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登记以外，有多处房子的人也要注意了，在入户登记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分析研究，总结等。 第六次人口普查与10年前的那次人口普查不同的是，第
80年代以来，从不同学科研究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①的成果迅速涌现。作为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型条件下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的迁移和流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多方面正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由此也决定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和发展研究方面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本文将对1978至1998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从1981到1983年，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年成为迁移和流动研究的一个高潮，有41篇论文。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1981至1987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专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移，为之后的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1988到1995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这一阶段的大发展，除了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外，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发布，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4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水库移民、婚姻迁移、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二、迁移研究的主要进展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认为主要的迁出区有3个，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四川与湖南。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文所用1966至1968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1994）。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虽然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1998）。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1996）。“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1994）。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1994）。迁移选择性、迁移模式与机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间一般存在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迁移对移民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迁移的选择性。境外曾有学者对中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迁移是否存在选择性提出置疑。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选择机制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对迁入城镇的人口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专门人才和国家干部，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在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在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早在80年代初，有关调查即证实了这一现象。吉平（1983）调查发现迁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劳动年龄段内迁入北京的，其中绝大部分在30岁以下。李豫等（1984）发现1980～1982年间北京市迁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2%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情况，在婚姻迁移中女性占3%，性别比低至2，基本是女性一统天下。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杨云彦，1994）。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赵耀辉1997）。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1997）。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蔡方1998）。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农业移民中对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迁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人口移动的社会效应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土著居民。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一般来看，处于少数地位或带有落后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迁入区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在移民占多数地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迁入区。在迁入地，土著居民对具有相对先进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采取较为友好或是倾慕的态度，而对由落后文化区迁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这方面较受关注的是对女性婚育行为变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这些研究若能结合与迁出地的对比将更有价值。当前，“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丁金宏（1995）、赵敏（1995）等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陈浩（1996）探讨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关于政策与评价：《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专题讨论外来人口问题（该刊1997）。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和社会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已经由比较排斥走向比较宽容。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刘世定（1995）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对与迁移相关的政策评价，主要集中在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镇化政策方面。在开发性移民与环境移民方面，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水库移民。向边远地区移民的主张一直占主流地位。如仇为之（1981）文中即提出应继续向西部移民，王勋（1984）更提出具体规模。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张受到来自人口地理学界的批评（原华荣1985），其中关于水资源约束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有关评价西北组织移民也间接支持了这些批评（陈伯敏等1988）。80年代后期，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关注被环境移民所取代（解书森等1988；张善余1995；张志良1995）。水库移民作为一类重要的组织移民，也一直为有关研究所重视（张思平1983）。尤其是三峡工程移民更是倍受关注（朱农1995）。1998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对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课题。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方面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题。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而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是歧视性的。我们限制非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其法理依据和理论解释是什么？目前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既无足够的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其次，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相当复杂。目前在歧视性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工资的一部分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补贴①，城市（本地）劳动力则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寻租”②。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已经十分强烈和明显。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研究相对于人口迁移问题，城市化问题更早受到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口科学被打入冷宫时，城市科学仍在艰难地生存，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科学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基础。但是，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样，仍然历经曲折。新中国城市化走过的40余年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魏津1985）：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6%上升到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当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3%，超过农村人口，但在城镇人口增长中只占44%，仍有56%的增长是由迁移取得的。1958至1960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使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7%1961到1965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这种逆城市化是对前一时期超速发展所作的纠正。1966至1977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阶段。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出现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逆城市化运动，前后累计约有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往农村。另一方面，城镇企事业单位又大量从农村招收职工，而且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使得很多农村人口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变成了城市人口，其总数累计亦达2000余万人。进出相抵后，城镇人口净迁出约500余万人。在工业建设方面，出于备战目的的“三线”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宏观布局，但基建投资没有形成城镇对非农产业的吸收能力。这期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城市化水平甚至下降。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在同一工业化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于目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与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表现为“城市化不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剧烈波动，与我们在城市化上认识的波动密切相关。关于城市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是发展带来的“病症”。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思想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想同西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辜胜阻，1991）：第一，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这一思想寄消灭城乡、工农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希望于抑制城市发展、实现所谓城乡一体化上，形成反城市化的主要依据。第二，自然经济思想。由于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狭隘理解，城市第三产业的职能被大大弱化，城市化无法促进。第三，城市化阶级性的思想。有观点认为“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必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老路，中国应进行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
n《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n《人口与发展》、n《人口经济》、n《南方人口》
浅论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一．前言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二．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总是和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口问题。从环境问题本身来看，它的产生似乎同人口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但是，自从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和经济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加上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给我们这个地球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同样是摆在人类眼前的事实。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环境污染的主要出口商，他们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生产、生活垃圾和废物的处理不当造成的，人口增长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是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加，这使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生存环境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在这些国家中，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好似一对苦难的孪生兄弟，而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又相当复杂。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确定了新的发展目标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但是，为了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致遭受根本性的破坏，人类的选择又显得十分有限。促进经济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涵，同时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但有必要明确一点，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人类目前所采取的某些方式是不可取的，是有背于人类和地球的长远发展目标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人类已经开始努力改进以往的不利做法，并力图去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克服种种阻力，人口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此，发展中国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妥善地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这使今后的种种努力显得更为艰巨，也更具有深远的意义。三．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一）人口与土地与粮食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同时它也说明了中国人口对土地和粮食的压力。中国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被农林牧副渔业和城乡建设利用的土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则是沙漠、戈壁、冰川、石山或荒漠，利用难度很高，成本极大。1952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6．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2．8亩。当时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亩。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一倍，却是中国50多年的最高水平。1997年，中国的耕地面积约为14．3亿亩，人均只有1．15亩，比1952年下降了一倍多。1952－1997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近2亿亩，人口却增长了6亿5千万，人多地少的矛盾大大加剧。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将进一步下降。预计15年后，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到1亩以下。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加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目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5亿，到本世纪末，很可能突破2亿。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而且表现在对土地环境的污染破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徘徊不前。由于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压力，迫使农民高强度地使用耕地，使耕地的污染和退化严重。目前，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法是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使土地的结构遭到破坏、肥力下降、板结贫脊。耕地资源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中国的粮食生产在过去的50多年里有惊人的提高。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为2264亿斤，人均产量416斤；1997年总产量增长到9883亿斤，人均产量约为800斤。在这期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但是由于同期人口总数从5．4亿增长到12．36亿，使人均产量增长不到1倍。目前，农业生产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问题。政府年年强调粮食播种面积，但我们仍然感到粮食供给处于紧张状态。中国的粮食亩产现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已远不如过去，因此，为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就必须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二）人口与森林和草原尽管中国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资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仍比较脆弱，森林资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中国的人口增长对木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是对木材制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对薪柴的需求。这种需求驱使人们对森林的大量坎伐。据统计，在全国140个森林局中，已有61个局处于过度采伐状态，25个局的森林资源已经基本枯竭（曲格平，李金昌，1991年）。目前，中国的用材、薪柴、纸浆和其他林业经济产品的供应都很紧张。与此同时崐，由于人口增长对粮食和耕地的需求，加剧了开荒毁林的过程。随着牧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草原出现了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的现象，其后果是草原的沙漠化。中国的沙漠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将有8万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使水土流失严重。中国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多达50多亿吨，涉及11个省区，主要在黄土高原和南方的丘陵地区。黄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为世界第一。长江每立方米水含沙量也达到了1公斤以上，为世界第四。长江上游多为红色土壤，土层最薄的地区只有4厘米，土层下则是坚硬的岩石。森林的开采、草原的沙化和水土的流失与人口增长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减少牧业和林业人口，实现人口的产业结构转变，是缓解森林和草原生态环境危机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三）人口与矿产和能源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储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种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有不少矿产资源储量在世界上居前列。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高。由于人口迅速增长，高耗能工业广泛建立及能源价格长期偏低，使中国的能源供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各种预测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能源利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将进一步加剧。近年来，中国农民滥采矿藏的问题十分严重，这无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冲击。为保证矿产能源的长期和有效供给，提高开采效率和减少开采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四）人口与水资源中国陆地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虽然水资源的总量不少，但利用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一是时间分布不均匀，水资源东南多、西北少；二是时间分配不尽人意，大部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而且年际变化大。人口的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人口的增长使水资源短缺现象更为突出。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于人均水资源减少了一倍多；与此同时，生活、生产用水量急速增长，逐步出现了大片的缺水现象。以北京市为例，1962年前，北京市的水资源是供过于求，此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使用水量急剧上升，1970年基本上处于供需平衡状态，此后，水资源危机开始出现，目前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北京市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2、人口的增长间接地使水资源总量下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导致“围湖造田”，破坏了地表水；二是人口增长导致对地下水的超量开采，减少了地下水的总储量。由于超采地下水，一些城市发生了地面下沉，一些沿海城市还出现了海水侵入，影响了地下水的质量。3、人口经济活动导致了水体的严重污染。目前，中国每年的废水排放量约为350－400亿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业废水平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或间接地排入水体。地下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大部分城市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北方城市地下水的硬度逐年上升。四．总结就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而言，中国已经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体上的协调。但是，要使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共进，必须改变就人口论人口、就资源论资源、就环境论环境、就经济论经济的单一倾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长期需要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有利于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同时，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本身也应该以保护和促进长期发展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建立起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多因素综合治理的总体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人口和计划生育是关键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人口科学人口学期刊排名第一，社科院人口所的杂志。几乎在所有的高校中中国人口科学都是B类权威期刊，人口研究偏数理。从发表难度来看，中国人口科学录用率不超过10%，人口研究在20%左右。
《人口研究》是人口学领域的顶刊，理论文章和数理文章兼收，更具学术性。《中国人口科学》缺乏理论文章，但是数理文章比《人口学刊》《人口与经济》水平更高一些。人口学期刊的排名是：《人口研究》（A）、《中国人口科学》（A-）、《人口学刊》（B）、《人口与经济》（B）、《人口与发展》（B-）、《南方人口》（C）、《西北人口》（C）、《人口与社会》（D）。
中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 相关性分析:1978-2004倪静远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各地区历年人口及GDP统计数据,以东部,中部,西部地区[1]三大地带为划分,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区域差异,以及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年人口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呈阶梯状分布,地区间人口密度差异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而人口增长又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正负两方面作用关键字:空间分布 区域经济 人口密度一,引言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历经90年代的飞跃式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空前规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口总量同步增长,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持续变化1978年以来,以东,中,西部为划分的三大地带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异,导致人口在地区间分布不平衡且近年来,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扩大,这种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日趋明显针对这一趋势许多研究者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从已有研究来看,部分学者从经济地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运用人口密度函数研究人口空间分布与城市发展的相互关系另外一部分研究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人口空间分布结构的变化,人口迁移的原因和影响,即侧重于分析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的因素和人口迁移的经济绩效但是,关于人口空间分布与大范围区域的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数据,完成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分析二,文献综述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自马尔萨斯提出人口经济模型以来,以凯恩斯,西蒙,纳尔逊,索维,舒而茨和卢卡斯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建立模型,论证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之间关系由于出发点和引入参数的差异,结果莫衷一是但从总体趋势来看,研究的侧重点逐步从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转移至人口质量和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单纯分析发达国家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转移至以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与经济增长状况为主然而,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人口数量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缺乏有关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阐述有关人口空间分布问题的研究最初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近年来,地理学者开始运用GIS等技术研究人口空间分布与社会经济数量之间的关系,将其研究扩展到地理学,经济学甚至环境生态学交叉领域随着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中,将人口向城市流动视为劳动在产业间的转移,这种流动是个人对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收入(或者预期收入)差距的回应(朱农,曾昭俊,2004)克鲁格曼在H-O定理的基础上,提出"新经济地理学",从规模经济角度分析城市经济聚集与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关系与西方学术界相同,我国理论界有关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的讨论经历了一个由数量到结构的发展过程研究重心逐渐由控制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转移至分析现有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开始注意到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并进行了初步探索绝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动态角度分析,研究人口空间分布的增量变化即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张善余通过计算迁移者比重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得出结论:经济收入的高低是影响迁移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严善平对90年代以来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证检验证明,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严善平,1998)王德等通过比较迁移前后各省区人口与GDP的基尼系数变化,验证了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均衡作用(王德等,2003)许多学者还从经济绩效方面分析了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蔡昉1996;陈皓1996;王桂新,1997;李强2001;董栓成2004)有关人口迁移的研究揭示出人口的区域间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终究只是从人口空间分布的一个侧面讨论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已有的成果来看,有关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相对较少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沿以下三种思路进行:1,从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因素角度分析二者的相关性韩光辉等通过分析近三十年来我国人口空间结构和变动趋势,认为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不平衡态势,地区差异巨大,但人口密度增长率逐步缩小,在局部地区,人口分布的疏密与聚落性质和规模,自然地理条件及经济开发的类型直接相关(韩光辉,陈喜波,1999)韩惠等通过对中国人口空间格局和成因的探讨,认为影响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的因素有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因素,政策导向等等其中自然环境又是其它因素的基础,但是决定人口分布的关键因素还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可以促进人口的聚集,同时人口的聚集又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韩惠等,200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口分布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人口分布,迁移,城市化等人口空间现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尚未达到较高水平,人口分布总体上还是主要受自然环境影响,而受经济社会制度等因素影响相对较小虽然中国东,中,西三地带建国以来人口规模和密度都呈增长趋势,但人口分布比例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王桂新,1997)这些研究从从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因素角度综合分析了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主因,提出经济因素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和变动的重要力量,但对二者间关系的分析大多是单向的,更偏重于地理学和人口学领域2,从人口空间分布的经济绩效角度分析范红忠等从人口空间分布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方面分析在比较中,美,日等6国生产与人口分布后,他发现我国人口分布与生产的矛盾在于生产集中的同时并未引起人口的相应集中,这种人口分布与生产分布的不一致性导致较大的地区经济差异(范红忠,2003)从而论述了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合理性和滞后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蔡昉从人口密度着手,通过分析人口密度对制度选择,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分析了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认为制度选择,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人口密度制约着市场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发挥作用;相对于对物质资本的稀释能力,人口密度对劳动力的充分供给的正面作用更加明显;教育的正外部型使得人口密度对人力资本存量有着可预期的正面效应因此,人口密度对经济发展并不必然是负面影响通过对我国各地区增长绩效与人口密度关系的实证检验他得出结论:尽管人口增长与人口密度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复杂多变的关系,但人口密度与人均收入水平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蔡昉,2001)3,从人口聚积与城市发展关系角度分析王法辉等依据区域人口密度函数,运用GIS方法,在1982-1990年人口资料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考查了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分布特征以及城市经济发展与周边地区人口增长的关系指出我国区域人口分布特征呈现出距离衰减特征,由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原因,城市人口增长快于边远地区,呈现出向心集聚的趋势(王法辉等,2004)以上研究虽从不同侧面分析了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存在相关性,但均未明确地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对二者相关性进行具体阐述,因而无法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做出一般性分析,也难以对人口空间分布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变动的趋势做出合理预测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均表明,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存在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人口数量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和人口空间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前者的分析而忽视了后者然而必须看到,长达二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后一种关系在我国严重扭曲因此,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的研究是必要且有意义的三,人口空间分布的统计描述1,统计指标描述⑴人口空间分布的定义人口的空间分布是指一定时点上人口在各地区的分布状况,是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2]具体表现为该时点当地的人口密度⑵人口密度的定义人口密度通常指一定时间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数即:人口密度 = 总人口/总土地面积⑶数据说明本文所采用人口和GDP相关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全国总人口数包括现役军人数,分地区数字中未包括;全国人口数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数据2,人口空间分布的时间序列分析1978年至2004年,中国总人口数量呈平稳上升趋势人口分布按地区呈现出东,中,西三大阶梯其中,东部人口比重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三大地带内,中部和西部人口数量稳步提升,增长速度平稳东部地区人口数量和增长速度相对起伏较大全国人口空间分布具体呈现出以下特征:⑴人口在东,中,西三大地带间呈阶梯状分布从人口规模上看,东部人口总量最大,是第一阶梯;中部次之,属第二阶梯;西部人口规模最小,是第三阶梯三大地带间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特征由78年延续至今,总体趋势未发生改变,且地带间人口绝对数量的差异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见图1)图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计算结果⑵地区间人口密度差异明显,且有进一步扩大趋势除西部地区外,东部,中部地区人口密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人口密度超过中西部地区总和,且差异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同时,东部地区人口密度起伏变化量也相对较大(见图2) 图2 数据来源:同上图 ⑶人口增长最快的省份集中于北京,上海,福建,广东等经济发展中心地区和贵州,云南,宁夏,新疆等西部省份(见表1)表1 1978,1992,2004年中国各地区人口比重省份各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197819922004北京89 95 15 天津75 79 79 东河北28 38 24 辽宁91 45 24 部上海15 15 34 江苏09 93 72 地浙江91 63 63 福建56 67 70 区广东84 60 39 山东47 39 06 海南00 59 63 合计85 52 89吉林58 17 08 中黑龙江52 10 94 安徽92 00 97 部河南38 60 48 湖北77 79 63 地湖南39 38 15 江西32 36 30 区山西53 56 57 合计42 95 12内蒙古93 89 83 广西55 76 76 西重庆00 00 40 四川13 43 71 部贵州80 88 00 云南23 29 40 地西藏19 20 21 陕西90 92 85 区甘肃95 99 01 青海38 40 41 宁夏38 42 45 新疆29 36 51 合计54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79),(1993),(2005)计算上表显示,78年以来,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展中心地区人口聚集趋势明显除四川,陕西两省外,西部各省人口数占全国比重均有所增加与东西部相比,中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⑷地带间人口增长速度基本相同,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长速度关系并不显著总体而言,三大地带人口增长速率曲线基本重合,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基本在5个百分点内,东部地区稍大与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相比,东部地区人口增速并未显著增加(见图3)图3 数据来源:同上图3,人口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截面分析根据2003年统计数据,截至2004年12月31日,全国总人口129988万人其中,西部地区总人口37127万人;中部地区43037万人;东部地区49251万人[2]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135人/平方公里东,中,西三大地带各省市人口密度见下表:2004年东中西部各省人口空间分布情况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省份人口面积人口密度省份人口面积人口密度省份人口面积人口密度(万人)(万平方公里)(人/平方公里)(万人)(万平方公里)(人/平方公里)(万人)(万平方公里)(人/平方公里)内蒙古3020北京68889山西63213广西60207天津13906吉林74145重庆24379河北77363黑龙江4684四川50180辽宁59289安徽96463贵州60222上海632765江西69257云南40112江苏26724河南70582西藏842浙江18464湖北59324陕西56180福建14289湖南18316甘肃4064山东67586---青海127广东79467---宁夏18114海南39241---新疆196316512------表2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计算不难看出,2004年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口空间分布差别较大东部地区各省人口密度明显大于中部,西部地区,成为中国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区域内各省人口密度均远高于全国水平,上海,天津,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分居前几位其中,上海以2765人/平方公里的绝对优势超过北京,天津,成为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中部地区人口分布相对平均,各省人口密度差异较小河南,安徽分列人口密度前两位除黑龙江以外,区域内各省人口密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地带内部省际人口密度差异较大重庆,贵州,广西,四川,陕西五省人口密度列前四位,略高于全国水平,其余各省人口密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青海,新疆三省是全国人口密度最低的三个省份其中,西藏每平方公里仅2人,是全国人口分布最稀疏的省份四,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一方面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推动了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另一方面人口空间分布的差异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1,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推-拉理论认为,同时存在着一推一拉两种力量共同决定人口迁移前者是推动人口迁出居住地的力量;后者是吸引人口流入的力量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口的迁移是劳动者对更好的就业机会或更高的收入水平的回应(朱农等,2004)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无疑是吸引人口迁入的重要力量比较我国三大地带人口空间分布与GDP变化趋势不难发现,三大地带人口密度变化与GDP增长的总趋势保持一致(见图3,图4)90年代中期以后,东部地区GDP规模大幅上升,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水平而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与其它两大地带的差别在这一时期内也明显扩大图4 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然而,由图形3,4分析可知,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并未相应的引起人口增速提升,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量相关性较弱由此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量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量,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人口分布集中,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人口分布相对稀疏,地区间人口分布不平衡趋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而日益明显 ⑵资源,环境,人口规模,国家政策等因素通过制约城市,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间接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水和各种矿产资源,能源等工业生产的必需原料通过对工业的布局和城市规模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口的空间分布以水资源为例,2003年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工业发达的超大规模人口聚集中心的城市水供应总量分别为128823万立方米,308309万立方米和568949万立方米而西部地区青海,宁夏等欠发达省份城市水供应总量仅为15000-20000万立方米左右西北部地区水资源的匮乏,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规模的扩大人口规模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人口规模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体现为在迁出地形成的推力,和在迁入地形成的拉力分析表1不难看出,四川,山东,河南等主要人口迁出源地均是人口大省尤其是山东,河南两省,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80人以上,远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巨大的人口压力对当地人口的外迁形成有效的推力同时,广东,江浙,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强势吸引中心也都是人口高密集地区,庞大的"聚集效应"形成一股有效的拉动人口迁入的力量国家政策的作用近年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开放内陆省份的政策,推动西部内陆省份加速经济发展结果显示,以新疆为代表的边疆省份成为新的人口迁入中心地,其中新疆的年净流入率达到7%(张善余,2004)这充分表明,国家西部大开发等地区导向性政策的实施在改变区域经济格局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口的空间分布2,人口空间分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口空间分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集中体现于人口规模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论述在理论上主要分为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以托马斯·马尔萨斯为代表的马尔萨斯派学者坚信,人口增长对人均的福利有负面影响马尔萨斯认为一旦工资超过生存水平,就有新的人口压力使工资下降,因为人们会更早地结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这样,又把工资将导致能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从长期来看,人口的内生性使得人均收入保持在维持生存水平并停滞不前(德布拉吉·瑞,2002)不难看出,马尔萨斯理论在当代的应用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不一定倾向于选择生育更多的子女,相反,发达国家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说明经济水平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的假设前提难以普遍使用,因此,由之得出的结论也有待商榷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资本产出给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将增加消耗,减小人均数值但是考虑到劳动力投入对扩大生产的作用,简单的假定资本产出固定是不现实的在索罗模型中,人口的消耗作用和劳动力投入对产出的扩大作用相互抵消,长期经济增长率不受人口增长速度的影响但高人口增长率降低了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率不变),劳动-资本比率上升降低了劳动的平均生产率因此,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仍是负面的反马尔萨斯派学者提出需求推动和供给推动两种观点前者认为,人口增长产生的需求压力有助于创新的产生,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后者认为,更多地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思想,"三个臭皮匠",因此,技术进步的速度应该随人口增长而加快而根据克鲁格曼的理论,经济发展"中心"地区同时存在着向心力和离心力两种力量前者表现为在高工资和高利润的吸引下,劳动力和企业向"中心"聚集;后者则表现为人口和工业过度密集带来的资源,环境等问题可能导致的"中心"地区的解体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形成和变化的原因,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东部地区人口与GDP增长的实际情况表明,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影响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首要原因,而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经济增长,这种反作用具有正负两方面效果一方面,随着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投入量增多,技术创新加快,产出规模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着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以制造业,加工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地区工业结构的支柱部分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大量迁入人口产业构成特征是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迁入在业人口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建筑业三个行业(魏星等,2004),为蓬勃发展的二,三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和创新支持,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此外,人口规模的扩张带动城镇基础是设建设加快,教育,医疗卫生等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大大加速了中心地区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人口空间分布过度集中,中心地区的过度城市化也带来了资源紧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住房交通拥挤,社会治安混乱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立此外,西部地区以及中部人口输出大省以高素质劳动力流出和中低水平劳动力流入为主的劳动力流动现状,造成人口输出地高端人力资本大量流失,陷入低人力资本水平-低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从而对缩小东西差距和落后地区经济起飞的实现产生了潜在的负面影响五,结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因素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配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人口空间分布极不平衡,呈三大阶梯状地区间人口密度差异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与经济增量相比,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人口分布的变化又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正负两方面作用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同时形成人口的高度密集地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东三大地区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日趋明显,且仍有继续扩大之势总体上呈现出"劳动跟随资本流动"的趋势由于人口空间分布变化需要一个缓慢的长期变化过程,而沿海和内陆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可能长期存在,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加之人口迁移具有惯性,所以,这种人口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的分布趋势可能还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高度集中的人口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技术创新能力,有利于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同时,人口过度密集也带来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此外,中西部地区知识资源的大量流出使得地区经济增长步伐更加缓慢,陷入低人力资本水平-低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因此,在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建立更加顺畅的人口流动机制的同时,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加强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和人力资本建设扶持,是实现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参考文献:⑴朱农,曾昭俊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⑵严善平中国九十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及其机制社会学研究,⑶王德,朱玮,叶晖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人口与经济, ⑷陈浩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发展人口研究,⑸蔡昉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分析中国人口科学,⑹王桂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差异与人口迁移之关系研究人口与经济,⑺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⑻董栓成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⑼韩光辉,陈喜波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口资源的空间结构,变动趋势及问题与对策人口与经济,⑽韩惠,刘勇,刘瑞雯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成因探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⑾王桂新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一项人口分布经济学的探索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⑿范红忠,李国平对我国生产与人口分布现状与问题的比较分析预测,⒀蔡昉,王美艳,都阳人口密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浙江社会科学,⒁王法辉,金凤君,曾光区域人口密度函数与增长模式:兼论城市吸引范围划分的GIS方法地理研究,⒂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北京:科学出版社,⒃张善余基于出生地的中国人口迁移态势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⒄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⒅魏星,王桂新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口迁移特征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历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⒇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 本文讨论的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9省市[2] 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北京:科学出版社,[3]因统计过程中对现役军人数处理方法不同,统计所得全国总人口数与由分地区数字加总结果不同
毫无疑问，中国人口科学人口学期刊排名第一，社科院人口所的杂志。几乎在所有的高校中中国人口科学都是B类权威期刊，人口研究偏数理。从发表难度来看，中国人口科学录用率不超过10%，人口研究在20%左右。
根据首都高校期刊研究会《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课题组最近披露的初步研究结果,我国人口学核心期刊(中文)有17份,《人口研究》《人口与经济》《人口学刊》《西北人口》《南方人口》《中国人口科学》《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人口动态》《人口战线》《福建人口》《人口情报与研究》《山东人口》《人口与优生》《人口杂志》《民族研究》《安徽人口》《当代人口》（数据有些陈旧，希望能帮到你）。
朋友你好，根据我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经验，我认为：如果投稿更有针对性，命中率会更高一些。这就关系到，你是哪里的？干什么的？写的稿件是什么体裁？什么内容？如果说投稿的话，最好投当地的报刊、网络或者是你从事的职业报刊发表，要投哪个媒体首先要研究哪个媒体，看它需要什么内容、什么体裁、什么格式的稿件，“对症下药”，这样会更轻松一些、方便一些，命中率会更高一些。如果你能够告诉我你的具体情况（干什么工作，哪里的，写的小说的大致内容等），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我1993年开始在部队时开始发表各类文章，包括：报告文学、新闻、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体裁的，到目前，先后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文化报》《法制文萃》《半月谈》《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中国绿色时报》《中国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公安报》《中国交通报》《中国安全生产报》《中国转业军官》《中国人事》《道路交通管理》等报刊发表的大约5000篇左右吧，有40多篇获奖。另外：投稿时，第一要有信心，第二要投对报刊媒体，这两点非常重要。祝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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