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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随笔]近代中国各通讯社 作者:飞行船长 提交日期:2006-6-6 7:34:00    中兴通讯社 中国人创办最早的民营通讯社。1904年初成立于广州,社址是广州市中华中路回龙里32号。发行人兼编辑骆侠挺。首次发稿日期是1月19日。主经发稿对象是广州和香港地区的报纸。停人时间不详。 远东通讯社 1、清末中国人在国外创办的最早的通讯社。1908年由清朝政府驻外使馆随员王慕陶、王侃叔在比利时创办,得到清驻比公使李盛铎的赞助,它接受清朝政府外部的津贴。在国内一些大城市聘有通讯员,如上海陈景志韩、雷继兴,北京汪康年、黄远庸等。总部曾一度迁设上海。主要向欧洲各国提供中国通讯,同时也将欧洲重要消息向国内各大报社发稿。曾创办法文杂志《黄报》。清朝政府被推翻后停止活动。2、中国现代私营通讯社。1924年3月30日在上海成立, "宣达民意,传播真实消息"为宗旨。社长黄克明。在各地主要商埠招聘通讯员。1925年7月在上海组织"新闻学讲演会",聘请戈公振、潘公展、严谔声、汪英宾、严独鹤等为讲师,讲授新闻学基本理论、业务常识,介绍国内外新闻事业的历史与现状,深受欢迎,同年10月由学员发起组织成立了上海新闻学会。1926年9月黄克明出国考察,社务由朱少屏主持。1927年3月参加发起组织上海通讯社记者公会。 东京通讯社 民国初年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通讯社。1915年7月成立于东京,负责人邵飘萍。这是邵在东京政法学校读书时,与同学潘公弼等3人组成。用中文向国内京、津、沪、汉等地报纸寄发东京通讯,主要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的反袁活动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曾较早报道日本政府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密约"的消息,引起国内震动。1916年邵、潘等相继返回中国,该社遂解散。 新闻编译社 中国早期民营通讯社。1916年7月成立于北京,创办人邵飘萍。主要业务是采编北京新闻和选译外电,通过手写油印方式,向北京各报、外国驻京记者和上海《申报》等发稿。每日一次,每次几十份。外埠邮寄。由于邵擅长采访,常以内幕、独家新闻取胜,而且时效快捷,故稿件多为中外报纸采用,颇获好评。邵飘萍创办该社目的,自称是不满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与当时一般接受军阀政客津贴的私营通讯社相比较,独立性较强,带有一定的爱国主义色彩。 平民通讯社 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民从团体建立的通讯机构。1919年12月湖南学生组织联合社会各界组成的湖南公民驱逐张敬尧请愿团到达北京,请求政府撤换湖南督军张敬尧。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各界同情和舆论支持,请愿团成立了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为社长。12月22日起发布驱张新闻,每日油印(也有石印)稿件150余份,送登京、津、沪、汉各报,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北京的《益世报》、《北京日报》、《惟一日报》、《京津太晤士报》,上海的《申报》,汉口的《大陆报》、《正义报》等,均发表社论或时评予以支持,形成强大舆论压力。不久,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平民通讯社稿件大多出自毛泽东之手。现存原稿10篇,附件两篇,有《湖南请愿团详记》、《张敬尧私运烟种的大破获》、《张敬尧罪状大纲(25条)》等。1920年4月毛泽东离京赴沪,平民通讯社亦告结束。 华俄通讯社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通讯社。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等经北京到上海后,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革命经验,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华俄通讯社,7月2日正式发稿。杨明斋(山东人,旅俄时加入俄共,魏金斯基的翻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任社长。初名"中俄通讯社",后改现名,简称"华俄社"。该社大量报道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人运动等方面情况以及共产国际的材料。上海《民国日报》从1920年7月2日至1925年8月1日,连续采用该社通讯稿共100多篇。《新青年》杂志出刊登过该社的稿件。该社还把中国报刊上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用电报发往莫斯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该社转由中共领导。 人民通讯社 1、 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汉创办的通讯社。成立于1921年春。社长陈潭秋,参加采访 和编辑业务的有陈萌林、刘子通、包惠僧等。其任务是沟通武汉地区与全国各地工人、学生革命活动的消息。初创时通讯稿用手抄,后油印,除供给武汉及湖北各报外,还寄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各大报。 2、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名义创办的通讯社。成立于1926年9月。主要任务是宣传革命形势,报道北伐革命军的胜利消息。社长邵季昂(共产党员),编辑主任邓瘦秋,记者帅元钟、张家驹等。是年11月汉口《民国日报》创办后,该报总编辑宛希严(共产党员)经常指导该社活动。1927年3月与汉口,发起组织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该社被迫停止活动。 国闻通讯社 中国现代影响较大的私营通讯社。1921年由胡政之创办于上海,9月1日正式发稿。起初受孙中山和浙江军阀卢永祥等的资助,实为反对直系军阀的联合势力的宣传机构。每日以邮寄方式向各地报社发稿。以后陆续在北京、汉口、天津、沈阳、长沙、广州、贵阳、福州、重庆、哈尔滨等地设立分社,或聘请特约访员。地方通讯和电讯报道大量增加,每日发稿由一次改为2次,约六七千字。陆续增设广告部和英文部。1924年8月发行《国闻周报》,记载每周国内外大事,并加以评论,执笔者有胡政之、张季鸾、陈布雷、叶楚、潘公展等。同年10月卢永祥在江浙战争中失败后,胡政之又取得吴鼎昌的支持,重心北移。1925年招聘日本东京通讯员,增加电报传送新闻。1926年9月胡政之与吴鼎昌、张季鸾联合接办天津《大公报》,国闻通讯社并入,该社人员成为报社编辑部和经理部的主要班底。各地分社也成为《大公报》的分支机构。上海总社于1936年结束。 劳动通讯社 中国共产党北京党组织早期创办的通讯社。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工人周刊》编委会附属的宣传机构。该社设编委会,成员有高君宇、王有德、韩麟符、黄日葵、缪伯英等。发稿负责人刘铭勋。在全国各地聘有特约记者和通讯员,有阮啸仙、赵醒侬等。主要报道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反映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稿件为手写油印、除供给《工人周刊》选用外,还向北京《晨报》、上海《申报》等全国大报发稿。该社后期与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关系密切,在业务上得到邵的指导。1926年4月邵被奉系军阀杀害后,该社也停止了活动。中央通讯社 中国国民党创办的通讯社,简称中央社。1924年4月1日成立于广州,1927年5月迁往南京,隶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2年5月改组,萧同兹被任命为社长,实行独立经营,下设编辑、采访、事务三组。1933年4月增设电务组。翌年9月设英文编辑组,编发英文新闻稿,通过电台发到上海、北平、天津三地分社,再转发当地英文报纸。1935年1月1000瓦特功率发报机装竣,用于全国广播。1936年1月总社扩大,分设编辑、采访、英文编辑、征集、电务、事务六部。6月聘陈博生为东京特派员,成立东京分社。至1937年6月,中央社在国内建有上海、北平、天津、西安、武汉、南昌、重庆、成都、贵阳、广州等分社及牯岭办事处,国外有东京分社,并在瑞士、印度设特约通讯员。还分别与路透、美联、哈瓦斯、塔斯等外国通讯社签订交换新闻合约。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社迁往汉口、重庆。1939年设总编职,第一任总编辑陈博生。在重庆发行英文《中国半月刊》,并播发国内战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新闻。1946年4月总社迁回南京。1947年冬建成国际发报台,翌年春开始对国外(主要是欧美国家)播发新闻。1948年春为中央社全盛时期,国内有分支机构(包括分社、办事处、特派员)52处,国外有25处,员工达2653人。每日对全国广播约2万余字。随着国民党在战场的失败,中央社也很快走下坡路,各地分社先后关闭。1949年2月总社迁广州,10月迁重庆,11月移交台北。 申时电讯社 中国现代影响较大的私营通讯社。1924年成立于上海,由《申报》经理张竹平创办。初办时主要由《申报》、《时事新报》两报编辑记者,将两报所得中外电讯,摘要编译,供外地有关系的报纸采用。稿件分电讯和邮寄两类,受到各地报社欢迎,订稿者日增。1928年增加资本,扩大业务,组成独立通讯机构。社长张竹平,经理夏奇峰。聘请专职人员,内设电讯部、广告部、通讯部、摄影部等。除向外地报社发电讯外,还提供英文稿件和照片。陆续在北平、天津、广州、香港、汉口、南京、重庆等地招聘访员。1932年该社与《时事新报》、《大陆报》(英文)和《大晚报》成立"四社"联合办事处。张竹平任总经理。3报是股份有限公司,申时电讯社为张竹平独资经营。1934年"四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月笙,董事有张竹平、潘公展、萧同兹、董显光等;经理张竹平,社长米星如。改组后业务又有发展,各地访员增至30多处,每日收发稿件达6万余字。是年10月1日,本埠新闻增发午稿,供各晚报采用。1935年"四社"被孔祥熙劫夺。社长先后由米星如、唐四昌担任。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前夕停止活动。1946年6月6日恢复活动,经理黄霈,总编辑章苍萍。出版有《报学季刊》等。 国民通讯社 1、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具有全国性的通讯社。1925年6月在"五卅"运动高潮中 成立于上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第一任社长邵季昂。编辑部与通讯处均同《热血日报》在一起,协同《热血日报》积极进行了反帝爱国宣传。为扩大业务,招聘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沈阳、哈尔滨等地特约通讯员。《热血日报》被迫停刊后,国民通讯社担负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主要任务。1926年9月淞沪警察厅查封了该社,邵季昂及其工作人员被捕。1927年初,国民通讯社恢复活动,社长何味辛(何公超)。3月参加发起组织上海通讯社记者公会,何被选为执行委员。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加强该社力量,将市民通讯社并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查封了该社。 2、 国民党在上海创办的通讯社。1927年5月5日正式发稿。由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 上海分会与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联合主办。社长陈德征,副社长兼编辑主任杨德民。1931年改组,陈德征辞去社长职务,由杜刚接任。 3、 国民党对外宣传的官方通讯社。1927年6月4日在上海成立,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沪交涉署创办的。初名国民通讯社,后改名国民新闻社。社长李才,工作人员有张似旭、戴麟藻、冯良玉等。该社是适应国际宣传需要,及补救外国记者所发消息之错误与遗漏而设。曾与美国合众社、德国海通社签订交换新闻协定,对国外编发中文稿和"对外文"等。 新声通讯社 中国现代私营通讯社。1930年8月16日成立于上海,"以宣达社会工商建设等真实消息为宗旨"。严谔声创办并任社长。次年4月设广告部,主任严鼎镛。1932年又增设摄影部、出版部,增发午稿,扩充人员,聘吴中一任副社长。同年在南京设办事处,1934年4月改为分社,由严服周负责。"九·一八"后两次印发《田中义一满蒙政策》一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出版有《民国二十年之新声通讯社》、《新闻法令章规》等书。 中国工农通讯社 1931年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通讯社。原名中国工人通讯社,翌年改称中国工农通讯社。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它每周或10天左右发稿一次,主要用英文发稿,打字油屯,每期寄发国外进步报刊80多份。中文稿则秘密发给白区党报和工人报刊。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介绍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军战况,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等。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先后有林电岩、朱镜我、朱伯深(朱明)、李少石、廖梦醒等。1935年因负责人被捕而停止发稿。 红色中华通讯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通讯社,简称红中社。1931年11月7日成立于江西瑞金,用电台播发电讯新闻。广播呼号为CSR(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经电台"的缩写)。它与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属同一机构。发稿内容主要有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文告、宣言以及红军战报、革命根据地建设消息等。每日发稿一二千字。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少量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印成《参考消息》(曾用名《无线电材料》、《每日电讯》),供中央领导机关参阅。该社重视发展通讯网,曾出版油印的《工农通讯员》刊物,交流业务经验和指导写作。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长征途中新闻广播中断,但抄报工作没有停止。1935年11月在陕西瓦窑堡恢复广播。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曾建立西安分社,印发陕北红中社新闻。1937年1月迁到延安,改名新华社。红中社历届负责人有周以栗、王观澜、杨尚昆、李一氓、沙可夫、瞿秋白、任质斌等。 国际新闻社 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间通讯社,简称国新社。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上海进步人士组成国际宣传委员会,发布抗战新闻,不久迁香港,改名国际新闻社。1938年10月20日,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会员为骨干组织的国际新闻社成立于长沙,11朋迁到桂林为总社,香港为分社,并在重庆设立办事处。随后,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建立通讯网,宣传团结抗战,向大后方报纸和海外华侨报纸发稿。主要负责人为胡愈之、范长江、刘尊棋、孟秋江、恽逸群、邵宗汉等。1941年"皖南事变"后,桂林总社和重庆办事处被迫关闭。香港分社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国新社于1946年初在香港重建,向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港澳和海外华侨报刊发稿,揭露蒋介石的反共独裁和发动内战的政策,宣传解放区的建设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该社终止活动。 全民通讯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民营面貌出现的通讯机构。1937年9月在山西太原成立并发稿。社长李公朴。实际领导为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其前身为天津成立的中外新闻学社。同年12月全民社迁到武汉,吴寄寒(吴江)主管全局,周勉之任代理社长。1938年9月迁到重庆,宣传上归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领导。1939年9月后,全民社被"批准"在成都建社。于是,发稿业务转到成都总社,重庆改为办事处。成都全民社由吴寄寒主持,陈翰伯任总编辑。1940年3月代社长周勉之被捕后,吴回重庆主持工作,成都全民社停止活动。1941年2月由于"皖南事变"后处境更加困难,全民社停止工作。全民社以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指针,宣传团结抗日,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发稿,以通讯稿为主,油印发行(成都时期改为铅印),每日一次。发稿量初期几十份,后增加到100多份,在重庆还发行英文稿。该社在昆明、贵阳等地聘有特约记者,通讯员遍布各战区。先后办有《我们和你们》、《全民之友》等业务刊物。 民族革命通讯社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当局官办的通讯社。简称民革社,隶属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1938年4月15日在山西省吉县成立并发稿,1939年春迁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社长梁¥武,总编辑曲咏善。下设编辑、采访、电务和总务4部。除总社外,先后在第二战区各地及重庆、成都、香港设有分社。发稿以电讯为主,每日两次,通讯稿则航寄。总社编印《民革通讯》,各分社也发行新闻稿,供当地报纸采用。抗战初期,不少进步青年参加该社工作,有些地区的分社就是依托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牺盟会组建起来的,因而民革社初期所发稿件,尚能真实反映抗日前线的面貌。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大批进步青年纷纷离去,不少分社与总社断绝联系,总社业务逐渐处于瘫痪状态,后来名存实亡。1946年民革社正式宣告结束。 中央电讯社 抗日战争时期汪伪集团的主要通讯社。1940年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由上海的伪中华通讯社和伪南京维新政府的中华联合通讯社合并而成。4月成立中央电讯社理事会,伪宣传部指定周化仁、林柏生、郭秀峰、赵慕儒、许锡庆等为理事。林柏生为理事长。特设"交换理事",由日人松方义三郎担任。后又增加同盟社的古野为名誉理事。社长赵慕儒、副社长兼总编辑许锡庆。5月1日正式发稿。总社设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香港、杭州、苏州、徐州和蚌埠等地先后设分社。1940年11月30日在日本东京设分社。还同日本同盟社,德国海通社,意大利斯蒂芬尼通讯社等签订交换新闻协定。1944年4月改组,赵慕儒任理事长,郭秀峰任社长,胡瀛洲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45年3月又改组为社团法人,标榜"以代表国家民族之立场,以国内报业之全体为对象"。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接收。 军事新闻通讯社 国民党军方的通讯社,简称军闻社。1946年7月7日成立于南京,并在重庆、沈阳、北平、兰州、广州等地设立分社。1949年底迁到台湾,曾一度停办。1950年4月在台北恢复。主要任务是报道国民党军方动态。先后在高雄、台中、花莲设立分社,在金门、马祖、澎湖设有特派员,在台湾各大县市派驻记者,还在国民党军队中设有通讯员。该社由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办。除播发文字和图片新闻外,还摄制有关军事方面的电视新闻和专题片。中国特稿社 成立于1950年5月的一家以向海外报刊提供英文特稿为主要任务的新闻机构,属国际新闻局,1954年12月改由新华社领导。它有自己的编辑部和对外发行销售机构,其宗旨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初创时期的特稿社,只向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一些左派党和组织、友好团体的报刊,提供介绍新中国的文字特稿和图片。经过40多年的建设,中国特稿社已拥有一支从采编、摄影到出版发行比较完整的、业务熟练的专业队伍,已有能力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文、中文等多种文字,向世界上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各类特稿。在现有的120多家海外用户中,80%为专业性刊物,多数在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新加坡、菲律宾、以及香港、台湾出版。该社还出版以行业分类的《新闻通讯》(Newsletter),与国内外出版社合作出版书和小册子、画册,承接海外用户的社会调查和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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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原名林阿书,又名林派光、林觉夫、林顽石,(8——10),男,祖籍澄海东里樟林。我国著名文学大师。 秦牧于香港出生。3岁时随父母移居新加坡。1932年回到故乡樟林。青少年时期曾就读于新加坡端蒙学校、樟林萃英学校、汕头一中等学校。1938年春到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辗转于粤桂两省。1941年曾在桂林的中山中学教书,并从事写作,开始涉足文坛。历任《中华论坛》、《再生》、《中国工人》诸杂志编辑。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文教厅科长、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主编过《广东教育与文化》、《中华通俗文库》、《作品》诸杂志。曾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暨南大学中文糸主任。历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文联执行主席,并任《四海》杂志主编。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以作家身份访问过蒙古、古巴、新加坡和泰国。 出版《秦牧全集》十卷。他的散文作品风格独树一帜,被誉为“散文一绝”。小说、童话、戏剧、诗歌、文艺理论等都有著作,故又被喻为“一棵繁花树”。 馆藏作品:《秦牧全集》、《火种集》、《秦牧散文集》、《彩蝶树》、《秦牧儿童文学全集》、《秦牧文集》、《秦牧散文选》、《花城》、《秦牧科普作品选》、《华族与龙》、《艺海拾贝》、《哲人的爱》、《在国际飞机翼下》、《翡翠路》、《森林水滴》、《秋林红果》、《秦牧华侨题材作品选》、《秦牧论散文创作》、《访龙的家乡》、《中华散文珍藏本·秦牧卷》、《寻梦者的塑像》、《盛宴前的疯子演说》、《巨手》、《晴窗晨笔》、《愤怒的海》。

1、《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2、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运动。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3、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该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4、《新青年》坚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的原则﹐对于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作家采取了开闳的态度,它先后译介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特莱夫、索洛古勃、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波兰的显克维奇,瑞典的斯特林堡,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格里高里夫人,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创作。第4卷第6期(1918年6月15日)办了“易卜生号”。该刊还译介了苏联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论文。5、《新青年》还进行了反对封建复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学潮流的斗争。这主要包括对以刘师培、林琴南为代表的“文选派”和“桐城派”封建复古势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反对新道德维护旧道德的斗争﹔对腐朽无聊的黑幕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斗争﹔对诋毁革命文学的上海美术界守旧派人物的斗争。

《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此外,同名的还有日本侦探杂志《新青年》、新青年网站和新青年论坛。  《新青年》 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   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0月1日,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   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新青年  倡白话文运动。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   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   7月4日,《新青年》第三卷五号陈独秀发表文章答顾克刚关于政治思想问题。   8月9日,钱玄同邀请鲁迅加盟《新青年》   1918年4月18日,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辨书》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   该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   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编印。从1920年9月的8卷一号起,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正式的准备,   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共出5期,次年7月停刊。后期的《新青年》介绍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  。《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出版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标准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是"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而"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李大钊发表《青春》一文,在文中揭露封建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并强调要寄希望于"青春中国之再生";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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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成立后致力于组织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8月成立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举办工人学校,组织产业工会,开展罢工斗争。99年前,1921年,为了贯彻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的精神,党中央决定在中国当时的产业中心上海的北成都路19号,也就是如今的成都北路893弄,成立了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从这里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团结工人,发起工人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发表宣言,提出“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民国初期,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为以后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物质基础。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就曾经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提到: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辛亥革命时不过50-60万人,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经高达200万人,通过这些数字就说明近代产业工人的力量举足轻重。书记部总部初设在上海,1922年迁北京,在上海、汉口、湖南、广东、济南等地设有分部。共产党人邓中夏任主任。书记部出版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7月迁到北京后改名《工人周刊》。通过书记部,党建立各地的工会组织,领导工人斗争,并以交通运输工人,首先是铁路和海员工人为工作为重点,向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作斗争。1922年1月17日,湖南纱厂工人索取年终双薪举行罢工,1922年4月24日,上海邮政信差700余人举行罢工。1922年,全国各地罢工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人数高达30余万人,工人运动蓬勃开展,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书记部的使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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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对超级大国的定义是什么了,如果说是影响全球才算的话,那中国确实从没当过超级大国。因为古代毕竟交流不方便么。 但隋唐在当时的世界上属于一流强国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当时的欧洲被野蛮种族征服,正处于黑暗时代,烂的很···当然更早的汉帝国也不错,不过有罗马在也算不得一支独绣。 至于四大文明古国么···这是N年前的观点了,现在基本认为是五大文明起源地。在这五个之中我们确实是比较晚的,这没什么可说的。至于文明西来说也是有的,甚至有说夏族是西方来的族群(更过份的就直接说是白种人,夏是希腊的翻译音··这不扯淡么,夏在上古是这么发音的么!)征服了中国本土的华族而建立的文明。当然这都可以认为是纯扯淡,一点证据也没有的扯淡。但是,冶铁技术,战车战术,我们确实比西方晚,尤其是冶铁,不是晚个一两百年的事。这确实可以认为是从西方传入的。但中国传到西方的东西也挺多的么,互相交流是不可避免的。

80后作家真正有代表性的,只有以下这几个:韩寒韩寒在2005年签约环球唱片,随后录制个人首支单曲《私奔》并拍摄了MV。2006年则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寒·十八禁》。2011年,韩寒为电影《观音山》主题曲《辞》填词。2012年,韩寒为李宇春个人专辑主打歌《似火年华》填词。2013年,韩寒作品《一座城池》改编同名电影公映,《他的国》也改编为电影剧本,《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改编为同名话剧全国巡演。郭敬明郭敬明在2007年为《快乐男声》主题曲《我最闪亮》填词。其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改编为同名电视剧。2010年,郭敬明成立了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13年,《小时代1》和《小时代2》改编为同名电影全国公映。如今韩寒和郭敬明已经日渐脱离了单纯的‘作家’。韩寒结婚生子,更多的是以赛车手的身份出现。而郭敬明则成为了商人。但文学依旧是不变的情节伴随着他们,而争议同样如影随形,从他们以文学作者的身份出现时就是‘鲜花与板砖’齐飞。争议不会有停止的一天,但是仍然丝毫不影响80后作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这样一批备受争议的文学作者,为网络文学、通俗文学开启了新天地并且成为了中流砥柱的中坚力量。张悦然张悦然女,1982年出生,现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代表作<樱桃之远>。网上正在为张悦然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吵得不亦乐乎。按照某些媒体的说法,张悦然与郭敬明、韩寒、春树、孙睿并称为“80后5大偶像”,但更多读过《樱桃之远》的读者却认为这是对张悦然的侮辱。因为《樱桃之远》中那种隐秘、细腻的女性成长描写,实在不是随便一个美女都能写出来的。“玉女”张悦然成了“偶像”和“实力”的争夺对象,这就充分说明了她今日之人气。春树2000年,春树从高中辍学,开始自由写作。至今已出版小说《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抬头望见北斗星》等,她有主编过《80后诗选》。2004年,她获得第五届网络金手指的网络文化先锋奖。2004年,她成为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人物,美国人称她为“新激进份子”。她也是80后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她代表作有:《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2条命》《在地球上:春树旅行笔记》。蒋方舟蒋方舟,女,1989年10月27日出生于湖北襄阳,中国青年作家。她自7岁开始写作,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此书被湖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并改编为漫画书;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并引起了较大争议;2009年10月在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的第七届人民文学奖评奖中,蒋方舟获得散文奖。201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曾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刘同刘同,湖南郴州人,1981年2月27日生,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作家,光线影业副总裁 。担任《大鱼海棠》《同桌的你》等多部华语电影制片人 、《寻龙诀》联合监制 。2012年《谁的青春不迷茫》荣获“中国作家榜年度最佳励志书”“新浪中国好书阅读微博最赞图书奖”“南国书香节十大好书top1”等荣誉 。由同名作品改编的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入选东京电影展影片 。2014年出版作品《你的孤独,虽败犹荣》获当当网2014年度好书非虚构类图书第1名,入选2014年第九届中国作家榜前四,获“年度最畅销跨界作家”“年度最佳励志书”奖项 。央视两会观察新闻节目中,《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之江新语》《狼图腾》《活着》成为2014年度国民阅读四大图书之一。2016年《向着光亮那方》上市 ,获网易时尚跨界盛典年度跨界创作人大奖 。2017年出版小说《我在未来等你》 ,获2017年度亚洲好书榜总榜冠军 ,入选第十二届中国作家榜位列第五 。姚良姚良,80后青年作家,代表作《虚拟的伤痛》 、《第三只眼睛》,其作品追踪社会热门话题,反映中国当下的社会现状,其中长篇小说《虚拟的伤痛》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与笛安、颜歌并称冲击茅盾文学奖的80后作家之三驾马车。 冷宁冷宁,80后作家。后跨界做编剧、导演。 曾任中影集团旗下某影视基地剧本创作中心总监。2017年担任周杰伦监制、萧敬腾主演电影《靠谱兄弟》编剧。2008年出版长篇小说《雨痕》,引起广泛关注。后多年坚守纯文学创作,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大型纯文学讲座近百场,被公认为青年纯文学作家的领军人物。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依然·爱》,登上当当畅销榜。2015年开始与亚洲天王周杰伦合作,为其电影《靠谱兄弟》主笔编剧,该作品获得2017年年度最具投资潜力奖。2020年,冷宁出版长篇小说《梦未央》,该作品得到上千家媒体关注,并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全球发行,国内上市伊始,便登上京东图书畅销榜,并荣登榜单第二名。2022年,冷宁进军好莱坞,导演好莱坞悬疑电影《时空虫洞》。徐小雯徐小雯原名 徐湘丽中国作家。80后女性情感作家。(1980年11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四川墨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影视策划部经理、城乡经济网运营部主任。2002年徐小雯专研于写作,她的作品文风大气,语言犀利,言语间渗透着生活的哲理。其间散文、随笔、诗歌,散见于《青年文摘》《时代文学》《都市小说》以级各省,地(市)刊物2014年她更名为徐小雯。现名下代表作品:婚姻家庭类书籍《谁偷了我的爱情》英文作品:《Who stole my love》2014年 在在线问卷调查《大学生对80后作家及其作品的认知度》中 徐小雯在诸多80后知名作家中脱颖而出。安意如安意如,1984年6月20日出生于安徽省宣城市,本名张莉,中国当代作家。 2003年,以“如冰恋枫”为名混迹于金庸客栈。2005年6月,出版长篇小说《要定你,言承旭》。2006年8月至10月,出版文学随笔《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思无邪》。2007年6月,出版言情小说《惜春纪》。2009年1月,出版赏析元代戏曲的作品《观音》;8月,出版随笔集《美人何处》。2010年,出版古典诗词赏析作品《世有桃花》。 2012年1月,出版长篇小说《日月》;12月,与李少白共同出版图文集《再见故宫》。2014年2月,出版人物传记《聊将锦瑟记流年:黄仲则诗传》。 2015年6月,出版随笔《安得盛世真风流:品味唐诗的极致之美》。 2018年8月,出版文化随笔《千山之外》。

不久前曾有一条《中国制造》的中国制造广告在海外播出,引起舆论的大哗,称赞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中国首次在海外打广告宣传,这是头一遭,这反映了决策者勇于吃螃蟹的精神,但是在广告片中出现的挂着国外品牌的中国制造,则让人感觉有些尴尬;而后《国家形象》宣传片,集合了中国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名人,济济一堂,本来是件好事,但传播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人质疑,缘何只关注名人,而不关注普通的人们,并以时代周刊曾用中国工人为封面来说明,只有中国的普通民众,才更能代表今日中国的形象。 为什么国家公关的种种举措,其实施效果却总是打折扣呢?央视曾有一条《大国崛起》的纪录片,谈到各大国的崛起,而今天我们回忆起来,最能记住的还是各国的鲜明文化特征。在我看来,国家公关,无论是中国制造也好,中国创造也好,还是国家的形象输出、品牌输出,其本质都是文化输出,其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文化战略来支撑,否则,就是各做各的,各自为政,没有把准中国文化输出的脉,虽然也都是对国家形象的公关宣传,却形不成合力。文化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战争,国家形象公关战,其背后需要有国家文化战略的体系支撑,有意识,有组织,有技巧地组织国家文化的包装、输出。 从公关的角度来说,广告就象寒风,越吹人们只会把大衣裹得越紧;而公关则象太阳,暖洋洋的日光浴会让人们自动自发地脱掉大衣。而在国家公关层面来说,让人自动自发脱掉大衣,自动自发愿意接受,最理想的载体就是文化。而前述两个国家推广行为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文化战略,没有对国家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的认识,构建不成一个强大的文化体系,传播起来自然是事倍功半,效果大打折扣。在《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一文中,作者云杉分析总结这些年来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推进文化建设,思考并提出了三个问题:即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三个问题,涉及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这正是说到了点子上。 记得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话: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 ,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推进自己权利的,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播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售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没说别的,就靠中国没有学说,判断中国不是超级大国。这个评论很犀利啊,解释一下,就是在文化这个战场上,中国没有自己的力量,没有自己的系统,虽然经济赢了,但文化输了。文化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呢?你看居于中原的华夏文明,千百年来屡被外族入侵,结果呢,再强大的铁盔衣甲经过千年,早己不再,现在人们仍然延沿着华夏的文化大统,这就说明了文化的力量远超过一切船坚利炮。用海明威的话来说,就是你可以消灭他,但你打不败他。人们最终被文化征服。云杉的文章中睿智地写到,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虽然各种各样的文化表达和文化思潮不断涌现,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对建设自己的主流文化更加重视、更加自觉。美国就始终把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文化作为根本内容,以此来打造“美国梦”、强化“美国精神”。可见,培育和壮大主流文化,是古今中外的通行做法。记得有人说过,一个钱学森,顶五个师,这说明了科技的力量;而事实上,好莱坞、奥斯卡、格莱美能顶不少于五十个师,随着美国文化的传播,我们看到全世界亿万的电影屏幕、电视屏幕、手机屏幕都在播放着迪斯尼、好莱坞的影片,这就是文化战。小时候,我们看到日本的动画片,长大了,我们看着韩剧、美剧,这些都是文化影响力。 在这种影响之下,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对国外的研究很多,对本国文化的研究都很少。鲁迅提出文化拿来以后,“五四”到现在九十年,我们拿来了多少?1900年到2000年,英法德意西班牙俄文六种文字,一位教授在北大图书馆查了几个月,最后查出,一百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前赴后继翻译了十万六千八百册西方书籍。同时,他又反过来去做另一个社会调查:我们中国二十世纪的书包括古代的书被西方翻译了多少?1900年到2000年只有八百多套。这数字是否准确?新闻出版署做了个调查,结果是:100比1,数字是相同的。 自己不爱护自己的文化,别人当然来抢。文革时期把孔墓挖了,现在我们旁边有一个小国,四千八百万人,经常刺激我们的神经,他们喊出了“孔子是我们韩国人!”到后来甚至是“姜太公 钓鱼”的姜太公也变成了他们的了,中秋节、端午节,他们都要。我相信这些文化不是中国的孩子不要,而是我们不够重视,因此,我们不要光顾着过圣诞节、复活节,也要过下咱们的几大节日吧。 事实上,欧美强国一方面把握着文化,妖魔化中国。另一方面开始攻击中国,CNN主持人卡弗蒂不断地咒骂中国,后来中国留学生开始游行———NO CNN!一位华裔的律师向法院提交诉讼,说侮辱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他把那咒骂的录像全部剪辑好,诉讼法院,法院受理最后赔偿,达成了协议,说对中国人每一个人判赔偿一美元。那个主持人回去一算是十三亿美元,吓坏了,第二天就赔礼道歉了认错了。 当我们缺乏国家文化战略的统领的时候,我们看到各部门、机构、学校、媒体、团体、个人的文化空白市场就会被占领,借现在正上映的电影《让子弹飞》的片名,就是让文化飞,哪里的文化呢?今天世界己经是多元的,我们可以在中国看到各种各样的文化,美剧、韩剧、日剧,粉墨登场。 诚如云杉所言,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经济的强盛,而且伴随文化的昌盛。我们不仅要致力于经济发展、国家富强,而且要致力于社会的文明进步,形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现在,有人提出“文化边界”、“文化版图”、“文化主权”等问题,实际上是把文化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性资源来研究,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当前,中国作为一个在国际舞台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发展中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同世界互动中的作用更直接、更现实。特别要看到,中国还面临着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应当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居安思危,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加快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拓展我们的战略利益。国家文化,国家公关,国家形象——要有国家意识,一定要有国家文化战略! 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终极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有的国家甚至提出,要把文化作为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战略都应当维系于这个轴心而展开。日本学者依田憙家就明确提出,反对首先搞经济建设、文化发展可以滞后这一观点。相反,文化的普及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他以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和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发展为例进行了说明。他说,日本二战失败后丧失了大部分的产业,陷入了极其悲惨的境地。这个时期最先提出的课题是“文化国家的建设”,这大量反映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当时的日本国民从过去军国主义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在“建设文化大国”中找到了新的方向,而并非以“经济大国”为目标,结果是日本成为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国。拥有广阔领土和庞大人口的中国,往往被周边国家所戒惧,但是,只要中国采取了文化大国的姿态,周边国家的戒惧心理就能够得到缓解。文化文化,以文化之,周边国家,世界国家都欢迎中国成为文化大国。 我国知名学者王岳川曾在美国作讲演,放了张临的《兰亭序》的PPT,来听的人超过了原来人数的三倍。他逐渐感到,讲演还不如带去的文房四宝有吸引力。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化,正在让西方产生兴趣。 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其实做中国制造的形象广告,拿阿迪达斯,中国制造来宣传,还不如拿中国的文化来宣传。拿奥运会来展示国威,拿大数量的金牌还展现实力,不如文化更让人心悦诚服。公关是太阳,广告是寒风。寒风吹得越猛,人家的衣服裹得越紧。孔子著名的一次谈自己理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如沐春风,这就是文化力量。 国家形象公关战背后,我们需要强大的国家文化战略,解决好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三个问题,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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