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德宏州民族文化 德宏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风情独特，被国内外誉为"孔雀之乡"、"神话之乡"和 "歌舞之乡"。 德宏州内居住着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僳僳族、德昂族等30多种少数民族，是全国景颇族、德昂族和阿昌族的主要聚居地。德宏的少数民族各具特色，领略民族风情、品尝民族餐饮，参加民族节日，有巨大的诱惑力。 全州总面积11526平方公里，瑞丽江、大盈江国家级名胜区几乎囊括了德宏全境。据统计，2005年末，全州在籍人口78万人，当地少数民族人口25万,占7%。其中傣族03万占总人口的32%；景颇族05万占总人口的2%；僳僳族58万占总人口的4%；阿昌族84万占总人口的6%；德昂族32万人占总人口的24%。德宏傣族占全国傣族人口的30%，景颇族占全国景颇族人口的95%以上，阿昌族占全国阿昌族人口的85%以上。 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僳僳族、德昂族分别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分化出来，保留了他们不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但随着中原文化以及佛教、基督教的传入，各少数民族从中吸收了养分，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学习、相互交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了五彩缤纷的文化艺术，从而使德宏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神韵和蓬勃的生命力，构成世界上少有的多族群、多文化共生地带，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园中的一支奇葩。 今天，德宏各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德宏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与各民族的文化交融是紧密相关的。 德宏的气候是"立体气候"，宗教文化也呈"立体分布"，"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俗 " 是对德宏宗教文化经典的概括。德宏高寒山区至今存留着种类繁多的自然宗教，半山区的景颇族、僳僳族以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为主，坝区傣族、德昂族和阿昌族则以上座部佛教为主，德宏的上座部佛教教派齐全，为世界罕见，是研究宗教文化的"活化石"。 德宏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这里民族风俗醇厚质朴，民族节日异彩分呈，民族建筑独树一帜，民族服饰五彩缤纷，民族史诗闻名于世，民族歌舞优美精彩，民族绘画艳丽生动，饮食文化和风味小吃别具一格，尤其是傣族的贝叶文化、景颇族的目瑙文化更是饮誉世界。 这里,我们将对德宏五个主体民族的文化作一简单介绍。 傣族 水的民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傣族约占全国傣族总人口的30%，是傣族聚居最多的地区。分布在全州各县市坝区和山涧河谷地带，有傣德和傣勒之分。他们濒水而居，善于在水中捕捞，喜欢在水中沐浴，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最隆重的传统民族节日"泼水节"，傣族少女柔情似水……学术界把傣族喻为"水的民族"，说他们纯洁如水，温文尔雅，从容不迫。 一、历史渊源 德宏傣族先民与我国古代东南沿海的越人部族有密切的族属渊源关系。早在西汉时期，就被称为"滇越"，建立了神奇的"乘象国"，傣语称为"勐果占璧"或"勐卯弄"。东汉被称为"掸"。唐宋时期先后归顺南诏、大理地方政权。元朝时德宏傣族迅速崛起，建立了强大的"麓川王国。"明朝称傣族为"百夷" , 正统年间爆发了震惊天下的"三征麓川"战役。从清初到近代称为"摆夷"，解放后正式定名为"傣族"。 瑞丽一带的"傣德"支系，原先就居住在德宏，与汉族接触不多，保留着较多的民族传统文化；而潞西、梁河、盈江、陇川的"傣勒"支系，是后来迁人德宏的，他们过去分布在"傣德"支系以北靠近汉族的地方，吸收了较多的汉文化成分。 德宏傣族的来源主要是三方面：一是德宏土著的"滇越"部族，今德宏怒江流域、大盈江流域出土的具有显著"百越"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物，包括肩石斧、梯形石斧、夹沙陶器等均为"滇越"部族的遗物， "滇越"是"傣德"支系的祖先，主要分布在瑞丽市和潞西市遮放坝尾，这里的傣族至今保持着古老的传统习俗，如建筑上仍使用"干阑"式竹楼，人名无姓氏，男女孩以长幼顺序取名，男孩叫岩、依、散、俄……女孩叫月、玉、安、艾、娥……服饰与"傣勒"支系也有明显不同。二是从东南沿海"百越"地区迁来的傣族先民，自称"傣勒"，分布最广，潞西市、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及瑞丽市勐卯镇最多。三是从缅甸迁来的傣族，主要居住在瑞丽市。 二、土司制度与文化艺术 土司制度对傣族的文化艺术有很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土司由封建王朝委任，对学习汉文化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从而带动了土司衙门里的贵族子弟、属官乃至傣族百姓都来学习、钻研汉文化的风尚；另一方面土司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重面子、讲排场，客观上推动了当地文化艺术的发展；再一方面土司把佛教当作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工具，大力宣扬佛教，而佛教对傣族文化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建筑艺术上看，土司衙门一律采用汉式建筑。规模因土司实力大小而异，其中以南甸、干崖、陇川、芒市、勐卯的土司衙门较为豪华，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至今保存最完整的是南甸土司衙门。 南甸土司衙门占地面积10,625平方米，建筑面积7,780平方米。由4个主院落、 10个旁院落、47幢、149间房屋组成。包括大堂、二堂、三堂、正堂以及粮库、军械库、监狱、马房、花园、佛堂、戏楼等。大堂是土司审理重大案件的公堂，内设刑具；置土司仪仗牌，包括"回避"、"肃静"牌和龙头、关刀、金瓜、城斧、朝天蹬、安民、除一手掌乾坤等；右侧置一把万民伞，左侧置鸣冤鼓、铜磐、铁炮二南。凡升堂、土司进出衙门，或迎送贵宾，均要击鼓、鸣磐、放炮。毒筒堂是土司接待上司或会见宾客的地方。堂前悬挂"十司领袖"和"天一柱"匾额。正中的后门称为太阳门，遇重大庆典或内地官员来临才开启，平时走两侧通道。三堂正中挂"永固南疆"匾额，是土司署讨论重大问越及属百值班的地万。正堂系土司及家属的寝室。正殿用栗木、左厢用椿木、右厢用揪木，暗含"正立春秋"之意，八扇门上雕刻着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周子爱莲、伯乐爱马等"八爱图"。整个衙门建筑群显得巍峨壮观，气势不凡，被称为傣族的"故官"。 1987年12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1月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傣族土司衙门采用汉式建筑，在政治上反映了土司对封建王朝的依附关系，同时土司也可凭此向百姓炫耀自己的势力、威严和政治靠山，起到一种震慑的作用。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内地汉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交流。 从信仰的角度看，傣族佛教兴盛，与土司重视佛教有密切相关。德宏最著名的佛寺、佛塔，几乎都是土司出资或集资修建的。如芒市的菩提寺、五云寺、树包塔、瑞丽的姐勒大金塔、盈江的允燕佛塔等。土司对佛教的大力倡导，主观上是利用宗教从精神上控制民众，客观上却极大地推动了傣族宗教文化和傣族民间传统工艺的发展。其中包括佛经翻译、文学创作、建筑、雕刻、雕塑、绘画、剪纸、扎纸等等。 傣剧与土司制度也有密切的关系。德宏傣戏最早发源于干崖土司衙门。干崖土司署组织傣族文人翻译大量京剧、滇剧剧本，移植排演为傣剧。傣剧先在各土司衙门流行，然后传入民间。 三、舞蹈音乐 傣族民间舞蹈 以舞姿轻柔舒缓，造型独特优美，民族风格浓郁而享誉海内外，是傣族文化高度发展的艺术产物，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傣家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充分表达了傣家人心灵深出对美的追求、对和平的向往、对幸福生活的祈盼，体现了傣家人慈善、友好温和的品质。 傣族民间舞蹈的种类非常多，有农作模拟舞蹈、抒情舞蹈、故事舞蹈、祝谢舞蹈、道具舞蹈、武术舞蹈、祭祀舞蹈、宫廷舞蹈等等。其中以拟兽舞蹈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孔雀舞、白象舞、鱼舞、大鹏舞、马鹿舞、猴舞、龟舞等。 傣族的摸拟舞蹈有图腾祟拜的遗痕，但绝大部分与佛教的流传密切相关。其中，孔雀舞是代表傣族民间舞蹈艺术的最高水平的舞蹈，它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一种独立于宗教之外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表演性舞蹈。以独特优美的身段、节奏明快的舞步、变化多端的手形、灵活传情的眼神，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熏陶。只要一提起孔雀舞，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傣族。可以说，孔雀舞已经成为整个傣族的艺术形象。 孔雀舞 孔雀具有高贵优雅、温和从容的性情，与傣家人的民族性格相吻合，又是佛祖的使者，所以孔雀成为傣族心目中神圣吉祥、幸福美好的象征，凡节日喜庆都要跳孔雀舞。有道具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两大类。过去只限男性跳，女性跳孔雀舞是解放以后才逐渐开始的。道具孔雀舞，俗称"架子孔雀舞"。舞者头戴王子金盔和王子面具，腰系用细竹、彩绸制作的、可以张合的孔雀翅膀和长长的孔雀尾。这种装扮，与印度民间的孔雀舞非常相似。道具孔雀舞有单人舞、双人舞和三人以上表演的有故事情节的孔雀舞。 流行于潞西一带的道具孔雀舞，孔雀道具比较宽大，制作工艺精细，色彩艳丽，形象逼真。在跳法上以走舞为主，表现孔雀行走、奔跑、拖翅、展翅、开屏等姿态。而流行于瑞丽、碗町一带的孔雀舞，则穿戴轻便小巧的道具服饰，动作套路丰富，灵活多变。徒手孔雀舞，是解放后在道具孔雀舞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舞步是傣族特有的"起伏舞步"，支撑腿曲伸时，动力腿勾脚，相互交替，形成身体重心均匀起伏的舒缓节奏，给人以悠然而不失庄重典雅的感觉。徒手孔雀舞分两种，即单人孔雀舞和双人孔雀舞。单人孔雀舞表现的内容是，清晨，孔雀在幽静的森林中慢慢苏醒，梳理羽毛，左顾右盼，走出巢穴。来到一条清澈的小溪边，欣赏水中自己美丽的倒影。然后饮水，洗浴，抖落身上的水珠。接着是开屏、飞翔 … … 对孔雀习性的模仿，细致入微，将孔雀顾盼生辉的姿态、高贵圣洁的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双人孔雀舞的舞者分别扮演雌、雄孔雀，雄孔雀动作幅度大，刚劲有力；雌孔雀动作轻灵、娇柔，舞蹈表现雌、雄孔雀相亲相爱，充满柔情蜜意。 象脚鼓 在德宏州的任何一个傣族村寨，人们只要一听到象脚鼓的声音，就知道村中一定是在庆贺喜事。节日、迎亲嫁女、起房建屋、作摆、远方宾客到来都要敲响象脚鼓。在象脚鼓的召唤下，村中的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都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纷纷聚集在一起，踩着象脚鼓的节奏，尽情欢歌。傣族群众说："听到象脚鼓响，脚板心就发痒。" 象脚鼓音色浑厚、圆润，鼓声传播得非常远。再配上浑厚的硭和急切响亮的、让人心脏加速的镲，产生一种和谐的、扣人心弦的、极为煽情的艺术效果。 每年9月"出洼"后，谷子即将成熟，为庆祝丰收，傣族群众几乎每天都跳象脚鼓舞。民间流传："敲一下鼓，谷子饱一截"。丰收在望之时，正是傣家人狂欢的季节，村村寨寨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正如俗话所说"谷子黄，傣族狂"，充分反映了傣族人民对丰收的渴望和对丰收的喜悦。 斜光 傣族把以击鼓表演为主的舞蹈叫做"斜光"。击鼓方法变化多端，不同的击法和节奏，构成不同的鼓语。 从人数上看，有单人舞、双人舞和群舞之分。单人舞是突出个性化的即兴表演，过去村与村之间经常进行擂鼓比赛。比赛获胜，被视为全村的荣耀，同时要把鼓抬到奘房供奉。胜者不仅将得到一头牛的奖励，还会博得美丽姑娘的爱慕。双人舞讲究配合默契，融人傣族武术套路中躲闪、踢腿的招式。两位鼓手之间还可通过鼓语，一问一答，颇有情趣。潞西一带的双人舞，鼓身左右摆动，模仿孔雀开屏；盈江一带，鼓身上下摆动，模仿公鸡打架。而群舞则是遇到隆重的庆典才举行，数百只鼓一齐擂响，气势磅礴，震撼人心。 嘎光 以象脚鼓为伴奏的集体舞，在傣族民间最为盛行，男女老少都会跳。人数少则几十，多则成百上千。舞呈"三道弯"形，节奏舒缓，舞姿轻盈优美。"三道弯"是傣族及南亚、东南亚许多民族特有的舞蹈造型。这是原始人类采摘树上果实的再现，同时还表现出古代百越部族对鸟、蛇图腾崇拜的痕迹。 瑞丽、碗町一带"傣德"支系跳的嘎光，打击乐手站在舞场中央原地伴奏，众人围圆圈踏节拍而舞。潞西、盈江、陇川、梁河"傣勒"支系跳嘎光时，打击乐手位于舞队之首，引导舞队进人舞场后，才到舞场中央伴奏。舞蹈进人高潮时，懂武术的男子脱去上衣，露出文身，随鼓点在舞场中表演傣拳，众人齐声发出"呀呀一呜一呜"的欢呼声。气氛热烈欢快，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特色。 葫芦丝 葫芦丝是德宏傣族群众最喜欢吹奏的传统乐器之一。葫芦丝，傣语称"筚朗道",意为"用葫芦做成的吹奏乐器"。 德宏傣族把吹管乐器统称为"荜"，有荜香、荜秀、荜端翔、荜朗道等，管身竹制，造型别致美观，富有民族特色。音色圆润、柔美而纤细，极富抒情性，符合傣族温和善良的民族性格，善于表现傣乡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传递傣家人含蓄细腻的情感。 民间吹奏葫芦丝，一是老年人自娱自乐，排遣孤独，内容多为叙事性的古调，音符悠长、苍凉、凄楚，是老年人怀古、排遣孤独感的方式之一；二是年轻人谈情说爱时，吹奏葫芦丝传递情感，曲调优美、抒情、浪漫。 过去傣族民间有"目掌荜，目宾宰"（意为"不会吹葫芦丝，不是小伙子"）的说法，只要成为葫芦丝高手，定能博得姑娘的欢心。所以，男孩到了十四、五岁，就开始偷偷学习葫芦丝的吹奏和制作。 有"葫芦丝之乡"美誉的梁河县，其境内的勐养坝曾是南甸土司的避暑胜地，坝中蜿蜒流过清澈的南养江，滋润着肥沃的土地，这里沟河纵横，四季常青。竹林深处，分布着数十个傣族村寨。金秋十月，当谷子收割完毕，田野一片寂静。夜幕降临，秋风送爽，明媚的月亮爬上竹梢，萤火虫四处飞舞，这是傣族"布冒"（小伙子）"猎少"（串姑娘）的大好时机。寨子里的小伙子们披上草绿色毛毯，挎上电筒，带上心爱的葫芦丝，朝着不同的目标奔去。。 进人二十一世纪后，葫芦丝在国内的影响更大，那勾魂摄魄的奇妙声音，引发了一股席卷全国的狂潮，天南海北的人们 , 都把吹葫芦丝当作一种时尚、一种自豪。 四、傣族文化艺术 语言文字 傣语属于汉藏语系壮傣语族壮傣语支，国内同语族的语言有壮语、布依语、侗语、水语、松佬语、毛南语、黎语，同国外的泰语、老挝语、缅甸的掸语、印度阿萨姆邦的阿霍姆语是很接近的亲属语言。 饱受中原黄河文明与印度恒河文明的滋养，傣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一是百越文化的积淀；二是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三是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四是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 德宏傣族学者普遍认为，德宏傣文字母来源于印度巴利文字母，德宏傣文是由缅甸文字变化而来的。有老傣文与新傣文之分。新傣文系1954年在老傣文基础上改进，共有36个字母、19个声母、84个韵母，6个声调。书写为自左向右横写。拼写顺序是声母在前，韵母在中，声调符号放在韵尾后面。 现今使用德宏傣文的地区，有德宏、保山、临沧、思茅、大理、楚雄等地州的傣族地区，人口达40多万。 文学艺术 德宏傣族文学历史悠久。古代傣族先民早就创作了反映自己劳动生活的歌谣、神话和传说。有自己的文字后，神话、传说得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口头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使傣族文学的发展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叙事长诗 目前，傣族叙事长诗大约有五百五十部，这些作品都是数千行、数万行的宏篇巨著。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宝藏中一座绚丽多彩宝库。
《中国民族史》 《中国民族史》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应梁主编，林超民任副主编。1990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北京）出版，上中下三册，115万字。现民族出版社拟于近期出版修订本。 20世纪开始，民族史逐步从政治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也是民族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开始倡导新史学，即提出了民族史的科目，并作了初步研究。至20世纪30年代开始，吕思勉、林惠祥、王桐龄、吕振羽等学者，先后编撰出版数种《中国民族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史研究工作，由国家民委直接领导和主持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55个少数民族各编了一部本民族的简史。近年来，诸多学者专家共同编写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问世，先后出版了翁独健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等。许多民族史学工作者所撰写的族别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史奠定了基础。 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后，不少知名学者发表书评，给与高度评价，认为是研究中国民族史难得的创造性硕果，是我国民族史著作林中一株挺出的新秀，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本书荣膺中国图书奖、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 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色： 第一， 它突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从秦汉至清灭亡，不论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不论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和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的疆域是不断变迁的，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但是我国的疆域大体上还是稳定的。我国疆界早在汉代，由于匈奴、鲜卑的内附，就包有北至漠北与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由于南粤的臣服，而囊括南至南海的辽阔地区；由于西域各国的归降，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而管辖西域之地；由于夫余、挹娄的内附，使疆界东至于海上；由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将版图扩展到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历代王朝大体保持了这个疆域。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国家正是从这个传统发展而成。中国传统疆域是由南部水田农业区、北方旱地农业区与北部草原游牧区组成的。我国历史上畜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经常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经济基础，促使我国各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多次分裂，最终仍归于统一，每次统一的版图大体相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时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有时受间接统治，但各民族间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仍然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 由于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中原相比较为落后，历代王朝为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些地区设置的政权，其形式与内地不同，如秦汉时期的属国、道、边郡，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史称“羁縻政权”，政权形式不同，属于中国统一的整体则毫无差异。有些少数民族虽也建立过独立的政权，但没有脱离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因为建立王朝的民族不同而异；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据中原王朝的辖区，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辖区。统一的概念，主要是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则是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政权的统一，是在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有时只有一个政权，有时有几个政权存在，但整体并没有改变。本书将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论述，各民族的个性恰到好处地显示于共性之中。 第二， 本书突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本书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顺序来叙述中国各民族历史。历代王朝尤其是中央王朝的更迭演进及其几千年不断的连续性，是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其他各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王朝的兴衰更迭，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以及各民族活动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各民族的发展。以王朝发展的顺序这一客观存在为线索来笼括中国各民族的发展，不惟脉络清晰，而且多民族国家的同一性连贯性也由此上升到突出地位。事实上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清等大一统王朝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历代王朝的兴亡大都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少数民族的兴衰与中央王朝的统治也紧密相关。本书不是简单地以王朝更迭为线索编写各民族历史，而是在具体阐释中，将二者结合融会于一体，深刻揭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历史规律。这正是本书有别于以往中国民族史和一般中国通史著作的显著特点 第三， 本书突出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有机性。中国各民族成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过程。任何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地发展演变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与周围的民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民族关系对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也使各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实事求是地反映各民族之间的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和日益强化的凝聚力，并进而揭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更加鲜明。 第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不仅十分注意汉文文献，也注意吸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尤其注意采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丰富资料，尽可能多地吸收近年来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使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云南省德宏州民族文化 德宏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风情独特，被国内外誉为"孔雀之乡"、"神话之乡"和 "歌舞之乡"。 德宏州内居住着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僳僳族、德昂族等30多种少数民族，是全国景颇族、德昂族和阿昌族的主要聚居地。德宏的少数民族各具特色，领略民族风情、品尝民族餐饮，参加民族节日，有巨大的诱惑力。 全州总面积11526平方公里，瑞丽江、大盈江国家级名胜区几乎囊括了德宏全境。据统计，2005年末，全州在籍人口78万人，当地少数民族人口25万,占7%。其中傣族03万占总人口的32%；景颇族05万占总人口的2%；僳僳族58万占总人口的4%；阿昌族84万占总人口的6%；德昂族32万人占总人口的24%。德宏傣族占全国傣族人口的30%，景颇族占全国景颇族人口的95%以上，阿昌族占全国阿昌族人口的85%以上。 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僳僳族、德昂族分别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分化出来，保留了他们不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但随着中原文化以及佛教、基督教的传入，各少数民族从中吸收了养分，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学习、相互交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了五彩缤纷的文化艺术，从而使德宏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神韵和蓬勃的生命力，构成世界上少有的多族群、多文化共生地带，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园中的一支奇葩。 今天，德宏各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德宏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与各民族的文化交融是紧密相关的。 德宏的气候是"立体气候"，宗教文化也呈"立体分布"，"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俗 " 是对德宏宗教文化经典的概括。德宏高寒山区至今存留着种类繁多的自然宗教，半山区的景颇族、僳僳族以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为主，坝区傣族、德昂族和阿昌族则以上座部佛教为主，德宏的上座部佛教教派齐全，为世界罕见，是研究宗教文化的"活化石"。 德宏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这里民族风俗醇厚质朴，民族节日异彩分呈，民族建筑独树一帜，民族服饰五彩缤纷，民族史诗闻名于世，民族歌舞优美精彩，民族绘画艳丽生动，饮食文化和风味小吃别具一格，尤其是傣族的贝叶文化、景颇族的目瑙文化更是饮誉世界。 这里,我们将对德宏五个主体民族的文化作一简单介绍。 傣族 水的民族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傣族约占全国傣族总人口的30%，是傣族聚居最多的地区。分布在全州各县市坝区和山涧河谷地带，有傣德和傣勒之分。他们濒水而居，善于在水中捕捞，喜欢在水中沐浴，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最隆重的传统民族节日"泼水节"，傣族少女柔情似水……学术界把傣族喻为"水的民族"，说他们纯洁如水，温文尔雅，从容不迫。 一、历史渊源 德宏傣族先民与我国古代东南沿海的越人部族有密切的族属渊源关系。早在西汉时期，就被称为"滇越"，建立了神奇的"乘象国"，傣语称为"勐果占璧"或"勐卯弄"。东汉被称为"掸"。唐宋时期先后归顺南诏、大理地方政权。元朝时德宏傣族迅速崛起，建立了强大的"麓川王国。"明朝称傣族为"百夷" , 正统年间爆发了震惊天下的"三征麓川"战役。从清初到近代称为"摆夷"，解放后正式定名为"傣族"。 瑞丽一带的"傣德"支系，原先就居住在德宏，与汉族接触不多，保留着较多的民族传统文化；而潞西、梁河、盈江、陇川的"傣勒"支系，是后来迁人德宏的，他们过去分布在"傣德"支系以北靠近汉族的地方，吸收了较多的汉文化成分。 德宏傣族的来源主要是三方面：一是德宏土著的"滇越"部族，今德宏怒江流域、大盈江流域出土的具有显著"百越"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物，包括肩石斧、梯形石斧、夹沙陶器等均为"滇越"部族的遗物， "滇越"是"傣德"支系的祖先，主要分布在瑞丽市和潞西市遮放坝尾，这里的傣族至今保持着古老的传统习俗，如建筑上仍使用"干阑"式竹楼，人名无姓氏，男女孩以长幼顺序取名，男孩叫岩、依、散、俄……女孩叫月、玉、安、艾、娥……服饰与"傣勒"支系也有明显不同。二是从东南沿海"百越"地区迁来的傣族先民，自称"傣勒"，分布最广，潞西市、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及瑞丽市勐卯镇最多。三是从缅甸迁来的傣族，主要居住在瑞丽市。 二、土司制度与文化艺术 土司制度对傣族的文化艺术有很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土司由封建王朝委任，对学习汉文化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从而带动了土司衙门里的贵族子弟、属官乃至傣族百姓都来学习、钻研汉文化的风尚；另一方面土司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重面子、讲排场，客观上推动了当地文化艺术的发展；再一方面土司把佛教当作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工具，大力宣扬佛教，而佛教对傣族文化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建筑艺术上看，土司衙门一律采用汉式建筑。规模因土司实力大小而异，其中以南甸、干崖、陇川、芒市、勐卯的土司衙门较为豪华，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至今保存最完整的是南甸土司衙门。 南甸土司衙门占地面积10,625平方米，建筑面积7,780平方米。由4个主院落、 10个旁院落、47幢、149间房屋组成。包括大堂、二堂、三堂、正堂以及粮库、军械库、监狱、马房、花园、佛堂、戏楼等。大堂是土司审理重大案件的公堂，内设刑具；置土司仪仗牌，包括"回避"、"肃静"牌和龙头、关刀、金瓜、城斧、朝天蹬、安民、除一手掌乾坤等；右侧置一把万民伞，左侧置鸣冤鼓、铜磐、铁炮二南。凡升堂、土司进出衙门，或迎送贵宾，均要击鼓、鸣磐、放炮。毒筒堂是土司接待上司或会见宾客的地方。堂前悬挂"十司领袖"和"天一柱"匾额。正中的后门称为太阳门，遇重大庆典或内地官员来临才开启，平时走两侧通道。三堂正中挂"永固南疆"匾额，是土司署讨论重大问越及属百值班的地万。正堂系土司及家属的寝室。正殿用栗木、左厢用椿木、右厢用揪木，暗含"正立春秋"之意，八扇门上雕刻着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周子爱莲、伯乐爱马等"八爱图"。整个衙门建筑群显得巍峨壮观，气势不凡，被称为傣族的"故官"。 1987年12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1月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傣族土司衙门采用汉式建筑，在政治上反映了土司对封建王朝的依附关系，同时土司也可凭此向百姓炫耀自己的势力、威严和政治靠山，起到一种震慑的作用。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内地汉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交流。 从信仰的角度看，傣族佛教兴盛，与土司重视佛教有密切相关。德宏最著名的佛寺、佛塔，几乎都是土司出资或集资修建的。如芒市的菩提寺、五云寺、树包塔、瑞丽的姐勒大金塔、盈江的允燕佛塔等。土司对佛教的大力倡导，主观上是利用宗教从精神上控制民众，客观上却极大地推动了傣族宗教文化和傣族民间传统工艺的发展。其中包括佛经翻译、文学创作、建筑、雕刻、雕塑、绘画、剪纸、扎纸等等。 傣剧与土司制度也有密切的关系。德宏傣戏最早发源于干崖土司衙门。干崖土司署组织傣族文人翻译大量京剧、滇剧剧本，移植排演为傣剧。傣剧先在各土司衙门流行，然后传入民间。 三、舞蹈音乐 傣族民间舞蹈 以舞姿轻柔舒缓，造型独特优美，民族风格浓郁而享誉海内外，是傣族文化高度发展的艺术产物，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傣家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充分表达了傣家人心灵深出对美的追求、对和平的向往、对幸福生活的祈盼，体现了傣家人慈善、友好温和的品质。 傣族民间舞蹈的种类非常多，有农作模拟舞蹈、抒情舞蹈、故事舞蹈、祝谢舞蹈、道具舞蹈、武术舞蹈、祭祀舞蹈、宫廷舞蹈等等。其中以拟兽舞蹈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孔雀舞、白象舞、鱼舞、大鹏舞、马鹿舞、猴舞、龟舞等。 傣族的摸拟舞蹈有图腾祟拜的遗痕，但绝大部分与佛教的流传密切相关。其中，孔雀舞是代表傣族民间舞蹈艺术的最高水平的舞蹈，它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一种独立于宗教之外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表演性舞蹈。以独特优美的身段、节奏明快的舞步、变化多端的手形、灵活传情的眼神，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熏陶。只要一提起孔雀舞，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傣族。可以说，孔雀舞已经成为整个傣族的艺术形象。 孔雀舞 孔雀具有高贵优雅、温和从容的性情，与傣家人的民族性格相吻合，又是佛祖的使者，所以孔雀成为傣族心目中神圣吉祥、幸福美好的象征，凡节日喜庆都要跳孔雀舞。有道具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两大类。过去只限男性跳，女性跳孔雀舞是解放以后才逐渐开始的。道具孔雀舞，俗称"架子孔雀舞"。舞者头戴王子金盔和王子面具，腰系用细竹、彩绸制作的、可以张合的孔雀翅膀和长长的孔雀尾。这种装扮，与印度民间的孔雀舞非常相似。道具孔雀舞有单人舞、双人舞和三人以上表演的有故事情节的孔雀舞。 流行于潞西一带的道具孔雀舞，孔雀道具比较宽大，制作工艺精细，色彩艳丽，形象逼真。在跳法上以走舞为主，表现孔雀行走、奔跑、拖翅、展翅、开屏等姿态。而流行于瑞丽、碗町一带的孔雀舞，则穿戴轻便小巧的道具服饰，动作套路丰富，灵活多变。徒手孔雀舞，是解放后在道具孔雀舞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舞步是傣族特有的"起伏舞步"，支撑腿曲伸时，动力腿勾脚，相互交替，形成身体重心均匀起伏的舒缓节奏，给人以悠然而不失庄重典雅的感觉。徒手孔雀舞分两种，即单人孔雀舞和双人孔雀舞。单人孔雀舞表现的内容是，清晨，孔雀在幽静的森林中慢慢苏醒，梳理羽毛，左顾右盼，走出巢穴。来到一条清澈的小溪边，欣赏水中自己美丽的倒影。然后饮水，洗浴，抖落身上的水珠。接着是开屏、飞翔 … … 对孔雀习性的模仿，细致入微，将孔雀顾盼生辉的姿态、高贵圣洁的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双人孔雀舞的舞者分别扮演雌、雄孔雀，雄孔雀动作幅度大，刚劲有力；雌孔雀动作轻灵、娇柔，舞蹈表现雌、雄孔雀相亲相爱，充满柔情蜜意。 象脚鼓 在德宏州的任何一个傣族村寨，人们只要一听到象脚鼓的声音，就知道村中一定是在庆贺喜事。节日、迎亲嫁女、起房建屋、作摆、远方宾客到来都要敲响象脚鼓。在象脚鼓的召唤下，村中的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都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纷纷聚集在一起，踩着象脚鼓的节奏，尽情欢歌。傣族群众说："听到象脚鼓响，脚板心就发痒。" 象脚鼓音色浑厚、圆润，鼓声传播得非常远。再配上浑厚的硭和急切响亮的、让人心脏加速的镲，产生一种和谐的、扣人心弦的、极为煽情的艺术效果。 每年9月"出洼"后，谷子即将成熟，为庆祝丰收，傣族群众几乎每天都跳象脚鼓舞。民间流传："敲一下鼓，谷子饱一截"。丰收在望之时，正是傣家人狂欢的季节，村村寨寨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正如俗话所说"谷子黄，傣族狂"，充分反映了傣族人民对丰收的渴望和对丰收的喜悦。 斜光 傣族把以击鼓表演为主的舞蹈叫做"斜光"。击鼓方法变化多端，不同的击法和节奏，构成不同的鼓语。 从人数上看，有单人舞、双人舞和群舞之分。单人舞是突出个性化的即兴表演，过去村与村之间经常进行擂鼓比赛。比赛获胜，被视为全村的荣耀，同时要把鼓抬到奘房供奉。胜者不仅将得到一头牛的奖励，还会博得美丽姑娘的爱慕。双人舞讲究配合默契，融人傣族武术套路中躲闪、踢腿的招式。两位鼓手之间还可通过鼓语，一问一答，颇有情趣。潞西一带的双人舞，鼓身左右摆动，模仿孔雀开屏；盈江一带，鼓身上下摆动，模仿公鸡打架。而群舞则是遇到隆重的庆典才举行，数百只鼓一齐擂响，气势磅礴，震撼人心。 嘎光 以象脚鼓为伴奏的集体舞，在傣族民间最为盛行，男女老少都会跳。人数少则几十，多则成百上千。舞呈"三道弯"形，节奏舒缓，舞姿轻盈优美。"三道弯"是傣族及南亚、东南亚许多民族特有的舞蹈造型。这是原始人类采摘树上果实的再现，同时还表现出古代百越部族对鸟、蛇图腾崇拜的痕迹。 瑞丽、碗町一带"傣德"支系跳的嘎光，打击乐手站在舞场中央原地伴奏，众人围圆圈踏节拍而舞。潞西、盈江、陇川、梁河"傣勒"支系跳嘎光时，打击乐手位于舞队之首，引导舞队进人舞场后，才到舞场中央伴奏。舞蹈进人高潮时，懂武术的男子脱去上衣，露出文身，随鼓点在舞场中表演傣拳，众人齐声发出"呀呀一呜一呜"的欢呼声。气氛热烈欢快，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特色。 葫芦丝 葫芦丝是德宏傣族群众最喜欢吹奏的传统乐器之一。葫芦丝，傣语称"筚朗道",意为"用葫芦做成的吹奏乐器"。 德宏傣族把吹管乐器统称为"荜"，有荜香、荜秀、荜端翔、荜朗道等，管身竹制，造型别致美观，富有民族特色。音色圆润、柔美而纤细，极富抒情性，符合傣族温和善良的民族性格，善于表现傣乡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传递傣家人含蓄细腻的情感。 民间吹奏葫芦丝，一是老年人自娱自乐，排遣孤独，内容多为叙事性的古调，音符悠长、苍凉、凄楚，是老年人怀古、排遣孤独感的方式之一；二是年轻人谈情说爱时，吹奏葫芦丝传递情感，曲调优美、抒情、浪漫。 过去傣族民间有"目掌荜，目宾宰"（意为"不会吹葫芦丝，不是小伙子"）的说法，只要成为葫芦丝高手，定能博得姑娘的欢心。所以，男孩到了十四、五岁，就开始偷偷学习葫芦丝的吹奏和制作。 有"葫芦丝之乡"美誉的梁河县，其境内的勐养坝曾是南甸土司的避暑胜地，坝中蜿蜒流过清澈的南养江，滋润着肥沃的土地，这里沟河纵横，四季常青。竹林深处，分布着数十个傣族村寨。金秋十月，当谷子收割完毕，田野一片寂静。夜幕降临，秋风送爽，明媚的月亮爬上竹梢，萤火虫四处飞舞，这是傣族"布冒"（小伙子）"猎少"（串姑娘）的大好时机。寨子里的小伙子们披上草绿色毛毯，挎上电筒，带上心爱的葫芦丝，朝着不同的目标奔去。。 进人二十一世纪后，葫芦丝在国内的影响更大，那勾魂摄魄的奇妙声音，引发了一股席卷全国的狂潮，天南海北的人们 , 都把吹葫芦丝当作一种时尚、一种自豪。 四、傣族文化艺术 语言文字 傣语属于汉藏语系壮傣语族壮傣语支，国内同语族的语言有壮语、布依语、侗语、水语、松佬语、毛南语、黎语，同国外的泰语、老挝语、缅甸的掸语、印度阿萨姆邦的阿霍姆语是很接近的亲属语言。 饱受中原黄河文明与印度恒河文明的滋养，傣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一是百越文化的积淀；二是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三是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四是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 德宏傣族学者普遍认为，德宏傣文字母来源于印度巴利文字母，德宏傣文是由缅甸文字变化而来的。有老傣文与新傣文之分。新傣文系1954年在老傣文基础上改进，共有36个字母、19个声母、84个韵母，6个声调。书写为自左向右横写。拼写顺序是声母在前，韵母在中，声调符号放在韵尾后面。 现今使用德宏傣文的地区，有德宏、保山、临沧、思茅、大理、楚雄等地州的傣族地区，人口达40多万。 文学艺术 德宏傣族文学历史悠久。古代傣族先民早就创作了反映自己劳动生活的歌谣、神话和传说。有自己的文字后，神话、传说得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口头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使傣族文学的发展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叙事长诗 目前，傣族叙事长诗大约有五百五十部，这些作品都是数千行、数万行的宏篇巨著。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宝藏中一座绚丽多彩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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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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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贵州文化 摘要：贵州一个神奇的地方，早在二十四多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在贵州高原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贵州史前文化。春秋以前，今贵州大部分地区属于“荆楚”或“南蛮”的一部分。战国后期，夜郎国逐步发展成为南蛮地区的大国。宋代，“贵州”名称始见于文献。明代，贵州建省。清朝，贵州疆域基本行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长期在贵州活动，在贵州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49年11月15日，贵州县贵阳解放。同时，贵州是一个三川秀丽、气候宜人、民族众多、资源富集、发展潜力巨大的省会。 关键词：心目 中 引论：作为一名贵州人明明知道贵州是祖国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一块宝地，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充满发展情景的山区省份。那为什么我们不去了解、查阅、论证我们的家呢?下面，请大家跟随我的步伐我们一起了解贵州的文化、民族、美食、旅游吧！ 一、 贵州的历史文化 贵州一个神秘而历史悠久的地方。尽管贵州有“天无三日晴 ，地无三里平。”的记载，后来又有“人无三分银”之说， 但是贵州有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民族文化、生态旅游资源丰富。 大家知道贵州的八大名产：仁怀茅台酒、安顺腊染、镇宁波波糖、威宁火腿、大方漆器、独山盐酸、玉屏筲笛、都匀毛尖。就说仁怀茅台酒，那是世界闻名的名酒。仁怀茅台酒的著名不仅是因为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酿造工艺，上乘的内在质量，深厚的酿造文化以及历史上在我国政治、外交、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不可比拟的作用，在中国酒业中的传统特殊地位，更因为他被国际一致认为与“白兰地”，“威士地”比肩齐名的世界三大蒸馏名酒之一。 同时，贵州的文化以多元包容著称,贵州本土的苗、布依、侗、彝等十多个民族, 大多有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多彩的艺术样式,音乐、舞蹈、刺绣、蜡染、傩戏、水书等等,都曾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看好。 这就是贵州，美丽神奇的贵州。 二、 贵州的民族文化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在贵州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上，居住着汉、苗、布衣、侗、彝、仡佬、水、穿青人等共18个民族。 各民族共同繁衍，共同生效息，为贵州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很大贡献。贵州大多数少数民族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是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同胞都通晓汉语普通话，并以其作为民族交流的工具。 同时，民族风情多姿多彩，有苗族的“跳花坡”、“打嘎”，彝族的“搓子舞”，布依族的“六月六”，穿青人的“打亲家”等，充满着浓郁的地方色彩。特别是舞姿古朴、矫健、惊奇的苗族芦笙舞——“滚山珠”曾多次出国演出获得好评。此外，苗族的蜡染和刺绣也别具特色，令人赞叹。 就说苗族芦笙舞——“滚山珠”原生而不原始,粗犷而不粗俗,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原生态展现,更不是猎奇和迎合时尚,它是一种人性本真意义上的艺术升华,为贵州本土文化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元素。他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出名。也因如此它具有许多荣誉，如1990年9月，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誉为“贵州省高原明珠”； 1992年6月，随贵州省民族民间艺术团，赴荷兰参加国际民间艺术节，先后到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等国演出，受到空前赞誉；1994年4月，参加在贵州省大方县举行的百里杜鹃花节，之后又于10月参加在贵阳举行的全省第三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荣获第一名，获一等奖，11月应国家民委邀请到北京进行对外接待文艺表演； 2011年9月10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获得第一名等等。 《滚山珠》就是这样原滋原味的东西，让人们耳目一新,久久难忘。 因此， 2006年纳雍县《滚山珠》经申请已被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注册，并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 三、 贵州的城市美食文化 众所周知，贵州的城市美食文化非常丰富。 辣香是贵州菜的主要特点，著名菜点大多与辣椒密切相关，如宫保鸡丁、各类火锅、肠旺面等，都需要用辣椒来调味，黔菜带辣味的菜肴更是口感各异，又分为油辣、糊辣、青辣、酸辣、麻辣、蒜辣等几大系列，有的辣而酸、有的辣而香、有的辣得令人张口咋舌、大汗淋漓。 贵州的风味小吃着实令人垂涎。 贵阳有花溪牛肉粉，肠旺面，青岩豆腐，卤味，丝娃娃，洋芋粑，青岩卤猪脚，青岩鸡辣角，清镇黄粑，青岩玫瑰糖，息烽阳朗辣子鸡； 遵义有羊肉粉，豆花面，豆腐皮火锅，赤水竹笋，绥阳空心面条，遵义鸡蛋糕 ；兴义有刷把头，兴义鸡肉汤圆，安龙凉剪粉，贞丰糯米；兴仁有兴仁盒子粑；安顺有安顺镇宁波波糖，安顺荞凉粉，安顺裹卷，鸡肉饼, 毕节汤圆，威宁火腿，威宁荞酥；黄平牛肉干一品大包等等 。 贵州菜主要属于川菜系列，但贵州菜又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四川主要是麻辣型，云南为甜辣型，而贵州主要是鲜辣、酸辣为主要特色。辣、麻、酸是黔菜很突出的风味。吃不惯的朋友可以提出少放油和辣椒。贵州的干锅系列再加上农家自酿的米酒，农家风味地道醇厚。贵州菜的酸不像山西靠醋来调味，而是酸汤。酸汤是苗族饮食的一大特色，为火锅系列，尤其以酸汤鱼最为好吃。 终而言之，贵州的食文化非常丰富的。如果你来贵州可别错过哦！ 四、 贵州的旅游文化 贵州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旅游风光尤其著名。在里有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就坐落在安顺境内。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山川、河流、溶洞、瀑布众多，北部有国家历史名城遵义，以遵义会议会址、四渡赤水、娄山关等遗址形成了独特的黔北的红色之旅，省会贵阳打造避暑之都，毕节市的草海以及百里杜鹃，铜仁地区的梵净山，黔西南地区的马岭河峡谷，安顺的黄果树瀑布和龙宫，黔东南和黔南地区的侗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都独具特色，近年来，贵州的旅游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中，贵州是迷人的“天然公园”。境内自然风光神奇秀美，山水景色千姿百态，溶洞景观绚丽多彩，野生动物奇妙无穷，文化和革命遗迹闻名遐迩；山、水、洞、林、石交相辉映，浑然一体。闻名世界的黄果树瀑布、龙宫、赤水、织金洞、马岭河峡谷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铜仁梵净山，茂兰喀斯特森林、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威宁草海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犹如一串串璀璨的宝石，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以遵义会议会址和红军四渡赤水遗迹为代表的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文化，更让人驻足凭吊，追思缅怀。多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浓郁神秘的民族风情，以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宜人气候，使贵州成为理想的旅游观光和避暑胜地，荔波喀斯特水上森林和赤水丹霞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 结语:随着西部开发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和完善，亟待揭谜的是西部人文景观。为了寻求贵州独特的自然景观、古朴的民族人文风情、旅游景观，我们不妨一同踏上这方热土，一起去感受这个花的世界、鸟的天堂、人类的天堂的多彩的贵州吧！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贵州，一个神奇美丽的家园，正如广告上说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凯里、荔波、青岩。凯里在黔东南，有侗族、苗族等多个少数名族聚居，还有很多苗寨和侗寨。荔波是世界物质文化遗址之一，有独特的喀斯特森林，还有布依族、苗族、白族、侗族等民族聚居，有被誉为东方第一染的蜡染。青岩就在贵阳出去一点，也是很有民族风味的小镇。
回答 稍等 提问 贵州社会发展论文2000字 摘要关键词格式 回答 生长在贵州喀斯特山地上的人们，开门见山，出门爬山。做每件事，都要比其他地方的人付出更多的劳动，更大的创造力及吃苦精神。生存环境之艰难，养成了贵州人坚忍不拔、不断创造、敢于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大山的心胸是宏放的，可以仰观宇宙；大山的视野最广，可以俯察九州；大山雄浑执著，不卑不亢；大山脚踏实地，很有定力。自夜郎时起，无论是对族群之间强势群体的欺凌，还是面对中原王朝强权政治的压迫，崇尚自由的贵州人从没有停止过反抗。王若飞在狱中有诗云：“铁窗难锁钢铁心，死里逃生唯斗争。”黄齐生则说：“活着就要干，死了当歇气。”这都是大山精神的最好体现。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贵州人生存的山地环境，无论是高山峡谷、河流森林，还是悬崖飞瀑、巨石溶洞，乃至飞禽走兽、狂风暴雨等等，大自然既提供给他们衣食之源，也令他们心生敬畏。在贵州人的观念里，自然界的一事一物都是有生命的。万物有灵的观念形成了他们的多种图腾崇拜与原始宗教信仰，由此产生了各种禁忌，孕育了贵州人顺应自然、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心理，并由此形成了保护环境的意识。贵州人凡居于乡村者，屋前屋后大都喜种竹木，以至绿竹环绕，林木参天。严禁砍伐山林，至今仍是各个世居民族乡规民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正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以及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文化精神 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贵州人早在秦汉之际甚至更早的商周时期即开始了同中原文化的交往。在贵州各民族文化中，相互渗透，彼此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现象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在各民族之间，又各自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贵州文化中既贯穿了一条吸纳异质文化，宽容互助、和平相处，共生共荣的主线，又保持了文化个性，避免了被主流文化同化的危险。 贵州是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旅游业极有发展前途。在贵州，每年有类型不同大小各异的民族节日重删除次；许多民族聚居区有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的民族建筑；文物众多的旅游景点，吸引着中外游客。特别是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异彩纷呈的民俗风情更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独具一格，它与外界有着独特的交流渠道。在贵州的重点文化旅游景点中，大多是贵州独有的，如贵州各民族独特的民族建筑、众多的风物特产、可口的美食餐饮、历史名人文化、贵州龙文化、苗侗原生态文化、沙滩文化、阳明文化、奇石文化、屯堡文化等等。这些民族文化的传承弘扬，并与独特的喀斯特风光构建起贵州旅游文化的灵魂，使贵州的山山水水充溢着浓浓的文化氛围，成为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旅游资源。 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以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产品发展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但贵州的旅游业起步较晚，过去，人们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了解甚少。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各方面人士来贵州各风景名胜区观光旅游的逐年增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被越来越多国家的人们所认识。侗族的多声部无伴奏合唱“侗族大歌’’在法国巴黎首次亮相，便引起了震动；苗族的木鼓舞从大山深处的田间地头跳上世界舞台，便以狂放的风格被称为：“东方迪斯科”；苗族服饰以其精美的工艺和丰富的文化信息承载功能被称为“无字的史书”；六枝梭嘎苗族社区因其文化独特并保存良好，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被国际戏剧界称作“戏剧活化石”的地戏、傩戏等，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以风情浓郁内涵丰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贵州高原山区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内，各民族承袭着自己的传统，经历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积累，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相通性，但又各自独立，每一种文化经验和智慧以及信息库藏都是其它文化无法完全替代的。这一切都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开发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兴办经济实体，借助旅游业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可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群众快速脱贫致富。与“信贷扶贫”、“民政扶贫”等其它扶贫方式相比，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是一种全新、高效的扶贫方式。它有其理论依据：从旅游业的产业特点来看，旅游业是典型的资源依托型产业，其发展的前提在于旅游资源；作为高度关联的经济型产业，能够带动市场需求，树立地区整体形象，带动物流、财流、信息流及新观念流，从而带动相关部门及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点能够为少数民族地区带去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可以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富裕劳动力问题。此外，作为窗口性行业，通过发展旅游业可加强与外界交流，增进了解，促进招商引资。由此可见，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这一命题不是人为的，而是旅游业作为经济产业的本质特征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国家旅游局在《中国旅游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旅游扶贫纳人重要的工作议程，明确提出“加强对资源条件和市场前景看好的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以旅游业带动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总体规划中，发展旅游业也是重中之重。因此可以相信，旅游扶贫在缩小东西部差距、帮助“老少边穷”地区的脱贫致富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提问 贵州社会发展论文2000字 摘要关键词格式 回答 后面两个就是 提问 摘要 关键词的格式呀 贵州省经济建设论文2000字 要求正试论文格式 摘要200字左右 关键词 回答 技巧—：依据学术方向进行选题。论文写作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特定问题，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据学术价值进行选择提炼。 技巧二：依据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二，就是从作者的爱好和兴趣出发，只有选题符合作者兴趣和爱好，作者平日所积累的资料才能得以发挥效用，语言应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 技巧三：依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选题。文献资料是支撑、充实论文的基础，同时更能体现论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观点，因而，作者从现有文献资料出发，进行选题和提炼标题，即成为第三大技巧。 技巧四：从小从专进行选题。所谓从小从专，即是指软文撰稿者在进行选则和提炼标题时，要从专业出发，从小处入手进行突破，切记全而不专，大而空洞。 1、摘要中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切忌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一般也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尤其是自我评价)。 2、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比如一篇文章的题名是《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发生的研究》，摘要的开头就不要再写：“为了……，对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的发生进行了研究”。 3、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摘要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要按逻辑顺序来安排。句子之间要上下连贯，互相呼应。摘要慎用长句，句型应力求简单。每句话要表意明白，无空泛、笼统、含混之词，但摘要毕竟是一篇完整的短文，电报式的写法亦不足取。摘要不分段。 4、用第三人称。建议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等记述方法标明一次文献的性质和文献主题，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 5、要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新术语或尚无合适汉文术语的，可用原文或译出后加括号注明原文。 6、除了实在无法变通以外，一般不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出现插图、表格。 7、不用引文，除非该文献证实或否定了他人已出版的著作。 8、缩略语、略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理解的以外，在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科技论文写作时应注意的其他事项，如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正确使用语言文字和标点符号等，也同样适用于摘要的编写。摘要编写中的主要问题有：要素不全，或缺目的，或缺方法；出现引文，无独立性与自明性；繁简失当。 论文结构要清晰，重点突出自己的思想和内容，不要把别人的工作和自己的工作混淆在一起，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严格按照硕士论文书写规范进行论文撰写。论文的整体风格，编排要整洁清爽。 这种？ 提问 这种格式的 谢谢 回答 抱歉。没能帮到您，这个已经是官方最佳答案咯 更多3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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