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现象比较普遍，加之农业税免征政策的实施，广大农民与村支“两委”的利益联结不再紧密，农村基层组织化水平逐年下降。因此，必须着力“一盖两化”，努力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化程度，不断夯实党在农村执政根基。党的组织全覆盖。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必须要提高党组织在各领域的覆盖率。一是在龙头企业建立党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市场关联度高，具有辐射带动千家万户农户发展的重要作用，大力抓好农业龙头企业的党组织建设，能够充分发挥党的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二是在产业园区建立党组织，将同一个产业内的党员组织在一起，由党员干部领办、创办，更好地发挥党员的示范、引导、帮扶作用，使示范园区真正成为致富能手帮带的示范园、产业基地成为农民群众致富的生产田。三是在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按照产业链延伸到哪里，党组织的服务就到哪里的思路，根据农村发展需要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形成“一项产业、一个支部、一面旗帜”的党群共建发展格局。四是在行业协会建立党组织，各种农村专业协会的建立发展，起到了引导促进产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其在群众中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为夯实实党的执政基础，探索建立党组织也迫在眉睫。总之，要使党的组织体系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扩大覆盖面，有效增强影响力和凝聚力，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自治组织规范化。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在农村村民、社区居民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组织。一要规范化组建，在农村基层，最为常见的自治组织有村委会、村民小组、议事会、护河队、护林队等，在成立这些组织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或相关规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建议，公开进行推荐、民主进行选举，体现群众的主体地位，唤醒他们“主人翁”意识，真正实现让群众自己议自己的事、自己办自己的事。二要规范化运行，群众自治组织组建是基础，关键是常态化、规范化的运行。在具体工作中，必须坚持既充分体现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又切实保证村级其他组织发挥功能；坚持依照《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要求建章立制；坚持把村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坚持实用实效、便于操作，使各项制度的制定着眼实际，有章可循，操作性强的原则，做到该开的会一次不差、该知晓的一个不少、该表决的人人有份，把公平、公正、公开贯穿始终。经济组织股份化。目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必须将农民手中的资源，采取“三变”模式有效整合起来，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才能重新有效组织群众，提高基层组织化程度。一是村集体要领办实体项目，常言道：“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支部”。村支“两委”必须立足自身优势、围绕市场需求等，选准发展路子，在征得广大群众的意见后，村干部带头领办或者创办养殖场、精米加工厂、精品果园、建筑劳务公司、中介服务公司等实体项目，在闯荡市场中积累经验、掌握技术、带头示范，对广大群众进行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教育引导，树立抱团发展的信心、增强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与支持。二是科学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无论是村集体自己领办，还是招商引资合办，必须要把全体村民的利益考虑进去，坚持“以资入股、按股分红、人人有份”的原则，科学建立村级集体经济与群众全覆盖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占股有保底、入股有分红、劳动有报酬”的目标，进一步组织好、凝聚好广大党员群众，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摘要：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发挥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基础性工程，关系到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渗透到“三农”工作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当前处于新时期乡村治理体系转变的关键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需要把握时代特点，紧抓主要矛盾，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让党的旗帜在农村高高飘扬，让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的指南针和助推器。关键词：新时代；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一、以打造坚强有力的基层村级党支部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根基一是抓好基层村级党组织设置，选好用好书记这一关键人物，按照“选好一个人，带好一班人，致富一个村”的要求，加强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配备好副书记、组织、宣传、纪检等委员，防止因职位空缺导致工作缺失。二是抓好书记和组织委员的培养，组织村书记、组织委员培训、轮训等，提高他们带领班子抓党建的能力，防止出现书记和组织委员不懂党建、不会党建、不抓党建等问题。三是抓好软弱涣散基层支部的整治，对班子配备不齐，委员职位空缺或不胜任现职的，限期调整、配备到位，必要时派出镇级干部担任村书记职务；对管理混乱、矛盾纠纷集中的村级党
加强社区社会管理是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社区从开始就被定义为“小社会”，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个个实体的社区里进行，一个社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是某一社区中单独的存在，也是更大社会范围内的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探索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为解决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有所帮助。 一、“社区”来源 1887年滕尼斯用“社区”与“社会”两个综合性分析概念，来说明人类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极特征。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在社会里人们“虽然也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不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由此，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并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随后20世纪20-30年代，研究都市社区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强调了社区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的观点。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则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应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三个特征。 目前我国对社区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范式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类研究将社区视为社会的代表或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通过社区去验证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些重要论点。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社区治理的具体范畴，他们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推动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的重要方式，政府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成为社区自治的推动力，而草根社区通过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并对管理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目前，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标准分类，主要有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和集镇社区（或城镇社区）三种，本文探讨的是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正逐步走向服务，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能动性，社会管理的创新活动正如火如荼。尽管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已逐步改善，但因为公民意识尚不普遍、法制体系尚不健全、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不强等原因，虽出现了不少社区自治的示范社区案例，但大多数采取的仍然是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存在以下不足： 治理主体定位不清 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市、区各管理部门存在工作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结果往往各自为政，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使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加之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和当前考评机制的综合因素，社区工作开展起来力不从心，疲于应付。这种社区行政化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 在治理角色错位的的同时，政府过多地干预了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居委会承担了一些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职能，如社区文化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由于政府角色上的缺位和越位，出现了“该管的未管，不该管的强管，管了的又管不好”的现象，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社区管理资源匮乏 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困境。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由于编制等历史原因，当前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缺乏社会管理知识，面对社区各项功能社会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但工资薪酬却普遍偏低，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很多条例过于笼统，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社区居委会，对自身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容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二是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按各自指令行事，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往往造成社区事务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管理运行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难以制约一些权力集中部门的工作。 社区参与性不强 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的社区组织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党团组织和政府组织，也有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还有居民个人。现阶段社区内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都不高，社区活动的行政化痕迹明显。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居民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采纳，但靠行政推动力来整合社会力量的方式很难吸引居民自觉参与。而在政府的强势领导下，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很多时候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些组织无法像政府那样采取合法的强力手段实现公共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安全与人权，而政府与营利组织又不能像非营利组织那样对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而又受到受助者欢迎的服务。此外，社区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这些主体在社区活动中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目前各组织尚未明确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比如社区非正式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共建与共享尚未成形。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分析 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虽然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大多数还是政府主导，但是参照武汉、上海等社区管理的创新经验，我们发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治理模式道路可行，这是构筑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架构“小政府、大社会”的创新社会管理途径。一要明确居委会与各职能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各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责任，对于自己职能内的事务不推给社区，如果需要社区协助应该提供工作人员和相关经费，其他如社区保障、群众文化等社会性服务工作应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社区，并界定社区自治管理的职责，包括社区社会机构的管理、邻里关照等社区公益事业建设等。二要创新社区评议的考核监督机制。对社区的考核由上级部门的单向考核，转变为上级部门、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向考核；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建立公示制、承诺制，接受社区成员的监督和评议；考核管理社区、服务居民的内容应当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为主，并取消考核与社区职能无关的内容，切实为社区工作减负。 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要积极推进社区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落实“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政策，实施50万大学生服务社区计划。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要采取公开推荐、民主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针对社区管理特点，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建立培训登记管理制度，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对社区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切实提高社区干部的计算机操作、口头表达、文字组织、矛盾协调等技能。另外，要认真落实政务公开、财务管理、民主评议干部等规章制度，保障社区人才队伍的稳定，从而使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迈进。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础，也是实现社区建设自治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引导居民群众在社区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通过建立社区网站、张贴宣传通知等各种方式实行居委会工作公开；开展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增加社区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居民责任感，对影响居民生活的大小事情通过召开听证会、楼道会等形式解决。其次，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和互助活动，融洽邻里关系，消除矛盾纠纷，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并通过树立社区活动积极典型，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的管理，形成和谐邻里、平等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 培育各类社区组织 社区服务组织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对该类组织的设立和发展要给予必要支持，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应简化登记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减免税收费用，对办公场所方面也应积极配合。此外，对一些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试水市场化的购买制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创办公益性组织，扩大试点服务范围和内容，实现社区居民综合性服务的提供。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处在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发展阶段中，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作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中国处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只有采取多种管理方式，积极加强人才培养，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才能引导社区治理逐步走向成熟。
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与产业化发展 2005年12月6日12:27 农博网 ——以山西、河北农村为例贾大猛 卢向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 要：在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政府能不能把农民直接推倒市场的浪尖上？如何在发展中解决农村稳定问题？乡村治理能否实现真正的村民民主治理？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笔者通过对山西、河北农村的实证调查，总结出了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乡村治理发展中的几个困境，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实证建议。笔者认为，在目前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笔者把村一级也纳入了进来）作为主导，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其观念和某些做法引发了乡村治理危机，使农村稳定受到了动摇，同时政府行政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就此，笔者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困境和对策展开了讨论。关键词：市场经济 乡村治理 基层政府 农村稳定1 引言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并且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理念和理论也被国人认同，比如竞争、效率、逐利、“经济人”假设等。作为中国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乡村也免不了受到了波及。根据笔者近两年的农村调查，笔者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在乡村的波及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渐转到了乡村管理领域，进入到了乡村政治层面，触及到了农村的稳定，具体表现为农民参与度的下降和基层政府政策合法性的动摇等，这就使我们不可避免的引出了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话题，也即在市场经济下我们如何进行乡村治理。近两年，笔者在山西、河北农村进行了大量的的农村调查，对乡村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或现象进行了观察和思考。本文将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并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2 问题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贺雪峰 6）。市场经济在乡村的发展破坏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发展秩序，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基层管理体制，出现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可以预见的，也有一部分是在实践中被“引致”出来的。当然这本身并不能证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经济已经被中国近十几年的发展所证明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些角度来审视中国乡村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乡村制度层面和基层政府观念。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是让市场经济适应我们传统的管理体制，还是让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借以为以下问题的论述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1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笔者在河北某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村委决定村里事务的权力异常强大，村里的大小事务，皆有村委的几个“领导”说了算，比如税费征多少，村里的钱怎么用，谁当村委委员等等。而作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代表大会则形同虚设，当地的村民表示已有多年没有开过村民会议了。这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外人根本就插不进来，作为乡村治理核心的村民自主管理实际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村里几个人的管理，这就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现象。进一步分析，村委的权力垄断很大的原因是和乡镇政府有关的。在上述村中，村长，村委书记实际上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产生物，而是乡镇政府在当地权力扩张的一种象征。也就是说村两委是和镇政府有密切联系的，或者说镇政府是村两委权力垄断的保护者和支持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思之主要是权力垄断给他们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所致。村长，支书，职位本身我们知道并没有多大的利益，但是在当前乡村这种制度下，村长支书职位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是正常意义上所无法可知的。比如说村公共资源的支配权，使用权，政策信息的掌握优势等等。由于中国乡村数千年来“官大民小”思想的束缚，村民一般对这种本来属于自己权利的权力而表现的无动于衷，对这些权力背后所隐藏的权利保障（利益）更是少有察觉，这就助长了他们（村民）权力代理人（村两委）的权力侵占欲望。再加上平时和镇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默契”（或勾结），促使他们（村两委）对权力的侵占。最终造成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垄断。权利垄断为基层政府寻租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作为被假设的经济人，也在追逐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农村腐败层出不穷，农民与政府对立加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2 村民参与度不足乡村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就是要村民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前提就是要村民广泛的参与进来。但是根据笔者在河北 山西农村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地方的农民参与意识还很薄弱，农民普遍表现比较恐惧和缺乏自信。村民自治被学者成为是中国最广泛的民主，而现实中村民的冷漠却使这一带着政府和学者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大打折扣。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一是农民缺乏权利意识，在上一部分中笔者分析了村民缺乏权利意识为权力垄断制造了可乘之机，在这一部分当中，笔者认为村民缺乏权利意识直接引起了参与度的不足。并且政府在权力垄断后所树立起来的“权威”使村民感到恐惧，村民们认为谁当村长和“我”无关，反正都一样，让那些想当官的人当吧。大部分村民不敢或不愿当众表现（行使权力）。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变得越来越迷失，由迷失变得不自信。农村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即使是在一个村子里不同的村民之间由于接触外界信息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气质，自信程度也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市场经济下的花花世界，使一部分人适应了其中的环境，很容易吸收一些新思想，这样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就想把这些新思想展现出来，而也存在大多农民并不能接受这些新思想的侵入，他们在面对这些新事物的时候更多的是新奇，是迷茫，在与自己所生活的现实对比中逐渐表现的不自信了，所以他们不愿出来参与乡村治理。村民参与度不足已经影响到了乡村治理的效果，比如作为村民自治重要内容的村民选举，更多变成了农村精英们的游戏，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愿望。3 村两委关系问题村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过程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规定村党支部是领导核心，但就具体的一些事务则没有规定清楚，所以在操作层面却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也是造成村两委关系问题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只是从制度层面的角度讲的，我们还可以从村长和村支书个人的角度讲。其实目前村两委关系问题也就是村长和村支书两个人的问题（这里不包括二者合一的村子），是两个人权力争夺中产生的问题。由于权力所带来利益的巨大诱惑，致使二者之间明争暗斗，相互不服。村支书说我是党支书是一把手，你应该听我的，而村长也不示弱说我是大家选出来的，我最能代表大家。二者权力的争夺造成两委的关系紧张。笔者在山西左权县某农村调查时发现该村的村长作为预备党员已经有四年有余了，村支书就是不让转正，害怕自己手中的权力被夺掉。所以笔者认为处理好村两委的关系问题，有必要先处理好村长和村支书的关系，其实在操作层面是很难说清的，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两委的配合。4 镇与村的关系实行村民自治后，乡村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村委会组成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乡镇委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乡镇与村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变化对有的乡镇干部来说，由于观念上没有转变过来，仍把两者关系认为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处处干涉村级事务，致使乡村自治流于形式。笔者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调查时还发现另一种现象：麻田村是由7个自然村组成的，然而在联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着联村党支部的空缺，各村还是原来的党支部，还是原来的一班人马。这样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支部在村子的发展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这样就使合村并组后的麻田村有了7个领导核心。这样，联村委员会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不得不照顾7个党支部的意见，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按《村组法》规定村委会是在村支部的领导下工作的，这样，在麻田就出现了一个村委会，7个领导的局面。其实麻田镇政府在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即它在开始联村委员会选举之前就应该先把联村党支部组建起来，以避免出现这种状况。镇党委应该出面整合支部成员，维护联村后的正常治理秩序。但是由于对这种权力意识认识不清，导致治理上的混乱。笔者认为镇与村的关系应该遵守《村组法》的有关规定，镇一级政府应该明确职权，变领导为指导，同时转变观念，在乡村治理上处理好指导与自治的关系。5 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对立笔者在河北农村调查时，有不少农民反映当地政府太腐败，处理问题手段粗暴，至使有不少农民把当前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农村的腐败问题，认为只要中央政府把农村的腐败根治了，农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笔者在各地农村调查时所听到的最多的也是有关农村腐败的，以前当我听到这些事件的时候，都会认为是农民的过激言词，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尤其是当有的农民在我面前哭诉其遭遇，久握我的手不放时，使我觉得有必要把它写出来，以期引起更多的实证研究者也能多到农村去关注这些事件。笔者认为村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很可能引起农村不稳定因素的聚集。现在部分地区出现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很多是和基层政府有关的。这种农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尤其是受到农村腐败其害的村民越来越多，这种不稳定因素会逐渐走向另一面，比如以自杀的方式抗击政府的不合理待遇等。由于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农民本身对这种腐败现象是无能为力的，然而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却在这一过程遭到质疑，进而直接影响的就是农村的稳定问题。这是乡村治理过程存在的重要问题和障碍。6 村庄精英的缺失在农民素质普遍提高之前，在农村中真正实践乡村治理的应该是乡村中的精英分子。根据效率和节约治理成本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然而在市场经济下，乡村中的精英们更多的流到外面了，按照资源择优分配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笔者把这种情况叫做市场经济下村庄精英缺失悖论。笔者在河北，山西农村调查时，发现村庄里的能人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人大都有一技之长，比如在农业种植方面，在家庭养殖方面，还有经商的。但这些能人和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村庄精英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里的村庄精英主要是指能够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有效自治的，有一定的领导管理才能，在村民当中有一定威信的人。目前这些人在农村中太少了，并且这种人在农村也是很难发挥才能的，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村庄某些权势人物的利益。并且作为上级的乡镇政府也是不太喜欢精英治村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在原有体制下的某些特权，比如新当选的村长不能听乡镇的话了，村民的自主意识强了，乡镇的权威下降了等等。总之，村庄精英的存在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排挤，致使大量精英外流，就象笔者前面所说的这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既然这个地方不适合他们，他们当然要离开。然而笔者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些地方也需要他们，但是由于种种限制，精英们的才能没能最大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消除这些障碍，实现真正的资源择优分配，那时市场经济下的村庄精英缺失悖论则将消失。7 乡村治理的地域性差异乡村治理的地域性是指乡村治理的好坏与村庄所处的位置有着密切的了联系，比如镇政府所在地的村治就要比处于两地交界处的村治要好一些。地域性的差异所引起的村治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笔者在山西麻田村和河北的一些农村所看到的情况就很不相同。麻田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村治比较良好，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怨言也相对较少；而笔者所到的河北农村大都处于两县或三县交界处，这些地方干群矛盾紧张，干群对立严重，上访事件也较多。这种乡村治理中的地域性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村治就好，有的地方村治较差。知道了这一点，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就应改多考虑一下“偏远农村”的村治问题，然后着力去解决之，这样就能减少几个上访村，“钉子户”。以上是笔者在农村调查后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总结。当然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村财务问题，农村不平衡问题严重等，笔者在此不作过多论述。3 困境除了以上问题外，笔者在调查后也感到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存在许多困境：1 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含义是丰富的，简单来说分为两点：一是人民物质上的富足，二是精神上的充实，同时以良好的制度设计为依托，使人类和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按目前乡村治理所达到的水平，离现代化还有很大差距。乡村治理贵在村民的合作和参与，同时需要有一定的财力来提供乡村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公共资源，包括目前城市所具有的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然而在调查中，笔者看到这些在农村是非常缺乏的。即使作为村里重要公共资源的水利、交通等设施也是非常落后的，并且村民们的参与和合作意识也并不乐观，再加上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农民手里的钱是很少的，物质上并不富足，相反有的村民因为大病或子女上学而家贫如洗，同时我国农村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一些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还找不到一条合适的解决办法，比如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农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这些现状引起了乡村治理的困难，然而这些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要处理好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中国的乡村还有很多传统因素，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治理过程，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着政府的治理风险，所以政府是单一通过强行控制为现代化铺路，还是在发展的实践中寻找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良好平衡点，这是乡村治理的一大困境。2 稳定和发展：市场经济下的艰难选择稳定和发展本来应该是一对并列语，稳定才能发展，发展了才能更好的稳定，但是在农村这对相互依托的内容却发生了扭曲，有的时候甚至逆行。我党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前的农村，各地的基层政府也都在积极相应号召努力发展当地经济，然而由于制度缺陷和市场经济下的逐利行为，致使许多地方以方展的名义，大肆掠取民财，腐败成风，严重影响到了党的基层政权在农民当中的形象。有的地方政府还与农民争利，致使农民怨言重重，农民大批上访，农村不稳定因素加剧。笔者在河北顺平县某村调查时发现，该村预留的村集体机动地已被村支书全部发包出去，美其名曰是要发展村经济，然而这些被私人承包的土地却都盖上了民房（按协议应该建厂房），村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还有一件事，该村北边有一条大河，河床要比村子的地势高，以前发大水的时候，村子经常被淹。于是村民修了河堤，并疏通了河道，这十几年没有再发大水。村里看到这么多年没发水了，于是就动起了河床上那些没水的土地的心思，把河床也给发包出去了，现在河床上都是庄稼，而原来的河道现在只变的只有几米宽了。村民们反映一旦发大水，由于河道不畅，河水就会迅速漫过河堤，整个村子都将被水淹。当地的村民就此事进行了数次上访，结果毫无音讯。村民对基层政府怨言甚重。所以笔者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能让农村也完全按照市场的做法去自由的发展经济吗？农村有自由发展经济的资源吗？包括有效的政府和防止利益寻租的有效机制。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做出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很难。3 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这是笔者在调查时深切感受到的。说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笔者在此归纳为两点：一是农民对政府，二是农民对市场。农民对政府是弱势群体主要就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地位而言的，二者相差太悬殊，农民根本就没有力量与政府相抗衡，包括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对市场是弱势群体是指单个的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往往表现的无能为力，市场激烈的竞争机制很容易使小农破产，由于小农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弱质性和周期性长等特点，经不起市场风浪的冲击，并且一旦小农被冲垮想恢复是相当困难的。笔者把市场与弱势农民之间的这种差距叫做市场势力。市场势力越大，农民的压力越大，农民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势力是逐渐增大的，小农破产者甚多。下面笔者着重谈一下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问题，如果说农民对来自政府的压力（主要指个别不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合法程序或有办法去解决的话，那么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单个的农民着实是无能为力的。笔者在河北顺平调查时（7），遇到这样一件事情：这里的农民家里大都种桃树，走在山路上，两边都是桃树，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我们到达当地的时候正值桃子成熟季节。绿色的桃叶里点缀着红色的桃子，煞是好看。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里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得挺好的嘛，今年的桃子肯定是一个大丰收，农民的收入也要上去了。在北京像这样的桃子少说也得1到2块钱一斤，这农民还不赚呀。然而，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走到柴各庄，我们发现这里的村民并没有乐起来，相反他们的脸上却挂着愁云。经过调查后才发现，今年的桃子太便宜了。最大最好的桃子才卖5毛钱一斤，一般的桃子如果顺利的话能卖个3毛、4毛的，但大部分都在3毛一下。有一位桃农，至今才卖了20块钱，连成本的五分之一都没达到。他在向我们介绍的时候，指着一筐刚摘下的桃子，很无奈的说：“这筐桃啊，最多也就卖两块钱。桃不值钱了，像往年能卖到1块5左右呢。”当时我们就愣了，这筐桃少说也有50斤，居然才卖两块钱，简直不可思议。接下来的几户访谈，使我们相信这并不是在说笑。有一户桃农向我们展示了几筐不同价位的桃子，最便宜得不到3分钱一斤，桃子上面有裂痕。还有1毛的，2毛的，3毛的，5毛的，除大小之外，笔者看不出有其他任何区别。据桃农介绍，今年桃子普遍丰收，加上这几年种桃的农户增多，致使附近几个水果交易市场爆满，而收桃的商贩却就那么几个，造成桃农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最后达到只要把桃子卖出去就行。桃农们说，卖了总比烂在家里强。他们普遍反映今年种桃不如种粮食。但这里是山区，种粮又收成不好，所以有许多农户进退两难，但有许多农户已表示来年就把桃树砍了，不种了。我们知道农民心里是很不情愿的，毕竟这些桃树已经长了5、6年了，不容易，但他们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在离开当地时，听说附近村的一位老农因忙了一天却连一个桃子也没有卖掉，回家后硬是气死了（后经河北农业大学在当地做社会实践的同学证实，为真实情况）。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详细了解情况。谷贱会伤农，同样桃贱了也会伤农。农民心里也明白，什么东西多了就不赚钱了。但农民目前的能力，还无法根据市场做出合理的决策。什么东西值钱，大家就一拢的种什么，到最后不赚钱了，又一拢的不种了，这充分说明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盲目性。我们在当地住了两个晚上，每晚11点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村子里的农用三轮车声，我们知道又有农民连夜出去卖桃了（因为农用车没有上牌照，白天不敢上路）。他们一般在早上5、6点钟回家。这是笔者亲身体会到的事实，那么市场经济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我们能不能让单个农民直接去面对市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农民做些什么？其实桃子是可以卖到1块钱一斤的，只要能把它们运出去。虽然在当地桃子市场是饱和的，但在全国市场上，桃子毕竟还没有多的才几分钱一斤。关键是单个农民运不出去，那样的成本太高了，不但不会赚钱，反而会赔的更多。所以我们就必须思考应该如何解决这这些事情（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论述）。总之，市场势力的存在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农村发展格局，在目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的弱质性和市场势力的压力，使乡村治理难度加大，形成困境之一。4 对策笔者结合近两年的经验调查，在思考问题现象的时候，也思考了其中的相关对策，现特总结如下：1 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下进行乡村治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不管市场势力多么强大，市场风险多么大，我们必须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这对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是有重要作用的。那么如何提高呢？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加快农村的信息流通，二是让农民合作起来。（这两点笔者会在以下两部分具体论述）。笔者认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乡村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否则进行任何乡村治理都要大打折扣，因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所带来的外部正效果是一连串的，比如农民的自信心的建立，农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农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加强等等。事实已经证明与市场结合比较和谐的乡村在乡村治理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但是现在我们的大部分农民朋友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他们无法抵挡市场上的大风大浪。所以社会各界，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但我反对从一开始就把农民直接推向市场，如果那样我认为是对农民的不负责任，毕竟几千年的小农思想还是很重的，我们需要慢慢来，我们需要把农民的思想慢慢转变过来。我认为现在有些学者所进行的新乡村建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2 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通过对河北顺平桃农的调查，我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是很有必要的。单个的农户是很难面对市场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容易让小农破产。市场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单个的农户在此情况下，难免会产生错误决策。由于农业的生产周期性较长，一旦决策失误，影响的就是一年，甚至更长。这样农民就不是以市场来决策了，而是在观望，在看我的邻居种的是什么，其他村民种的是什么，势必会出现桃贱伤农的现象。但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合作社，那么桃子的价格就不会是1毛，两毛，甚至几分钱一斤了，也有可能变成1块一斤。主要还是因为单个的小农在面对市场时很容易吃亏，但又没有能力进行相应的保护措施，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办一个大企业，需要来一个股份制一样，农民也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农民组成合作社，是提高农民应对市场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共同承担市场风险，共同承担交易成本，共同采集市场信息，既提高了市场效率，又降低了单个农民的成本。从农民对政府的角度看，组成农民合作社，提高了单个农民与政府谈判的自信和成功率，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权益。所以合作社有必要搞。我们在定县翟城村（温铁军先生创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在地）作调查时，发现农民对合作社还是很欢迎的，农民干劲也很大。我们需要政府尽快通过立法来规范合作社，用制度来保障合作社的发展，让农民在合作中得到实惠，同时也减轻乡村治理阻力。3 加强农村市场信息的宣传和流通在农村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村的信息资源严重匮乏，而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量大，信息传递、更新速度快，谁掌握了更新、更多的信息，谁无疑就会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正是农民所缺少的，这就更大大降低了他们在面对市场时的决策能力，所以现在大部分农民表现的比较迷茫，久而久之造成信心缺失，治理效果不佳。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农村信息的宣传和流通。这里的农村市场信息包括农业科技信息、法律信息、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农村政策信息，以及其他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农村调查时发现这些信息是农民相当缺乏的，但同时又是他们相当需要的。信息的不对称是造成农民应对市场时产生错误决策的重要原因。为此，我认为作为信息中要掌握者的政府有责任对农村的信息市场进行干预，使农村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应该本着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做一些事情。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向农民宣传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帮助农民通过媒体向外界宣传农民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还可以用制度来规范农产品市场流通秩序，真正使农民既增产又增收。在这一点上政府的作用是关键，同时社会各界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也应加入进来，大家共同努力，逐步使农村的信息对称化。4 政府的治理观念应该有所转变本文笔者隐含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在目前的乡村治理秩序下，除了政府，农村存在的其他组织很难起到使乡村自主治理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乡村能够达到真正自主治理之前，政府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视的。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所说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符合经济人假设，存在有自己利益最大化需求，所以农村存在较多权力寻租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是与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关系的，所以经常出现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的博弈，但是农民对政府是弱者，即使农民组成合作社，由于目前合作社制度的严重不健全，合作社在抵御政府权益侵犯的时候，也往往力不能及。所以政府经常与农民发
当前，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现象比较普遍，加之农业税免征政策的实施，广大农民与村支“两委”的利益联结不再紧密，农村基层组织化水平逐年下降。因此，必须着力“一盖两化”，努力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化程度，不断夯实党在农村执政根基。党的组织全覆盖。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必须要提高党组织在各领域的覆盖率。一是在龙头企业建立党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市场关联度高，具有辐射带动千家万户农户发展的重要作用，大力抓好农业龙头企业的党组织建设，能够充分发挥党的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二是在产业园区建立党组织，将同一个产业内的党员组织在一起，由党员干部领办、创办，更好地发挥党员的示范、引导、帮扶作用，使示范园区真正成为致富能手帮带的示范园、产业基地成为农民群众致富的生产田。三是在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按照产业链延伸到哪里，党组织的服务就到哪里的思路，根据农村发展需要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形成“一项产业、一个支部、一面旗帜”的党群共建发展格局。四是在行业协会建立党组织，各种农村专业协会的建立发展，起到了引导促进产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其在群众中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为夯实实党的执政基础，探索建立党组织也迫在眉睫。总之，要使党的组织体系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扩大覆盖面，有效增强影响力和凝聚力，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自治组织规范化。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在农村村民、社区居民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组织。一要规范化组建，在农村基层，最为常见的自治组织有村委会、村民小组、议事会、护河队、护林队等，在成立这些组织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或相关规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建议，公开进行推荐、民主进行选举，体现群众的主体地位，唤醒他们“主人翁”意识，真正实现让群众自己议自己的事、自己办自己的事。二要规范化运行，群众自治组织组建是基础，关键是常态化、规范化的运行。在具体工作中，必须坚持既充分体现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又切实保证村级其他组织发挥功能；坚持依照《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要求建章立制；坚持把村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坚持实用实效、便于操作，使各项制度的制定着眼实际，有章可循，操作性强的原则，做到该开的会一次不差、该知晓的一个不少、该表决的人人有份，把公平、公正、公开贯穿始终。经济组织股份化。目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必须将农民手中的资源，采取“三变”模式有效整合起来，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才能重新有效组织群众，提高基层组织化程度。一是村集体要领办实体项目，常言道：“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支部”。村支“两委”必须立足自身优势、围绕市场需求等，选准发展路子，在征得广大群众的意见后，村干部带头领办或者创办养殖场、精米加工厂、精品果园、建筑劳务公司、中介服务公司等实体项目，在闯荡市场中积累经验、掌握技术、带头示范，对广大群众进行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教育引导，树立抱团发展的信心、增强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与支持。二是科学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无论是村集体自己领办，还是招商引资合办，必须要把全体村民的利益考虑进去，坚持“以资入股、按股分红、人人有份”的原则，科学建立村级集体经济与群众全覆盖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占股有保底、入股有分红、劳动有报酬”的目标，进一步组织好、凝聚好广大党员群众，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这类文章或从正面提出某种见解、主张，或是驳斥别人的观点。新闻报刊中的评论、杂文、说法或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感受等，都属于议论文的范畴。这类文章或从正面提出某种见解、主张，或是驳斥别人的观点。杂文、说法或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感受等，都属于议论文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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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治理“中梗阻”的重要保证 本文是“治理‘中梗阻’、优化软环境”13篇分析报告的第十二篇。文章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分析认为治理“中梗阻”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并指出要夯实基础,使基层党组织建设由“弱”变“强”；注重创新,使基层党组织建设由“散”变“聚”；强化功能,使基层党组织建设由“庸”变“为”；严明纪律,使基层党组织建设由“软”变“硬”。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否在基层得到贯彻落实,与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发挥得如何有着直接的关系。在问卷调查中,有99%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基层党组织先进性建设有待加强。从我市去年查处的仝霄、焦亚明等中层干部的问题来看,他们所在的基层党组织恰恰都存在着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的问题。由此可见,治理“中梗阻”,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一、夯实基础,实现基层党组织建设“弱”变“强” (一)注重优化组织设置。基层党组织设置必须适应党建工作的实际,适应党员干部的工作需要,要突破原有以地域和单位为基层党组织设置单元的限制,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把一些党员人数少、单位职能类同、工作任务相近、业务往来较多、人员易于集中的多个部门组建为一个党组织；将党员数量增加较多的职能部门党组织由原党支部升级为党总支、党总支升级为党委,把支部设在下属单位,把党小组设在工作一线,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活力。 (二)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建设一个好班子,特别是选配一个好书记,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关键。必须创新选人用人机制,按照“优化班子结构、强化整体功能”的原则,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重点选配那些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党员干部担任党组织班子成员,尤其要注意把行政领导班子里素质好、能力强、威信高、熟悉并热爱党务工作的同志选配为基层党组织书记。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的教育和管理,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班子的战斗力,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三)大力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要对党员实行严格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切实增强其党员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使广大党员政治觉悟高于群众,组织纪律强于群众,道德情操优于群众,业务能力胜于群众,作风现象好于群众,业绩贡献大于群众,真正做到在平常时期看得出来,关键时刻冲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同时,基层党组织要真心实意为普通党员干部排忧解难,帮助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使广大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二、注重创新,实现基层党组织建设“散”变“聚” (一)创新组织工作方法。要深刻认识新形势、新任务对基层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树立“坚持高标准、创造性地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的思想,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前瞻性和科学性,积极建立党务公开长效机制,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同时,积极采用电化教育、微机管理、网络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开展工作,使基层党建工作的方式方法由单一型转为多样型,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由传统型转为科学型,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二)创新组织活动载体。做好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需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内容,使党建工作更加符合党员需求,取得实际成效。要创新活动形式,既要做到“规定动作”不变通、不走样,又要做到“自选动作”有特色、有创新,不断增强党组织生活的吸引力,提高党员参加组织生活的积极性。要创新学习方式,改变理论学习一人念、大家听的传统学习方式,通过讨论、交流、论坛等方式,让党员干部特别是中层干部在平台上展示自己的理论功底、表达能力、问题见解、对策建议等,激发党员队伍的思想活力和工作活力。 (三)深化创先争优活动。要继续以创先争优活动为有效载体和有力抓手,积极开展“六个一”活动,树立认真学习的标兵、努力工作的标兵、清正廉洁的标兵,特别是要善于发掘中层干部中的先进典型,引导广大党员人人争当优秀党员,在基层党组织中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基层党建工作始终保持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旺盛的生命力。 三、强化功能,实现基层党组织建设“庸”变“为” (一)基层党组织要坚持在服务中心中发挥作用。要把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科学发展的优势,在促进中心工作与党建工作的有机结合上发挥作用,力求使党的工作与中心工作对上路、合上拍,做到中心工作重点抓什么,基层党组织就重点推什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单位重要决策、重大事项中的参与讨论权、建议权和表决权,对党员干部任免、调动、奖惩的建议权,对单位党员思想政治、道德品质、廉洁自律等情况直接向上级党委(党组)报告权,切实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体现作为、提高地位、树立权威。 (二)行政一把手要支持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在问卷调查中,有24%的被调查者认为“单位行政负责人不重视党的工作”是当前影响基层党组织发挥职能作用的主要障碍。因此,各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不仅要对业务工作负责,而且也要对党的建设工作负责,要把基层党建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经常主动询问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充分尊重基层党组织的合理意见,认真解决基层党组织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要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基层党组织的活动,自觉接受基层党组织的监督,带动党员领导干部重视和支持机关党组织的工作。 (三)要为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创造必要条件。要将党员教育经费、基础设施建设和党组织活动经费列为专项经费,与年度行政经费一并列入财政预算,逐步形成与地方财力同步增长机制,着力解决“有钱办事”的问题。要根据基层党组织工作需要,设立必要的办事机构,充实必要的工作力量,解决专(兼)职党务干部的编制、职级待遇、岗位交流等问题,调动机关党务干部的积极性,着力解决“有人办事”的问题。 四、严明纪律,实现基层党组织建设“软”变“硬” (一)以责任体现纪律要求。要明确责任主体,把基层党组织的“一把手”确立为基层党组织先进性建设的第一责任人,每名党员都是具体责任人；要完善责任体系,督促各基层党组织认真制定先进性建设目标,明确责任分工,稳步推进实施；要严格责任追究,对于组织不力、敷衍了事、消极应付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整改,对不认真兑现承诺、群众满意度低的,要公开通报并进行诫勉谈话,对始终无明显改观的,要调整工作岗位甚至降职、免职、责令辞职,出现违纪违法问题,要坚决给予党政纪处分。 (二)以考评落实纪律要求。要科学设置考评指标,从考核党组织和党员所表现出的负责态度、党员所处岗位职责、目标任务和党员个体能力素质等综合情况,合理确定考核内容；要坚持客观公正考评原则,遵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公开平等、群众公认的原则,不搞简单攀比,不搞照顾平衡,杜绝平均主义,真正使评选出的党组织和党员具有先进代表性；要严格实施考评奖惩制度,坚持把考核结果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评功评奖、选拔任用、调职晋级的重要依据,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立足本职、爱岗敬业、争先创优。 (三)以监督强化纪律要求。要突出监督重点,紧紧围绕是否体现总体目标、是否体现岗位职责要求,是否体现群众意愿、是否体现科学可行等重点内容,强化监督检查；要拓宽监督渠道,勇于打破常规,改进督察方式,切实把专门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各方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把社会各界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要保证监督效果,严格监督检查的标准和程序,对发现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要跟踪巡访,定期检查,督促整改,抓好落实；要建立重要问题巡察预警机制,及时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基层治理是对基层地区（如城市社区、农村等）的治理。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基层治理现代化。城市的社区治理、农村的村落治理，都属于基层治理范畴。基层治理涉及面宽、量大、事多，直接面对群众，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治理主要是针对违法现象，基层对社会危害最大的是违法生产现象，他是腐败的根源，剥削百姓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