尚书〉残卷的抄写时代及其版本来源——与王煦华先生商榷》，《敦煌学辑刊》第2期，2002年。13、《BD14681〈尚书〉残卷考辨》，《新世纪敦煌学论集》，项楚、郑阿财主编。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14、《BD09523〈礼记音义〉残卷跋》，《敦煌研究》第2期，2003年。15、《敦煌出土〈尚书〉写卷研究的过去与未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季羡林、饶宗颐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6、《敦煌〈诗经〉卷子研读札记二则》，《敦煌学辑刊》第1期，2004年。17、《法藏敦煌〈毛诗音〉“又音”考》，《中国俗文化研究》第2辑，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18、《跋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诗经〉写卷》，载《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9、《唐写本〈周易经典释文〉校议》，《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中国文物研究所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0、《跋国家图书馆藏〈春秋谷梁传〉集解残卷》，《敦煌研究》第1期，2006年。21、《关于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周易正义〉写卷》，《甘肃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甘肃省博物馆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22、《试论法藏敦煌〈毛诗音〉写卷的文献价值》，《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23、《英藏敦煌〈毛诗音〉写卷所见〈毛诗〉本字考》，《敦煌学辑刊》第3期，2007年。24、《从敦煌写本〈礼记音〉残卷看六朝时郑玄〈礼记注〉的文本》，《文史》第4辑，2009年。25、《〈毛诗〉文字探源四则》，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出土文物研究属于考古专业。另外，没有历史文献学这个专业，只有古代文献专业，一般在中文系。
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从新疆楼兰遗址采集到魏晋简牍，被看作是中国简牍现代考古发掘的滥觞。2001年8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暨长沙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20世纪简牍发现整理研究的历史，预示了21世纪简牍整理研究的强劲势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重要的简牍图书在2001年出版，成为新世纪中国简牍整理研究最辉煌的开篇。这里仅对其中最具原创性、基础性的五部书试作评介，这五部书是：《关沮秦汉墓简牍》、《龙岗秦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关沮秦汉墓简牍》 《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收录位于今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的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和岳桥村萧家草场26号汉墓所出简牍：竹简416枚，木牍1方。 周家台30号秦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3年6月间发掘，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具体年代相当明确，在秦二世元年（前209）或稍晚些时间，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级官吏。墓中出竹简381枚，木牍1枚，根据简的形制和内容可分成3组。编者将3组分别定名为《历谱》、《日书》、《病方及其它》。 第1组《历谱》简，包含秦始皇34年、36年、37年和秦二世元年等4份年谱，记载了49个月的朔日干支，其中有3年是连续的。这是难得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秦末汉初间历谱的空阙，为解开长期以来困扰学者的秦和汉初行用何种历法的疑团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书后所收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和初步探讨。秦始皇34年历谱，实际上也是一份墓主人该年的日记。它和尹湾汉墓出土简书《元延二年日记》一样，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历谱上记事，所记之事逐一写于该日干支之下。记事内容基本为与主人有关的官吏任命、机构调整、出差行止等。其中记载的15个地名，是研究江汉地区历史地理的新材料。简文中出现了倒文，为破解《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之谜提供重要佐证。 第2组《日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之后秦代《日书》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主要内容有二十八宿占、戎历占、五时占、产子占、五行五子占等，因此这一组简也许定名为“占书”更加贴切。二十八宿占最引人注目，首列自当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十二个月月名及各月所值的星宿名，后接一幅画在26枚简上的图，再接详记北斗指向某一星宿时的占卜答案，最后讲关于如何操作的方法。二十八宿占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从中向外，依次记：表示东西南北中的十天干、表示所谓“二绳”“四钩”的十二地支，二十八时称、二十八宿名、五行中除土之外的其它四行名，大圆外记四方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天地合一的式盘平面图。它将一天完整地划分成28个时段，二十八时段的名称为：夜半、夜过半、鸡未鸣、前鸣、鸡后鸣、〖B322〗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时、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失、FDA1时、下FDA1、夕时、日〖B322〗入、日入、黄昏、定昏、夕食、人郑、夜三分一、夜未半。这是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是对秦代记时制度的重要补充。二十八宿占所占事项有：狱讼、约结、逐盗追亡人、疾病、行者、来者、市旅、物色、战斗等。戎历占，也是首次面世的珍奇数术文献，其具体占法分两种。两种占法，均将一个月30天等分作5个单元来操作，但两种占法的每个单元内的组合结构有所不同。五时占，可与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的《日书》相对照。产子占也见睡虎地秦简《日书》。该组最后有一篇由3幅标着天干地支的图和有关五行、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的文字组成的占书，当属式占地盘系统，非常值得重视。 第3组《病方及其它》，其内容除了几个治病偏方外，基本上是趋利避害、求吉禳凶的各种方术，与所谓《日书》性质相同，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宝贵文献。 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2年11月间发掘，是一座西汉初年的墓，墓主身份为基层的乡里胥吏。出土竹简35枚，记载随葬器物的名称、数量，并有“方”等作为记号的文字或符号，所记器物有车马、奴婢、漆木器、铜器、陶器，大部分可与出土实物相勘验，是一份典型的遣册。值得一提的是，该墓所出部分漆器上有几十个烙印和刻划的文字符号。 该书以《关沮秦汉墓简牍》为题，发表全部简牍的照片、释文与考释。同时，书中收录了相关的两个墓葬发掘报告——《周家台30号秦墓发掘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发掘报告》，内附大量照片、线图，书后还收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萧家草场26号汉墓人骨观测》、《周家台30号秦墓、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木制品木材鉴定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部分动植物标本的鉴定报告》作为附录，详细全面地提供了这批简牍的考古背景。本书将出土文字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密切联系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同类出版物中文字资料与文物资料彼此脱节分离的缺陷，实现了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为提高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完整性、科学性作了成功的探索，具有独创性和示范性。 该书编者彭锦华在编撰过程中，集思广益，吸收了李学勤、李家浩、俞伟超、张培瑜等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简牍学、考古学的新水平。《龙岗秦简》 《龙岗秦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89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的6号秦墓出土的简牍：293枚竹简，1枚木牍，138枚残片。 简牍内容为秦代律令，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牍出土之后，秦代法律文献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它向世人第一次展示了秦统一后的法律文本。墓葬年代可以定在秦二世二年(前208)至汉高祖三年(前204)之间，与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基本同时。这也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墓主人应是一个职掌云梦禁苑管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关于这批简牍的资料，起先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的《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和《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8集，1994年12月）中披露，引起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以后，中国文物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平生、李天虹、刘国胜等联手对龙岗秦简进行了再整理。鉴于简牍质量较差而产生文字模糊的问题，首先利用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研制的“红外线读简仪”，重新释读简牍文字，解决了许多疑难，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接着进行重新释文、缀合的工作。在充分吸取已有成果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融整理和研究为一体的《龙岗秦简》。 书中刊载全部简牍的照片和简牍中除残简之外的摹本。考释部分首列释文，然后在每条释文之下分缀合、注释、大意、校证等项作整理研究。编者认为：龙岗秦简的内容有一个中心，即禁苑管理。简文应视为有关禁苑管理法律条文的摘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涉及禁苑的，二是间接与禁苑有关的，三是可能与禁苑有关的。按照这个思路，对龙岗秦简作了重新整理。显然，这是目前最为合理的编排。 书后附录汇辑了李学勤《云梦龙岗木牍试释》、黄盛璋《云梦龙岗六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胡平生《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刘国胜《云梦龙岗简牍考释补正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等5篇论文，对龙岗简牍作专题讨论，尤其对木牍的探讨相当深入，十分精彩。 该书成稿后经裘锡圭、李家浩等审读，定稿时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本书可以说从整体上反映了20世纪龙岗秦简整理研究的新水平。《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的“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坞堡北侧编号为F26房址的一面墙上。它由正文和标题两部分组成，各有一个由宽约25厘米的墨线绘成的栏框。正文在前，标题在后。正文101行，标题分两行书写。整个壁书长约222厘米，宽约48厘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从原文可知，这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十四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诏书五十条，按四时十二月次序书写。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其中，春季20条（孟春11条、仲春5条、季春4条），夏季12条（孟夏6条、仲夏5条、季夏1条），秋季8条（孟秋3条、仲秋3条、季秋2条），冬季10条（孟冬4条、仲冬5条、季冬1条）。 “月令”一类文献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是华夏先民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对大自然(包括时令气候、动植物生长繁育等)和人类生活、生产之间关系作长期观察体验所得出的经验总结，包含了许多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真理，特别是其中顺应天时、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遗书，可谓现存最古老的“月令”。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发现，为认识研究“月令”文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同时，它也为《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五年“又增法五十条”的记载找到了具体的考古实证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来说，它独特的文物和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悬泉简牍一起被发现，实际上已与悬泉汉简融为一体。 书中收录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图版、释文、注释及有关论文。在2000年第五期《文物》上首次公布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释文和1张照片，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和关注，但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存在严重缺陷。为弥补缺憾，取得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支持，胡平生领衔编撰本书，得到裘锡圭、李家浩等帮助。 由于在拼合、修复原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 ，因此编者对原件照片及《文物》公布的释文重新进行认真鉴别、细致讨论，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以便为学术界正确认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提供一个尽可能真实可信的基础资料，体现了客观求真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精神。 本书共收录原件照片6种，其中原始照片4种，修补本照片2种，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件在整理过程不同阶段的各种信息。释文按原件行款写定，并加标点符号，保留除重文号之外的其它符号。注释做得相当细致深入，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在考订文字中，充分利用了6种照片，并结合对原件实物的直接观察，讨论修补本照片存在的问题，校订2000年第五期《文物》释文；在诠释内容时，兼顾原文行次和十二月份的关系，汇集有关“月令”的重要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及高诱注、《礼记》、《月令》及郑玄注、孔颖达疏、《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蔡邕《月令章句》等，进行比勘阐述。书末《附录》收有《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诏条〉研究》、《〈扁书〉、〈大扁书〉考》，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概况和《月令诏条》的颁布背景、历史渊源、主要内容、发现意义等作初步探讨
楼上说错了，历史文献是历史专业的一个很重要分支，很多有成就的大家都是对历史文献颇有研究的，比如陈垣先生，文献专业现在比较好的是华中师大，但是出土文物方面，现在就是上博简研究比较热点，老一点的有敦煌与吐鲁番文书研究，复旦，北大，南大都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