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出土”，从内容上看，它和传世文献的分类是一致的。而“时过境迁”，“出土”的特征一旦消失，它也就成为传世文献的一部分。比如说《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最早都是出土文献，但现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我们很少说他们是在进行出土文献研究。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被视为出土文献的，以后可能也就都成为一般文献了。
最好找专门写作的人，自己写太烧脑啦
一、学术论文写作的意义 硕士论文写作是研究生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学习任务之一，也是硕士研究生知识与能力结合、提升理论水准的一项重要环节。进行硕士论文写作，有利于全面训练研究生的教育科学研究能力，有利于引导研究生学会思考、学会发现、学会钻研，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同时，硕士学位论文是现行高等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实现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在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综合运用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而言，硕士论文的作用和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硕士论文体现着高等教育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学术论文是发表学术成果的基本方式，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标志，理应成为各级各类学术研究者熟练掌握的一种应用文体。适应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惯例，能够写出合乎标准和要求的论文成为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的基本教学目标和要求，也是现代高级专业人才应当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 2、硕士论文是高校研究生教学质量的检验方式。 研究生论文写作水平是检验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研究生生论文的水平往往能够体现出学校的教学水平。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和公立民办的各级各类高等院校而言，学术论文作为行之有效的研究生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检验方式，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3、硕士论文是专业学习的总结，是必需的学术训练。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中，论文写作是一项基本内容。通过论文的撰写，研究生可以有目的、有计划地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梳理、检验和完善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结构，掌握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规范、规律和标准，培育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 二、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学术论文的规范是课题研究与表达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它是通过对于学术论文特征的全面分析，确立出评价论文质量的一般标准。 学术规范包含着多个层面、多个维度的丰富内涵。学术论文的特征表现为学术性、科学性、创造性与理论性四个方面。学术性是指语言的学术性、内容的学术性和问题的学术性。 创造性的内涵包括：研究是否推翻前人不正确的定论；有无新发现或提出新理论，或解决新问题；研究虽为老问题，但有无新意，或在继承前人成果的运用中发现不足而予以完善；是否反映在众多观点中独树一帜的见解。科学性指合乎规律、真实、准确的知识与结论，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出内容准确、思维严密性与论证推理合乎逻辑性。理论性是指在论文撰写过程中，运用理论思维，通过抽象、概括、说理来剖析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运用概念、判断、推理所组成的论证方法来解决问题，从而使被解决的问题由一般现象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所有这些规范，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三个层面： 1、道德层面，即坚守学术道德，要以德治学，主要靠自律；2、精神层面，即严谨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3、技术层面，即应遵守论文当一般编写格式和体例。 硕士论文写作应当严格遵循这几个方面的规范性要求，严格接受制度化规范的制约，才能保证写出乎共通标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硕士论文写作是最为基础的专业学术训练，其主要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原则与程序，明确学术规范意识，掌握论文写作规律与方法，达到学以致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目的。如果不进行基本的学术规范教育与学术训练，论文写作过程中就可能会出现不必要的抄袭、剽窃、侵占、拼凑等不端行为，必将在学术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学术规范教育和学术训练理应成为硕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核心内容。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
有敦煌与吐鲁番文书研究、复旦、北大、华中师大。南大历史文献是历史专业的一个很重要分支，很多有成就的大家都是对历史文献颇有研究的，比如陈垣先生，文献专业现在比较好的是华中师大，但是出土文物方面，现在就是上博简研究比较热点，老一点的有敦煌与吐鲁番文书研究，复旦，北大，南大都是不错的
出土文物研究属于考古专业。另外，没有历史文献学这个专业，只有古代文献专业，一般在中文系。
文献史料对历史研究有哪些作用解决方案1：文物的史料作用可证实文献之记载，校正文献之谬误，补充文献记载之缺佚。对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文物则是研究、恢复其社会面貌的实物史料。文物的证史作用中国古代文献是中国的文化宝库。而丰富多彩的文物，对古文献记载的证实，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又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历史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相互印证，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代的世系。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经考证与《史记》记载基本相符《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记载了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史实,《汉书·艺文志》中也作了著录。此后,《孙子兵法》不传,众说不一。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从而证明《史记》和《汉书》记载的正确，使自隋代以来的疑问和误传得以澄清。《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的玉柙(玉衣)葬制，也由河北、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河南、广东、北京等地出土的完整玉衣或玉衣上的玉片及所使用的金缕、银缕、铜缕等得到证实。文物的正史作用在古代，有些史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些在流传中缺佚，有些被统治阶级删改等，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极其珍贵的价值。它的表现是校正古籍记载之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在古代，金石学家以金石文字正诸史之谬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只限于金石，现在可利用各类文物中的资料订正文献记载。这就使文物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挥。在地方志中对一些古迹的记载,由于时代的限制,缺乏资料，又未实地调查，往往以一些传说为据，使记载失实。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少已得以澄清，如河北省磁县许多古，在地方志等古籍中称为“曹操七十二疑”，但经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文物资料(包括墓志)证明并非曹操七十二疑，而是北朝墓群，是东魏、北齐的皇室及王公贵族墓地。在古文献中，往往记载一些生产和生活器物的状况，这些记载又往往被认为是它们产生的时间，以导致错误。《韩非子》、《周礼》中，有关于髹漆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薄板胎漆器出现于战国中期。实际上中国漆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即出土有漆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更有多处发现。这些出土文物，都校正了《韩非子》和《周礼》的记载。文物的补史作用对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以研究和恢复其历史面貌；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补文字记载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记载更丰富多彩的资料。中国的各种古籍，是研究不同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但不可忽视的是正史和其他古籍，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实，特别是关于劳动生产者的史实并未被记载，使为数众多的史实失传，还有不少史籍在历史上散失不传，许多史实被湮没。同时，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文献记载的史实，年代愈早的文献，记载的史实愈简略，甚或不予记载，这就使许许多多能说明社会各个方面的史实缺载。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文物，完全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文物本身储存的信息，可以为研究不同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而有文字的文物,如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古写本、古印本、石刻等，更是直接记载了历史的不同方面，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从而使人们得以了解某些方面的真实情况。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5种秦法律文书竹简，其内容远远超过了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湖南省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5种医书，成书年代都早于《黄帝内经》，在内容上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填补了中国早期医学史上的空白。文物的史料功能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其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是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文物作用的第一步。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后，还要运用这些可信而翔实的资料，研究历史，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文物史料对专门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农业史、畜牧业史、纺织史、陶瓷史、冶金史、建筑史、交通史、天文史、雕塑史、医药史等专业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文物史料，特别是原始社会无文字记载，只有依靠文物史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物的物质成分和所储存的信息了解的越来越清楚，可为专门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更加详细和精确的资料。文物作为有形的物体，在绘画、雕塑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形象生动的实物史料。它比文献资料有更加特殊的价值。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文物同样具有特殊价值。在研究中只依靠文献资料，只作文字描述，不易给人一个形象概念，若增加文物史料，插图与文字配合，人们一看就清楚了。人们从古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上，就比较容易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古代文物可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研究古代文物所储存的科技信息，是借鉴的重要内容。对古代文物所具有的物质形式，可在研究其科学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古代有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被湮没。但运用这些技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些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其中有的经整理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检测，已获得了储存在文物中的科技信息，成为发展今日科学技术的借鉴，或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文物中有大量文物本身就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蕴藏着当时的科学信息。对这一类文物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分析研究，会为发展今天的科学技术提供信息和资料。古代的天文文物和冶金、水利、建筑等方面的文物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古代的科学信息。在战国时期使用失蜡法铸造铜器，汉代使用土法生产球墨铸铁等，都属于这一类。借鉴与促进艺术发展文化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借鉴。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化艺术都是在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文化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书法、绘画艺术，就是在学习前人作品(许多已成为文物)、借鉴前人优点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风格和个人艺术风格的。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是这样，其他文化艺术也莫不如此。解决方案2：提供佐证，文献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方案3：没有文献，哪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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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6月，香港中文大学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并在饶宗颐教授指导下撰写《沙州归义军朝野系年录》一书初稿。 2001年10月—11月，由法国外交部资助，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中国文明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civilisation chionis, CNRS）做访问学者。 2004年9月，赴日本北海道大学参加“日本学·敦煌学·汉文训读の新展开”国际学术会议，提交《敦煌写本真伪弁别示例》及《许承尧旧藏敦煌文献的调查与研究》两篇论文，随后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进行短期访问研究。 2005 年3月—6月，由英国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资助，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Glen Dudbridge（杜德桥）先生邀请，任牛津大学中国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Oxford）访问学者。 2005 年10月，赴台北参加“中国唐代学会”主办的“第七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斯土有灵：唐宋时代之敦煌土地神信仰》。 2006 年3月，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邀请，赴京都大学作“中国古代占风术研究”专题学术讲演。 2006 年12月，赴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出席“东西方的古代历史学：跨文化的对话”国际学术会议（Ancient Historiography East and West: An Intercultural Dialog），并宣读论文New Perspective on Hanshu: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Standard History and the Early Contacts between China and E 2007年9月—2009 年9月，由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资助，学校批准作为首批“带薪长期公派出国”的青年骨干教师，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同时任“招聘外国人学者”），研究课题为“日本所藏博物学汉籍研究”，合作研究者为国际著名敦煌学家、语言学家高田时雄教授。 200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作A Case Study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during the Period of Manuscripts: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Hanshu in Medieval China as seen through Unearthed Documents专题报告。然后赴耶鲁大学出席“密教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又应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讲座教授于君方邀请，作了两场学术演讲，题目分别为“Sacrificial Money in Medieval China: New Discoveries and New Hypotheses”, “From Turfan to Nara: Figurines Discovered along the Silk Road”。接着由美国宗教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邀请， 以特邀贵宾身份赴加州圣地亚哥出席美国宗教学会年会， 并作了题为“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velihood Gods in Medieval Dunhuang”的特别演讲。期间调查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的珍本古籍，并应馆方邀请，对馆藏敦煌文献敦煌写本作了鉴定（已发表相关论文）。 2007 年12月，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继承与创新：新世代的历史学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从吐鲁番到奈良：丝绸之路沿线遗址所见人形方术的踪迹》。 2008 年7 月，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席“第12 届东亚科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宣读论文“Assembling the Precious Bits: Knowledge of Minerals in the Manuscript Houyoushou”，并应邀对国会图书馆所藏敦煌、西域出土文献及日本写经作了初步的鉴定。 2009年9月，赴俄罗斯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出席“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研究视角与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并宣读论文“Figurine Exorcising Technique along the Silk Road”。 2010年8月，赴台湾大学出席“第四届中国中国史青年学者研讨会”，担任评议人。 2010年10月，赴普林斯顿大学出席“佛教、道教与中国民间宗教”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m, Dao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O 8-10, 2010, Princeton University)，并提交论文“Buddhism, Daoism and Astrology in a Medieval Chinese Talisman”。 2011年6月—7月，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佛学讲座教授Stephen Teiser 邀请，在宗教学系做访问学者。 2012年6月，赴英国卡迪夫大学出席“《大唐西域记》国际学术会议”。 2012年7月—8月，由柏林勃兰登堡国家科学院和法国远东学院邀请，进行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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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史料对历史研究有哪些作用解决方案1：文物的史料作用可证实文献之记载，校正文献之谬误，补充文献记载之缺佚。对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文物则是研究、恢复其社会面貌的实物史料。文物的证史作用中国古代文献是中国的文化宝库。而丰富多彩的文物，对古文献记载的证实，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又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历史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相互印证，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代的世系。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经考证与《史记》记载基本相符《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记载了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史实,《汉书·艺文志》中也作了著录。此后,《孙子兵法》不传,众说不一。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从而证明《史记》和《汉书》记载的正确，使自隋代以来的疑问和误传得以澄清。《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的玉柙(玉衣)葬制，也由河北、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河南、广东、北京等地出土的完整玉衣或玉衣上的玉片及所使用的金缕、银缕、铜缕等得到证实。文物的正史作用在古代，有些史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些在流传中缺佚，有些被统治阶级删改等，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极其珍贵的价值。它的表现是校正古籍记载之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在古代，金石学家以金石文字正诸史之谬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只限于金石，现在可利用各类文物中的资料订正文献记载。这就使文物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挥。在地方志中对一些古迹的记载,由于时代的限制,缺乏资料，又未实地调查，往往以一些传说为据，使记载失实。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少已得以澄清，如河北省磁县许多古，在地方志等古籍中称为“曹操七十二疑”，但经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文物资料(包括墓志)证明并非曹操七十二疑，而是北朝墓群，是东魏、北齐的皇室及王公贵族墓地。在古文献中，往往记载一些生产和生活器物的状况，这些记载又往往被认为是它们产生的时间，以导致错误。《韩非子》、《周礼》中，有关于髹漆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薄板胎漆器出现于战国中期。实际上中国漆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即出土有漆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更有多处发现。这些出土文物，都校正了《韩非子》和《周礼》的记载。文物的补史作用对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以研究和恢复其历史面貌；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补文字记载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记载更丰富多彩的资料。中国的各种古籍，是研究不同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但不可忽视的是正史和其他古籍，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实，特别是关于劳动生产者的史实并未被记载，使为数众多的史实失传，还有不少史籍在历史上散失不传，许多史实被湮没。同时，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文献记载的史实，年代愈早的文献，记载的史实愈简略，甚或不予记载，这就使许许多多能说明社会各个方面的史实缺载。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文物，完全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文物本身储存的信息，可以为研究不同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而有文字的文物,如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古写本、古印本、石刻等，更是直接记载了历史的不同方面，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从而使人们得以了解某些方面的真实情况。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5种秦法律文书竹简，其内容远远超过了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湖南省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5种医书，成书年代都早于《黄帝内经》，在内容上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填补了中国早期医学史上的空白。文物的史料功能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其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是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文物作用的第一步。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后，还要运用这些可信而翔实的资料，研究历史，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文物史料对专门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农业史、畜牧业史、纺织史、陶瓷史、冶金史、建筑史、交通史、天文史、雕塑史、医药史等专业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文物史料，特别是原始社会无文字记载，只有依靠文物史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物的物质成分和所储存的信息了解的越来越清楚，可为专门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更加详细和精确的资料。文物作为有形的物体，在绘画、雕塑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形象生动的实物史料。它比文献资料有更加特殊的价值。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文物同样具有特殊价值。在研究中只依靠文献资料，只作文字描述，不易给人一个形象概念，若增加文物史料，插图与文字配合，人们一看就清楚了。人们从古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上，就比较容易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古代文物可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研究古代文物所储存的科技信息，是借鉴的重要内容。对古代文物所具有的物质形式，可在研究其科学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古代有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被湮没。但运用这些技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些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其中有的经整理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检测，已获得了储存在文物中的科技信息，成为发展今日科学技术的借鉴，或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文物中有大量文物本身就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蕴藏着当时的科学信息。对这一类文物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分析研究，会为发展今天的科学技术提供信息和资料。古代的天文文物和冶金、水利、建筑等方面的文物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古代的科学信息。在战国时期使用失蜡法铸造铜器，汉代使用土法生产球墨铸铁等，都属于这一类。借鉴与促进艺术发展文化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借鉴。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化艺术都是在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文化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书法、绘画艺术，就是在学习前人作品(许多已成为文物)、借鉴前人优点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风格和个人艺术风格的。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是这样，其他文化艺术也莫不如此。解决方案2：提供佐证，文献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方案3：没有文献，哪来的历史
《唐碑汉刻的文化视野》，31万字，人民出版社，2009；《咸阳碑刻》，57万字，三秦出版社，2003《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壹》，100万字，文物出版社，2000；《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68万字，三秦出版社，1991《西安交通大学校址千年历史文化考》，23万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试议墓志铭变格破体的文学现象，《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权威期刊）五代朔方节度使冯晖墓志初探，台湾中央研究院《大陆杂志》(96),1992中国碑刻文化的现代哲学观照,《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CSSCi）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之比较，《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CSSCi）浅谈咸阳地区近年出土的唐代墓志，《出土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8陕西杨陵区文馆所四方唐墓志初探,《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CSSCi）传播美学视野下的碑刻媒介，《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CSSCi）现代视角下的西部多民族文化探索,《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 （CSSCi）《白鹿原》的修辞艺术,《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核心期刊）“诗书俱妙”探证,《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CSSCi）美学系统中的意象,《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CSSCi）论中国诗歌精神对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的超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CSSCi）
著作1、《敦煌音义汇考》（合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2、《敦煌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5年3、《敦煌经籍叙录》，中华书局2006年4、《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合著），中华书局2008年。主要论文1、《伯三六Ο二残卷作者考》，《文史》第40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2、《唐写本〈礼记音〉著作时代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3、《唐写本〈礼记音〉所见方音考》，《俗语言研究》第4期，1997年，京都：禅籍俗语言研究会编。4、《北图藏殷42〈论语音义〉残卷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中古碑志与大型辞书编纂》，《唐研究》第3卷，荣新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唐刺史考〉阙误补正》，《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1999年。7、《〈汉语大词典〉义项阙漏举例》，《古汉语研究》第3期，1999年。8、《〈日藏宋本庄子音义〉校证》，《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1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9、《〈淮南子〉补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10、《敦煌本〈尚书〉叙录》，《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郝春文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11、《碑志释词》，《汉语史学报》第2辑，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2、《北敦14681号〈尚书〉残卷的抄写时代及其版本来源——与王煦华先生商榷》，《敦煌学辑刊》第2期，2002年。13、《BD14681〈尚书〉残卷考辨》，《新世纪敦煌学论集》，项楚、郑阿财主编。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14、《BD09523〈礼记音义〉残卷跋》，《敦煌研究》第2期，2003年。15、《敦煌出土〈尚书〉写卷研究的过去与未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季羡林、饶宗颐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6、《敦煌〈诗经〉卷子研读札记二则》，《敦煌学辑刊》第1期，2004年。17、《法藏敦煌〈毛诗音〉“又音”考》，《中国俗文化研究》第2辑，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18、《跋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诗经〉写卷》，载《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9、《唐写本〈周易经典释文〉校议》，《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中国文物研究所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0、《跋国家图书馆藏〈春秋谷梁传〉集解残卷》，《敦煌研究》第1期，2006年。21、《关于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周易正义〉写卷》，《甘肃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甘肃省博物馆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22、《试论法藏敦煌〈毛诗音〉写卷的文献价值》，《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23、《英藏敦煌〈毛诗音〉写卷所见〈毛诗〉本字考》，《敦煌学辑刊》第3期，2007年。24、《从敦煌写本〈礼记音〉残卷看六朝时郑玄〈礼记注〉的文本》，《文史》第4辑，2009年。25、《〈毛诗〉文字探源四则》，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