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华夏、盛开着五十六朵名族之花。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名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风民俗。不一样的节日，不一样的穿着，不一样的食物，不一样的民居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无不体现出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无不展示着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在我的家乡—江西也有着与这边不一样的过节风俗！我们过节吃的年夜饭是用自家种的大米做的，饱满粒大。我们还要吃饺子、汤圆，用意是团团圆圆；饺子里会放少许糖，用意是这一年的日子过得甜美；还有一种“长寿果”，大多是给老人吃的，是在饺子里放些花生，用意是健康长寿。我们还把饺子和面条一起煮，饺子包的像元宝，名叫“金针穿元宝”。过年时我们还要贴对联、贴年画、拜祖先、敲锣打鼓但最开心的还是我们这些晚辈了，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也表示了长辈们对晚辈新一年的祝福。我们还要到亲戚家拜年，不过，我们要送礼物，都不能是奇数，拜年者进了亲友的门，应该看不同对象说不同的祝语。临走时，主人便会取出自家大桔，意在互赠吉祥。一年又一年。年就这样在传统的紧密急促程序中、在孩子们收到压岁钱的喜悦中、在人们吃年夜饭的快乐中渐行渐远。这也明显地展示了中国文化风俗的魅力！
想要了解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就需要指导中国古代的共同文化都有哪些？
家乡的习俗作文500字一：咋家乡的习俗 在我们这个民族，有许多的节日，而我们小孩总想着过节，因为，每逢过节，学校就会放假，虽然作业比平时多一点，但还是有闲暇、玩耍的时间。 我喜欢过节，最喜欢过中秋节，尤其是家乡的中秋节。因为八月中秋，正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就可以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在我们这里可好了，每年临近中秋节，妈妈和奶奶就会给我们包月饼吃，因为，中秋节是要吃月饼、赏月的。妈妈和奶奶坐下的月饼可漂亮了。做下的月饼你别看表面上像是大饼，但上面的图案就像是雕刻家刻出来的一样，其中，我最喜欢桂花瓣的图案，不仅如此，还是用新鲜的面和陷做成的。主陷是：红糖或白糖，然后再加上点儿芝麻、果仁、花生豆和葡萄干什么的。做出来的月饼，不管是蒸出来的，还是考出来的。只要端在桌子上，就会有一股清香可口的味道，都会让你的口水垂涎三尺。 我喜欢过中秋节，在院子里，全家人为主桌子，吃着月饼，喝着桂花茶，赏着天上圆圆的月亮。有时候，外出在外的家人如果不会来，我们就一边赏月，一边想他们，看到天上的月亮就想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俗话说得好：“每逢佳节倍思亲”。 虽然现在街市上有琳琅满目的月饼，但我还是喜欢吃家里的，因为吃着家里的月饼，觉得好香好甜。 我喜欢过节，但我更喜欢咋家乡的中秋节。因为中秋节代表团圆，全家人坐在一起吃着团圆饭多么好啊!家乡的习俗作文500字二：咱家乡的习俗 说起咱家乡的习俗，那可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拿春节来说吧！ 春节，就是每年的第一天，家乡人叫大年初一。大年初一这天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噼里啪啦的爆竹声除旧迎新。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让人们感觉到欢愉和吉利。 春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吃饺子。为驱邪恶、求吉利，饺子要煮得多，必须有余，饭后锅内要放上馒头，意在年年有余。一旦煮烂饺子，不可说“破了”，要改说“挣(赚)了”。就餐时，除每人一碗外，还要多盛一到二碗，意在希望人丁兴旺。吃饺子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气氛。春节的饺子里多包有钱、枣、栗子等。吃到红枣，意味着新一年能起早干活，勤劳致富；吃到栗子，意味着新的一年能出大力，流大汗；吃到花生米，就能长命百岁；吃到钱，就能发财。不管谁吃到其中的哪一种，大家都衷心地祝贺。如果小孩吃到了钱，家长更是十分高兴，认为孩子有出息，除了鼓励以外，还要赏钱，以示祝贺。 春节还有拜年的习俗，大家互相拜年，旧时拜年要磕头，现在一般只是问好。晚辈向长辈拜年时，长辈要给压岁钱。还有用手机发短信拜年、打电话拜年。美好祝福：吉祥、平安、发财、健康之类的让人们开心的话！。…… 我觉得家乡的这些习俗蕴含了一个千古不变的含义：希望辛苦了一年的人们能开心的好好休息几天，调整好心情，再准备开始下一年的奋斗。人们都希望过上幸福、平安的好生活!家乡的习俗作文500字三：咱家乡的习俗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有五十六个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肯定都有它独特的风俗习惯。在我美丽的家乡上海，就有许多不同的习俗。其中，元宵节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在我的家乡，总是特别重视元宵节。在正月十五那天，家家户户都吃元宵。因为元宵的形状是圆形，圆就意味着团团圆圆，它能够祈福家人团聚，每天都能幸福圆满。 吃完元宵，接下来就是元宵节的高潮部分。要表演踩高跷、舞狮子、划旱船、耍龙灯等元宵节特有的节目。在表演时，每一个观众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表演中、都被表演所吸引了。 说起元宵节，最负盛名的便是观花灯、猜灯谜了。在元宵节那天晚上，每天街上都张灯结彩，处处显示出元宵节特有的气氛。就像《东京梦华录》中说的那样：每逢灯节，开封御街上，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焰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京都少女载歌载舞，万众围观。游人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音喧杂十余里。大街小巷，茶坊酒肆灯烛齐燃，锣鼓声声，鞭炮齐鸣，百里灯火不绝。”热闹的气氛足以形成一条河流，让所有看到的人们都跟他们一起欢呼起来。 正月十五之夜还有一个独特的习俗：观月。正如唐代诗人崔液的上元夜中提到：“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一边欣赏着天空中美丽的月亮，一边看着人们欢庆元宵佳节的样子，此时还有谁能坐得住呢？赶紧出来和人们一起庆祝象征美满的元宵佳节。 啊！这是一派多么祥和、热闹的景象啊！这就是我家乡最独一无二的习俗。是不是也令你十分神往呢？我爱我的家乡，爱家乡独有的习俗！家乡的习俗作文500字四：咱家乡的习俗 中国有很多的传统节日，这些节日都有一个历史或传说，这些传说有的是真实的，也有的是虚假的。 在这些传统节日中，我最喜欢的是春节。春节的时候，我们可以逛庙会、赏花灯，每家每户都必须要贴春联，小孩、大人穿着新衣服，在一起放鞭炮，可热闹了。 春节这些特点是从一个传说中演绎而来的。传说很久以前，在某一座山上住着一只怪兽，山下有一个村庄，村里的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有一天，怪兽下山来觅食，它找了很久，最终喜欢上了吃小孩。然而这一天刚好是正月初一，人们便把这只怪兽叫做年。连续几年，都在这同一天，许多小孩被年吃掉，村民们开始害怕起来。到了晚上，大家做了一个同样的、奇怪的梦：一位老者说：“年怕红色、怕鞭炮声，大家只要有这些就不用再怕年了。” 正月初一到了，年下山来了，来到山脚还是没有进村庄，因为它看到村庄里到处都是红彤彤一片，心里害怕起来，还看见几个小孩在放鞭炮，它吓得慌，逃走了，从此再也不敢出来了。村民们知道了这个喜讯，开心得不得了，于是就把赶走年的这一天叫做大年初一。 年，因为吓坏了，再也没有下过山，有人说它在山上饿死了；有人说由于那一次的原因，它吓坏了，回到山中就吓到死了…… 中国有很多的传统节日，他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我要了解更多的传统节日，了解它们的由来，让我对传统节日的了解更加透彻。家乡的习俗作文500字五：咱家乡的习俗 我的家乡在茂名，我们茂名有一个独特的节日——年例。顾名思义，年例就是年年有此例。年例来由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就有记载，光绪《茂名县志·风俗》载：“自十二月到是月（农历二月）乡人傩，沿门逐鬼，唱土歌，谓之年例。”也就是说，在年例那一天要进行游神，用于驱鬼。 “游神”就是把神像抬起来，绕着村子走一圈，据说这样做可以驱鬼，也可以保佑自己家以及全村的村民身体健康，五谷丰登。说起游神，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传说在光绪时期，有一个地方出现罕见的大旱灾，当地的县官不忍心看到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便开仓救人。谁知县官因为这件事得罪了朝廷，有一大批官员上奏将他斩首示众。在他行刑前的一个晚上，他梦见了一位神仙，神仙对他说：“你是个好人，你不应该死的，当你重新生活后，要把我抬出来绕着村子走一圈，以保佑全村各家平安、吉祥、五谷丰登。”第二天，他果然没死，他再三回忆着梦，发现梦中神仙与小庙里的安济圣王长得一模一样。于是这个地方便有了年例，也就是游神这样一个习俗。当然，每个地方抬的神像不一样，我们茂名所抬的神像是观音菩萨像。 年例不仅要游神，还要在家中摆上十几围的酒席，菜主要是白切鸡、鸭、炒白菜、炒米粉……在年例，每家每户都要赶回家乡，准备酒席、食物、饮料等东西。年例一定要吃鸡、鸭、鹅，这样可以保佑自家的鸡鸭鹅不受病毒感染，而且越养越多。 年例是我们家乡一个独特的节日，它拥有独特的习俗，所以我们一直保留着这个节日。
在豫东杞县，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三、清明节、七月初一、十月初一，为祭祀日。这一传统祭祀民俗，到目前为止，仍在延续着。多数老百姓，到了正月初三、清明节、十月初一，必为已故长辈上坟烧纸，七月初一已经有些淡化。这种自觉遵守的祭祀民俗，没有政府下红头文件，没有人开会贯彻执行。谁家如果那一天不上坟，坟头上不见烧的纸，好像就有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用农村人的话说：“就让人看不起。”我们在外地工作、安家的人，起码每年也要回去一次，或正月初三，或清明节。那一天不回老家的祖坟烧纸，也要在你安家的地方，多在有十字路口的马路上，用粉笔划个圈，在面向家乡的方向留一个口，为自己的父母或长辈烧一份纸。不论在哪里烧纸，都能寄托哀思。不烧纸，总感到有一种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有时候会导致做恶梦，特别是作女儿的，老是梦见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老人们说：“你父母亲没有钱花了，来找你要钱来了（烧纸就是送钱的意思）。”为了不再做恶梦，赶快买一份纸到地里烧烧，心理压力解脱了，恶梦也不再做了。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令亿万中华儿女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经历多次朝代更迭和外族入侵，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饱经沧桑，虽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下面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3篇，供大家借鉴参考。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第一篇：新媒体环境下汉中传统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探析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探索新媒体技术支持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当下研究热点。本文以汉中地区为切入点，借助新媒体技术，探讨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与传承的问题。分析汉中地区的经典成语故事、古代文学作品、传统戏剧、以及传统手工艺的数字化创新与传播，探索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传承，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公众的民族情怀与人文素养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新媒体; 中国传统文化; 汉中历史文化遗产; 现代化转化与传承; 1 研究背景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其意义就在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新时期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已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传统和传统文化才能承承相因、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发扬光大。”[1]“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传统文化是人民辛勤工作和智慧的结晶。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延续和文化发展的继承出发，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进行创新。”[2]因此，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同时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使命。 新媒体是一种新生的媒体形式，它是继传统的报刊、广播、户外、电视后出现的“第五媒体”。其功能强大，主要借助于当今发达且成熟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移动网络、区域无线网等技术渠道以及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的终端，实现海量信息资讯和娱乐体系的在线共享。新媒体技术使得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实现了平等和对等，人们既可以发布和传播信息，也可以接收和享用信息，并与周围的人和事物以及世界实现互动。“新媒体的特征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3]新时期，保护和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历史性任务。将新媒体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结合起来，使得两者相辅相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2 汉中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简介 “截止到2011年6月，汉中已经拥有国家级名录6项，省级名录39项，市级名录59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广泛，种类多样，既有体现历史文化的故事传说及民间戏曲，又有贴近百姓生活的各种民俗活动。”[4]其中比较知名的有蔡伦造纸传说、洋县佛教音乐、镇巴民歌、汉调桄桄、洋县架花焰火技艺、洋县悬台社火等，两汉三国时期遗存下来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丰富了汉中的地方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急需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进行现代转换与传承。 3 汉中地方传统文化新媒体形式的现代转化与传承 (1）汉中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成语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璀璨一页。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包含着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烟云，其中蕴含着很丰富的人文哲理与生活经验。汉中历史悠久，两汉三国历史文化比较丰富，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流传下了许多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成语故事及历史传说，比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萧何月下追韩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骞故事传说、廉泉让水、褒姒传说等。对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进行整理和编排，标注拼音，制作成为电子书样式，并配上真人语音以及名家讲读的音频；还可制作成幻灯片PPT的形式，配上相应的图片，如果条件允许则可使用GIF动态图片，这样更具吸引力。此外，将文化典故以动画的方式进行呈现，或制作音频节目，将文本转化为音视频以满足受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借助手机APP在线功能推广和宣传，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 (2）汉中地区传统手工技艺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工艺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工具与材料，人们将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和认识，以相对稳定的造型、图式、技艺和文化等要素凝结在器物之中。[5]中国传统工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由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氛围，汉中本地保留下来了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例如，汉中面皮的制作技艺、蔡伦造纸工艺、汉中张氏摩崖石刻拓印技艺、洋县蓑衣编制技艺、城固泥塑、洋县架火烟花、谢村黄酒酿造技艺、西乡松花蛋制作技艺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地方手工技艺急需得到关注和保护。在今天这个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可以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方式来进行宣传与推广，使传统技艺能够被广大的人们所认知和了解。 因此，对汉中本土传统手工技艺进行视频加工，将诸如蔡伦造纸技艺、汉中面皮、谢村黄酒的制作过程完整的拍摄记录下来，对其中的加工环节进行细致和完美的展现，能够引发受众的感知欲和好奇心。通过拍摄纪录片或微电影形式，配以优美动听的背景音乐，让观众在观赏这些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愉悦与放松，体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3）汉中传统民俗文化和民俗活动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历经千秋的历史典故，家喻户晓的民俗活动，见证了汉中地区历史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放，相比陕南地区其他区域所特有的自然风光，汉中地区的民俗文化更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是汉中的民俗文化，即在汉中境内的民间地区所形成和保留下来的民间艺术，例如汉调桄桄、镇巴民歌、洋县佛教音乐、端公戏等。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可以请一些老艺人和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的民间艺术家进行现场演绎，通过现场录制和后期制作的方式形成音视频作品，通过各大视频媒体以及网络平台进行投送，也可以由当地政府着手操作，在地方台以及各大公共场所的LED屏幕上进行滚动循环播放。 其次是汉中的民俗活动，汉中的民俗活动多种多样、种类丰富，如南郑协税社火高跷、南郑新集采莲船表演、略阳羌族羊皮鼓舞、洋县杖头木偶戏、洋县悬台社火、老君庙会、春官说春发放春贴、勉县武侯墓清明祭祀活动等。这些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活动展示了汉中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对其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播，可以借助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网络进行传播，充分挖掘民间传播的力度。例如，可以邀请知名视频网站的主播，比如哔哩哔哩、Ac Fun、斗鱼、抖音等，现场参与活动并进行实时直播与互动，借助主播个人的影响力和自媒体视频平台的强大扩散力，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汉中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此外，借助微信，建立汉中民俗活动的公益性宣传公众号，向广大的在线用户进行推送，有一定的宣传与展示效果。 (4)VR技术与汉中文化旅游景点的线上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能使用户沉浸到环境中。 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中还拥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即各种文化旅游景点。其中，两汉三国时期的石门栈道、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武侯墓、张良庙等。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聘请专业的技术团队，对这些文化旅游景点进行精准的测绘，然后通过计算机进行3D立体建模，建立线上文化博物馆。还可在城市内的各大公共场所建立市文化旅游景点的VR体验馆，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不用亲临景区，借助VR设备，进行在线漫游，体验立体沉浸式虚拟游览，并能与景点内的物体进行互动，从而获得立体式全感官的综合性体验。这种新的游览方式与以往的游客进入景区实地游玩体验相比，在保持景点全部区域各种参数与信息完整收录与提供的同时，还降低了参与体验的门槛，能够让游客获得多倍的感受与身心的全面满足，充分体现人性化的思维与设计理念。 4 结束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转化与传承的可行性策略，提出借助在线网络媒体技术和各种视频平台，以及VR技术，对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视频化和立体化的制作的发展路径。此设想的实现需要政府的帮助与支持，加大新媒体传播的力度，使汉中的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得到普及并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 吴增礼，王梦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维度和限度[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01):1- [2] 侍舒玮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J]戏剧之家，2019(12):219+ [3] 张婕，苗思雨，逯鹏祥，等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播特征与对策研究[J]城市党报研究，2020(03):90- [4] 潘秀梅，张慨浅析陕西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保护现状[J]美与时代（上），2013(07):43- [5] 贺超海中国传统工艺的当代价值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我与中华传统文化携手。在我国传统节日里，我“遥望”古代诗句而感慨。传统文化在我的脑海里似乎已转化成了一串串饮食文化的符码，为我品尝中华“小吃”划定了时间表，我津津有味的咀嚼着传统文化的结晶，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察觉得到它的存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我知道吃汤圆的时候又到了。“汤圆呢？今天可是元宵节啊！”餐桌上的面包既让我惊讶又让我纳闷。汤圆汤圆，就是一大家子人要团团圆圆的意思。传统文化在不同的节日里，用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们。它没有消失，就像大家春节一家要团聚在一起，吃着年饭。不同的人用它们不同的眼光看待它，它的重要性也随之改变。传统文化不仅是流动时间的凝固剂，更是民族个性的烙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用自己的个性情感，仿佛群体无意识般地充实着传统文化。内敛含蓄，善良仁义，乐观信赖，天人合一……这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洗礼一路走来，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了它不同的形式，有的至今为人们所熟知，有的已湮没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而现在的我们，尽管奋力追溯着一切传统文化的习俗，争相效仿，但同时并存的，却是日渐冷漠的人情，有的人可以为了工作利益而挤压出更多的时间，却从不为自己的亲友，家人甚至是自己的心灵留一点空间。渐渐地，他们看不见世间的大象，听不到世间的大音，他们与传统文化分手，他们与人间真情绝缘。我们回忆着传统文化，那我们何时能回味传统文化呢？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我们所谓的玫瑰，如果换一个名字，不也一样芳香吗？传统文化需要我们的传承，但花谢了无关紧要，我们所必须做的，是让那余香渐飘渐远
广西特色文化探究来源：24期中青班 作者：赖富强 点击数：519发布时间：2011/5/3 9:52:55广西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地质地貌、沿海沿边的区位优势、多民族聚居区以及不同时期的变迁和发展，孕育出广西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丰富多彩。一是山水文化。美甲天下的广西山水，构筑了广西特色山水文化的灵魂。从历代文人墨客的山水诗词到纵览千年的各类石刻，从徐霞客的八桂足迹到现代人的广西游记，从千百年的传说到漓江画派的出现，都体现了广西山水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广西寻找山水文化的体验，让人身心愉悦，领悟倍升。经过历史的沉淀，广西有非常经典的山水文化。比如桂北山水文化，这一由桂林山水为主题的经典组合，除了三山两洞一条江（象鼻山、伏波山、叠彩山、芦笛岩、七星岩、漓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文化烙印和传奇故事外，还有桂林王府的独秀峰、兴安灵渠、桂海碑林等许多地方所沉淀的丰富山水文化，让人在山水中体验文化，在文化中领会山水，从而使心灵得到升华。体验到“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等许许多多的山水文化。而古今中外的名人在游漓江时兴奋和感受，更成为这条被誉为“天下最美的江”凝聚出山水文化的灵魂。又比如徐霞客广西足迹的山水文化。《徐霞客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文学、地理学名著。在《徐霞客游记》的60多万字中，描述和记载广西部分就达到其三分之一还偏多的21万字，这给广西的山水文化留下了十分丰厚的一笔。1637年农历闰四月初，徐霞客由湖南入广西，历游全州、兴安、桂林、永福、柳州、柳城、融县、象州、武宣、桂平、陆川、玉林、北流、容县、贵县、横县、邕宁、南宁、隆安、天等、大新、崇左、扶绥、宾阳、上林、忻城、宜山、河池、南丹等地。1638年农历三月底，从南丹入贵州。徐霞客在广西整整一年，走遍广西大部分地区。《游记》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他是第一个系统地考察研究广西溶岩地貌的学者。通过细致的观察分析，他对岩洞、石钟乳、伏流、落水洞、漏斗洼地等的成因都作了科学的解释 。想要与古人进行对话式的山水文化体验，徐霞客在广西的足迹路线是理想的选择。红水河奇石文化是广西山水文化的精华之一。红水河是珠江水系西江上游的干流，因流经红色砂贝岩层水色红褐得名。沿途群峰夹谷，河床深邃。红水河石天下奇。近年来，红水河因产奇石而闻名于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叫绝。红水河奇石是被激流漩涡“啃咬”出来的，红水河仿佛一位才艺高超的雕刻大师，把一块块毫无生命的石头，雕刻成一块块百态千姿、晶莹坚硬、栩栩如生、饱含生命色彩、人见人爱的奇石。不管大小轻重，品位高低，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主题、情调和风格，且各领风骚，互不谦让，令人感叹。 红水河石造就了广西的奇石市场，造就了广西的奇石文化，使红水河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奇石之河”。近年来，赏石成为一种时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奇石文化也越来越普及。奇石也成为许多收藏家的青睐之物。沿广西红水河出发，可作令人意想不到的奇石文化的深度体验。二是历史文化。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广西文化的精华所在。远古文化、史前文明、古镇古村、抗战文化等等，遍及八桂大地，在这茫茫史海中如何选择历史文化的精华，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必须根据出土文物、考古发现以及各地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遗产）的挖掘状况，才能找到比较理想的广西历史文化的精华所在。远古文化与史前文明在八桂大地星罗棋布，是广西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的地方就有许多。如“柳江人”遗址的白莲洞，位于柳州市南郊莲花山上，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著名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提议筹办的我国第一座洞穴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博物馆，陈列了大量的古人类和哺乳动物的化石。大约距今5万年以前“白莲洞人”已经会缝制衣服，用火和熟食，构成的白莲洞文化。白莲洞文化及附近的在人类学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白莲洞遗址已经成为中外人类学家关注的科研场所、科普课堂和旅游胜地。而在80万年前的地层发现的百色盆地旧石器时代遗址，有石器加工场、用火遗迹等，表明有一群晚于80万年前的古人类在百色盆地活动，这些古人类曾在这里制作工具，在寒冷的冬天燃起篝火取暖或者烧烤食物。如位于百色市右江区的大梅遗址、田东县的坡洪遗址、田阳县的那赖遗址。证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士提出的所谓“两个文化圈”的理论是不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先后在来宾、柳州、柳城、桂林、荔浦、百色、灵山等地发现10多处重要的古人类及脊椎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广西已成为国内继北京周口店之后又一古人类研究的热点地区。其中重要的发现有麒麟山人、柳江人、白莲洞人和甑皮岩人4处古人类化石产地及百色古人类文化遗址、南宁顶蛳山遗址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左江远古文明”。 在连亘左江数百公里的悬崖峭壁上，一幅幅用赭红颜料平涂的人物、动物、器物画像。画面一般距离江面20-40米，最高的达120米左右。画像大小不一，有的3米，有的仅四五十厘米。据1985年的综合考察，左江流域崖壁画已发现79个地点、178处、280组。宁明花山崖壁画，以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图像众多而居左江崖壁画之冠，是左江崖壁画的代表，这里已建成较好的旅游景区。体验广西的历史文化，广西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的场所，除出土文物及考古发现外，还有许许多多各类别的历史文化，如铜鼓文化、非物质文化等等。近年来，广西古镇古村的开发成为体验历史文化之旅的重要景点景区。素有“梦境家园”之美称的昭平黄姚古镇，保存着目前全国最完整的明清时期古建筑群之一。古镇按照九宫八卦图布局建筑，始建于宋朝开宝年间，明清时期得到大发展。现在的古镇保留了完整的明清时期古建筑，透视出悠久的历史和昔日的繁华。钦州灵山的大芦村是广西目前较大的明清民居建筑群之一，房屋结构功能齐全，明末清初岭南豪宅的建筑风格明显，显露出强烈的宗法制度观念意识。古宅依山傍水，古静幽深，藏有文天祥手迹等大量的文物珍品，见证着历史的辉煌，最宝贵的是这里藏有三百多副明、清时期创作的传世楹联，有着珍贵的人文历史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所以又有“中国楹联第一村”之誉。南宁的扬美古镇建于宋代，是当时方圆近百公里的商品集散地，也是辛亥革命党人黄兴、梁列亚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据地，有著名的魁星楼、清代一条街、明清古建筑群等景点。广西的古村古镇很多，如玉林的高山村、兴业的庞村、富川的秀水村、灵川的大圩镇、靖西的旧街等，各地都有较好的保护和开发，是体验广西历史文化的理想之地。在广西抗战文化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整理和挖掘，在此难以一一罗列。抗战时期，桂林作为国统区的文化之都，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教育界人士，他们当中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夏衍、田汉等。这些文化界著名人物来到桂林后，与桂林的同行们一起兴办各种社会团体，通过电台广播、发行报刊杂志、举办各种展览和文艺演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南宁昆仑关战役是中国国民政府发动反攻的决策与日本侵略军当局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硬碰硬的结果，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此战为中国军队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的光辉战例，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是确实值得后人敬仰的浓彩一笔。三是民族文化。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世居民族，此外还有25个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并富有独特魅力的文化，是广西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以“唱、跳、吹、斗、踩”五大特色为代表符号的广西民族文化，渗透到广西各地的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方式，也是人们体验广西民族文化的最重要方面。“唱”，即唱山歌，是岭南少数民族尤其是壮族传情达意的重要生活方式。“跳”，即跳舞，是广西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中的重要表现形式，“跳”的内容十分丰富，如壮族、瑶族、彝族都跳铜鼓舞，侗族、苗族、彝族都跳芦笙舞等等。“吹”，即吹奏，如吹芦笙，甚至吹树叶。这是广西多个少数民族民俗活动中的主要内容，其中尤以广西的苗族与侗族最为典型。“斗”是广西多个少数民族传承的民俗活动中，“斗”动物的内容十分丰富，有斗马、斗牛、斗鸡、斗鸟、斗狗等。“踩”，即踩堂、踩高跷、踩火海刀山。 在对广西民族文化的体验中，刘三姐文化是其精华所在。在刘三姐的出生地宜州，在刘三姐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的柳州、桂林，都有许多能够深度体验刘三姐文化的景点景区，如宜州的流河寨、柳州的鱼峰山、桂林的刘三姐风情园等等。桂北少数民族风情文化线路是对广西民族文化的经典体现。柳州—融水—三江—龙胜—桂林 ，集中了岭南地区民族文化的“风情四绝”。 “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桥”，构成了最经典的岭南“风情四绝”，叫人无比赞叹。当然，广西的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县、自治乡都是民族文化的蕴藏和体验之地。最能体现广西民族文化的是常年不断的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各地大大小小的节日就有330多个，平均下来几乎是天天都有节庆。四是宗教文化。广西的宗教文化可分为原始宗教文化和外来宗教文化两大部分。广西民间在每年固定时间举行的祭祀仪式，大多保留着原始宗教的形态。特别是一些世俗化的民间祭祀活动，主持人往往是公众推选出来的有权威的中老年人或是在当地有影响的所谓神职人员。如桂西南一带在每年的正月或八月间举行的“祭月请神”，通过祭祀月神，请月神以“神魂附体”，请月神下凡与人们对话等。这种仪式较多的保留着早期氏族社会宗教活动的遗风，即宗教活动是全民的，是由民族首领所主持的。在桂西北的东兰、凤山、南丹、天峨等地，每年的正月初一举行以青蛙为崇拜对象的宗教祭祀仪式。届时，全村的男女老少到四周寻找青蛙，最先找到青蛙者鸣炮报讯，这位第一个找到青蛙的人便是当然的祭祀主持人。而在靖西一带，每年举行祭祀鸡血藤和铜锣的活动，由村人推举出村中德高望重者主持向祖先神灵献祭，然后再长者的带领下，众人围绕着放在木桩上的一条粗大的鸡血藤，一边敲响铜锣，一边跳起粗狂的舞蹈，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平安。历史上广西先民虽然没有统一和严密的宗教组织和教义，但民间对自然神、对祖先的祭祀包括对远祖以至故去的亲长的供奉、祭祀形式，各兄弟民族大同小异，按岁时祭祀之外，还举行一些各地自己世代相传的族群习俗活动。比较有影响的是梧州的龙母庙，是广西最大的原始宗教场所。广西的外来宗教主要有道教、佛教、天主教以及儒教等。桂东地区是体验广西宗教文化的最主要线路，从梧州—玉林—贵港，有影响的宗教旅游胜地很多。道教文化方面，中国有道教三十六洞天，其中，广西有三个洞天，占全国道教洞天总数的十二分之一，都在桂东地区。根据道教洞天的排位，广西的洞天分别排在第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位。它们分别是：容县的都峤山洞——周回一百八十里，名曰宝玄洞天，在容州普宁县，仙人刘根治之。桂平的白石山洞——周回七十里，名曰秀乐长真天，在郁林州南海之南也，又云和州含山县，是白真人治之。北流的勾漏山洞——周回四十里，名曰玉阙宝圭天，在容州北流县，属仙人钱真人治之。佛教文化方面，桂东地区在岭南一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桂平西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名山,又称思灵山。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更有浔城半边山”之称。这“半边山”就是指桂平西山。西山有水汽洗濯，又似天外之云，无尘埃污染，再有古树参天，清泉甘洌，怪石嶙峋，石径曲幽，有“人间仙境”之美誉。广西佛教协会的驻地就在桂平市的西山，这里虽然离桂平市城区不到两公里，却是一处非常幽静的修行之地。西山是广西最早的佛教传播地之一，早在唐朝时，就有人在山上的岩洞里出家修行；宋代时营建了上寺——南华古寺，清朝顺治年间修筑了下寺——洗石庵。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界的多位高僧曾在西山的寺庙中担任住持，他们当中有全国知名高僧、曾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长、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巨赞法师和现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的释觉光法师；著名佛教大师、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释宽能法师自1949年来到下寺洗石庵主持佛事，一直到1989年圆寂，再也没有离开西山，1989年涅槃时，还留下了三颗舍利子，这不仅说明大师是有道高僧，还证明了西山是佛教的吉祥之地。“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是中国人对年长者过生日的祝福语，就出自贵港市的南山上，岩壁上尚留“不老松”摩崖石刻。座落于此地南山寺是千年古寺，岭南名刹。宋仁宗皇帝亲书“景祐禅寺”匾额赐给南山寺。因此，南山寺又名景祐禅寺，寺里还有非常珍贵的菩提树。梧州的四恩寺，是岭南现代第一寺，气势恢宏，以“报三宝恩、父母恩、国土恩、众生恩”为寄托。除桂东地区外，广西较有影响的宗教文化场所还有上林的莲音寺、柳城的开山寺、柳州观音禅寺、桂林的栖霞寺、阳朔的鉴山寺以及被誉为“楚南第一名刹”的全州湘山寺等等。儒教文化方面，恭城文庙是广西保存最完整的孔庙，也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创建于明朝永乐八年，寺庙建筑飞檐高翘，重檐歇山式，琉璃瓦盖，金碧辉煌。历代以来，每年的春仲月（农历二、八月），都要在大成殿举行隆重的祭孔活动。南宁孔庙也是体验儒教文化的重要场所。在天主教文化影响方面，广西主要集中在北部湾的北海、钦州、防城等地，尤其是涠洲岛，岛上居民大部分信仰天主教，天主教是这里惟一的宗教。在1860年前后，法国传教士踏上了涠洲岛的土地，开始在这里传播天主教，发展教徒，建造了“涠洲天主教堂”，也传播了天主教的宗教文化。此外，伊斯兰教文化在广西也有零星的传播和影响。五是海洋文化。广西的海洋文化集中在北部湾沿海地区，对广西海洋文化的体验，主要在海上丝路文化和南珠文化方面。“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开辟的通往东南亚，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波斯等地的海运航道。从秦汉时期开始，我国中原及南方沿海地区的商贩就把陶瓷、布匹、丝绸等商品装船，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发往斯里兰卡、印度等地，再转运至埃及、罗马等国，而东南亚及欧洲商人则通过这条航道带来毛织品、玻璃器皿等异域珍品。“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与西北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一起，成为连接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桥梁。在广西合浦县一个名为“古城头村”的地方发现了西汉时期的船步（即现在的码头），这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码头。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广西合浦一带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当时，这里是繁忙的国际贸易港口，中国南方出产的丝绸、瓷器从这里装船运往东南亚和波斯地区，而西域运来的毛织品、琉璃制品等在这里登岸，销往全国各地。南珠文化方面，北部湾所产的珍珠被历代的皇亲贵族所宠爱，《西厢记》、《红楼梦》等名著中关于贵妇人的描写，往往都离不开合浦珍珠。公元前100多年的汉代，合浦、钦州、防城一带就已盛产珍珠，历代皇帝都派人到此地采集，有“白龙珠城”、七池八寨之说。采集最盛期是明弘治12年，年产珍珠最高达28000多两。合浦珍珠曾几经兴衰，却一直以“西珠（欧洲）不如东珠（日本），东珠不如南珠（合浦）”的“南珠”闻名于世，其中“夜明珠”和当地所属营盘珠被誉为世界珠王，因而合浦有珠乡之美称。这里还流传着“珠还合浦”的故事。六是福寿文化。福寿文化在我国由来已久，追求长寿、福气和好远人皆有之。广西的福寿文化除了与全国的一致性外，又有其独特的地方福寿文化。广西作为一个生态大省和长寿福地，广西的福寿文化更多体现在养生体验方面。经过多年来中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多届国际长寿养生研讨会的举办，广西的福寿文化具有更广的视野和更深的造诣。广西的福寿文化之旅，首推广西巴马县、凤山县一带的盘阳河流域，这是世界公认的长寿之乡，长寿人口比例高居世界著名长寿地区之首。巴马、凤山的长寿老人多生活居住在盘阳河一带。在这条河流两岸，你只要随便走走，就可以遇见百岁老人。百岁兄弟、百岁姐妹、百岁夫妻在这一带也不罕见，盘阳河也因此被世人誉为“世界长寿之河”。巴马也是至今唯一荣获《世界长寿之乡》国际证书的地方，每年慕名而至的国内外游客数以万计，他们在盘阳河畔休闲养生，使这里的福寿文化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传播，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养生理念和福寿文化知识。在桂林的永福县，众多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中,福寿文化别具特色,被列为桂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永福县素有“福寿之乡”的美誉，其深厚的福寿文化的底蕴中，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共性,又有地方文化的个性。永福的福寿文化可分为福文化和寿文化。其代表便是县城凤山顶上的“福”字石刻和百寿镇百寿岩中的“百寿图”石刻，这是永福县福寿文化的标志。此外，还有沿海地区东兴一带的滨海福寿文化和位于北回归线上的南宁大明山的福寿养生文化，都有其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体验广西福寿文化的好去处。七是饮食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文化作为大众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广西的饮食文化体现在其多元化、特色化、健康化和时尚流行化等方面。广西的饮食文化之旅可渗透到八桂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一些最偏远的地方，往往都有意想不到的美食和独特的饮食文化。从大体上分，广西的饮食文化可分成桂北饮食文化、桂南饮食文化、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和北部湾沿海饮食文化。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和多文化共存发展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的餐饮文化，也有不同的饮食习俗。长期以来，广西各地不断创造和保存着各自原有的地方菜色，形成具有鲜明特色和口味独特的广西菜，也叫桂菜。不管到广西的哪个地方，甚至是某个县某个乡，都会有一两种美食或一两道名菜让人怦然心动，叫人永生难忘。广西菜的特别之处在于其绿色、保健、长寿，在于其土生土长的原生态。正所谓“健康美食，吃在广西”。但同时，广西人接纳外来的饮食文化也是不遗余力的。根据广西各地的居民分布状况和生活习惯，粤菜、湘菜、川菜、东北菜、潮州菜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风味菜，在广西各城市都很有市场，首府南宁更是全国各地多路菜系和东南亚菜系荟萃融合的地方。但一般来说，桂北地区吃湘菜比较普遍；桂东桂南地区则比较流行粤菜。尤其是北部湾沿海地区，所吃菜系与广东粤菜相差无异。广西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时尚流行化，在南宁、柳州、桂林等较大城市，往往每年大家都喜欢集中吃一两个菜似的。
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游的发展趋势。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两者更好地融合,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拉动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一、民俗文化、民俗旅游的概念、特征(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概念。民俗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创造的民间文化，包括民间习俗、信仰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切技术与文艺。民俗文化，则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多彩，有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它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广大的海内外游客。民俗旅游是一种新型的、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类型，它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为背景，以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和民俗活动为资源，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或艺术加工的手段，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一种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将成为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各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风韵别致的文物古迹、情趣怏然的民间文娱活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客。(二)民俗旅游的特征“。民俗旅游”有着自身的特征，突出的有以下四点：1、质朴的民间性。民俗源于民间生活，体现民间生活，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与语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显示出浅显不定的功能作用，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民俗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自然形成，历久传承的文化形态，而非朝廷的、官府的、寺庙的等上层文化或宗教文化的简单代表。因此，民俗旅游应取材于民间风俗，才会显示出其固有的特色。2、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民俗体现民族的生活，并因各民族生存空间不同而各有差异。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反映出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民俗旅游的开发应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不应胡乱建设、猎奇，这样才使旅游产品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气息。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3、情趣的乐观性。民间生活追求向上的、乐观的，应与悲观绝缘，民俗旅游的开发要以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功能的习俗为体裁，让游客在旅行当中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乐趣与美感，杜绝以迷信、不健康的内容作为民俗旅游产品去开发。4、主体的对外性。民俗源于本地民间生活，是经过世代相传而存留下来的。因此，民族地区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或当地群众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在文化渊源上讲，与民俗旅游创办主体的血缘关系越远越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国外或省外游客就成为民族地区最大的客源。二、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一)民俗文化村、园。目前，广西建有许多的民俗文化村（风情园），这是广西最主要的民俗文化旅游产品。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各地先后建成了融水贝江苗寨、贺州瑶族风情园、龙脊壮寨、三江侗寨、金秀瑶寨，还有正在凌云县兴建的凌云土司民俗文化村等旅游项目，使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加丰富，更具吸引力。游客通过实地的旅游活动，能亲身体会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可以间接传播该地的民俗文化，对扩大该地的旅游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二)民俗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含民族博物馆）主要是对民族建筑或民俗实物的展示与介绍。这类产品以广西民族文物苑为代表，该苑位于南宁市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后面，1988年建成开放，总投资280万元，占地4万平方米，是以广西民族建筑为主题，苑内有铜鼓巨雕、镇边大炮，建有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等，还建有榨油、碾米、造纸、制陶、榨糖等民间手工作坊，均极富有民族乡土气息。另外，靖西县壮族博物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博物馆和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分别展出以介绍壮族、苗族、瑶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的实物和图片，特别的壮锦、苗锦和瑶族蜡染工艺品更是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首座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已于2004年11月26日在广西南丹县正式对外开放。(三)民俗旅游节庆活动。广西有11个少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日，且场面盛大，别具民族风情。如壮族的蚂拐节、牛魂节，苗族的苗年、芦笙节、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文化是什么？用辞海上的话说，文化是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用余秋雨的话说，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可见，文化的外延包含整个社会，说文化实际上是在谈论整个社会。所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讨论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这当然不是能用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某个侧面进行论说，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等。借用余秋雨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是一种以追求爱与善良为最终目标的生态共同体。《三字经》开篇就讲，“人之初，性本善”，这说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孟子讲，仁者爱人。《弟子规》讲，泛爱众，而亲仁。刘备讲，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些都是在告诫人们要追求善良，奉献爱心。现代社会讲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本性的回归。现代社会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大爱与善良。雨果曾经讲过，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从这个意义上讲，爱与善良又是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余秋雨讲过中国文化三个特性，以此来概括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也是适用的。这些特点表现在：第一中华传统文化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中华民族是世人共知的礼仪之邦。中国几千年建立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出则悌，等等，都是为建立礼仪之邦作出的理论探索与行为规范。第二中华传统文化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中华民族历来重君子远小人，“三纲五常”第一纲就是君为丞纲。从而要求人们做坦荡荡之君子，不为常戚戚之小人。进而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志。第三中华传统文化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这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所不同之处，也是能够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令亿万中华儿女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经历多次朝代更迭和外族入侵，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饱经沧桑，虽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下面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3篇，供大家借鉴参考。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第一篇：新媒体环境下汉中传统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探析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探索新媒体技术支持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当下研究热点。本文以汉中地区为切入点，借助新媒体技术，探讨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与传承的问题。分析汉中地区的经典成语故事、古代文学作品、传统戏剧、以及传统手工艺的数字化创新与传播，探索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传承，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公众的民族情怀与人文素养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新媒体; 中国传统文化; 汉中历史文化遗产; 现代化转化与传承; 1 研究背景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其意义就在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新时期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已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传统和传统文化才能承承相因、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发扬光大。”[1]“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传统文化是人民辛勤工作和智慧的结晶。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延续和文化发展的继承出发，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进行创新。”[2]因此，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同时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使命。 新媒体是一种新生的媒体形式，它是继传统的报刊、广播、户外、电视后出现的“第五媒体”。其功能强大，主要借助于当今发达且成熟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移动网络、区域无线网等技术渠道以及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的终端，实现海量信息资讯和娱乐体系的在线共享。新媒体技术使得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实现了平等和对等，人们既可以发布和传播信息，也可以接收和享用信息，并与周围的人和事物以及世界实现互动。“新媒体的特征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3]新时期，保护和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历史性任务。将新媒体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结合起来，使得两者相辅相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2 汉中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简介 “截止到2011年6月，汉中已经拥有国家级名录6项，省级名录39项，市级名录59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广泛，种类多样，既有体现历史文化的故事传说及民间戏曲，又有贴近百姓生活的各种民俗活动。”[4]其中比较知名的有蔡伦造纸传说、洋县佛教音乐、镇巴民歌、汉调桄桄、洋县架花焰火技艺、洋县悬台社火等，两汉三国时期遗存下来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丰富了汉中的地方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急需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进行现代转换与传承。 3 汉中地方传统文化新媒体形式的现代转化与传承 (1）汉中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成语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璀璨一页。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包含着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烟云，其中蕴含着很丰富的人文哲理与生活经验。汉中历史悠久，两汉三国历史文化比较丰富，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流传下了许多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成语故事及历史传说，比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萧何月下追韩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骞故事传说、廉泉让水、褒姒传说等。对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进行整理和编排，标注拼音，制作成为电子书样式，并配上真人语音以及名家讲读的音频；还可制作成幻灯片PPT的形式，配上相应的图片，如果条件允许则可使用GIF动态图片，这样更具吸引力。此外，将文化典故以动画的方式进行呈现，或制作音频节目，将文本转化为音视频以满足受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借助手机APP在线功能推广和宣传，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 (2）汉中地区传统手工技艺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工艺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工具与材料，人们将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和认识，以相对稳定的造型、图式、技艺和文化等要素凝结在器物之中。[5]中国传统工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由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氛围，汉中本地保留下来了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例如，汉中面皮的制作技艺、蔡伦造纸工艺、汉中张氏摩崖石刻拓印技艺、洋县蓑衣编制技艺、城固泥塑、洋县架火烟花、谢村黄酒酿造技艺、西乡松花蛋制作技艺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地方手工技艺急需得到关注和保护。在今天这个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可以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方式来进行宣传与推广，使传统技艺能够被广大的人们所认知和了解。 因此，对汉中本土传统手工技艺进行视频加工，将诸如蔡伦造纸技艺、汉中面皮、谢村黄酒的制作过程完整的拍摄记录下来，对其中的加工环节进行细致和完美的展现，能够引发受众的感知欲和好奇心。通过拍摄纪录片或微电影形式，配以优美动听的背景音乐，让观众在观赏这些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愉悦与放松，体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3）汉中传统民俗文化和民俗活动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历经千秋的历史典故，家喻户晓的民俗活动，见证了汉中地区历史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放，相比陕南地区其他区域所特有的自然风光，汉中地区的民俗文化更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是汉中的民俗文化，即在汉中境内的民间地区所形成和保留下来的民间艺术，例如汉调桄桄、镇巴民歌、洋县佛教音乐、端公戏等。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可以请一些老艺人和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的民间艺术家进行现场演绎，通过现场录制和后期制作的方式形成音视频作品，通过各大视频媒体以及网络平台进行投送，也可以由当地政府着手操作，在地方台以及各大公共场所的LED屏幕上进行滚动循环播放。 其次是汉中的民俗活动，汉中的民俗活动多种多样、种类丰富，如南郑协税社火高跷、南郑新集采莲船表演、略阳羌族羊皮鼓舞、洋县杖头木偶戏、洋县悬台社火、老君庙会、春官说春发放春贴、勉县武侯墓清明祭祀活动等。这些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活动展示了汉中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对其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播，可以借助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网络进行传播，充分挖掘民间传播的力度。例如，可以邀请知名视频网站的主播，比如哔哩哔哩、Ac Fun、斗鱼、抖音等，现场参与活动并进行实时直播与互动，借助主播个人的影响力和自媒体视频平台的强大扩散力，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汉中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此外，借助微信，建立汉中民俗活动的公益性宣传公众号，向广大的在线用户进行推送，有一定的宣传与展示效果。 (4)VR技术与汉中文化旅游景点的线上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能使用户沉浸到环境中。 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中还拥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即各种文化旅游景点。其中，两汉三国时期的石门栈道、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武侯墓、张良庙等。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聘请专业的技术团队，对这些文化旅游景点进行精准的测绘，然后通过计算机进行3D立体建模，建立线上文化博物馆。还可在城市内的各大公共场所建立市文化旅游景点的VR体验馆，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不用亲临景区，借助VR设备，进行在线漫游，体验立体沉浸式虚拟游览，并能与景点内的物体进行互动，从而获得立体式全感官的综合性体验。这种新的游览方式与以往的游客进入景区实地游玩体验相比，在保持景点全部区域各种参数与信息完整收录与提供的同时，还降低了参与体验的门槛，能够让游客获得多倍的感受与身心的全面满足，充分体现人性化的思维与设计理念。 4 结束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转化与传承的可行性策略，提出借助在线网络媒体技术和各种视频平台，以及VR技术，对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视频化和立体化的制作的发展路径。此设想的实现需要政府的帮助与支持，加大新媒体传播的力度，使汉中的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得到普及并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 吴增礼，王梦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维度和限度[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01):1- [2] 侍舒玮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J]戏剧之家，2019(12):219+ [3] 张婕，苗思雨，逯鹏祥，等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播特征与对策研究[J]城市党报研究，2020(03):90- [4] 潘秀梅，张慨浅析陕西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保护现状[J]美与时代（上），2013(07):43- [5] 贺超海中国传统工艺的当代价值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